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新浪传媒举办中国媒体灾难报道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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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与责任-中国媒体灾难报道研讨会”现场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陈昌凤教授表示，面对灾难性事件，媒体的专业性操作是媒体自身实力的“硬性指标”。央视著名主播劳春燕提出，媒体首先要有专业的理念和价值观，而在灾难面前，新闻报道是为公众服务的，其核心功能就是“传播信息、服务救灾”， “新鲜度、准确度、精确度、清晰度”是四个应当重视的专业报道标准。
资深摄影记者贺延光称“每当一个大的事件发生以后，给公众的感觉，媒体会陷入一场表扬和自我表扬的狂欢”，但其实媒体更需要反思和总结。从图片摄影的角度来看，在灾难和死亡面前，镜头一定要有所顾忌，“要考虑到死者的尊严，考虑到家属的感受，考虑到读者的接受能力”。新京报编委刘炳路提出媒体灾难报道可分为三个阶段，“灾后首先是抢动态，第二阶段是做人文，到救灾基本结束后做深度”。他还表示“灾难报道可以多用全景式报道”，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制图，一种是文字。
成都电视台记者蒋林提出在灾难中，避免对受灾群体的“二次伤害”是媒体人需要坚守的底线。刚刚参与芦山地震报道的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周范才认为，报道如何均衡覆盖在受灾的地区，避免此次芦山地震报道中媒体过度反应和报道资源扎堆的情况，是尤为值得总结的地方。
根据本次论坛的研讨成果，新浪将会联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等学术机构在近期推出《中国媒体灾难报道手册》，为媒体从业者在今后面对同类题材报道时提供参考依据。
http://news.sina.com.cn/m/2013-05-31/153627278032.shtml
中国媒体灾难报道研讨会在京举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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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媒体灾难报道研讨会现场。（朱兴鑫 摄 新浪传媒供图）
与会代表对于媒体在灾难报道中报道与反思的时机与尺度、如何遵循新闻伦理避免消费灾难、如何建立灾难报道机制等方面展开了深入讨论。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陈昌凤教授表示，面对灾难性事件，媒体的专业性操作是媒体自身实力的“硬性指标”。
央视著名主播劳春燕认为，在灾难面前，新闻报道是为公众服务的，其核心功能就是“传播信息、服务救灾”， “新鲜度”、“准确度”、“精确度”、“清晰度”是四个应当重视的专业报道标准。
资深摄影记者贺延光称“每当一个大的事件发生以后，给公众的感觉，媒体会陷入一场表扬和自我表扬的狂欢”，但其实媒体更需要反思和总结。从图片摄影的角度来看，在灾难和死亡面前，镜头一定要有所顾忌，“要考虑到死者的尊严，家属的感受，读者的接受能力”。
新京报编委刘炳路提出媒体灾难报道可分为三个阶段，“灾后首先是抢动态，第二阶段是做人文，到救灾基本结束后做深度”。他表示“灾难报道可以多用全景式报道”，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制图，一种是文字。
针对 “灾难报道中的媒体原则”、“中国灾难性报道的进步与不足”等话题，与会代表从灾难报道的前后方报道力量调度、灾区报道资源均衡性、媒体社会责任、新闻伦理等方面展开讨论。
成都电视台记者蒋林提出，在灾难中避免对受灾群体的“二次伤害”是媒体人需要坚守的底线。刚刚参与芦山地震报道的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周范才认为，报道如何均衡覆盖受灾的地区，避免此次芦山地震报道中出现的媒体过度反应和报道资源扎堆，是尤为值得总结的地方。
根据本次论坛的研讨成果，新浪将会联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等学术机构在近期推出《中国媒体灾难报道手册》，为媒体从业者在今后面对同类题材报道时提供参考依据。
http://news.sina.com.cn/m/p/2013-06-02/155827291023.shtml
劳春燕谈芦山地震报道 媒体应谨记"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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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主播劳春燕（宋心蕊 摄）
劳春燕透露，芦山地震发生后，中央电视台立即启动了直播报道任务，140人的采访队伍奔赴前线。但后方留下的团队则仅有14人，基本为《东方时空》的班底，并确定了“传播信息，服务救灾”的报道核心。在这次地震直播中，劳春燕也以精准得体的主持风格和敬业的工作态度获得了观众的好评。
劳春燕总结出了灾难报道的“四个度”：第一是新鲜度，灾难报道初期信息匮乏，记者应拓展信息来源，努力从各方取得第一手信息。第二是准确度，灾难报道中“准”比“快”重要，后方编辑团队拿到前方记者发回的消息后，应该经过甄别和过滤，并跟前方求证后再给予报道。第三是精确度，灾难发生后相关部门的新闻发布会往往会提供笼统的信息，媒体报道时应关注细节，提供精确数字。第四是清晰度，在大量信息碎片涌入时，应该对素材进行盘点梳理后，再传播给受众。
劳春燕认为，新闻是一份需要具备专业主义精神才能做好的职业，尤其在大数据时代，传统媒体在与新媒体竞争时更需要提供专业产品，个人专业素养和团队专业架构缺一不可。
http://news.sina.com.cn/m/2013-06-03/165527299948.shtml
主题演讲
陈昌凤：灾难报道需要专业和责任![]()
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陈昌凤
以下为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陈昌凤演讲实录：
陈昌凤：今天会议的主题定得非常好，这是新浪他们经过多次的讨论之后确定的主题叫专业与责任。这个责任，大家已经在担负着非常大的，非常沉重的责任，而且确实是在历次的灾难报道中间都发挥了非常重大的影响。
今天的主题另外一个话题是专业性，而且把专业放在前面，这是非常有眼光，非常有远见的。因为专业性过去也是我们很重视的，但是到了新媒体蓬勃发展的时候，这个专业性更加成为了我们目前必须正视的话题。专业也许我们在课堂上跟学生探讨新闻专业主题到底包括哪几个方面的内容、包括哪些方向，但是具体落实到实践中，我们发现一百多年总结出来的理论远远不如实践那么丰富。在专业主题里涉及的几个方面，像客观性、真实性，这几个内容，在我们所有报道中间都在努力做到，在专业报道时期，尤其是特别的状况下，我们可能在这个方面的实践更加地要谨慎。专业主题的内涵已经在实践中间不断地体现出来，尤其刚才说到新媒体时代、自媒体时代。我们最近不断有媒体站出来说转了一个谣言，可能是发布了一条不太确切的新闻，这慢慢地对我们的冲击是非常大的。
最近我们在香港开会一个关于媒介伦理与归置的会议，英国、法国、美国一些国家的学者都参加了，其中中国两岸三地成为最核心的关注点，大家都有共同的问题，尤其是新媒体和我们传统媒体在交锋状态下或者在合力状态下带来新的问题，目前更是我们要关注的。也因此专业主题现在更加窄化到一个方向，关于媒介伦理的问题。因为一个月前英国的PCC(英国新闻投诉委员会)的处境，导致全世界范围内讨论关于媒介的专题主力到底怎么做，是不是政府应该来介入或者其他的机构是不是要加强更多的对专业方面的限定，这些都已经成为全球性的话题。
今天我们能够把专业性和责任这两个放在一起去讨论，这确实是我们非常需要重视的方面。刚才蒋老师说到外媒在报道的时候如何快速、全面的信息，这也是我们专业性的另一个视角。比如说CNN和BBC，我们看到很多报道从专业性媒体来说，是完全够得上专业性的，但专业媒体如何更好地发挥专业的引导性，还有宣传专业的标准？我想我们在确定标准方面，还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我们未来要关注的。
因此新浪在讨论会议的时候，他们特别提出一个高瞻远瞩的方向，就是想在会议之后确定一个关于灾难报道的标准或者未来的指南，也许在自媒体或者各种媒体蓬勃发展的时代，我们正需要的就是一个专业性的标准，而这种专业性的标准是需要在座的各位媒体精英来确立的，我们会不断地关注、学习和研究，谢谢各位！
http://news.sina.com.cn/m/2013-06-02/113627290045.shtml
尹光辉：国家地震救援队希望跟媒体建立工作联络机制![]()
中国地震局震灾应急救援司副司长尹光辉
以下为中国地震局震灾应急救援司副司长尹光辉演讲实录：
尹光辉：我来自国家地震局，也参与应急管理这方面的研究。在国家经济转轨、社会发展高速的时期，我国应急管理划分为四大类：自然灾害、地震灾害、还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社会性群体事件。从我自身角度来讲，从5•12地震一直到玉树地震，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巴基斯坦地震救援，日本地震，包括这次芦山200人的救援队，我作为总队参加了救援行动。自然灾害来了，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媒体应该做些什么，在此谈一些我的学习体会和感想。
媒体在救援过程中的作用之一：预防警示
新闻媒体在地震突发事件中的作用，和大家交流一下我的一些体会。第一个是预防警示作用。比如说洪水，有一个预警的时间，我跟气象局的同事聊，天上的事他能知道，比如长江流域经常下暴雨，卫星云图有一个计算机模拟运算判断，可能要发洪水或者台风，台风的路径经常变化，这个时候有一个预警的时间，通过新闻媒体进行传播，让老百姓有一个准确转移、避灾的时间。
国务院和国家发改委有突发事件应急体系规划，有一个项目做预测预警，因为气象局的管理体制一直垂直到县里，把它的硬件通过应急平台传播到县里，到地市这些节点，他有一个手段，通过手机短信还有媒体新闻广播，以后要专门把这个机制建立起来，下一步要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媒体在救援过程中的作用之二：沟通协调
第二，个沟通协调的作用。比如说这次芦山地震，因为地震来了以后，通过各种手段了解灾情，灾情并不大，并不像我们想象的7级地震的场景，死亡非常多。当时我跟武警总部、公安消防进行互动。我们采取的原则也向国务院申报，就近用兵，因为就近非常快，武警部队建立33支公化救援队。到了晚上8、9点钟，国务院救急办副主任给我打电话，国家地震救援队启动，200人队伍连夜赶赴灾区。通过救灾，我们了解这个情况，这里有些信息不对称的东西。媒体在应对过程中的灾情信息，不管给决策层，还是给救援力量提供信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记者非常灵活，遍布到灾区各个地方，我们希望国家地震救援队跟在座的朋友，各路媒体建立良好的工作机制，建立联络方式，有重要的灾情信息或者说灾情分布的死角，哪个地方有需要救援力量，及时提供给我们，提高救援的效率。
媒体在救援过程中的作用之三：舆论监督
第三，舆论监督的作用，对政府也是监督，还有情绪疏导、总结反思的作用。政府是不是救灾有力，是不是第一时间。新闻媒体在常态情况下报道，有我们的规则，做法、程序都很成熟了，特别是突发事件，从管理体制到运行机制，还有一个磨合的过程。抗震救援行动以后，媒体怎么报道，总结反思的时候，哪些是工作的短板，不到位的地方。注入正能量，一张照片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20多年前一张大眼睛的照片，带动了多少希望工程的作用。关于以后的工作思考，希望我们建立良好的机制。
媒体应坚持客观公正、及时准确的报道原则
从用户来说，希望媒体朋友们坚持客观公正，及时准确的报道事件，在第一时间，在真实的现场，对公众进行报道、传播，保持现场原貌。这非常重要。媒体是社会发展催化剂，在危难的时候凝聚着无形的力量，尤其在面对灾难的时刻，要起到正确的、客观的引导作用，不要为了抓眼球而肆意扩张和夸张，真正做到适度不过度。灾区里的说法，我们不叫谣言，叫地震传言，这个传言有的时候是真或者假，经过一定客观分析研判的过程。而这个谣言产生敌对的情绪，专门破坏事情。
传播主流声音同时完善地震突发事件应急报道工作机制
不管是专业媒体、非专业媒体、自媒体，在我们信息网络科学技术发展这么快的情况下，传播新闻的途径越来越便捷。希望同志们共同努力，避免假的信息传播，保持我们客观公正的主流声音。还要完善地震突发事件应急报道工作机制，完善这些机制要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建立一套针对性强，可操作性工作预案或文件，从组织机构、工作职责、基本程序、应急保障，有的记者出去非常不容易，生活的保障，都得不到，就影响他的工作，特别是通讯的时候，有网络便于他把新闻的稿件传播出去。这种应急保障等各方面的详细规定予以明确。
我希望把这个作为一门边缘的科学，在新闻传播里应对突发事件，把课题完善起来，给政府提供一个好的工作建议、指导。谢谢大家！
http://news.sina.com.cn/m/2013-06-02/115427290074.shtml
南香红：灾难报道媒体及时性 公开性最重要![]()
《南方都市报》首席研究员南香红
以下为《南方都市报》首席研究员南香红演讲实录：
南香红：各位好，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交流。2008年汶川地震，我从广州飞往北京，一下飞机打开手机发现汶川当时报的7.5级地震，我第一反映这不是唐山地震(的规模)吗。我回到家里，马上向报社申请，自己要到前线去，就得到了允许。
第二个比较大的感受，我没想到灾难那么大，而且我自己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灾难，也没见过那么多的死人，这种场面对我的冲击非常大。我回来以后最强烈的想法是，当时去了那么多的记者，经历了那么多的艰难和困苦，在那么艰难情况下采访，我们没有伤亡，这是一个奇迹。汶川那种级别的地震，媒体完全没有应对重大灾难经验的情况下，赤手空拳做完了报道，还没有伤亡，是上苍对我们的惠顾。回来以后，我就想一定要把这场灾难能够总结一下，作为媒体，以后做这种报道时能够有经验，就有了《巨灾时代的媒体操作》。
今天主讲的题目是《灾难报道，理念与实操》。这里有唐山、汶川、海地、玉树、福岛地震的报道总结。
唐山地震时，我还很小，没有更多的印象，后来翻它的报道，就看到媒体在唐山报道当中是缺位的，当时抗震救灾150多天里，没有出现一张带有哭泣灾民的照片，也没有一篇对灾难的直接的报道，第二天报道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极为关怀，发出慰问电。后来的一些报道，也都是唐山怎么出了第一吨煤的报道。
到了汶川地震，当时的报道作为中国媒体界是一个大突破，南都执行总编辑就说发现当天死亡人数不断上升的时候，我们作为一家有责任的媒体，这样的事上不可能袖手旁观。我们还是想要自己的记者到前线去，第一时间派出记者。
第一个到现场的记者是5月12号晚上8点，这是非常快的，因为当时记者正好在成都，所以就留下了他。我们另外一路记者13日凌晨2点到达北川中学，他当时在重庆，从重庆直接赶到成都。另外总部4辆越野车，三个小时之内到达。因为有了这个意识，所以出发的时间或者说到达的时间就特别快。我们还发了号外，这也是非常重大的决定。第二天早晨的时候，我们等不到新的照片和报道出来，就发了号外，就把13日凌晨2点拍下来的照片作为头版登出来了。我们6路记者当时奔赴前线。最后到达前线的记者达到70人，在前线设立总指挥部，跟后方进行配合，进行报道。
芦山地震报道时，现在有一种质疑的声音，媒体一拥而上，扩大了灾难，我们的报道是不是很无序，是不是对灾难有多种重复报道？这个都是这次提出的问题。媒介在传播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在灾难报道中，出现了一拥而上或者重复报道，这种现场确实需要媒体进行反思。媒体从受到限制，不能到灾难现场进行报道，到我们突破了限制，一般的灾难都可以到现场。我们应该如何报道？怎么报道的更专业，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需要思考的问题。
灾难报道三要素：要生命保障、工作保障、如何报道
其实灾难报道作为新闻的一种品种来说，它具有了新闻最主要的要素，就是它的冲突性，对读者的影响力和对整个生活的改变的状况。所以它是新闻当中最突出的或者最显著的种类。灾难报道从我经历的情况来看，有三个最主要的要素，要生命保障、工作保障、如何报道。
所谓生命保障，主要对记者，对媒体来说特别重要，媒体要做好自己的保障。很明显的例子，《南方都市报》跑得很快，在第一时间发出稿子，但是我们也很吃亏，记者基本上累垮了，第一批上前线的记者24小时之内全部都不能工作了，都累垮了。另外突击映秀的这次行动，映秀全部靠走路，他们走了24小时路，在映秀只工作了4个小时，回来发稿，回来就崩溃了，让他用口播的方式让后方的记者把稿子录下来，他已经说不出话，从身体上和精神上崩溃了。因为我们当时缺通讯设备，没有带，完全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有的记者穿着皮鞋，甚至穿着凉鞋，造成身上皮肤都长了斑，很长时间都没有好。当时记者靠走路、蹭车、没吃没喝没有睡觉的地方，甚至连安全帽都没有，有一个记者在北川“偷”了一个安全帽。
再到海地地震，我们完全有了保障，2009年我出了《巨灾时代的媒体操作》，总结了我们的经验，海地因为是一个远距离的，而且是海外的作战，对那个地方情况完全不能控制，不可控。所以我们给记者做了的充分保障。
2010年13日发生地震，16日我们就出发了，到了18日就抵达太子港，我们用了多米尼亚总统顾问吴玫瑰女士调用的军用直升飞机，答应把我们记者送过去，再接出来，所以才去了，我们有7个人去了。
生命保障有三个，水、食品和睡眠。我们记者装备从睡袋到通讯设备，到身上黄色的条都是密封的袋子，放证件、护照，非常完备。一到太子港机场，马上坐下发稿。通讯设备都有了，而且食品在他的包里都是经过测算的，他能背多重，能坚持多少天。
玉树地震更是非常完备的保障了，我们直降高原。地震还没有动，降落在西宁机场，所有的保障都准备好，包括睡袋、越野车等等，记者直接到了，马上到现场。我们没有向任何的单位求助过，反而是其他媒体记者没吃没喝到我们帐篷里来住。
日本地震，当时我们记者第一时间奔赴前线，我们对核辐射没有知识，也没有防备，到底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对记者的生命，后来我们没有办法估计，也没有掌握，最后只好撤回，没有灾难报道。虽然我们走过这么多的路，还有很多东西需要我们进一步来研究和学习的。
可能下一次对我们的考验更大。
刚才说媒介在传播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对媒体来说，如果一个不当的报道或者说不准确信息的发布，对于灾难的扩大化报道，都会对公众增加恐慌，增加人们对处理灾难，政府和其他组织的不信任感。或者过多的报道，会使灾民受到第二次伤害。在灾难保障中，媒体也是可以添乱的，也是可以帮忙的。我们怎么来处理我们的报道，这就是应该如何报道。
媒体及时性、公开性最重要
如何报道，提到了有一个关于灾难报道的核心价值和成熟模式的问题，这里引用了几位新闻界前辈和导师的话，喻国明先生对刚才说到的汶川地震我们国内新华社比路透社的消息晚了20分钟以上，他就质问我们为什么比别人晚20分钟，这20分钟对生命来说或者对救灾来说多么珍贵的20分，他说这是不是一种制度性的耽搁，就是因为我们从唐山一路延续下来的制度性的耽搁。
另外钱刚先生有一句话“灾害完了，留下来的不是灾害，是救灾；我们记录的都是救灾，不是灾民的记忆，而是救援队的记忆，不是老百姓的痛苦，而是赐予老百姓的恩情。”很多报道都是一个基调，大灾之下有大爱，我们不停地歌颂有大爱，怎么对老百姓的保护。从汶川到现在都是这样的模式下来。
李大同先生说对灾难发生的原因，过程与社会对其的防范措施逐一加以检索，发现应对的漏洞，制度的缺陷、法律的缺失，政府官员的责任，正是这种检索，不厌其烦的检索，构成一个国家主流媒体灾难性报道的核心价值。这里提到的核心价值。媒体在灾难报道当中应该做什么，我们有很多的责任，比如说预警、告知、对灾难的报道，更重要的媒体不可缺席的从唐山地震到现在，对灾难发生的监督，对救灾过程的监督，对重建的监督，对以后制度缺失的检索的反思。
媒体不可以放弃这种核心价值，不可以有游移，不可以不坚守。到现在为止，我们媒体还在坚持做汶川地震，现在汶川地震媒体并没有给出一份真正的事后检索的完整的报道，现在有的话也只是少数的，比如我们学校的损伤，到底死了多少孩子，为什么学校大面积的坍塌，这些都没有给出一个在媒体上非常好的作为，全体媒体人应该把这个作为自己的责任。
在媒体的核心价值的思考下，媒体报道的灾难报道应该有三个部分，不仅仅是限于灾难当下，我们现在看到媒体一旦发生灾难，马上一拥而上，报道这个灾难，实际上我们有很多纬度可以开掘的，现在就是告知、信息监督等等，过去没有发生之后，我们可以做一大块像警示、预警等等。
像汶川地震之后，之前都有关于是不是要发生地震的报道，只不过没有那么突出而已。我们也可以把它做得更加到位一些。另外一个纬度，在未来，灾难结束之后，继续检索监督。灾难一般来讲都是突发性的，人无法预测，但是灾难的报道确实可以有准备，有计划的。对于一个媒体来说，应该有这样的计划或者制度的安排，或者是媒体人自己应该有这样的意识。比如说像一位教授说过多少年不可能发生大地震。像这样的文章出现后，媒体如果有敏感，应该立马跟踪这个报道，讨论到底有没有可能再发生那么大的地震。我们对芦山地震有所警觉，有所认识，不会每次灾难发生的时候，都觉得那么突然，都那么措手不及。
举个例子，南方都市报在汶川地震当中，一个月内发了28篇深度调查稿。当时大家有一个想法，媒体应该在灾难发生时，在第一时间进行反思还是先告知再反思。这个有关新闻伦理的讨论，大家一开始反思，有点妨碍救援。从我们自己实践来说，在灾难当下，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问题显露出来，这些问题就应该当下去跟踪，去进行调查，去进行反思。
在写书的时候了解到台湾媒体对灾难报道的反思，1999年9月21号，台湾发生7.6级大地震，很多媒体进行了报道，而且报道范围非常地广，参与的媒体也多，报道也很多，后来这个事情就在台湾形成了所谓的地震报道的媒体事件，大家都在想这个报道是不是太过了，是不是渲染了灾难现场，有些远地的读者并没有看到灾难，但是媒体重复的报道，是不是扩大化了。媒体进行了非常深入的反思。虽然有很多的看法，但是达到了共识，媒体要及时性、公开性是最重要的。
最后说一下关于“国难”，如果灾难太大了，就是一场大难了，在此情形下，媒体如果只做监督、反思和揭露，就有失新闻的均衡性，这个时候媒体要肩负起更多的附加责任，比如安定社会情绪、协调社会的抗灾力量，调动正面情绪，抚慰伤痛的人们提供更多的抗灾知识，这都是媒体应该考虑的。
http://news.sina.com.cn/m/2013-06-02/122727290175.shtml
贺延光：灾难报道 镜头面前一定要有所忌讳![]()
《中国青年报》图片总监，著名摄影记者贺延光
以下为《中国青年报》图片总监，著名摄影记者贺延光演讲实录：
镜头面前，一定要有所忌讳
当灾难结束后，媒体是应该反思的，媒体和记者都应该反思。但是这些年，每当一个大的事件发生以后，给公众的感觉，媒体又陷入了一场表扬和自我表扬的狂欢。不是不可以表扬，有些年轻记者，参与报道汶川地震，大家都四面八方赶来，冲破禁令，在第一时间将消息迅速传播，把老百姓、读者迅速动员起来，来关注这场灾难，这当然是肯定的。但是我们对待灾难的态度，也是有一个很大的过程。我记得1991年发生水灾，临出发之前跟我们总编辑聊了几句，我说我想第一报道灾情，第二报道救灾，不能反过来，因为不充分的去报道灾情，报道救灾是没有意义的。
再一个，国外舆论对中国政府在汶川地震的报道透明度、及时性方面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是像唐山地震，我们看不到报道，看不到生命在灾难中的挣扎，汶川地震不是这样的，24小时电视台、网络、报纸、电台，可以说新闻记者赢得了空前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新闻记者在灾难现场的自律比什么时候都重要。我们不是说没有让我们可以讨论，可以反省的地方，太多了。
我在网络上，我是搞图片的，就看了一个摄影师的照片，他把三脚架支在废墟前，不断要求一对受难的夫妻为他做出这样那样的姿势。我还知道在电视里看从废墟里好不容易抢救出一伤员，现场非常嘈杂，现场电视直播，有声音。画外音就喊招招手，要求伤员招招手。我猜想，这位不是摄像记者就是摄影记者，因为需要影像。这是我猜的，非常不舒服。让现场一切为自己来服务。
在电视里可以看到，俄罗斯救援队的帐篷紧急手术，摄像师不顾一切地冲进来，俄罗斯医生愤怒地把记者赶出去。我们还有的摄影师在现场专门拍摄死者的面部表情。如果拍灾难，表达灾难，表达横尸遍野，在汶川太多了，当然我们拍到的时候，我们报道的时候，第一必须把灾情表达出来的，这是肯定的。把生命的无助，甚至生命的声音都可以从画面里表现出来。但是怎么表达这个？当然有它的专业要求，不是你想怎么来就怎么来，镜头面前，一定要有所忌讳。你要考虑到死者的尊严，你要考虑到家属的感受，你要考虑到读者的接受能力。这个要求实际上比我们直截了当地拍摄一个血淋淋的镜头难度很大。图片这方面，我希望这种反省在中国当今现实情况下，灾难一出来，我们是一拥而上，还是能在这个过程中，能表现更专业的素质，专业的精神，我觉得后者是太重要，一拥而上是太简单了。
我们不能老去报道如何救灾，他不救灾才是新闻
我们的报道还是要监督。新闻报道第一要传达信息，发生了什么，有些什么人，第二要表达立场，在这个过程中，是表达情感。因为记者是有情感的，读者是有情感的，但是我们表达这种情感，不是制造，不是煽情，在这个过程中要监督政府和有关方面能不能到位，非常重要，有的话，当时说，可能不合时宜，因为你要考虑到灾情，民心的安定，这个都要考虑的。
水灾的时候，我也差点被灾民打，很简单，一些愤怒的人，就把我们围起来了，我没有反映过来，就恨不得要打我，为什么？谁要你照相，我饿着，我饿两天了，我说我是北京来了，你那受灾，全世界都知道了，我说我是记者，救援物资正来呢，对方说，不行。大人可以坚持，孩子怎么能坚持？非常愤怒。在这种情况下，你在按快门的时候，再按一下快门，矛盾就爆发了。这个时候安定灾民有时候特别重要，你不是县委书记，但是你必须要去做。当时我记得，我赶紧和冲锋舟再回去一趟，拉面包，拉水来，因为救灾面积很大，难免有疏忽的地方，这个地方两天没吃饭了，可能就出现想不到的情况。有时候你记者在现场的表现，可能比你写几句话，拍一张照片还重要。在今天，我们不能老去报道如何救灾，他不救灾才是新闻。
我觉得尤其媒体在事后是要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又要追求自由，又想冲破各种管制，是一致的。只有记者素质提高了，追求自由的步子，一步一步才能迈得扎实。我讲这么多，谢谢！
http://news.sina.com.cn/m/2013-06-02/124927290270.shtml
劳春燕：做新闻需要践行专业主义![]()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劳春燕
以下为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劳春燕演讲实录：
劳春燕：大家好，各位同仁你们好，很高兴在这里分享做灾难报道的心得和体会。刚才听贺老师在台上讲的时候，我心里面油然而生一种敬意。像贺老师这样身经百战，做了那么多的灾难报道，对灾难报道有很多认识，对我们后辈来是很好的提醒。今天主办方给了这个题目“专业和责任”，这个题目我也很喜欢。我想现在做媒体的，做得好的媒体一定是既专业又负责任。做得不好的媒体，要不有专业没责任，要不有责任没专业，要不既没专业也没责任。在讨论灾难报道的时候把议题定位在“专业”和“责任”两个关键词上，非常有意义。
多一些专业主义，少一些模糊主义，会让我们做得更好
“责任”大家谈得比较多，平时在媒体上看得比较多，今天重点谈一谈我对“专业”的认识。
我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当时对新闻充满了理想，所以选择了新闻学专业，而且进的是中国最老牌的新闻院校之一，跟蒋老师是同一所院校——复旦大学。进去之后被我的师兄师姐们泼了一盆凉水，他们跟我说新闻无学，当记者就得当万金油，什么都得学一点。所以我在复旦读书的那几年里，把我大半时间都来选修各种各样的课，从经济系、管理系，包括到蒋老师任教的国政系，都拿过学分，还选修过中国古代书画以及宗教理论等等，学了一大堆。到了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很期待地等着校长给我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结果发现拿到的不是新闻学学位，而是文学学士学位，这个时候恍然大悟，怪不得说新闻无学，新闻学连专业学位都没有。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新闻学专业学位。
等我参加工作以后，那段时间社会上纷纷议论起什么叫专业人士，我就发现新闻系毕业的记者编辑并没有被列入专业人士范畴，尽管我们自己有专业职称的评比，但社会上并不认为记者、编辑包括主播是专业人士。后来我琢磨到底什么是专业人士？我想所谓的专业人士就是指接受过专业训练，有一系列专业原则和专业规范，有一系列专业理念，在这些基础上，能够建立起一套大家都普遍认可的专业价值判断的群体才能被称为是专业人士。践行专业主义精神，就是既要恪守专业原则，也要坚守专业的标准，同时也一定要恪守着专业操守。所以一般认为医生律师会计师们才是专业人士。但是，这些年，我越来越觉得，我们干新闻的也应该是专业人士。或者更确切地说，不管人家称不称你是专业人士，不管新闻有没有学，你都必须把自己当作专业人士，以专业主义的精神做事情，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好。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在工业时代，按照现在时髦说法，在大数据的时代，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我们所生产的产品，不仅仅是文化产品，同时也是一种工业产品，也是一种数据产品，在这样的一个新媒体、传统媒体同时竞争的时代，那么多社交媒体、自媒体的时代，他们都在生产数据产品，凭什么我们这些传统媒体能够立于不败之地或者能够胜出，关键是我们提供专业品质和专业水准的数据产品。
第二点体会，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强调专业主义？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模糊主义很强大，喜欢写意，画的都是意境，就算是写实画，也是线条，不是立体，描绘不了人体的细部。而西方博物馆都是写实作品，对人物刻画细致入微。我在卢浮宫看那些古典主义作品的时候，我心里很震撼。达芬奇为了画画还会亲手去解剖，把人体的每一块骨头都搞清楚。这就是专业主义，准确、科学、严谨。中西方文化哲学上的不同，也影响到我们做事情的方式。其实我们做文科的事情也不妨有些工科的思路，不妨有专业的分析，有科学的分析和架构，来做我们现在的专业。多一些专业主义，少一些模糊主义，这样会让我们做得更好。个人多一些专业主义，会更务实低调，行业多一些专业主义，会更严谨科学，社会多一些专业主义，会更井然有序。我们尽管身处于一个传统上被认为只要有才气，有能力，就能干好的行业里，但是今天，真的要生产出有专业品质的产品和节目的话，不仅需要个人的专业技能，也需要专业的管理、专业的配合和专业的架构。总的一句话就是要践行专业主义。
灾难报道应践行新闻专业主义 灾难报道核心功能 “公共服务”
接下来重点谈一谈几次参加灾难应急报道的体会。
就拿4月20号芦山地震来说，我主要主持20号、21号和22号夜间几场芦山地震的特别报道。在20号跟21号两天主持的是新闻频道跟一套在晚间时段8：00到12：00并机直播。当时这个时段主要由《东方时空》团队来主刀完成的。接下来主要讲一讲当时在操作这个时段节目的时候一些整体的理念。
东方时空栏目组主要负责的是后期编辑组版的工作，人手也不是很多，总的加起来14个人，当然我们有兄弟部门的大力配合，另外前方团队有140多个人，新闻中心副主任亲自带队，下午2点钟到达雅安，在前方成立了前方指挥部。也就是说，我们是在一个新闻中心统一供稿平台上、多个部门联动来运作四小时特别报道。我们怎么做呢？
那天接到命令以后，我们在下午先开了策划会、讨论会。
首先要回答，灾难报道为谁服务的问题。我们做这样一场灾难应急报道，它的核心功能是什么？很简单从专业主义角度来看，灾难应急报道核心功能无非就是四个字“公共服务”，如果扩大到8个字就是“传播信息，服务救灾”。 事实上，预设的方案到了实际播出时往往变化很大，只能根据现场的情况来调整，但是确定了整体想法、明确了优先顺序以后，当你面临矛盾的时候，答案就会不言自明，思路就会比较清晰。就像贺老师讲的镜头面前有所避讳，你是服务救灾的，服务前线最需要信息的人，包括所有希望知道前方信息的公众，不是服务个人的名和利的，不是在这个时候出名的，也不是歌功颂德的。所以你的指向是非常明确的，这个时候你要做什么，应该有非常明确的编辑思路。
灾难报道不仅要快，更要准
第二，我们到底奉行什么样的专业标准？回过头来想一想，我们当时对自己的要求有五个度。第一个度是新鲜度，新闻关键要新。在灾难应急报道当中，如何来践行新鲜度，并不容易，很关键一点在信息搜集的时候，要拓展信息来源。大家都觉得央视团队很庞大，我们去140个人，但其实在我们第一天晚上做节目的时候，很多记者都没有到达指定地点或者没有深入到震中，或者到了却因为通信线路的问题发不了报道，特别在灾难直播刚刚开始的白天时段更是如此，所以我们必须要拓展前方报道的渠道，拓展对信息搜集的渠道。信息搜集的渠道如果要做一个大致的梳理，大概有几种，一个是本台记者，第二个是外台记者，第三个是官方的渠道，比如说新闻发布会，还有第四个来源，也是我们利用的非常好的来源就是救援官兵的报道，救援官兵比本台记者或者比当地记者更快深入到震中一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来源。另外还有一个他媒体渠道，但是这个渠道我们用起来是非常谨慎的，因为他媒体有很多消息是没有办法核实的。作为有专业水准的媒体来说，单独一条他媒体来源的消息是不能够随意播发的，往往需要独立的核实途径证实之后才能发。如果这条消息必须播发的话，必须告诉大家这条是没有核实的消息。很多人会觉得在灾难报道当中快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我们不仅要快，更要准，尤其是对中央电视台这样的媒体来说，保持准确性是非常重要的。总之，解决新鲜度的问题，首先要保证消息来源，按我们主编的说法，连不上本台记者，就连外台记者或者连前方官兵，无法取得视频连线的时候，就进行电话连线，总之想方设法要取得第一手信息。
第二个再谈谈准确度的问题。在灾难报道的时候，前方的信息往往会非常地多，非常地杂，甚至会出现互相矛盾的情况，包括我们本台的记者在发片回来的时候，如果不留心看的话，也会有前后矛盾的情况出现，其实他们是在不同时间段发的，不作说明，观众就会看不懂。记者在前方掌握的信息是有限的，如何能够做到信息的过滤和甄别，是需要后方的团队来小心完成的。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在21号晚间，因为晚上准备跟前方记者做连线，下午5点钟的时候我和记者提前做了一下沟通，当时就问了她的具体位置，她告诉我还没有到宝兴，因为她走的是从芦山双石到宝兴灵官的一段辅助线，这条路一直没有打通。但我之前从交通部得到的信息是这条路已经打通了。所以当时听到电话里她跟我说的消息以后，感到有些疑惑，就让我们的编辑马上跟交通部的前方记者进行了联系核实，确认那条道路确实是在下午2点钟左右已经打通了，但是前方记者由于信息渠道没有那么多，还没得到消息。我们就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们前方记者，她在晚上报道就做了调整，保证了信息的准确性。所以我们在做报道的时候，这样的信息过滤和甄别的过程是非常重要的。
再比如说在第二天报道当中，很多媒体都在报，灾区现在的基础设施恢复的情况怎么样，结果就发现，各路媒体在说到具体地点的，比如说水电、通信状况的时候往往都不一样，我们怎么做？编辑挨个打电话问记者，芦山下面怎么样，宝盛怎么样，龙门怎么样，一个电话一个电话打过去问，一个个求证，最大程度上保证节目的准确性。
追求灾难报道的精确度
第三讲精确度。大家知道GPS有军用跟民用两种。民用的可能精度不到3米，但军用的可能就是0.3米都不止。对于我们做灾难报道来说，也有一个精确度的问题，你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的精确度呢？我们直播的新闻发布会，如果仔细看，会发现新闻发布会上给的都是大面上的数据，到底各个受灾的区县怎么样，乡镇情况怎么样，说的并不是那么具体。说到基础设施恢复情况，说到电力恢复情况，供水的恢复情况，常是“正在抢修当中”或者另外一句“基本已经修复”。抢修到什么程度，基本修复，修复到什么程度？对我们记者来说，对我们后方的编辑来说要做的就是填这个空，把这个信息的空白之处给补上。在21号的时候，编辑帮我做了一个搜集，不仅仅搜集到芦山县城，包括宝兴县城的情况。他搜集的非常仔细，把芦山9个乡镇，宝兴9个乡镇都搜集，只要能搜集都搜集了一遍，我把情况画成了一张表格，这表格纵列是各个地点的灾难损失情况，受损情况，供水供电通信次生灾害，横行是受灾地点，比如说芦山下面，宝兴下面又是什么，列了表格，再来看通讯恢复怎么样，供水供电恢复怎么样，再跟记者核实。这就是精确度的问题。也许大家对我们的要求没有那么高，但是我觉得从专业角度来出发，从专业主义来出发，我们应该尽可能来追求灾难报道的精确度。
说到精确度，还有一个题外话，想跟大家分享，我第一次去日本坐公交车，我是在日本东京附近的一个温泉胜地做公交车，没有经验。因为在中国坐公交车，从来都不用看时刻表，所以那天就随便走到哪儿。晚上6点钟走到那里坐公交车，等等车不来，后来发现站台上写着时刻表，我到达的时候才刚刚过去三四分钟，车已经开走了，下一班车，是7：03分，我看天色已经暗了，等了很久不知道这个车来不来，非常地着急。等到7点这车还是没来，当时说实在话心里非常忐忑，因为人生地不熟，但是到了7：03，一分不多，一分不少，这个车真的来了。后来跟旅居日本的华人说起这事，他们说不稀奇，东京也堵车，但是东京的公交就非常准时。你可以看见在马路边上，重要路口边上，有人拿着表测交通流量，堵车的时间会是多少，所有的公交车司机他们也会算，比如上下站的时间，以及每个站在不同时间段，上下车需要多长时间。就是因为做到了这样一种精确度，所以才能够让他把时刻表写在站牌上面。
要让大家明明白白看新闻。
第四个清晰度。在我们接受大量的动态信息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对这些动态信息做一个整体的梳理、分析和盘点，必要的时候还要做一个整体的更新。那两天的亮点就是不停地进行整体的盘点，不然的话信息的碎片化会让观众觉得云里雾里。尽管信息很多，但很杂，让你觉得抓不住要点，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在新闻发布会之后，在几次连线之后，在四个小时直播当中，我们有四次甚至更多时间的整体的梳理和盘点。此外，背景信息的补充也是增加清晰度的必要手段。总之要让大家明明白白看新闻。
提供服务信息应反复不厌其烦，关注灾民状况，应温情而不煽情。
第五，温热度。灾难应急报道，要践行专业主义，关键是要把观众放在心上，真心为观众服务。所以，提供服务信息应反复不厌其烦，关注灾民状况，应温情而不煽情。
因为时间的关系，不再多说了。总的来说，我们做媒体，还是要有一个专业主义的理念，要坚守专业主义的标准，对大众提供有专业品质的节目。谢谢大家！
主持人蒋昌建：谢谢春燕。因为她在后方主持直播，尤其是在关键的20号、21号，长时间的直播实践，所以她的讲话当中，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研究方向，就是所谓的前方跟后方之间如何在专业主义的基础上进行合作的工作机制，以确保我们面向终端客户的新闻产品能够提供新鲜度、准确度、精确度和清晰度服务的标准。春燕给出了非常好的实践上的总结和思考。
嘉宾简介：
劳春燕，《焦点访谈》《东方时空》《环球视线》主持人，主任编辑，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首席出镜记者。曾任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首席记者，东方卫视《东方夜新闻》制片人、主持人，上海卫视《星期视点》《人在上海》制片人、主持人，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主持人。
劳春燕获得过全国三八红旗手、2003-2004年度上海市三八红旗手标兵、2004年度中国最佳新闻主播等荣誉，也曾多次获得中国新闻奖、中国广播电视奖、上海新闻奖等诸多新闻奖项，曾主编“人在上海系列丛书”。作为对她前12年记者生涯的肯定，上海市记协还曾出版《生命的礼物——劳春燕新闻作品集》。
劳春燕2003年1月在复旦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http://news.sina.com.cn/m/2013-06-02/130027290354.shtml
刘炳路：灾难性报道靠脚还是靠脑子![]()
《新京报》编委刘炳路
以下为《新京报》编委刘炳路演讲实录：
刘炳路：五年前靠脚可以获得独家的内容
关于灾难报道有一个最大的感受：一个是技术的改变，确确实实颠覆了传统的报道模式。第二个以往的一些经验，用在今天，有可能会成为羁绊。
先从一张照片说起，报纸是纽约当地的一家都市报，用了一张照片，据说这张照片来自于路透社，世界上很多媒体都用了这张图片，刚才南香红老师说，路透社发出世界上第一张照片是在凌晨2点钟，这是凌晨的2点吗？应该是在白天。我不知道那张照片到底是不是路透社，但是这张照片是来自于《新京报》，汶川地震那天新京报有两名记者在四川，他们在下午4点钟的时候就到达了地震现场，在下午天还亮着的时候拍了这张照片，第一天就传回来很多独家的稿子，还有照片，其中有一张照片就到了一家国外大通讯社那里。为什么通讯社要花高的价钱买一张模糊不清的照片。我先留一个悬念。刚刚过去的芦山地震还会有人花高的价钱买类似的照片吗？
5年前汶川地震时，我还没有智能手机，跟前方记者的联系全部都是靠发短信，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总共发了有八千多字的短信，我把它都存下来了，摘了一些跟大家分享这样的过程。第一个是派了两名记者，他们赶到现场的情况，这个过程中不知道他能不能收到我的信息，我要不停地传递，我让他们做什么或者分享一个信息。他们一旦有信号了，就会打电话给我。
我们有一个记者叫吕宗恕，当天下午4点到都江堰，后来失去联系了，过了一天，在13号还是14号晚上，用卫星电话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一下子哭了，他是一个男的，我还有点不太适应。他徒步进到映秀，周边全是尸体，把自己带的所有吃的都分给灾民，自己也没有吃的，他要在那里过夜，通过卫星电话传稿。
还有一路记者，是拿着卫星电话去的，可以及时用来报道。第二天的时候温家宝到达映秀，记者比温家宝早到一天。我只是想说在那个时代，我们靠脚还是可以获得很重要的信息，甚至是独家的内容。
我觉得技术的进步，摧毁了信息以传统媒介为主要的传播渠道的规律，交互介质改变了传统媒介采集、记录和传递信息的模式。
芦山地震时，新京报因为要做汶川地震5·12特刊，有6名记者在四川，让他们立刻停下手下工作，全部奔赴现场，还以为让他们到现场，能够拿回跟当年一样最重要的东西，后来我发现，我错了。但是当天他们在路上还有跟后方的连线，当天完成了200多篇天及时新闻，通过微博和报纸发出去的。我们给新京报工作，变成了给新浪打工，也就是我们从早报变成了全天候全媒体的报纸。
灾后首先是抢动态，第二阶段是做人文，救灾结束后做深度
灾害性的报道按照以往的经验，有三个阶段，一是抢动态，就是做最新的灾情，最新的动态。第二个做人文，会做一些特刊，在汶川地震的时候是连续半个月左右每天出号外，每天大概在24个版到32个版，这个过程中还做了两个特刊，一个是《逝者》，一个是《活着》，每个都是32个版，大家都在想，如果今天我们再去做这些人物报道，《逝者》和《活着》。第三个阶段做专题，做深度报道。深度有一点体会，后方做议题的设置，最主要的看前方的记者，前方反馈回来的信息，会不会做修订，主要抓手在前方。5月21号，大概是推出了第一个《逝者》特刊，我们用30个小时来完成的，涉及到二三十人的逝者的采集。
当时确确实实受到感染，觉得前方记者非常不容易，与后方是隔绝的，每天睡在这些尸体的旁边，我不停地给他们发出鼓励的信息。5月28号发出《活着》特刊。专题和深度不如南方都市报做得多，刚才看南香红老师说的话，讲实话，有些报道在新京报发不出来的。我们大概做了17期纵深的报道，在三周年、五周年的时候，分别做了多期特刊。
总体而言，只要记者去到一些真正的孤岛或者信息没有畅通的地方等等，都能采回很多独家的报道，也能发现很多问题，包括尸体的认领，DNA检测，防疫等等各个方面。后来舟曲泥石流、玉树地震还有日本大地震等等，都是沿用了汶川的套路可行，但是再往后，北京7·21暴雨和雅安地震就不行了。日本大地震派了4名记者，记者到了飞机场的时候发现，有很多媒体到日本下了飞机又上了飞机回国了，因为确实有核辐射。我当时不太好意思让记者再往前去冲的，但是内心是希望他们冲的，当时一个记者结婚了，有三个没有结婚，不知道辐射给他们带来什么影响，他们坚定留下来，去到前方。地震第二天做了16个版的特刊《震痛日本》，后来又做了核危机的特刊，都是他们在一线采回来的，都是深度报道。最难得的是他们不停地逼近福岛核电站，也是内心有所不安的，去了两名男记者，其中有一名现在还没有结婚。我也不知道到底会不会对他将来的生育产生一些影响。但是他进去了不允许进入的地区写回来了很多报道。
新京报基本就是这个样子，完全靠记者的一种拼命的精神。很多灾难性的报道，应该用全景式的报道，一种是制图，还有一种是文字性的，七五事件打砸抢事件，我们做了整个城市和民族修复过程深度的报道。7·23动车事故报道的时候，我们发现靠脚不行，有一名记者刚好在事故前一辆火车上，事故发生后他返回来到现场，因为下雨，脚出不来，往往没有后方整合和连线做出的报道多，第二天报道，他的东西用的很少，但是后面做了很多纵深的解读。到底这场事故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从信号，从雷击，从调度等等各方面去分析。深度的定义有些改变，不仅仅是靠脚，一手的核心信息的采集(这是靠脚)，再加上核心信息的整合，整合很关键，再加上专业的分析，包括体现媒体价值包装方式，这点《南方周末》做得非常好。
两条腿走路：跟自媒体抢快
同时做有深度的新闻
汶川地震，我们记住了“救救我，我是张书记”，还有下跪书记、范跑跑，林浩。在震后一两年，我们采访当年所有被质疑过这些人，让他们谈当时的感受，有些新闻是需要静下来的，静下来之后才更能够还原当时的心境以及看到我们所想要的一些东西。
以往传统媒体都需要大量的求访，逻辑的推演，还有反复的验证，以及逻辑的建构完成一篇报道，现在被自媒体，被互联网赶的，我要去追，但是很多东西有可能容易出现瑕疵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仅仅是看到表象就意味洞察到根本，导致记录的不是历史，而是细节，单一的细节会让历史失真，离开场景是没有新闻，离开了细节，是不会存在没有好的新闻，但是只有细节，同样也不是好的新闻。
最后应该改变这些的游戏规则，用两条腿走路，快，跟自媒体，跟互联网互动，去抢，进行交互。同时有另外一条腿慢下来，去做有深度的新闻，有思想的新闻，从原来的传播消息，转变成现在的传播价值观，而是要做更多的解释性的报道和观察性的报道，坚持一种独立的判断，有的时候网上说什么，我要去跟，那是我快的一只脚，有的时候网上说什么，可能是不靠谱的，媒体要有自己的判断，同时光靠以往煽情式的灌输，没有前途的。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粗浅的认识。
http://news.sina.com.cn/m/2013-06-02/130527290394.shtml
主题讨论
主题讨论一：灾难报道中的媒体原则2013年5月30日，由新浪网主办，新浪新闻中心、新浪传媒承办，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提供学术支持的 “专业与责任——中国媒体灾难报道研讨会”活动在北京理想国际大厦新浪总部举办，来自媒体、学校、政府、企业等各领域的50余位嘉宾出席了本次活动。研讨会邀请了央视主持人劳春燕、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陈昌凤、南方都市报首席研究员南香红等20余位嘉宾参与发言，同时邀请了包括中央电视台、新华网、东方早报等10余家媒体参会。
主题讨论一：灾难报道中的媒体原则
主发言嘉宾：《汶川地震168小时》作者张良、《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周范才、前《财新》记者陈宝成、《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徐达内、成都电视台记者蒋林
以下是文字实录：
主持人蒋昌建：我们的主题发言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接下来进入主题讨论阶段，可以稍微轻松一点，大家用头脑风暴方式讨论，第一个讨论的题目很大，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进行观点的阐述，主要发言嘉宾是成都电视台记者蒋林先生，还有《财新》记者陈宝成先生，汶川地震168小时张良，以及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周范才先生，金融时报FT中文网专栏作家徐达内，还有《财经》杂志记者舒泰峰。
先问张良，你写的深度报道，做了非常缜密的思考，灾难报道的媒体原则跟其他报道媒体原则区别在哪儿？
张良：灾难报道应重点关注逻辑梳理
要点梳理：
1、灾难报道过程中，我们会看到许多单一的事情，应重点去做逻辑梳理，关注一件事情与另一件事情之间的逻辑。
2、自媒体时代，使得灾难报道中信息迷雾更加严重，我们要拨开迷雾去找寻找寻的全貌。
3、灾难发生后，媒体应重视在后方进行信息整合和梳理工作。
张良：做这本书有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我这个书，在地震已经结束三个月去，一直到这个月，书才刚刚做完，这几年一直在追踪。最大挑战是地震已经过去这么久，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做？当时媒体同仁基本做得铺天盖地，好像能想到的都已经做完了。当时在讲的时候，我印象比较深的，在报道中间做全景式的报道，当天的报道很多，但是其中的逻辑关系并不是很清晰，这是我在做这个书的时候特别关注的重点。就是整个逻辑关系。灾难报道和其他报道，在混乱当中，我书里提到一个比喻，在战争时期，我们陷入了信息迷雾，我们都在一团迷雾中间，看不见前方到底有什么，特别在目前的自媒体时代，好像看到的信息更多了，这个雾更浓了，更加不知道全貌到底是什么，这是我在写这本书重点关注的。一个心得，可能在灾难现场更多比较依赖指挥部，用他的信息，觉得他的信息比较全面一点，但是这几年调查下来，因为我重点调查在震中映秀的救援，从国务院的指挥到各个系统的指挥，我发现是惊人的混乱。另外想到一个事可能跟他有点相似性，医疗系统在汶川救援的时候，抽调专家学者一线，在映秀全部是顶级专家，但是没有献血站，因为前后脱节了，现场根本做不了手术，稍微重一点的伤员直升机全部转运走了，那些专家做点包扎的事情。到玉树地震的时候就吸取了教训，把医疗力量放在前方，前方做一些所谓的战场卫生员式的人员，把伤员迅速处理，护送。在成都医疗卫生是严重不足的，很多治疗用非常简单的方式来处理，直接截肢，因为人手不够，全部派到前线去了。这个事情给我们媒体一个启示，有很强的借鉴作用，刚才提到的一个故事，一个故事间的逻辑性，它怎么才能找出来，一线记者看不到的，他只是在一个点，刚才春燕提到很有意思，电视台在这块做得更充分的，在后台有信息处理的机制，我在做这个书的时候，在房间里三面墙全部贴满了各种各样的信息，好像做成指挥部一样，有一张地图要贴上去，这个事情做马赛克的拼图，刚开始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你贴上去的东西越来越多以后，轮廓就慢慢出现了。这是我做这个的基本感受，可能在大型的灾难报道，我们甚至把一些重要的力量，可能需要留在后方做整体的信息整合和梳理工作。这是我的一点感想。
主持人蒋昌建：也提出了一个非常原则性的问题，灾难报道过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个故事和一个个场景，故事与故事之间，场景与场景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大数据不是数据的堆砌，大数据真正发挥作用是数据逻辑贯通，如果数据逻辑不贯通的话，怎么发挥作用，这个提得非常好。接下来请《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周范才先生谈谈你的看法。
周范才：媒体对于灾难报道应适度响应
要点梳理：
1、媒体应对不同的灾难有不同的表现，应该建立一套评估体系，不能按部就班的去报道。
2、媒体要平衡报道，平衡前方与后方，不同受灾地区之前的报道资源，报道力度。
周范才：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我应该在芦山回来以后，不敢说有什么经验，就是一些分享。灾难报道和媒体原则，比如说专业是大的原则。原则具体在灾难的时候有不同的表现，比如说这次芦山地震以后，大家讨论比较多的概念，包括媒体，包括其他的社会救援力量存在一个过度反应的问题，大家争论很多。这次地震造成的伤亡和损失没有那么大，但是我们媒体和志愿者的响应可能完全按照8.0级汶川地震的反应，迅速聚集了大量的记者。我有一个困惑，这样的地震报道一旦发生的时候，我们的媒体、记者、前方的和后方的编辑，我们怎么去判断，怎么去响应，这是我们做所有报道应该解决的问题。我去的十几、二三十个记者，后来发现受灾的范围比较小，受灾影响程度比较小。我在芦山县城的时候，前几天每天发现记者站里记者在闲逛，没什么事。我们应该怎么合理反馈。还有记者自身怎么接受这个信息。媒体向外界，向公众传递灾区的一手信息。除了这个问题，媒体记者前方和后方怎么传递信息。记者站没什么事，通过现在各种自媒体的渠道很多，很多人突然发现宝兴是孤岛，马上就往宝兴去，接下来说雅安有点重，第二天他们又往那里去。他们在哪里，是通过二手信息。有个媒体他们专门派了一个人盯着央视的新闻直播，每天看，今天哪个地方需要救援，就去，哪个地方没有水，哪个地方没有奶粉了，他们根据这样的信息做出自己的判断。有个前提，央视新闻报道是不是能够提供最全面的，最有价值的，最核心的，最及时的讯息，这个本身是存疑的。我们基于这样的条件，来做出我们的媒体反应，那么中间的问题是什么？会出现一些偏差的。我一个感受，包括媒体去，因为灾难的损失没那么大，伤亡没那么严重，一个村里可能死了几个人，很短的时间，救援队没有进去的时候，当地的村民就已经救出来了。对当地的地方政府来说感受非常深的一个点，我们所有的媒体和社会人员关注，都集中在芦山它的震中或者宝兴，但是在周围几个县，媒体的关注，救援人员的关注是非常欠缺的。在第一天进芦山进不去，后来到盐津，有省道可以进去。第一天所有的媒体报道，记者、救援队全都堵在路上，是生命通道。那天受到关注以后，过两天再回头采访这些地方，有一个地方的宣传部长快到晚上12点，他特意找到我，因为我去采访他，他说他们现在关心什么问题？外面记者不来，没问题。现在媒体不关注我们了，他们很惶恐，外界媒体报道越多，救援的力量，救援的物资就越多，国家的救援物资就越多，赶紧帮我联系，找一些媒体和记者，告诉他们，我们这里很严重，让他们来报道我们。我们都盯住热点，媒体都关注的地方都去了，我们根据其他媒体都关注这个地方，就去了这些地方。事实上一些没有媒体报道的地方，同样也需要关注。这也是我的一个感受。
主持人蒋昌建：你提出来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报道怎么均衡覆盖在受灾的地区。有时候我们经常遇到一个问题，领导在哪儿，记者报道力量就集中在哪里，甚至包括救援力量都有可能集中在哪里。从新闻价值来讲，领导是名人，也是政治人物，从新闻价值当中某个因素是满足的，但是不是同时满足新闻价值其他因素，当然包括新闻伦理。一个是适度响应的原则怎么贯彻，另外报道资源均衡分配的原则，怎么贯彻。接下来我的好朋友徐达内，你是给外媒中文网专栏作家写专栏，我想听听看你对灾难报道的媒体原则。
徐达内：灾难报道要避免炒作
要点梳理：
1、灾难报道要避免炒作，何为炒作应有标准。
2、要避免拨开伤口，用劣币驱逐良币。
3、关注正面报道，缓解紧张对峙关系，缓解互相诬蔑化。
徐达内：我跟外媒没什么关系，只是给他们写评论。我因为离开新闻一线很久了，只能从平常刷屏看新闻的感觉来谈，还要求教于各位还在新闻一线的朋友。雅安地震看下来是反应过度，添乱的事情。微博、微信时代在面临地震灾难有点大惊小怪，在中国受众缺乏市场信息了解情况下，的确是难免的。很多人在讨论是不是记者的报道，现在大家用微博来报道的时候，加重了恐慌程度。从我自己的观察，社交媒体的受众可能有这种情况，从心理上转化在行动上。从媒体角度来说，我倒觉得还好。我自己的感觉是媒体除了参与灾难报道以外，还有额外的功能，监督缺失的功能，就是中国媒体在灾难报道的社会责任，尤其是在中国国情下面特殊的制度。
有责任不一定有专业，有几个关于灾难报道专业方面的感觉，其实也是问题。第一个都说要避免炒作，到底什么是炒作，我也不太懂。你批评人家炒作，也是炒作。不是动机和阴谋论，到底有没有一个标准，我不知道怎么解决，我反正看到大家骂来骂去。第二个要避免拨开伤口，我看到很多我尊敬的新闻从业和前辈，在网络上劣币驱逐良币。这个行业内有没有形成可能，包括学生的事情，有人在讨论有组照片紧盯着女孩子的照片，说像这种照片不应该发，是时代的耻辱。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有重口味。第三个正面报道，新京报老师讲到的关于下面的书记的报道，我看到南方周末上次报道红十字会，我还坚持看《人民日报》，《人民日报》的正面报道没什么人看，灾难的时候正能量报道很容易反讽和解构的。事后，等到大家可能情绪不那么激动的情况下，对市场化媒体来说，有没有这样的责任，缓解紧张对峙关系，缓解互相诬蔑化，这算不算专业媒体的责任。这是我的第三个问题。
主持人蒋昌建：很简短，但是提的问题很尖锐。对于在中国特有的媒体环境下面，媒体在灾难性报道当中，所产生出来的特有的风格，一个我们要分析一下它存在的土壤和环境到底是什么，另外一个，我们通常讲它有没有自净的功能。第三个很多的媒体在报道过程中，可能当时的语境之下对一些涉及到正能量的，或者是正确的三观的都是都进行了拆解。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媒体人，还原本身是不是也能爆发新闻的能量，就是在事后，我们有没有办法，新京报，南方都市报，有整版整版的还原的能量，那些曾经被委屈的，被误解的，被拆卸的重复修复，我不知道怎么来做，但是徐达内提出来一个很好的问题，怎么来进行修复和还原，对不断拆解的信息怎么办这样的问题。
接下来请《财经》的记者陈宝成先生来提出他的观点。
陈宝成：灾难报道是非常态报道 常识往往会带来误区
要点梳理：
1、灾难报道，是非常态环境下的报道，在很多地方与常态有很大的不同。不能用常识去看待一些问题，这样往往会犯错。
2、除了关注灾难本身，也应思考我们国家在制度层面存在哪些与紧急状态之下的救灾、救援，不合适的地方。
3、应思考什么样的公权力体系能够适用紧急状态；和日本的比较来看，我们怎么样面对突发事件中的国际救援；对那些灾区的人来讲，如何处理好自救与他救的关系。
陈宝成：谢谢，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平时主要从事时政和法制类的报道，我参加地震的报道是汶川地震，后来去日本考察过3·11地震，这次又去了雅安。平时阅读的范畴像钱刚等老师他们编的中国百年巨灾，唐山大地震的书有所阅读。听了刚才几位老师的发言，很有感触的，有个老师提出在灾难性的报道过程中，我们存在逻辑上的断裂。我也在思考，今天这种情况是中国的媒体在灾难报道的研讨，这种灾难它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个人一点不成熟的想法，无论是地震也好，海啸也好，火灾也好，突发的7·23事故也好，对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讲，更多的是看客。记者由于他的特殊职业，需要在现场，他面对这个环境，我更喜欢用紧急状态这个词来概括。我在做报道的时候，会注意到很多网上看法包括媒体的看法，很多人是以局外人的立场来提出问题，来按照常识质疑，但是我们在现场，我们知道，瞬息万变的现场，很多时候常识可能在这里是一个陷井。所以我想首先明确一下，我们探讨灾难报道，首先是一个非常态环境下的报道，在很多地方与常态有很大的不同。
比如说这次在雅安，我注意有这样一个声音说，参加救援的解放军战士在芦山太平镇一个叫钟玲村地方挖掘了一个遇难者遗体的时候，为什么这些参与救援的官兵不戴安全帽？就有评论说，这是不是不专业？是不是对战士的生命不重视。我们在现场看得很清楚，当这些战士在救援的时候，是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在山上执行救援任务，在离他们一百多米的地方有两名哨兵，直接盯住战士前面的山，如果发生余震，会紧急鸣哨，战士会躲到安全的地方。如果戴了头盔，会影响到战士听到哨子，再一个有些不合适。当时采访部队负责人的时候，他简单跟我们讲就是这个原因，一旦发生余震，就可以迅速撤离，但是戴着，这种质疑显得不专业，我们不在现场，可能很难提出这样的问题。
我刚才提过，我更多做时政和法制类报道，在灾区采访的时候，一般不会关注那些故事，那些抒情，那些渲染，更多关注我们这个国家在制度层面存在哪些与紧急状态之下的救灾、救援，不合适的地方。比如说我发现我的一个建议是一旦发生类似的突发性的巨大灾难，国家应该启动紧急状态。大家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些法律，我们的紧急状态，其实在汶川地震也好，玉树地震也好，雅安也好，没有起动这些程序。作为从事法制报道的记者，在平时的状态下，想激活这套法律体系很困难，我们《宪法》有很多条款称为睡美人条款。我们有没有可能在突发的时候把它激活。再比如中央和地方的权利关系问题。我在汶川地震的时候，5月16号，我和一个全国政协委员从绵阳到北川，那个时候属于黄金救援时期，结果在路上被堵了4个多小时，唯一一条生命通道，当时政协委员就下去拿着委员证就问，这个路到底为什么堵了？执勤警察说我们国家领导人要走，就这个原因。
五年以后在雅安地震过程中，4月22号的早晨，我们在芦山县境内和李克强总理的车擦肩而过，也没有封路，这种变化是肯定的。就回想起在五年前采访的时候，四川的官员跟我们讲，当地震发生以后，我们四川的官员是对当地的情况非常熟悉和了解，我们完全可以发挥自己在权力范围之内发挥自己的作用，由于国家领导人突然就来了，整个应急救援体系全部打乱，他们对这个事情有看法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在突发事件的时候，我们应该做怎么样的思考和调整。
再比如说指挥体系，最后的结尾提出三个问题，什么样的公权力体系能够适用紧急状态。第二个问题，和日本的比较来看，我们怎么样面对突发事件中的国际救援。第三个问题，对那些灾区的人来讲，如何处理好自救与他救的关系。谢谢！
主持人蒋昌建：宝成提出的三个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不是我们在这里提出来的，也希望媒体在具体灾难报道当中，尤其在反思报道过程中，应该通过自己的渠道，向有关部门提出来的。
当然在这次的雅安庐山地震报道当中，我发现每一次应急灾难事件，都会培养一批媒体人脱颖而出。我们这位帅哥也是在那样报道当中脱颖而出，当然我们不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把媒体人脱颖而出出来，但是客观形成了这样的结果。请成都电视台记者蒋林先生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对媒体人的看法。
蒋林：灾区媒体与外地媒体应有分工
要点梳理：
1、灾难报道中，用倾听的方式去记录，去报道。
2、媒体在报道之前不应有预设。
3、灾区媒体与外地媒体应有分工。
4、媒体人在灾区要有自己的思考。
蒋林：大家好。我来自成都，可能当我得知受邀参加今天圆桌论坛讨论的时候，作为一个地方媒体，我会觉得这是一种骄傲，可能我们做了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
刚才很多老师在讲的时候，我一直在听，特别是宝成老师刚才所提到的一些，这是一个国家队的思考，这是一个从上到下的梳理。再结合刚才春燕说到的媒体在当中的专业特色，这次的芦山现场报道过程中，我的确去的很早，我大概在地震发生半个小时以后就已经上高速公路，我到达芦山县城的时候是上午10：30，在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看到更多的记者，我既是灾情的见证者，也是这次报道整体变化的见证者。大概在我4月22号早上醒来的时候，6点多钟，当我睁开眼睛发现身边有很多长枪短炮拍摄的时候，心里有一个念头萌发就是大家的讨论。媒体应该有这样一次讨论的活动，我带了很多问题特别想去跟大家分享。这是建立在社会分工的专业性的基础上，它不能够专门去谈媒体的专业性，媒体只是救灾力量的组成部分，甚至我自己在灾区的时候，很多时候确实很纠结。在你面前有一个新闻事实，我们要守住一个底线，守住自己良心的时候，没有人要求我怎么做，但是我自己会做一些，我认为对于媒体建设的探讨，比如说我对所有的，我拍摄的有可能生命救援的地方，我一定要保持两米的距离。我到达芦山县医院，当我看到摄影师不自主的，我们当时确实遇到一个遇难者送来了，当时正在进行抢救，摄影师和摄像师有一个直觉往前靠了一步，我也凭借直觉伸出手来把他们拦下来了。后来抢救失败了，我没有去采访他们的家人。当医务人员记录逝者的姓名，我只是用旁听的方式记录这个逝着的信息，这也是一种采访，用听的方式，不是用打断的方式。
刚才大家说到一点，为什么有媒体在受灾地区现场闲逛，来自于几点，第一这次的灾情确实不严重，第二确实去的人很多，媒体有扎堆的效应，只要一个记者疯狂捕捉一个特别好的镜头，大家都会跟上去。还有一个这是5·12留给我们的东西，这次去灾区的很多地方的大脑当中和他们内心刻满了自己去灾区路上假想出来的具有冲击力的镜头，他们是比照着自己的假想去寻找。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4月22号早上，6、7点钟，我是睡在车上，车旁边15米以外就是芦山县人民医院十字路口，义务施粥点，当时物资还比较匮乏，大家会把一个餐盒中间破一道，盒盖是一个盒，盒底是一个盒子，一个父亲领着女儿领着稀饭。小孩长得非常可爱，三岁左右，她没有办法一只手拿着盒盖，他爸爸榨菜的时候，粥很烫，所有的都在我眼前，当孩子蹲下去，构成了他背后45度仰角就是熬粥的人，他就长着一张就像希望工程大眼睛引人怜惜的人，有四台摄像机，四张照相机，各种角度记录这个镜头，心里很难过的，他们终于找到自己在灾区所需要的镜头。5·12包括芦山，我们成都人比较特殊，都多多少少是参与者和见证者，包括玉树地震，我们接治重伤员，很多东西刻录在我们脑海里，如果不能作为信息有效分捡，会成为下一次信息的障碍。大家没有超越，在上一次超越之后，我们没有讨论，这次很多媒体拿出5·12传统套路在芦山上，那是非常大的问题。当我得到这个邀请的时候，我一定要来，因为我代表的是灾区的媒体。
刚才大家更多站在外地媒体，你们第一时间的判断，包括国家队的反应，这是我所不企及的，因为我是地区派的。受灾地区的媒体应该有他相应的应对，外地媒体应该有它的分工。包括和中央台连线的时候，我告诉自己，中央台连线的时候，所做话题的选择，必须做思考，和省级卫视的连线他更需要知道什么，和自己卫视连线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区别。因为这次芦山灾情不是特别严重，给了我思考的时间。我不知道去到芦山的每个记者会不会想，我在现场会思考。
主持人蒋昌建：谢谢，讲得非常好。至少有几个方面，今天清华大学来得对，他提出很多课题，都可以变成非常好的文章。
对下一次灾难性的报道到底提供了哪些东西，如果提供了一些带很多预设的立场，来进行下一次报道的话，请问这样是对的吗？还有地方电视台等地方媒体在报道灾难的时候，有没有他应该侧重的方面，作为一个中央媒体或者是其他的媒体，有没有他侧重的方面，还是没有，这些都可以讨论。以上就是我们关于灾难报道当中的媒体的原则，因为时间关系，每个人发言非常紧张。我们掌声感谢各位发言者。
http://news.sina.com.cn/m/2013-06-02/122627290170.shtml
主题讨论二：中国灾难新闻报道的进步与不足2013年5月30日，由新浪网主办，新浪新闻中心、新浪传媒承办，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提供学术支持的 “专业与责任——中国媒体灾难报道研讨会”活动在北京理想国际大厦新浪总部举办，来自媒体、学校、政府、企业等各领域的50余位嘉宾出席了本次活动。研讨会邀请了央视主持人劳春燕、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陈昌凤、南方都市报首席研究员南香红等20余位嘉宾参与发言，同时邀请了包括中央电视台、新华网、东方早报等10余家媒体参会。
主题讨论二：中国灾难性新闻报道的进步与不足
主发言嘉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应急广播中心张亚然、《中国青年报》经济部副主任刘世昕、新华社国内部新媒体工作室主任 @新华视点负责人贾奋勇、《南方周末》资深记者杨继斌、《财经》杂志记者舒泰峰、《灾难报道伦理研究》作者之一王欢妮
以下是文字实录：
主持人蒋昌建：接下来进入第二个主题，中国灾难性新闻报道的进步与不足。我们也请了很多专业的人士来加以讨论。第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应急广播中心张亚然，您觉得进步，当然是指现在的灾难性报道跟过去有什么样的进步，跟国际包括自身比较来看，有哪些不足？
张亚然：国家应急广播立足灾区受众贴近报道弥补其他媒体的不足
要点梳理：
1、 国家应急广播建立四级报道机制，贴近民众，弥补媒体报道不足。
2、 媒体应找准受众，除了关注外围，更应关注灾区受众。
3、 媒体报道灾难应有专业储备
张亚然：首先被点了将，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次去芦山地震灾区，曾到达地震灾区一线的记者朋友可能对在芦山当地洋溢的一个声音很熟悉：国家一级广播芦山抗震电台，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芦山抗震救灾应急电台。
主持人蒋昌建：去过芦山的举手，听过这个电台的举手。起码三分之二都听过。
张亚然：这个声音是国家要求中央广播电台作为服务型的电台做出的声音，当时我们在想服务的性质是什么，我们怎样去服务。在国家广电总局包括中央台的台长要求下，我们做了大胆的尝试，在芦山当地做了一个电台，除了芦山记者以外，在座的嘉宾和领导可能对这个电台非常不熟悉，但是这个电台在当地老百姓心目中有很高的欢迎度，成功率达到将近80%，这让我们感到非常自豪，这正是地震灾区报道的进步，或者说他能充分展示我们媒体报道不足的地方。刚才很多嘉宾也已经提到了，包括贺延光老师提到了在灾害来临的时候，实际上成了媒体的“狂欢”，很多媒体在进行灾害报道的时候，更多关注的是媒体竞争，而不是这个灾害的本身。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芦山抗震救灾应急电台的开播，正是反其道而行之，我们在开播过程中，采取了四级联动的模式，中央台、四川台、雅安台，芦山台，这四个电台一起组成了电台报道队伍，弥补了刚才说的中央的队伍、地方的队伍包括当地的队伍各自为战的布局的不足。这个模式，在我们这次灾害报道过程中，优势非常明显，也就是说它的运作过程中，得到了当地老百姓非常大的认可，因为它贴近他们。
第二点灾害报道，什么样的报道才能让当地的老百姓认可？很多的媒体可能在想，灾害第一时间，我扑上去报道。实际上大家有没有认真想，扑上去以后，你的受众是谁？更多的是外围的，咱们的媒体更多是让北京老百姓，甚至说让成都的老百姓知道灾区的情况，但是芦山的老百姓需要什么？在我们这次电台开播过程中，我们发现实际上需要就会形成依赖，为什么这样？这次我们在当地开播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可能当地的媒体知道，这次的地震不是很大，为什么我们在那持续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现在大家调到那个调频的时候，还能听到这个声音，是因为当地老百姓非常依赖它。在我们开播这一个月当中，在当地有十几个政府，包括水利局、民政局、国土资源局、公安、交通、消防，各个局的局长都来到我们直播间，实际上我们直播间非常简陋，它就是一个帐篷，帐篷里的话筒都是临时搭建起来的，但是所有的局长都进入这个地方，也就让我们知道需要是形成百姓依赖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再一个面向灾区的时候，我们怎么能看到灾难性报道的不足，对应急广播这个问题来说，很多政府的官员没有看到它的需要，但是这次实践当中发现，当地的百姓和政府之间不是对立的，关键要找到正确的结合点。再一个是媒体对灾难性报道的专业储备的问题，刚才很多人提到专业储备是什么，社会的储备，心理的储备，对百姓的情感储备，只有这些储备都具备了，才能成为很好的，有责任感，有情感的，受当地百姓欢迎的媒体。
主持人蒋昌建：谢谢，接下来有请《中国青年报》经济部副主任刘世昕女士分享一下她的观点。
刘世昕：媒体利用新媒体搭建平台弥补传统报道的不足
要点梳理：
1. 灾难报道运用新媒体，搭建信息平台，将碎片化信息整合后输出，弥补了纸媒的不足
2. 媒体应有灾难报道日常储备，报道时对记者进行梯队布局
刘世昕：如果说我们这次报道有什么特点和进步，(那就是)作为传统的纸质媒体对新媒体的应用。我们在出发之前，搭建了一个微信平台，有我们总编辑、常务副总编辑还有夜班值班编辑，每天通过微信及时报告自己的讨论方向和讨论题目。这样有非常好的效果，平台有我们网站24小时值班编辑，这样的平台带来两个好处，网站的编辑整理大家在里面发的图片和简短的碎片化的东西，形成24小时的直播，弥补了纸媒在版面和时间上的不足。第二个好处，我们的领导能根据每个人每天跑动的方向，形成当天的专题。刚才张良老师提到看不出媒体的内在逻辑，因为有了这么一个平台，后方能够知道前方手里有什么东西，这样每天会组织两个专题，一个文字的专题，一个摄影专题，这样的专题是根据灾情发展救灾状况设置的，第一期专题做了灾情的展现，一个大标题下面有很多篇小故事。第二篇可能就是救灾的过程，到了第三天将近72小时救灾黄金期过了以后，我们可能更多讨论的是一些反思性的问题，比如说为什么救灾物资到达不了第一现场，为什么有那么多信息不对称，有那么多救援队伍进了现场，反而阻碍了救灾。这次新媒体的应用，打通了前后方的连接，在前方的记者有一个感受，碎片化的东西特别多，有了新媒体的应用，把碎片化的东西能审核得很好，另外也实现了24小时滚动的输出。这个可能是我们这次报道中的进步吧。
值得反思的不仅是我们的媒体，可能在现场跟同行的交流还是专业性的问题，专业性有很多方面。回来以后看了南老师的那本书，她在2008年的时候考虑的是记者的布局，第一梯队的记者，有野外生存经历的，身强力壮的第一批到达比较合适。第二批可能是做深度报道，深度报道或者特稿的记者适合在第二梯队。到了第三梯队是做反思性的，对四川灾害有了解的环保性的记者，还有对医疗、法制比较了解的反思性的记者可能也要上去。当我们面对灾难的时候，逻辑和线条的思考还不成熟。刚才蒋老师提出灾难报道有没有独立的形态，有哪些元素，灾难报道特别适合全方位的研究，它可能跟日常的专业性报到簿一样，日常的专业性报道某一点就是专业行家，灾难性报道是对报社实力的考验，包括记者的布局、平日储备，我记得南老师那本书专门讲到南都日常是有几个车储备的，车里有帐篷、卫星电话等，这对普通的媒体来说很难实现的。
贾奋勇：国内媒体灾难报道面临三大障碍
要点梳理：
1.传媒仍然面临着政府客观的信息宣传的控制
2. 中国媒体的竞争状态，妨碍了我们的深度报道
3. 自媒体对专业媒体存在某些误导
主持人蒋昌建：谢谢！接下来也请新华社国内部新媒体工作室主任，新华视点负责人贾奋勇给我们分享他的观点。
贾奋勇：简单说几句，是代表我个人的。首先到这里来非常幸运，我看了最近一期《财经》杂志的文章，其中谈到传媒知识分子，谈到八大媒体面对危机的反应，谈到传媒知识分子是名义权利和实际权利落差最大的群体，他们的危机反映这几点。他有一定的道理，传媒人的矛盾确实在这儿。要说进步，在灾难报道方面，传媒人在这几年，自由度获得了空前的提高，这是巨大的进步。但是要真正达到在灾难报道中的特别专业性，最后实现我们的责任，还面临着三个障碍。
第一个我们仍然面临着政府客观的信息宣传的控制，虽然我们的灾难报道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包括客观性、时效性，我们现在发的很多稿子，都已经是世界第一，客观的细节也非常多了。但是在宏大主题和先行化主题叙事上，很多媒体也摆脱不了，包括自然内在的东西，包括很多用语都难摆脱。
另外中国媒体的竞争状态，有可能妨碍了我们真正的所谓深度报道，这也是世界性的问题，近年来在美国的网络媒体出现的，比较某知名媒体，他拿了一大笔钱就是让大家做完全不跟经营结合的深度报道，还有最近比较火的一个节目，也是做非常专业化的精深的报道。这样的精神在我们媒体竞争状态中有没有，值得大家思考。
第三个，自媒体对专业化媒体的引导，或者说误导，这在中国是非常突出的状况。在中国，自媒体不但在事实上，甚至在价值观、情感上，都在诱导专业化媒体，这是非常可怕的现象。当然这有它很大的社会背景的原因，但是媒体本身怎样在这种状态下自处，也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主持人蒋昌建：谈到三个挑战，信息控制，还有媒体之间的竞争，反而会妨碍到媒体做深度的报道。你提的一个观点，让我们内心有点悲凉，本来做深度报道是媒体专业主义的要求，现在需要外部的赞助才能做，就变成了功利的对象，不知道新闻的演绎到今天是什么样的感觉。第三个是自媒体跟专业媒体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谁牵着谁的鼻子走，这也是很大的挑战。传统媒体要生存，自媒体要发展，双方都争夺眼球怎么办，这样的问题的确摆在我们面前。接下来请南方周末资深记者杨继斌分享他的观点。
杨继斌：国内媒体在灾难中缺乏解释性报道
要点梳理：
1、灾难性报道的进展一定要放在时代变化大背景下。
2、国内媒体缺乏解释性报道，未能完全满足受众在信息、观点和情感需求。
杨继斌：前一个老师已经从专业角度谈了很多。关于媒体在灾难报道方面的进步，我想换一个角度来谈。我们经常说一句话，什么样的时代配合什么样的媒体。我们不妨从社会，从时代的角度来对比一下进步。媒体的进步和不足从时代的进步，社会的进步中，可以静下来看到。现在可以说汶川地震是什么样的标志？就是政府垄断救灾到社会救灾的标志性的转变。现在说雅安地震是什么样的标志呢？它是我们从情感救灾到科学救灾转变的标志。大家都在谈过度反应，反应过激。这在玉树的时候就反映出来，比如救援队抢一个伤者，大家为什么没有谈。因为从情感救灾往科学救灾转变没有成为议题，现在成为媒体的议题，成为社会的议题，这是最大的进步。
根据我的理解，媒体报道所谓的进步有两个，一个是消极的进步，一个是积极的进步，所谓消极的进步是指我们改掉了以前的一些坏习惯和恶习。尽管我们没有往前走，至少把以前的缺点改了，比如说一些悲情故事，一些纯粹的看客报道，这一次跟上一次相比少了很多。积极的进步，恕我直言，我看到的真不多，包括纸媒也好，平面媒体也好，还有网络媒体，我们跟五年前相比，没有太多的超越。我们在座的都是有作品的人，我们不谈社会责任，从自身想一想，在座的我们，提供的作品跟五年前相比，优质的作品是多还是少了。如果下一次再出现大的灾难，我希望我们能多一些什么样的报道呢？我们知道读者或者说受众的需求大概是三块，一个是信息的需求，求知欲；观点的需求，获得安全感；还有情感的需求。大概是这三块。我们现在提供的不管是信息的需求还是情感的需求，产品都还是不足的，国外的灾难性报道，会看到大量的解释性报道，不管纸媒还是电视媒体，我们做的解释性报道几乎没有。举个例子，汶川地震的时候，温总理给一线部队下了命令，抢通一条公路，总理的任务不可能完成的，就应有媒体解释性报道为什么完成不了，就应该有这样优质的解释性报道，(事实是)没有。
主持人蒋昌建：杨先生也是在《南方周末》有非常长时间的工作经验，他提了两个问题特别有意思。第一看灾难性报道的进展一定要放在时代变化大背景下。另外反思媒体在这方面所做的进步也好，不足也好，并不是说从媒体的种类、媒体的渠道、媒体报道的反映速度来看，关键是你是不是满足了观众对信息观念，情感的需求，你提供的作品本身是不是更好的满足了他们的需求。这点是很重要的。下面请著名媒体人舒泰峰先生阐述他的观点。
舒泰峰：灾难报道中要避免对受灾者造成二次伤害
要点梳理：
1、 灾难报道注意新闻伦理，要避免对受灾者造成二次伤害
2、 灾难报道应第一时间挖掘信息，而不是找煽情的故事
舒泰峰：报道的原则，媒体的成就和不足，这两个话题，是相通的。这个话题在贺延光老师一开始讲的时候，就提出来了。后来几位同行都提到，我就是做一点补充。
贺老师提到一个现象，很多摄影记者去做死者脸部的特写，这个细节让我印象挺深刻的。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摄影记者和文字记者，挖掘(灾难)背后的故事，悲情的动意在里面，可以理解。但是这里有一个界限，确实涉及到新闻伦理。在美国有一个职业新闻记者协会的伦理准则里，有一条最低伤害原则，受灾的群众本来处于悲痛的状态，你去采访他，挖掘他的故事，会对他造成二次伤害。我自己也犯过这样的错误，在汶川地震的时候，跑到什邡很偏僻的镇，在那里采访了很多受灾的群众，当时也不懂，采访了很多，让他们去讲悲惨的故事。后来想，这对他们造成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去年北京7·21大雨，广渠门的死者叫丁志健，他的爱人把丁志健火化的当天下午，湖南卫视找他录节目，让她讲过程和体会，非常煽情，在网络上引起非常大的争议。这里面有消费苦难的现象存在。有批评家也批评过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现在新闻报道涉及娱乐和商业的因素，这两个因素有时侵蚀了我们的新闻原则和新闻伦理。湖南卫视这个节目叫《完美释放》，本来找平时心理受到很大压抑的人去释放他的压抑。找到丁志健的爱人，而且在那一天去释放，显然是不合适的，显然对她造成二次伤害了。我后来有一个反思和建议，在灾难报道的时候，我们更多报道灾情，灾民需要什么，有哪些不足，我们把这些信息发出来，而不是第一时间找煽情的故事。这个也是给同行的建议。刚才蒋林讲了非常好的案例，他没有当时采访受害者。这个特别体现在摄影和特稿写作当中，因为特稿写作往往要挖掘这种故事，会遭遇伦理困境，我觉得蒋林处理得非常好。这一次在芦山地震里，伤情的报道比汶川少多了，这确实是一个进步。我们还需要继续探讨，新闻的挖掘跟伦理之间的界限在哪里，我就补充这一点。
主持人王薇：刚才讲到灾难报道和伦理研究，我们也把王欢妮请到了现场，这是她非常专业的领域。
王欢妮：媒体做灾难报道首先应尊重生命
要点梳理：
1、 媒体灾难报道有进步，主要体现在报道行为比之前有所克制，报道有了一些基本的保障；报道方式较之前更为丰富立体。
2、 媒体灾难报道仍存在不足，应该从尊重生命、勿扰生命、敬业适度等八个方面去加以提升。
王欢妮：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在新浪总部和媒体专家、学界精英一起探讨这个非常严肃的话题。坐在这里，我一直在想，我既不是一线新闻从业者，也不是一流高校的研究者，我想我能被邀请参加这样的讨论会，关键在于我和《灾难和伦理研究》一书的非常重要的作者刘海明先生，去年12月份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研究灾难伦理报道的一本书。为什么会激发我们做这样的研究？我们是在五年前汶川大地震的背景下开展的。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我就身处距离震中北川60公里之外的绵阳。在绵阳我们供职的西南科技大学也遭受了地震的重创。我们在遭受地震重创之后，一方面作为受灾者得到了外界的援助，进行恢复生产，恢复工作的他救和自救。我们作为高校的老师，也结合自身的专业进行思考，我们如何从大事件当中，为今后的抗震救灾的有序进行，贡献个人的一些力量，所以我们就结合自身专业的特点，开展了这样的研究，并且很有幸在2009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才得以形成一个系统，最终出版专著。
我们所做这样的研究，最主要的就是从伦理视角来切入如何规范灾难报道，最终反思灾难报道当中，媒体有哪些不足。在反思不足过程中，从汶川大地震到芦山大地震，我们也看到了媒体的进步，这些进步包括媒体报道行为有所克制，对救援工作不过分干扰以及对自我工作和生命的保障，刚才在南香红老师发言当中也谈到了。我们想这就是一种进步。
另外一个进步，媒体报道更为丰富、立体，包括传统媒体以及新媒体的加入。
同时，媒体报道还存在着很多不足。在对不足的反思中，我们不断地在思考，来呼唤如何建立一套相对完整的，能够指导新闻事件的伦理准则。在我们专著当中概括了八个基本准则，今天在这里大致介绍一下。主要是生命之上，在报道灾难的时候，首先要尊重生命，尊重受灾者的生命，同时也要尊重媒体人的生命。刚才南香红老师谈到，在汶川大地震当中，非常庆幸的就是一线的新闻从业人员没有受到生命的伤害。到芦山大地震的时候，我们不能再靠幸运获得上帝的恩赐，而是应该做一些自我保护。在媒体当中，像南都还有我所了解的广州日报等媒体，在进入灾区报道的时候，有非常多的相应的自我保障的措施，包括救援包的发放等等。
第二个准则勿扰悲痛。灾难和悲痛有着天然的联系，有灾难，就意味着有人员的伤亡，有人员的伤亡，也就意味着激起内心的悲伤。作为媒体的记者来说，不要制造别人悲伤。怎样做到怜悯他人呢？在灾难报道当中，我们要保持着一种客观冷静的、怜悯受害者和采访对象的心态进行报道。
第三个准则就是敬业适度。在敬业这个问题上，任何一个媒体人有很大的发言权，有新闻的地方就会有记者。这是职业对于媒体人的呼唤。在谈到灾难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话语环境的时候，我们不强调或者说我们不刻意地要求新闻从业者敬业。在敬业过程中，会有两种状况，一种是敬业过度，或者说我们在批判敬业过度，也就是说在抗震救灾过程中，在救援过程中，从第一个准则出发，去尊重生命。作为记者，如果你在和相关的医务人员抢时间，医务人员要拯救受灾者的生命，而记者要第一时间报道受灾者的情况，就会产生冲突。如何解决这样的冲突，我们就提出敬业适度，你能不能够在适当的时间，去完成职业对你的要求。
接下来我们就谈到了另外一个准则，时间适宜，即对时间的把握。新闻报道要强调及时性，但是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并不意味第一时间的报道就能够体现出媒体对这样的事件的关注，所以我们强调对时间的把握，包括在汶川大地震报道的时候，医务人员在无菌手术室正在给受灾者进行手术的时候，有媒体记者直接闯入到手术室要求第一时间进行报道，很显然这是采访时间选择不非常恰当。
还有语言塔布，实际上是强调语言禁忌，记者在采访时用怎样语言提问，不至于过度去伤害你的访问者，也就是二次伤害的问题。在灾难过程中，受访者已经遭受身体的创伤，如果你在采访过程中不断追问，你的家人怎么样，你知不知道你的家人在灾难当中去世这样一些问题的话，会给我们受访者造成二次的心理伤害。
我还想谈一个非常重要的准则就是险境求生。对于真实性的追求是新闻的生命，在汶川大地震当中，因为媒体记者没有去求证，而传播出来的失实新闻，在芦山地震当中，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包括去报道天泉县受灾情况，在4月20号当天有一个交通台女记者到天泉县采访报道的时候，当时并没有看到她所想象的水电中断或者非常惨烈的房屋倒塌的景象，而是看到当地依然有村民在燃放烟花爆竹，举办结婚典礼，她就报道当地老百姓受灾影响不大，这样的报道并没有全面展示当时的场景。越是在紧急的时刻，越需要我们媒体记者在危急环境下，去追寻真实性的东西。
我们这样的研究是在汶川大地震的基础上展开的，后面两个原则，为己利他和有所不为，主要是围绕涉密单位的报道而提出来的。在2008年地震的时候，在四川绵阳、北川周边有很多军工研究院所，涉及到媒体的报道会不会泄露国家军事机密的问题，当时做研究时，就涉及到为己利他和有所不为的原则。以上八个原则是这些年研究过程中，我们所思索的为我们新闻人构建的一套伦理准则，当然在实践发展当中，还可能不断地丰富和完善。在这里希望得到各位媒体记者和专家学者的批评和指正。谢谢大家！
http://news.sina.com.cn/m/2013-06-02/134827290541.shtml
嘉宾致辞新浪网副总编辑周晓鹏致辞![]()
新浪网副总编辑周晓鹏
以下为新浪网副总编辑周晓鹏致辞实录：
周晓鹏：今天的时间和这个平台，应该是属于在座各位嘉宾和专家的。首先，我要感谢各位业界的同仁和各位专家能够在百忙之中抽空来参加我们的论坛。这个论坛在微博上发出预告之后，有很多的媒体人和媒体之外的朋友来问我，为什么新浪要搞这样的论坛？从2008年到现在，从汶川、玉树、舟曲一直到雅安，这些地方经历了的巨大的灾难。在这个过程中，媒体和媒体人留下非常精彩的文字；非常精彩的图片；非常精彩的画面，包括我们平面媒体留下的非常精彩的版面。
我们每一个直接或间接参与到这个报道当中的媒体人，这些过程构成了我们一生当中非常难以磨灭的迹象，除此之外，我们能留下什么东西？五年前温总在汶川地震留下四个字“多难兴邦”，多难和兴邦没有必然的联系，从多难当中我们是不是能够记取和沉淀下来的东西，为后面有指导和借鉴。出于这样的想法，作为媒体来讲，是不是能够从灾难报道题材当中筛选一下，我们有哪些可以值得沉淀和记录下来的东西，有哪些东西可以作为我们这代媒体人留给这个行业和未来媒体人当中可以值得借鉴的东西。正因为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才有今天这样的研讨会。我今天特别希望各位嘉宾能够畅所欲言，让我们在这五年当中积累和体验下来的东西，能够成为对我们这个行业有所借鉴的东西。
最后特别感谢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为我们提供学术支持。陈院长今天还是以带着伤病来参加论坛，也特别感谢蒋昌建老师专程从上海飞到北京来，作为这次论坛特邀的主持人。最后特别希望通过我们这样的论坛，通过我们的讨论，能够让我们的媒体在今后面对题材的时候，能够少些煽情，多一些专业，谢谢大家！
http://news.sina.com.cn/m/2013-06-02/112327290009.shtml
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陈昌凤致辞![]()
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陈昌凤
以下为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陈昌凤致辞实录：
陈昌凤：尊敬的各位朋友，各位媒体界的精英，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能够代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能参加这个非常重要、非常有前瞻性的论坛。首先，我代表我们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师生们，向在座的媒体人表示我们深深的敬意。说实话，平常我们已经是在座各位的读者、粉丝，已经在媒体上认识了很多在座的诸位。我们也希望未来还有机会再邀请到各位到学院去指导，尤其是在座的南香红老师、贺老师曾经在我们课堂上给学生讲过关于新闻方面非常专业的报道。
http://news.sina.com.cn/m/2013-06-02/113027290033.shtml
中国媒体灾难报道研讨会嘉宾答现场观众问 2013年5月30日，由新浪网主办，新浪新闻中心、新浪传媒承办，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提供学术支持的 “专业与责任——中国媒体灾难报道研讨会”活动在北京理想国际大厦新浪总部举办，来自媒体、学校、政府、企业等各领域的50余位嘉宾出席了本次活动。研讨会邀请了央视主持人劳春燕、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陈昌凤、南方都市报首席研究员南香红等20余位嘉宾参与发言，同时邀请了包括中央电视台、新华网、东方早报等10余家媒体参会。以下是互动答问环节文字实录：
提问一：在现在，特别是微博时代，媒体朋友会面临这样的状况，我们收到一个非常重大的消息，比如在震后得到一个消息，上游堰塞湖溃坝，这个时候没法求证这个消息，也没法确定这个消息可靠性，我们是马上发这个消息还是花一段时间求证，这个消息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如何取舍？
刘炳路：我们恰好在7·21处理过这个问题，当时有记者在自己微博上有个水库溃坝，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最准确信息来源应该是当地水利部门，在网络上紧急查找当地水利部门的电话，第一个电话不是很直接，但是肯定会给出直接负责水库状况的工作人员，经过工作人员的了解，他在微博上看到这个消息，他出来辟谣。说这个水库名称是错误的，不存在这个水库。第二个这个水库区域开口不朝向7·21。从解答来讲，就可以排除。我们第一时间要准确找到信息对口发布源。
贾奋勇：我们派了两个记者专门核实这个事，找得非常辛苦，找了一天，根本没有找到水库。另外第一时间探查，两者加起来，这个消息才是可靠的。
提问二：我是王老吉公关部主任。在面临重大灾难的时候，我们的企业特别是民族品牌，反映速度越来越快，像这次雅安地震，我们广亚王老吉在震后一个小时得出了捐款的决定，又做出在雅安投资建厂的决定，长期支援灾区，从我们企业角度来看，做了好事也是希望得到广大消费者和媒体的认可和报道，进而也是扩大我们品牌美誉度，也是更多的能够鼓励到更多的企业投入到公益事业中来。在媒体报道公益活动的时候，往往有自己的角度和立场，我想请问一下媒体老师在报道类似事件时，是怎么平衡企业的需求和媒体的需求的？
陈宝成：我在雅安的时候观察到一个不好的现象，这个事情跟王老吉没关系。在县城救援的物资可以说比较齐全了，但是运往郊区，运往边缘的乡村越稀缺。给我一个非常强烈的冲击就是很多企业把救灾场变成了做秀场。如果我们的企业能够在那些最需要你们的地方，而不是说追求广播效益，我想更容易打动媒体的关注，因为我们看到郊区的地方，我们媒体也有责任，媒体是一个城市中心，在农村，在偏远的乡村没有人去关注他们。所以我非常希望企业界的朋友们能够关注更需要的地方。至于你提到的投资建厂的问题，良好的动机和善良的愿望不能取代科学的规划，至于合不合适投资建厂，这是专业的问题，客观上有助于通过媒体的报道提高企业的美誉度，但首先还是那个地方是不是合适。
舒泰峰：作为慈善报道，我补充几句，一个企业去做慈善，肯定是值得鼓励的，通过做慈善，获得更大的美誉度，这也无可厚非，但是既做慈善，又想达到比较好的传播效果，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可能也得做点创新。前两跟天陈光标在一起，听了他演讲，后来跟他交流吃饭，受了很大的启发。怎么样达到最好的传播效果，一种途径像陈光标那样，真的非常作秀，一上来讲话就是刚刚评选了我是中国四大美男子之一，会后有人说你是不是智商很高，他说经过检测，我是全国第一。整个演讲又唱又跳的，诗朗诵。他是作秀到极致，但是效果怎么样？对他的企业来说，传统效果挺好，一开始很多人质疑他作秀，但是后来声音越来越慢。我觉得他这种慈善的方式，不是一个在制度上有创新的方式，他是慈善强人，但是这么一个强人，没有他也就没有了。另外一种方式，更获得媒体青睐有种制度创新的方式，就是壹基金还有李亚鹏的嫣然基金会。2013年中国慈善名人榜第一名是李亚鹏，第二名是李连杰，陈光标是没有入围的。理由，李亚鹏嫣然基金是国内第一家类似的慈善医院，李亚鹏夫妇本人捐款并不多，但是通过医院，通过基金会筹集了很多钱，包括承建医院也是新的机制。壹基金并不是李连杰投入很多先，但是在雅安地震表现非常抢眼。他们俩当选是有理由的。但是个人作秀是获得眼球，但是不能长远获得媒体的关注。还是要从机制上创新，比如在微博上，还有王老吉在雅安建厂，也算是一个好的举动，但是考虑到更多。我在当地有些政府朋友，他们在思考这个问题，怎么样把重建跟李克强总理说的新型城镇化能够结合起来，这是他们想找路子的地方，这个时候企业有想法的话，还是有空间的。做这点补充。
贺延光：我通过陈光标在日本的捐助，日本媒体一家没有报道，不是冲着陈光标本人，我们国内对陈光标的看法，日本人对所有的捐助都没有像中国这样，是骨子里的，是很自然的，我帮助一个人，帮助一个地区，都是很自然的。我们是几十年思维定式，是学雷锋，留好名，最后把雷锋给糟蹋了，把我们有一系列的后遗症在电视机都捐赠举牌，最后几年一查，有很多不落实。什么时候企业像那些人一样，踏踏实实做事，你的宣传留在口碑里，不要小看口碑，一样可以成长自己。
新华网记者：我说一些我可能比较幼稚的想法。今天讨论的是中国媒体灾难报道的专业化和标准化，各位前辈行家有很多很具体的在灾难报道非常丰富的经验，可不可以根据这个，就制定一个非常标准的救灾采访报道包，这里就有标准化的效果、安全救生的工具等等，这个就可以由企业来赞助，比如说王老吉制造的灾难采访报道包，一旦发生大的类似报道的时候，配备的都是你们赞助的专业化、标准化的工具，是不是也是一个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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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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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6-5 15:00:40
发表于 2013-5-30 18:5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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