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飞丨中国传播研究的三次浪潮
2015-10-19 姜飞 新闻传播学研究
1982年美国传播学的“鼻祖”W.施拉姆（Wilbur Schramm,1907-1987）访华，有人称之为中国传播研究的“破冰之旅”，有人称之为“助燃剂”，……本文认为，中国的传播研究历经三次大潮：第一次是施拉姆访华之前传播学已经由不同渠道进入中国，新闻学界可谓“暗潮汹涌”；第二次是施拉姆1982年访华之行，起到了破碎中国传播研究汹涌“暗潮”表层之“冰盖”的作用（此谓“破冰之旅”），之后，更多的国外学者来访及文献引入，使得中国传播学界的活动“波涛滚滚”；如今，第三次大潮的冲击已然临岸，即来自港台和海外华裔传播学者再次登陆，对30年来大陆的传播学研究多维度的“惊涛拍岸”。施拉姆访华距今整整30年，中国学界在回眸之时，是否可以借由对施拉姆的回忆，更清晰地呈现中国传播研究的脉络，更清楚地辨析中国传播研究的问题和方向？本文即作此尝试，补正史料，亦和同行商榷。
历史性地看，中国的传播研究历经三次浪潮。三次潮头“弄潮儿”不同。第一次是从1950左右到1982年，弄潮儿是早期留学国外或者访问美国后在国内定居的中国学者，是谓“三老”：郑北渭、张隆栋、陈韵昭。第二次是1982年到1997年，分为两个阶段：1982年—1989年因为施拉姆的来访掀起中国传播学研究第二波高潮，弄潮儿是以施拉姆及社科院新闻所为领军并汇合其他高校教师的学者群体；1989年—1997年，总体“潮头”平落，但伴随施拉姆之后到来的西方学者，同时经由译介，西方的传播思想开始深入中国大陆，进入教材，其间也伴有一批学者经由“本土化”议题掀起的“潮尾”小高峰。当前，我们正身处第三次浪潮——从20世纪末到现在，1997年传播学与新闻学并列为一级学科的教育体制改革也成为传播研究再次潮起东方的契机，“弄潮儿”的代表人物是已经定居海外、获得美国等西方国家终身教职，现在将活动舞台集中在中国大陆的华裔学者（有些是第一代弄潮儿的学生）。
今天我们来纪念1982年施拉姆的访华，有人称之为中国传播研究的“破冰之旅”，有人称之为“助燃剂”……，皆是从不同角度定义施拉姆对中国传播研究的影响及意义。本文认为，施拉姆是时代的施拉姆、世界的施拉姆，也是被中国化的施拉姆。客观来看，在中国传播研究历程中，施拉姆处于中国第二次传播研究大潮的潮头，在第一次“浪潮”——“暗潮”汹涌的前提下，其到访中国打破了暗潮上的“冰盖”，随后在来自社科院新闻所等一批学者的推动下，形成中国传播研究“波涛滚滚”，一直影响了中国将近三十年。目前，第三次浪潮已“惊涛拍岸”。本文探索如何看待受施拉姆为代表的西方传播学影响、第二次浪潮以来的中国传播研究，以期发现问题，稳住阵脚，并在第三次浪潮到来的时候，思考未来中国传播研究的方向。
1“暗潮涌动”：前施拉姆时代中国第一次传播研究浪潮
西方汉学家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认为，“文化传播是一条双轨线，它同时取决于输入观念的有效性和促成这种输入的内部刺激的广泛性。二者中任何一方都不可或缺”[1]。在传播学引入中国之初，来自美国的传播观念和理论对解决中国新闻界一些问题的有效性，和中国内部对传播研究刺激所体现出的广泛呼应可谓一拍即合。现在来看，我们已经有足够的史料证明，在施拉姆1982年访华之前，有关传播（communication）、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等概念和文献已经经由中国学者和部分国外学者进入
中国，在当时不是很有利的社会政治环境表皮下，中国传播研究可谓“暗潮汹涌”。
传播学最早进入大中华区的时间前后相差不到10年，但最终境界却迥异。学者朱立在2000年总结，“传播学进入台湾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到如今已有40年的历史……传播学在台湾的发展也不是一蹴而及的，前20年是奠基，接着的10年是发展，到了近10年才放光彩，这和台湾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变迁有密不可分的关系。”[2]“在香港，传播学的起步与发展大概晚了台湾10年，在50年代，只有办报杂忆，系统论述是60年代中期香港中文大学成立后的事。” [3] “1949年应是中国（大陆）传播研究的分水岭。之前，军阀混战、对日抗战、内战，社会学、心理学都刚刚开始，更莫说传播研究了。其实传播学这个名词根本不存在，1949年以前，我们有的只是以报史为核心的办报之学。1949年后，新闻学仍然当道，编、采之道与宣传之方是钻研的主题。这在大陆、台湾和香港两岸三地都是如此”[4]。
1949年之后到1982年，传播学进入中国大陆，主要经由“三老”：郑北渭[5]、张隆栋[6]、陈韵昭[7]。在传播学介绍入中国的历史早期文献中，1956、57年刘同舜和郑北渭在复旦大学新闻系创办的内刊《新闻学译丛》上介绍了mass communication，彼时译为“群众思想交通”。自1960年起，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内部编印了六册《批判资产阶级新闻学资料》。张隆栋在摘译威廉·爱琳的《大众传播研究》(1958)中的一篇文章时，又将“Mass Communication”译为“公众通讯”。张隆栋后来一直坚持他的这种译法，1979年，当他再次翻译传播学论文时，仍然沿用了这个译名。1978年7月，郑北渭在复旦大学新闻学系编辑出版的《外国新闻事业资料》第1期上发表翻译文章《公众传播工具概论》、《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众传播》；11月，《外国新闻事业资料》第2期刊登陈韵昭先生译自美国传播学家埃德温·埃默里的文章《公众传播的研究》。1981年6月，国内首篇以传播学为题的硕士论文《美国传播理论研究》（复旦大学新闻系研究生居延安撰写）通过答辩；1982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由陈崇山组织率先进行全国范围的受众调查和受众研究。诸多史实，有学者作了系统梳理[8]，足以呈现当时中国学者对传播学的兴趣和日趋活跃的状况，此不赘述。
1982年施拉姆访华以前，除了上述国内学者对传播学研究的介绍和实践外，早年的中外记者和学者交流中也包含着传播研究信息的交流。比如1981年中国新闻学院研究员李启及夫人王裕禄接待由中国记协组织的澳大利亚来访记者时，也谈及传播学研究[9]。此外，部分外国传播学者访华，也促进了传播学研究。据明安香回忆，最早访华的传播学者应该是日本的内川芳美。1978年10月，中日友好条约签署两个月后，日本新闻学会会长、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内川芳美教授访华，在北京和上海讲授传播学。“最典型是78年那次，可以说在我的印象里面，她似乎是我们见的最早的（国外传播学者）。文革封闭了那么多年……文革以后的第一届研究生，我的印象当中，第一个来访的外国的新闻工作者就是内川芳美。而且印象很深刻，当时就是在（人民日报）报社院里面，她介绍日本新闻学的发展，……其中内川芳美就讲到，日本的新闻学研究已经从journalism发展到了mass communication，她就把英文mass communication写在黑板上，可是当时翻译就翻译不出来mass communication这个词，所以就只好用英文说。这就是我们当时第一次知道在西方，在发达国家，新闻研究已经进入到mass communication阶段，但是mass communication究竟是什么，应该怎么翻译，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这就是在我们头脑里留下的疑问”[10]。
综上，1982年前在中国，传播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原理已经得到多渠道多角度的介绍，从新闻理论界到新闻业务单位，都觉得很新颖并希望从传播学这一“西方新闻理论”中获得某些启示与帮助。之所以将此阶段定义为“暗潮”，是因为彼时传播学并没有在学界和业界自由、公开、广泛地推广，只是在部分学界和业界人士中传播。但是，“文革”以来对西方资本主义思潮进行批判的惯性思维依然存在，用早年翻译介绍《报刊的四种理论》的人民大学林珊教授的话来说，“要批判，总得有个东西拿在手上批判，我们是打着批判的名义引进介绍西方传播学一些论著”[11]。即使是到了1982年5月份施拉姆访华之后，6月15日，《美国新闻史》的主译者社科院新闻所张黎教授在《对外报道参考》刊登短文“美国传播学鼻祖——宣伟伯博士”，用的词还是要“鉴别”：“目前我国新闻界对美国传播学的理论和实践，还了解得不多。要鉴别这种理论的科学科（性），我们就没有理由忽视它”[12]。
2“波涛滚滚”：施拉姆访华掀起中国第二次传播研究大潮
1982年4—5月份，由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余也鲁先生陪同，施拉姆访问了广州、北京、上海等地。施拉姆的到来，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此后，评价和介绍西方传播学的文章不断见诸于各种新闻刊物。据统计，“从1982年10月至1985年12月在报刊上发表的有关传播学的182篇论文和文章来看, 属于介绍和评述的居多数, 占56.7%, 以分析研究为主的占43.3%。这些文章的译者和作者达105人之多”[13]。这说明，施拉姆的访华有效打破了覆盖在中国传播学界和业界水面上的“冰盖”，不仅把以前涌动的“暗潮”带到前台，而且推动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形成介绍和引进传播学的热潮，共同汇成中国传播学界的“波涛滚滚”。
总体上来说，第二次浪潮（1982-1997）因为1989年政治事件划分成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有如下特点：
第一、全国范围内公开、自由的传播研讨局面被打开。施拉姆的到访，促发社科院新闻所诸多学者的思考。在徐耀魁、张黎等学者的推动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首倡，1982年11月23 日一25 日,于北京举行了我国第一次有关西方传播学研究的座谈会（即后来所谓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会议不仅肯定了传播学的价值, 而且决定翻译一批介绍传播学的书籍, 并建议有条件的学校开设传播学课程。尤其是研讨会提出的对于传播学未来方向和研究态度的“16字方针”[14]——“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 ——基本奠定了后来近30年中国传播研究发展的基调。当年12月23日，时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的埃默里（Edwin Emery）先生给张黎来信，欢迎其访问明尼苏达大学，并具体安排张黎的访问行程在1983年春天（4月3-5日），其中专门提到当时李金铨教授已从香港中文大学过来加盟他们系；并且，埃默里还提到王中教授正在联系邀请他去复旦大学访问，同时表达了希望访问社科院新闻所的意愿[15]。1983年张黎访问美国，在其赴美期间，对明尼苏达、华盛顿、迈阿密、北卡罗来州等四所大学的新闻系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学术访问，重点考察了美国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历史、现状和美国报业的读者工作。施拉姆在访问新闻所时提及的有关报刊的四种理论的问题，得到了美国同行的进一步印证。张黎访美心得发表在《新闻战线》1985年第12期，题为《传播学研究小议——从美国学者中对传播理论的不同看法想起的》[16]。1985年6月20日,上海外国语大学主办的传播学国际讨论会在上海召开，这是在中国大陆举行的第一次有外国学者参加的传播学讨论会，会议着重探讨了新科技的发展对传播媒介的影响, 以及对新闻教育提出的新要求。会议还提出了许多人共同关心的问题, 如传播学是不是一门科学？传播学研究的意义、领域和方法？中国要不要传播学？传播同其他学科的关系？怎样研究传播学等等[17]。1986 年8 月20 日—24 日, 在黄山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传播学术研讨会。在讨论我国传播学的发展方向和理论体系问题时，徐耀魁认为，“这次研讨会召开, 标志着我国传播学研究开始从第一阶段转向第二阶段。如果说第一阶段主要是介绍和普及传播学知识的话, 那么, 第二阶段的中心任务, 则是在对外国传播学评介的基础上, 去粗取精, 去伪存真,利用大众传播研究中某些有用的理论和方法, 研究中国的大众传播事业, 特别要与我国传统新闻学相结合, 取长补短, 以促进我国新闻学研究, 推动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此外还有更多国际学术交流以及其他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可谓共襄盛举。
第二、系列传播学著作出版。1983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辑出版了《传播学(简介)》, 这本小薄册当时所印的10000册迅速销售一空。随后，1988年，中国第一本传播学专著《传播学原理与应用》出版[18]。同年，有关文化与传播的专著《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19]出版。有三本重要的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出版, 分别是施拉姆的《传播学概论》[20]、赛弗林、坦卡德的《传播学: 起源、方法与应用》[21]、麦奎尔和温德尔的《大众传播模式论》[22]，它们成为当时传播学研究中引用率最高的书籍。
第三、运用科学规范的统计学方法进行的全国范围受众调查将中国受众研究带上高潮。1957年的时候，上海新闻学界批判的两个东西（一个是王中的《读者需要论》，一个是盖洛普的民意调查）[23]，1982年以后被运用到现实传播受众研究中。1982年4月9日，正是施拉姆访华前夕，北京新闻学会受众调查组成立，由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崇山任组长，中国青年报研究室主任张焕章任副组长。陈崇山参加了4-5月份施拉姆访华在京期间的讲座和学术活动。施拉姆走后，即于同年6月至8月在北京地区开展了我国首次大规模受众抽样调查——现在我国新闻传播界一般将受众调研的起始点即定在1982年的北京调查[24]。之后受众研究可谓“推波助澜不断形成高潮”（陈崇山），1986年10月，以甘惜分教授任所长的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成立，开创了中国舆论学研究的新篇章；1987年5月，中央电视台联合各省市自治区电视台共同进行全国电视观众抽样调查，这次开创性的调查，为以后每5年进行一次的全国电视观众调查打下了基础。1987年，受众调研的视角还扩展到了我国的少数民族。5月，由新疆广播电视学会（会长高流）牵头，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新疆新闻学会和新疆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合作，在乌鲁木齐地区组织了我国首次民族受众调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1988年2月组织建台以来首次全国听众调查，加强了新闻节目的改革力度。中国的受众研究，也有学者将中国的受众研究概括为三个阶段，其中，1982-1989年是“解放思想积极创新阶段”，1990-1994是“趋向成熟深入发展阶段”，1995-现在是“进入市场趋向规范化阶段”。也有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微调，概括为四个阶段，即“起步阶段”（1982-1985），“进步阶段”“1986-1989”，“成熟阶段”（1990-1994），“市场化和模式化阶段”（1995-现在）[25]。总之，1982年以后，作为传播研究重要分支领域的“受众研究”解放思想、积极创新，并在一系列大型调查活动的开展过程中高潮迭起，不断进步。
综上，1982年施拉姆的访华对中国传播研究的贡献可谓大焉：体现了在全国改革开放的大潮流下，新闻与传播学界整体性地打开国门，拥抱世界的开始。余也鲁先生称之为“破冰之旅”，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如前文所述，此“冰”非坚冰冻土，此前的中外学者已经在冰层之下开始疏通和融化；而施拉姆的到来，则是把最表层的那层寒冰——观望、游移和等待——撞破。施拉姆访华开启了中国传播学界的“波涛滚滚”，为中国的传播研究破碎了冰盖，打开了局面，由此开始了中国传播研究的普遍介绍和自由、广泛大讨论的“黄金时期”，这样的黄金发展局面一直持续到1989年。
第二个阶段，历经政治事件之后，传播研究陷入了低谷。中国传播学界开始转向消化吸收的阶段，埋头教材写作和史论梳理，规避政治倾向和追索。中国传播研究进入了一个范式模仿、亦步亦趋、中规中矩的成果沉淀阶段。该阶段特点如下：
第一、“本土化”成为中国传播学界一个“创新”的“权宜之计”。传播学本土化的思潮，是学术、政治双重压力下的产物。中国大陆的初创者们对传播学引进本土可能存在的“橘逾淮而为枳”的问题，从开始就持有一种清醒的认识。早在1986年，第二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上，与会学者讨论了传播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前景问题。对此，人们并非急不择路，而是从一开始就在寻求建立“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传播学”。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的孙旭培教授提出确立“中国式新闻传播学的理论框架问题”，他认为可以吸收传播学丰富的营养，以发展社会主义新闻学并推动新闻改革[26]。但是我们看到，早年部分学者提出的本土化研究，是一种双重压力下的结果。一重压力来自施拉姆访华以后，对国际范围内新闻和传播研究快速发展的冲击所带来的心理压力；另外一重压力来自1989年政治事件以后，学术研究空气紧迫和压缩的压力。于是，历史地来看，本土化其实是当时中国传播学界的权宜之计，也颇有创新。孙旭培回忆说，“那个时间因为当时给人一个感觉，好像改革开放的样子，这个是场面讲的。但是那时候实行的是经济上反左，政治上反右”。“93年搞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传播，那个是安全的。绝对没有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内外压力下，孙旭培认为，“传播学传到中国来，你中国人也要对这个传播学做出贡献。中国人怎么对传播学做出贡献呢？最重要的一个，最容易做的做法就是挖掘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现象，传播实践，传播智慧，来加以总结……你又会总结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这个一方面就是我们本土化，再一个又来丰富世界传播学的宝库。”客观来看，其实这是客观表达孙旭培这一代人本土化理念背后的真实想法。虽然学术需要的是务实的考据和客观的呈现而非戏剧性，但在回顾传播史时，很多很严肃的争议事件却被戏剧性地制造和表达出来，包括“本土化”之被误解。孙旭培在访谈中坦承道，当初根本没有提出什么要建构一个“和西方完全不一样的中国特色的传播学”，“年轻人说话刺激性强一点没关系，但是当时搞的我不高兴是…批评我那个话，我讲传播学研究本土化，但是这并不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可以创立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传播学的中国传播学，我是这样来说的。……没看到前面那一句话，‘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怎么的，就恰恰不说，这句话没看么？我讲你批这个怎么批的？……就这个事情呢一直是搞的人家不清楚，一直到今天××那个地方，还在讲这个事：有的人就这十年还要创造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传播学的中国传播学，哎呀呀……”
第二，大量本土学者主编的传播学著作的出版体现低谷中的复苏。本文为免挂一漏万只概述20世纪90年代著作的特点和总体情况。（1）该阶段对现今依然活跃的传播学者意义重大（这批学者大多集中在50-60年代出生，部分出生于40年代）。他们对传播学或者传播研究早期的兴趣和代表性的著作基本在这段时期问世，并且后来进入21世纪以后的部分再版著作也滥觞于这个年代。（2）总体上来看，这批著作的标题一般冠以“原理”、“导论”、“××论”、“引论”、“概论”、“总论”、“××学”（包括政治传播学、经济传播学、广告传播学、艺术传播学、教育传播学、宣传学、大众传播学、新闻传播学等）和“教程”。仅1990年，就有三部著作出版，系统概述传播学原理。（3）这些著作都勇敢地从个人的传播理论素养出发，从特定的理解视角切入，对“传播学”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梳理和系统建构。据后来的评论，这些著作的影响力差异一般体现在理论视角的开阖与理论整理的系统性上。总体来看，正是通过该阶段的早期著述的学术训练，培养造就了目前依然活跃在中国传播学舞台上的主流传播学者，所谓中国传播研究的“班底”，因涉及人数较多，此不赘。
第三，低谷复苏还体现在“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续弦”重开。自1986年召开第二次传播学研讨会后，一直到1993年召开第三次，期间历经漫长的近7年时间，个中滋味，只有身处其中的传播学者感受最深。几乎参加了自1982年第一届以来的所有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学者刘卫东教授回忆说，“从第三次会上……最大的成果就是每两年一次，纳入正规，这是个转折点”[27]。传播学界常把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戏称为“进京”，第二次黄山会议为“上山”，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第三次传播学研讨会，则被称为“下海”。正是从“下海”研讨会开始具有了反思意识。用李彬的话来说，“……黄山会议算是我第一次接触传播学，厦门会议开始有自省意识，自觉自省，不是像原来那种毛头小子，懵懵懂懂”[28]。与会的35位学者提交了31篇论文，对大陆15年来传播学研究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对传播学研究中出现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和联系实际的应用研究给予了充分肯定，提出要继续加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体系。1995年第四次传播学研讨会在成都召开，以“传播与社会发展为主题”，1997年在杭州举行的第五次传播学研讨会则把“传播与经济发展”作为主题，包括7位台、港学者在内，两岸三地70位学者围绕市场经济对大众传媒发展的影响展开了讨论。
这段时期，以卜卫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开始注重传播研究方法论并关注传播与青少年、妇女、以及弱势群体等的关系，而这些国内的非主流研究正是当时国际传播研究的主流，也表现出了那个时代大陆传播学者的国际意识。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郭良教授，他是国际范围内中国互联网研究的著名代表，以及致力于翻译引介麦克卢汉以及伊尼斯等“多伦多学派”的传媒、传播著述的何道宽，他们都是从新闻传播以外的领域进入并作出积极的贡献。一批学者转而进入传媒科技以及传媒经营管理研究领域，比如闵大洪、喻国明、唐绪军、黄升民等；还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新闻和传播思想研究的陈力丹；此时也诞生了中国第一个传媒研究博士后陆地；以及中国传媒大学刘京林和四川省社科院林之达等学者对传播心理学的研究。学者黄煜评论这段时期时提到：“汪晖所提出来92年到98年，大家在关门做一些学术性的东西，而不关心真正的思想，国家的方向”。但也隐含着部分的反拨，“比如喻国明等用‘拐点’、‘语法再造’等隐晦的术语和表达来推动学界和政策层面的改变”[29]。新闻“商品性”和“人民性”的争论也是在这个时期进行的，表现出新闻传播学界在这段时间复杂、纠结、多元的情愫和学者努力推动改变社会的智慧。
3“惊涛拍岸”：后施拉姆时代第三次浪潮带来的问题与方向思考
即便施拉姆1982年打破了中国传播研究的“冰盖”，也并不意味着中国的传播研究者可以自由游泳了——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的震荡，及1989年政治事件带来的研究低谷可窥一斑，此外还有诸多的“冰山”、“礁石”存在。比如学术规范、研究方法等，甚至一些新闻和传播领域“坚固”的话题等。从1993年研究复苏开始，中国大陆传播学者小心翼翼地行驶在海上。1997年教育部规定新闻学与传播学并列为一级学科，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也在进行，为中国传播研究的扩张式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契机。以高校“长江学者计划”[30]为代表，由海外华裔传播学者组成的“域外军团”逐渐登陆，深入到大陆一流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开启了新一轮的具有个性化色彩的传播学的传播之旅。他们“身兼数职”：西方传播学理论、方法的传教士；中国传播研究和实践问题的诊疗师；中国传播研究群体的顾问团；中国传播研究方向和未来的预言师。他们以独特的角色和学术影响力消融着残冰、清理着暗礁，甚至还带来了一定规模的海啸，裹带来一些东西，形成的漩涡也卷走了一些东西。以这些登陆的学者为核心形成某种传播研究的新兴“学术共同体”[31]，大陆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传播学者，在这些残冰的消融中快速地成长和游泳，以这些“学术共同体”为核心形成一批外围的“向外军团”[32]，共同构建了中国传播研究的第三次浪潮——可谓“惊涛拍岸”。
第一、“蝉蜕”和“化蝶”。中国的传播研究一直有两层皮。以“本土化”的外皮包裹着“西方皮”。无论是前施拉姆时代，还是1982年施拉姆的传讲以及之后，传播学的“皮”都是美国的。或者说传播学是完全西方式的理论，从美国学习搬用过来，是事实，并不过分。但是，施拉姆所概括的美国为首的西方传播研究总体状况又让人颇为“气馁”：早在 20 世纪80 年代施拉姆描述美国传播学界的发展状况时就已有表述：一方面传播学科空前繁荣，一举成为时代显学。无论是在专业教学点、学位授予点、学术组织方面，还是在学术成果、学术刊物、学术会议、研究人员和学生人数等方面，其规模和数量都在急剧扩张；另一方面，数量的急剧增长与学术质量的提升之间的关系严重失调，传播研究的学术质量令人担忧，其中充斥着的是“大量鸡零狗碎的研究，而具有真知灼见的成果则寥寥无几。”[33]当初我们用“本土化/在地化”的皮包裹着“美国皮”的时候，“美国皮”似乎是我们学习的内“核”；但是，当30多年的消化吸收之后，两张皮都面临被撕去，里面的内核却颇多让人感到“遗憾”的东西，“应用西方理论对中国现实进行研究和解释的努力还过于零散，对西方的理论囿于搬用，没有太多挑战和发展”[34]。因此，有学者提出“要有我们自己的创新。当然这种创新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要解决实际问题，面对中国的实际提出新的理论。所以说1982年16字方针（只）完成了12个字，后面四个字还不知道”[35]。台湾学术界也有此思考。认为，长久以来传播学界发展始终受到西方世界主导，研究及理论往往带有西方文化中心与文化偏见色彩，影响甚至扭曲了东西方学者看待亚洲传播的方式。为此，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汪琪教授推动“华人传播研究”计划，更于2008年12月13-14日召开“传播研究去西方化：下一步是什么”国际学术研讨会，一方面探讨传播研究的西方中心主义，另一方面试图描绘亚洲传播研究的未来发展走向[36]，也在推动着华人传播学者“蝉蜕”：蜕皮上树，和“化蝶”：化蛹为蝶的努力和潜流。
第二、泥土。30多年的成果积累，除了施拉姆所说很多“鸡零狗碎”之外，还多有“泥土”需要吐出来。有学者概括30年来中国的传播研究“在基本概念、范畴的深入研究，尤其是新闻学与传播学基础理论框架的建构上下力量不够”，“学术水平上乘的标志性成果不多”[37]。具体的一些研究方向，比如媒介文化研究，“就总体而言，我国的媒介文化研究置身于学术后殖民的尴尬状态之中，学术研究的原创性严重不足，即使就某些具体的媒介文化现象进行观察与思考，也往往只停留在对其表面现象的描述上，或是按照西方的理论话语进行一番按图索骥式的解释，缺乏对其特殊性又兼有一般性与普遍性的中国媒介文化现象与特点进行具有历史阐释力的概括与说明……在某类学术重地的中心以及其热闹景象的背后潜藏着更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域”[38]。更让人感到尴尬和汗颜的是这样的追问：“我们可以问问自己，经过三十年的耕耘，我们这个领域为人类知识体系提供了什么有启蒙意义的东西？我们系统研究了哪些社会现实问题？我们是否有一些研究论著或论文，可供充实本科和研究生的专业课程？”[39]
第三，翅膀。研究方法是中国传播研究腾飞的翅膀。中国很多学者的研究有很多洞见，但囿于研究方法，无法和国际学界对话，和学理学统接轨，其重要性和学术价值就大打了折扣。20世纪90年代后期，学术研究规范的问题被提上日程。“中国传播学研究在三十年的发展中，描述多过阐释，论断多过概念，在应用性方面的成就高过理论性”[40]；“如何增强研究成果的学理性内涵，……如何增强研究的系统性和成果的规范性，仍然是需要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而争取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41]一项基于四家期刊（《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现代传播》、《国际新闻界》）从1995年到2007年所发表文章研究方法的考察发现，“从研究方法结构上看，大量中国论文以定性研究方法为主，尤其是思辨论证法，定量研究方法很少”，即使有量化研究，“层次比较低”，对传播学研究“新方法、新技术应用不够重视”[42]。也有人将研究规范的问题上升到整个新闻传播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地位层面上，认为，“新闻学术研究科学规范的缺失，严重阻碍着新闻科学权威性的重塑、维护和张扬”[43]。
30年前，以施拉姆等为代表的西方学者，直接间接地进入中国，建立、奠定了中国传播研究的西方学术基础；按道理来说，这样的一个新兴领域从一开始就是学习美国等西方国家逐步建立起来的，但为什么30年过去了，连最基本的学术规范都要被学者提出来诟病，遑论学术知识的生产贡献了。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我们传播研究学界目前非常尴尬的处境：一方面大量专著或论文涌现，但多在喃喃自语，既没有系统描述现象，也没有系统分析现实问题，只是造就了很多博士学位、教授头衔和‘专家’的光环；另一方面沉浸于为业界答疑解难，以为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就是为经济建设和国家发展服务。沿这两条路子生产的‘学术成果’所共同缺失的是从两个方面衡量的学术贡献，一是对社会，包括业界人士和政策制定者，有开拓思路、增强人文和公共利益关怀的思想启蒙，二是为科学和人文知识增添储备，并因此而充实传播研究的专业课程。”[44]有学者将中国传播研究的处境概括为“三个困境一个滞后”：传播学教育、运用、方法的困境，传播学研究滞后于传播技术的发展和传播媒介的更新[45]。
早在1987年，祝建华发表“传播学定量研究方法的科学来源”[46]，可能是中国传播学界最早的以“科学方法论”为论证对象的文章。明确提出，传统的研究方法——哲学思辨、历史求证、法规研判——已不能适应科学研究深入发展的客观需要，需要借鉴“科学方法论”。文章指出了科学方法论的要义：科学研究的关键不在于结论是什么，而在于得出结论的过程是否合乎科学原理。其中深意可谓发人深省。
第四、领域。“吐尽泥土爬上树，翅膀经风自由飞”，这似乎是中国传播研究发展过程的一个真实的写照。但是，蝉飞的空域有多大，决定了它能飞多远。所以，传播研究学科领域的界定和空域的拓展，是当前国内传播学者都面临的重大理论现实问题。现在的传播学已经进入了一个找寻方向的阶段。即使在肇始者西方传播学界，也在不断地模糊学科的边界，并不断地和社会学科合流。“西方人他对自己这个学科，也越来越不自信，要么越来越偏窄，要么越来越肤浅，要么就干脆抛弃这些，重新回归社会理论，社会科学的主流。这也是西方正在发生的。”[47]传播研究领域在国际范围面临分崩离析危险[48]。究竟施拉姆所提出的传播学将成为所有学科的基础学科，还是消失并合流到社会学里面去？至少在中国，一个相对独立的王国已经俨然成型：尤其是从1997年上升为一级学科以后，博士点、硕士点的学科层级，专属的协会和学会，从上往下的资源流动模式，从一开始就具有的独立意识（本土化）。不管西方怎么看，中国是将传播学作为一个学科来做的，这似乎已经既成事实。我们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自主创造”已经无所谓有，无所谓无了，因为正如地上的路，地上原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中国道路？
事实远非如此，也不应该如此，而且，果真如此，未来不堪设想。对当前传播领域现状和方向的判断勾勒对中国传播研究的发展作用非同小可，它直接反映着研究者的理论素养的同时，也将决定第三次浪潮拍岸以后中国传播研究的走向。有学者认为，“我们这个学科确实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发育不良的。现在来看有没有一些核心的理论和概念能为这个领域奠基或起到整合这个领域的作用的？”有很多人试图想做这件事情，在国际范围内，“比如艾利休·凯茨（Elihu Katz），就是拉扎斯菲尔德的学生，还有约翰·彼得斯（John Peters），是在美国传播学界非常有影响而且很有原创思想的学者，他们都很想做这件事情。1998年国际传播学会在耶路撒冷开会时，他们组织几个专场讨论，从历史文献中确认一些具有奠基意义的文本，拿出来解读，为什么它是奠基文本？它当中提出了一些对整个传播学发展有什么深远的规划和影响意义的概念？大家对此有不同意见。他们把这个讨论编成了一本书《传播学内的奠基文本》[49]。首先是哪些文本是奠基文本？其次是我们如何来解读这样的奠基文本？第三，这些奠基文本在整个传播学理论的研究中究竟起到了多大的作用？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比较一致的答案。我们这个领域到目前仍然是奠基理论缺失的研究领域。……现在美国也有一些学者对此开始有所反思，对于这一类问题的思考，从83年开始在美国传播学界《传播学季刊》每十年要做一次综述、回顾和反思，现在已经做了三期了。每一期似乎都只能得出这么一个简单的结论，在传播研究这个大的范畴里，我们有众多的研究领地，但是如果我们试图把传播研究建构成一个独立的学科，我们距离这个目标还非常远，因为整个领域是四分五裂的、是缺乏中心的、是缺乏整合的”。
潘忠党认为，“我们一方面保持研究领域全方位的开放，另一方面又不把不同研究点变成孤立的岛屿，而是说相互之间发生对话。这是我对以美国为主的西方传播学研究的看法”。正是基于这样的看法，第三次浪潮的“域外军团”已经开始了他们有针对性的“行动”。
在如何发展下个阶段的中国传播学研究方面，2008年，以香港学者为代表，中国传播学的研究体现出一种呼唤灵感和想象力，进行概念创造的思路。2008年12月6-7日，“华人传播想象”学术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来自大陆、香港、台湾以及新加坡的20多位学者，就“华人传播想象”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与会者以各种研究方式分析了华人传播学的发展与脉络。“想象”成了一个关键词，体现了大陆和海外华裔传播学者的共同诉求。香港中文大学“传播学的想象”会议，最终成果汇集成册以《华人传播想象》于2012年出版[50]；“展开我们对新闻传播研究的新想象”[51]在“概念及概念阐释在未来中国传播学研究中的意义”一文中，提出“鉴于概念在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及其目前所处的比较‘失落’的境地”，在中国的传播研究中，需要“厘清现有传播学及相关学科理论概念，提炼新的理论概念”，“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发现具有理论贡献的概念，在灵感和想象力的引导下创造‘出乎意料之外，在乎情理之中’的概念”[52]。
其他的行动还有新的传播研究学术共同体的系统性规划建设。“我（潘忠党）当时跟陈韬文和其他老师建议，要推动国内传播学的发展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是要办一些工作坊，培训班这样的。把国内的年轻学者有选择地集中起来，在香港那边，利用那边的信息资源、基础设施和老师的资源来培训。第二件事情是要编辑出版一套译丛[53]，不能再停留在教科书水平，而是要翻译出版一套真正反映出西方传播学研究实际成果、值得我们借鉴的著作，这个想法我们在那套译丛的总序里描述了。第三件事情是我们得有一个期刊，这个期刊是我们必须按照严格的学术规范来选择刊登研究论文的。”“第一件事情在各地都已经展开了，像复旦大学的暑期班，像祝建华老师办的研究方法班，我觉得卓有成效。第二件事情我和黄旦老师合作，最后由黄旦老师弄出来这个译丛也开始出来了，这个出来以后其他的书也开始出来了，而且都是跳出了仅仅介绍翻译教科书的范围。所以我们现在从翻译介绍角度来讲，已经非常系统了。第三件事情，期刊还没有做起来。没做起来有一些特殊的原因，这个得国内的学者来做，因为刊号非常紧。现有的期刊不是我们能简单地‘夺权’、‘占领阵地’的方式来运作的，它们有它们的传统，有它们的机制。我觉得如果我们能把这个也做起来就会很好，但是跟它比较接近的已经有了，就是复旦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都有了一些以书代刊的论文集。我当时提出的这三个建议，整合起来就是一点，我们要建立一个学术共同体。这个学术共同体通过什么方式建立呢？有共同的学科知识基础，就是译丛；有自己的阵地，就是期刊；有一个训练、交流的渠道，就是工作坊和研讨班”。
4结语
施拉姆访华事件，已经毋庸置疑地进入中国传播研究的集体记忆。现在除了需要记取上文所说的前两次浪潮给中国传播研究的遗产，还要擦亮眼睛/镜研究当下传播“域外军团”对中国大陆“惊涛拍岸”的贡献。从施拉姆访华来看，推动传播研究近30年的繁荣。无论传播研究的未来朝向是否沿着施拉姆所说的方向发展，至少在中国，30多年的传播理论引进和研究、实践，基本上是围绕施拉姆学派的基本方向：传播与国家、社会发展主题展开，没有或者较少涉足传播与人的发展这样的人文命题，这使得传播学作为一个学科缺乏灵魂所在。从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来看，当时“中国刚改革开放，有个大的，人文大需求。这种需求实际上就是释放人的感性的对象化的力量。” “那个时候是中国应该说是第一次思想大解放的一个高潮，在学术这个层面上，有很多新思潮”。[54] 30年过去了，我们从思维上似乎又从终点回到那个曾经饱含人文思想解放的起点，真是让人惊叹。好在第三次浪潮已经拍岸、登陆，如学者所说，“我希望我们能够一起来提高，建设一个学术领域，提高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思想深度，不是一个人的事，不是几个人的事，也不是一代人的事，是我们大家作为一个共同体多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的。”[55]需要“真正意识到传播研究的根本意义不是对人类传播现象的反映和概括，而是对人类传播实践的设计和开拓”，“把自己当作‘创造者’”，从而“表现应有的智慧”，才能“拥有自己的未来”[56]。
从30年遗产角度来看，三十年的传播研究，对中国传播学者来说，最大的收获不仅仅是在于了解认识了一个领域，学习懂得了一些理论，最大的收获在于，通过这些理论的学习、这样领域的研习培养了一批能够从理论的视角思考中国问题的队伍，以及，对于理论所具有的，所应当具有的相当的品味——传播理论研究素养。比如，对于科学研究要义的解析和普及，让新一代的以及更多的人开始在“相当的品味（或品级）”基础上踏上理论建构的路。虽然幼稚，但却是真正的开始，也是方向。
从第三次浪潮“域外军团”来看。在拍岸惊涛的冲击下，中国的传播研究需要经历一番蝉蜕和化蝶的过程。美国理论“皮”根植于中国传播研究的源头，曾经与中国现实和传播学的“肉”生长在一起。如今，当年的蝉吐尽泥土爬上树以后，只有蜕掉原皮，翅膀经历风雨才能自由飞翔。蝉蜕的过程是艰难的也似乎是必须的，路径有两个，一个是思维路经的自由与独立，一个是研究真问题：“缺乏思维路径的自主与独立，我们就很难抓住并研究真问题；不研究真问题，我们很难获得思维路径的自主与独立。这两方面的缺失，是我们与国际传播学界最根本的差距（并不是说“国际”传播学界具备了完全意义上的思维和话语路径的自主，但比我们强！）。”[57]
让我们再前瞻一下中国传播研究的未来。首先，政策层面上已经显示，中国的传播研究可能面临收获最大的关注群体，那就是政府，中国传播研究即将有机会走向前台。2011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决定》的词频统计显示，接近四分之一的相关词语，都在谈新闻、媒体、传播以及具体的媒介形式的发展。对次级概念，即更具体的相关词进行统计，显示《决定》中涉及到传播研究中的主要关键词包括：真实准确传播[58]、网络传播、新兴媒体传播制高点[59]、传播渠道[60]、传播秩序（传播有害）[61]、传播体系（2次）[62]、传播能力[63]、文化传播[64]、国际传播[65]、传播者[66]等。六中全会《决定》几乎可以理解为一个未来五年传媒业发展的规划，或者说是基于传媒产业强大、国际传播能力提升基础上的文化强国建设蓝图[67]。这样的一幅图景让了解和熟悉美国新闻和传播研究史的人感觉似曾相识——“二战”期间美国军方对大众传媒和受众研究的经费支持引导了所谓四大奠基人研究朝向传播研究乃至创设了传播研究领域，“二战”后美国总统竞选需要推动下的受众研究和传播效果研究导向推动着传播实证和量化研究成为美国传播研究的主流，进入高校以及蓬勃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如此，从学科发展的深层来看，其实中国传播研究正在经历着一个学科走上历史前台的重大转折时期。中国政府自2000年提出文化走出去战略、2004年提出中国传媒走出去战略，以及至今贯穿的对国家形象、软实力传播、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传播体系建设、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等的提法以及不同类型和层次课题经费的投入，甚至“政治传播”成为国家社科规划重大课题[68]，已经在发挥着一种引领和重组中国传播研究群体的作用。
其次，“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来自官方越来越强大的经济力量导向已经强烈地反映在2011年中国传播学界话题分布上，积极地体现出从国家层面对传播研究群体的学术、战略和对策资政期待，一如当年美国传播学的崛起和进入大学领域与繁盛，中国传播学研究也似乎迎来了类似美国当年同行的“春天”[69]，进入了一个政府、市场、学术三强博弈的“高蹈”阶段；但是，由此带来新闻传播领域学科地图的重组、学院研究重点的重设、学者研究方向的更改，将有更多的学术新人在这新一轮的传播研究大潮中涌现，也将有更多的人在“高蹈”中“踏空”。施拉姆时代中国传播研究者提出的16字方针，从引进思想上是客观的，符合学术规律的。而且这样的批判性吸收的气氛是系统性的、社会性的，也才保有了后来提出“本土化”思想的人群的批判学术精神。但问题是，第三次浪潮冲击下，现在的青年群体，包括那些在西方接受了系统的传播学教育的青年学者，已经成为西方学者和港台学者的“粉丝”，全方位的拥趸者和实践者。即使尚未如此，当前的气氛也体现出一股浓厚的朝向这样方向的潜质。问题出来了，这样的一种潜质是福，是祸？这样的青年群体，物理上是中国传播学的未来接班人，但该如何认识西方的学术传统，认识中国传播学30年来积累的一些经验和检讨教训，找到一个实践和学术理论的未来平衡点？ 中国的传媒业被称为最后的阳光产业，也曾经被想象为西方传媒业的探险乐园。中国的传播研究目前也面临着这样的局面，成为冒险家的乐园——生态好的前提下，赶紧抢一块地播种、广种薄收、嫁接、精耕细作都可以，但是，还总是会有可能在你还没有来得及收获的时候被平整土壤，也有浅薄的种籽要么被鸟吃了，要么风干，未来十年中国传播学者如何播种，不可不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所谓登高方能望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极限，在不同的高度风景各异，但登高方能望远，“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其中蕴涵的格局自是了然。
最终，传播学的研究，绝知此事要躬行。怎么行呢？以下这段饱含太极精神的话似乎更适合作为方向的导引而非道路：“以历史为经，以世界为纬。做中国研究，要放眼全世界；主体性还是中国，眼光包含全世界……见树又见林。要看到局部，又要看到全部，才能够曲尽其致。规律和意义在某个地方是可以结合的。见其大，又能见其小。主题要言不烦，提纲挈领，层次分明，因果严谨；但每个主题转折多致，柳暗花明，意义丰富……”[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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