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化、精细化与范式创新：2016年新媒体研究的特点与进路

摘要

      2016年的新媒体研究，一方面与技术同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的热点同步呈现为研究的热门领域，引领新媒体研究的不断深入；另一方面，整体呈现出多元化与精细化的特点，或针对某一热点问题采取不同研究路径与研究取向，或基于某一具体问题和具体案例展开深入挖掘，力求以严谨的方法对新媒体现象做出精确而细致的描述。此外，“万物皆媒”的泛媒时代的来临、媒介的泛化，不仅为新媒体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更带来了对既有理论和研究范式的冲击。于是，在“技术”这个关键词之下，学人们在诸多层面展开反思，并期冀以此带来研究范式上的创新和突破，乃至推动整个新闻与传播学科的发展与进步。

➤关键词：

新媒体研究、泛媒化、范式创新

➤作者简介：

苏涛，云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讲师。

电邮：[email protected]

彭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新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电邮：[email protected]

 



随着现代科技特别是新媒体技术的飞速演进，以及由此带来的媒介生态的巨变，“新媒体”作为一个研究领域，不仅持续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热点，甚至已然成为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显学。新媒体研究，也正是在不断的技术变迁中，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驱动下，逐渐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和学术视野。

2016年的新媒体研究，一方面与技术同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的热点同步呈现为研究的热门领域，引领新媒体研究的不断深入；另一方面，整体呈现出多元化与精细化的特点，或针对某一热点问题采取不同研究路径与研究取向，或基于某一具体问题和具体案例展开深入挖掘，力求以严谨的方法对新媒体现象做出精确而细致的描述。此外，更为重要的是，“万物皆媒”的泛媒时代的来临、媒介的泛化不仅为新媒体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更带来了对既有理论和研究范式的冲击。于是，在“技术”这个关键词之下，学人们在诸多层面展开反思，并期冀以此带来研究范式上的创新和突破，乃至推动整个新闻与传播学科的发展与进步。

一、多种进路推动新媒体研究多元化

新媒体技术构成了现代传媒发展的基础环境，这也使得新媒体研究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认识和理解新媒体不仅拥有丰富的实践价值，更是认识人类社会从工业化向信息化社会演变的关键”。2016年的新媒体研究，在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和新媒体实践的自然引领下，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从基础问题到前沿问题，学者们从各自的兴趣出发，从多种进路共同推动着新媒体研究的丰富与逐步深入。

（一）宏观研究描绘中国新媒体景观与趋向

对新媒体发展业态与趋势的宏观研究，在2016年出版的与传媒业相关的蓝皮书中集中地体现出来。

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持编写的《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16）》总结了2015年中国网络新媒体发展的六大态势，包括：网络新闻资讯业的转型与移动互联的崛起，网络视频业在高速发展中渐成格局，社交媒体市场巨大但赢利模式仍不清晰，视频直播掀起投资热潮，自媒体从小打小闹拐进融资快车道，IP概念被中国重新定义。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主持编写的《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6）》对2015年中国新媒体的发展进行了全面总结，指出，新媒体进一步深度嵌入我国社会经济和民生生活，成为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因素。互联网平台成为经济发展新动能，“互联网+”成为媒体深化融合的新引擎，网络舆论影响政府决策和中国政治进程，中国新媒体战略传播力量在全球传播变局中凸显。新媒体连接多行业多领域发展，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新阶段的关键因素。各种新技术、新理念、新形态、新模式的竞相呈现，推动中国成为网络强国。

人民网研究院主持编写的《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报告(2016)》则侧重移动互联网发展状态与趋势的研究。报告指出，2015年中国移动互联网在稳健发展的同时，呈现明显转折迹象，主要发展指标趋缓，规模化增长到达临界点，总体趋势为：从高速发展转向稳健发展，从粗放扩张转向深耕细作，从业务改造转向模式创新，从要素整合转向平台融合。

此外，闵大洪的《中国网络媒体20年（1994—2014）》一书，以翔实的资料，对中国网络媒体诞生以来的20年历史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记录了中国新媒体发展的关键节点与事件，描绘出中国新媒体演进的多重轨迹。

研究者也在逐渐形成对未来传媒业发展趋向的判断。喻国明等人认为，未来的媒体将出现以下趋势：虚拟与真实的渗透融合，人们将“深度沉浸”于媒介之中，在现实和虚拟之间自由穿梭，甚至无法明确区分现实和虚拟的界限；嵌套式平台成为媒介共生新形态；媒介组织很难再保持带有事业单位性质的独立形态特征，而被迫转变为庞大移动互联产业当中的重要一环，提供用户所需要的媒介产品和媒介服务。

彭兰提出，未来媒体将出现“智媒化”趋向。“智媒化”的特征主要体现为万物皆媒、人机共生、自我进化。智能技术与新闻生产的结合，将带来个性化新闻、机器新闻写作、传感器新闻、临场化新闻以及分布式新闻等新的新闻生产模式。未来的传媒业生态也将在用户系统、新闻生产系统、新闻分发系统、信息终端等方面实现无边界重构。

张志安则提出了新新闻生态系统的说法，并指出，在这样的新生态系统中会出现如下趋势：大型企业将在变局中获胜，非营利性新闻业兴起，新的新闻加工方式出现，传播权力向受众转移。

 

（二）基本概念再梳理带来新的认识维度

概念不仅是我们思维的基础工具，也往往成为学术论争的焦点。2016年，诸多学人在研究中对新媒体的一系列基本概念进行重新界定，一方面试图厘清伴随时间的推进而发生演变、且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亦会产生变化的新媒体概念或概念网络，并由此形成新的认识维度，另一方面则希望通过对这些关键概念的新的阐释过程，来考察我们这个时代社会与文化所发生的关键变迁。

胡泳等通过对从主权到“网络主权”的概念发展史考察，认为网络主权是一个涉及到互联网治理的关键概念，不仅存在于国际关系的流动之中，更指向国际关系的具体实践。而对于互联网治理中“国家主权模式”和“多利益相关方模式”的对立，最好的方式是让国家政府与公民、企业加强协商，以便协调和整合各自的不同，积极促进公民社会和企业在全球治理、合作与沟通中发挥作用。



方兴东等对“网络治理”这一概念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发展到今天，由于互联网以及互联网影响的复杂性，网络治理应该从相对包容和广义的角度来重新定义。传统意义的政府主导的互联网管理，和政府不占主导地位的多利益相关方的社会化网络治理，两者应该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也就是说，通常意义的网络治理应该是广义的包括了政府主导的管理和非政府主导的社会化治理两大部分。

董天策围绕“网络群体性事件”及相关概念展开梳理与分析，认为大多数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并非社会危机，而是具有积极作用的网络公共事件。然而，网络公共事件难以涵盖所有的网络集群行为与网络集体行动，因此必须建立开放多元的概念群，才能有效概括错综复杂的研究对象，并且从网络公共领域、网络与集体行动、网络与社会运动等多元的理论视域与研究领域出发开展研究，才能推动该领域学术研究的切实进步。

2016年8月，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科专刊《网络空间研究》问世，该刊为双月刊，是我国少数聚焦网络空间研究的学术期刊。这一专刊的面世，是管理者与研究者对网络空间概念认识的不断升级、相关研究不断升温的一个结果。

 

（三）经典问题研究开掘新的解释框架

网民、网络社区、网络文化、互联网的社会影响、网络时代的个人权利等一些新媒体研究的“老”问题或者说经典问题在2016年得到持续关注。但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研究并不是对前人的简单重复，而是开掘出了一些新的研究和解释框架。

喻国明、马慧指出，互联网发展到今天，不仅是一种传播媒介、传播渠道或平台，而且是可以与物质、能量相提并论的生产要素，是重新构造世界的结构性力量。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极大地激活了个体及其嵌入的关系网络资源，从社会的“底部”改变了赋权模式与权力格局——关系赋权作为一种迅速崛起的新范式，为少数群体、边缘群体和能力丧失者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创造了条件。

胡泳认为，数字文化中充满了挑战，互联网正在走向一个建立新的“大宪章”的时刻，其主题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一是自由与控制的关系，即如何平衡个人权利与安全；二是如何建立数字信任；三是数字社会的成熟化必然要求填平数字鸿沟与提高网络素养。

彭兰认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网络用户是以节点化方式在网络中存在。节点化的用户是传播的基础单元，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构建个人化传播中心，这样一个传播网络的基本单元也是社会网络连接的基本单元，同时还是内容——社交——服务的融合单元以及资源的贡献单元。

逯义峰、杨伯溆认为，新媒体时代，新媒介即新社区，社区居民即网络化的个人。网络化个人主义理论视角下的社会秩序，既不同于基于科层官僚制下的宏大社会体系，也不同于基于家庭或邻里的紧密联结的传统社群结构，而是以社会网络的形式呈现的。

沈阳等关注“意见领袖”在不同网络社区之间的迁移行为，认为网络意见领袖在不同社区平台的迁移，不仅反映了用户对网络社区的选择倾向，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新兴媒介的发展趋向。研究发现，技术驱动、舆论关注、信息红利、圈群认同、可用性感知是影响意见领袖向未来新社区迁移的重要变量。

大数据、云计算技术的兴盛，以及社交网络、即时通讯和在线支付等渐趋融合，通过数据整合与信息加总，就可以很容易的再现一个人生活的轨迹和全景，个人隐私似乎已无所遁形。于是，个人信息的安全和隐私的保护愈发成为一个人们关注和担忧的社会问题。

薛可等人注意到了人们在社交媒体的使用中既关切隐私问题、又热衷于分享隐密的个人信息的“隐私悖论”现象。并以隐私计算理论为基础，不仅证实我国社会化媒体中存在着较明显和直观的隐私悖论现象，还发现：感知风险正向影响隐私关注，负向影响自我表露；感知价值正向影响自我表露，负向影响隐私关注；边界管理是一个在隐私悖论现象中起调节效应的变量，它可以显著缓和隐私悖论。



“被遗忘权”既是一个大数据时代实现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法律概念，同时也是一项正在被建构却又颇具争议的个人信息权利。李涵在梳理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提示我们一是要做好“被遗忘权”与表达自由之间的平衡，二是要对“被遗忘权”中的特殊人群：未成年人、公众人物、罪犯与恐怖分子，以进行区别对待。李艺认为应当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界定被遗忘权的内涵、行使条件；明确被遗忘权与知情权、新闻自由和表达自由权的关系，并妥善考虑该项权利的限制性规则。

网络社会的发展和传播技术的更新使得语言处于比任何历史时期都要敏感的动态变化之中。曹进等人借助模因理论分析了网络语言的传播力，其研究表明，社会语用类模因、表情符号类模因、谐音类模因、缩略类模因这四类网络语言模因符号是网络语言生产、演变和传播的主要力量。不同于以往学界对网络流行语宏观社会意义的关注，周俊力图从微观层面考察其传播机制，发现网络流行语存在三条有力传播的微观路径：当事人自主创造的、以戏谑方式呈现且被纳入官方话语场的流行语；在政治事件中由大众戏谑调侃某种不满情绪和诉求的流行语；在政治事件中大众杜撰表达不满情绪且进入官方话语场的流行。

在“信息传播技术与发展”这一经典的发展研究视角下，新媒体对不同群体的影响依然是研究的热点。

何晶等关注互联网使用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人口结构性因素和互联网使用情况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发展具有较为明显的影响。卢春天等关注城乡地理空间背景下，不同传播类型信息对农村青年参与公共事务所发挥直接与间接的影响。潘曙雅则发现，网络社区的参与度对老年人的人际网络、社会认同感、以及获取社会支持等方面有积极作用。

 

（四）社会化媒体研究持续拓展

“社会化”不仅已成为新媒体的一大主要发展趋势，而且已有充分的数据和事实表明，社交媒体正在成为人们获取新闻的最主要渠道。因此，在当下主流的互联网应用或多或少都具有社会化媒体属性的情况下，关于社会化媒体的研究也就具有了丰富的研究内容和多维的研究面向。

杨洸通过对“广州区伯嫖娼事件”微博发帖和跟帖评论的内容分析，发现整体舆论环境并不多元，轻事实、重情感发泄，舆论呈现出意见极化和共识的共生特点。李彪则发现社交媒体的依赖和使用对大学生的拖延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在人们享受它带来的便捷和消遣的同时，也面临着被其反向驯化的危险。陈素白等人以锚定效应理论作为切入视角，通过对豆瓣这个社交网站进行实验研究进而发现：豆瓣电影在线评分中确实存在着锚定效应，并且高锚使消费者打分偏高、低锚使消费者打分偏低，预警对评分中的锚定效应存在影响。

在突发事件中，传统的信息获取途径已经不能满足民众的信息需求，民众面临“信息缺失”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以信息共享为特征的社会化媒体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填补信息沟的角色。王宇琦、陈昌凤通过天津港“8·12”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社会化媒体传播研究，发现在危机中，政府不仅没有进行及时的信息公开，还在社会化媒体上单一地进行信息控制，由此引发公众话语的进一步对抗，加剧了危机。

在社会化媒体研究中，微博、微信研究依然是2016年研究的焦点，但在研究方向、方法上，有新的拓展。

刘宏宇等通过对腾讯微博的考察，发现其失败很大程度上源于包括政府监管部门、运营商、大Ｖ等各类传播参与者之间的内在动机分歧和利益矛盾，特别是均缺乏维护健康、理性和有序公众传播的公共价值诉求。王喆通过分析新浪微博使用者的认知行为，发现人际互动动机和网络公民参与度，与网络讨论的异质性正向相关，而更大程度的异质性也会导致更多的认知失调。并且，在社会政治议题讨论发生认知失调的情况下，人们可能会受到个人意识形态倾向性的影响来进行人际关系的调整。

徐智等人通过对微信朋友圈信息流广告的用户参与行为的研究，发现与广告有关的变量对用户参与的影响是有限的，相比之下，与社交媒体属性有关的变量则对用户参与有非常显著的影响。这种与社交媒体属性显著相关的数据结果也提示，新媒体广告效果的评估应该建立在互动性的基础上，且应发展有别于传统媒体广告效果评估的新评价标准。

政务微博、微信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拓展与深化。尹连根等以位居全国前列的五城市的政府官方微博为研究对象，发现它们缺少反映现实社会的内容以及对公共事件和公共问题的讨论，而是通过“内容上便民、形式上亲民”，竭力营造起一个乌托邦式的次私密领域。然而，“官微”这种淡化公共性、去政治化的努力并不成功。朱颖等人通过对全国15个综合影响力排名靠前的微信公众号进行量化分析，发现政务微信存在信息发布频率较低、信息内容与用户需求错位、信息呈现方式单一、语言欠缺活泼、即时交流活动不足、反馈缺失等问题。

与之形成对照，詹骞通过对甘肃陇南成县12镇5乡的政务微博观察，发现基层政务微博正逐步被纳入到参与式乡村传播网络中来，不仅为普通村民呈现当地政府的公共服务内容，全面展示政策文本与政策实践过程，也成为乡村电子商务的官方培育与推广平台，更为普通村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有效的表达与对话空间。

尹连根、詹骞等人看似矛盾的结论，也在提示我们，中国政治体系内部高度复杂，是一个多层级、多主体、包含各种逻辑和传统的杂合体。因此，在这种语境下进行的新媒体研究并没有固定的单一模式，更不能简约化。

2016年社会化媒体实践中的热点现象是自媒体内容创业、网红、社群经济、IP，相关研究数量也很可观，但多数研究还未能走出现象描述+简单反思或是浅层案例分析的研究模式。这或许是因为，实践本身还处于变化与动荡之中，而深层次研究需要建立在实践的不断沉淀的基础上。

 

（五）新媒体业务热点研究渐入深层

近年，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与云计算等新技术力量，已经开始渗透到专业机构新闻生产的核心环节，新闻业面临着被重新定义的可能。于是，数据新闻、机器新闻写作、传感器新闻、虚拟现实新闻、网络视频直播等新媒体业务热点成为学者们关注的新媒体实践领域的主要问题。

随着数据技术的日渐成熟以及数据信息重要性日益凸显，数据驱动的新闻渐成趋势，成为引领当下新闻实践的一股风潮，业界的日趋成熟的实践反过来也促使学界进行理论总结与深入反思。陈虹等在梳理数据新闻发展历程的基础上，认为我国的数据新闻实践主要存在着如下问题：数据源开放程度低，数据监管不力；新闻从业者数据素养偏低，数据处理能力有限；可视化技术滥用问题突出；专业化数据新闻团队建设有待加强。

方洁等通过对媒体人的访谈，分析了数据新闻在我国的实践情况及阻碍因素。他们认为，数据新闻加速了融合报道机制的形成，催生了多元化的产品运营路径。但实践中，数据新闻最显著的阻碍在于中国缺乏数据文化的环境，从政府到社会，对于开放数据的认可度偏低，且对数据处理的科学性、专业性的要求不高。此外，国内的新闻教育传统使媒体的大多数记者编辑缺乏数据素养，而具有写代码能力的新闻从业人员的匮乏已经成为突出的问题。

对于陈虹、方洁等人提及的“数据素养”问题，金兼斌则放在“数据媒体”这一大背景下加以认识。他认为，新的信息传播环境和新闻业的数字化、数据化演变，使得一切平台都具有了数据媒体的潜质，这也要求专业新闻记者必须进行素养的调适和充实，否则终将被变革的大潮所抛弃。而新新闻素养的核心维度就是“数据素养”——对其最简洁的表述，即记者对“数字泥巴”6的亲近感和翻耕能力。

邓建国在分析机器人新闻生产背后的逻辑和所面临挑战的基础上，认为尽管机器人新闻还存在很多不足，但它仍然对现有新闻生产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变革性影响：一方面它预示着“新闻工业化生产”时代的到来；另一方面，人类记者也将更能发挥其优势，实现新闻生产的“人机共生”。陈小晰持有相近的观点。她对比了近年来自动机器写作软件和人类记者撰写的财经类、体育比赛类新闻稿件，认为虽然机器写作软件在数据收集、数据处理、新闻写作速度等方面具有优势，但人类记者的新闻洞察力、新闻敏感性以及相关新闻的拓展、联想能力无法在短期内被机器复制。未来人类将和机器携手为读者提供更全面、快捷的报道。

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及新闻媒体对数据信息的依赖与日俱增，传感器逐渐泛在化，这为基于传感器进行信息采集、以大数据处理技术为支撑的“传感器新闻”的普及带来了可能，传感器开始进入新闻生产领域。彭兰认为，作为新闻源的传感器，将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人突破自身的局限，从更多空间、更多维度获得与解读信息。传感器也将重新定义新闻传播的反馈机制，使得用户反馈从意见层面深化到人体生理与心理层面。

视频摄录技术的360度全景化发展，使得新闻业可以进一步挖掘客观世界的数据，从而推动了虚拟现实新闻的发展。邓建国认为，虚拟现实对新闻传播业的重大意义体现在它能几近“穷尽地”记录和传输新闻事件。常江等认为，VR技术目前对于传统新闻叙事带来的影响，主要是一种“弥补”或“增强”，其效应在于扩大新闻作品叙事的能量和受众对信息加以感知的效度。史安斌等认为，VR和AR这两项新技术将在内容、业态、样式三个方面影响传统新闻业的转向。



在看到虚拟现实技术已经或即将给新闻业带来重大变革的同时，学者们也意识到了VR新闻可能存在的技术性挑战和新闻伦理风险。例如，邓建国认为，VR新闻对公众可能具有更大的操纵性和欺骗性；仍然具有极强的把关、议程设置和显化功能。在这点上，学者有着大致相同的认识。

2016年被业界称为“网络直播元年”。网络直播与传统电视直播究竟差异何在？谭天认为，传统的直播是PGC，而网络直播则属于UGC，这种传播方式令网民成为直播内容的生产者和传播者。要做好网络新闻直播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要有用户思维；二是要有互动；三是要对接好互联网平台。

基于用户角度的研究则在探析网络直播热的原因及影响。贾毅认为，网络直播的内核是经济利益下的人际交互，网络直播的兴盛是缘于情感体验下的狂欢，但网络直播这种“无剧本式碎片化表演”正在严重摧毁人们最基本的文化享受能力——阅读能力。袁爱清等认为，媒介的发展触发网络直播从重大事件的报道向普通受众的转型，其背后隐藏着极为复杂的文化及心理现象。网络直播由公共空间向私人领域的转向，既有文化学上的自我形象构建、形塑认同的驱动，也有人们对窥视欲的满足、象征性移植以及性驱动力等复杂的心理驱动。

二、多维方法与多维视野促进研究精细化

2016年的新媒体研究，研究方法更为丰富，与此同时，很多研究的焦点趋向精准、细化，不同学者之间围绕同一主题进行的多视野聚合研究，也为未来新媒体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合作模式。

（一）研究方法的多维拓展

研究方的多元化拓展是2016年的新媒体研究的一大特点。在传统的个案研究、问卷调查之外，如语义分析、社会网络分析、参与式观察、民族志、日记法等多种方法更广泛地应用于新媒体领域。这一方面说明了学者们研究视野上的开拓，另一方面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新媒体研究的步步深入。实际上，本文所涉及的研究论文，大多都在研究方法上有着精当选择和运用，由此也可见学术群体的方法和科学素养正在逐步提升。以下通过几个案例，来加以进一步说明。

田依林以具体舆情事件为研究背景，运用语义分析法、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在线网络用户瞬时传播态度网络，借助可视化图谱追踪不同时间刻度的网络用户之间形成的瞬时传播态度网络结构的动态变化趋势，揭示群体观点形成、两级或多级分化的过程和规律。

钱进等人通过运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法，进入新闻编辑室内部，以此展开对一个特定媒体的数据新闻生产实践和新闻职业文化的考察。他们发现，与传统新闻室中的新闻生产不同，该媒体的数据新闻实践是在一个全新的情境下展开的。新的工作领域、新的知识技能和新的团队成员组合，都将会对新闻编辑室空间里的社会关系和交往进行重构，而新闻室中的职业文化也随之发生变化，协同成为一种必须。

孙信茹在对新媒体的研究中，不仅把视线投向了少数民族群体，更是采用了人类学意义上的经典研究方法。她运用民族志的方法来考察云南普米族乡村年轻人的微信使用和微信群活动，发现微信之于这个少数民族群体来说，既是一种完全自我参与式的文化“书写”和实践过程，又通过西尔弗斯通所说的“双重勾连”而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有机构成。

（二）焦点问题的多维视野聚合

除了对多元方法的应用，2016年的新媒体研究有了更多的整体性和综合性。以多维视角关注一个焦点性问题，无疑有助于我们在整体上深化对特定问题的认知。2016年《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刊载的“青年的数字生活与都市文化”专题，即集体中体现了这种研究的整体性。

在“青年的数字生活与都市文化”这个大的命题下，该专题的5篇论文9聚焦于苏州的个案研究，并通过对“城市”、“空间”、“场所”、“传播”和“媒介”等核心概念的考察，聚焦于作为日常生活实践的、伴随身体参与的、落实于具体的空间场景的新媒体使用，并以此完成相互之间的勾连。

其中，杜丹以苏州为个案，对13部记录该城市景观的UGC视频及围绕这些视频的网友评论文本展开分析，发现在网络社交平台上，UGC视频的制作是市民主动参与城市形象塑造的一种文化实践。UGC视频的生产者运用重构参与式场景、强化被忽略的细节和重塑“异见”时空的空间生产策略，创造性地表征自身所处的城市空间。他们通过对官方和商业资本的认同、嬉戏、协商或对抗，维系了自身与城市的亲密关系，重新定义了城市的自我认同。

马中红以政府机构主办的“寒山闻钟论坛”为考察对象，探讨这个作者所谓的“体制化的媒介”可能具备的公共性特质。研究显示，由政府定制的体制性网络空间并不具备理想或应然意义上的公共性，但强有力的后台支撑体系保障了政府对网络议题的迅速回应，对公共舆论的关注，并引发后续积极的管理政策和措施的推行。另外，民众以个体身份，“携带”私域话语进入网络公共空间，在特定条件下有可能转化成公共议题，甚至推动公共论辩，促进政府与民众以及民众间的沟通交流。因此，这些实践层面的特征，体现了这一类型的网络公共空间具有“威权协商”的民主潜能。

媒介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进一步凸显了公共与私人之间边界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於红梅以苏州文化历史街区平江路为例，探讨在数字化媒体时代，城市特定空间如何通过人们的文化消费实践活动而呈现出生成中的公共性的可能性，以此呈现类似空间边界流动中所具有的张力。不同于对消费社会“公共性的衰落”的论调，於红梅认为，基于数字化媒体使用而生成的虚拟空间，经由与实体空间的相互交织，在一定程度上为拓展城市空间的公共性提供了可能性。

正如潘忠党所言，这几篇论文有一个共同特点：作者们都各自选择了一个可操作的小切口，紧密贴近经验观察，谨慎阐释所运用的核心概念，并将它们置于具体的现实场景中。



未来，类似这样的同一话题上多维视野的聚合性研究也许会更为普遍。而除了新闻传播领域的学者外，其他学科的学者及其研究成果的加入，将会为相关研究的深入提供更多可能。

三、传播与媒介的泛化趋势

呼唤研究范式创新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不仅正在推动新闻业的巨变，也为新媒体研究提出全新的课题和更高要求。“在物联网、人工智能、云技术等新技术的推动下，一个万物皆媒的泛媒时代正在到来。”媒介的“泛化”，给新媒体研究乃至整个新闻传播研究所带的最大困惑是，什么是“媒介”？——媒介“泛化”发展的趋势把学人们又重新引向了对“媒介”自身的再思考。新闻传播研究历经了几十年发展之后，似乎又回到了原点。

韩立新通过对“跨界融合”这一不同于“媒介融合”概念的探讨来回应媒介泛化的困惑。他认为，新媒体技术发展所引发的跨界融合，使得连接信源与信宿的中间体——媒介，从传统媒体中分化出来，并借助传播技术提供的平台，在不同的社会分工及其运行过程中，提供着基于信息的连接，进而引发了传统媒体诸种传播要素的分化，并在新平台上重新结构了信息传播的过程和形态。他进一步指出，跨界融合及其形成的跨界媒体是媒体发展的新阶段，正在改写或重写新闻和媒体的知识体系，推动新闻学知识体系进行“范式转换”。

高钢认为，信息传播边界的消失，对于人类的意义不仅是信息传播权利的重新赋予，而且是人类社会运行模式的重新设计，是人类文明形态的重新建造。戴宇辰则认为，媒介已作为一种制度化要素开始独立作用于社会文化变革，它与之相互交融，并且不断更深入地卷入各种领域的变化之中。

陈力丹认为，传播学的架构仅是大众传播的产物，随着互联网对观念、消息传递、内容生产、人们日常生活消费的重构，以及新一代人对互联网用途的重构，“媒体”可能是任何一种想象不到的形态，因此，原有的传播学理论已无法解释非线性、圈层、超链接的互联网传播现象。

谢新洲等也指出，传播学在原有学科局限性的掣肘之下，难以与新媒体发展的大势相融合，新媒体研究是一个具备多学科背景的研究领域，既有媒体自身的研究规律，又需要倚靠多学科的知识体系，由此才能体现新媒体研究的社会认同和学术价值。

由此可见，学者们对新媒体研究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有着共同的、清醒的认知。但问题在于，如何进行范式的创新和转换，以推动新媒体研究乃至整个新闻传播学科的进步？



谢静通过对微信新闻的具体研究间接回应了上述问题。她认为，有关社交媒体新闻的研究，需要转变思路，反思形成于大众传播时代的新闻理念，突破既有范式，将新闻生产置于社会交往的动态关系之中。“传统大众传播时代的生产观是以一种媒体为本位的观念，在社会生活重心转向交往的新媒体时代，我们需要走出以传者为中心的生产本位，不是考察如何继续在社交媒体上传递新闻产品，而是考察人们如何在社交媒体的交往中生成新闻。”

对此，潘忠党有着相同的看法和更为直接的解释：“在我看来，什么是或不是‘媒介’这个问题，可以有两个语境中的回答。其一是我们所熟悉的，即在以媒介技术、形态和应用为对象的研究中，媒介是以信息承载和传递为设计功能的技术或物件，这里的‘媒介’是具有特定指代的概念；其二是在所研究的特定人类交往活动或被置于交往视角下的特定人类社会现象中，那些因其自身的结构、意指和勾连作用等而生成被考察现象的历史与文化积淀或意味的特定物件。这些物件的设计功能并不一定是信息承载和传递，但却在人的交往活动中被用来发挥这样的作用。这里的‘媒介’是个隐喻，以及由此构成的对特定物件的思考框架。所以，对于‘什么是媒介’的问题，只有在特定的研究场景中才可形成具有理论解读、叙事建构意义的具体解答。”

也有学者聚焦于德布雷的“媒介学”，以此重新思考新媒体和社会建构的关系，并期待由此带动新媒体研究范式创新和突破。陈卫星认为，从德布雷的媒介学原理出发，“媒介不仅仅是技术体系和文化体系，还是一种历史结构”。他认为，“从重新塑造社会生态和产业结构开始，当今时代的新媒体正在对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进行全面介入。新媒体不仅仅是一种信息生产方式，更是围绕着它所依托的介质和载体所产生的组织性、结构性的活动，重新结构社会性的生产关系。”因此，新媒体研究应该关注“新媒体与社会生产力的升级换代的关系、与受众的接触界面的接近关系、与媒介技术植入权力序列的关系，以及媒介技术的制度化过程的关系等等。”

孙玮认为，为应对新媒体浪潮，传播研究不能局限于既有主流传播学的功能主义理论框架，必须进行范式创新，并由此提出自己的三个建议：其一，传播的涵义必须拓展；其二，新技术崛起促使学术思想界正在经历传播的“中介化”转向；其三，在当前人类社会实践中，传播正在成为社会的构成性要素。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推动这些在其他人文、社科研究中已有的认识，尽快进入传播学研究的核心视域。

“美国诗人爱默生指出，新的挑战所带来的逆境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它允许我们重新定位，并提供了重整旗鼓的契机”。人类学家格尔兹在论文集《可鉴之光》中讨论人类学学科发展时也认为，“我们的困惑就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学科发展面临困惑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学科的幸运，可以让一个学科在问题解决过程中保持生机和活力，避免学科发展的“内卷化”。而对于当下的新媒体研究来说，为解决媒介泛化的困惑所做出的种种努力，也必将成为推动其向前发展的一大动力。

来源：国际新闻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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