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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伦理案例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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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
发表于 2019-8-21 13:18:09 | 只看该作者
【案例】《纽约客》起底北美留学生日报如何收取“智商税”:全靠编故事
原文来源:加拿大和美国必读


本文编译自《The New Yorker》(《纽约客》)
文/Han Zhang ,August 19, 2019
编译/银翼杀手、 Martin、Joanne、纳兰雪野等
全文较长,但值得读完。文章分九部分:
一、“显然,只有中国人才能拯救地球”
二、在美国很难找到不接触“北美留学生日报”内容的中国学生
三、“北美留学生日报”使用了145次“辱华”字眼
四、“新媒体是一种低投入、高回报的产业”
五、“北美留学生日报的文章精确反映了自己读者群对美国的幻灭”
六、“老实说,这纯粹是捏造的”
七、阴谋论越离奇,流传得就越广
八、“我的文章流量可以轻松碾压他们”
九、“但我想如果不看新闻,也不会有任何损失。”
以下为《纽约客》报道中文编译全文,略有删节。

一、“显然,只有中国人才能拯救地球”

在二月份的一个星期一早晨,北美留学生日报的工作人员来到他们位于纽约时代广场的办公室内,进行编辑部会议。北美留学生日报是一个针对在北美生活的中国留学生中文在线媒体。纽约分部的主编Guan Tong查看了过去一周的内容流量,盯着她的Macbook,她看上去对她看到的数字比较满意。

一篇北美留学生日报创始人林果宇写的关于中国科幻片“流浪地球”的文章,已经拥有了超过100万的阅读量。文章的标题是“显然,只有中国人才能拯救地球”。这样强劲的数字显然让人感到意外:当时是中国新年(春节),对于北美留学生日报来说,这原本应该是增长缓慢的一周。“不用再担心过年时候的低流量了。”Guan十分高兴地说到。一名年龄与其他雇员年龄相仿,20多岁左右的写手,报上了另一个关于流浪地球的题目:流浪地球是最高的证据,“我们中国人不会强调个人英雄主义,我们集中力量去办大事。不同于美国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是一种特属于中国的特质。”Guan通过了这个报题。

Guan将她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一名叫做Deng He的作者身上。这名作者以爆款文所知名。那些文章能够获得数十万词的点击与分享。在北美留学生日报的办公室里,全都是26岁的Deng的照片。他有一个外号叫做He-He(鹤)。在照片里,He-He摆弄着自己的头发,在镜头面前就像一个明星一样。

He-He正坐在一个旋转椅上,拿着巨大的爆米花桶。在同一个办公室的墙上,贴上了一个禁用词的清单,以及关于图片的检查规范(请不要使用国家领导人的图片,如果你必须使用,请与负责文章的人讨论。),以及一个现金奖励系统,激励那些能够吸引点击量的作品。超过100万阅读量的文章可以获得1000美元。“每个人都在学习He-He的写作风格。”Guan对所有人说:“他们会问自己,He-he会如何去写这个话题。为什么He-He的文章能够有那么高的点击量。”她直接问到Deng:“告诉我们你如何写作,让大家从你身上学习。”

He-he(鹤)身穿黑色连帽衫,眼睛盯着桌子,转移了话题,挑选了一篇文章为例。

就在本周二,他的最新作品“我给叙利亚的朋友看除夕中国放鞭炮的视频,他哭了......”成为了最受欢迎的爆款文章,仅仅5天时间浏览量就超过了70万。在这篇文章里,他使用了第一人称,讲述了当年他和朋友优素福的一些往事,两人此前在美国高中相识。

内文写道“当他向优素福展示春节庆祝活动上燃放烟花的视频时,优素福哭了。这些爆炸似乎让他想起了家乡的战争,那场战争杀死了他的多名家人,包括他的弟弟阿齐兹(Aziz),阿齐兹被炸成了两半。”

鹤告诉整个编辑团队:“我们需要把事实和感受结合起来,就拿这篇文章来说。我们的工作就是,既要呈现有现实的东西,也要有思想的东西。否则,就会缺乏情感吸引力。”

二、在美国很难找到不接触“北美留学生日报”内容的中国学生

北美留学生日报成立于2014年,当时创始人林果宇最初在北京以个人的名义进行运营。但是现在,北美留学生日报已经发展到北京有30名员工,纽约有15名员工。

这个公众号的初期只针对出国留学生,可以被看作是一本带领留学生融入校园的生活指南,以前的内容基本是”如何提高平均绩点和为期末周冲刺”等。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在2016年美国大选之后,它逐渐变成了今天的“独具一格”的特色报道:更倾向于推送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中国新闻、关于中国留学生在海外生活的报道(性、毒品、谋杀和失踪女性频繁出现)、以及一些来自美国和名人世界的新闻。

就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北美留学生日报送了一条“用替身?换将?命不久矣?希拉里总统之路或要提前结束了”。就在最近,还有一篇“特朗普躲过一劫!通俄门调查结束了,他没事了......”,其他的包括“ISIS被彻底消灭了!最后一批IS被剿灭,但是世界变得更不安全了”、“好莱坞性感亚裔女神,初恋就是吴彦祖,迷倒全世界型男...”。

“北美留学生日报”的微信平台拥有160万粉丝,日活跃读者超过100万,是日益增长的中国“自媒体”之一,也被称为“新媒体”,它们与政府没有从属关系,主要通过以微信为主的中国社交媒体与订阅者产生联系。今天,在美国很难找到一个不常接触“北美留学生日报”内容的中国学生,不管他们是有意还是无意。即使你不订阅,也无法避免在浏览微信朋友圈或者微信群时看到被他人分享在内的“北美留学生日报”故事。此外,中国的官方媒体也经常转发或汇总“北美留学生日报”的内容,这些都助长了它被更广泛的读者所认知。

“北美留学生日报”的潜在读者—那些正在或渴望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正在迅速增长。仅2018年,就有36万多名中国学生注册了美国的大学,这一数字比10年前成4倍增长。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占全美留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数量超过了排名第二和第三的印度和韩国留学人数总和。

在多数情况下,这些学生不会选择在CNN上观看美国大选,也不会在Twitter上获取网络最新情报,却习惯从“北美留学生日报”的微信文章中截取的网络片段中获取类似的消息。“北美留学生日报”曾有一篇题为“实锤!美国1%的富人坐拥40%财富,贫富差距退回百年之前”的文章,原版是《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一篇关于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的财产税计划的文章集合体,“北美留学生日报”在自己版本的文章上点缀着花哨的图片与gif动图,其中包括三只猫、两只鸭子和一个天线宝宝。

三、“北美留学生日报”使用了145次“辱华”字眼

“北美留学生日报”有时会将怒气撒在毫无戒心的中国公民身上。2017年,一个名叫Yang Shuping 的中国留学生在马里兰大学发表毕业典礼演讲,称赞她在美国找到的“甜美自由的空气”。随后,“北美留学生日报”发表的一篇名为“马里兰大学中国留学生毕业演讲涉嫌辱华:我在美国吸到的空气都是甜的”,被中国媒体广泛报道。Yang成了中国网络欺凌的目标,并删除了她的个人网站和社交媒体账户。(“辱华”是“北美留学生日报”文章里的热门词汇,截至今年2月,该词已使用了至少145次。)
“是的,中国有空气污染,”北美留学生日报回击Yang的演讲时说,“但是美国的空气真的这么好吗?你是不是每天都要对纽约市充满小便味道的空气深吸一口气呢?“(这一段是由北留的纽约办公室发出的。)

2017年北留的另一篇标题为“出国的女生,请远离这些外国渣男!警惕这些“洋”套路” ,文章用图片展示了一名身穿毛时代制服的白人男子。而这些照片是一个住在中国的英国人的照片,他和这个故事没有任何关系。这名男子震惊地看到自己的照片在网上疯传,他在微信朋友圈上问道:“我做了什么?”话尾添加了一个哭泣的表情符号。

“北美留学生日报”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它缺乏直接的竞争对手。中国主流媒体倾向于将海外的中国学生视为一群被宠坏的孩子,官方有时会质疑他们(对国家)的忠诚。美国当地中文报纸常年服务于较年长,且不那么富裕的中国移民。中国留学生在本地的中文报刊出版物中很难找到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或情感可以产生共鸣的地方,并且他们中的很多人会觉得英语新闻很难读懂。

2012年4月,南加州大学工程专业的同为23岁的研究生Qu Ming和Wu Ying,坐在离学校不远的Qu的车里被人枪杀。在报道这宗双重谋杀案时,中文媒体常以类似的细节带节奏:两人死亡的车是一辆宝马,这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遣词酌句中带着这样一种暗示,暗示着一种导致犯罪的奢华生活。

《每日邮报》(The Daily Mail)等英文媒体捡起(中文媒体的)线索写到:“他们在炫耀自己的财富”:无情的中文媒体说,两名南加州大学学生在豪华宝马车中被杀,是因为他们的车。” 那篇报道最终引发了强烈的反击。中央电视台(CCTV)采访了Qu的室友,室友指出那是一辆二手车,并通过网络摄像头展示了他和Qu居住的公寓,他们共用一张桌子,睡在直接铺在地板上的床垫上。

林果宇在创办“北美留学生日报”时说,Qu和Wu的谋杀事件明确了他的使命。他说,中国留学生需要有媒体来更好地反映他们的利益,为他们展现媒体的热心与同情心。他在2015年的一次采访中说:“我们致力于为海外学生和他们周围的社区提供有价值的报道和富有同情心的故事。”

四、“新媒体是一种低投入、高回报的产业”

林果宇,“北美留学生日报”的CEO、创始人和总编辑,今年30岁。他开玩笑说,自己的年龄在这个行业已经算是“老年人”。他对我说,“这是一个90后或95后的世界,真的。” 我只在电话里和林果宇聊过,但他在互联网上是一位交错于华尔街兄弟和典型的中国CEO之间的形象:黑框眼镜、正式衬衫、笔直的站姿、严肃的目光。

他很少谈论自己,他的传记也不完整。他出生于中国东北辽宁省的大连市,辽宁与朝鲜接壤。他告诉我,他在俄亥俄州的迈阿密大学(Miam University)学过会计,并加入了一个大学联谊会,不过他强调,加入是为了建立人际关系的机会,而不是为了“愚蠢的饮酒”。他说:“那些纯粹为了玩耍的场合对中国学生或华裔美国人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

2012年大学毕业以后,他去了硅谷的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PricewaterhouseCoopers)做审计员,但随后决定回国。“我有一种强烈的失落感,问自己是否在浪费时间。”他说。中国的2010年代初,是创业公司的黄金时代。美团(中国版Groupon)创建于2010年。同一年创建的小米,后来成了华为和苹果在中国市场的强劲竞争对手。2012年创建的滴滴,后来买下了优步中国, 现在正雄心勃勃进军南美市场。2011年诞生的短视频平台快手,现在每月拥有数亿的活跃用户。2011年出现的聊天应用微信,表面看起来与之前的聊天软件没什么不同,却迅速成为中国人社交生活的核心,目前每天都有10亿的活跃用户(而Facebook全球所有用户都加起来,也只有16亿)。

2015年,林果宇从投资人徐小平那里得到100万元人民币(约15万美元)的投资。徐小平是新东方的创始人之一。新东方作为中国最大的语言培训连锁机构,1993年起帮助了无数中国学生以流利英语考过托福和雅思,并从此进入外面的世界。2017年底,北美留学生日报完成总金额将近300万美元的A轮融资,其中一个投资方是微信的母公司腾讯。

“投资者认为,新媒体是一种低投入、高回报的产业。”林果宇说。“关键是,如何将数据变现。微信广告,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北美留学生日报”现在的广告主包括,新东方及其他语言培训机构;金融服务,比如银联;中国电信;以及电子商务巨头天猫。

五、“北美留学生日报的文章精确反映了自己读者群对美国的幻灭”

“这些广告的繁荣,证明了中国网民对微信的高度依赖。”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萧强说。谷歌、Facebook、Instagram和推特在中国都无法使用,所以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与国内亲友的联系高度依赖微信。同时他们也用微信阅读与中国有关的新闻。

萧强说:“如果他们在国内的时候,每天在微信上花五六个小时。那么出国以后,他们仍会每天花五六个小时。对他们来说,出国不出国,没什么区别。”

萧强说,像中国许多网络公司一样,北美留学生日报选题很谨慎。“所以,就只剩吃喝玩乐和支持官方的内容了。”萧强说。地摊小报风格的标题加软性的宣传属性,同时吸引了读者、投资人和政府。

北美留学生日报有时候会从右翼阴谋论媒体infowars和俄罗斯官媒“今日俄罗斯”收集素材。北美留学生日报曾以俄罗斯卫星社某造谣文章为基础,宣称在叙利亚救助伤员的“白头盔”志愿者组织“比ISIS更加邪恶”。

美国2016年大选刚结束不久,北美留学生日报曾发布一篇文章:《美国媒体人:大选期间我们不再是记者,而成了希拉里的啦啦队!》。这篇文章的内容来源之一,是时任纽约时报出版人的Arthur Sulzberger Jr.给报社同事的公开信。但他信中的内容与北美留学生日报文章的内容完全不同。

林果宇说,北美留学生日报的文章精确反映了自己读者群对美国的幻灭,尤其是将美国与中国比较之后。”“2016年大选之后,我们的读者看到当今美国社会有多么撕裂。”他说。“他们看到自由给社会带来的混乱。同时,中国社会秩序井然,积极正面,继续前进。这让中国留学生改变了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写批评中国的文章,或者对美国唱赞歌,读者就不会再喜欢我们。”

前些天,美国阿尔帕索和戴顿相继发生大规模枪击之后,北美留学生日报发文章解释为什么那么多美国人拥有半自动武器。文章说:“那是因为,在美国,当你的生命受到威胁时,警方没有义务保护你。”

六、“老实说,这纯粹是捏造的”

Deng He(鹤)结束了一场员工会议后,我终于在午餐时间对他进行了当面采访。(Deng最近从北美留学生日报离职,入职一家中国的广告公司。)出了办公室,他似乎没那么拘束了,谈起工作时更是神采飞扬。他毕业于Dallas的Texas大学,拥有市场营销学的硕士学位,毕业前曾在中国的公关公司实习,去年进入北美留学生日报。他说:“我们的微信账号代表了我们老板林果宇的声音,我们只是跟着他的指令干活。” “从我入职那天起,我就严格听从老板的指示,他让我写什么我就写什么。或者说,什么东西流行,我们就写什么。”

一天在下班时间,林果宇给他打电话,说自己看网络热门视频的时候出现一个想法。林果宇让Deng He 写一篇叙利亚朋友的故事,此人在中国看到春节爆竹时想到自己战火中的故乡。然后Deng创造了文章的细节,包括作者与这个叙利亚人从高中起就是好友,叙利亚人死去的弟弟等等。(最开始的时候,林果宇拒绝就此文是否捏造进行评论。第二次被问到此事时,他彻底否认了此文属于捏造的说法,转而宣称文章的基础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北美留学生日报的合伙人兼经理牛承程Susanna Niu则说,那篇文章所有细节全部属实。)

我向Deng He询问,为什么他觉得这篇文章能引起这么多观众的共鸣。

“老实说,这纯粹是捏造的,” Deng He回答说。“一切都是虚构的。我不确定我是否做对了,但这是老板让我写的。”他还说,“我认为,如果一个新媒体账号想要打动别人,你必须要让他们觉得这是真实的。”

接着,他一口气说出了当时转载那篇文章的其他自媒体,里面甚至还包括在中国影响力巨大的官媒。

Deng He说:“不管你写什么,总有人会骂你。但尽管如此,你还是在从他们身上赚钱,就当向他们收智商税了。”

我与北美留学生日报的一名前员工进行了交谈,她声称对北留会大规模编造故事感到震惊。

但她也很实在地承认了,在中国的新媒体领域,这样的现象并不令人意外。新媒体风险低,且转瞬即逝。更多的写手倾向于讲故事,毕竟,“大多数人阅读只是为了消磨时间,谁会真的来核实真假呢?没有人会,文章过了读者们的眼就行,是真是假没有必要去追究。”

七、阴谋论越离奇,流传得就越广

就像北美留学生日报的前员工告诉我的那样,想要完全解构北留的困难在于,它并不是正规的媒体,缺乏明确的编辑使命,或者是一个清晰的编辑标准。(有几位前员工告诉我,不同的编辑对所谓的标准要求都是不一样的)。

如果要按照牛承程的话说,北美留学生日报是一家新闻机构。而Deng He则将之称为“新媒体”,在这种形式下,像他这样的年轻作家可以随意编造故事,创造一种潮流,迅速走红,创造出一个读者认为真实的故事。

当我问林果宇,把北美留学生日报的文章称为新闻或内容是否更准确时,他生气地回答:“这有什么区别吗?”

当被追问他的出版物身份时,林被迫用了个词“后真相”。

对此,他选择了《纽约时报》做解释,他相信事物的真相从本质上是不可知的,热点新闻的意义在于人们自己对它们的不同解读。为了能够更好的阐述自己的理念,他用了一个兼职做性工作者的研究生故事当假设。

“你该如何去定义它?”他问我,“如果是这样一个故事,标题我们可能会取:‘震惊!道德破产!精英学校的研究生去卖淫!’,但也可以是正面的,比如,‘励志!应召女郎考上了名校!’......正确性并不存在,因为它总是相对的。”

林还说:“每当我们说什么是正确的价值观时,真正的意思是指那些和自己相同的价值观而已。“

香港中文大学传播学学者方可成,自己也开设了一个名为《新闻实验室》的微信公众号,主要关注媒体素养。

方可成曾是《南方周末》的记者,在2013年转入学术界之前,他从事时政报道。早在2000年,当他还是一名高中生时,他想要成为一名记者,当时中国新闻业的空间比较大。2003年,中国取消了国内收容遣送制度。此前,有关广州一名民工因未携带身份证而被拘留,并在拘留期间被殴打致死的新闻报道铺天盖地。

对于如今的国内新闻业,方可成表示叹息。大批记者离开了这个行业。人们更容易相信阴谋论,和假新闻。

方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写道,阴谋论越离奇,流传得就越广。许多微信用户正在成为阴谋论的温床,他们不一定真的那么讨厌美国政客。但有关此类的文章,总是能够轻松逾越10万+。

八、“我的文章流量可以轻松碾压他们”

再说回林果宇,他曾公开表示了对传统新闻行业的蔑视。还在自己的微信账户上写道,“我犯过的最糟糕的错误是把希望寄托在坚持新闻理想的人身上”。而在2016年,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这群人只有自己的理想,没有制造新闻”。

在他看来,“传统新闻专业的学生倾向于把大量时间花在如何写一篇文章上,但在新媒体时代,我们希望报道和编辑能够无缝地衔接,并增强我们对读者的吸引力,我们不能只是仅仅等新闻发生后,再写故事。”

当我向林询问这些过去的评论时,他变得焦躁不安。他说,旨在“改变世界”的报道导致了新闻业的草率无力。当我回答说草率新闻与“坚持新闻理想”完全不一样时,他的不快变成了愤怒;他告诉我,在采访时引用受访者的话(反驳)是不恰当的。“难道我要告诉你我他妈的是个白痴吗?”他反问,渴望结束这个讨论。

看起来,林似乎并未将公开发布过的文字视为公开记录。在做这个报道的过程中,我尝试在北美留学生日报网站中搜索,发现从2016年初到当面美国总统选举日之间,共有63篇文章的标题中出现了“特朗普”一词,但他们的微信公众号中只剩下14个。我问林,北美留学生日报微信公号是否删除了一些相关故事。他回答说,“它几乎从未发生过。” 当我提到许多与选举有关的文章似乎已被删除时,他毫不犹豫的说,“我们自愿删除了2015年和2016年的所有文章。”

林说他的批评者,包括方可成和“新闻实验室”,因为对希拉里败选感到沮丧不安,才来针对他,因为他曾预测特朗普会赢。“有一群人,即使受过美国大学训练的新闻专业的学生,因为有怨恨,他们不适合向海外华人学生提供信息,”林说, “他们不是主流。我的文章流量可以轻松碾压他们,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讨厌那些傲慢自大又说读者可悲可怜的人。这样既不民主也不自由。“(在我们其他谈话中,他将自己与特蕾莎·梅和马丁·路德·金相提并论)

我和一些批评“北美留学生日报”的人谈过,我从未听到有人说它的读者可悲。事实上,他们都对现在的中国留学生表示了极大的同情。他们觉得,真正令人不安的是,许多中国人习惯于将说实话视为制造麻烦,这会导致他们刻意与事实保持距离。在网上中国年轻人中流行的一句话说:“我只是一个吃瓜群众。”这意味着一个人只是一个被动的旁观者,既没有途径也没有兴趣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

九、“但我想如果不看新闻,也不会有任何损失。”

22岁的Huang Yijie 是纽约大学二年级学生,也是北美留学生日报的读者。他留平头戴着黑蓝框眼镜,与我们见面时穿的蓝色针织套衫搭配很好,他表现得礼貌而充满希望。他在微信上有近3000名朋友,其中700多人是北美留学生日报的订阅者。

作为一个中国沿海城镇富裕家庭的儿子,黄在15岁时抵达美国,进入马里兰州的一所高中。“以前回到家里,我就是一名安静的中学生”。他说, “来到美国之后,有很多机会参加各种活动,比如学校选举,我以前从未经历过这些事情。”在高中时,他开始以弗兰克的名字成为班长。

我们坐在他宿舍的地下室公共休息室聊天,他浏览了他的iPhone XR手机上的聊天记录,并解释了各种微信群的目的:二手物品交易,晚饭聚餐,写作课,找人合租以便下学期离开纽约大学宿舍。还有一个微信群为新来的留学生提供了疫苗接种,购买健康保险和考驾照的建议。距离新的学期还有六个月,但是2023届的纽约大学中国留学生的微信群里已有500名成员。

黄有着积极的社交生活,但他说,这个城市可能是一个孤独的地方。“纽约市的一个特点是街上的每个人都戴着耳机,当你独自散步或吃饭可能会很孤独。“他通过播客和在线阅读驱赶自己的孤独感。他每天大约看“北美留学生日报”两次,他告诉我,他特别欣赏对中国学生在美国校园遇到偏见的报道,比如一些教师强迫中国留学生在校园公共场所必须说英语的事件。“我喜欢了解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他说。

我问他那些来源不靠谱的文章,比如关于叙利亚朋友的那篇文章。他的回答让我想起了薛定谔的猫。“在我的心里,”黄说,“他们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

当我问黄是否认为新闻行业很重要时,他停顿了一下。然后他说,去年夏天,他去朝鲜旅行,根本没有看新闻。“我真的很喜欢看新闻,”他说。“但我想如果不看新闻,也不会有任何损失。”

备注:
本文编译自《The New Yorker》(《纽约客》):The “Post-Truth” Publication Where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 Get Their News (后真相时代媒体:在美中国留学生从这里查看每天的新闻),英文报道链接:

编辑:吴悠

959#
发表于 2019-8-20 18:02:17 | 只看该作者
【案例郑永年教授严正声明
编辑:吴悠

958#
发表于 2019-8-19 13:32:19 | 只看该作者
【案例付国豪是记者、间谍还是民族英雄?如何理解他在机场的矛盾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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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吴悠






957#
发表于 2019-8-16 22:47:46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隐私保护产业的起落及其启示
文章来源: 腾云
原文链接:
作者: 朱悦
「中国需要自己的数据保护方案」
“在讨论数据隐私这一话题时,关于‘法律、规范、架构、市场’四大框架中的‘市场’的深入讨论仍然不多。研究其发展、现状及趋势,显得尤为重要。”
❒ 文 | 朱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中心研究院研究员
数据隐私是当前热点。一方面,个体忧虑隐私,且相应思潮愈发显著;另一方面,数据成为数字新经济所需的“石油”。如何求取二者之恰当平衡?针对这一题目的思想框架不少。其中较为经典者,当属Lawrence Lessig提出的“四要素”框架:法律、规范、架构、市场。
无论是数据隐私相关之法律议题,还是行业如何在隐私方面自律,抑或互联网这一全新架构如何变动隐私保护之格局,对前三项要素的讨论,实已“汗牛充栋”。然而,对市场的深入谈论,暂时而言仍然不多;实际上,一旦提及“买卖隐私”或“数据交易”,招来的可能更多是不解,甚或厌恶。
如此偏倚,忽视了数据隐私议题中相当重要且有趣的一面。在2019年由纽约大学出版社刊行的新著The Identity Trade: Selling Privacy and Reputation Online中,Nora Draper全面检视了过去近30年间,市场在隐私保护方面发挥的作用。
具体而言,他将这一市场的起落大致划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隐私保护产业以“避世”为卖点,侧重为个体提供匿名浏览或交易的工具。然而,这一趋势未成气候;方兴未艾的第二阶段,产业参与者不再强调完全匿名。由“经营声誉”“自我营销”与“从数字经济中分润”等角度切入,企业转而关注如何保障网络世界中个体的自主地位。
这一市场本身,及努力开拓市场、彼此激烈竞争的相应企业,都远非孤立实体;恰恰相反,承继、传播数据隐私相关之思想观念的同时,这些企业也在影响着四要素的平衡。
以第一阶段中侧重“遁世”的隐私产业为例:一方面,这一产业的生长源于同时段盛行的“互联网乌托邦”设想,其中企业的广泛宣传又塑造了后来议员与民众的思想观念;另一方面,这一产业既催生了2000年前后的立法热潮,本身又倾坍于“9 ·11”事件后安全话题的甚嚣尘上,与隐私话题的失语。
类似的复杂互动,亦见于尚未结束的第二阶段。以下将分别介绍上述两段演变,并结合现状作评论与展望。
“遁世”:
匿名技术与数据经纪的兴起
在美国,针对数据隐私的忧虑由来已久:19世纪末时,人口普查引入机械手段以加速处理效率,即已引发隐私担忧;20世纪中叶,征信机构“遍地开花”,又兼政府广泛利用电子计算机处理政务,引致各界纷纷催促立法规范数据收集、存储及处理。
然而,数据隐私真正落实到个体层面,还要追溯到90年代:伴随个人计算机及互联网“飞入寻常百姓家”,今日频引争议的、商业企业广泛收集并利用个体数据的问题,已频频现诸纸面。据原书所引皮尤机构调查显示:至2000年前后,担忧企业或陌生人借网络获取自己或家人数据的美国人,占总体比例已高达86%。
与此相伴者,是对未来互联网之近乎“乌托邦”的设想。其中最具代表者,莫过于名噪当时的《网络空间独立宣言(下称《宣言 》)》:“工业世界的政府们,你们这些令人生厌的铁血巨人们……作为未来的代言人,我代表未来,要求过去的你们别管我们。在我们这里,你们并不受欢迎。在我们聚集的地方,你们没有主权。”
之后,持无政府立场的《宣言》,亦相应强调互联网应是一个“不存在……特权或偏见”“都可以表达他们的信仰而不用害怕被强迫保持沉默或顺从”的世界。循此,匿名成为互联网世界的自然要求:分割线上线下,则线上及线下人格均得以自由。
如此意识形态与相应商业前景,共同催化了第一代隐私产业。实际上, 那些开设企业、兜售隐私服务的年轻创业者,通常有极高的学历,笃信以上乌托邦思想,亦躬行匿名化宗旨。如果将隐私混同于“保密”或“私密”,这些创业者的产品,无疑在保障隐私方面做到了极致。
简言之,借助他们开发的产品,互联网用户可在“隐身”与“实名”间灵活切换:一旦选择前者,网站只能读到产品赋予用户的假身份,而无法识别至个体;再进一步,部分企业为用户提供多重身份,以满足不同场景下的需求;保护最严者,连产品提供方——以及监管机构——都无法解开用户真实身份。
类似保护亦延伸至交易层面:一方面,与银行及邮政服务合作,部分企业支持用户匿名购物。借助一次性购物卡及毋需真实地址的投递服务,用户可在掩盖真实身份的前提下完成交易;另一方面,也有初创企业致力为用户充当数据“经纪”。
具体而言,同样定位于维护匿名,此类企业左手沟通用户,展现企业需求;右手联络企业,助力采集信息。理想状态下,企业得到信息,却无法由此识别个体;同理,个体可享受定制服务,又毋需担忧企业知晓自己。部分企业甚至提供更为严密的“分布式”保护:账户密钥拆为几部分,分别封入银行保险;除此,账户不能解密。
设想很美。然而,2001年之后,以上创新,大多销声匿迹。“大气候”和“小天气”,都是产业面临滑铁卢的原因:一方面,如多位产业参与者所述,隐私理念“超越了(20世纪90年代)这个时代”,产品销量因而始终不温不火;另一方面,紧随互联网泡沫破灭的,是举世瞩目的“9·11”事件。
“9·11”恐袭给美国造成的深远影响之一,是国家出于反恐的理由,对个人数据隐私干涉和入侵力度日益加大,这一格局至今未变。图为“9·11”恐袭之后的双子塔遗址。
袭击以后,对安全的担忧,彻底压过了对隐私的呼唤。之前,从业者是立法者和投资者的“宠儿 ”,时常出入国会,参与立法听证,融资亦顺风顺水;之后,多部已成形的立法草案,均“无疾而终”。一度热情的投资者,也不乐意冒成为恐怖分子“帮凶”的风险,继续为此类隐秘网络服务买单。
“当头棒喝”下,从业者也在反思。以下教训,因实践愈显深刻:首先,超越时代,既可能是勇敢,也可能是鲁莽。诚然,从业者的许多宣传与论说,唤起了公众关注,也赋予学者灵感;然而,对一新生产业而言,以宣传扭转公众观念,无疑是过分沉重的负担。
实际上,部分揭示隐私威胁、宣扬产品安全的广告,还曾因“夸大宣传”等原因,引起监管机构关切。其次,比前一点更为重要的,是不能片面地将隐私视为“保密”或“匿名”。在理论层面,这一界定忽视了太多侧面;在实践层面,如此定义之隐私,在实践权衡中过于单薄,难与其他价值颉颃。这也催生了产业的转型。
“市隐”:
声誉管理与数据经纪的“进化 ”
相比以“遁世避离”为纲领的第一阶段,21世纪初的隐私产业——尽管风波险恶,许多企业仍然活了下来——可谓发生了“90度”急转弯。简言之,在对待个人信息的态度方面,它们比之前更开放、更灵活:声誉管理取代匿名化,成为产业界的新“宠儿”。
现在,隐私产业的任务不再是将个人置于黑暗,使其无法识别;而是为个人“打光”,展示自己乐意展示的一面。当然,原有的精神并未尽数消弭,数据经纪业务仍然存在。与上述一致,新的经纪服务,同样淡化了其中“匿名中介”的一名;与之相反,个体当由此类经纪“了解你自己”,并从积极参与数字经济中分润。
声誉管理层面,霍夫曼“拟剧”理论的影响清晰可见。所谓“拟剧”,可大致翻译为“生活就是舞台”:面临不同的场景,个体戴上不同的“面具”,以社会所期待的方式举手投足;不分场景行事,或打破场景常规,不仅会因“不配合场景”而招致尴尬或羞愧,还可能因违背社会规范而遭受惩罚。
一旦提出,这一理论即受广泛引证;引证者中,不乏隐私领域中里程碑式研究——譬如John Whitman对欧美隐私文化的比较,又如Helen Nissenbaum对“基于场景的隐私”的阐释,等等。对应于生活实践,通过策略性地表达信息来培植、守护好名声,可谓每个人的日常“功课”。
互联网激发了这一需求。一方面,“互联网永不遗忘”:已淡出回忆的青葱丑事或当年悔恨,仍有可能停留于陈旧页面,成为个体约会、申请或求职时意想不到的障碍;另一方面,部分企业,甚至将“贩卖丑闻 ”做成一种商业模式。
例如,在美国,个体一朝被捕,其个人信息及身着囚衣的照片就会公开于当地网站。部分企业由此嗅到了生财之道:它们将这些信息收集起来,以“便利个体查询社区安全”为名,予以集中列示。哪怕个体实属清白, 一旦搜索他/她姓名,囚衣照仍将显示于结果前列。想要摆脱,个体只能向网站交钱。同理,也有网站借汇集不雅照索取钱财。
声誉管理企业应运而生。据作者观察访谈,一言以蔽之,此类企业侧重“以正面信息淹没负面历史,使搜索个体姓名的结果符合个体期待”。为此,他们广泛借助公关理论与搜索引擎优化术,以精心编写的积极消息充塞搜索结果前列,将旧的不堪内容“挤”到无人关注的后几页。
有的企业走得更远:消除不堪往事与强化正面形象,在具体实现方面并无显著差异;循此,“擦除负面、维护隐私”与所谓“营销个体、界定品牌”间,实无明确界限。靠声誉赚取巨额利益的名人,以及在社交媒体中“泡”大的学生,都是此类企业的主要客户。隐私不再是“遁入山林”,更多是“隐于市集”。
隐私产业的另一特点,是前述“数字经纪”的转型。与甘当守秘中间人的业界先辈不同,领域内新军更重视以下两点:其一,协力个体了解、成就数字时代里的自己。现在,此类产品不再竭力隐藏用户信息,而是帮助用户收集、分析自己产生的信息,并以此实现用户的目的。
据从业者称,一方面,借助更丰富的、由自己衍生的数据,个体得以更深入地了解自己,并由此实现自我管理与自我提升;另一方面,确实,在数字经济巨头面前,个体在知识、技术方面都处于劣势。通过使用这类新工具,个体也将逐渐具备数字思维、熟稔相应技术;二者间沟壑,当因此逐渐弥合。
数字经济的新卖点之二,是消灭数字时代的剥削、为个体争取公平的回报。近来,围绕数字经济,尤其是个体数据权属及相应收益回报的争议,很多。显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所谓“免费模式”足以补偿个体在数据方面的付出。
新一代从业者称,他们将解决这个问题:现在,由数字经纪协助,个体得以“从心所欲 ”地追踪、收集、存储、交易自己的各方面数据。“合则多利”:对个体,交易系于一人之手,纠纷自有经纪处理,毋需再担忧巨头的“压迫”或“剥削”;对企业,如此交易在尊重用户意愿、维护双方信任的同时,也确保了所得个体数据的完整、准确与及时。
“浑然”:数字经济大潮下
隐私保护的新趋势
原书内容远较以上部分丰富:一方面,“一阶段”“二阶段”分期实属权宜之计,未必能勾勒丰富产业动态的全貌。实践中,两期企业所秉持理念,及两期企业所开发之产品,均有许多连贯与交集;另一方面,穿插于产业观察与相关访谈之间,尚有作者对各派隐私理论的全面梳理与编织。
对本书写作风格,以下赞誉似并不过分:很难再找到另外一本如同此书一般,“称提”妥帖一手业界内容与深度学理论说的隐私研究著作。这些貌似“佶屈聱牙 ”的梳织绝非冗赘:没有这些引证,作者也写不出产业、学术与监管间的丰富互动——前者从后两者汲取诸多灵感,又反哺于后两者。
譬如,在第一阶段,隐私在人格层面意义的竭力张扬,成为以上三者间的共同语言:产业奉此圭臬,循此纲领,以“无法追踪、识别个体”为出发点做产品;那些在学堂讲演,或于国会作证的创业者,又将这一潮流携入学术与监管语境。
今日对“可识别性”之强调,背后或多或少有产业的一分力。同理,在共识逐渐移向数据开放、流动与利用的今天,产业也成为其中“弄潮儿”:前面已提到,哪怕是从业者,许多人也会征引霍夫曼的理论;反之亦然,以上针对数字经济的宽容态度,本身又是前述共识游移的动力之一。再进一寸,市场与法律,本身就是规制倚赖的两根彼此相依的台柱。
不过,以上联结之下,尚有更为丰富的故事图景。原文结尾有所简述,但未投入多少篇幅:相比容易发现的“助人隐遁”或“予人假面”,更为通行的趋势,是令隐私价值观“浑然”于其他用途应用之中。
譬如,主打“实名社交”、以“信息流”为特色的脸书占据社交市场主导之余,倡扬“阅后即焚”“私密聊天”的新生代社交软件纷纷崛起;实际上,连脸书自己,也开始鼓呼隐私这重叙事。
固然,这些应用并非用于求取匿名,也常无意于搽除历史;然而,讨论隐私产业,怕是不能脱开这些“舞者”——隐私是它们的特点所在,也常常是用户非彼而此的原因,它们也是舞台上的一员。
这也与笔者之前撰写的一篇文章(《听说这一届年轻人不关心隐私?》)观点一致:谈论信息时代的隐私时,部分“国民应用”不应缺席。在国内,专门的匿名或加密软件很难称得上普及;是否确实存在针对个体声誉管理的,也颇值得商榷。以上并不意味着隐私没有在产业中留下丝毫烙印;截然相反,在移动互联网最为令人艳羡的胜利之一中,也有隐私的浓厚痕迹。
从近几年陆续放出的公开课演讲等材料中,笔者曾简笔整理微信产品的设计哲学:给用户多点安宁,让用户按自己的意愿“打扮”自己,以及给用户一个“遗忘历史”的机会,都曾造就其中特定产品特性的设计。对照此处哲学与前述学理,相似之处依稀。
结评与展望
总之,借助对已有理论的全面编理及大量业界内容的积累,作者写出了一本颇为独特的著作:回环往复的说理与产业人士的简明交颈环绕,而不显其突兀。细看之下,隐私产业的发展又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时,产业价值观更切合“隐私”的字面含义,旨在帮助个体“遁世”——保持匿名与秘密。
然而,这条路走不通;于是,等到第二阶段,产业开始拥抱数据开放与流动。在这一纲领下,包括声誉管理、数字经纪在内,各类协助个体拥抱数字经济的产品纷纷出现,生机一片大好。从这个角度看,数字经济的未来图景,必将是开放流动与尊重隐私的融合。
产业演变的本身即已激动人心:社会对隐私的了解因此更加深入,相应教益也早已传导至学术、监管等层面。不过,这一故事的图景,至少还可做两重扩张:第一重扩张,指的是隐私价值观向其他领域应用的渗透——那些以隐私为“卖点”“护城河”甚或商业模式根基的应用,也当纳入对隐私产业的考察之中;第二重扩张的视角则更为远大。
开头提到,保护隐私权有四根“柱石”:市场、法律、规范与架构,四者总在动态中相互平衡。相比法律等“梁柱”,对市场的考察,之前尚显稀薄;现在,随着相应研究日益系统,或有必要正视市场之用、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考察四者之平衡。
编辑:高杰

956#
发表于 2019-8-15 12:46:33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脸书承认“监听”用户语音 将语音资料转录为文字
原文链接:
http://www.sohu.com/a/333813831_162522?spm=smpc.news-home.pol-subject-news.4.1565827958085Q1brqco&_f=index_chan08pol_socnews_3
文章来源:新华社微特稿
作者:杨澍坤
美国社交媒体脸书公司13日承认,它雇用数以百计的承包商雇员“监听”用户的语音资料并转录为文字。
彭博社13日报道,脸书在一份声明中说,它收集用户语音资料前经过用户允许,只是“与苹果和谷歌公司一样,我们在一周多以前暂停人为审核语音”。
彭博社报道,脸书仅“监听”安装脸书推送信息应用并开通语音转录功能的用户,利用用户的语音资料“测试脸书人工智能软件理解语音信息的能力”;脸书没有告知承包商雇员这样做的目的。
脸书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去年在美国国会参议院作证时否认脸书收集用户语音资料、用以投放广告,称之为“阴谋论”。脸书随后在交给国会的书面证词中说,脸书会经用户许可收集用户对话,但没有解释如何加以处理。
提供语音辅助功能的亚马逊、苹果和谷歌公司先前承认收集用户对话,以“改进产品”。苹果和谷歌不久前说,已经停止这种做法;亚马逊公司则对系统作出修改,允许用户禁止亚马逊的“语音助手”收集语音资料。
编辑:高杰

955#
发表于 2019-8-7 17:36:40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纽约时报》欲为特朗普“发声”遭到威胁紧急换版
(原标题:因标题遭抗议,《纽约时报》紧急换版?)
“特朗普敦促团结对抗种族主义”《纽约时报》今天(6日)头版头条欲用这一颇为正面的标题总结特朗普枪击案讲话,并引发网络谴责及退订威胁后,选择了紧急修改标题。
据福克斯新闻8月6日报道,当地时间5日晚,选情分析网站“FiveThirtyEight”创始人西尔弗(Nate Silver)在推特上发布了6日即将刊印的《纽约时报》初版照片,并吐槽称,“我不确定自己会这样表述这条新闻。”
图片显示,《纽约时报》6日的头版头条将特朗普针对枪击案的讲话概括为了——《特朗普敦促团结对抗种族主义》(Trump Urges Unity vs. Racism)。
截图

很快,就有批评人士猛烈抨击该标题没有准确地表达了特朗普的言论。
截至观察者网发稿,西尔弗的推特已经获得2.2万点赞和近4千次转发。其中,获赞最多的评论错愕地说:“等等。什么?”
社交媒体截图
一些推特用户威胁要取消他们的报纸订阅,并敦促其他人也这么做。
CNN撰稿人、作家琼·沃尔什(Joan Walsh)就发推称,“我取消了订阅,不能再犒劳这样糟糕的新闻评论了。”
华盛顿的一些知名民主党人也把矛头指向了《纽约时报》。
不久前,纽约州有色人种众议员科特兹(Alexandria Ocasio-Cortez)刚被特朗普怼“回到犯罪猖獗的祖国去”。这次,她发推评论道,“就让这篇头版文章提醒人们,主流机构的懦弱是如何助长白人至上主义的。”
社交媒体截图
同时,许多总统候选人也谴责了这一标题。候选人之一、纽约州参议员陆天娜(Kirsten Gillibrand)就发推说:“事实并非如此。”
福克斯新闻称,几小时后,《纽约时报》头版的第二版本照片显示,头条标题被改成了“抨击仇恨而非枪支”(Assailing Hate But Not Guns)。
截图
该报网站上也使用了类似的标题:“特朗普谴责白人至上主义,但没谈重要的枪支管控。”
报道截图
福克斯新闻称,目前尚不清楚《纽约时报》是否因民众的强烈反对而改标题。
不过,《华盛顿邮报》以“在遭到强烈反对后,《纽约时报》修改头版”为题报道了此事。
华盛顿邮报》报道截图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在最初的头条标题被疯传一小时后,《纽约时报》宣布修改措辞。一名《纽约时报》发言人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告诉《华盛顿邮报》:“头条很糟糕,第二版已经改了。”
另据观察者网此前报道,上周末,美国一天之内发生两起大规模枪击事件,酿成31死51伤的惨剧。其中,得州埃尔帕索枪击案凶手、21岁的白人男子克鲁修斯曾在网上发布白人至上主义仇视言论,宣称拉美裔移民会“入侵”得州,将其变为民主党人的大本营。
当地时间5日上午,特朗普在白宫就两件枪击案发表了10分钟的演讲,呼吁全国上下“一致谴责种族主义、偏执与白人至上主义”,“必须击败这些邪恶的思想。”
来源:观察者网
链接:https://news.163.com/19/0807/00/ELUGQ4K90001875O.html
编辑:晓晴

954#
发表于 2019-8-5 22:27:35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胡适谈新闻记者修养、报业真精神
来源:南方传媒书院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安徽宣城市绩溪县人(生于上海浦东川沙),曾用名嗣穈,字希疆,学名洪骍,后改名适,字适之,中国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以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

做一个新闻记者,不但要有广泛的无所不知的知识,同时在学术上、道德上也应该有相当的修养。特别是未来的新闻记者,要多看侦探小说。

1.新闻记者的修养

我们中国文学的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翻译得最好的侦探小说。现在有许多报纸都刊武侠小说,许多人也看武侠小说,其实武侠小说实在是最下流的。侦探小说是提倡科学精神的,没有一篇侦探小说,不是用一种科学的方法去求证一件事实的真相的。希望同学们能多看“福尔摩斯”一类的良好的侦探小说,不但可以学好文学与英法等外国文字,同时也是学习使用科学方法的最好训练。

明朝有一位大哲学家吕坤,是十七世纪一位很有地位的思想家。他曾经这样说过:“为人辩冤白谤,是第一天理。”他的这句话在今天仍有许多人提到它。当一个新闻记者,不论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这一种替人“辩冤白谤”的责任。这是一件很大的事,也是一种很重要的修养,尤其是在今天我国警察、司法、军法各方面尚在比较幼稚的时候,责无旁贷的,我们当一位新闻记者的,都应该有此义务。

我今天要讲两个故事,来说明“为人辩冤白谤”的意义。这两个故事是两个有名的案件。第一个案件是最近出版的美联社及芝加哥《太阳报》记者勃雷纳(Brennan)所写的《被偷去的年龄》(The Stolen Years)一书中所说的案件,第二个案件是轰动世界的,连《大英百科全书》中都有详细记载的兑夫司(Dreyfus)案件。

关于第一个案件,那是一九三三年的事。那时勃雷纳才二十五岁,在那个时候,芝加哥发生了一个离奇的绑票案。一个名叫法克脱(Factor)的大流氓自称被绑,并且被关在一个地窖子里十二天,一直到缴了钱才放出来。他这些话是对警察与新闻记者说的。他说这话时勃雷纳也在场。勃雷纳当时听了法克脱的话,就觉得有点奇怪,一个被关在地窖子里十二天的人,怎么衣服都那么整齐,没有丝毫绉纹,同时他又听到一个警察在说,芝加哥天气这么热,怎么他的身上没有臭气。勃雷纳把这两件事记在心上。后来,那个自称被绑的大流氓法克脱指认另一个大流氓杜希(Jouhy)是绑他的人。这案子便开庭审了好几次,同时警察当局又派了一名专家调查此事。

当年芝加哥的警察很腐败,暗中与流氓恶势力勾结,因而那位被派的专家也是一个流氓,他是一个包庇赌博发大财的人,人家说他是世界上最有钱的警察。这个案子本来是流氓消灭敌人的一种手段,杜希原是被冤枉的,可是审判结果,他被判了徒刑九十九年。勃雷纳自从法克脱自称被绑的那天起,就开始注意此事。杜希判罪之后,他便时常去狱中看他,与他谈天,并把他的谈话做成纪录,并替他找证据,因为他觉得杜希是冤枉的。勃雷纳自从一九三三年以来经过二十七年的努力,社会终于注意到这件案子,到今年十一月这位被冤枉了很久的杜希终于被保释了。

同时,勃雷纳的书《被偷去的年龄》也于同日出版,在这本书里,勃雷纳指出两点,一点是当审问时法克脱几次改变他自己的供词;另一点是在检察官提出的证人之中,有一个在绑架的十二天之中,并没有在芝加哥,他是一个伪证。勃雷纳说:“人问我为什么要给一个流氓作辩护。我对他们说:你们看看这个可怜的人,他从没有机会把他的案子向大家申诉。我做这件事,得到的我个人自觉的满意是你们想象不到。”

第二个案件,是法国与德国的世仇。一八七一年法国与普鲁士战争失败,割地赔款求和之后,双方间谍与反间谍工作,活跃得非常厉害。一八九四年法国有一个生活放荡沉湎酒色的军人,名字叫做爱司特哈士(Esterhazy),他与德国大使馆陆军武官勾结,把自己国家的机密文件偷偷的卖给德国,但不巧他的那张出卖的各种文件的清单又被法国在德国大使馆做反间谍的人员拿到。经过一番研究与秘密调查之后,终于疑心到一个完全没有关系的无辜的犹太人身上。这个犹太人名字叫做兑夫司(Dreyfus),他是炮兵上尉,在陆军部工作。由于他的笔迹与那张清单上有点像,并经笔迹专家判断,虽然有的说是他的,有的说不是他的,他终于被认定算做他的,于是他在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十五日被捕了,在军事法庭审问的时候,虽然他始终坚持是无辜的,而军部的证据又是那么的薄弱,仅仅那一件无名的单子和笔迹专家的证明;可是陆军情报局要成立他的罪名,捏造了许多秘密证件,军事法庭终于在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宣判了他犯了卖国的叛逆大罪,送他到一个警备区域去终身监禁。一八九五年三月又被送往南美北岸法属魔鬼岛去监禁。

对于兑夫司的判罪,他的家人与朋友都相信他是无罪的,但是他们没有证据,无法请求复审。但不久有一位情报局的官员卞开纳上校(Col.Pieqner)在一八九六年却发现了一个德国大使馆的武官写信给法国陆军少校爱司特哈士的信稿,这写稿虽是撕碎了,但显然他证明了法国陆军部里有人被德国雇用,于是他便开始侦查,很快的就查知爱司特哈士的一切,并经核对笔迹的结果,证明了军事法庭原有的“单子”的笔迹正是他的。卞开纳把这事报告参谋部总长与次长,但那些大官不愿意重开审判,因此就禁止他继续进行调查。同时还把他调往非洲。卞开纳在去非洲之前把这事告诉了他的一位朋友,他是一位律师。这位朋友又把这事告诉了当年法国上议院的副议长,他们都相信兑夫司是无罪的。

一八九七年兑夫司的哥哥也发现那单子上的笔迹是爱司特哈士的,他就向陆军部正式控告,但参谋部不愿意认此大错。军事法庭开审结果,爱司特哈士无罪。卞开纳被捕下狱。法国的舆论界成为两派:一派说袒护兑夫司这个卖国贼的就是卖国贼;另一派是知识分子,他们在报纸上为兑夫司打抱不平,最著名的是《晨光报》上的克里蒙梭和《世界报》雷因拉克等。当年法国的大文豪左拉也写了一篇《我控诉》的文章,指责埋没事实,埋没真理,让有罪的人逍遥法外,使无辜的人冤沉海底。但是陆军部生气了,告了左拉一状,他被判罪了。

虽然这样,但是反对翻案的人还在继续伪造证据。陆军情报局的副局长亨利上校在一八九六年伪造了两封信,说是意大利驻法大使馆陆军武官写给德国驻法大使馆武官的,信里特别提到兑夫司的名字。这两封信后来在国会里宣读了,兑夫司的罪是铁定了。但是被卞开纳发表了一封给法国总理的公开信,指出了这封信是伪造的、拼凑的,结果亨利上校被捕下狱,畏罪在狱中自杀。这时候政府准了兑夫司太太的呈诉状,把全案卷送最高上诉院。

经过了几个月的密查,上诉院才宣告取消了原来的判决,才决定令军事法庭重开审判,一八九九年军事法庭以五票对二票表决兑夫司有犯罪嫌疑,判徒刑十年。

由于这件案子已是世界注目的案子,法庭判决震惊了整个世界,于是在九月十九日,法国新总理Louber下令特赦,释放兑夫司。又过了几年到一九零三年,另外发现了一些新的事实,引起了新的审判的要求。一九零六年七月十二日法国最高上诉院宣判,才完全推翻一八九四年的判决。政府下令恢复兑夫司的军人身份,任命他为炮兵队的少校。这案子从一八九四年到一九零六年经过了十二年,才真相大白。

由于以上两个案子,我们可以充分的看出,社会上一个人的生命与名誉,不仅是在于法官与法庭,同时有一部分是在于我们这些拿笔杆的人的手里。因此做一个新闻记者,必须要有为人“辩冤白谤”的精神。希望青年的朋友们学看侦探小说,并从现在起努力去培养为人“辩冤白谤”的修养,以达成一个新闻记者的任务。

(本文为1959年12月8日胡适在世界新闻学校的演讲,原载1959年12月9日《中央日报》)

2. 报业的真精神

我自从在国内做学生,留学国外,以迄现在三四十年来,几乎年年与报界发生关系,至少和杂志社未曾断过关系。这几年来,我是《自由中国》杂志社名义上的发行人。所以我与各位仍是同业。我做学生时便开始办报,十六七岁主办《竞业旬刊》(罗家伦先生最近在中国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发现保存有该刊),一个人包办整个篇幅,用了很多的假名。外国留学时,也常常翻译小说、写写散文一类的文章向报刊杂志投稿,赡家养母。后来与《新青年》杂志发生了重要关系,许多文章都在《新青年》发表,其中几篇是谈文学改革(良)问题的,说到将来中国文学应该用什么文字作工具。那时我不过二十多岁,文学改革(良)的文章,是在大学宿舍里与一般朋友们讨论的结果,想不到竟引起国内老一辈的中年朋友们的赞同和支持。在我没有回国时(民国五六年),国内文学革命的旗帜已经打了起来,白话(文)运动弥漫全国,报纸杂志都热烈讨论,以后我也常常参加。

继《新青年》之后,我加入了陈独秀、李大钊所办的《每周评论》。那时我有一个主张,认为我们要替将来中国奠定非政治的文化基础,自己应有一种禁约,不谈政治、不参加政治、不与现实政治发生关系,专从文学和思想两方着手,做一个纯粹的思想文化运动。所以我从那个时候起二十年不谈政治、不干政治,这是我自己的禁约。可是一般朋友说:“适之不谈政治,我们要谈政治。”所以民国七年先慈去世,我奔丧回安徽,他们以《新青年》不谈政治,另办一个周刊——《每周评论》过过瘾。等我回北平已经出刊几期了。民国八年陈独秀被捕,《每周评论》无人主持,便由我接办,直到北平警察厅查封为止。

后来又办《努力周报》,办了一年半,出刊七十五期。《努力周报》是谈政治的报。以前我们是不谈政治的,结果政治逼人来谈。后来只是不干政治。正如穆罕默德不朝山、山朝穆罕默德一样,把二十年不谈政治的禁约放弃了。不过二十年不干政治的禁约,至少我个人做到了。抗战时期政府征调国民服务,先要我到美国去做非正式的国民外交,继派我为驻美大使,做了四年的外交官。这是我立禁约的第二十一年,可算已超出于二十年不干政治的期限,坚守住了二十年不干政治的禁约。

我与日报的关系是常替天津《大公报》写文章。《大公报》的“星期论文”就是我替张季鸾先生、胡政之先生计划的,请《大公报》以外的作家每星期写一篇文章,日程也多由我代为排定。这样,报馆的主笔先生每周至少有一天休息。这种方式旋为国内各报所采用。

我认为办报只要采取锲而不舍的精神,用公平态度去批评社会、教育、文化、政治,有毅力地继续不断的努力做去,终是有效的。佛教《法华经》有一句话:“功不唐捐”(“唐”,古白话“空”字),意思说,努力是不会白费的。譬如提倡中国文学白话运动,原是偶然的,我在文艺协会座谈会说过。一九一五年,康乃尔大学中国留学生的男同学欢迎一位中国女同学,餐后泛舟游凯约嘉湖,忽然天气骤变,乌云四布,大家急于回来,但船将靠岸,暴风雨已经发作,大家匆忙上岸,小船竟翻了,幸而没有发生事情,不过大家的衣服都弄湿了。男同学中的任叔永先生事后寄了一首旧诗给我(我那时在哥伦比亚大学),题名《凯约嘉湖覆舟》。游湖、遇雨、覆舟、写诗,这些都是偶然发生的;我看了那首旧诗,也偶然的产生了一种感想,觉得诗的意思很好,但用字不划一,有今字,有《诗经》里的古字。《诗经》里的古字,是二千年前死了的字,已不适用于今天了。我随即复了一封批评的信。这封信又偶然给哈佛大学守旧的梅光迪先生看见了,很生气的骂我的批评是邪说。

我为替自己的主张辩护,便到处搜集材料证据,来证明中国文学应该用活的语言文字,应该用白话,不论是写文章和作诗;便在《新青年》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条意见。陈独秀先生是主张革命的,继我而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文学革命”的名词便是由此而来)。这样一来,文学革命的旗帜已经展出来了,“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只好硬着头支撑起来。当时我们认为我们的思想主张必为将来中国的教育工具和一切的文学工具。白话可以写诗,可以写散文、小说、韵文,不仅可以写通俗的诗词韵文,并且可以写高深的诗词韵文。小说用白话写,在数百年前已经有伟大的小说如《七侠五义》、《西游记》、《封神榜》等可作证据;诗词方面,历史上大诗人所作的诗,凡是易于记诵的,都是白话文。关于这一点,许多人还是不肯信服,认为古人的诗有白话是偶然的。我为此于民国五年七月十六日写信告诉朋友们说,从即日起我不作诗了,要作诗就是白话诗。民国六年元旦,我把这个主张同时发表在国内的《新青年》和美国留学生办的《季刊》上。

我们当时曾细细想过:文学革命运动是对的,但一定会有人反对,一定会遇到阻碍,我们准备奋斗二十五年至三十年,相信一定可以成功。因为所有现代国家都经过了文学革命的阶段,如五百年前的西欧是用拉丁文,东欧是用希腊文,先由意大利发动文学革命,提倡用白话,以后法、德、英国,整个欧洲,一个个的都用新的活的语文,所以我们认定我们的主张必会成功。结果出人意料之外,原拟奋斗二十五年至三十年的,只做了四年工夫(民国六年到九年)时机便成熟了。民国九年,北京的反动政府教育部也受了舆论的震动,没有法子拒绝,颁布了初级小学一二年级的教材用白话文来编。殊不知学校制度是有机体的,一二年级教材用白话文,三四年级教材也就不能不用白话文了,这样白话文便打进了学校。民国八年的“五四”运动,是爱国运动,全国学生为响应这一运动,出版了四百多种刊物,都是篇幅很小(有些像包脚布),也有油印的壁报,但全部是用的白话。这是一般青年感觉北大这班教授提倡的白话一点不错,采用为发言的工具了,用不着我们开学堂来训练,只要把想说的话放胆的写出来就行了。

大家看《红楼梦》、《水浒传》等小说,就是学习写白话的模范,用不着再找教师。以我的经验,中国的白话,是最容易的一种语言工具,可以无师自通,几百年来的老祖宗,给了我们许多的教材。同时我觉得中国的语言,是全世界最容易学、最容易说的语言;文法上没有性的区别,没有数量的区别,也没有时间的区别。你来、他来、我去、你去,没有变化;他昨天来(过去的)、今天来(现在的)、明天来(将来的),没有变化。话怎么说,文章便怎么写。所以“五四”运动,各地青年学生要发表思想情感,无师自通的工具——白话文便自然的产生出来了,使北京政府教育部不得不接受这一运动,不得不颁布小学一二年教科书改用白话文来编。跟着,新诗、新的散文、小品文、新的戏剧、新的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新闻短评、长论文,都出来了。我们预备奋斗二十五年至三十年的,想不到四年工夫,我们便胜利了。

我们应该相信,我们这一行业——报业,确是无冕帝王,我们是有力量的,我们的笔是有力量的。只要我们对这一行业有信心,只要我们的主张是站得住的,有材料、有证据、不为私、是为公,以公平的态度锲而不舍地努力下去,“功不唐捐”,努力是不会白费的。提倡白话文运动,四年小成。十年大成,终于普及全国,这就是一个证明。当此国家多难,时局动荡激烈,全世界也陷于危机的时候,报业当然也遇上了困难。今日“自由中国”只有十三份报纸,公营民营报纸经营都有困难,只好靠配给;并受人口的影响,销路不多;商业不发达,登广告的少。这些困难,我一看便知道,我很同情。不过,我们干这一行的,应该有一种信仰,要相信“功不唐捐”,努力是不白费的。

我们贯彻一种主义,预定十年,也许三五年便发生了效果。我们不必悲观失望,不必求速效,我们的职务是改变人的思想习惯。改变思想习惯就是改变人的作风。思想习惯都是守旧的、难得改的,可是久而久之潜移默化,不知不觉中会发生效果。这类的事,我这过了六十二岁的人,是见过很多的。如当年梁启超先生在海外办《新民丛报》,倡导维新,竟至影响了国内全国的政治社会!革命的前辈在海外办《民报》,鼓吹革命,满清政府禁止其运入国内,许多留学生却将《民报》缝入枕头,偷偷的运回国内秘密传观,流行的数量这样的少,可是几年中全国青年人接受了革命的思想,促成革命的成功,这是孙中山先生所梦想不到的!他们远在海外,以少数几个人的力量,凭着胆量勇气,提倡理想的主张,在短时期内便震动全国,证明报业是有力量、足以自夸的高贵的职业。

我们看一看六十年的中国历史,可以知道中国以前的报馆是可怜得很,少数几个人包办一切,几张破桌椅,便算设备,那有现在的人才济济,更没有这样阔绰的“记者之家”,可以在工作之余,来喝茶“白相”。

刚才谈到报纸的广告少,这是不能怪商人不懂广告效用,不明广告价值,不送广告来登;广告是要靠报馆提倡,要靠自己去找的。美国广告的发达,也不过数十年的历史。美国克蒂斯出版公司出版三种报纸、杂志——《星期六邮报》、《妇女与家庭》杂志和《乡下人》,他们先是推广报纸、杂志的销路,再全力宣传广告效用,派人出去招揽广告。结果业务蒸蒸日上,极一时之盛。近代广告的演进,渐渐成了广告学,甚至广告心理学,用广告来引起人的欲望,引起购买的动机,向人们展开攻势,争取广告。大家如果能够研究用策略、战略去争取广告,我敢担保广告一定会发达。

我下次来的时候,台湾各报的广告,必有可观的成绩。广告成为美国的宠儿,就是美国人懂得广告心理。在中国的都市中广告比较发达的是上海,而上海最初懂得利用广告的是中法药房创办人黄楚九。黄楚九懂得广告心理学,他制售补脑汁,不说是他自己发明的黄医生补脑汁,而说是德国艾罗医生的发明,以加强购买者的信心。所谓艾罗,即英文的Yellow。这种作法,当然是不足为法的,但是做广告要懂得心理学,这里可以得到一个证明。由于黄楚九的懂得运用广告,广告在上海才引人注意。在台湾,大家不妨现在就发起一种广告运动,凭了各位先生各位小姐的才干,广告一定能够打开局面,报业一定能够大发达。

我向来是乐观的。朋友们都说我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今天我也就是以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和大家讲话。诸位不妨发起一两种小运动来试试看,我相信必会有圆满的收获。谨以“功不唐捐”作为记者之家的格言。

(本文为1953年1月7日胡适在台北市“记者之家”的演讲,原载1953年1月8日《中央日报》)

3. 新闻独立与言论自由

主席,各位同仁:

刚才程沧波先生说我也算是一个编辑人,我的确是编过好几个报,只是没有编过日报。有一个时候,我几乎做了程沧波先生的前任。上海有个大报,要我去做编辑人,那时我考虑结果,我不敢做,因为日报的工作太苦,我的生活不规则,担任不了。除日报以外,我曾编过三个周报,编过两个月报,周报最早的是《每周评论》,但最初并不是我编起来的,而是陈独秀这班朋友编的。不过在民国八年陈独秀先生被拘捕,那时没有人负责,就由我接办了几期,直到被北京警察厅封掉为止。以后又办《努力周报》,办了七十五期,有一年半,到曹锟贿选时期,我们自己宣告停止。以后的《独立评论》是三个人负责,大部分是我编的,编了五年,出了二百五十期。因为有这个资格,所以我在美国做外交官的时候,美国有个新闻记者名誉协会,叫我“正在工作中的新闻记者”,并送我一个金质钥匙,因为我正在做外交官。假如我知道今天会有这样一个盛会,一定会把那个金质钥匙带来给大家看看,因为有这个资格,所以刚才我敢称大家为同仁。
在参加今天这个盛会以前,我绝没有想到大家要请我来说话,以为只是请我来吃饭的。到了门口才看到是讲演会,所以今天我一点没有准备,在餐桌上就请程沧波先生和曾虚白先生给我题目,他们都很客气,可是刚才主席说的话等于给了我一个范围。可是这个题目太大了,言论自由的确是个大题目。

前天在《自由中国》杂志三周年纪念的茶会上我也稍微说了几句,我说言论自由同一切自由一样,都是要各人自己去争取的。言论自由并不因为法律上有规定,或者宪法上有这一条文,就可以得来,就是有规定也是没有用的。言论自由都是自己争取来的。我为什么这样说呢?这几天与朋友们也讲过,无论世界任何国家,就是最自由、最民主的国家,当政的人以为他是替国家做事,替人民做事,他们总是讨厌人家批评的。美国当然是很尊重自由的,绝对没有限制言论自由,但是诸位还记得吧,前两年在华盛顿,有一个《华盛顿邮报》的戏剧音乐批评家,批评总统的小姐唱歌唱的不好,杜鲁门先生就生气了。第二天自己写了一封信送给这个音乐评论专栏记者,连他的秘书也不知道,骂他,并且说,你要再这样批评,我就要打你。这件事也曾轰传一时,成为笑谈。故事开始时,我们明白,杜鲁门总统对于人家批评他的政治,已经养成容忍的习惯,不能发脾气。

批评他的行为,批评他的政策,批评他的政治,他尽管不高兴,但是没有法子干涉。不过到了人家批评他小姐的唱歌好不好时,他觉得做爸爸的忍不住了,就出出气,用粗鄙的语句说要打人家。可是他的信写出以后,得到社会上很不好的反应,我可以相信,杜鲁门先生绝不会写第二次这样的信。因为他的小姐唱歌好不好,别人有批评的自由,可是他写信时并没有想到戏剧歌曲家批评唱歌好不好,这也是言论自由。而且言论自由是社会的风气,大家觉得发表言论,批评政府是当然的事,久而久之,政府当局也会养成习惯,所以言论自由是要争取的。要把自由看做空气一样的不可少。不但可以批评政治,不但有批评政策的自由,还可以批评人民的代表,批评国会,批评法院,甚至于批评总统小姐唱歌唱的好不好,这都是言论自由。人人去做,人人去行,这样就把风气养成了。所以我说言论自由是大家去争取来的。这样好像是不负责任的答复,但是我想不出比这更圆满的答案。

在自由企业发达的国家,尤其像美国,他们的报纸是不靠政府津贴的。所用的纸,都是在公开市场上买的。他的收入完全靠广告。因为在自由企业发达的国家,商业竞争剧烈,无论有了那一样新的产品,大家互相竞争,所以化在广告上的钱往往不下于制造的费用。这是报纸经费最大的来源。杂志也是这样,这些条件我们都缺乏。在美国就没有一个报纸可以说是国家的。政府绝不办报纸。有党籍的人办报也不是以党的资格来办。譬如有许多报纸,在选举期间,在候选人出来之前就有一种表示,有些表示的早,有些较晚,当初共和党人的报纸占大多数,然而二十年来共和党并不能当政。共和党人都是有钱的大资产阶级;民主党向来是代表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的党。照党的背景看来,报纸老板共和党的人特别多,应该是共和党永远当政。但是社会并不因为共和党报纸多而影响选举。

英国也是一样,有一个时期,工党只有一个报,销路很小,叫做《H.R.报》,后来销路增加,那时自由党有无数报社,然而工党已经当政了两次。这就说明这些国家没有一个报算是政府的,他们是独立的,能够自立的。这与我们有很大的区别。像我们现在的困难状况之下,纸的来源要政府配给,一部分材料也得要政府帮忙,至于广告,在我们工业不发达的国家等于没有。所以广告的收入不算重要。尤其在这个困难时期,主要的报纸都是政府报,或是党的报纸,因为是政府的报、党的报,言论自由当然就比较有限制,我个人的看法,感觉到胜利之后,政府把上海几个私家报纸都收归政府办、党办,至少党或政府的股东占多数,这个政策我想是不对的。应该多容许私营的报纸存在,而且应该扶助,鼓励私家报纸,让他发展,这也是养成言论自由的一个方向。政府要靠政策行为博取舆论的支援,而不靠控制来获取人民的支持。我觉得这是言论自由里面一个重要问题,值得大家考虑的。

关于材料,包括纸、原料的配给,在现在艰难的时期,我觉得应该养成一种习惯,由编辑人协会,报业公会、外勤记者联谊会等团体,参加支配报纸。因为言论自由不应该受这种不能避免的物资的影响,这是值得讨论的,不过要想在这困难时候做到完全自由独立,确是很难。

回想我们办《独立评论》时,真是独立。那时销路很广,销到一万三千份。我们是十二个朋友组织一个小团体,预备办报,在几个月之前,开始捐款,按各人的固定收入百分之五捐款,这是指固定收入而言,临时的收入不计算,几个月收了四千多元,就拿来办报。我们工作的人不拿一个津贴,也没有一个广告,因为那时广告要找国家银行或国营机关去要,那么就等于接受了政府的津贴,等于贿赂,所以五年之中,我们除了登书刊的广告之外,没有收入。我们发表的文章有四千篇,没有出一个稿费,因为那时我们这般人确是以公平的态度为国家说话,为人民说话,所以我们即使不给稿费,人家也把最好的稿子送来。

最初我们的稿件百分之九十是自己写的,后来外稿逐渐增加,变成自己的稿只有百分之四十五,外稿占百分之五十五,甚至有许多好的文章先送到我们这里来,如果我们不登,再转投其他有稿费的刊物去发表。在民国三十五年回国的时候,许多朋友说:“胡先生,我们再来办个《独立评论》”,但是那时排字工人的工资比稿费还要高,我拿不出这些费用,非政府帮忙不可,而且人人都要稿费,我也拿不起,若是我办杂志而要求人的话,我就不办了。这并不是责备任何人,而是事实。这就表示在自由企业不发达的国家,又在这种局面之下,当然有许多方面不容易有完全独立或完全自由的言论。不过无论如何,自由的风气总应该养成。就是政府应该尊重舆论,我说这话是一个事实,大家应该谅解。我觉得,不要以为自己党来办报,政府来办报,就可以得到舆论的支持,没有这回事的。这种地方,应该开放,越开放越可以养成新闻独立,越可以养成言论自由,而政府也就可以得到舆论的支援。至于支配纸张材料的机关,应该由有关的团体参加,政府不要以配给政策影响言论的自由。

有人说只有胡适之有言论自由,这话不是这样说的。从前我们办《努力周报》,正在北洋军阀时代;办《每周评论》是民国八年,也是军阀时代;办《新月杂志》是国民革命后的头两年,后来办《独立评论》,完全是国民党当政时候,是在九一八事件发生以后的几个月,我们受了“九一八”的刺激才办的,一直办了五年,到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出最后的一期,二十八日北平就丢了。在这个时期,人家就曾说过胡适之才有言论自由,其实不然。我承办的头一个报就是被北平警察厅关闭的。

第二个在曹锟贿选时代,当时的局面使我们不能说话,所以就自己将它取消了。后来的《新月杂志》也曾有一次被政府没收,《独立评论》也曾被停止邮寄,经过我打电报抗议以后才恢复的。当宋哲元在北方的时候,那时是一九三六年(民国二十五年),我新从国外归来,一到上海就看见报纸上说“北平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把《独立评论》封了”。这是因为我十二月一日到了上海,所以就给我一个下马威。那时我也抗议,结果三个月后又恢复出版,所以我并没有完全失掉言论自由。为什么那时我们的报还有一点言论自由呢?因为我们天天在那里闹的。假使说胡适之在二十年当中比较有言论自由,并没有秘诀,还是我自己去争取得来的。

争取言论自由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得到政府的谅解,得到各地方政府的谅解。政府当然不愿意你批评,但要得到政府谅解,必须平时不发不负责的言论。比方中日问题,我们的确对于政府有一百分的谅解,在报上不说煽动的话,即使有意见或有建议,只见之于私人的通信,而不公开发表。在那时,我们曾提出一个平实的态度,就是公正而实际,说老实话,说公平话,不发不负责的高论,是善意的。久而久之,可以使政府养成容忍批评的态度。

人家说,自由中国言论自由不多,不过我看到几个杂志是比较有言论自由的,譬如杜衡之先生办的《明天》杂志,臧启芳先生办的《反攻》杂志,我觉得他们常有严厉的批评,《反攻》上文章对于读经,有赞成的,有反对的,这个也是言论自由。我还看见几个与党有关系的杂志,对于读经问题,批评的也很严厉。《明天》杂志对于政治的批评也颇有自由,这都是好的现象。只要大家能平实,以善意的态度来批评,是可以争取言论自由的。况且我想政府也需要大家的帮助,只要大家都说公平的话,负责任的话。今天我因为没有准备,讲的很草率,请大家原谅。
(本文为1952年12月1日胡适在台北市编辑人协会欢迎会上的演讲,收入1986年3月25日台北远流出版公司出版的《胡适作品集》第26册)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2h49T71QfZ3k7ykaJOhpXw
编辑:马晓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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