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案例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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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苏格兰公投今日开始 媒体成最佳造势工具

2014-09-18 03:47:37　来源: 京华时报(北京)　有60人参与

苏格兰公投今日开始 媒体成最佳造势工具
9月16日，在格拉斯哥，支持苏格兰独立的民众举行集会。

9月18日，苏格兰举行独立公投。公投前夕，英国首相卡梅伦以及英国各主要党派领导人都在尽最后努力向苏格兰民众喊话，试图保住这段维系了超过300年的“婚姻”，而各种形式的媒体则是他们“表白”的最重要方式。眼下苏格兰平面媒体、电视、网络和社交媒体对公投的报道“铺天盖地”。

伦敦借苏格兰媒体“保婚姻”

卡梅伦15日以婚姻关系作比，恳请苏格兰“不要离婚”。对此，报道最醒目的要算苏格兰《每日纪事报》。报纸16日头版刊登了卡梅伦、工党领袖米利班德和英国自由民主党领袖、英国副首相克莱格联合签署的一纸承诺书。

承诺书的核心意思是，只要苏格兰不独立，公投第二天苏格兰议会就可以按照三大政党同意并公开的程序和时间表，获得更多权力，保证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四个地区公平地共享资源，获得机会与保障，确保国防安全、经济繁荣与公民福利。苏格兰议会将获得税收权和国民医疗服务开支自主权。“反对独立比脱离英国可以更快速、安全、良好地促成变革。”

大篇幅报道拉票造势活动

接下来，就是整版报道双方阵营最后的拉票造势活动：三大政党领袖和工党议员、英国前首相布朗都在为反独阵营张口“发声”许诺；主张独立的苏格兰政府首席大臣回老家向熟人故旧拉票等。

《苏格兰人报》在头版报道说，双方阵营纷纷拉拢退休军人加入，以赢得选民的真心支持。接着是整版有关卡梅伦在苏格兰东北部城市阿伯丁为“挽留”苏格兰做最后努力以及公投话题充斥社交媒体的报道。

此外，独立阵营近千人在苏格兰第一大城市格拉斯哥英国广播公司苏格兰办事处大楼前集会，抗议其报道不公正。这也是当地媒体关注的焦点之一。
http://news.163.com/14/0918/03/A6D6S61Q0001121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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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纳粹德国是怎样控制舆论的

2015-08-08 罗慰年 政法探微


“灌输纳粹党学说比生产重要”

纳粹上台之初，德国的收音机普及率不高，一时间也没法让家家户户都很快拥有一台收音机。

于是当局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下达了集体收听广播的命令。这样一来，即使没有收音机的人，不也就可以及时听到元首的最新指示，了解纳粹党和政府的最新方针政策了么？大伙在一起收听广播，谁也不能把耳朵塞了起来。因此，国民们连耳根清静的自由都没了。

也亏纳粹当局想得出来。一般成年人总得养家活口，要养家活口就得上班工作，纳粹当局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把许多广播节目安排在上班时间播出，在播出的时候，人们必须放下手头的工作收听广播。这样一来，整个德国上班的人不就都能够收听到广播了么？

即使广播的时候你是在咖啡厅或者餐馆，那也不会成为漏网之鱼，因为像餐厅、咖啡馆之类的所有公共场所，都必须配备收音机。而对于行人来说，街头的扬声器，照样会把纳粹党的声音传送到你的耳朵里。

纳粹当局强行这么做，难免会损失大量的工作时间。这种广播往往不是一两分钟就能够完事，因为希特勒这些人的演说，动不动就长达两三个小时。如果把全国的人因此花费的时间累计起来，那会相当于浪费多少个工时！

可是戈培尔并不因此改弦易辙，在他看来，“灌输纳粹党学说比工人们的生产更重要”。

可是无线电波跟报刊不同。如果一份外国报纸或杂志禁止在德国发行，一般人是无法看到的，而电台就不一样了，如果不能进行有效的技术干扰，一家英国电台的广播，柏林人也可以收听得到。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戈培尔和他的宣传部的努力就可能事倍功半。为此，第三帝国就把收听外国电台视为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

美国著名记者夏伊勒在1940年2月的日记里提到这样一件事：有一天，一名德军飞行员的母亲接到通知，说她的儿子已经失踪并被认定为死亡。可是几天后，英国广播公司公布的德国战俘名单里却有她的儿子。次日，有八个朋友和熟人来信告诉她这个信息。可是好心被当成了驴肝肺。这位母亲向警察告发这些人收听敌台，于是他们全都被捕了。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里，还有几个人敢轻易接受和传播戈培尔们不喜欢的信息？在恐惧中自我收敛，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一种生活常态。如此一来，戈培尔就可以肆无忌惮地随意操纵舆论了，而他的西洋镜永远不用担心被人公开戳破。

被希特勒轻蔑地称为“小蛆虫”的英国首相张伯伦下台了。1940年5月10日，丘吉尔出任英国首相。戈培尔指使部属：“在口头上和图画中，应该把邱吉尔介绍成是英国人民的典型：一个品行不端、龇牙咧嘴的家伙，长着类人猿一样的前额，是制造谎言的嗜酒狂，总是与有钱人、犹太人、布尔什维克人为伍，将工人踩在脚下……”这样炮制和筛选出来的消息除了可以误导德国人之外，还有什么用呢？

而国外到底是怎么回事，比如人家是怎么看待希特勒德国的，这类的信息是否可以传播，以怎样的形式传播等等，都是纳粹当局说了算。1940年11月11日，罗斯福的停战日演说在德国被严禁播放。夏伊勒在这一天的日记里写道：“希特勒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会在全美国播放，但是罗斯福的讲话德国人却一个字也听不到。这是民主的一个弱点，我想；不过也有人认为这正是民主力量之所在。”

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可现在就第三帝国的新闻报道而言，只有纳粹党一家在王婆卖瓜了，她想怎么夸就怎么夸。英国驻柏林大使内维尔·安德森爵士曾这样评价过戈培尔：“对他来说，没有什么胆汁是太苦的，没有什么谎言是太过于明目张胆的。”这话不错。1938年11月的水晶之夜是德国犹太人的噩梦，可是过后，戈培尔却信誓旦旦地声称：“关于所谓洗劫和捣毁犹太人财产的一切说法，都是令人厌恶的谎言，我们没有动过犹太人的一根汗毛。”也许有人会说，世上哪有诚实的政客？但第三帝国可能跟美国英国有所不同，罗斯福的一句话可能招来一万句的反驳，而戈培尔和纳粹党睁着眼睛说瞎话，没有哪家德国报纸电台可以唱反调戳破它。

即使是明知帝国已经日薄西山，戈培尔依旧把德国人民当猴耍。在1945年3月27日的日记里，戈培尔这样写道：“晚上放映每周新闻。电影里的西线情景真令人吃惊。我们根本不能让公众知道。”这自然是从大局出发——纳粹统治不可动摇的大局。没过几天，明知许多人在准备将卐字旗换成白旗，戈培尔又在1945年4月1日的日记里说自己“打算大大强化我们整个宣传通讯政策。在目前的战争阶段，调子最高的语言即是最好的语言”。

想必戈培尔部长心里也清楚，谎言重复一千遍，那也不会成为真理，但这位跛子还懂得，谎言如果重复一千遍而又不许别人戳穿的话，许多人就会把它当成真理。因为谎言的陷阱到处都是，人们不掉进这个陷阱，就会掉进那个陷阱。

不过，第三帝国宣传部炮制的那些政治谎言，到底真正征服了多少德国人的内心世界，只有天知道。因为在政府欺骗人民的地方，人民往往也会用欺骗政府来保全自己。1943年2月8日，戈培尔在柏林体育馆的演讲，赢得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当戈培尔对听众们说：“你们愿意打一场总体战吗？如果有必要的话，你们愿意打一场比我们今天所能想象得到的更为全民化更为极端化的总体战吗？”听众报以狂热的回应：“愿意！”在这种场合，这自然是戈培尔愿意听到的标准答案。不想进集中营就不会说“不愿意”。可在离开讲台时，戈培尔却对心腹说这些听众真是一群白痴：“假如我对这帮家伙发问，是否愿意从哥伦布大厦的楼顶上往下跳的话，他们也同样会吼‘愿意’的。”

这可真是一语道破了第三帝国的天机。

至于戈培尔是否真的说过这句话，并不重要。那些掌声里有多少是逢场作戏，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必须欢呼雀跃，一副十足的脑残模样。戈培尔视他们为白痴，其实，对戈培尔那激情四溢的精彩演说，何尝就不可能也有听众会心里讥笑他：真是个白痴！我们一鼓掌他就以为我们真的支持他！

在极*权政治的世界里，有时候你很难分清到底是谁在骗谁。

为了更好地蒙人，纳粹德国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比如，对于隐瞒和掩盖真相的一个理由就是，如果如实地公开披露，会损害国家的威望，为英法等西方国家提供了攻击德国的口实。

哪家报纸公开披露第三帝国的阴暗面，那就是为反对德国的敌人提供宣传资料。当然，人们接受这种论调的原因，恐怕也有希望什么都不知道的心理在作祟，因为这样就可以免去了良心上的不安，免去了真相所带来的心理压力。

家丑不准外扬的另一面，一定是家丑也不准内扬，通过实行严厉的新闻出版管制，尽可能把更多国民蒙在鼓里。要不然，《柏林日报》可以自由报道和评论的话，外国人不也照样可以获知，从而家丑不也就外扬了么？

同样地，面对境外的批评，纳粹的行话称之为“恶意宣传”。于是，第三帝国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那些并不是纳粹分子的德国人，却在起劲地捍卫纳粹的言行，反对别人的批评。他们认为，对纳粹的抨击就是对德国的抨击。作为一个德国人，他们“感情”上接受不了，揭露和批评德国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是伤害他们的“感情”。

当时的德国人就像是着魔了一样。1935年，美国大学生克雷格在慕尼黑街头看到，商店门面高悬的横幅上写着：“谁在犹太人商店里买东西，谁就是人民的叛徒！”在饭店或者小酒馆里，克雷格偶尔跟人攀谈，那人可能会暗示他并不赞同反犹政策，可就是这样的人，也会辩白说，希特勒毕竟解决了失业问题，或者说希特勒的对外政策恢复了德国的自尊，或者说过火的反犹措施都是希特勒的下属所为，而希特勒并不知道，等等。如果这位初来乍到的美国毛头小伙子要加以反驳的话，话题就很容易引导了美国也有私刑，或者大西洋彼岸也没有真正的文明等等上去。这个出过康德、黑格尔和歌德的地方，似乎一夜之间，整个民族都不会讲道理了。

这样的国家，不疯，那才怪呢。

“宣传只有一个目标”

瘸子部长戈培尔有句名言：“宣传只有一个目标：征服群众。所有一切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手段都是好的。”一个生活在第三帝国的德国人，会被他“征服”成啥样呢？

在1940年的日记里，夏伊勒记下了一个生动的案例。

1940年8月28日晚，英国轰炸机首次在柏林炸死了德国人。第二天，戈培尔命令报纸声讨英国飞机“攻击手无寸铁的柏林妇孺的‘野蛮暴行’”。他让报纸向德国人灌输，德国战机只攻击英国的军事目标，可是“英国海盗”却根据“丘吉尔本人的命令”，专挑德国的非军事性目标攻击。

还别说，戈培尔的忽悠还有人真信。

1940年8月31日，护士就问得了流感的夏伊勒：“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夏伊勒告诉她：“因为你们轰炸了伦敦。”可这位护士小姐却反驳说：“是的，但是我们攻击的是军事目标，而英国人却轰炸我们的房子。”

这位普通的柏林妇女，用夏伊勒的话来说，“简直就是戈培尔宣传有效性的活广告”。

实际上，这位护士小姐之所以会这么看，并非只是戈培尔宣传的力量使然。这位妇女难以接触到纳粹当局反感的各种信息，就是因为有强权的存在。当年《纽约时报》驻柏林记者说过这样一句俏皮话：“如果希特勒完全受人欢迎，戈培尔就会失业；如果戈培尔完全成功，希姆莱就会失业。”

希姆莱是何许人？第三帝国的警察头子。宣传的成功有赖于暴力的配合。在谎言重复一千遍也不管用的时候，还有集中营、死刑和流放等发挥作用。对于德国人民，不仅文攻心，而且还武攻身。

谁敢公开不跟纳粹党一条心，就没有好果子吃。1936年12月，纳粹当局不仅没收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的财产，而且还剥夺了他的国籍，波恩大学甚至将他1919年获得的名誉博士头衔也取消了。纳粹对付异己分子有的是办法，可以监控，可以秘密抓捕，可以关押，可以驱逐，可以不让回国，可以判处死刑，可以劫持，可以谋杀……大名鼎鼎的卡尔·施密特教授振振有词地声称：“在判决政治犯罪时，规范和程序的运用只能意味着束缚元首的手脚，有利于反抗者。”

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多数人感受不到纳粹专政手段的直接伤害，但他们要在第三帝国活下去，就得心里清楚，马王爷几只眼。而在宣传征服群众之前，得先征服宣传者。1933年9月22日，成立德国文化协会，总部设在柏林，戈培尔任协会主席。该协会下设德国美术协会、德国音乐协会、德国戏剧协会、德国文学协会、德国新闻协会、德国广播协会、德国电影协会。凡是在相关领域中工作的人，都必须加入相关协会，并且这些协会的决定和指示具有法律效力。不听话者不得食。对于“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协会可以拒绝接受他们为会员，已经取得会员资格的，可以开除他们。这样一来，通过德国文化协会对整个文化活动的集中控制，就可以“纯洁”出一支效命于纳粹政权的文化队伍。这支队伍不能不充当纳粹政权宣传的主力军，不能不充当纳粹政权有组织的忽悠事业的马前卒。

文化艺术成了权力的婢女。几千万德国人能够看到什么样的美术作品，可以欣赏到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可以观赏到什么样的戏剧电影，能够收听到什么样的广播，看到什么样的新闻，等等这一切，都取决于纳粹党的好恶。马克·吐温可以在美国经济腾飞之际出版《镀金时代》，可托马斯·曼这些人在纳粹德国却没有容身之地。现实题材中，满是荆棘和陷阱。对于不少人来说，惹不起，那就想法子躲呗。不让写现实，我就写点历史；不让写真实生活，我就写田园牧歌……只要不肉麻给纳粹统治唱赞歌就行。第三帝国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历史题材的作品一枝独秀。俗话说，太阳底下无新事。历史题材的作品照样会触犯纳粹的禁区。1933年柏林焚书，为什么要把艾米尔·路德维格和沃纳·黑格曼的作品付之一炬，堂而皇之假借的旗号就是：“反对伪造我们的历史，玷污历史伟人，捍卫我们往昔的尊严！”

一旦文艺成为政权的附庸和工具，退化就不可避免。不过，希特勒、戈培尔们并不是笨蛋，他们也不想德国的文化艺术“退化”得无人问津。相反，他们希望艺术性和纳粹化能完美结合，不仅德国人喜闻乐见，就是全世界也喝彩。希特勒亲自邀请德国著名女导演里芬施塔尔出马，就是例子。1934年，纳粹在纽伦堡召开党代会，女导演里芬斯塔尔拍摄了《意志的胜利》，成功地将纳粹政治艺术化。该片在柏林乌发剧场首映时，戈培尔称赞它“成功地摆脱了陷入简单宣传的危险”，将伟大时代的激越旋律“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

“各家报纸都受到指示”

纳粹德国常常被人贬为极*权国家。

何谓极*权？最通俗的诠释就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换言之，权力无所不管，一切事务都要以权力意志为转移。

不过，就媒体而言，纳粹政权的无所不管，并不意味着第三帝国的文化事业都是国营或党有。恰恰相反，报刊电影等等，可以私人经营。

私有不见得就等于自由。纳粹政权可以利用私人的钱为自己的事业服务。比如对于私营电影公司而言，一切投资都是民间的，可是影片是否可以公映，审查权却牢牢地攥在戈培尔的教化与宣传部手里。不是有钱而是有权才是大爷。这样一来，不仅国库的钱可供纳粹政权使用，就是民间资本，也间接地为纳粹当局所用。至于是否叫座，用不着纳粹党操什么心，因为它没有自个掏钱赔本赚吆喝的风险。

自然，因为这种管制，难免会有纳粹电影上映观众未必买账的情况发生，而戈培尔战前许可引进的好莱坞影片却门庭若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纳粹德国的电影业一片萧条。毕竟，投资者在商言商。为了利润，他们会竭力在纳粹当局容许的框框之内发挥自己的才干，尽可能地迎合观众的欣赏口味，换言之，会有管制之下的畸形繁荣，畸形创造。也会有票房业绩不俗，戈培尔和投资商都皆大欢喜的大片。

同样地，纳粹德国也不是像《民族观察家报》之类的纳粹党报党刊一统天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纳粹党或党内个人拥有或控制的报纸，只占全部报纸销量2500万份中的三分之二。控制报业，并不需要所有的报刊都是纳粹党办。即使是报刊为私人创办和所有，但是，通过购买、清洗、控制股份、审查、停刊等手段，都可以有效地达到操控的目的。

俾斯麦或威廉二世的第二帝国，相对于英美国家，德国人的政治自由只是个多少的问题。而到了第三帝国，连这一点，都俱往矣。《伏斯日报》是德国最主要的报纸，地位有如《泰晤士报》之于英国，《纽约时报》之于美国，它创刊于1704年，可是在1934年4月1日，这家发行了230年的自由主义报纸，被迫停刊。

而另一份世界驰名的自由主义报纸《柏林日报》，虽然不像《伏斯日报》那样被直接要了老命，可是它的老板却在1933年春被迫出让自己在这家报纸的股份。《法兰克福日报》是德国第三大自由主义报纸，与前两家报纸的境遇有所不同，它在清除了犹太老板和编辑后继续出版。躯壳尚在，魂魄已殁。

那些在纳粹淫威中幸存下来的报纸，知道小命捏在纳粹当局手里，它们为纳粹党服务的忠心程度，甚至比纳粹党有的报纸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一来，纳粹党不用把所有的报刊都一手统到自己的名下，无须为所有的报纸的亏盈付费，就能够做到，所有的编辑记者都得先当纳粹党的文奴，所有的报刊都得跟纳粹党保持一致，否则编辑记者没法在新闻出版这个行当干下去，报刊就没法存活。

戈培尔对新闻的管制，细致入微。当过驻德记者的夏伊勒这样写道：“每天早晨，柏林各日报的编辑以及德国其他地方的报纸驻柏林的记者，都聚集在宣传部里，由戈培尔博士或者他的一个助手告诉他们：什么新闻该发布，什么新闻要扣下，什么新闻怎么写和怎么拟标题，什么运动该取消，什么运动要开展，当天需要什么样的社论。为了防止误解，除了口头训令外，每天还有一篇书面指示。对于小地方的报纸和期刊，则用电报或信件发出指示。”

第三帝国的宣传部把每天规定的这也不能报道那也不能评论的指令，当成纳粹党国的秘密。按照纳粹德国刑法典的规定，“着手泄露国家机密者，处死刑”；“以泄露为目的，而着手取得国家机密者，处死刑或无期重惩役”。

纳粹当局的这两项规定，可不是两个虚张声势的稻草人。1936年，夏伊勒在日记里就提到，因为偶尔把戈培尔每天向新闻界下达的一些密令副本给过外国记者，德国《波森日报》的一位先生被判处死刑，后来又被减为无期徒刑。其实，密令的内容无非是用谎言代替真相的指示罢了。

在这样严厉的新闻管制之下，一份份报纸势必在舆论一律中变得索然寡味。戈培尔跟他的教化和宣传部并不希望第三帝国的报刊被读者不喜闻，不乐见。1934年，戈培尔和德国新闻协会主席阿曼，曾要求步步紧跟的编辑们，不要把报纸编得那么单调划一。他们是希望看到德国奇迹：编辑记者们戴着镣铐也能够跳出世界上最美的舞蹈。阿曼对“目前报刊完全单调划一”的现象深表遗憾，可他说，这既不是政府的措施造成的，也不符合政府的意愿。

那是谁之过呢？埃姆·韦尔克是《格鲁恩邮报》的编辑，他指责说，报刊之所以变得那么干巴巴，是因为宣传部的官僚主义和高压手段。可是，大人物嘴里的那些漂亮话，不过就是说说而已，哄哄没有头脑的人，怎么能够当真呢？如果不要单调划一，还要宣传部干吗？媒体的存在，不就是为了让纳粹党满意么？哪能各唱各的调？韦尔克这下是摸了老虎屁股。这份周刊受到停刊三个月的处罚，而韦尔克自己不仅被戈培尔撤了职，还被送进了集中营。

不仅如此，新闻媒体还成为纳粹震慑德国人的杀人不见血的利器。即使是帝国的末日迫近，戈培尔还把新闻报道当成一种制造恐怖氛围的工具，一种对自己的人民进行心理战的手段。

因为战火连年，德国人的生活难以为继。有一天，200人冲进两个面包铺，抢走了面包，戈培尔立即决定采取“严酷的措施”镇压。他要求临时法庭立即审讯“首恶分子”。当天下午，人民法院就从重从快地判处了一男两女死刑。

因为戈培尔认为其中一个女的案情要轻一些，决定饶她不死。对于这事，戈培尔在1945年4月8日的日记里写道：“……关于审判和处决这两个首恶分子一事我打算张榜公布……我还打算用有线广播加上适当的评论，将这件事通报柏林居民。我相信这是一帖清醒剂。总而言之，我以为在近期内柏林不会再发生面包铺被抢的事件。”

换言之，戈培尔自信柏林的群众就会这么被他征服住。

（作者系中国改革杂志社编辑）



http://mp.weixin.qq.com/s?__biz= ... Bs6WkkFqJkiUb37%2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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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塘沽大爆炸的宣传管理成为次生灾害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张洪忠

   天津塘沽大爆炸事件发生以来，当地的舆论宣传管理饱受诟病，在国内外产生负面效果。
一是官方信息完全滞后于民间和国际信息，处于被动地位。天津本地媒体在事件发布之后表现迟缓，不但滞后于自媒体、海外媒体，新闻网站，还不如央视。甚至爆炸次日在全国其他地方报纸都有一些报道的情况下，当地报纸第二天却还在失声。尤其在爆炸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全国人民都关注天津时，面向全国的天津卫视没有报道事件而是播放韩剧，引来一片质疑声。
二是新闻发布会均在提问阶段回避问题，留下太多想象空间给外界。召开的前4次发布会，每当开始记者提问环节，天津卫视和央视的直播便会中止。这几次发布会中，记者提问的许多问题被官方以“我不清楚，需要问一下同事”、“我不知道”、“相关单位没参加这场发布会”等理由未予回应，有时甚至保持沉默。这就给外界一个政府不负责任或者在有意掩盖一些流言的形象。
三是官员媒介素养差。著名评论员曹林认为：“ 从几场新闻发布会看，天津官员的媒介素养极差，主要官员一直在躲媒体，发布会总在回避问题，官员发布会表现多是负分。”
四是主要官员没有出来及时交流、沟通，引起外界质疑。凤凰网质疑天津5次新闻发布会未见分管副市长。南京师范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骆正林教授认为：“发生这么大的事，分管领导不露面是说不过去的。甚至更大的领导都该岀面，给救援提供信心，给民众一点希望。当前气氛下，领导们也许怕担责、被问责，纷纷身藏不露。”
     五是对老百姓非常关注的氰化物问题先否定后确定，影响了政府公信力。对于疏散也是网络有照片的情况下，政府却给与否定。这些都影响政府公信力。
     六是CNN等境外媒体报道时遇到一些阻挠，几个视频在海外带来负影响。还有台湾地区记者的采访遇到麻烦。当地政府和宣传部门都没有及时给与沟通，化解误会来降低负面影响。
七是对港口合同制的消防失联人员的漠视带来社会舆论。第一批进入现场的港口所属消防人员因为是合同制而没有被政府统计在内，也没有一个交代，不仅引发家属情绪，更大的是带来全社会的质疑。到目前当地政府都没有一个说法。
八是当地媒体不合时宜的出现歌颂式诗歌等引来舆论。
总之，在灾难面前，如果一个政府的目的完全是救人、安民，那么，质疑会越来越少；如果有很大目的是为了维护形象，质疑会越来越多。当地宣传管理部门在本次事件中的表现已经成为一个次生灾害。

殷玉鑫

【案例】

文革中“打倒刘少奇”的百种宣传画，实在太奇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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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着急，我们一张一张来看。
千夫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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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罗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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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揭狠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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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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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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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铁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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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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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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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手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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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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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梭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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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武器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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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连环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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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一出，牛鬼蛇神哪里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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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静芝

纳粹洗脑术：让人们脊梁弯曲的一万种方法
2015-12-12 李业珅 平说

作者：李业珅
来源： 镜外势力（ID：jwsl001）


“Propaganda”直译为“宣传、宣传活动”。不过这词现在成了一黑词。


这词来自拉丁语，一开始用于传播天主教义。后来，因为纳粹党的宣传部长戈培尔，让人听到“propaganda”就联想到歪曲事实的政治宣传手段。这个词便开始招黑了。


戈培尔曾说：“你永远不会认为百万民众会为了一个经济计划而献出其生命。但是他们情愿为一个信仰而死，因而我们的运动就是要不断接近这样一个目标。”


就这样，戈培尔为民众宣传出了他们的信仰——元首希特勒。元首总是正确的，把一切和他们相抵触的思想视为离经叛道，1933年的焚书事件就是很好的例证。

戈培尔


他们创造了自己的节日。1月30日是希特勒就职周年纪念；2月24是政党纲领公布纪念日；4月20日是希特勒生日......还有各种强化元首崇拜的仪式，以及人们说话时不忘加上的“希特勒万岁！”，他们建立了纳粹新宗教。


当然，希特勒也给这个国家描绘了一个八金八钻石的未来。一开始，希特勒也让民众看到了希望。民众回忆，纳粹上台到二战前是德国历史上最好的时光。


纳粹大搞基础建设，迅速振兴了经济，恢复了公共服务。仅三年间，德国成为当时的经济强国，连工薪阶层也能和管理阶层一样去国外度假，让人觉得幸福感很强。


举个例子，希特勒在竞选纲领中有一条：让每个德国家庭都拥有一辆轿车。不久，保时捷公司投产了这款面向大众的车——甲壳虫。


希特勒参观大众汽车厂



当时，希特勒还亲笔画了11张“国民轿车”的草图，其中一张与日后的“甲壳虫”已非常相近。


大众汽车奠基典礼上，希特勒说：“工厂要依靠全体德国人民大众的力量来建设，生产的产品应该使德国人民都高兴。因此，这个工厂就叫大众汽车厂。”


其实甲壳虫的这款设计曾经被起诉，因为车型与捷克太拖拉很相似。后来德国入侵了捷克，起诉一度不了了之......不过战争结束后，大众还是给了钱，庭外和解。


捷克太拖拉汽车


同时，由于当时报刊、电影等，都可以私人经营，纳粹开始控制了“报纸-广播-电影”，开始了三位一体的“纳粹式宣传”。媒体被告知说什么就是什么，不是是什么说什么。


当时美国驻德记者夏伊勒描述纳粹宣传部对报纸严格管制的场面：每天早晨，柏林各日报的编辑以及德国其它地方的报纸驻柏林的记者，都聚集在宣传部里，由戈培尔博士或者他的一个助手告诉他们：什么新闻该发布，什么新闻要扣下，什么新闻怎么写和怎么拟标题......为防止误解，除了口头训令外，每天还有一篇书面指示。对于小地方的报纸和期刊，则用电报或信件发出指示。”


纳粹的宣传部把指令当成纳粹党国的秘密。夏伊勒提到，因把戈培尔每天向新闻界下达的一些密令副本给了外国记者，德国《波森日报》的一位先生被判处死刑，后来又被减为无期徒刑。


下面这个图表可以看出纳粹对报纸的逐步控制。

纳粹当局特别重视对新闻报刊系统的控制，希特勒早在《我的奋斗》中就说过，报刊是政治宣传工具中最有效的一种手段，而德国的广播业则是由国家垄断。收音机普及率不高，就下达了集体收听广播的命令。上班听几个小时的广播是常有的事。



纳粹禁止收听外国电台广播，并把收听外国电台视为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



夏伊勒曾回忆到：一名德军飞行员的母亲接到通知，说她儿子已经失踪并被认定死亡。可几天后，英国广播公司公布德国战俘名单里却有她儿子。几个亲朋好友听后赶紧赶来相告，这位母亲却向警察告发这些人翻墙收听敌台......


另外，希特勒倾力打造的一部电影——《意志的胜利》也堪称经典。电影的导演是雷芬斯塔尔，电影界一个兼顾了容貌与智慧的奇女子。


北京电影学院一位教授曾说，他从来不敢把《意志的胜利》完整地放给学生们看，因为看过这部片子后有超过60%的学生成纳粹追随者，其余的40%只需要再看一遍即可同样达到这种效果，海啸般的冲击波没有几个生命能够抵挡得住。

雷芬斯塔尔工作照


这样的宣传希特勒仍不放心，他们怕传单一样的报纸、广播宣传引起民众厌倦。于是控制了文化协会，下设美术、音乐、戏剧协会等都包含其中，这样也不用担心文艺青年们出什么幺蛾子了。


就像那时托马斯·曼，谴责纳粹对德国文化的歪曲和破坏，发表《理查德·瓦格纳的苦难与伟大》的著名演讲后，也只能被迫流亡国外了。


宣传上纳粹还选择了地推。把全国分了大区到分区再到分部。每个分部都有党员负责宣传，一部纳粹电影，就有近三万名党员做宣传。另外，还有几十万人的家庭密探，负责下到基层，到各家各户倾听心声。


纳粹又建立了帝国教育部，学校成了培养纳粹人的重要基地：三分之一的教师成了纳粹党的党员；几乎所有的老师都加入了纳粹教师联盟；中、小学生也要加入纳粹青少年团体；犹太教师和不符合纳粹政策的教育界人士被解雇；政治倾向成为学生能否顺利毕业的标准。


教学的内容必须以希特勒的思想为准绳，宣传德国的扩张；让学生们为德国版图在不断扩大而感到自豪；接着灌输德国民族作为优等种族的意义和命运。


一个纳粹时代长大的德国人后来在一部反省纳粹历史的纪录片中感叹道：“我们从头到尾都在学习为了国家而死，从来没有学习过为了国家而活！”


对于孩子，纳粹运用了“黑色教育”，灌输所谓的“刚强的意志力”。从孩子出生起就对孩子的哭闹和乞求不做出让步，让孩子从小习惯战胜感情、眼泪、同情和软弱。这样造成的结果之一就是顺从。因为他们从自身成长的经历中知道，只有顺从才不会受到惩罚。


这种教育方法培养出不受感情波动、没有内心世界、能够把纳粹的愿望完全当成自己的奋斗目标、具有坚强行为的接班人。被注入这种思想的孩子很可能永远都不会明白，自己身上究竟被植入了什么样的非人性程序。


很多纳粹时代的德国人在极权制度中并不感到痛苦，反而很幸福地去认同，甚至产生激情，可以所谓崇高的理想和国家民族利益不择手段地对付他们认定的敌人，用任何一种方式去惩罚和迫害反对者，他们超越了人性。


也许就像下面这首诗——《烧伤的孩子》所述：


那个脊梁已经受伤的他，别人很难让他相信，还能笔直的站立。


受伤脊柱的记忆，让他恐惧，纵然治愈后，休息已足够长，并且不再有任何危险会再次遮断其脊椎。


其实不得不说，希特勒的宣传道出了所有极权国家宣传的一些基本规律。


给大家介绍一本书，《弯曲的脊梁》，作者是兰德尔·彼得沃克，美国密歇根州加尔文学院传播学教授，他用大量的案例，把看似大相径庭的纳粹德国和民主德国宣传活动进行比较。

大家还可以看一组漫画：



他还创办 “德国宣传档案” (German Propaganda Archive) 网站，提供大量英译的德国宣传资料和影像。


另外《浪潮》这部电影，大家也可以感受下。其实，电影拍的是极权运动的缩微样本，如果你被置身于这样一个环境，你会做出怎样的反应？




http://mp.weixin.qq.com/s?__biz= ... X+OSX+10.10.5+build(14F1505)&version=11020201&pass_ticket=53DlQdjNneNgXwrKo5H%2BYiQYIoAsV5KA0eEvsh88KxtP2uLk9v5IfLkoyBp6wgpC

张译允

【案例】
韩朝“对飙”广播喊话 韩方称朝鲜广播听不清



韩国军方8日在韩朝军事分界线一带全面重启对朝扩音喊话，并向韩朝边境补充部署军事力量。韩方消息人士说，朝鲜边防部队不久也启动扩音喊话，似乎意在干扰韩方广播内容的传播。

　　韩方广播夜间声音可传播约24公里

　　韩国军方消息人士介绍，韩方在军事分界线一带10多处地点部署的扩音喇叭将接收并放大韩国心理战广播节目，每天昼夜不定期喊话2至6小时。功率调至最大时，夜间声音可传播约24公里，白天可传播10多公里，能覆盖军事分界线一带朝方广大地区。此外，韩国军方还将机动部署6辆高性能的喊话车。

　　韩联社报道，对朝喊话内容包括“新闻报道”、“韩国成就”、“朝鲜真相”和核试验危害等内容。除天气预报外，对朝喊话还将播放大量广播剧和音乐等软性节目，包括韩国女团热门单曲。

　　在被问及喊话内容是否包括针对朝鲜领导人的内容时，韩国军方强调，喊话将“基于事实”批判朝鲜，“不会用幼稚的手段”。

　　朝方启动对韩扩音喊话以干扰韩方

　　去年8月，韩朝非军事区韩方一侧发生地雷伤人事件。韩国国防部认定朝方有责任，但遭朝方否认。韩方当月宣布在时隔11年后重启对朝广播喊话，朝方随后呼吁韩方立即停止“反朝心理战术”，警告将采取军事行动。


　　此次重启广播喊话后，安装扩音喊话设备的韩方地区已进入最高戒备状态。韩国军方称，朝鲜军方如果针对扩音喊话设备或附近地区发动军事挑衅，将遭到必要的惨痛惩罚。如果朝鲜对扩音喊话设备实施瞄准射击，韩国还将根据联合国宪章行使自卫权。

　　另据韩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韩方启动扩音喊话后不久，朝方于当天下午启动对韩扩音喊话。

　　消息人士说，朝方喊话内容在韩方一侧难以听清，朝方此举似乎只是想通过噪声干扰方式避免朝鲜官兵收听韩方喊话。据新华社

　　■ 延展

　　韩对朝“播放”哪些流行歌曲

　　韩国国防部相关人员透露，在韩国流行歌手中，计划播放男团BIGBANG的《Bang Bang Bang》、女团Apink的《让我们就这样相爱吧》和Girl Friends的《从今天开始》，以及歌手李爱兰的大热歌曲《百岁人生》。

　　在去年8月的韩国对朝喊话中，除介绍韩国中产阶层的幸福生活，也播出了韩国艺人IU的歌曲《心》、少女时代的《说出你的愿望》、BIGBANG的《Bang Bang Bang》等。 （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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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明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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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要求宣传“农民在城市购房是升值 在农村建房是贬值”理念】据南昌日报，江西省要求，各地市要摸准库存情况，制定去库存方案，结合实际出实招，及时制订出台具体方案。同时，要广泛宣传去库存政策，形成共识，宣传“农民在城市购房是升值，在农村建房是贬值”的理念。O江西要求宣传“农民在城市购房是升值 在农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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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荞璐

【案例】

打动西方的日本式对外宣传让谁汗颜
原创 2016-04-18 国际观察 王冲


据日媒11日报道，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和美国国务卿克里等七国集团(G7)外长1前往广岛市的和平纪念公园，参观了核爆资料馆，并向核爆慰灵碑献了花。

看到这条消息，我努力回想，有没有各国领导人或外交部长集体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报道，想想，似乎没有。印象里只有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到过北京卢沟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如果把南京大屠杀和广岛原子弹爆炸作为两个个案进行对比，会发现二者在英语世界里的关注度大有不同。就拿搜索量来比较吧。我用“必应”的英文版搜了下“Nanking Massacre”,出现了126，000个结果；然后搜了下“Nuclear Bomb Hiroshima”，出现了956，000个结果，差距接近10倍。

也许您会说必应算啥，谷歌才准。抱歉，实在懒得翻墙，如果您想测试下欢迎用以上关键词搜索比较，并告诉我结果，在此提前致谢。

各国领导人鲜花代表官方，网页上文章数量代表民间，说明差距是全方位的。
可问题是，二战期间日本分明是加害者，而中国分明是受害者。到现在，世界上说起二战，不是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就是广岛被原子弹轰炸，还有人记得韩国的慰安妇。

这些，都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有斯皮尔伯格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广岛原子弹爆炸，有法国导演阿仑·雷乃的《广岛之恋》；韩国慰安妇，曾出现在白宫抗议；南京大屠杀，吴子牛、张艺谋、陆川都拍过，可惜，在国内也是褒贬不一，更不要说走出国门。

这就是说，中国的对外宣传还可以做得更好。如果我管这事儿，就请斯皮尔伯格来拍南京大屠杀的题材，给其投资。这，比在纽约时报广场放宣传片效果要好百倍。

当然，前提条件是，给他自由拍摄的权限，电影局别审。

日本人在对外宣传方面当然不是拍大片那么简单。他们是有日本特色的对外宣传。

它的第一个特色是，站在全人类的角度来进行宣传。

2015年8月6日，日本广岛市迎来了第70个“原子弹爆炸纪念日”。广岛市长松井一实在《和平宣言》中向全球领导人等呼吁“博爱”与“宽容”，以废除“绝对恶”的核武器以及启动核武器禁止条约谈判。

你看，他的主旨不是讲我们多大损失、我们死了多少人，而是站在爱、禁止核武等高大上的角度来谈。无论外宣还是内宣（请允许我用宣传，因为这些官方的议题都是宣传领域），都不能只讲自己，都要站在全人类的角度，这样才能引起共鸣。

它的第二个特色是，从国际化的角度精准营销。西方七国集团的外交部长，集体去献花，这该是多大的影响；2015年8月的纪念活动，100多个国家的代表出席，这该是多广的影响。

它的第三个特点是，从细节里做文章。截至2015年3月底，该国持有核爆受害者健康手册的人数为183519人。广岛原子弹受害者的名字，也一个个记录在案。

就在日本纪念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前一天，美国媒体的一篇报道，标题为：中国在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日前试射东风41。轻巧地一篇报道，中国好战、日本是受害者的形象便呈现出来。随之而来的中国大阅兵，更是在西方眼里成了“展示肌肉”。

值得一提的是，广岛的纪念中国没有派官方代表，而中国的大阅兵日本也没有高层领导出现。

当然，日本人在对外宣传中，不止是原子弹爆炸，在钓鱼岛问题上也是抓住一点一滴的机会。

2011年1月24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读者来信，题为“在日本，这是我们的领土”。文章声称“尖阁列岛（即钓鱼岛）是日本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援引历史证据和法律条文予以证明。值得关注的是，写信者不是普通读者，而是日本外务省发言人佐藤悟。

这封读者来信，是对1月19日《纽约时报》言论版文章“中国切尼的崛起”的反驳，这篇文章的主题是讲中国的民族主义和中国崛起，其中有一小段提到了中日钓鱼岛争端。

这需要精确、细致的情报搜集能力，这需要快速反应能力。另外，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应对是个高明策略，说明日本深谙美国媒体运作之道，知道美国报纸是独立运作的，无需去找政府抱怨或者抗议。

具体操作层面，它可以选择向《纽约时报》发出抗议之声，也可以通过像“读者来信”这样的方式获得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日本人选择了后者并做到这一点，说明他们不仅了解美国的媒体，还和美国媒体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否则，临时报佛脚是来不及的，也不是靠花钱所能搞定的。

在广岛被原子弹轰炸一事上，日本并没有刻意地要求美国道歉，克里虽然去献花，但明确表态美国不会道歉。日本官员的回答是，美国没有必要道歉。这就避开了对与错之争，而是强调伤害和死亡，强调日本是原子弹的受害者。

无疑，这个策略也是高明的。这种日本式的对外宣传，或者更恰当地说，国际传播或国际公关，某些机关部委，该学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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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家凝

【案例】
媒体造就了特朗普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6年05月15日        版次：RB12    作者：综合

    截至2月末，特朗普只花费了3300万美元就赢得19个州的初选。美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哪个候选人只花这么点代价就赢得如此巨大的胜利。

    5月4日，星期三，在唐纳德·特朗普赢得印第安纳州共和党初选并成为共和党预定总统候选人后不到24小时，“N B 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晚间新闻”不仅报道了这则新闻，特朗普几乎占据了他们全部的新闻时间，报道从曼哈顿的特朗普大厦开始，在节目高潮，主持人莱斯特·霍尔特用了整整8分钟时间采访特朗普，没有留给希拉里·克林顿、伯尼·桑德斯或其他政治评论人反驳特朗普言论的机会。

    同一天上午，特朗普接受了N B C、A B C、福克斯新闻和M SN B C等多个电视台的现场采访。即使在职美国总统也没有受到如此多的关注。唐纳德·特朗普这个没有政治竞选经验的人轻松战胜了其他16名候选人，这其中包括9位现任或前任州长，5位现任或前任美国参议员，他究竟是如何办到的？这当然要感谢他的纵容者美国媒体。

    在上周末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总统奥巴马在开完两名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和桑德斯的玩笑后，告诉记者们他不想在“那位唐纳德身上花费太多时间。”宴会厅传出尴尬的笑声，奥巴马不无讽刺地说：“效仿你们的做法，我希望表现一些克制。因为，我们都同意，从一开始他就得到了与其政治分量相符的报道。”

    说得实在太对了。从一 开 始 ，对“ 那 个 唐 纳德”的报道就如此地不合时宜，如此谄媚，连篇累牍，登峰造极，很难判断到底是谁的错？候选人还是媒体高管。即使当特朗普发表了令人无法容忍的言论。

    当然，电视网给特朗普如此多的报道篇幅确有一个合理的原因，“特朗普热”有利于收视率。否则他们为什么要用整整一个小时现场报道特朗普政治集会，而其他候选人如果幸运可能会在节目中被提到名字。因为每当特朗普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收视率就会立即飙升，他的言论越不可理喻，越有争议性，效果就更好。

    然而，相比电视网，特朗普是更大的受益者。截至2016年3月，据媒体跟踪公司m ediaQ uant披露，这位纽约大亨自去年6月16日宣布参选以来，已经得到了19亿个免费媒体报道机会。在媒体曝光率方面特朗普远远超越其他共和党对手，受关注度是希拉里·克林顿(7.46亿)的两倍多。

    对于他的政治对手，这绝对不是一个公平的竞技场。早已退选的另一位共和党候选人兰迪·保罗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被问到特朗普民调一路领先的原因时回答说，“可能是因为时时刻刻几乎每个频道都在报道他，让他获得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免费宣传。”

    当然，对于特朗普而言：免费宣传越多，他自己的宣传开支就越少。根据自由选举委员会统计，特朗普的竞选开支低于过去16年里所有的总统初选候选人。截至2月末，他只花费了3300万美元就赢得19个州的初选。美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哪个候选人只花这么点代价就赢得如此巨大的胜利。正如总统奥巴马在上周的媒体晚宴上发表的感概，“我希望你们为你们的行为感到骄傲。”

    Bill Press(电台主持人兼C N N分析员)

http://epaper.oeeee.com/epaper/C/html/2016-05/15/content_36560.htm

乔笛宇

【案例】

原图出处http://weibo.com/2275337915/Eycqmcff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