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领队回应黄山事件 承认态度有问题

 12月13日，由复旦大学生、校友和校外人员组成的探险队，在黄山登山探险时迷路报警，民警张宁海在搜寻归来途中牺牲。随后，有媒体和公众质疑队员对民警牺牲过于冷漠。网络上对登山队进行了道德上的质疑，并陆续爆出“复旦媒体公关”等各种言论，质疑升级，被称为“黄山门”。

处于漩涡中的18人，在被救下山后做了什么？他们经历了怎样的一个心理过程？他们怎样面对这样的舆论和谴责？昨日，本报记者对话这次参与探险的领队。

侯盼

登黄山探险队的召集人，复旦大学2009年硕士毕业生，18人的领队。

“黄山门”事件发生后，他遭到人肉搜索，收到各种谩骂的短信和电话。他作为18个人的代表，接受媒体的采访。

【对话人物】

“下意识希望没有人死去”

新京报：登山遇险，参与救援的民警牺牲，然后你们的一些表现遭到指责，经过这几天的争议，心情是否平复了一点？

侯盼：好一点了，现在就是希望把二老（牺牲民警张宁海的父母）的事情做好。

新京报：这段时间对你还有队友，应该都是一种煎熬，你的心理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侯盼：从黄山回来当时是星期一（12月13日）凌晨两点钟，一直到星期三晚上，我没有合过眼。刚回到上海时，当时听取心理治疗师的意见，尽量不去想事情发生时的情形。

新京报：没有合过眼，你当时想得最多的是什么？

侯盼：作为领队，我和压队（跟在队伍后面保护或监督）小唐当时做得更多的是总结技术的问题。为什么会出这样的事情，我们到底犯了什么样的错误，报警是否应该，这些问题。当时想到的多是活人的教训，而没有去想一个生命的消失。

我们会有一些心理暗示，刻意去回避有一位民警为我们牺牲的事实。主观上不敢去想，不敢去谈。别人说我们一声不吱，很冷漠，我承认我和压队小唐态度有些问题。

新京报：你说态度有问题，不敢去想，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

侯盼：一个就是我们回到学校，为我们做心理辅导的老师，让我们暂时不要去想这个事情，平静一下。另外，我想我们也是不敢面对生命消失的事实。

新京报：为什么会不敢面对？

侯盼：一个人的生命因为我们而失去了。我们当时还不敢承担起这个责任，总觉得下意识地希望没有人死去。

新京报：什么时候才真正意识到，一个人的生命失去的问题？

侯盼：星期三晚上，我接到了张宁海家属的电话。我当时说，家属这边有什么样的要求，我一定办到。他们的态度非常宽容，希望我们压力不要太大。他们只想知道宁海去世的一些细节，宁海当时是走在哪里，穿着什么样的衣服，什么情况下失足，有没有喊，最后一句话说的是什么。

就是这些问题，突然我一下子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我真切地意识到一个生命就这样消失了，我从不敢去想，一下子就爆发了。

我觉得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意识到了生命的问题。我开始反思，开始忏悔，开始想怎样去对二老做点事情。

新京报：从那时候开始愿意去面对这件事？

侯盼：我后来去参加了张宁海的追悼会。在现场，我见到了张宁海的妈妈，我说，“我们18个人都是您的子女，您是我们的妈妈”。张宁海的妈妈当时已经难过得说不出话来，但她还是用脸贴了贴我的脸，把我拉起来。

出了追悼会现场，我们开始面对媒体采访。一个生命因为我们而失去了，我们需要承担起这个责任。我拒绝了几家媒体的采访，因为我对他们的失实报道非常不满。

今天早上的时候，我意识到没必要苛责媒体把我们的冷漠和英雄进行对比。如果说，这种对比能够教育大家不做我们，而学习英雄事迹，能化解点社会上的戾气，我觉得可以接受。而且关于学生的教育的缺失和责任的承担，这些也可以更好地教育人。

“我们要做的是行动而非辩解”

新京报：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登山路线？

侯盼：因为这是一条成熟路线。而且去年，我们的朋友带28个人在有向导的情况下走过。对于我考虑不周的地方，我想等事后的事故报告吧。

新京报：你们是在什么情况下求救的？

侯盼：我们当时是一个集体决定的求援，因为当时已经被困住了。

新京报：大家都想知道，张宁海出事时的情形。

侯盼：当时张宁海出事时候的细节，我现在不想讲，不想再引起什么误解。我想过些日子，事故报告出来之后，会有一个更明确的说法。

新京报：知道有警察掉下去，你们当时的反应是什么？

侯盼：因为开始不知道是谁，我立即让队员报数确认身份。后来知道是一位警察遇难，我头脑里一片空白。我和知道情况的队友一直在雨里沉默，直到天亮。还有一些队友在后面，不知道确切的情况。

新京报：下山之后，你们有一些举动引起了质疑，比如，默哀时候的态度？

侯盼：我们下山，校方和警方都希望我们能快点返回上海。我们要求见到遇难民警的遗体，当时我们在景区的门口等待遗体运送下山，在雨中等了四十分钟，我们的衣服全都是湿的。

在等待的过程中，因为太冷了，有队员把手放在口袋里。但在遗体到达后经过我们的时候，没有人把手放在口袋里。我们当时是在鞠躬，手放在口袋里怎么鞠躬？还有一个女孩对着遗体下跪了。

我希望，大家不要把我们对媒体的冷漠等同于对烈士的冷漠，我们真的没有。我们对英雄家属写的道歉信和对英雄单位写的感谢信，都被选择性失明了。

还有，我们在默哀之后确实吃饭了，但是经历了一场事故，大家确实饿了。

新京报：在下山后，你觉得有哪里做得不恰当吗？

侯盼：对医护人员吧。可能我自己觉得身体没问题，检查身体完好后，就感激地笑了笑。根本没来得及意识到一个生命的失去。

新京报：现在各种压力在你们身上，有人说，被救学生不该承受这么大的道德谴责和压力？

侯盼：我们应该去承担各种各样的批评和指责，也应该去做一些事情。

新京报：也有很多说法，比如，有人事后在复旦大学bbs上讨论如何做好媒体公关？

侯盼：我们18个人没有人讨论过。

新京报：不过，压力最终还是在你们身上。

侯盼：我想现在我们要做的是行动，而不是辩解。

“每个队员都要有担当”

新京报：出事回到上海后，你们18个人有没有一起商量过怎么面对这个事情？

侯盼：星期二凌晨两点多回到上海之后，开始反思和总结。我想等我和压队总结好了再召集大家，一起回去找张宁海的父母去忏悔，去感恩。周三在写总结，周四就回黄山参加追悼会了，周五我们碰了头。

新京报：你代表18个人写的那封道歉信，形容自己的时候，用了“寡廉鲜耻”、“自私自大”、“膨胀无知”，这些词是你受网上一些言论的裹挟和影响吗？

侯盼：这个信是我起草的，代表的是我们18个人的态度，这些词我觉得没有什么过分的。很多人发短信骂，我知道，网上很多东西我并没有看，我想我们的举动没有受到太多网络言论的影响。

新京报：你被人肉搜索，很多人打电话骂你，你怎么去承受这些？

侯盼：我每个电话都接，因为怕错过家属的电话。

新京报：对那些谩骂，你怎么看？

侯盼：我想各种打电话或者发短信来骂我的人，初衷是好的，他们没有在现场，听到的是别人描述的情况。经过我们道歉和解释，也有人发短信安慰我，我谢谢他们。

新京报：你在道歉信里说到你们的自大，是指的什么？

侯盼：在路线准备上我们有点自大，没有顾及探险时候的危险。

新京报：整个事情中，你觉得最大的错误是什么？

侯盼：我们犯了一个难以弥补的错误，我们不敢去面对一个生命消失的事实。

新京报：现在其他队员的心理状态如何？

侯盼：我和小唐参加完在黄山的追悼会回来，发现所有的人都在等着我们俩。我们一起做出决定，每个队员都要有担当，要有心理承受能力。我现在希望的是，队员尤其是在校的学生，能够安安静静度过这个时期。

新京报：整个事情，你觉得最大的教训和启示是什么？

侯盼：最大的教训就是，人没有了。启示就是，以后要再做户外活动，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风险、控制风险。

新京报：对于已经牺牲的张宁海呢？

侯盼：我们18个人决定，要先去筹款。另外，在张宁海的中学，建立一个张宁海奖学金，让英雄的事迹能够教育更多的人。第三，我们会牵头成立“纪念宁海”的组织。

我也希望媒体能够继续关注，监督我们做这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