科技部一科研项目首席科学家七成是官员

2010年11月底，某高校理工科教授赵庆明（化名）像往常一样打开网站看科技新闻，一条转载的消息吸引了他的目光：在科技部刚刚公布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通称973计划）2011年启动的172个项目前两年预算安排和2009年立项的107个项目后3年预算安排中，几位重点高校校长赫然在列。

“行政事务缠身的官员怎么有精力做973呢？”赵庆明心存疑问。973计划旨在解决国家战略需求中的重大科学问题，以及对人类认识世界将会起到重要作用的科学前沿问题。入选973计划首席科学家的数量被视为各科研机构的科研实力和发展前景是否广阔的衡量标准之一。

赵庆明尝试搜索了一下，结果被吓了一大跳：这份在中国学术界有着重要分量的名单中，带“长”字的人数还真不少。

科研经费向“长”字派倾斜

赵庆明教授经过多方调查、统计发现，在这份279人的名单中，现任行政领导近210人，包括高校校长、各学院院长，科研机构所长，公司副总裁、总经理、总工程师等，占总人数的近75%。这其中，还有一些专家为单位现任法人代表。

此外，在剩下的近70人中，还有10余位研究人员曾担任行政职务。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搜索后，赵庆明发现，这其中，只有50余人没有担任过行政职务。而这50余人中，又有30余人获得过海外学历，或者曾任职于国外的科研院所或企业的研发部门。

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份名单中，正在或刚刚卸任重点高校校长或副校长的专家有27位，占总人数的比例超过9.7%。

中国青年报记者找到名单并进行核实，发现赵教授提供的这些情况确实存在。

与此项统计相类似的是，有媒体统计了113项将于2011年开始实施的973项目中，由大学承担的占63项。其中,首席科学家由现任大学校长、副校长、校长助理等校级行政职务人员担任的共16项，首席科学家由现任院长、副院长、系主任及相同岗位的人士担任的共22项。以此计算，在高校承担的2011年973项目中，六成由校长、院长等学校行政官员领衔。

赵庆明教授算了一笔账，剔除官员和海归，剩下的本土培养和成长的专家不到30人，占总人数不足10%。这就意味着，“本土成长，又不带‘长’的教授，很难拿到大项目。”

在赵庆明教授看来，973计划作为我国最重要的科学研究基金之一，具有特殊的导向作用，由此带来的效应则是，所有的人都会往“长”字上挤，“如果不当官就难以拿到项目，这必然会伤害那些一心想做学问的教授的心。”

多个项目叠加时间超过有效生命时间

按照规定，973计划实行的是首席科学家负责制。

在973计划的官方网站上，这样描述项目首席科学家的主要职责：“制定项目的研究计划和实施方案；组织研究队伍，聘任课题负责人、把握学术方向和研究重点，学术交流，推动基础科学数据共享工作。接受科技部、财政部和项目依托部门的检查，支持领域专家咨询组的工作。”

项目首席科学家事无巨细，任务非常繁重，管理部门为此还专门规定当项目首席科学家的年龄超过60岁时，要求增设助理。

规定还指出，首席科学家应将主要精力投入项目工作。“通行理解，一般需保证70%的时间。”赵庆明说。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院士称，科学家一旦被压上领导职务，管理和开会就将占据大量时间，“保证70%的时间可望而不可即”。

2010年8月，《人民日报》也曾发表系列文章探讨研究人员科研时间缩水现象。其中的一篇报道称，一位从美国归来，现担任国立研究所课题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的研究人员坦陈：“我粗略算了一下，一年当中，大约1/3的时间用来申请项目，1/3的时间处理各种杂事；真正用在科研上的时间，有1/3就不错了。”

一位担任国内知名高校校领导的院士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当年在国外，至少95%以上的精力放在学术上，但回国后，领导信任，给自己压上管理的担子，很多时间用在开会、汇报上，“能有50%的精力做科研就很不错了。”

“作为大学的一校之长，如果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973项目上，他如何对学校负责？有的专家甚至是省长助理，每天东奔西跑，会都开不完，时间精力又如何保证？”赵庆明教授对此充满疑惑。

赵庆明说，有不少973首席科学家同时还是其他大科研项目的主持者，而那些项目也有时间要求，如此一来，就会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多个项目叠加时间超过有效生命时间。”

官员们成首席了，真正的学者就没有机会

华中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别敦荣教授认为：“很多单位在推选重大课题评审专家的时候，优先考虑的是主要行政领导，其他人根本上不了单位的推荐名单。”

这种看法得到了大量相关评审的佐证。2010年教师节前夕，教育部评出第五届国家高等学校教学名师。经统计发现，在100位获奖者中，担任党委书记、校长、院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实验室主任、研究所所长等行政职务的占九成，不带任何“长”的一线教师仅有10人左右。

2010年两会期间，九三学社中央向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提交的《关于减少行政化倾向，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的建议》的提案中，也举了这样的例子：在2009年新增选的院士名单中，中国科学院新增的35名院士，八成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现任管理人员；中国工程院新增的48名院士，85%以上是现任官员；工程院60岁以下新当选的院士，都是带“长”的人物。

这就形成一种模式：高校里能揽下各种奖项的往往不是教师，而是具有行政职务的院校领导。因为高校的科研经费申请、划拨，职称、荣誉、奖项评选等，都是由行政主导，普通教授不容易拿到项目，要是有了一官半职，资金、项目、荣誉可能都来了。

然而，有一种声音认为，中国的现实是“学而优则仕”，那么，“仕而优则学”也无可厚非。

别敦荣认为，这些人优秀可能不假，但要区分开来的是，他们做学者可能是很优秀的，做了行政以后，没什么精力做科研，水平可能会停滞和退化，就可能不再是优秀的了。“我们的官员不是孙悟空、不是阿童木，他们都是凡夫俗子，精力有限，做了行政工作，再去做科研，特别是还要承担国家重大课题，这是对国家不负责任的表现，也是对自己不负责任的表现。”

他说，可能有个别人是超人，做了行政后，既能做好行政同时又能做好科研，但这只能是个别的，不是普遍的。“他们在行政岗位上待得越久，学术水平越低。因此，以他们为首席科学家的课题研究能不能产生真正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值得怀疑。”

别敦荣认为，研究人员专职做行政后，只能算业余科学家。“国家应该出台去行政化的相关法规，严禁官员们申报课题，专职行政人员不得承担和主持国家课题。官员们成首席了，真正的学者就没有机会。”

赵庆明也表示，已有一些相关项目，如《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规定，特聘教授在聘期内一般不得担任高等学校实质性领导职务，包括校级领导及学校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否则教育部将停发其特聘教授奖金。“在各种计划中限制官员比例，应当形成公共呼吁，成为一种评价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