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指令解决不了婚丧浪费问题

去年11月28日，中宣部、中央文明办要求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婚丧大操大办作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12月27日，河南濮阳台前县对红白事标准进行了明确要求，要求彩礼总数控制在6万元以内，不执行要被惩戒。文件出台后，引发了网友热烈讨论。（《华西都市报》1月4日报道）

把中央部委反对铺张浪费的精神，错误地理解成数字化管理，通过制定具体的数字指标，来玩管理创新的把戏。这样的把戏，门槛真的不高。上面要求反对铺张浪费，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下面就来个消费限额。台前县要求农村婚娶彩礼的6万元上限，在我看来不过是计划思维的数字游戏，看着新潮，其实老套透顶，了无新意。

实事求是、因户制宜，应该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原则。就拿彩礼来说，对于寒门子弟而言，6千元的彩礼可能已经让他们头疼；对于富裕家庭来说，6万元可能只是个毛毛雨，甚至还显得“寒酸”。县上抛出个6万元的天花板彩礼限额，显然有点一刀切。不晓得这个6万元的最高限额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很可能是该县消费水平的平均值吧。不论怎样，在市场思维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的今天，让寒门的人觉得自己很穷，让富家觉得受束缚，这样的彩礼最高限额，和时代有点很不合拍。

铺张浪费不是正常的消费，的确需要舆论的引导。作为社会治理部门，重视婚丧嫁娶的大操大办，重视精神文明建设，这样的出发点值得嘉许。解决婚丧浪费问题，更多在于引导，而不是用数字化指令强行限制普通民众的消费。引导在于选择典型人物，通过他们的事例给人看，成为普通人模仿的范例。如果官员的孩子结婚，其子女坚守了“自强创业观”，不要父母的关系安排工作，不要父母的钱依然能打出一片新天地，他们结婚的消费能全程透明，相信会成为公众模仿的对象。如果自己的子女需要啃老，单单倡导农村子弟“自强创业”，是不是有点牵强了呢？

社会问题可以无限，地方政府不能无限。有些问题需要地方政府去治理，有些问题交给舆论去限制就行。以铺张浪费为例，铺张浪费没有具体的数字指标，不同家境的人他们的消费能力相距甚远，地方政府怎么可能定义铺张浪费呢？既然如此，煞有介事地制定铺张浪费的指标，岂不是无事生非了吗？

限定彩礼最高限额，这样的数字化指令，更多是个笑话。正如网友所言：“地方政府啥都想管，啥都管不好！”“有钱的多花，没钱的少花！只要政府官员不乱花啥就好了。老百姓自己挣得，爱咋花咋花，花完别哭穷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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