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级肖淑娟新闻日志专区

肖淑娟

读《社会契约论》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它探讨的是政治权利的原理，它的主旨是为人民民主主权的建立奠定理论基础。作为罗伯斯庇尔口中的“法国大革命的先驱”，他的这部著作令他对此当之无愧。

作者深谙人性中与生俱来的偏私和愚蠢的一面，因此在思考如何缔造国家、如何制定法律、如何确定社会制度时，将这些劣根性可能导致的状况和后果纳入考虑范围，并不以单纯的“性善”或是“性恶”论调来将人看作天使或是魔鬼。他将理性作为重要的基础，不是仅仅考虑这些成果是否适用于当下，更将可能出现的状况都列入思考的范围。

书中的几段论述让我产生一些思考、一些共鸣和一些疑惑，记录在此，供自己思考更多。

关于死刑的问题，多年来讨论不曾终止。卢梭的观点是，在一个人成为犯人之前，他以缔约者之一的身份参与了社会规则的制定，而当他破坏了法律，危害了社会时，其国家成员的身份便已经被自动剥离。这时，他的身份变成国家的敌人，而不是公民，所以被处以死刑的已经不是国家的一份子，不是主权者之一，而是对立者。

但我们是否有权利决定一个人的生死呢？就算是国家的敌人，那么我们就有权利决定他的生死了吗？尽管卢梭在后文还说到：“我们没有权利擅用死刑……只有在保存他就不可能不给人们带来危险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处死他。”但什么样的情况是这样的情况呢？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如果他因为犯罪而成为国家的敌人，我们将他处以死刑，是否也是在侵犯他的权利呢？

另外，卢梭在“论主权是不可分割的”这一章中批评到，“政论家们由于他们不能在理论上分割主权，就在主权的行使方面分割主权。他们把它分成强力和意志，分成立法权和行政权，分成税收权、司法权、战争权、内政和外交权。”而在后文中，他又表示立法权和行政权不应掌握在同一个集团或人的手中，这是否自相矛盾呢？此外，由这段话我想到美国后来实行的“三权分立”的制度，至今人们仍然对这一制度赞赏有加。那么卢梭所说的“分割主权”和“三权分立”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说“分割主权”不好呢？

作者在文中注重区分主权行为和行政行为。主权行为是主权者在公意的指导下做出的行为，是公正的，可以形成法律，而行政行为由少数人发出，只是一种个别意志或是一种行政部门的行为，顶多只能算是一个命令。而看现在我们身处的社会中，大概多得是行政命令，而主权行为是少之又少的吧。而在更多的时候，一个个单独的主权者是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授权的政府是在行使行政行为还是主权行为，在根本没有选择项的情况下，何谈选择？正如作者所说，“人们往往把政府和主权者混为一谈，实际上，政府只不过是主权者的执行人。”看到这句话我深感羞愧，因为这样的错误我犯了十几年。我可以立刻纠正自己的认识，但政府本身若是继续故意或是误以为自己即是主权者，必是社会的可悲之处，公民将继续可怜地把自己的权利无偿的让渡给公意的执行人，使“公意”成为“众意”，又或许，在少数人组成政府时，就连“众意”也算不上了。

在论述民主制时，他指出“没有任何一种政府是像民主制政府或人民的政府这样容易发生内战和内乱了。……在这种体制下，公民们尤其应当以勇气和力量来武装自己，在他们一生中天天都要在心里牢牢记住一位德高望重的侯爵在波兰会议所说的这句话：‘我甘冒危险也要自由，绝不愿为了安宁而受奴役。’”看到“民主制”我还没想到什么，但看到“人民的政府”，我猛然想到自己身处的国家，它的政府不就宣称自己是“人民的政府”吗？那么我们是否应该以勇气和力量武装自己，甘冒危险也要自由，绝不为安宁而受奴役呢？然而，看看在北京车辆禁止开窗、禁止买菜刀等规定，似乎我们的自由的空气甚为稀薄，大概是雾霾天气和黄沙来袭的原因吧。

肖淑娟

走好

小时候对死亡的认知不多，只知道恐惧，也许越是看不清楚才越害怕。到了高考那一年，我对这件事有了更进一步的感知。高考前外公逝世，接着曾祖母因为摔了一跤而瘫痪，失去一切能力，唯一比植物人好的就是能睁眼，尽管大家不约而同缄口不言，但我们都明白能做的只是等死。那个时候感受到的失落和近乎绝望的感觉是十几年来第一次出现的。

那天晚上我在莲蓬头的水流下捂着嘴哭。我想也许大多数人都会这样，生病，生命在药物、各种输入体内的冰凉液体和各种化疗放疗中被慢慢消耗，最终殆尽，在一片火光中只留下供人瞻仰的一抔骨灰。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意识到，“寿终正寝”是个多么好的词。

我是在中午去的。那天我在上课，回到家奶奶跟我说外公在那里，让我去看看。我吃完饭，和爷爷一人一辆自行车，去殡仪馆。我已经忘了那天天气是不是很热，也忘记了那天爷爷奶奶大姨和我说话的表情。但我记得那天的路是怎么走的，在哪里过了马路，在哪里下车来推着走，记得我那天穿了一件浅蓝色外套。而且直到现在，我回忆起那一天，耳边还是马上会响起那天的哀乐。

有没有“那边”对我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真的解脱了。不用赤裸着身体，不用任人摆布，不用再绝望地冲我摇头。也许生命的逝去换来的是尊严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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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做的，也不过是在每一个我所知道的灵魂逝去后，说一声，走好。

肖淑娟

现代人撞上拖延症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这首我们从小耳熟能详的《明日歌》，在今天的解读中又多了一层含义：拖延症。

看看你是否时常处于这样的情况中：一份开了头的电子邮件，写给工作伙伴或久违的朋友，却迟迟处于草稿状态；一张待收拾的书桌，杂物几乎淹没了重要的文件；甚至，拖到最后一刻才磨蹭着收拾远行的行李，风风火火一路狂奔去赶即将起飞的航班……网络上有无数人表示自己“中枪”，拖延症一词在今天似乎格外流行。

到底什么是拖延症？根据维基百科的解释，心理学研究者有三个标准来界定拖延症：第一，这种行为会阻碍你达到预期目标，它是没有必要的，仅仅拖延完成事务。第二，拖延经常为患者带来压力、负罪感、降低效率、恐慌，及其他人对你不能完成任务，不能尽责的不良评价。第三，会恶性循环，导致进一步的拖延行为。由此看来，莎士比亚笔下“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哈姆雷特很可能“罹患”拖延症。

引起拖延症的原因可能是心理因素，当一个人感到焦虑、自我价值认同感较低，或者受精神困扰而自暴自弃时，就可能造成拖延。对于一些人，极顽固的拖延症为他们带来极度的困扰，引起了巨大的生理功能缺陷。这些人很可能受潜在的抑郁症或者注意力缺失过动症的煎熬。当这样的情况出现时，求助心理治疗已经有必要。

另一个造成拖延的因素则是完美主义。完美主义有时也许会让人们将任务完成得尽善尽美，其中著名的例子就是乔布斯和王家卫，看看他们的作品，完美主义的优势显而易见。但物极必反，根据 Robert B Slaney的研究，无法自我协调的完美主义者会有着很高程度的拖延，那些将自己的完美主义视为困扰的人，会有很高程度的焦虑。

关于“拖延是病吗”的问题，答案尚存争议。研究者更倾向于把拖延叫作“典型的自律障碍”。尽管对此种行为的研究程度尚浅，但在一份经过十年研究的关于拖延的报告中，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Piers Steel教授综合了有史以来最有置信度的691篇关于拖延症的专业文献，进行了各种复杂的、交叉印证的统计分析，全面解答了与拖延症有关的各种问题。这对于需要更深入研究的拖延症来说无疑是个好消

息。

肖淑娟

别天上掉什么都扑过去

作为众多美剧中的一部，《破产姐妹》算不上什么大制作大场面的剧。它的场景只是在几个地方换来换去，类似于情景剧的感觉，主要人物也只是来来去去那几个。剧情并不复杂，只是美国威廉斯堡的穷人的日复一日的生活，掺杂着众多重口味台词。但我喜欢它，喜欢剧中的Max.

她用一种看笑话的态度看待自己的生活，不管发生什么事，她都以一种“没什么大不了”的心情去面对，有时候她也逃避，但在我看来她是勇敢的。她的身世如果放在我们任何人的身上，大概都是不可回首的过去了，但在她的口中这些都是开玩笑的原材料之一。

看到第二季，太多太多的台词都一笑而过了，但Max对Caroline说的一句话让我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当小蛋糕店在希望中开起来却又在失望中倒闭，Caroline对于这个最先由她提出来的梦想似乎已不抱任何希望，她没有像以往那样鼓励自己和Max，她发现她的希望好像在别处——可以由临时工升为初级行政管理人员，有医保，选择更多。她很开心，和Max分享这个好消息，还向老板提出让Max做助理。可是姐们不领情，不但自己不去做，还撒了个下流的谎让Caroline也没了这份工作。

“如果你不想加入蛋糕梦也没关系，但至少你要找到别的梦想。别天上掉什么，你都扑过去。这是梦想，不是男人。”哈哈哈。虽然如Carolines所说，这样的比喻“果然很下流”，但它的确很中肯。

别天上掉什么都扑过去。当然如果是自己想要的，就要毫不犹豫冲上去了。必须的。尽管她时常显得玩世不恭不务正业偷奸耍滑，但这句绝对是对的。

肖淑娟

倾城和倾心

《倾城之恋》，对于这个名字的印象，多是因为张爱玲。她和“上海”、“旗袍”这样的词好像脱不了关系，改编而成的电影也是这样。

在白流苏眼里，自己是“乡下人”，在范柳原看来，她却是“真正的上海人”。大概是因为国外的生活经历让他看到的是丰腴奔放热情的洋妞，而刚回国时，在见到白小姐之前，那些个太太小姐们又多是攀援的人家，不以真心相对。这样的情况下见到白流苏，当然把她的腼腆自卑都当成金贵的事了。就连那一低头都能俘获他的心。于是将本来的相亲对象置之不理，而与白家六小姐整夜共舞也就不足为奇了。

只是他的喜欢却让白流苏陷入了难堪的境地。本来就和家里人刚刚撕破了脸，现在大家又都把她当成是破坏妹妹亲事的人，处处刁难，时时嘲讽。

家呆不下去了，钱被哥哥们挥霍完了，自己又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最好的出路也许就是跟着徐太太去香港，也许那里会有新生活。

新生活的确有，因为范柳原在那里等着她。

女人一旦坠入爱河，往往比男人更投入，更渴望归属。可偏偏那男人自由惯了，习惯了东飘西荡，又不是受着中国传统礼教约束长大的，这时候女人难免痛苦。白流苏就这样跌进了悬崖，除了继续走仿佛没有别的出路。虽然后来又回了上海家中，但那个家在白流苏看来兴许还不如香港，冷嘲热讽继续着，对范柳原的想念不曾停止过，因此在他一封封电报的催促下，她第二次来到了——或者说回到更适合——香港。

还是没有结婚。他害怕娶一个不爱自己的人管着自己，她急切而悲伤地想要一个名分。直到轰炸到来，范柳原去不成英国了，每天和她在一起，躲避轰炸，清扫屋子，吃些粗茶淡饭，过着平凡日子，最重要的是，他们结婚了。虽然只是在报纸上登一则启事，但已经足以让“再嫁从身”的白流苏又哭又笑。

电影就此结束。可是轰炸总有一天会结束，战事总有平息的一天，到了那时候，范柳原会为了生计或者习惯再回到社交圈混迹，而白流苏习惯那样的生活吗？那时候的她是不是又会回到和以前一样甚至更深重的无处言语的思念和挣扎？倾城之间和之后的倾心，可以托付一生吗？也许是我悲观了，希望。

肖淑娟

那一抹欲语还休的婀娜

当张曼玉在《花样年华》中换过第26套旗袍，电影在孤寂难言的愁情中落下帷幕。男女主人公的婚姻与爱情固然是故事的主线，但剧中的旗袍却仿佛在无意中抢去不少风头，俨然成为电影的第三位主角。旗袍，这个带着岁月的暗香从遥远的时代走来的服装，带着一抹欲语还休的端庄和矜持，缓缓向我们揭开她神秘的面纱。

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旗袍是专属于女性的服装，但在它诞生之初，其实是我国东北地区满族的男女服饰。17到19世纪，满族的男女老少一年四季皆着袍服，为了便利游牧生活的骑马等活动，袍服被设计制作得紧窄合体，袖子的制作也比较窄小，利于射箭。满族的勇士们正是穿着这样的服装，在马背上打下了大清王朝的天下。

登上权力巅峰的满族人，曾在开国之初要求全国从满俗，其中就包括汉人也要穿袍服的规定。这种规定在民族自尊心极强的汉人中激起了强烈的反抗，这种反抗不断冲击着新生的政权，使清政府最终被迫放宽要求，同意出家的僧人可以不从满俗，孩子可以不从满俗，丧葬可以不从满俗，女性穿着可以不从满俗。这样一来，民族间的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同时也为汉族服装的传承和满汉服装后来的融合提供了契机。

不管是因为强权下的屈服，还是由于社会发展的必然，在此后的300年里，满族和汉族逐步走向融合，他们的服饰也开始了不断的相互借鉴和发展。从草原来到平原，游牧民族的习性被逐渐抛弃，生活的安逸使得袍服的窄小没有了用武之地，旗装慢慢变得宽身大袖。受到汉服的影响，它也开始吸收汉装独特的纹饰图案、刺绣工艺以及文化思想。而同样的，汉服开始变得越来越长，已经类似于旗服。到了清朝中期，旗女与汉女的服装界限已经不太明显。到了晚期，同一时期的旗装和汉装更是表现出同样的时兴做法和装饰手段。

在满汉由初期的对立走向融合的时代背景下，旗袍在清朝晚期迎来了它绽放的第一个春天。传统的以右为上的观念决定了衣襟的位置，而这时旗装的衣襟开始出现变化，有了大襟、偏大襟、琵琶襟等右边襟饰。旗装的夺目之处还在于其扣子的传统中国味道。我国在古代早期用长条的衣带束缚宽松的衣服，元明以后，渐渐用盘扣来链接衣襟，用布条盘织成各种花样，成为盘花。盘扣的花式种类丰富，有模仿动植物的菊花扣、梅花扣、金鱼扣盘结成文字的吉字扣、是字扣、喜字扣等，也有几何图形的，如一字扣、波形扣、三角形扣等；盘花分列两边，有对称的，也有不对称的。后来的旗装采用了这些纷繁多样的盘扣，既有连接衣襟的功能，又使服装的样式锦上添花，正是这样的特别使旗装的扣子成为了中国传统的一个符号。而当时的旗袍，对于一些富裕人家来说已经不仅仅是蔽体之用，更重要的是，随着旗袍用料开始讲究，她们开始将其作为一种华美的装饰。

在这样的情况下，旗袍上开始出现多种纹样。清代织物纹样多以写生手法为主，龙、狮、麒麟、凤凰、仙鹤等鸟兽，还有梅兰竹菊以及八宝、八仙、福禄寿喜等都是常见的图案。这些纹样色彩鲜艳复杂，图案纤细繁复。而当时旗人衣袍的花边，最初的作用是为了增加衣服的牢度，使衣服经久耐穿，所以大多安装在衣裳容易损伤的部位，如领口、袖口、衣襟及下摆等部位，后来渐渐成为一种装饰品，它的装饰功能渐渐替代了实用功能，到了咸丰同治年间达到顶峰，有时整件衣服全用花边修饰，几乎看不见原来的衣料。这一点我们后人可以从慈禧当年留下的照片看出。皇家旗袍把奢华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在照片中，由于装饰繁复沉重，我们甚至很难分清服装和人的主次关系。

若干年后，辛亥革命的炮声打响，革命者们怀着雄心壮志来改造这个伟大的古国。然而，尽管清王朝的统治已被推翻，但旗人的服装却不仅没有被人们丢弃，反而成为了时代的宠儿。袍服迅速在汉人进步女子中风行起来。在那个革命的年代，满人的服装却没有被喊着“驱除鞑虏”口号的汉人抛弃，这样的现象似乎令人费解。其实，在那个时期，女人们穿起类似男人服饰的旗装袍服是男女平等意识在服装上的外在表现，这已经超越了狭隘的民族意识。这样一来，旗装袍服渐渐从旗女的服装演变成了进步女性的标志，这种服装逐渐在广泛流传中普及开来。但是，社会的发展总有一个过程。封建保守思想依然紧紧守护着自己的阵地，特别是在女装领域。

1920年前后，新文化运动兴起，许多从西方学成归来的学者们把“德先生”和“赛先生”请进了中国，同时也将平等的观念进一步带入了人们的思想之中。旗袍开始褪去贵族的色彩，走向平民。新文化的风潮唤起了人们对新事物的渴望，年轻一代对旗袍进行了改造。上海妇女原来穿的衣服短可至腰间，长可至膝盖，在这时，发展成为长至小腿，没有袖子，类似旗装的袍服。人们称这种新兴事物为“旗袍马甲”。日常生活中的旗袍马甲加上齐肘喇叭袖，构成了旗袍最早的流行样式。在又一次的“西学东渐”中，西方服装的特点也随风吹到了中国。接受西式教育的女学生开始更大胆地在旗袍的基础上融入西方服装，特别是西式裙装的元素。这些新女性用旗袍表达解放身体、展现身体的呼声，把旗袍视为中国女性追求男女平等的成果。在时代的推动下，旗袍开始走向自己发展的巅峰。

旗袍被定为国服是在1929年4月。为了迎接孙中山先生的灵柩从北平到南京安葬，民国政府公布了有关服装的条例，正式将旗袍定为国服。此后，旗袍开始出现京派和海派两种分化，京派古典而雅致，海派浪漫而多情。由于吸收了西方裙装的特点，海派旗袍收腰凸胸、高领开叉，下摆达到了最低点，开叉直达腿部，抛开了“严冷方正”的刻板印象。这样一来，自古崇尚“笑不露齿行不露足”的中国女性第一次将腿展现于自然的天光云影之中。

如今，女性的穿着已经有了太多选择，时尚成为了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观念，但旗袍作为中国女性温柔典雅、端庄矜持的代名词，依旧活跃在各种T台上甚至是国际视野中。岁月流过，它依旧带着不老的容颜，展现着属于东方的婀娜。

肖淑娟

评析电影《剪刀手爱德华》

在我看过的电影中，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剪刀手爱德华》，这部由约翰尼德普担纲男主角的影片讲述的是一部关于机器人的现代童话。在一座古堡中住着一位发明家，他发明了很多东西，最后还发明了一个他起名为爱德华的机器人，他教给爱德华人类的礼仪和文明，告诉他什么时候微笑什么时候沉默，几乎倾注了所有的心血。然而有一天发明家突然辞世，留下爱德华孤身一人，还带着一双剪刀手。一位女推销员误打误撞发现了他并带他回家，接着爱德华和推销员的女儿产生了爱情，可悲的是最终爱德华没能获得美满的爱情，只能回到古堡，孤独余生。

在故事方面，影片描述的故事作为一部现代童话，由于加入了机器人作为主要元素，显得较为不同。看惯了流俗的爱情故事，不论结局是生离死别还是圆满大结局，都难免让人觉得陈旧乏味，而这部电影中的爱情故事发生在机器人和人之间，似乎有打破常规的意味，更添了几分吸引力。故事中设置的人物角色性格都很鲜明，其中出现的推销员女儿的男朋友带动了整个故事的冲突的发展。由于嫌恶、嫉妒等原因，他陷害不谙世事的爱德华，使大家都误认为他是小偷，这也直接导致爱德华无处可去，最终回到古堡。无害的爱德华和险恶的人性的博弈令人感到很痛心，他甚至还没有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就结束了。

整部影片在色彩方面运用了很多类型的色彩。首先出场的古堡的整个环境是深灰的，大门、地板、天空等都以这种颜色带来的感觉作为基调，给人厚重久远的感觉。而影片的主人公爱德华身上也带着色彩的含义，他面色苍白，穿着黑色的皮装，剪刀手闪着银色的光，这一切都显示着机器的色泽和质感，给人僵硬的感觉，将一个机器人的特点通过色彩的安排显示出来。推销员的出场带给观众不一样的感觉，她的粉紫色套裙和帽子，还有粉蓝色箱子，以及她所处的五颜六色的环境都在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和爱德华原来的世界完全不同的地方。后来爱德华修剪的树木都是绿色的，绿色所代表的平和与和谐安宁正是当时爱德华所享受着的，也是为后来故事的跌宕发展埋下伏笔。爱德华爱上推销员的女儿金后的一个画面中，金穿着白色的礼服，爱德华做出一个一模一样的冰雕，落下的冰屑好像雪白的雪花飘落，场景唯美感人，爱德华的黑和金的白也构成了一组强烈的对比，在唯美中又带着一丝隐约的悲怆。所有色彩的大胆运用和对比让电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影片留给我最深刻印象的画面是最后一幕，那时金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妇人，爱德华依旧住在古堡里，当镜头里出现爱德华不停制作冰雕的画面时，我感觉到深深的震撼和感慨，冰屑大量地落下，带来了蜂拥而来的回忆和震颤。

爱德华的饰演者约翰尼德普是我最喜欢的国外演员，他的演技绝对是毋庸置疑的，在这部影片中更是把一个机器人的喜怒哀乐、欢喜沉默都呈现在观众面前。这无疑是本片的一个加分之处。

肖淑娟

对任何人谄笑都没必要

    只是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得出的结论。也许是因为我太笨，学不会有技巧地和那种“应该”结交和深交的人拉近距离；也许是因为我太邪而对方太正，像那些斜肩谄媚的事她才做不出来，当然就更不能接受。

    爸爸常常跟我说，会怪的人都怪自己，不会怪才怪别人。我很认同这样的看法。今天我也来反省自己。

    爸爸跟我讲过很多道理，其中一条是“有理有利有节”。这是在抗战中我党对待国民党右派的策略，在现在我来理解当然和当时的解释不一样了。要讲道理，不能软弱，要有节制。今天我又有新的理解，或者说要自己给自己新的警告：要有尊严。而这尊严只有我能给我。

    高中班上有为同学会算命，江湖人称“半仙”。我请她帮我看过手相，结论是我只能活到40多岁。信不信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现在我假设她是对的，那么我的人生就已经过半。我也可以给自己戴个高帽子，装作卖老地说一句“走过了半辈子”。

    我的半辈子走过，到今天深刻地明白了，对任何人谄笑都没必要。是的，对任何人。不管是所谓的掌握我未来命运的人还是就现在来看能为我带来好处的人，不管是位高的还是权重的，不管是富二代还是官二代。明白了才会有反省，反省自己做过的羞于启齿的事，就算只是为了一个微不足道的东西，我想起自己的笑也会觉得深深的恶心，发自内心的无法忍受。

    从今以后绝不这样作践自己，也免于污染这本来就污浊的空气。这样一来，到了“半仙”所说的那一天，我最少还能带着属于自己的尊严和真正的笑容离开那些令人恶心的事和人，还有资格庆幸，我在这一天进行了一场自救。

肖淑娟

公共舆论中的又一只“上帝之手”——新媒体的崛起

汶川地震发生之后，灾区人民更多的是通过电台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了解事态的发展，而就在不久前的4月20日早晨，那一瞬间的惊恐过后，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拿出手机，打开微博、微信进行信息发送和灾情查询。由此，以微信微博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5年前，微博尚未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这个有140字限制的信息载体是在2009年开始以摧枯拉朽之势覆盖整个中国互联网的。也就是在这一年的8月，对人们的生活影响至深的新浪微博开始运行，第二年，它便迎来了发展路上的春天。2010年被称为“微博元年”，截止当年1月，该产品在全球已拥有7500万注册用户。而微信更是在自腾讯公司2011年推出后的两年内，用户数量即达到3亿。超高网络人气的聚集，使得微博和微信在雅安地震中有了发挥强大作用的基础。

地震的发生毫无预兆可言。摇晃平息以后，公众迫切希望知道震中在哪，震级如何，造成了怎样的损失。这时电视、广播不能立刻对事件情况进行报道，报刊更不可能解答人们的疑惑，传统媒体在此时显得相当无力。能给予人们答案的，就是自己。通过微博向其他数以万计的用户表明位置，发出图片或文字，描述灾情和感受，用户们自动地成为了一个信息源，使得由于地震而中断的通讯得以以另一种方式传递消息。微博的众多用户使数量庞大的信息以极快的速度得到扩散，正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它的扩散能力极大地便利了救援信息的传递，在无形之中为生命救援开辟了一条通道。通过微博进行LBS定位（Location Based Service，基于位置的服务，它是通过电信移动运营商的无线电通讯网络或外部定位方式获取移动终端用户的位置信息，在地理信息系统平台的支持下，为用户提供相应服务的一种增值业务)获取救援也成为新媒体运用的良性方式之一。

微博的作用还远不止于此。活跃在微博平台上的除了普通网民，还有政府部门的官方微博、企业微博、草根名人和意见领袖们，他们的知名度和可信性都比普通人要高，更有利于助力救援。作为有影响力的大V们，他们各自拥有众多粉丝，在网络上颇有一呼百应的能力，在灾难发生时，这些人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承担起了信息传播核心的责任。微博用户“作业本”称其关注者如果需要帮助或者呼救，可私信自己，通过登录自己微博发布救助信息。此举被网友称赞“大爱无疆”、“最接地气的一条微博”。李承鹏称自己有川藏越野车一部，并表示熟悉雅安地形，愿意帮助，同时分享汶川地震的一些经验。罗昌平则称无偿向参加救援的机构和媒体提供用车。“飞象网”项立刚呼吁灾区的微信用户，若不是特别需要，可以退出微信登录，以保证电话、短信的通信资源。发布信息建议用微博，对信令占用少。

企业和官方也开始利用微博，重庆移动表示雅安市境内的所有重庆移动客户紧急开通欠费不停机服务。雅安联通官方微博表示抗震救灾时期，芦山县、宝兴县联通用户短信通话全免费。公安部、环保部门、交通部门等也纷纷通过微博向市民发布消息，避免信息堵塞和中断造成的救灾不力。

除了国内的信息传递，微博也助了海内外的沟通一臂之力。通过这样一个平台，海外人士不仅能够确认国内亲朋是否安全、了解中国灾情，还可以传递慰问，表达友爱互助之情。凡此种种，通过微博这个新兴的媒体形式，在灾难面前传递正能量，在后方推动了救灾的进行。

越紧急的情况下越需要监督。在全国，尤其是在灾区陷入灾难中的悲怆之时，有一群专业人士，着眼于监督地震后的政府作为和媒体报道，借助新媒体的平台发出自己的声音。“济善园之三慎斋”发表微博称四川卫视在地震发生后仍在播抗日科幻剧，微博一经发出就引起强烈反响，在公众的强烈要求下，四川卫视才开始进行抗震救灾的报道。而此后无数条以“为救援让出通道”为主题的微博及时阻止了志愿者们盲目进入灾区，为救援赢得了更多的宝贵时间和空间。又如此次地震中，呼吁救灾的红十字会收到数万个“滚”字回复，网友是否有失偏颇或是红会的信誉问题暂且不说，从中我们的确不难看出新媒体的强大监督力量。

当然，尽管有传递正能量、扩散救援信息等巨大作用，社交媒体自身的缺陷仍然是不可避免的。自组织能力成为一把双刃剑，既能够让网民在突发公共事件面前做到“不停留于无助的悲伤中”，同时也在无形中为谣言的生长提供了一片沃土。“谣言止于智者”，微博中即有智者。“微博小秘书”、“微博辟谣”等账号联动，开始进行扑灭谣言这一艰巨的任务。

不仅是微博，由于微信的工作原理是分组交换的业务模式，其在震后的使用也是大热。经过压缩处理，它占用的通道可宽可窄，并且是一种存储-转发交换方式，因此信息可以一站站推送最终到达。很多人发现在电话无法接通的情况下，靠微信还可以收到和发出消息，得以向家人朋友报平安。而在汶川地震发生时，以这两种媒介为代表的新媒体尚未出现，相比之下更容易凸出其重要性和可用性。

突发的公共事件如地震、禽流感等，其突发性、公共性和多变性对于媒体提出的要求越来越高，而新媒体的及时性、大众性和灵活性恰好与之相契合，几乎是完全符合突发公共事件对于媒体报道和信息传递扩散的要求。而与传统媒体相比，它具有更强的互动性，这一点对于引导在突发公共事件面前表现出慌乱与盲从情绪的人们，有很大的积极作用。突发公共事件往往关系到大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也必然成为社会关注的中心和谈论的焦点。在突发公共事件中，人们希望了解其他人的想法，跟进事态的发展状况，也希望自己的想法能够得到传播，新媒体正好为人们的交流和互相了解提供了这样一个便捷的平台。因此，在应对突发事件中，说新媒体已然成为继传统媒体之外的又一只“上帝之手”

也不为过。

肖淑娟

为什么要搪塞自己的悲伤

人大概是很会安慰自己的动物。比如在人的世界里，会有“喜丧”这个概念的存在。

曾祖母去世，我周末回家。她逝世时八十几岁，具体的我不清楚，总之“算活得长久的了”。也因此，家里人将这次丧事称之为“喜丧”。

“人家之有丧，哀事也，方追悼之不暇，何有于喜。”这也是我一直感到疑惑的问题：喜从何来？何喜之有？

亲人逝世，不管是因为何种缘故，结果都是我们从此不可能再有机会见到他们，至少是活的他们。他们静静躺在那里，没有了烦恼病痛但同时也没有了呼吸喜悦。仅仅因为他们不是夭折，因为他们年纪大，他们的死亡就可以算是喜事了吗？不可否认的是，悲痛仍然是存在的，至少在我心里是存在的。

我想任何人都不会嫌自己活得太久，而有句话叫“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同样也说明在我们的观念中老人是不会被嫌弃活得太久的。我明白，道理很简单，人死不能复生，逝者已矣，生者当继续生活。但是为什么一定要把悲伤藏起来，用另外一个可笑又可悲的借口去搪塞自己呢？

两天时间过了，我回到学校，这个疑问却直到现在还留存在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