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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培仁+王昀:基于“一带一路”世界主义想象的中国传媒进路

2017-1-14 23:32| 发布者: 乔笛宇| 查看: 477| 评论: 0|来自: 编辑之友

摘要: 1.世界主义,中国的新世界主义与传媒的世界认知世界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主张“世界意识,无国界意识”;“推崇世界的多样性”;承认“一切都是平等相同的,但每个人却又都是不同的”;“国家若要继续生存,就必须合作 ...
1.世界主义,中国的新世界主义与传媒的世界认知

世界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主张“世界意识,无国界意识”;“推崇世界的多样性”;承认“一切都是平等相同的,但每个人却又都是不同的”;“国家若要继续生存,就必须合作”。同时,声称“世界主义的观点”“不是利他主义,不是理想主义,而是现实主义”。

纵观中国对于“一带一路”、亚投行、G20杭州峰会、上合组织等合作平台的论述,以及习近平于2015年9月28日出席第七十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的《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讲话,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的新世界主义的观点既是现实主义的,也是理想主义的。其主要特征是:1.反对霸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主张世界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2.反对地域保护主义,主张人财物讯自由流通、开放合作;3.反对利己主义,主张共商共建、共赢共享、共生共荣;4.反对干涉他国内政,主张和谐包容、市场运作、和平发展。总之,新世界主义致力于“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具有相同世界愿景的整体互动、和谐包容、开放合作、共建共享、共生共荣的新型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生态,造福世界各国。因此,“中国现在可能要失掉某种中国性,为的是找到我们自己的中国性。”正如刘擎所言:“新世界主义的目标不是更换霸主,而是改变霸权结构本身,不是变换玩家(player),而是改变游戏本身(the game itself)。”

民族主义不是新世界主义,也并非与新世界主义完全对立,两者反而可能是相互包容的。对于中国传媒而言,以“一带一路”战略建设为契机,一方面仍需努力深耕本土问题,理性诠释面对当代全球复杂的国家利益纠葛与国际关系困境,中国所可能施展的作为;另一方面则是在吸收新世界主义内涵的基础之上,向外界呈现担当、分享与合作精神,持续保持关怀世界的道德责任。

2.制度优化与价值对话中的传媒

自后冷战时期以来,一种拥抱西方工业技术、政治观念、生活方式以及大众媒介系统的社会转型模式得以在全球树立。而“一带一路”通过勾勒与众多空间沿线国家的互容关系,在扩展中国的世界影响力之同时,亦蕴含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变化背后的发展成就理念以及“中国梦”的深层驱动,象征了另一种可供外界借鉴的改革模式。

面对世界从传统媒体、产业和经济全球化走向新媒体、新产业和新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一带一路”表达的新世界主义无疑勾勒出“重塑经济全球化话语权”的愿景,致力于“为解决人类公共性问题与挑战发出中国倡议、提供中国方案、展示中国智慧”。在挖掘进一步的“中国认知”过程中,传媒研究事实上交织着三个不可分离的部分:其一,建立在对全球文化流动与信息工业深入观察的基础上理解中国传媒文化的特殊性;其二,通过检视中国媒介面临的矛盾性过程与复杂结构机制,提供反思西方主流经验的媒介研究方向;其三,从制度的传媒过渡到国家整体性轮廓,以传媒为窗口展示中国可供世界主义理论吸收的历史经验。

3.信息资源分配网络中的传媒

此一面向将重心置于传媒如何作为内容公共品,促进“一带一路”庞大的跨国性流通网络建构。传统新闻生产观念认为,受制于经济因素的资源分配考量,媒体总是倾向于投入本地新闻而对异地事件缺乏热情。跨国信息流动则通常由少数国家主导,世界信息秩序由是卷入较为浓厚的媒介帝国主义争议。而通过呼吁“共同发展”的空间地缘政治,“一带一路”既强化了沿线国家彼此资讯分享的必要性,也在客观上形塑了新的信息资源分配可能。

事实上,信息资源的区域化成果在过往中国的国际传播发展中早已崭露头角。中国传媒业目前具备的资源优势,亦可进一步统合入“一带一路”框架:这既包括以互联网、移动传播等基础设施技术为先导推动沿线国家交流硬件建设,以流行文化商品为基础扩大内容商品的共同消费市场,亦涵盖以新闻开放数据源为平台的资讯分享机制。

4.文化地理认同路径中的传媒

虽然传媒作为认同纽带,乃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但由于“一带一路”本身卷入到复杂国际地缘政治,其作为一整套世界话语亦在不同跨文化语境分裂出不确定性面貌,使得对外传播过程中实际充满挑战。即使诸如“丝绸之路”这一特定概念,也并非中国语境独有之产物。Laruelle即观察到,关于丝绸之路“复兴”的叙事话语曾在20世纪末苏联解体后一段时期内兴起,借助于将中亚定位为古老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以土耳其、伊朗为代表的诸多亚洲各国均视“丝绸之路”为策略性手段,进而推进在中亚地区的自身国家利益。与此同时,美国在制定其中亚政策过程中,亦积极拥抱此概念,开展地缘政治竞赛,隐藏背后的“大国博弈”本质。

因此,跨地理维度决定了“一带一路”的传媒话语实践会在交织冲突、协商与共识的线索下展开,这使得我们探讨传媒的在地化实践时需要相当谨慎:一方面,深入关注文化间性中的传媒生产,评估其如何塑造人们关于文化地理的认知变迁,形成新的社会网络;另一方面,则需要注意到当代语境下,媒介技术、产业、内容与受众多维度的持续融合所赋予的世界主义内容变化,其中颇具代表性的即是流行文化世界主义在不同跨文化社会的增长力量,正不断鼓励新的全球意识和文化胜任力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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