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反宣传法案与自媒体虚假新闻标记研究

美国反宣传法案与自媒体虚假新闻标记研究

2016年12月23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即将卸任之时签署了一个名为《波特曼-墨菲反宣传法案（Portman-Murphy Counter-Propaganda Bill）》的法案，其核心内容为美国国防部将在2017年获得额外预算，成立“全球作战中心”以对抗外国对美国的宣传。具体内容一是整合全联邦政府的资源，直接参与“对外国政治宣传和谣言进行曝光和反制”；二是投经费买服务，成立基金“帮助培训各地记者，并向非政府组织、民间社团、智库、私营部门、媒体组织和政府外的专家提供资助合同。

美国反谣言和宣传法案生成并发挥作用的历史可谓久远。1940年6月28日，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了第76届国会通过的外侨登记法(Alien Registration Act)，又称《史密斯法案》，对美国的宣传活动方面做出禁止规定。1942年美国之音成立。1948年，美国通过《史密斯－门德法案》，使建立常设的对外宣传机构合法化。

1948年7月，美国共产党总书记尤金·丹尼斯（Eugene Dennis）及其他10位该党领导人被指控违反《史密斯法案》，密谋组织传授推翻美国政府的群体。这一引起巨大轰动的审判持续了9个月，形成了16,000页的庭审证据记录。在审判中，被告人声称，他们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规定的言论自由的保护。因查明这些共产党领导人不愿在民主国家体制内工作，反而意图引导一场暴力革命，陪审团裁决他们全部有罪。

被告人提起上诉。美国上诉法院运用了衡量言论自由的“明显且即刻的危险”标准，该标准是由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首创的，当时霍姆斯在法庭全体一致的司法意见中写到：每个案件中的问题均在于，所用的言词是否此类环境条件下使用，并且是否具有导致此类明显且即刻危险的属性，以致这些言词将会带来国会有权阻止的实在恶行。即它“必须追问，依其不可能性而可不予考虑的该‘恶行’的严重程度是否能够证实此类对言论自由的干预是避免危险所必需的”。

对该案的判决，美国最高法院八位大法官之间出现了一些分歧。有几位大法官认为：请愿者意图在环境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快推翻美国政府。他们的密谋……导致了“明显且即刻的危险”……他们因违反《史密斯法案》而被判决有罪是恰当而符合宪法的。

对上述意见，法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大法官表示赞同，但他写到：在维持我们面前的这些有罪判决时，我们很难避免对思想交流的限制，这是一个可以令人冷静的事实。法兰克福特大法官还写到，最高法院的职责在于，在做出有罪判决前，要求提供实在证据，并确保执行法律时的公正程序。在提出附随意见时，杰克逊（Robert H. Jackson）大法官则写到：明显且即刻危险标准的那些作者们绝不会将之适用于此类案件，我也不会。

道格拉斯（William O. Douglas）和布莱克（Hugo Black）大法官撰写了反对意见。布莱克大法官认为：（对美国共产党人）指控在于他们密谋使用言论或报纸传授和鼓吹暴力推翻政府。无论它是如何用语言表达的，这都是一种先前审查言论与出版的危险形式，而我认为这种做法是为第一修正案所禁止的。

道格拉斯大法官则写到：如果没有明确而客观的证据证明存在明显无疑的鼓吹恶行的危险，就不应据以牺牲言论自由——我们政府制度的荣耀。根据庭审记录，任何人都无法说，请愿者及其皈依者正处在这样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其目标的战略要地之上。

但是，法院多数方意见认为，《史密斯法案》并没有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或《权利法案》的其他规定。因此，不仅丹尼斯及其他上诉人继续监禁，而且依据《史密斯法案》，有121名二级美国共产党官员也被指控密谋推翻政府。其他党员个人也受到指控。在1951年至1956年间受审的每一个案中，最终都是有罪判决。所有判决均得到上诉法院的维持。所有的审查均被最高法院驳回。

自媒体时代围绕美国反宣传法案，是否可能有类似上述原被告或主、客体明确的案件发生？需要进一步分析。上述美国最高法院的案件审查提供了一个例证，说明宪法第一修正案对公民的保障需要如何与国家对自身的保护需求之间实现平衡。传统媒体时代有法官评判并给出意见。自媒体时代呢？

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用户在Facebook上散布了大量关于候选人相关的假新闻报道。这些假新闻的影响力远远大于美国19个主流媒体的新闻。在关键的最后三个月大选拉票活动中，有20个假新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在Facebook上总计被分享、参与评论了870多万次。其中，有17个是亲特朗普，反希拉里的，最有破坏性的就是“希拉里卖武器给ISIS”和“教皇支持特朗普”（微议题排行榜，2016）

Facebook传播的关于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极具影响力的20条假新闻

因为“虚假新闻”在社交平台上的“恶的养成”效应明显，不少带有偏见的说辞也同时产生。美国凯瑞公司的印度工会领袖查克•琼斯上周在Twitter上批评了特朗普后，便从特朗普支持者那里收到了一系列威胁电话。另一名女大学生因在某次集会上向特朗普提出了一个尖刻问题而遭到他在Twitter上反击，导致这名女学生遭到大量淫秽言辞和疯狂威胁的骚扰(纽约时报,2016)相关舆论的争论也是公开的。

一直与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站在对立面的是以美国纽约时报为主的多家传统新闻媒体，他们不惜以“矫枉过正”的报道方式，在美国总统选择投票过程中，违背新闻客观性基本方针，大力度地报道希拉里民意调查远高于特朗普。即使特朗普当选后，仍有媒体讽刺特朗普是“Twitter治国”。《纽约时报》2016年12月14日报道，如果Twitter公司愿意，完全有权封停美国当选候任总统特朗普的Twitter账号。

Twitter可以制定自己的言论规范，禁止用户利用该公司的服务来煽动骚扰行为。2016年早些时候，Twitter曾封停了多名特朗普支持者的账号，原因是其违反了这种规则；而该公司还曾表示，其规范适用于每一名用户。

但是，目前Twitter还不能封停特朗普的账号。因为特朗普发布的Twitter信息巧妙地游走在Twitter规定的灰色地带。

对于“假新闻”影响大选这件事，Facebook 一开始也试图淡化人们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也认为，说 Facebook 影响大选是个“相当疯狂的想法”。他认为Facebook只是个平台，不应该成为“真相的仲裁者”。但在一次直播活动中，扎克伯格则承认，Facebook 需要像媒体一样承担信息过滤的责任，承认假新闻是一个更严重的威胁，并宣布将采取多种方式打击假新闻。Facebook同时已通过一系列尝试打击假新闻。他们希望简化假新闻的上报流程，由事实验证组织来标记假新闻，团队还将收回垃圾信息传播者获得的收入分成，也更加密切地关注其他相关信号。

另一方面，Twitter也开始禁止那些违反其使用条款的帐户，如禁止骚然和仇恨行为。但是这个平台把它的热点集中在与特定政治运动有关的注册帐号上。正因为如此，许多人认为它看起来像一个政治举动，而不是反滥用。

传统媒体的编辑作为“守门人”，对信息进行筛选和过滤，他们决定了受众看什么。所谓拟态环境，就是说这群传统的精英记者编辑，通过自己的信息组合，并在新闻操守的约束下，影响并制约和平衡大众的世界观。

但自媒体确实不同于传统媒体，社交媒体“做”新闻的目的只是想黏住用户，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社交媒体会利用“算法”主动提供给用户们喜欢看的东西，这些内容是根据用户之前的行为推荐的。其中的矛盾是，喜欢看的东西，未必是真的。

互联网将传统的新闻把关人，由一套由程序员编写的算法替代。这套算法可能把观点相异的言论挡在人们的视线之外，呈现一个受者内心偏爱但却虚幻的世界，而新守门人的行为准则，是在一个商业话语体系下的。Facebook、Twitter、WeChat他们都是由企业创建的，也被公众认是属于互联网企业，其主要的目标是赢利，原本并不是提供一个公正、公开的平台。

Facebook和Twitter两大平台都采取了一些有争议的步骤，希望更好地监测和策划内容。Facebook开始重视识别并标记假新闻帖子，并正在研究算法来识别假新闻报道。“算法”是在有限步骤内求解某一问题所使用的一组定义明确的规则。算法系统能够通过分析信息的标题和内容来判断是否含有虚假信息，继而对其进行标记。可以通过合法的来源对文章的内容进行检查，设置超链接至美联社或其他白名单的媒体组织。并通过减缓虚假消息的传播速度，提高分享虚假消息的标准。但具体地看，算法将如何处理真相、偏见、煽情等问题也是一个复杂的任务，减少偏见是非常困难的。

如，一张照片纪录了越战期间一名女童赤裸逃离遭汽油弹袭击村落的历史瞬间，挪威作家埃格兰（Tom Egeland）2016年8月在自己的Facebook账号上分享了该照片。

越战期间一名女童赤裸逃离遭汽油弹袭击村落

之后，Facebook以保护儿童、违反道德标淮为由，强行删除该照片，并暂停了埃格兰的个人帐号。挪威最大的报纸《Aftenposten》将照片分享至Facebook专页后，也收到通知，要求删除照片或打上马赛克，理由是“任何展示全裸的外生殖器、臀部和完整女性胸部的照片，都要删除。”

此举引发轩然大波，《Aftenposten》在头版刊登公开信，谴责Facebook的做法。主编汉森（Espen Egil Hansen）痛批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伯滥用权力，没有良好的判断力来辨别色情照片和战争照片。挪威首相索尔伯格（Erna Solberg）也表达了抗议，大意为Facebook此举是在误导大众，改变历史和真相。汉森建议Facebook改善自己的工作模式，同时将编辑与普通用户相区别，重新审视Facebook的经营方式。对此，Facebook一位发言人回应称：“我们试图在人们自我表达与保持我们的整体社会安全和尊重中找到平衡。我们的解决方案不会永远是完美的，但我们会继续努力改进我们的工作方式与规则。”

相比起人工编辑来说，算法管理起来也更容易，更经济实惠。但算法解决方案必须是透明的，利用算法系统进行审查变得相对容易些。另外，如果在社交网站上发布虚假消息，规定会受到相应惩罚，继而就能够阻止机构采取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连续传播虚假信息的域址会受到排名降级的处罚，从而有效阻断他们对于虚假信息的传播。

算法有多么重要？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人会变得慢慢放弃决策权。赫拉利(2016)认为，计算机与我们的关系，大概分三步走：第一步，算法相当于我们身边的先知，你有什么问题问它下，但决策权在你手里。第二步，算法相当于是我们的代理人，它告诉你一个大的方向和原则，它去执行，执行中的一些小的决策，它自己说了算。第三步，算法成了我们的君主，你索性什么都听它的。当然，还有一种人是不受算法控制的人，他们就是控制算法的精英。算法不能理解这些精英，也不知道他们有什么需求，这些人才是世界的主人，站在算法系统背后，做最重要决策的人。普通人听算法的，算法听他们的。

从未来和发展的角度看，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即将卸任之时签署《波特曼-墨菲反宣传法案（Portman-Murphy Counter-Propaganda Bill）》的法案，尽管实际效果尚需实践检验，但通过分析我们认为，在自媒体上传播虚假新闻消息，不受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因此，也无需涉及言论表达用“明显和现实的危险”原则框架进行分析。其中的原因，并非是因为在已经发生的选择和以后任何一次选举中，类似的替候选人代言和为支持候选人当总统所散布的谎言，都不是什么重要的政治力量, 可能称得上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了威胁。美国最高法院所维护的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和自由的运用，是以不危害美国政治统治秩序为限度的。

1940年《史密斯法》的目的不仅在于对公然恐怖和暴力本身的制止, 而是要进一步对暴力推翻政府的言论予以制裁。传递虚假新闻消息实际上是对言论自由权利的滥用，政府限制和处罚这种行为就不算违宪。最新出台的反宣传法案只是表明是美国政府进一步重视宣传工作，特别是如何对抗来自外国的政治宣传和谣言，因为网络传播已经步入到自媒体宣传渗透时代。

在“反宣传法案”之下，将不会有什么原告、被告，也不会有法庭、审判。有的只是用算法确定虚假信息来源，分析数据，并以真正的反恐怖主义方式“发展和传播”基于事实的叙述来反对宣传。这个法案提出要在国务院建立一个反谣言宣传的跨机构中心来协调各个政府部门行动。法案还要成立一个资助项目，支持政府外的非政府组织NGO，智库和公民协会的“反谣言宣传活动”。

现代性的历史就是科学与宗教之间的斗争。理论上说，科学与宗教都在追寻真理，但却是完全不同的真理。宗教的核心在于秩序，而不断演化的科学却主要关乎力量——从理解事情为何发生、如何发生当中产生的力量，这股力量使我们能够做到很多事情，比如治愈疾病、征战、生产粮食。传播的秩序，包括民主和自由（真实）的次序，正在被人类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创造的令人震撼的知识和工具所颠覆的。而美国正在试图通过这个反宣传法案，完成信息传播平台的转移，目标是让新闻真实与否由算法说了算。同时，普通人听算法的，算法听控制算法的精英们的。

来源：国际新闻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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