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是信息载体,记者是信息使者。正是媒体和记者,让现代人的视阈和触觉大大延伸,现代文明因而以加速度前行。媒体是社会的镜子,具有知悉意义的社会事实,是媒体报道的对象。任何一个事项,只要不涉及国家机密,媒体就有报道的权利;被报道的事项与民生问题的关联度越高,其新闻价值就越大。假如媒体忽略了这样的事实,是媒体的失责。如果媒体去报道,同样存在风险,因为新闻失实而受到舆论的批评。有的时候,媒体受到的批评有点冤。这,大约也就是所谓的“动辄得咎”吧。
日前,有报道引用中国社科院学者徐奇渊的研究报告称,中国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被人为调整,五年系统性低估超过7%。11月10日晚,国家统计局城市司副司长庞晓林发文称,“我们认为媒体报道的结论是主观推断,与事实不符,有关媒体不核实报告内容的可靠性,所用标题误导公众。”(《新京报》11月11日报道) 质疑是科学精神的内核。在威权体制下,质疑往往带有风险。学者对统计部门发布的CPI表示怀疑,并进行论证。这是学术自由的体现。研究结果没有涉及国家秘密,没有其它违法嫌疑;媒体报道尊重报告本身,只要没有在报道时造成失实,媒体就不该受到指责。现在,国家统计局官员撰文反驳学者观点,并且火药味很浓地指向报道此事的媒体。统计局很“上火”可以理解。一旦学者的观点和媒体的报道没有过失,统计局就得两头受气:上面脸色不好看,下面怨声载道。所以,我们“理解”庞副司长的“上火”。 不过,将矛头指向记者和新闻媒体,说他们结论主观、缺乏核实,标题失当,给人以理屈词穷的嫌疑。媒体是个信息中介机构,其职责在于转述事实,并不制造事实。学者怀疑中国的CPI被人动过手脚,人家论证了,庞副司长可以和研究者商榷,指责媒体的结论主观,是否找错了对象?批评媒体没能核实内容正误,其实也很牵强。媒体对其报道的事实有核对真假的义务,这个真假和正误有所不同。报道研究成果,记者没有义务去核对研究者论证本身是对还是错的义务,何况这样的对错也不是媒体所能核对清楚的。说新闻的标题误导公众,总得拿出具体的依据,如何误导了,你把你认为正确的拿出来,相信公众能辨别清楚自己是否被误导了。假设真的被误导了,降低的是刊发这则报道媒体的公信力,“受害者”(公众)可以起诉媒体。语焉不详的“误导”,说服力欠佳,被批评者也未必服气。 时下,中国统计机构发布的统计数据,舆论反响较差。是统计机构业务不精,还是统计设备过于落后,抑或统计经费不足,造成民众的“肉感”和统计机构的“科学”数据相差较大,委实还是个有待揭开的谜。新京报的报道中援引经济学家马光远的话说:“把控制CPI作为官员考核的指标,就会人为往下压,其中就会有水分。”看来,统计局对学者研究报告和媒体报道之所以“上火”,源于这些人不懂“按需统计”的潜规则,因为“CPI是政治的CPI不是经济的CPI”(网友跟帖),弄得他们比较狼狈。除此之外,还有更好的解释吗? 科学没有感情,科学不是遵从谁的意志,科学更不是跟老百姓作对。统计局上火的事情,应该先反省自身,不能逼着媒体“吃药”。假设媒体吃了“安定药”,真理距离我们则越来越远。这,很危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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