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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级2012年春季读书笔记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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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发表于 2012-6-15 10:25:29 |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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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发表于 2012-6-15 10:25:57 |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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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6-15 10:26:17 |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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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6-15 10:26:53 |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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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6-15 10:27:20 |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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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6-15 10:27:41 |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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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6-15 10:28:05 |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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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6-15 10:33:08 | 只看该作者
{读书笔记二}
                            从魏晋政治探讨当今传媒关系
                  
                                 ——读《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与政治的关系》有感(作者:李传印)

         东汉到魏晋是中国历史上连接秦汉大一统到隋唐大一统的特殊分裂时期。政局动荡是当时社会存在的普遍问题,因此思想上,特别是名士大夫在思想状态上,显示出了不同与历史前后更加明显的区别。鲁迅先生曾撰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将那个时候的文章风格概括为清竣、通脱,东晋以后又不做文章而改为清谈。与此同时喝酒和服药也在其中起到的非常大的作用。然后这些种种都是魏晋时期价值观极端的表现,概括起来分别从思想状态和行为举止上表现出来,涵盖了从基本生活的吃喝玩乐,到为了满足精神上的专业建树。

        要说魏晋时期的名士的思想状态,我们不能不首先提到当时的政治格局。东汉末年三分天下开始,中国社会进入了长达三百多年的分裂状态。表现在言语上,名士的谈话方式从清议发展到了清谈。所谓清议是东汉时期知识分子的时论,因为当时皇室腐朽,朝政混乱民不聊生,因此忧患之风盛行,知识分子们见面多议论时政纵谈国事,但后因形势严峻不见缓解,很多敢于说话的人的人都郁郁不得志,致使清议逐渐转化为清谈。清谈是魏晋名士相互交流的场合,后逐渐成为士林间判断声誉高低的标准。如《世说新语》中记载孙盛和殷浩曾共同辩论,“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文学》),可见当时人们对清谈结果的重视程度,以至于最后都到了互相人生攻击为“强口马(倔马)”和“决鼻牛(犟牛)”的程度。按照后世或者今天的价值观,光把嘴上功夫作为评判人的标准,无疑是非常极端的事情。在这样的思想状态下,当时社会所认同的行为取向,也向着极端的方向发展。

     在首卷《德性》中记载,阮光禄有一架好车,因为没有人向他借用,最后竟然将车子烧掉,叹曰“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如此极端的做法,按照现代的观念,就是一种浪费资源和冲动的行为。然后在清谈的状态下形成的任性放达的态度,放大了这种缺乏思考的武断行径。但是在当时社会却被称赞为有德行的表现,可见当时对德行的评判也偏离了中国自古以来的中庸之道。

       思想的极端所表现出来的还远远不止如此,按照《世说新语》的记载,当时社会在 “止容”(十四卷)、“俭啬”(二十九卷)等等方面都出现了令人不解的现象。看杀卫玠,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卫玠并非京城人士,可在京城却因为长相名扬千里。按照当时的信息传播速度,一个男人仅仅因为长相而出名,实在是让人汗颜的一件事情。也反应了当时人们对外在美这种肤浅事物的重视程度,也已经偏离了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内在的发展方式。“观者如堵墙。玠先患有羸疾,体不堪劳,遂成病而死。”这和上文提到的清谈标准似乎如出一辙,表明了当时人们对外在美的极端重视。

        然后魏晋时期的奇特故事并非寥寥如此。从根深蒂固的思念观念中映射出来的行为反应,也必定充满了极端的色彩。《世说新语》主要是对魏晋时期名士们言谈举止的一个总括,而名士风度当时外在表现最明显的三个方面就是饮酒、服药、和清谈。其中清谈直接和人的价值观念联系起来,上面我也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而饮酒和服药,则更多的是当时社会市井生活的一个缩影。

         嗜酒成性是当时的社会风气。“遐与人围棋,馥司马行酒,遐正戏,不时为饮,司马恚,因曳遐坠地。”(雅量 第六卷)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两层现象,第一是当时的人们在下围棋的时候也要喝酒,可见喝酒成性是多么普遍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围棋从来是高雅和智慧的活动,酒虽然历来有豪放的象征,但也是纵欲的表现。“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也是当时文人墨客过渡追求饮酒的一个佐证,然后却被当时的人们称之为“竹林七贤”。第二是饮酒也成了除清谈之外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交流方式。司马因为裴遐没有及时喝酒而觉得恼怒,可见喝酒成了当时的一种礼节,成了互相尊重的代名词。不得不说过渡的饮酒很好的麻醉了处在当时社会的名士的精神,逐渐宣扬出纵欲享乐的人生态度,不仅和当时动荡的社会形成鲜明的反差,也不得不把这样的行为归入极端之流。

79#
发表于 2012-6-15 10:54:30 | 只看该作者
{读书笔记三}
                       中国书画美学的出离与返归
                           ——读《法度形式观念》有感(作者:胡传海)
   《画鉴》上说:“高人胜士寄兴写意者,慎不可以形似求之。先观天真,后观笔意,相对忘笔墨之迹,方为得趣。”这里所言的“先观天真,后观笔意”即是说:自元代以后,意境俨然成为了士大夫们首先注重的因素,而笔意,也就是书画的线条和规矩已经成为书画审美的次要因素了。在元以后,这样的审美和创作意趣始终在中国书画中占据了重要的思想地位。这一脉相承的文人画,在明代复杂的绘画风格和流派中不仅没有被冲淡和稀释,反而不断在吸取着更为彻底的笔墨的解放,到王蒙,这一从赵孟頫开始的隐逸和超然的山水风骨峰回路转,却反倒有了逐渐返回现实的线索和感情。不得不承认,这样的回归暗含着某种宗教般神秘却又自然而然巧合,赵孟頫的初衷是在对山水本身的背离中去寻找一种自我的挣脱和精神的慰藉,借以来达到心灵的回归和安慰,而当历史的画卷延展到了王蒙手中的时候,他已经可以在浓艳的着色和看似拥挤的构图中去展现他内心跃跃欲试的兴奋和好奇,他不用为出离而出离,却已经可以未回归而已经回归自我了。这难道不是一个历史的大圈吗?或者是一种书画审美的轮回?
   
        华夏民族历代以来的书画创作总过经历了多少次审美意义上的转折已经很难从史料上去论述了。从唐际五代开始,仿佛在中华文明最绚烂的一抹色彩逐渐淡去的阴影之下,曾经在唐代宫廷画和唐三彩上浓墨重彩的绘画风格和颜色基调也在逐渐褪却消失。直至南宋,空白在画面上蔓延成了无边的遐想,笔墨从临摹的禁锢中被解放了出来,山水突然成为了自由的灵魂,这样的灵魂在无边无际的江河之中收放自如,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们突然找到了这样一种自然天成的载体,去完成他们对于现实和自身的出离,并且在这样的出离里寻找到精神上的返归和依存。不得不说,这样的绘画和审美,从此刻开始,已经从具象实物开始走向了概括化精神,从简单的观物过渡到了观人甚至观心这样的内在层面。此所谓“于境观心,反归心源;以心造物,幻相乃生。”而这一切,在我看来,都预示着一个全新的书画时代的来临,而这其中,最明显和突出的一笔,就是文人画的出现。

        自南宋亡到元代始,中国的文人在国破家亡和外族掌权的双重精神压力下郁郁寡欢,知识分子或隐逸山林或混迹民间,他们有志而不得抒,有才而不得举,因此更多人只能在宇宙自然之间寻找他们寥落心情的安生之所。在此期间,无论从山水画创作的数量和质量来说,都超过了南宋以前,一个在现实中充满了苦闷和矛盾的时代,纸墨成了文人们安身立命之所,这其中寄托的不仅仅一丝游览胜景的感慨,更多的,还有一丝决然的倾诉和托付。这“寄情”的要求,超过了以往任何的时代,使得元代的绘画摆脱了简单的“形似”而成就了此后“文人画”的特殊美学风格。在这其中,不得不提到的两个人物,便是赵孟頫和黄公望。
     
         从一个实体走向一种气质,从一个具象走向一种精神,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们对于天地山水的这种出离,其实是另一种对于自我的回归。所谓用心所造的境,才是跨越千百年打动中国人内心的唯一共鸣。
                        
80#
发表于 2012-6-15 10:57:04 | 只看该作者
{读书笔记四}
                          古书中也有传播气息
                              ——读《世说新语》有感
    《世说新语》主要记载了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三百年间的人物故事,故事包含了思想、文化、政治、科学、迷信等等内容。其中反映最为丰富的是魏晋时期的名士风度。他们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形成了不同于以往和未来的思想状态,其中包括纵欲享乐,明哲保身,任性放达等用现在的价值观不能苟同的部分,但也从一定程度上对当时的社会带来了一些积极的影响。其中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思想,无不充满了极端的色彩。

    在人与人的交往方面,魏晋时期名士的极端方式,也完全不亚于他们对待事物的态度。孔融十岁的时候随父亲到洛阳,去拜谒当时很有名的李元礼,在通报的时候谎称自己是李元礼的亲戚。“昔先君仲尼与君先人伯阳有师资之尊,是仆与君奕世为通好也。”这样的言论一出让李元礼及在场的宾客无不佩服少年孔融的聪慧,唯独太中大夫陈韪不能抱欣赏的态度,讽刺其“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言语 第二卷)可以看出不论是孔融的理由或是陈韪的反应,都是非常极端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孔融是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形成了清谈的习惯并且在这方面存在一定的造诣(他长大后的故事也证明了这一点。)而陈韪的反应更加能说明极端这一问题,作为一个大夫,竟然不能对小孩子的惊人表现感到欣慰,反而在其面前也想要展示“清谈”的技术,实在是让人觉得他将这一风气贯彻的非常好。最后孔融再次展示了其聪明才智,答曰“想君小时必当了了。”在完全有违中国传统的等级地位观念和对有名声地位的人的尊重,有力的反驳了陈韪的质疑。但就这简单的小孩与大夫的斗嘴故事,反应了当时人们对清谈的极端重视和思想的偏激。

     对清谈内容的展示和思想的极端到了《世说新语 排调》(二十五卷)就展现的更加明显。其内容多半为名士通过讽刺的方式达到幽默化解问题的效果。王濛、刘惔经常不尊重蔡谟。二人尝诣蔡,语良久,乃问蔡曰:“公自言何如夷甫?”蔡谟回答说自己不如夷甫。二人互相对视后边笑边追问蔡谟什么地方不如夷甫。答曰“夷甫无君辈客。”在当时,表达对人的不满似乎成了很常见的一种谈话方式,人们的谈话内容经常是互相抬杠式的辩论,本没有什么实质意义。像上面的小故事,人们表达不满的方式也非常的极端,居然到了直接上门找茬的地步。当然我们知道故事的宗旨是要反映蔡谟的机敏和言语间的智慧。他的人生攻击完全建立在反驳之上,我们本没有理由多加指责。但结合当时的社会情况,这种极端的对方方式还是很容易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参考文献:
1.《世说新语》                            作者:刘义庆
2.《中华经典藏书 世说新语》               作者:沈海波 译注
3.《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        作者:鲁迅
4.《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理想人格》    作者:胡中方
5.《从<世说新语>看魏晋世人价值观的嬗变》  作者:张金星
6.《从<世说新语>的人才价值观谈魏晋风度》  作者:蒲日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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