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腐败的作案手段更隐蔽、更复杂、更专业。
腐败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自体腐败,一种是交易型腐败。前者包括贪污和挪用公款;后者主要指贿赂,包括行贿和受贿。像中管干部贪腐,从目前公开的案例来看,主要问题还是收受贿赂。而在我统计的年轻干部案例里,自体腐败更多,占六成左右。
跟传统腐败比较起来,新型腐败的作案手段更隐蔽、更复杂、更专业。年轻干部学历普遍比较高、头脑灵活,熟练掌握互联网技术,当他们把这些优势运用到贪腐领域,就表现出了作案手段“高明”的特点。
南方周末记者 韩谦
责任编辑:钱炜
2018年7月17日,公开庭审90后女干部张艺的现场。张艺被查办前是贵州省思南县社会保险事业局的会计。(平安同仁供图/图)
一位“95后”干部,3年多的时间里侵吞公款近七千万元。当事人是安徽省滁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张雨杰,他负责在政务服务中心大厅窗口接待市民,收取买房托管资金、填写托管协议等。贪腐行为通过收款不入账、伪造收款事实等方式进行。2020年11月,他被判无期徒刑。
“看到这个案例,冲击力很大。”上海市委党校教授吴海红说,“虽然他年龄不大,职位也不高,但贪腐数额非常惊人”。
自2021年开始。吴海红和学生黄欣薇搜集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纪检监察报、中国纪检监察杂志等渠道公布的46个年轻干部贪腐案例进行分析,论文发表于2024年第3期《中国党政干部论坛》杂志。
这些年轻干部以1980年后出生为标准,年龄最小的是95后,职级主要为处级以下,多数没有领导职务,是普通工作人员。他们的贪腐行为有什么特点?又该如何防治?以下是南方周末记者与吴海红的对话。
有人工作一个月就贪腐
南方周末:分析完46个案例中年轻干部的贪腐行为,有让你觉得比较意外的发现吗?
吴海红:让我觉得意外的发现,就是有的年轻干部失足很早,涉案金额很大。一般而言,被查处的腐败官员级别越高,潜伏期越长。有研究发现,2013年至2019年被查处的142名腐败的中管干部,平均潜伏期约13年。而在我统计的年轻干部案例里,潜伏期最长的15年,最短的仅1个月,平均潜伏期3.7年。有人刚走上工作岗位1个月就开始贪腐,有人工作11个月就被查处。这说明他们一有机会很快就会用去权力变现,或者说是趁机去贪腐。
南方周末:你刚说他们的涉案金额很大,具体情况怎么样?
吴海红:按照最高法、最高检发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案件的司法解释,贪污贿赂“数额巨大”的标准是20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数额特别巨大”是300万元以上。在可查到数据的41个案例里,贪污“数额巨大”的有23例,占56.1%;“数额特别巨大”15例,占36.6%。
其中涉案数额最大的是张雨杰,其次是浙江一建建设集团公司深圳分公司财务部副经理、“90后”陈曦曦。2016年7月至2017年10月,她多次挪用单位公款2750多万元,作案次数上百次。起步就“失足”、犯罪时间短、贪腐数额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年轻“问题干部”胆大妄为、铤而走险的心态。
南方周末:张雨杰和陈曦曦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工作都会经手资金。这算不算是年轻“问题干部”较为普遍的特点?
吴海红:腐败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自体腐败,一种是交易型腐败。前者包括贪污和挪用公款;后者主要指贿赂,包括行贿和受贿。像中管干部贪腐,从目前公开的案例来看,收受贿赂问题较为突出。而在我统计的年轻干部案例里,自体腐败更多,占六成左右。
刚开始工作就贪腐的,往往没有多少为别人办事的权力,但在有些岗位上能接触到一些资金。46个案例里,有企业财务部副经理、水务局财务股干部、商业联合会报账员、房地产管理中心财务科科员、不动产交易窗口工作人员、财政局工作人员、供销社财审科副科长等,大多是财务、业务办理等接触到资金的岗位。这些岗位一旦管理疏漏,就会为贪腐提供可乘之机。
南方周末:除了自体腐败,也有50%的案例存在受贿的情况。他们的职位并不高,这种情况是怎么发生的?
吴海红:交易型腐败主要是利用手里掌握的资源配置权或执法监督权谋取私利。我收集的案例里有产品质量检验岗位、房屋土地管理岗位、公检法纪检岗位等。
例如有的基层公安系统的年轻干部,有一定的执法权,就为别人提供一些帮助,收受好处。还有的像1981年出生的金英丽,她就属于有一定权力了。她曾担任上海市金山区金山卫镇副镇长、金山区经委副主任、六届金山区政协常委。金英丽甘于被围猎,与不良商人搞权钱、钱色交易,收受贿赂五百多万元。
挪用公款,为了网赌、直播打赏
南方周末:你在研究中提到年轻干部贪腐中存在传统腐败与新型腐败混合的特点。怎么理解新型腐败?具体有什么表现?
吴海红:跟传统腐败比较起来,新型腐败的作案手段更隐蔽、更复杂、更专业。年轻干部学历普遍比较高、头脑灵活,熟练掌握互联网技术,当他们把这些优势运用到贪腐领域,就表现出了作案手段“高明”的特点。
比如,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障中心干部穆玉龙,把单位收费的二维码篡改为个人支付宝二维码,通过个人支付宝、微信账户等收款方式违规收取养老保险费六十余万元。
依托互联网技术、数字支付等手段,利用监管漏洞实施贪腐,正在成为年轻干部腐败的群体性特征,这也是值得高度关注的趋势。
南方周末:除了贪腐手段是利用互联网,从你的分析来看,一些年轻干部贪腐的起因也跟互联网有关?
吴海红: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跟年轻干部这个群体他们生活在网络时代有一定关联,在我分析的案例里,就有人沉迷网络赌博,或者是网络游戏、直播打赏。46个案例里,贪腐用于赌博的有9人,占比19.6%;用于个人奢靡消费的有12人,占比26.1%;用于游戏充值的有4人,占比8.7%。
比如,陈曦曦挪用公款2750多万元就主要用于网络赌博;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工商业联合会原报账员万振套取、骗取公款四十余万元,主要用于购买电子产品,在6年内购买了47部手机等。
南方周末:你分析他们的贪腐动因,是受“精致生活”“及时行乐”等错误思想观念的影响,这和以前的干部腐败追求的有什么区别?
吴海红:以前的贪腐官员里也有追求享乐的,但除了享乐,也有的更注重为家庭积累财富。比如为了家庭、为了子女,给他们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现在有的年轻干部就是为了及时享乐,满足于打游戏、直播打赏。
比如江苏省太仓市浏河镇某国有控股公司财务负责人印一凡挪用公款用于游戏充值、打赏女主播等个人消费,金额共计174万余元。
当然,“及时行乐”只是年轻干部贪腐中的一种表现,是相对比较特殊的。
上海市委党校教授吴海红。(受访者供图/图)
完善岗位的风险防范机制
南方周末:为什么开始关注年轻干部的腐败问题?
吴海红:原来我们觉得年轻干部刚工作,机会不多,而且他们自己也比较追求上进,所以过去对这个群体相对不是特别关注。以前在贪腐问题上,更重视“一把手”这样的关键岗位。
现在中央提出来要加强对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之后,有些地方也针对年轻干部专门出台了一些制度。包括日常教育、谈心谈话,还有岗位的风险筛查防范等。
南方周末:你在研究中也发现上级领导的行为对年轻干部也会产生影响?
吴海红:像贵州省毕节市织金经济开发区财政局90后干部王红梅,贪污挪用公款上千万,表面上看是这个年轻干部出了问题,根源却在于单位财务管理混乱,上级领导带头私刻公章、违法乱纪,王红梅耳濡目染、有样学样。
不良政治生态容易滋生从众心理。一些年轻干部腐败,就是因为“其他同事都拿了,我若不要,就会显得格格不入”“大家都收,我也跟着收”“别人可以为什么我不可以”这样的从众心理。
南方周末:从制度建设的层面来看,你觉得可以怎么去预防年轻干部贪腐的情况发生?
吴海红:岗位设置不科学、管理不严格,是年轻干部腐败的关键因素。比如,江苏昆山人社局社保中心养老支付科一名工作人员负责整个昆山参保人员退休和死亡待遇的审核与支付。他就利用电脑社保系统漏洞,修改丧葬费、抚恤金等账户余额,实施贪污;还有的利用收款、审核、办理凭证集于一身的岗位便利,大肆捞钱。有年轻干部94次挪用公款八百多万,单位竟然都没有发现这样极端的做法。
在制度层面,特别是与资金管理有关的岗位,要进行一些风险防范,完善财务管理、行政审批等领域权力运行内容、运行流程、运行结果的公开制度,并建立权力运行可查询、可追溯的反馈机制,切实提高权力的可监督性。岗位管理上,也不能一个人在一个岗位上待的时间太久。否则时间久了,他对这个岗位可能存在的漏洞能摸得清清楚楚。
来源:南方周末(微博)
编辑:李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