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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白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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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开卷有益——重新认识秦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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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1-3-9 22:12:49 | 只看该作者
公元23 年岁除时更始帝已成为明显的胜利者。王莽已死,他的高级官员
(在复兴的汉朝眼中都是附逆者)已经战死、自杀或被处死。其他官员发现
侍奉新主子并不困难。他们无限制地被吸收,因为治理帝国所必需的受教育
的人才有限。更始帝掌握了国内最富饶的农业区,那里有占全国总人口40%
的居民。但他也已犯了四大错误,以致使他丢了皇位。

11 月,他派被处决的刘伯升之弟刘秀去大平原北部独立地执行一项使
命。这样就使刘秀摆脱了更始帝的直接控制,并使他能够独树一帜。第二,
更始帝未能与赤眉军和解。在随着实际上已进入南阳郡的部队靠近该地后,
赤眉军的主力实然转向北面,在公元23 年年末在洛阳之东的黄河正南岸停止
前进。他们的一些首领来到新都,不遗余力地要长期投靠复兴的汉朝。当他
们只被封为侯而在其他方面则被忽视时,就与更始帝决裂,返回各自的部队。

下一年,即公元24 年,更始帝的最后失败已成定局。②失败以向长安迁
移的这一极不明智的决定开始。虽然未央宫被焚毁和遭到劫掠,但城的其余
部分完好无损,它仍保持原来的声望。长安位于关中,这块高原易于防守几
乎一切大的攻势。但是一旦敌军攻破关隘,它就成了一个陷阱。王莽的遭遇
如此,这时又成了更始帝的下场。一些头目了解军事的危险性,所以反对迁
移。南阳的绅士们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拥护这个行动。在有着辉煌的过去
的长安,把皇帝与头目们隔开和增加绅士集团的势力就有了可能。

更始帝压倒了反对意见,犯了第三个大错误,他离开洛阳,于公元24

年3 月抵达长安。他立刻犯了他最后的第四个大错误,听任南阳的绅士们加

强他们的优势。在改组中央政府的借口下,为首的一些头目被剥夺了大部分

权力和遣离京师。他们仍指挥着帝国的军队,但皇帝已不能聆听他们的意见。

同时,南阳绅士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这些目光短浅和自私的政治花招

激怒了头目们,并且使皇帝成了只有一派掌权的受害者。他失去了一次控制

事态发展的机会,即把在它们企图完成征服中国的野心下仍然被团结起来的

两个敌对集团一起安置在朝廷之中。①

人们很快就看清,更始帝再也没有政治和军事的主动性了。在前一年刚

取得的大平原上的富饶和人烟稠密地区,正悄悄地脱离他的控制。他最多被

25%的总人口承认。他事实上被限制在渭水流域的下流,那里的农业生产不足


《汉书》卷九九下,第4189 页以下(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460 页以后);毕汉斯:《汉


代的中兴》第1 卷,第128 页以下。
关于更始帝力量衰落的情况,见《汉代的中兴》第2 卷,《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31(1959),第

49 页以下。开始建都洛阳的情况,见《后汉书》卷十一,第470 页;卷十六,第599;《后汉书》(志)

卷十,第3218 页。向长安的迁移,见《汉书》卷九九下,第4193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

第469 页)。

① 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2 卷,第51—56 页。

以维持朝廷和中央的官僚机器。刘秀则集结了一支军队,主宰着有13%的总
人口的富饶的大平原北部,并已与更始帝决裂。赤眉军正在进军。他们兵分
三路,沿不同的路线直抵关中。②

公元25 年2 月至3 月,赤眉军在高原上重新集结部队。然后他们继续缓
慢地朝京师进发,沿途打败了官军。这时他们的领袖在少数混在其中的绅士
代表的影响下,决定拥立一名自己的皇帝,以使他们合法化。在此之前他们
已在山东绑架了汉室中身为高帝后裔的三兄弟。幼弟(生于公元11 年)刘盆
子经抓阄于7 月或8 月被选登基。但实际上一切照常。赤眉军根本不能自立
政府,他们的大部分大臣目不识丁。①

长安的防御仅仅对付赤眉军大概已很困难。防住两路敌军是不可能的,
因为刘秀所派的一支军队已从另一个方向靠近。此外,头目们和南阳绅士们
之间的敌意最后爆发成为公开的战斗。前者已率他们的残部退回长安。结果
是宫内的一场白刃战,此后在长达一个月中这些头目在长安横冲直撞。冲突
以头目们出逃然后加入赤眉军而告终。②

10 月,赤眉军进入京师,更始帝骑马逃走,但在11 月或12 月被他以前
的一名官员抓获带回长安。他把御玺交给刘盆子,然后退位,并得到了王的
封号。这位前皇帝奉命在旷野牧马,在他的一些死敌——活着的以前的头目
们——的唆使下,他在那里被勒死。赤眉军留在长安,洗劫城市,恐吓人民。

通过更始帝来恢复汉王朝的行动失败了,但在长安陷落前,真正的建国
者已宣布自己为天子。此人就是刘秀,他已于公元25 年8 月5 日在黄河之北
登基。

② 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2 卷,第89 页地图9。
① 有关赤眉军此刻的活动,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2 卷,第91 页以下。立刘盆子的经过见《后汉书》
卷一上,第23 页;卷十一,第480 页;《后汉书》(志卷十,第3219 页(志);卷十三,第3268 页。
② 关于长安的战斗和破坏,以及更始帝的投降和死亡,见《后汉书》卷一上,第24 页;卷十一,第481 页
以下;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2 卷,第98 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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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1-3-9 22:13:25 | 只看该作者
后汉

东汉从公元25 年8 月5 日刘秀登基之时起,一直维持到公元220 年11
月25 日献帝让位给魏王朝的创建者时为止。在历史上,刘秀以其谥号光武帝
或其庙号世祖著称。作为一个王朝第一个成功的君主,他被认为享有天命,
因此在编写历史时对他的论述与对王莽和更始帝的截然相反。他被班固夸大
为一个形体不凡的人。的确,光武帝有杰出的军事技艺和才能以吸引有才之
士来共举他的大业。并且他对自己要求甚严。他是一个名实相副的君主,善
于识人;而且还是一个精明的政客,视情况需要既能慷慨大方,也能冷酷无
情。但他又是一个固执和迷信的人;他能对批评作出过分的反应,而且缺乏
预见他行动后果的眼光。他最大的弱点表现在外交政策方面。

内战

在一开始,光武帝不过是群雄纷争的战场上的一个皇位争夺者。先后有

11 人宣称有九五之尊的权利,这还不算独霸一方的大军阀。①光武帝是其中

最能干和最幸运的人,得力于他的敌人不愿联合起来反对他的情绪。

到公元25 年末,光武帝控制了大平原的北部,已经侵入西北,并在11
月5 日接受洛阳的投降。11 月27 日,他进洛阳城,在那里建立他的首部。②
他无疑地已从王莽和更始帝的下场中得到教训,认为在内战时期应避开长
安。另一个动机一定是,洛阳可以更方便地从大平原的关键经济区得到供应。

③在以后几年,光武帝稳步而有信心地把他的领地向四面八方扩大。
长期以来已是中国最令人生畏的军事力量的赤眉军在此期间正在走下坡
路。到公元26 年3 月初期,他们已经耗尽长安的一切供应,被迫恢复他们的
流窜生活。他们劫掠和部分地焚毁了此城,挖盗皇帝陵寝,然后往西进入人
烟稀少和地形险阻的渭水上游之北的地区。很可能赤眉军的这一行动纯粹是
出于对当地情况的无知。被艰苦的环境削弱后,他们被军阀隗嚣所败,然后
又大

批死于早寒和暴风雪。他们折回并在10 月再次占领了已受打击的长安。他们
于公元27 年1 月离城,试图再夺取大平原。当赤眉军越关而过时,他们发现
光武帝的占优势的军队严阵以待,于是在两天后,即在3 月15 日俯首投降。


等待光武帝的是漫长和令人厌倦的战争的几年。他刚征服不久的北部平
原成了新起义的场所,这些起义直到公元29 年才被镇压下去。南部平原和山
东半岛经过了从公元26 至30 年的历次征战才臣服。对皇帝的故乡南阳郡的
争夺甚为激烈,汉水下游在公元29 年才平定下来。长江之南各地的官员称光

① 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1 卷,第163 页。
② 《后汉书》卷一上,第25 页。

关于大平原关键经济区的概念,见冀朝鼎:《从治水公共工程的发展看中国历史上的关键经济区》(伦
敦,1936)。

① 《后汉书》卷一上,第28—32 页;卷十一,第483 页以下;卷十三,第522 页。关于隗嚣,见《后汉书》
卷十三,第513 页以下;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2 卷,第115 页。

武帝为天子,以此来承认这些胜利。②隗嚣在那里顽强地领导分裂主义运动的
甘肃东部抵抗的时间甚至更长。为了对付隗嚣,光武帝在公元29 年亲自与盘
据在河西走廊的另一个军阀窦融结盟。③战斗持续到公元34 年,这时西北才
终于被平定下来。

光武帝的最危险的潜在对手是出身于西北望族的公孙述。④他曾在王莽手
下任四川一个郡的郡守,在公元24 年自称蜀王。公元25 年5 月或6 月,他
也登极称帝。他所辖的领地从北面的秦岭山脉到南面的长江,从西面与西藏
交界的地带到东面长江三峡以下。外界几乎无法进入,首府是位于一个富饶
地区的成都。这块领土在历史上一直以其分裂主义情绪闻名。但公孙述只控
制了7%的总人口,这也许是他在内战中袖手旁观到时机已逝的一个原因。正
如他的一个顾问所建议的那样,当光武帝陷于其他战线不能自拔时,他本应
发起进攻。他失去了这个机会。就光武帝而言,他小心翼翼地避免与他的对
手为敌,并且在通信中甚至对公孙述以帝相称。①只是在公元34 年光武帝已
征服了中国的其余部分时,他才准备同他最后一个对手较量。

公孙述的军队在三峡下游架一座横贯长江并有军事塔楼的浮桥,浮桥与

长江两岸的要塞相连。公元35 年4 月或5 月,汉的水师发起进攻,并借东风

之助逆流而上驶向浮桥。浮桥被火炬点燃,迅速着火倒坍。②汉军这时可以通

过水陆两路侵入公孙述的领地。由于巨大的地形障碍,远征必然是艰难和缓

慢的。汉军直到公元36 年12 月才抵达成都,当时他们只有一个星期的给养。

当公孙述在12 月24 日出击时,指挥将领几乎要放弃战斗和准备撤退。公孙

述在交战时受伤,当晚死去。成都在次日投降,③这就使光武帝成了全中国的

主宰。

这场内战是用刀、枪、弓弩和宣传进行的。当时流行的一般心理学手法
被用来争取民众的支持,这些手法有预言、图谶、五德始终论和押韶的讽刺
文。公孙述曾大胆地承认王莽就是以土德当运的一个合法的皇帝。他自己则
依次应在五行中的金德当运下进行统治,这意味着他应该用白色。④金与罗盘
中的西方有关,而公孙述的帝国正位于中国西部。这种合乎他心意的五行始
终论排列否认光武帝称帝的权利,并给他贴上了骗子的标签。担心这种宣传
的光武帝别无其他选择,只能宣称火德未被代替;它只是暂时衰落,随即会
重新取得力量。因此,五行中的下一行尚未来临,所以王莽和公孙述是篡位
者。

此外,光武帝和公孙述互相以预言攻击对方,都设法证明他们身受天命。
甚至发生了同一预言为对立的双方所用的情况。公孙述断言他梦见一人对他

② 《后汉书》卷一上,第41 页。这些征战经过的详细情况,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2 卷,第121—156
页。
③ 《后汉书》卷一下,第48—56 页;卷十三,第524 页以下;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2 卷,第159—180
页。窦融的情况见毕汉斯前引著作第2 卷,第60—61 页。
④ 关于公孙述,见《后汉书》卷十三,第553 页以下;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2 卷,第181—198 页。
① 《后汉书》卷十三,第538 页。
② 《后汉书》卷一下,第57 页;卷十三,第542 页;卷十七,第661 页;卷十八,第693 页。
③ 《后汉书》卷一下,第59 页;卷十三,第543 页;卷十八,第693—694 页;毕汉斯:《近代的中兴》
第2 卷,第197 页。
④ 《后汉书》卷十三,第535、538 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2 卷,第233 页以下。

说:“八厶子系,十二为期”。十二之数指的是前汉12 个君主(包括吕后),
因此根据这个启示,汉朝的气数已尽,而公孙述注定要代替汉朝。后来,光
武帝的宣传家们重新解释了这个预言。他们注意到公孙述在他统治的第12
年遭到攻击,于是转用这个预言反对他:“八厶子系,十二(年)为期。”①

强烈的地方主义是整个这场内战的典型特征;光武帝的胜利在某种意义

上说是他家乡南阳郡的胜利。通过他,来自南阳的人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期

中取得并保持显赫的地位。这个动乱年代中的另一个特征是缺乏革命目标,

没有证据能说明,斗争的任何一方被革命的目标所推动,或者任何领袖设法

推翻由帝皇统治的公认的制度。当赤眉军在中国流窜以及头目们与南阳绅士

在更始帝治下对抗时,所反映的并不是一场阶级斗争。不论他们的背景如何,

他们都接受现存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他们只是为争夺这个秩序中的统治权而

进行斗争。

新皇室

随着汉朝的中兴,光武帝面临着如何处理前汉皇室各封地幸存的后裔的
问题。封地已被王莽取消,各侯已被贬为平民。公元27 年1 月26 日,皇帝
决定寻找将重立为侯为后裔。②但寻找可能不太彻底,因为在公元37 年,皇
室的侯只有137 人。此数比公元5 年皇室的侯的总人数约少100 人。考虑到
光武帝还新封自己的亲族为侯这一事实,可以说大部分旧的侯没有被恢复。

在对诸王国的问题上,光武帝不愿完全恢复旧秩序的情绪表现得甚至更

加清楚。在前汉,历代皇帝的儿子除太子外,已被封为指定地区的王。公元

5 年,已有23 个这样的王国存在。①出于政治的原因,光武帝最初恢复了许

多旧王国,并为自己的亲族另设七个新王国。公元34 和35 年,三个国在它

们的王死后废除。公元36 年随着内战的结束,光武帝可以不用前皇室的支持

进行统治了。公元37 年4 月1 日,他废除了所有的国,并把它们的王降为侯,

只有三个例外。②这三个国的王是其叔刘良,和已故刘伯升的两个儿子,即他

的侄子刘章和刘兴。过了一天,这三人又被降为公。公元39 年5 月13 日,

除太子外,光武帝又赐给他所有儿子以公的领地。③同年,他的三个大女儿被

封为公主,也许是一次封的。两个小女儿分别在公元41 年和45 年被封为公

主。光武帝的姐妹早在公元26 年被封为长公主。公元41 年12 月1 日,光武

帝升诸子为王,公元43 年6 月21 日还把他的侄子和已故的叔叔的公的领地

升格为国。

通过这些措施,光武帝已恢复了汉皇室支持其成员的传统制度。随着时

① 《后汉书》卷十三,第535 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2 卷,第245 页以下。

《后汉书》卷一上,第31 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 卷,《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39:5(1967),
第44 页以下。

① 关于立国的情况及各国以后的历史,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 卷,第22 页以下;本书第2 章《地
方组织》及《文、景两帝治下诸王国的减少》。
② 《后汉书》卷一下,第61 页。
③ 《后汉书》卷一下,第66 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 卷,第26 页以下。前汉对汉皇室成员不用
公的称号。公元9 年,王莽废诸侯王之称而以公代替(《汉书》卷九九中,第4105 页〔德效骞:《〈汉书〉
译注》第3 卷,第274 页〕)。

间的推移,这些国集中在大平原和山东半岛上。不能断定它们的数字,因为
国的多少取决于皇室的出生率,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们的面积略有扩大。在
公元2 年和140 年,国的数字相同,都是20 个国。但在公元2 年,皇室成员
的封地包括135.3 万户,而到140 年,已增加约50 万户,达189.2 万户。

从集中皇权和控制的观点看,恢复封国是一个退步。虽然在公元前154

至前145 年期间,诸王已被剥夺了一切地区权力,并且政府坚决地要他们居

住在京师外的封地内,但他们可能成为皇帝的现实的和想象中的威胁。机会

主义者、不满分子和骗子麇集在诸王的朝廷。有的王头脑简单或精神不正常,

而历代皇帝易于对有关巫术的报告惊慌失措。①光武帝的三个儿子被控谋反,

其中二人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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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1-3-9 22:14:16 | 只看该作者
第一个事件涉及光武帝的继承人明帝(公元57—75 年在位)的亲弟兄刘
荆,他被一些相士和占星术士所包围。公元57 年光武帝死时,他试图煽动一
个异母弟兄谋反。此事泄露并被新帝所掩盖,但当刘荆并不改过自新时,他
被调到一个较小的封地。在60 年代初期,他想自已当皇帝,并问相士他应否
起事。此事再次被掩盖。在公元67 年,刘荆使用术士行使巫术和祝诅之事败
露。一些高级官员提出应处死刘荆,但明帝愤怒地拒绝这个建议。最后,明
帝采纳了意见,把他的弟兄处以死罪,据此刘荆自尽。他显然已经精神错乱
了。②

另一个更重要的事件与楚(南部平原的一个小国)王、即明帝的异母弟
兄刘英有关。他在公元65 年提倡佛教的活动是中国奉行佛教的第一个有文献
记载的事例。③刘英还对道教和炼丹术感兴趣,让一批道士围着他转。他的目
标显然不是皇位,而是长生不老。公元70 年,他的这些活动被揭发,一些高
级官员建议,他犯有叛逆罪,应该处死。明帝不准,但把他的异母弟兄降级
和流放到长江下游之南的某地。公元71 年当他抵达那里时,他自尽身亡。数
千名他的假定的追随者被捕,在酷刑下互相揭发。审讯和处决一直继续到公
元77 年6 月2 日明帝之子兼继承者制止时为止。几乎可以肯定,除了一个多
疑的君主心中想象的以外,再也不存在严重的密谋活动了。①

第三个事件涉及明帝的另一个异母弟兄刘延,他在公元73 年为了谋反的
目的而使用巫术。许多人被杀,但刘延只被调到一个较小的国。公元76 年他
受到类似的指控,这一次他被贬为侯。公元87 年他再次被封为王,两年后病
死。刘延与其说有罪,不如说他轻信;他对图谶祠祭秘术的兴趣已被夸大为
对皇帝的一种危险。②

象所有的成年的和青春期的皇帝那样,光武帝也有一个后宫,它通常被

称作掖庭。他简化了掖庭的管理,除皇后外,把宫女从14 个等级减为三个等

级,即贵人、美人和宫人采女。③每一等级累进地包括更多的宫女。有些其他

① 此即巫蛊。关于公元前91 年巫蛊影响王朝史的古代例子,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2 卷;
本书第2 章《王朝的混乱》。
② 刘荆的情况参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 卷,第31 页以下。
③ 《后汉书》卷四二,第1428—1430 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 卷,第33 页以下;E.泽克:《佛
教征服中国史》(莱顿,1959),第26 页以下;本书第16 章《汉王朝楚国内的佛教》。
① 《后汉书》卷二,第117 页;卷三,第135 页。
② 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 卷,第35 页。
③ 关于14 等的基本编制,见《汉书》九七上,第3935 页;《后汉书》卷十上,第399—400 页注6。最低

的前汉的等级在后来的几代皇帝时期重新出现。到公元2 世纪中叶,后宫的
宫女达6000 人,两倍于前汉鼎盛期的人数。

每年阴历八月为后宫选宫女,年13 至20 岁的清白家庭的处女要经过太
中大夫、一名后宫的宦官助手和一名相士的检查,看她们的丽容、肤色、头
发、仪表、风度和是否体面,在这个过程中,她们按照显然有九个级别的标
准分等。①符合标准的被带进后宫,在那里她们要进一步经受考验,才能最后
决定是中选还是落选。贵人之一总是被立为皇后,但这是一件大事,单凭出
身于清白家庭是不够的。几乎所有的后汉皇后都属于社会的最高层;她们行
使相当大的权力,她们的立和废都有政治的动机。皇帝个人的钟爱与此事无
关,这也可以从后汉11 个皇后中有8 个没有生育子女这个事实中看出。

表9 概括了后汉诸帝的家谱。这类内容贫乏的略图是看不清这个王朝十
分典型的权力斗争、成功、失败和个人悲剧的。这些内容将在以后讨论;这
里只进一步讨论一种意见。

有的作者主张,帝王的家系必然会退化。开国皇帝具有非凡的能力和精
力,他的冲劲只能继续少数几代。以后的君主在奢侈和充满阴谋的宫廷中长
大,迷恋酒色,很可能是低能儿。这个观点经不住仔细的检验,是从中国历
史编纂学的一种曲解中产生的。接受天命的王朝创建者被古代历史学家描绘
成具有非凡能力、头和肩不同于同时代常人的人。那些无资格接受天命的人
被描绘成放荡的人。典型的是,在王莽统治快垮台时,他被说成是“于后宫..
纵淫乐焉”;更始帝被设想日夜在后宫与宫女饮酒,常常醉得不能上朝。②
当然,皇位的继承的确被人利用和滥用,但这是出于权力斗争,而不是帝王
家系的道德沦丧和体质下降所致。

使人感到统治者们日益堕落的因素倒不如说是历史编纂学的

表9 后汉诸帝的家系

的一等包括6 类宫女。王莽时代的做法,见《汉书》卷九九下,第4180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3 卷,第438 页)。(经查《后汉书》卷十上,第400 页,原文为:“及光武中兴,■彫为朴,六宫称号,
唯皇后、贵人..又置美人、宫人、采女三等..”——译者)

① 《后汉书》卷十上,第400 页。年龄按中国的算法,即生下就算一岁,以后每过阴历新年就长一岁。

关于帝皇家系退化的观点,见赖肖尔、费正清合著:《东亚:伟大的传统》(伦敦,1958),第115—
116 页;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坎布里奇,1971),第90 页。关于对放纵行为的批评,例如见《汉书》
卷九九下,第4180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8 卷,第739—440 页)。


一种企图,即为天命的降临和消逝提供根据。没有肯定的证据可以证明,
在宫廷内长大的皇帝易成为低能儿。前汉的武帝(公元前141—前87 年在位)
是前汉精力最充沛的统治者,几个后汉的皇帝尽管有这种假定的不利条件,


也证明他们是有能力的。宣帝(公元前74—前48 年在位)作为一个平民被
扶养成人,当然是一位优秀的统治者。①但安帝(公元106—125 年)的性格
也在宫外形成,却是两汉最坏的一个君主。因此,缺乏用来证明皇帝的道德
素质日益下降的证据。

京都

后汉王朝的创建者于公元25 年11 月27 日选洛阳为他的首都。②洛阳面
积为10.1 平方公里(3.9 平方英里),大致呈矩形。当时是世界上第三个最
大的有城墙的城市,仅次于长安和罗马。城墙用夯实的土建成,今日遗址的
城墙仍高达10 米。城市取南北走向的轴线,街道大致呈格子状,每个坊都有
围墙。两座有围墙的宫苑在城内遥遥相对,它们为北宫和南宫,每座面积约
125 英亩。它们被高于地面和有遮掩的通道连接起来。城内有各部和官署、
一个军械库、几个神坛、两个御苑、一个谷仓,大概还有一个市场以及贵族
和官员的宅第。在有12 个城门的城墙之外是护城河。一条河渠从东面与护城
河接通,以便向京师运送供应。南护城河上的唧筒和戽水车向洛阳供水。

护城河外有向外扩展的城郊,它们划分成一般的坊。大洛阳

的面积大致为24.5 平方公里,人口可能不少于50 万。这使它成为当时人口
最多的城市。城的南郊内座落着一批重要的建筑物,其中包括灵台(帝国的
天文台)、明堂(象天法地的庙宇)和太学(后来它的学生超过3000 人)。

①城郊还有两个市场、另一个平抑价格的粮仓和一个专为安放两座著名的铜人
的场所。
在开阔地带的农田中,有南郊和北郊神坛、五个神坛、小祭坛、御苑、
葬礼用品作坊、两个大狩猎禁区、富豪的府第和皇陵。
洛阳比前汉时代的长安紧凑朴素,它与一切中国城市一样,也用易损坏
的材料建成。②当它屹立于世时,它一定是一座宏伟的城市。公元189 年在屠
杀宦官以后,它的末日很快来临。军阀董卓的军队劫掠洛阳达数星期之久,
最后在公元190 年5 月1 日把它彻底摧毁。城的毁灭是如此之彻底,以致魏
王朝不得不在仍存在的城墙内从头开始重建。③

边境和邻邦


关于对武帝的不同评价,见本书第2 章《时新派政策的充分发挥》。关于宣帝的抚育和他在霍光死后(公

元前68 年)开始注意国家事务的情况,见《汉书》卷六八,第2951 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

突》,第131 页。

② 《后汉书》卷一上,第25 页。关于洛阳的全部规模,见毕汉斯:《东汉的洛阳》,载《远东古文物博物
馆通报》,48(1976),第1—42 页;又见王仲殊:《汉代文明》,张光直等译(纽黑文和伦敦,1982),
第2 章。

这是桓帝朝(公元146—168 年)的数字;《后汉书》卷六七,第2186 页;卷七九上,第2547 页。
关于长安,见霍塔林:《汉长安的城墙》,载《通报》,64:1—3(1978),第1—46 页;王仲殊:《汉


代文明》第1 章;本书第2 章《惠帝统治时期和长安的加固》。

③ 《后汉书》卷九,第370 页;卷七二,第2325 页;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81 页以下。

后汉的边境是传统的边境(见地图12 和16)。在北方,帝国由长城守
卫着。在西方,它逐渐隐没在荒凉的西藏和缅甸边境。在南面,它沿海岸线
抵达今之越南。在朝鲜,它拥有往南大致远达今汉城地区的与中国相对的低
地。但帝国的所有部分并不都在同样牢固的控制之下;在有些领土上,中国
的权力是松散的,或者甚至是有名无实的。福建完全处于边境之外。一条山
脉的屏障把它与中国的内地隔开,公元2 世纪末起通过一次中国农民逐步的
和相对平静的迁移,它后来才被吸收。福建只存在一个中国城镇,它位于闽
江口附近,用作沿海航行的一个港口。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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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以往,中国最难对付的邻邦是中亚的匈奴。他们在内战期间积极地
进行干预,支持皇位的觊觎者之一,并且频繁地袭掠北方的中国乡村。②光武
帝的军事姿态完全是防御性的,虽然随着公元36 年内战的结束,他强大得足
以采取攻势。那一年他建筑了新的防御工事,以封住进入山西的传统入侵路
线。从公元38 年起,贯穿山西中部的第二条防线在兴建,另外建造的第三条
防线掩护着大平原,以防通过山西的攻击,第四条和第五条则用来保护陕西
北部和渭河流域的下游。所有的城墙都配备了瞭望塔和发信号的一般设施。③
这并没有阻止匈奴随心所欲地继续突袭,突破或绕过防御工事,然后驰骋于
西北的大部分地区。中国的农民逃离边境区,中国政府支持,甚至帮助这种
迁移,这可以从公元33、34、39 和44 年的诏令中看出。结果,匈奴干脆留
在中国传统的边境内生活。④

在这个阶段,匈奴内部的不和给中国政府提供一个意料不到的争取外交

和军事主动性的机会。公元18 年登上单于王位和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死敌的

保守的单于死于公元46 年。有一半汉人血统的伊屠智牙师死后,他这一代已

无人在世。这时,单于的宝座应由下一代最年长的后裔比继承。但是,已故

的单于已改变了继承的程序,把单于之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当新单于在公

元46 年几乎立即死去时,单于之位又被他的幼弟蒲奴(公元46—83 年在位)

继承,比再次看到自己被人冷落。⑤

比在一开始可能并不属于亲华的主和派,这一派力量虽被削弱,但仍存

在。倒不如说,他与保守的单于争夺王朝的斗争的结果,使主和派给了他支

持。在比、蒲奴和各自的支持者之间出现了紧张的关系,这种关系又因一场

灾难性的干旱而加剧。光武帝终于打算发起一次进攻。在这种形势下,蒲奴

作出了愿意和平的表示。如果这种行动成功,比在政治上就要被削弱。因此,

他就秘密地派他的一名中国幕僚去见汉帝,提出了等于是投降的条件。这一

切都发生在公元46 年。公元47 年,比进一步发展与中国的往来,同时动员

其部队反对单于。公元49 年1 月25 日,他采用他祖父的名号,自称为呼韩

邪单于二世。中国人从此把北单于统治下的北匈奴与南单于统治下的南匈奴

区别开来。战争立刻在这两个联盟之间爆发,其中南匈奴较弱。①

① 见毕汉斯:《唐末前中国在福建的移民活动》,载《高本汉纪念文集》,瑟伦·埃盖罗德和埃尔塞·格
拉赫恩合编(哥本哈根,1959),第98—112 页。
② 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 卷,第102 页以下。
③ 《后汉书》卷一下,第60 页;卷二二,第779 页:卷八九,第2910 页。
④ 《后汉书》卷一下,第55、57、64、73 页。
① 《后汉书》卷一下,第76 页;卷十九,第715 页;卷八九,第2942—2943 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
第3 卷,第119 页。

公元50 年春,两名中国使者会见南单于,在一次公开仪式上,命他拜倒
在地。单于经过了一阵犹豫后,默然同意。于是他被赐以纯金的王印和各种
珍贵的礼品。同年末,他获准在位于东北鄂尔多斯区的美稷县设他的府第。
于是南单于把山西北部、鄂尔多斯全区和毗邻的甘肃部分地区分给他统治下
的八个部。这些部在它们的世袭领袖统治下继续过游牧生活,带着牲畜在中
国西北流浪。由于匈奴在不久前已居住在这块领地上,所以汉帝不过给了他
们已经得到的东西。试图让离乡背井的中国农民重返其西北故土的种种活动
证明是令人沮丧的失败。实际上,光武帝已经同意让一个半独立的外国在中
国境内存在。

史料中对南单于和汉帝之间的谈判的描述,用的是描述第一个呼韩邪单
于的和平建议那种老一套词汇。但是情况不同了。第一个呼韩邪单于在平等
的条件下缔结条约(公元前51 年),并且返回戈壁北部的牧地。第二个呼韩
邪单于——南单于——地位更加虚弱。大部分匈奴已经集结在他对手的周
围,后者为形势所迫,也愿意与中国媾和。为了抢在促使他末日来临的这种
结盟之前行动,南单于不得不卑躬屈膝地寻求中国的支持和做出象征屈服的
姿态。这个行动不是真正的屈服,而是为它的目的服务的。①

在此时刻,光武帝犯了他在位时期最大的错误,这个错误也属于中国历
史中最坏的一个。他本应与南匈奴联合,攻击北匈奴的联合体。公元51 年中
国的将领们极力主张这场征战,而且征战肯定会取得胜利。南单于就可以作
为匈奴唯一的统治者返回戈壁之北的土地,而中国人就可以收复西北边陲的
几个郡。②之所以丧失这个机会,并不是因为它有军事风险,而是因为光武帝
没有认识到它的有利条件。他心中可能怀有一个更有限的目标,即把匈奴民
族一分为二,以长城为界把南匈奴隔在境内,把北匈奴隔在境外。事实上,
边境的防御工事是由中国部队维持和把守的。光武帝还指望在战争时期南匈
奴会援助中国军队。但这些都是自欺欺人的推理。汉帝是在放任主义政策的
基础上作出决定的,中国人为此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中国政府和南匈奴之间的外交关系很快固定下来而趋于正规。有相当多
幕僚和一定数量军队的被称为匈奴中郎将的官员代表中国政府驻于美稷的南
单于朝廷。南单于的一个儿子在帝国朝廷留作人质。每年年末,匈奴使节和
一名中国官员护送一名新人质前往京师,而旧人质则送回他的父亲。两个代
表团在途中相会,这无疑是为了确保双方尊重协议。匈奴使者到洛阳进行新
年朝贺。然后他们由中国官员领路,带了帝国送给南单于、他的母亲、他的
几个正妻、他的儿子和高级匈奴显贵的礼品返回美稷。这些礼品都有精确的
数量标准,内有丝、缎、黄金和食品。当一名南单于死去,驻匈奴朝廷的中
国代表就要表示哀悼和献祭,汉帝则向继承者和显贵们赠送规定数量的礼
品。①

南匈奴保持他们自己的组织和习俗。在每年正月、五月和九月进行龙祭

① 《后汉书》卷一下,第78 页;卷八九,第2943—2944 页。关于这一次互赠礼品和交换人质的情况,见
本书第6 章《匈奴》。关于更早期让非汉族居住在属国或葆的安排,见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剑
桥,1967)第1 卷,第61—64 页;和本书第7 章《郡的主要行政单位》。
② 关于在这次重大事件中提出的论点,见《后汉书》卷十八,第695 页以下;卷八九,第2945—2946 页;
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 卷,第123 页。
① 《后汉书》卷八九,第2943 页以下。

时,各部首领与单于会面处理国家大事,但除此以外,他们在各自领地内的
权威是无可争辩的。第一个南单于从未来中国朝廷,只有他的两名后继者分
别在公元107 年和216 年作过正式访问。②

南匈奴多次独立地与北匈奴作战,在初期还参加了帝国的征战。中国政
府最后放弃了消极态度,在公元73 年会同南匈奴对北方的联合体发动一次进
攻。以后的几年继续施加压力。公元89 年的一次巨大的联合攻势使战事达到
了高潮,当时在车骑将军窦宪的率领下部队越过戈壁击溃了北匈奴。③这次胜
利后又有几次战事,但北匈奴之败没有改变局势。虽然他们的联合体解体,
但原来臣服于他们的两个民族——鲜卑族和乌桓族——在中亚取代了他们,
成了中国的心腹之患。南匈奴继续留在中国的土地上,再也赶不走了。对北
匈奴的胜利已晚了40 年。

从公元93 年起,南匈奴内部的关系和他们与中国人之间的关系日趋紧

张。在以后的100 年中,在一种越来越捉摸不定和复杂的形势下,他们时而

公开冲突,时而进行有限的合作。在公元2 世纪末,南单于在山西南部居住,

这里大大地靠近了帝国的中央部分。他们的后代于公元308 年就在这里起来

反对西晋。西晋之亡,中国北部的丧失和持续到公元589 年的分裂时期,是

光武帝的目光短浅的政策的直接后果。他后来的几个皇帝在一定程度上也应

受到指责,但最大的责任应由他来负。

对北匈奴的胜利的一个副产品是重新征服了西域。王莽垮台后,沿丝绸
之路的各绿洲国家已经在各行其是。①虽然光武帝可以利用亲华的情绪(特别
在莎车),但他不但没有这样做,而且设法与莎车王为敌,以致莎车王与中
国决裂。公元45 年,西域16 国的一个代表团未能说服汉帝重建中国的保护
关系。②光武帝对楼兰(后称鄯善)王最后一个请求的答复是,西域各国应随
其所好行事。从此,塔里木盆地的西部和东部分别由莎车和北匈奴统治。

公元73 年当北匈奴遭到攻击时,一支中国的戍军驻守在位于通往吐鲁番
绿洲的北丝绸之路上的哈密(伊吾卢),次年,西域都护府被恢复。这个行
动证明为时太早。西域各国再也不能,也不热衷于回到中国的怀抱,并在公
元75 年杀死了都护。公元77 年,中国政府从哈密撤出守军。③但是公元89
年北匈奴联合体的崩溃使得重设西域都护之事成为可能。对中国人的重新出
现作出贡献最大的人是历史学家班固之弟、历史学家兼中亚问题专家班彪之
子班超。

班超在早期曾可笑地担任过兰台令史之职,但在公元73 年他得到了他应
得的东西。由于他作为一个低级军官在与北匈奴作战时表现出众,他在那一
年被派往西域。他暂时回来向他的指挥官述职,然后在中亚度过了以后的30
个春秋。在公元92 年初期,班超被任命为西域都护。通过耐心的外交活动,

② 《后汉书》卷九,第388 页;卷八九,第2957、2965 页。
③ 公元73 年的几次战役见《后汉书》卷二,第120 页以下;卷八九,第2949 页。公元89 年的战役,见《后
汉书》卷四,第168—169 页;卷二三,第814 页以下;卷八九,第2953 页。
① 《后汉书》卷八八,第2909 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 卷,第131 页以下;本章《王莽的统治》
有关部分。《汉书》卷九六下,第3930 页之末(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203 页)以夸大的赞赏语气,
对持续于光武帝治下的关系提出了一个略有不同的看法。
② 《后汉书》卷一下,第73 页;卷八八,第2924 页。
③ 《后汉书》卷二,第120 页以下;卷三,第135 页;卷八八,第2928 页。

并在必要时动用武力,他建立并维持了中国对绿洲诸国的控制。公元102 年,
他在自己的请求下被召回,一个月后死去。①公元107 年,西域都护府被撤消,
从此中国的低级官员充当中国在中亚的代表。公元2 世纪中叶以后不久,中
国对西域的控制便结束了。

南匈奴是西北最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紧张因素。从公元49 年起,后汉

的开国之君也容许乌桓诸部落进入西北和大平原之北多山的几个郡。②更重要

的是西藏人(羌人)从西面的侵蚀。自从甘肃成为中华帝国的一部分以来,

他们已与汉人在那里杂居,在内战期间通过稳步的渗入,他们的人数增加了。

王莽在青海征战的成果在这个过程中丧失了,并且在后汉也没有恢复。最近

期的羌族入侵者保持了首领统治下的部落组织,依靠一种以畜牧业和一些农

业为基础的混合经济为生,并与汉人贸易,常常受到官府的虐待。在整个后

汉时期,汉人和羌人之间的对立有增无已,并且更因羌人的越境侵袭而加剧。

中国的防御是虚弱的,安宁的年份很少。渭河流域是羌人喜爱的侵袭目标,

在公元108 年或111 年,这些侵袭竟远至大平原。公元108 年一个羌族首领

自称天子,中国人甚至不得不忍气吞声。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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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游牧的南匈奴和半游牧的羌人的压力日益加强,中国农民的反应是
放弃他们的土地。有的农民是通过政府撤离的,但大部分在形成的大南迁浪
潮中自愿离开。长安及其周围地区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重要性的丧失促进了这
次迁移。①这个过程始于光武帝时期,到公元2 世纪中叶结束。移民越秦岭山
脉,再次在四川定居,较少的一部分则在云南定居。公元2 年和140 年的人
口调查表明,西北减少了650 万居民,占这个时期西北人口的70%。前面已
经谈到,当王莽掌权时,大平原上黄河的几次改道已经推动了向南方的另一
次大迁移。两次迁移使中国北方的人口锐减,以致可以减少地方行政所需要
的官员。光武帝看到这个事实,在公元30 年就取消了四百多个县。②数字之
大可从以下事实看出:它代表了公元2 年原来存在的全部县数的1/4 以上。

在中国北部,汉族是大平原、山东、山西南部和南阳盆地的唯一居民。
在北方的其他地方,他们到处与非汉族的民族分享土地。在中国南部,汉族
与土著部落在各处共同生活。但那里的情况恰与北方相反。通过迁移,汉族
人口增加了;在与各部落的冲突中汉族取得了支配地位。除了西南外,汉族
的优势是绝对不容置疑的。

这并不是汉族没有遇到反抗。公元40 年3 月,今越南北部红河三角洲的
南越人起来反抗。③他们的领袖是地方酋长的两个女儿徵侧和徵贰两姐妹。沿

① 《后汉书》卷三,第136、141、156、158 页;卷四,第170、179 页;卷四七,第1571 页以下;卷八八,
第2910、2926、2928 页。
② 《后汉书》卷九十,第2982 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 卷,第130 页以下;本书第5 章《乌桓和
鲜卑》的有关部分。
③ 《后汉书》卷五,第209、216 页;卷八七,第2878 页以下;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 卷,第134
页以下。关于光武帝时期与羌人的关系中马援的作用,见《后汉书》卷二四,第835 页以下。又见本书第6
章《羌》的有关部分。
① 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 卷,第140 页以下。
② 《后汉书》卷一下,第49 页。

中国人以前与南方的关系和向南方推进的情况,见第2 章《对外关系》、《外交关系(公元前180— 前
141 年)》、《外交事务和殖民扩张》;第6 章《南越》的有关部分。


海岸线以北和以南的其他南越部落纷纷响应,徵侧自称女王。她显然能控制
农村,但不能侵犯要塞化的城镇。洛阳的政府反应缓慢,光武帝直到公元42
年5 月或6 月才下令征讨。马援奉命指挥,并被封为伏波将军。

马援出身于西北的望族;他在公元28 年自愿投奔光武帝,从公元35 至

37 年屡次战胜羌人。这时马援和他的僚属南下动员一支军队。到达广东后,

马援派出一支供应船队沿岸航行,然后率他的陆军通过艰险的地形向红河三

角洲进发。他在公元43 年初期抵达目的地,同年4 月或5 月完成了战斗。徵

氏姐妹被俘和斩首。扫荡战持续到公元43 年年底。①..

史料宣称,马援胜利后,他成了南越人民的恩人,因为他把中国文明的

福祉带给了他们。实际上,他试图破除部落的习俗,汉化他们和在那里殖民,

这样中国的主人们就更容易治理南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没收并熔化南

越各部落象征部落首领权力的铜鼓。熔化的铜被铸成马的模型,公元44 年秋

马援回洛阳后把它献给了汉帝。②伏波将军后来成为民间宗教的一个神,在中

国南部长期受到供奉。

南越人民的反抗无疑具有民族主义色彩,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在后
汉,中国南方土著起事的次数惊人地增加。从公元前200 至前1 年,只有3
次起事,只影响西南的两个郡。从公元1 至200 年,发生了53 次起事,涉及
中国南方26 个郡中的21 个。对起事明显增加的解释不难找到:根源在于汉
族移民。在前汉,土著部落和汉族已经共处,原因可以简单地归结为汉族的
人数很少。后汉时期大量汉族人的迁入改变了这一切。殖民者沿河谷越来越
深入地向南方转移,为自己夺取了河道两岸肥沃的冲积土地。如果土著人民
顺从,官员就计算人数,向他们征税,而且通过汉化和通婚,部分地把他们
同化。如果他们反抗,他们就不得不退进山谷,沦为山贼,为自己的自由而
战。许多人在一次次猛烈的冲突中反抗汉族。汉人力图保护他们的定居地和
讨伐土著,因为政府觉得应把他们视为叛逆而击败之,这就不断地耗费了国
家的资源。著名的马援在公元49 年的这种征战中患病而死。①..

在西南边境,局势因另一个因素而复杂化了。一方面,部落动乱的格局

依然。另一方面,边境外的一批部落自动地臣服和承认控制很松的中国霸主。

公元51 年,可能是属于傣语民族的一个哀牢部落与他们的王在云南边境投

降。中国官员按传统方式计算户口,得出的数字是2770 户和17659 口。公元

69 年,另一哀牢王与51890 户、 553711 口一同臣服。②有关四川边境的部落

和羌人的记载中也有类似的事例。

这些投降无疑是受到了相当于今“缅甸公路”上沿线的商业往来的刺激
才出现的。在整个后汉时期,贸易使团(中国政府称为朝贡使团)从缅甸和
印度取这条路线前来。这种官方贸易一定大大地被私人贸易所超过,后者沿
同一条、但经逐步改善的道路从事运入和输出的业务。长期的传说提到跨越
湄公河的第一座浮桥建于汉明帝时期(公元57—75 年)。③商人经营珍贵物

① 《后汉书》卷一下,第66 页以下;卷二四,第838 页以下;卷八六,第2836 页以下。

关于被假定以这些铜鼓为实例的东山文化,见《古东亚的文化边境》(爱丁堡,1971),第148 页以下。

① 《后汉书》卷二四,第844 页。
② 《后汉书》卷八六,第2849 页;本书第6 章《西南》。

与西南贸易的可能性的最早的实现似乎与唐蒙和张骞有关(《汉书》卷六一,第2689 页〔何四维:《中
国在中亚》,第211 页〕;本书第6 章《西南》)。有关这座浮桥的材料,见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4


品,沿途把它们卖给部落和它们的首领,从中取利。为了更方便地取得这些
物品和满足从中国当局取得礼物的日益增长的欲望,有的首领是愿意臣服
的。

汉族官员在接受臣服时认识到必须清点哀牢人,他们还知道按照惯例,
这意味着计算户和口。哀牢人没有汉族意义的那种户,所以官员们必须选择
其他某个部落单位临时凑成户。这说明了为什么公元69 年每户的成员为10.7
人,而汉族户的人数在5 人上下浮动。这也一定是公元140 年的人口统计中
云南西部每户平均为8.2 人的原因。这个数字反映了汉族和哀牢混合人口的
情况,其中哀牢人占大多数。

考虑到中国人无力摧毁西南的部落组织,接纳哀牢人证明是一个错误。
更好的办法应是集中力量对这个地区进行逐步和长期的汉化。接纳大量新来
的部落民加强了土著,并且增加了中国官府的负担。由于秘密偷渡入境,云
南的外国人比重无疑进一步增加了。这些土著高度自治,能够翻脸反对他们
的主子,后来他们也这样做了。公元8 世纪,土著的南诏国形成,然后一直
保持独立,直到13 世纪。南诏的统治部落声称他们是哀牢人的直系苗裔。①

规模巨大的后汉移民运动并没有导致在中国南部永久性的密集移民或者
真正的人口增长。后汉亡后,后来的南方王朝能牢牢地控制的不过是它们京
师附近的地区,不能保护它们名义上的领土中其他地方的汉族移民。汉族的
移民活动失败了。

汉代中国人口的增长受制于一些因素。在全国的所有地方,农业和医药
卫生状况都是原始的。更重要的是,中国北方的粮食产量低,农民不能供养
大家庭,因此就采取杀婴的办法。史料使人确信,杀婴是普遍的做法。抛弃
不需要的孩子,特别是女孩,意味着随之而来的低出生率。在中国南部,情
况迥然不同。稻米可以供养大家庭,因为产量高,耕作需要许多劳动力。因
此小家庭在南方在经济上是不利的。如果后汉的移民活动继续下去,人口的
重点转向南方,中国全国的人口增长可能在公元3 世纪就开始了。但是随着
移民的失败,重点依然在北方又达500 年之久,那里阻碍人口增长的因素仍
在起作用。这说明为什么全国的总人口继续徘徊在5000 万的水平上。只有当
公元7、8 世纪规模宏大的唐代迁移行动把巨大的汉族移民新浪潮推向南方,
南方才长期地在人口上占优势。真正的人口增长开始了,由于引进了新的大
宗农作物,特别是宋明时期早熟的水稻,增长的速度加快。到公元1100 年,
中国的人口翻了一番,达到1 亿人。到13 世纪初期,人口已达到1.1 到1.2
亿。从此,无情的人口增长势头就停不下来了。①

政治派系

汉代社会的主要分野是在统治者和被统治之间,也在输送官员的受教育

卷,第3 部分,第196—197 页。


关于南诏,见《剑桥中国史》第3 卷(剑桥,1979),第444 页(这一卷已译出,书名《剑桥中国隋唐
史》。——译者)。

① 关于推论和结论,见毕汉斯:《中国的人口统计》,第145 页以下;毕汉斯对米歇尔·卡蒂埃和皮埃尔
埃蒂安合著《中国的人口统计学和制度:帝国时期(公元前2—1750 年)的人口统计分析》一文的评论,
载《通报》,61:1—3(1975),第181—185 页。

的绅士和不通文墨的农民之间。但是,统治阶级既不是封闭的,也不是固定
不变的。汉代帝国是一个相当开放的社会。有的氏族设法在一段漫长时期内
保持权势,但大部分氏族则做不到。外戚在有限的时期内取得了显赫的权力;
可是他们一旦垮台,却垮得很快。为数一直较少的大绅士氏族拥有大片土地,
在社会上、有时在政治上具有全国性的重要地位。其下层与富农相结合的小
绅士氏族并不那么富有和有声望,但能行使相当大的地方权力,并且有资财
教育儿子和输送官员。各类人物之间的界线是模糊不清的,而且可以逾越。

前汉的创建者高帝(公元前202—前195 年在位)得到18 名主要追随者
的协助而崛起并掌了权。他们在世之时得到了全国最高的官职。有八人担任
过丞相。但他们死后,第一代家族的势力迅速衰落。这些主要追随者的氏族
没有产生一个皇后和大将军,只产生了13 个公主中的两个驸马。虽然这些氏
族可能保持着经济力量和社会声望,它们却不再属于全国性的政治精英,它
们留下的真空必须由其他氏族来填补。新氏族稳定地轮流输送官员,直至王
氏家族崛起并灭前汉时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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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文官和外戚在整个前汉时期都不能作为长期的和排他性的全国精英
保存自己,那么王莽的统治进一步助长了社会的流动。他从自己的党羽中挑
选大臣,于是新的氏族脱颖而出。随着他的垮台,这些氏族又被清除。后汉
虽也称汉朝,却不是旧社会秩序的恢复。在值得引起古代史学家注意的前汉
氏族中,只有约20 个氏族在后汉再度出现,而其中不到一半是真正有声望
的。原因是新的人物与光武帝一起崛起,取得了财富和全国性的势力。

一旦刘伯升登皇位的希望落空,南阳的大绅士氏族就支持了更始帝。在
它们的人马十分明显地将要战败之前,它们不愿重新考虑效忠的问题。当一
个皇位觊觎者周围的圈内人物,比过早地投靠另一个皇位觊觎者而成为其圈
外人物更为有利。刘伯升还活着时,他的兄弟、即未来的光武帝原是一个无
足轻重的人物;刘伯升被处死后,光武帝因受连累而不能吸引大批追随者。
甚至光武帝在北部平原独立后,他仍难成为一个统一帝国的引人注目的人
物。这就是他早期支持者来自小绅士阶层的原因。这些人没有什么希望老是
属于一个集团的圈内人物,除非他们集结在一个次要的皇位候选人周围;由
于他们的努力,这个人取得了胜利。

换句话说,小绅士选择光武帝为他们的皇位候选人,其情况与他挑选他
们为自己的支持者一样。他们劝他登基,建议不要实行可能有损于这一目标
的政策。他们的命运和光武帝的命运拴在一起;在公元25 年初期的一次事件
中当他们担心他战死时,他们甚至不愿散伙。这些追随者不是放弃作为圈内
人物的有利条件,而是同意以一个年轻的侄子取代光武帝。他很快安然无恙
地重新出现,这使大家松了口气。①意味深长的是,南阳的大绅士氏族只是在
光武帝登基和它们自己的皇帝失败后,才参加了他的大业。经过了这次再组
合,光武帝的集团完全形成,只有两人未参加,他们在稍后的时期才从强有
力的地位站到了他一边。

其中一人是后来的著名将领马援,马为西北人,有大批地方的追随者。

当他在公元28 年投奔光武帝时,他直率地作了不讲情面的声明:“当今之世,

非独君择臣也,臣亦择君矣。”①光武帝对这种坦率未表异议,因为马援的效

① 《后汉书》卷一上,第19 页。
① 《后汉书》卷二四,第830 页。

忠是不可缺少的。另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也是西北人,名窦融。他从公元24
年起成了河西走廊的军阀,于公元29 年承认光武帝。光武帝以开诚布公的语
气写信给窦融,说当前中国西部的军事形势,“权在将军,举足左右。”②
窦融在复信中保证支持光武帝,并提醒光武帝,他是后者的母系亲戚。他族
中的一名妇女曾是汉文帝的配偶,她的弟兄是窦融的祖先。公元30 年,光武
帝深嘉美之,以《史记》中记述窦氏家族和窦后后裔的几卷相赠。③

虽然光武帝的35 个主要追随者中的大部分是小绅士出身,但随着他们为
之战斗的人的胜利,他们不再是小绅士了。由于运气、远见和真正的才干的
共同作用,他们青云直上,一跃而进入大绅士行列。他们及其后裔在后汉的
政治和社会秩序中的作为又如何呢?

在选人担任国家的最高职务时,光武帝不象前汉的创建者那样深深地依
赖他最亲密的随从。政治形势不同了。高帝掌权时周围只有一个宗派,而光
武帝则不得不承认几个利益集团。但后汉几个名列前茅的家族到以后的几代
人时,其成就远远大于前汉的与它们相类似的家族。不但当官的人数(与第
一代人相比)更多,而且有的家族由于出了皇后、大将军和驸马而得到了惊
人的财富。

那些能够保持其政治和社会权力时间最长的几个首要家族恰恰是其女成
为皇后和其子成为驸马的家族。外戚并不是有些人所主张的那种暴发户。它
们的崛起并不是由于家中的妇女碰巧当上了皇后这种幸运和意料不到的事
件。相反,后汉的选后是件重大的政治和社会事务。皇后通常选自已经是富
有的豪门,它们在社会上是无可挑剔的。政治力量影响着皇室的婚姻政策,
这些婚姻使为首的几个氏族取得甚至更大的权力。但是恰恰因为皇室的婚姻
是政治事务,外戚最后的垮台是突然而残忍的。如果幸运,它们暂时消声匿
迹;如果倒霉,它们被永远消灭。这是后汉那种典型的激烈进行的宗派之争
造成的。可以相当公正地说,这个时期的政治史基本上是它的宗派的历史。

光武帝个人的集团最后由几个宗派组成,它们随着他这颗明星的升起而
一一出现。第一个在公元23 年形成,当时他取得了独立的指挥权而在颍川作
战。颍川郡是他的故乡南阳郡的东北毗邻,在颍川,第一批小绅士与他共命
运,所以在一开始这些人多于南阳的追随者是不足为奇的。①公元24 年,光
武帝因他在北部平原的胜利而名声日隆。他的南阳老乡发现了刘秀其人,就
开始与他结盟,而这时颍川人的队伍就不再扩大了。这意味着当光武帝在公
元25 年8 月5 日登基时,他的主要追随者中存在两个派别,即南阳派和颍川
派。南阳派远为重要,这不但是因为它庞大,而且因为它代表龙兴之地,皇
帝要聆听它的意见。

公元28 年马援投奔光武帝时,他带去了渭水流域他的地方派系的支持。

窦融在公元29 年承认光武帝后,于公元36 年胜利地抵达洛阳。他领导另一

个大地方派别,它的老家与马援追随者的老家部分地重叠。由于颍川派在此

期间已经瓦解,可以说到公元36 年,在光武帝朝廷上有三大利益集团在争夺

权势:最强大的南阳派、马援派和窦融派。它们都来自地方,互相为敌。马、

② 《后汉书》卷二三,第798—799 页。
③ 《后汉书》卷二三,第803 页。窦后为景帝之母。
① 《后汉书》卷一上,第5 页以下;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 卷,第48 页以下;第4 卷,第72 页以
下。(对对立各派的分析,特别见第4 卷,第86 页以下,第97、107 页。)

窦两党之间的对立特别厉害,这大概是因为地理上的相邻形成了长期的不愉
快。

在光武帝核心圈子中无代表性的地区感到不满是不足为奇的,北方平原
的不满更是如此。光武帝就是在那里的地方绅士氏族的支援下崛起并掌权
的,但在公元25 年以后没有一个北方人得到最高级的官职。虽然光武帝仍需
要北方氏族的效忠,但他允许他老家南阳郡的人来左右自己。这几乎导致公
元26 年初期在北方平原爆发一次起义。必须对北方的绅士进行安抚。光武帝
通过选他的第一个皇后,达到了这个目的。当公元24 年在北方征战时,他已
把大绅士氏族出身的郭圣通接入他的后宫,这个氏族以前已与前汉皇帝通过
婚。公元26 年7 月10 日,光武帝立她为配偶,指定她的长子为太子(见表
9)。①这个让步使北方氏族感到满意,因为它通过皇后,开了直达天听的渠
道。

随着内战的结束,光武帝就不那么依赖北方绅士了。要求以一位来自南

阳的皇后取代郭圣通的压力日益增强,此举具有同时替换太子的不可告人的

目的,因为按照传统,应由皇后的长子继承皇位。替换皇后意味着替换太子,

条件是她们都有儿子。反过来说,替换太子应该导致立他母亲为皇后。如果

光武帝的继承者的父系和母亲都是南阳人,那么南阳郡这一派的力量就相应

地强大了。光武帝不愿屈从于这些要求,但最后还是同意了。公元41 年12

月1 日,他废了郭圣通,以南阳大绅士氏族出身的阴丽华代替她。阴生于公

元5 年,在公元23 年已进入后宫。②

史料完全以个人的角度描述这个事件,声称郭后已变得脾气暴躁和不听
命于帝,而阴丽华则温柔和善良,是光武帝真正心爱的人。实际上,光武帝
都喜欢她们,因为她们每人都有五个儿子。此外,阴丽华到公元41 年已是一
个中年妇女。废后的真正原因是政治性的,而光武帝对此举的必要性感到遗
憾。郭圣通是后汉时期唯一被废而没有被幽禁的皇后。她获准在洛阳北宫安
宁地生活,直至公元52 年7 月22 日死去。光武帝甚至对替换太子一事迟疑
不决,只是到了公元43 年8 月20 日,郭圣通的长子才被贬为王,而另以阴
丽华的长子刘阳为太子。后者因避讳,就在同一场合改取更不寻常的庄字为
名。①此人即未来的明帝。

虽然南阳人的权力是不容动摇的,但在马、窦两党之间的激烈的斗争却
不可避免。马党由于在窦党正式出现于朝廷之前几年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在
开始时取得了优势。但不久两党势均力敌。窦融的追随者输送的高级文官稍
多。马党则在军事方面更有实力。马援在对羌人和边远南方部落的征战中赢
得了荣誉。

公元48 年,武陵郡(湖南西北部)爆发了一次特别猛烈的土著起事。马

援请命指挥这场讨伐。②窦党利用这个机会安插它的几个党羽为马援的幕僚,

以便破坏马的行动。其中一人写信给他在京师的弟兄,说马援无能。信被呈

① 《后汉书》卷一上,第30 页;卷十上,第402 页。
② 《后汉书》卷一下,第68 页:卷十上,第403、405 页以下;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4 卷,第114
页以下。
① 《后汉书》卷一下,第71 页。
② 《后汉书》卷一下,第76 页;卷二四,第842 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 卷,第69 页;第4 卷,
第112 页。

给皇帝,他下令调查。在胜利地结束战斗后,马援于次年患热病而死,这时
对他的攻击加快了速度。接踵而来的奏疏诋毁马援,并揭发他贪污。如同策
划的那样,马党垮台。马援被追夺侯的爵号,降到平民的地位,他的家庭甚
至不敢把他葬在祖宗的坟地。他的遗孀、子女、侄子朝见了皇帝,要求宽恕,
但被拒绝。只是在上了六道奏疏以后,他们才获准把马援适当地埋葬。③

马氏家族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甚至考虑参加窦党。作为最后的选择,
马援的侄子在公元52 年又上了一道奏疏,愿把马援三个女儿献给皇室任何一
个后宫。她们一为15 岁,一为14 岁,一为13 岁。他估计她们符合最高两个
等级之一,并要求相士进行检查。皇帝批准奏议,于是幼女被接进太子的后
宫。①光武帝可能已知道马接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由于是一个有才干的政治
家,他还可能发现两个派别比三个派别更难驾御。当他在公元57 年3 月29
日死去时,明帝即位,朝廷中最强大的仍是南阳集团和窦党,但马党正在东
山再起。

光武帝死后的朋党

光武帝死后,各派继续在各级官僚机构中斗争,而都只能暂时取得胜利。

在此期间,大朋党的历史成了外戚及其同伙的历史的同义语。②皇后的立和废

完全是出于政治动机,虽然史料宁愿从个人的角度来进行解释。

明帝(公元58—75 年在位)选马援之女为后,她当皇后(公元60 年)
暂时使她的氏族时来运转。③这件事对窦氏家族来说是一个挫折,它的几个成
员被处死或削职。但马后来生子女,明帝的九个儿子全是其他嫔妃所生。这
使他能放手指定太子。

他决定指定贾夫人(为贵人等级)所生的第五子为太子不是偶然的。贾

夫人不但是南阳人,而且与马后是姨表姐妹。在正常的情况下,她本应为皇

后,但是表姐妹及其氏族无疑已作了妥协,以避免把事情弄僵。这可以从下

面的事实中推断出来:宣布太子名字与立马后同在公元60 年4 月8 日进行。

这两位夫人在牺牲其他妃子及她们儿子的情况下分享荣华富贵。此外,太子

是在马后培养下长大的,这样,他视她的亲戚如同自己的亲戚。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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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章帝(公元75—88 年在位)于公元75 年9 月5 日即位时,钟摆又摆
向另一头。公元77 年窦氏两姐妹被接入后宫。她们不但是窦融的曾孙女,而
且通过她们的母亲,也是光武帝的外曾孙女。姐姐在公元78 年4 月2 日成为
章帝的配偶。虽然史料记载马太后对新后有深刻印象,但她一定为这个选择
而痛惜和担心它给自己的宗派带来的后果。这可从以后的王朝事件中作出定
论。章帝有八个儿子。他们都不是皇后所生,而且有的在当时尚未出生。公
元79 年5 月23 日,第三子被立为太子。他就是刘庆,他的母系血统是值得
注意的。当马后之夫仍在世时,她亲自把宋氏姐妹选入未来的章帝的后宫。

① 《后汉书》卷十上,第408 页。

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4 卷,第122 页以下;瞿同祖:《汉代社会结构》,杜敬轲编(西雅图和伦
敦,1972),第210 页以下。

③ 《后汉书》卷十上,第409 页;卷二四,第851 页。
① 《后汉书》卷二,第106 页;卷三,第129 页;卷十下,第409 页。

章帝登基时,两人都成为贵人。姐姐在公元78 年生下刘庆。②

碰巧宋氏姐妹不但受马后个人的庇护,对她负有特殊的义务,而且她们

又是她外祖母一个姐妹的孙女。这意味着马党的行事是有远见的,选定太子

旨在搞平衡,从长期看,旨在使之超过选立皇后的影响。但是马后在一年后,

即在公元79 年8 月16 日之死改变了政治气候。窦、马两党的对立依然存在,

窦后成功地策划了一次搞垮太子的行动。公元82 年8 月1 日,他被贬为王,

被章帝的第四子代替。宋氏姐妹被送往暴室(监牢医院),两人在那里服毒

自尽。③随着这些动乱,马氏家族丧失了全国性的重要地位。窦、马两族之间

的激烈斗争都没有通过两位年轻的皇子。事实上,他们终其一生一直是亲密

的朋友。

选择新太子——未来的和帝(公元88—106 年在位)——之举又在事先
经过了精心的策划。他的母亲姓梁,梁姓是西北的一个重要的氏族。她的祖
父梁统在内战期间曾是窦融的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这使他成为光武帝的一
个间接支持者,光武帝曾封他为侯,但梁统的事迹并不引人注目。①梁氏家族
的势力一直依靠它对窦族的依附关系,它们在诽谤马援的活动中曾经合作
过。在明帝朝时,它与窦族一起遭殃,梁统的几个儿子被处死或流放。公元
77 年梁族的两姐妹进了章帝的后宫,它时来运转了。两人都被封为贵人。姐
姐于公元79 年生一子,在窦后的煽动下,他在公元82 年被指定为太子。②

她的目的是相当清楚的。正象无儿女的马后在明帝时期与贾夫人和她的
氏族达成的协议那样,窦后一定已计划与梁家搞一个类似的解决办法。难道
两家过去没有紧密合作过吗?情况似乎是梁家在开始时默然同意,因为两个
贵人没有被打扰,史料记载新太子由皇后亲自培养成人。但是伙伴们很快闹
翻,据推测梁家不满意自己扮演的次要角色。窦家证明更为强大,在公元83
年促使梁家暂时垮台。两姐妹暴卒,可能是自杀;她们的父亲被处死;她们
的亲族被发配到今越南北部。梁氏家族直到公元97 年窦太后死后才得以重振
门庭。③从此以后,梁氏家族不再听命于窦家,逐渐建成后汉时期最强大的一
个派系。

随着章帝之死和和帝在公元88 年4 月9 日的登基,在政治天平中又出现
了一个新因素。象所有在世的皇后那样,已故章帝的遗孀成为皇太后。新颖
之处是皇帝尚未成年,这在后汉还是第一次,因此根据传统,窦太后必须代
他接管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习惯的但不是规定的做法是,皇太后把她的一
部分而不是全部权力委托给一名男性的近亲。窦宪是她的长兄;尽管他们之
间关系紧张,但仍逐渐成为她最有影响的顾问。他在公元89 年率军征讨北匈
奴,取得胜利。同年凯旋而归后,他在10 月29 日被任命为大将军。①从这一
次以后,这个官衔就被授给后汉的摄政。这个制度的恢复是偶然的,依靠在
位皇帝尚未成年这一事实。从此以后,它在后汉政府中成了常见之事。从公
元89 年10 月29 日至189 年9 月22 日最后一个皇帝被杀时,共有七名大将

② 《后汉书》卷三,第136—137 页;卷十上,第411 页以下;卷五五,第1799 页以后。
③ 《后汉书》卷三,第142 页。关于暴室的职能,见本书第8 章《九卿》。
① 《后汉书》卷十上,第416 页。梁统的情况见《后汉书》卷三四,第1165 页以下。
② 《后汉书》卷四,第165 页;卷十上,第412 页。
③ 《后汉书》卷四,第184 页;卷十上,第416 页以下;卷三四,第1172 页。
① 《后汉书》卷四,第168 页;卷二三,第812 页以下。

军被任命,他们影响公务共达37 年之久。

公元90 年夏,窦宪又离京去监督扫荡北匈奴的战役。到公元92 年6 月
11 日返京时,窦党已演完了它的角色,离它的垮台只有几个星期了。和帝已
在公元91 年2 月25 日“加冕”(成为成年人),并已决定清除窦党。他得
到宦官中常侍郑众的协助,周密地拟定了计划,然后在窦宪回京和受朝廷控
制之前等待时机。在公元92 年8 月14 日,窦宪被削去大将军之职,并被控
策划谋害皇帝。这一指控可能是老一套,因此是捏造的。不久,窦宪和他的
三个弟兄自杀。窦党的支持者(其中包括历史学家班固)被处死,或被流放
到南方的广东。窦氏家族的幸存者在公元109 年才得到宽恕。但窦太后未受
伤害,在公元97 年10 月18 日病死。②

在和帝时,西北的氏族在40 年内第一次不再输送皇帝的配偶。他的皇后
都是南阳人。第一个皇后立于公元96 年,是光武帝第二个皇后出身的阴家大
族的成员,是那位夫人长兄的曾孙女。她未生儿女。公元102 年7 月24 日她
被废并打入诏狱。她死在那里,可能是自杀。阴后被揭发求巫,但她被废的
真正原因是打倒她氏族的另一次政治动乱。前皇后之父自杀;其他亲族或被
处死,或被流放到今之越南。虽然阴氏成员在公元110 年被宽赦,并发还财
产,但已不能恢复其全国性的重要地位了。①

光武帝最重要的追随者之一是名叫邓禹的南阳同乡。他的孙女邓绥生于
公元81 年,在96 年进入和帝的后宫。公元102 年11 月21 日,她成为他的
第二个配偶。邓后也无子女。当她丈夫在公元106 年2 月13 日死去时,他留
下两个儿子,他们的生母情况不详。有关这两名宫女的姓名和命运可能被邓
氏家族所封锁。这两个儿子原来都未被指定为太子,这意味着皇太后经过与
高级官员协商后,有权决定王朝的继位问题。长子落选了,据认为他因患慢
性病,次子刚出生一百多天,被立为帝。次子之中选可能正是因为他年幼,
使皇太后能更长久地掌权。很可能邓绥已经操纵并继续操纵皇帝继位的大
事。②

新立的幼儿殇帝不到几个月在公元106 年9 月21 日就死了;皇太后不得

不再去解决王朝的危机。章帝的许多儿子和孙子还活着,其中包括从公元79

至82 年短暂地当上太子的刘庆,所以可以不费劲地选立一个成年的皇帝。他

就是安帝。甚至他在公元109 年2 月26 日已被加冕以后,邓太后仍把持朝政。

她利用她的弟兄,但不依赖他们;除了一段很短的时期外,她避免任命一名

大将军。她的长兄邓骘从公元109 年1 月18 日至次年11 月担任这个职务。③

邓太后的长期掌权触怒了许多人,其中包括安帝;她在公元121 年4 月17

日去世后,她的氏族的崩溃迅速来临。同年6 月3 日,邓党的成员被削职为

民,象往常那样被流放。许多自杀的人中有前大将军邓骘。邓家的中落是阴

暗的,但为期不长;公元125 年顺帝登基时又使它重振门庭。④

安帝只有一个皇后,名阎姬。随着她的中选,以前的格局被打破了。她

既不是南阳人,也不是西北人;虽然她的一族中有两人以前当过贵人,但她

不属于中国的任何大族。她在公元115 年6 月1 日被册封,当时邓太后仍掌

② 《后汉书》卷四,第171、173、184 页;卷二三,第819 页;卷四十下,第1385—1386 页。
① 《后汉书》卷四,第181 页;卷十上,第417 页。
② 《后汉书》卷四,第194 页以下;卷十上,第418 页以下。
③ 《后汉书》卷四,第199 页;卷五,第203、211、216 页;卷十六,第612 页以下。

权。这是值得注意的。邓绥不希望她的权力遭到一个有权势氏族出身的皇后
的挑战,这个因素决定了选后之事。但是皇太后在公元121 年一旦死去,就
再也没有其他力量能够阻止阎党的崛起了。

阎后未生儿女,而在公元115 年,安帝有了李贵人所生的儿子。由于担
心自己的地位,在李贵人生子后不久皇后把她毒死。①帝安也看到阎氏家族的
权势日盛,但他是一个软弱的人,自己不想发挥积极的作用。公元124 年9
月6 日,他任命耿宝为大将军。②耿是安帝父亲的正妻的弟兄,属于曾经支持
王朝创建者的一个西北有实力的氏族。他的摄政无疑是打算抵消阎党的势
力。

安帝的独生子已于公元120 年5 月25 日被指定为太子。公元124 年10

月5 日,皇帝屈服于阎党的压力,采取了贬太子为王的不寻常的措施。③这使

安帝缺少一个继承人,反应是强烈的。约20 名高级官员在宫门前抗议,但未

能撤销决定。当安帝死于公元125 年4 月30 日而又没有从另一个皇室系统中

选一继承人时,阎太后就放手作出自己的决定。她的氏族达到了权力的顶峰,

并且一定盼望能长期地留在顶峰上。

皇太后及其兄在宫内进行了漫长的讨论。在章帝的后裔中有许多合适的
人选,但从阎党认为他们是成年人的观点来看,这些人对阎党不利。最后选
中了章帝之孙,史料未提到他的年龄。由于他的谥号是“少帝”,他必定是
一个儿童。章帝之孙在公元125 年5 月18 日登基。几天之后,即在5 月24
日,大将军耿宝被免职并自杀。①阎党似乎完全控制了局势。但在年底前它就
垮了台,这完全是因为幼帝在12 月10 日死去。后来他甚至未算在后汉的合
法皇帝之内。

阎氏家族又想操纵继位大事,但在酝酿的过程中发生了政变。在宦官中,

一个集团支持阎太后,而另一个则支持安帝的独生子。忠于儿童的宦官于12

月14 日在洛阳北宫他的幽禁地与他秘密会见,互相起誓保证。在12 月16

日晚,那些宦官开始行动,经与对立的宦官短暂地战斗并胜利后,释放了幼

王,并宣布他是中国的统治者。这就是顺帝。②他和他的一伙人撤至南宫,在

那里发布逮捕阎党的命令。大部分文武官员站到了新帝一边,到12 月17 日

清晨,他们完全控制了局势。阎党幸存的成员象往常那样被处死或发配到今

之越南。皇太后被夺去御玺(即削去她的尊号),被送往一座隔离的皇宫。

她于公元126 年2 月28 日在那里死去。③

随着顺帝的登基,西北帮又得势了。他唯一的皇后梁妠来自梁氏家族。
她的中选当然是出于政治目的,这还可以从她比她丈夫大九岁这一事实中看
出。梁妠是梁统的玄孙女。她祖父的两个姐妹曾是章帝的不幸的贵人,其中
一人生下了后来的和帝。④

梁妠在公元128 年已进入顺帝的后宫,132 年3 月2 日成为他的配偶。

① 《后汉书》卷五,第222、 231 页;卷六,第249 页;卷十下,第435 页。
② 《后汉书》卷五,第240 页。
③ 《后汉书》卷五,第240 页;卷十五,第591 页以下;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91 页。
① 《后汉书》卷五,第241—242 页;卷十下,第436 页以下;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91 页。
② 《后汉书》卷六,第249 页以下;卷七八,第2514 页以下;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92 页。
③ 《后汉书》卷六,第252 页;卷十下,第437 页。
④ 《后汉书》卷十下,第438 页以下。关于梁统,见前文。

皇帝与梁家的关系极好,公元135 年5 月19 日,他任命梁妠之父梁商为大将
军。当梁商在公元141 年9 月22 日在任期死去时,几天后,即在9 月28 日,
他的长子兼国舅梁冀接替了他。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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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后未生子女,顺帝的独生子是虞夫人在公元143 年所生。她未受侵害,

这也许是因为顺帝在公元144 年9 月20 日死去,离生子的日期较短。由于梁

党牢牢地掌握着大权,它能够容忍下一个皇帝之母默默无闻地活下去。②

继位之事按部就班地进行,因为顺帝已在公元144 年6 月3 日指定其子
为太子。但是在公元144 年9 月20 日登基的新幼主在几个月后,即在公元
145 年2 月15 日死去。太后又要决定继承人,以便操纵各种事务。经与他的
兄长、大将军梁冀商量后,两人同意选生于公元138 年的章帝的玄孙。成年
的候选人都不予考虑。质帝在公元145 年3 月6 日登基。他死于公元146 年
7 月26 日,后人声称,他因称梁冀为“跋扈将军”而被梁所害。这一指控没
有证据,可能是梁冀被贬黜后对他的一大堆老一套指控中的一部分内容。③

太后和大将军按照常例,这一次选了一个生于公元132 年的儿童。桓帝
在公元146 年8 月1 日登基,并在梁党的牢固的控制之下。甚至在公元148
年2 月26 日他加冕之前,他已在公元147 年9 月30 日娶了梁妠太后之妹梁
女莹。由于这一有远见的政治指婚,梁妠在公元150 年4 月6 日死去时一切
都没有变化。④梁党依然地位巩固,大将军梁冀甚至在皇帝成年后还左右着
他。

但随着桓帝的配偶梁女莹于公元159 年8 月9 日之死,大将军失去了他
在宫内的保护人和同伙。在类似惊慌失措的情绪的支配下,他采取了谋杀或
策划谋害一些他担心的人的手段。皇帝决定消除梁党的时刻来临了。他必须
谨慎地行事,因为梁冀雇佣一些宦官在监视他。在认定了他能够信任的宦官
后,皇帝在9 月9 日下令守卫皇宫。同时一支约一千余人的部队奉命去包围
大将军的宅院。梁冀被削职,并与他妻子在当天晚些时候一起自杀。他的财
产被没收。梁党党羽被围捕并公开处死。梁氏家族再也没有从这次屠杀中恢
复过来,从此桓帝在没有大将军的情况下施政。①

桓帝是后汉唯一的有三个配偶的统治者。他的第二个皇后邓猛女出身的

大族已经出了一个皇后。她是邓禹的玄孙女,和帝的配偶邓绥是她祖父的堂

姐妹。随着她在公元159 年9 月14 日被立为皇后,又轮到南阳人输送皇后了。

虽然选她是出于政治目的,但邓猛女在晋升时已受皇帝的宠爱。这种情况没

有持久。公元165 年3 月27 日皇后被废,并被控求助巫术和酗酒,然后打入

诏狱和奉命自尽。她的亲族被处死或降职,邓氏家族丧失了全国性的重要地

位。②

桓帝的第三个配偶来自西北氏族并是窦融的玄孙之女窦妙。章帝的皇后

① 《后汉书》卷六,第264、271 页。关于梁商和梁冀,见《后汉书》卷三四,第1175 页以下及1178 页以
下。
② 《后汉书》卷六,第274—275 页;卷十下,第439 页。
③ 《后汉书》卷六,第276、282 页;卷三四,第1179 页。
④ 《后汉书》卷七,第287—296 页;卷十下,第440 页、443 页以下。
① 《后汉书》卷七,第304 页;卷十下,第444 页;卷三四,第1185 页以下;卷七八,第2520 页以下;
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93 页以下。
② 《后汉书》卷七,第305、314 页;卷十下,第444 页。关于邓禹,见前文。

是她祖父的堂姐妹。她也许是作为垮台的梁党的对立面而中选的,梁党自公
元83 年以来一直是她氏族的死敌。窦妙在公元165 年12 月10 日被立为后。
她丈夫在公元168 年1 月25 日死后,她成为太后;不到几天,她任命她父亲
窦武为大将军。③

桓帝无子,死前也没有指定继承人。与她父亲商量后,窦太后按常例不

考虑成年的候选人而选生于公元156 年的章帝的玄孙。他就是灵帝。他刚在

公元168 年2 月17 日登基,一场空前规模的危机开始出现了。

宦官的作用

在整个后汉时期,宦官的人数和权力已在缓慢而稳定地增长。他们在和
帝朝开始发挥积极的政治作用;在公元92 年,中常侍郑众帮助和帝消除了窦
党。公元102 年郑众被封为侯,以酬谢其功。当他在114 年死去时,安帝准
许他的养子继承封地。①公元125 年宦官们拥立顺帝和清除窦党后,他们的
18 名为首者都被封侯。②顺帝在公元135 年3 月18 日正式批准所有的宦官有
权把他们的爵号和封地传给其养子,以表示他的深切感谢之情。如果没有宦
官,桓帝在公元159 年不能为自己清除梁党,于是他封他们的五名为首者为
侯。在桓帝的整个在位时期,他依靠宦官为他出谋划策。

职业官僚及其候补者对宦官的权力深为嫌恶,这部分地是因为他们蔑视
那些受过阉割的人,部分地是出于一个不那么理直气壮的理由:他们需要为
自己取得势力。但是尽管这些人发表了种种无根据的言论,事实是宦官们从
未取得过完全的控制。汉代的政制包括了制约和平衡的因素。政策是在合作
或有冲突的情况下,由皇帝(或代表他的人)与职业官僚一起制订的。宦官
们尽管内部有宗派斗争,他们的大部分人都捍卫皇帝的权力,因为他们把生
存的唯一希望寄托在皇帝的保护上。他们的作用与敌对的职业官僚的作用是
合不拢的。不管是出于正派的动机,还是出于腐化的或是追逐权力的目的,
宦官们不得不与皇帝一起行动和为他行动。

如果说宦官们从未完全控制政府,反而有助于保持必要的分权,这并不
是说平衡因素从未被破坏过。权力在皇帝和官僚之间,有时或在太后、大将
军和官僚之间消长。在桓帝的后半期,对梁党专权的反应,使皇帝和宦官的
权力得以增强,同时削弱了职业官僚。当窦武任大将军时,他面临的就是这
种形势,于是他想出一个新招来对付它。在他之前的所有的大将军,甚至包
括梁冀,都了解汉的政治制度,都试图在它的限度内取得权力。窦武决定通
过处决为首的宦官的简单手段去清除他们的势力。如果他取得成功,皇帝就
会成为大将军的傀儡,传统的行政方式就会在公元168 年崩溃。但宦官的胜
利把这种方式一直维持到公元189 年。

大将军和职业官僚的利害关系在正常情况下不是完全一致的,但窦武需

③ 《后汉书》卷七,第316、320 页;卷八,第327 页;卷十下,第445 页;卷六九,第2241 页。
① 关于宦官在政治制度中的地位,见第8 章。关于他们的政治活动,见乌尔里克·尤格尔:《东汉宦官的
政治职能和社会地位》(威斯巴登,1976)。关于他们权力的逐步扩大和郑众的情况,见《后汉书》卷七
八,第2509、2512 页;瞿同祖:《汉代社会结构》,第463 页以下。
② 关于这些事件,见本章注160;《后汉书》卷六,第264 页。

要为他计划中的行动争取广泛的支持。①因此他向太学生献殷勤,并与文官中
名义上的领袖,即年迈而受人尊敬的太傅陈蕃结成一伙。两人对太后施加压
力,但她坚定地拒绝把宦官作牺牲品。就她而言,这不是利他主义;只要她
希望保持与皇帝完全一样的政治自由,这样做是冷酷的需要。

公元168 年10 月24 日,窦武的支持者呈上一份指控中常侍曹节和王甫
并要求逮捕他们的奏议。②那天晚上窦武回到他的指挥中心,打算在次日清晨
向太后呈上一份奏折。由于他反常的疏忽,宦官们当晚取得和阅读了那份奏
折。曹节和王甫立刻开始指挥。幼帝被唤醒和带到正殿,一支部队为保卫皇
宫而被集结,发出了逮捕大将军的命令。窦武拒绝投降。他匆忙来到驻扎保
卫京师的职业部队北军的兵营,几千名士兵向北宫南门进发。10 月25 日破
晓,两支旗鼓相当的对立的军队在南门外对峙。但窦武没有进攻。他的士兵
逐渐溜走,不到几个小时,他被抛弃并自杀。与少数追随者通过另一个门进
入皇宫的太傅被俘和处死。窦党党羽照例或被处死,或被流放到今之越南。
太后幸免于难。她被软禁在南宫,公元172 年7 月18 日在那里死去。①

随着窦党的垮台,约在150 年前与王朝创建者一起一跃而在全国举足轻
重的大族已经演完了它们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灵帝(公元168—189 年在
位)的两个配偶虽然分别是西北人和南阳人,都来自较低的社会层。宋后(死
于公元178 年)出身于有名的、但不象阴、马、窦、邓或梁氏那样显赫的氏
族。灵帝的第二个配偶何后(死于189 年)来自一个世代为屠夫之家。②这种
情况不是偶然的。选后之事一定受到宦官们的影响,他们不惜一切代价,避
免再与原来的外戚进行对抗。

公元168 年他们胜利后,宦官们得到了晋升、赏赐和封爵等丰厚的报答。

在整个灵帝时代,他们和皇帝的权力是安稳的。只是随着公元189 年9 月25

日对两千多名宦官的屠杀,汉代政治体系中宪制的均势因素才被破坏,它的

末代皇帝被野心勃勃的将领们所控制。③王朝在余下的时期的特征是一片混

乱。

概括地说,后汉的官场象前汉的官场那样,也分成了不同籍贯的宗派。
但它们都不能单独和长期地控制政府,因为一直到官僚集团的最高层,社会
性的流动兴衰是规律,而不是例外。但当与皇室通婚时,某些南阳氏族和西
北氏族在较长的时期内一直是得宠的社会精英。这些是南阳的阴氏和邓氏家
族,西北的马氏、窦氏和梁氏家族。在公元168 年前,在11 名皇后中它们输
送了9 名,六名大将军中输送了五名。阴、窦、邓、梁四个氏族每族甚至出
了两名皇后。可是它们都没有与后汉王朝共始终。每个氏族或早或晚成了无
情的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从而丧失了全国性的重要地位。这部分地是由于选
后是出于政治的而不是感情的原因,这就使外戚的地位从它家的妇女被立为
后时起就易受攻击。这种显赫一时的通常的代价是这个氏族的最后消灭。宦
官形成了政治倾轧中的另一个因素,在倾轧中他们为了保存自己,就站在皇

① 见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95 页以下。
② 《后汉书》卷七,第319 页;卷八,第328—329 页;卷十下,第446 页;卷六九,第2241 页以下;卷
七八,第2524 页以下。
① 《后汉书》卷八,第333 页。
② 《后汉书》卷八,第341 页;卷十下,第448 页以下。
③ 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98—101 页;本书第5 章《何氏掌权》、《汉朝廷的消蚀》。

帝一边。他们充当年轻而软弱的,或者是无经验的皇帝的捍卫者,以便挽救
自己。他们的消灭导致了传统的汉代政治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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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 章政府的管理与存亡攸关的问题
(公元57—167 年)

上一章已经描述了政治决定的控制和统治权力的行使是怎样在不同的家
族和派别之间转移的;作者认为,①这个时期的政治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的
派别史,这个论点很清楚地被史料所证实。但是,在用这些史料叙述的论题
中,许多使今天历史学家感兴趣的问题在当时很少评述。因此,对在不同国
策的采用和不同的家族或集团之升至统治地位这两者之间是否可找到一种关
系的问题,就得不到直接的答案。我们不知道某些特定家族的土地占有和利
益与帝国的行政或采用的经济改革的矛盾有多大。我们也不能确定帝国政府
的实际运行在后汉时期有哪些变化或者派系斗争的混乱给它带来什么样的影
响。

可是,在对历史中存在的偏见作出适当的考虑后,历史仍然为公元57
年光武帝逝世之后至168 年灵帝登基前这段时期关于行政的状况和稳定提供
某些可靠的线索。对于压迫和腐败的很多抱怨的确有其真实的基础。有一些
证据表明,权力的垄断影响到了文职官员的征用。对朝廷的礼仪及知识的提
高的重视表明,有人在明显地蔑视公认的和批准的施政方式时,也同时审慎
地表示他们忠于传统的价值;针对皇室和其他家族的奢侈而提出的抗议是太
多了,以致不能看做是嫉妒者发牢骚而不予理会。最后,历史记载了说明顺
帝(公元125—144 年在位)和桓帝时期(公元146—168 年在位)法律与秩
序崩溃的一系列爆发的动乱事件。

① 见本书第3 章《政治派系》。

明帝与章帝统治时期(公元57—88 年)

仲长统(公元180—220 年)的一篇文章评估了这段历史并论述了衰落的

原因;他在标志着汉朝末年的动乱年月中写出了有益的事后认识。①据他看

来,政治家及官员明显地失去政治权力的根源应追溯到开国皇帝光武帝(公

元25—57 年)在位时。光武帝对以往国家的权势大臣获得和使用权力的方式

十分不满。因此他已经注意到,尽管及时地确立了三公的高位,真正的政府

却由尚书来管。事实上权力正转移到外戚手里,虽然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已享

受了优越的特权。②用任用私人追随者的方法建立起首都和州郡的两级政府。

选派官员不再根据功绩,甚至常常通过卖官鬻爵;在庸懦的官员控制边界地

区的同时,平民百姓已经在听任贪婪的压迫者的摆布。

强烈的不满和无秩序的结果是那些奔走于外戚和宦官之门的人带来的,
反感和谴责的呼声却加在三公身上。依仲长统之见,选来做三公的人常常是
谨小慎微的平庸之辈,非常不适合担任这种高级职务。到了仲长统的时代,
局势比光武帝时期更坏,光武帝曾因削去了帝国的三公之权而心满意足。

有迹象表明,到公元1 世纪后半段,甚至更早以前,中兴以后的汉政府
的政治就成为专制的和过于严酷的了。公元75 年任司空的第五伦,在新帝登
基不久可能用了劝谏的方式,通过奏折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①他意识到,光
武帝所继承的是王莽留下的烂摊子,他倾向于用严格的、甚至猛烈的方式管
理政府。光武帝的继任者追随他的榜样,从严治政成了惯例。第五伦批评他
生活的时代里官员们的严酷,并呼吁他们要更体谅、更仁慈地对待公众。

从当时提出的和在历史中保留下来的其他抗议可以看出,这些批评不可

能都是没有道理的。公元57 年明帝继位以后不久担任尚书的锺离意之所以出

名,是因为早年在他家乡会稽郡出现流行病引起很多死亡时(公元38 年),

他亲自提供医药,因而救活了许多生命。公元60 年锺离意抗议明帝滥用民力

修筑北宫,结果除了那些需要迫切照管的工程外,其他工程都暂缓进行。②

下面将要看到,在抗议皇室的奢侈的同时,常有反对压迫行为的抗议。

明帝被描写为心胸狭窄、专好揭人隐私的人。③结果他的高级官员经常发
现自己成为诽谤的牺牲品;甚至有些最接近皇帝的大臣也是被这种诽谤毁掉
的。有一次皇帝大怒,以至亲手用手杖殴打一位侍从。朝廷上就这样笼罩着
恐怖的气氛,每位官员都严厉地执行政府命令与对手展开竞争,以避免让自
己遭到惩罚。锺离意以足够的胆量抗议这种压迫的气氛,他请求皇帝促使官
员们下令惩处时不要那么严厉。虽然明帝不打算接受劝告,他也意识到理由

① 《后汉书》卷四九,第1657 页;白乐日:《汉末的政治哲学和社会危机》,载《中国文明和官僚:一个
主题思想的变异形式》(纽黑文和伦敦,1964),第218 页;摘自仲长统《昌言》(弗兰克注)。

用历史的精确性解释光武帝时期的变化,见王先谦:《后汉书集解》(长沙,1915;台北,1955)49,

第19—20 页。光武帝没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4 卷,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

报》,51(1979),第53—71 页。

① 《后汉书》卷四一,第1400 页;《资治通鉴》卷四六,第1482 页确定日期为公元77 年。第五伦任司空,
见《后汉书》卷三,第130 页。

《后汉书》卷三一,第1406 页;毕汉斯:《东汉的洛阳》,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48,(1976)
第33 页。

③ 《后汉书》卷四一,第1409 页。

很充分。可是,锺离意终于丢掉了京官的职位。

材料提到了对刘英的指控以及几千名被怀疑为刘英的追随者的涉嫌的情

况(公元70—77 年)。①我们还具体地得知,500 名官员中有一半以上在监

禁中被鞭笞致死。从这次磨难中幸存下来的几位有姓名的官员,以极大的勇

气在严刑拷打之下一直不屈服,只有陆续最后屈服了,这使狱吏也感到惊讶。

为此他做出了解释:他认出监狱看守送给他的膳食只能出自他母亲之手。但

他仍没有机会会见从长江以南长途跋涉而来的母亲。这件事感动了皇帝的恻

隐之心,使陆续获释出狱,但禁止他继续当官。②

我们还得知公元76 年章帝继位不久以后,行政官员的工作还象以前那样
严厉。尚书的一员陈宠趁机要求宽厚和减轻严刑;他还抱怨官员利用个人的
职位谋取私利。③这样的抗议似乎有一点效果,但是直到公元84 年,才颁布
了禁止在审讯刑事案件时使用笞刑的诏令。④

还有证据表明,州级官员的压迫十分严重,当时任九江太守的宗均的一
份陈述透露了这一点。⑤他在仕宦生涯的后期当上了尚书令,有一份报告说他
对文官搞欺骗和谄媚的情况以及只有很少诚实的官员才能给一般民众带来利
益的有限的事例感到痛心。⑥

有迹象表明,这个时期选拔或提升官员注意的是功绩和诚实,而不是个

人关系。据说有一次明帝拒绝一位公主(光武帝女儿)为她儿子安排官职的

请求,理由是要使平民百姓免受苦难,就必须安排合适的人选任职。①

第五伦于公元75 年晋升为司空,他被誉为历史上第一位小心翼翼地拒绝
利用职权谋取个人利益的高官。早年他曾任蜀郡太守。这个地区非常富庶,
那儿的地方官能聚敛大量财产。然而第五伦却非常谨慎地举荐官员,不论贫
富,只看忠诚与否。这样就避免了腐败。第五伦举荐的许多人都晋升而担任
文官的最高职务,因此他被同时代人誉为善于识人的官员。②把这样的例子当
作例外记录下来,说明在一般情况下的选派可能是出于根本不同的考虑。

前汉时期,有时出现了关于最适合皇帝口味的生活方式的问题。武帝统
治时期(公元前141—87 年)宫廷生活以极度奢华闻名于世,一部分原因是
意在使外族来访者对汉朝的财富和力量产生印象。后来就有人呼吁要减缩宫
廷的费用,特别在元帝统治时期(公元前49—前33 年)采用了许多节俭的
措施。③但是,前汉时期所有的皇帝当中,只有文帝可以挑出来给以表扬,因

① 见本书第3 章《新皇室》。
② 《后汉书》卷八一,第2682 页。
③ 《后汉书》卷四六,第1549 页。

《后汉书》卷三,第146 页;何四维:《汉法律残简》(莱顿,1955),第76 页。

⑤ 《后汉书》卷四一,第1412 页为宋均。《后汉书集解》卷四一,第13—14 页注释及《资治通鉴》卷四
五,第1445 页改为宗均。宗均在光武帝末年稍前一段时间任职于九江。
⑥ 《资治通鉴》卷四五,第1445—1446 页。
① 《后汉书》卷二,第124 页。
② 《后汉书》卷四一,第1398、1401—1402 页。
③ 《汉书》卷九六,第3928 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公元前125— 公元23 年的早期阶段,附鲁惟一的
导言》(莱顿,1979),第200 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伦敦,1974),第159、193 页;
本书第2 章《经济》。

为他不愿意动用老百姓不必要的费用和劳动力为他装修宫室或准备陵墓。④
明帝在遗诏中提出的教导也可能牢记着文帝的榜样。他不愿意葬在专门建造
的附有自己宗庙的陵寝里,而宁肯用他的生母(即光武帝的阴后)陵墓中的
一间更衣别室以安置自己的遗体。⑤

不久以后,公元77 年,皇太后在一道很长的诏令中谴责并呼吁戒除过分
奢侈的生活方式。这份声明很可能是一份专门辩护词的一部分,意在引开对
她自己和她家族的批评。她声称,她实行节俭的目的在于树立一个好榜样,
并给最需要节俭的地方施加道德压力。①但是她的警告对马家来说没有产生大
的效果。公元83 年,即她死后的第四年,她的两位家属炫耀的巨大财富,遭
到强烈责难。据说他们建起若干巨邸,宴请数以百计的客人。他们还修了造
价昂贵的马厩,又从西藏的或其他的外族社区聚敛钱财。这样的排场触怒了
皇帝,以致几次进行谴责,这个家族开始衰落下来了。②

公元89 年,窦氏家族使用官家的劳工为自己修建高大的住宅,遭致怨声
载道,但无任何效果。侍御史何敞为此提出,与其用这样豪华的建筑物来表
示皇帝的恩宠,不如在帝国正进行反匈奴战争因而经费拮据时树立一个节俭
的榜样。③

宫廷里盛行的另一种心态可以从注意制订表示恰当的行为(礼)的规定
这一方面看出。公元86 年鲁国博士曹褒建议重新制订汉代礼仪的原则及实施
细则。章帝坚持,这项工作超越了曹褒的权力;班固建议应该把主要的专家
召集在一起,受命审议和提出必要的改变。可是皇帝拒绝了班固的建议,他
认为这样召集的班子不会产生建设性的结果;他命令曹褒进行他的工作。曹
褒在一年之内搜集了各方面材料完成了150 篇题材广阔的汇编。然而这部书
似乎被认为可能会引起各种各样的争论,因此它被搁置起来,暂时未采取进
一步行动。公元91 年,在章帝的继承者和帝的成年典礼上,所遵循的就是曹
褒为这种盛典制订的礼仪。公元93 年,他的工作受到了质疑,他的规定没有
被实行。④

除了这些抗议和抱怨以外,明帝(公元57—75 年)和章帝(公元75—
88 年)的政府在成功地完成改革和改善经济活动的某些计划方面赢得了声
誉。光武帝曾打算治理平帝统治时期(公元前1 年—公元6 年)黄河和汴河
决堤所造成的某些受破坏的部分,但人们劝告他不要在帝国蒙受内战损失时
承担这样的重任。政府优先注意那些不太紧迫的工作以致未能制止频繁的洪
水泛滥,这引起了公众的怨愤。公元69 年由王景带领几十万劳工开始了一项
重大工程。在千乘郡内,沿荥阳到沿海的一条水路建起了堤坝,每隔十里(约
四公里)建一座水门。为防止洪水泛滥,使用了各种各样的设计,并设法让
河水改道。但无论王景怎样精打细算,费用仍然是十分巨大的。①史籍记载公
元69 年是世道太平的一年。没有征发人民到远地服役。有一系列好收成,人


文帝的想法,见《汉书》卷六,第134—135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巴尔的摩,1938—1955〕
第1 卷,第272 页);《汉书》卷三六,第1951 页;《潜夫论》卷十二,第130 页。

① 《后汉书》卷十,第411 页。
② 《后汉书》卷二四,第857 页;《资治通鉴》卷四六,第1492 页。
③ 《后汉书》卷四三,第1484 页;《资治通鉴》卷四七,第1520—1521 页。

《后汉书》卷七六,第2464—2465 页。王景,见李约瑟:《中国科技史》(剑桥,1954— ),第4 卷,
第3 部分,第270、281、346 页。


民享受着高度的繁荣:谷物价格低廉,田野里漫游着成群的牛羊。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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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统治时期曾试图改进水路运输,以减轻把谷物从东方(山东)运到
太原附近羊肠仓的劳动强度。这项工作用了相当多的人力,死亡率很高,但
这个努力没显示出什么效果。特别是太原的官员和百姓遭受了极大的苦难。
依据邓训(邓禹之子)提出的建议,公元78 年下令停止使用劳工,而改用一
队队的驴子来代替人力。就人的生命和资金两项来说,每年都节约了不少。③

章帝统治时期帝国南部的交通运输有了明显的改进。在此以前,从交趾
七郡运出商品只能走海路。当时的船只可以在福建沿海唯一可知的港口东冶
停靠,但后来就受到暴风雨和船只失事的损失。公元83 年,非常熟悉当地情
况的会稽郡本地人郑弘当上了大司农。他建议开辟一条穿过重重山岭经零陵
郡和桂阳郡的陆路。这条路后来成为正式的交通运输线路,并一直使用到《后
汉书》的一位编撰者生活的时代。①

② 《后汉书》卷二,第115 页。
③ 《后汉书》卷十六,卷608 页。
① 《后汉书》卷三三,第1156 页。东冶的闭塞,见毕汉斯《唐末前中国在福建的移民活动》,载埃盖罗德
与格拉赫恩编:《高本汉汉学纪念文集》(哥本哈根,1959),第101 页。

和帝、殇帝与安帝统治时期
(公元88—125 年)

和帝(公元88—106 年)初年出现了对外交事务和窦氏家族在朝廷中取

得统治地位之事提出抗议的时机。公元89 年,窦宪发动了一次讨伐匈奴的大

规模的远征,②关于这样一次战役的意义和适宜性,有人提出了疑问。有许多

大臣,包括司空任隗认为,在匈奴不再采取侵略政策时这样滥用帝国的资源,

迫使部队在远离家乡的地方艰苦地服役是愚蠢之举。虽然没有人倾听他们的

申诉,任隗和司徒袁安仍继续提出他们的观点,以致有许多同僚担心他们的

安全。③但是他们得到了107 年升任司徒的鲁恭的支持。当时仍任侍御史的鲁

恭请求在人道主义的基础上不要让人民卷入窦宪发动的战役。他还认为,由

于非汉族人可以比作禽兽,其习性与中国人完全不同,从这一点说,就不应

该允许他们作为杂居社区的成员与汉人住在一起。

另外,匈奴不久前被鲜卑打败,利用这个机会是既不正当又不适合的。
匈奴已从边境防线上往后撤退了一大段距离,要找到他们就得花费巨大的人
力、物力,因而极不合算。鲁恭引用大司农的观点,即现有资源不足以支持
这么大的战役,而且他还说其他官员也一致不同意发动这次战争。同时也不
应该用公众的生命去满足某一个个人——即窦宪——的愿望。①

《后汉书》简短地记载了皇太后反对这种劝告。另一位官员何敞询问这

场战争的目的是什么,他在抗议中还婉转地提到正在为窦氏家族修建的奢华

的建筑。②

有几件事表明,这一时期在吸收官员和养士的标准方面有某些想法。公
元101 年的诏令给来自北方、东北和西北人烟稀少地区的候选人以优待;根
据人口数,他们被允许比帝国其他地区选送更多的候选人担任官职。③第二
年,刚刚担任司空的徐防建议,应对考试的科目和候选人的等级制度做一些
改变。他迫切地希望五经的文字意义能得到清楚的说明,同时惋惜某些博士
们过于偏爱发挥自己的解释,而损害了传统的解释。这些做法导致人们走上
异端邪说之路,同时在考试的行政管理方面也产生了许多争论。他认为今后
应该更多地注意解释典籍的文字意义,鉴别候选人应该以解释字义为准;那
些不遵循公认的大师的已被接受的解释的人或前后矛盾的人不准入选。④

徐防的建议被采纳,下属官员奉命遵行。公元106 年时值邓太后在朝廷
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据说学术正在衰落。新近在尚书任职的范準试图直接通
过传统的力量做些改进工作。他举例说明,过去的列祖列宗皇帝无论怎么忙
或有事在身,都要找时间学习。以往甚至是军事将领,也对指定的经典如《孝
经》有广泛的知识。他提醒皇太后一些匈奴领袖树立的榜样,他们到洛阳朝

② 见本书第3 章《边境和邻邦》。
③ 《后汉书》卷四五,第1519 页。
① 《后汉书》卷二五,第875 页。
② 《后汉书》卷四三,第1484 页;又见本章以上有关部分。

《后汉书》卷四,第189 页;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剑桥,1980),第134 页;本书第8 章《文
职官员的吸收》。

④ 《后汉书》卷四四,第1500 页。

廷来朝,并在那儿学习。以“永久和平”为名的明帝的时代就已出现了这些
变化。①这种情况与当时的形势形成了对比:学者很少而博士们过于喜欢闲散
而不愿工作。学术水准的降低是当时政府实行压迫的几个原因之一,因此范
準提出了发展学术的步骤。②

十年以后,邓太后本人采取措施以达到这个目的。她召集了已故皇帝的

40 多名侄子、侄女和自己家族的30 名成员,准备了专门的房屋让他们居住。

他们的年龄是五岁或更大一点,在教师的帮助下学习古籍经典。她本人亲自

监督这些年幼学生们的考试。一个对她的评论记载,她曾表示,她的初衷是

防止生活方式变坏和恢复以往公认的学术大师的文化影响。她把特权家庭成

员享受的奢侈生活与他们放弃研究学问的努力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她认为明

帝统治时期树立了通过注意教育而改善道德标准的榜样。③这种主张的真诚性

也许是值得怀疑的。皇太后很可能想通过这个姿态,表示自己愿意迎合已经

建立起来的学术界,并证明自己对国家事务的影响植根于中国传统的价值

观。

安帝统治时期展开的关于礼仪体制问题的讨论,也许反映了当时争权的

各主要党派之间敌对的或不同的利益。已经制订的规矩是,大多数高官和州

牧既不必,也不准去按传统服三年丁忧。因此这个做法在其他各界已经快要

不实行了。公元116 年,邓太后决定应该让高官们在服丧期间按照习惯离职,

作为改进道德标准的手段。她得到以正直知名于世的刘恺的支持;刘恺自107

年任太常,112 年晋升为司空。

当时有人认为,指望州牧及郡守遵守这项规定是不实际的,刘恺反对这
种观点,他认为高级官员应该把遵守这种规定当做职责范围的一部分,以便
树立一种模范行为的榜样。由于这一主张,皇太后能够进行改革了。①这实际
上是国家高级官员第一次实行服丧期间离职三年的规定。

但是,改革的寿命并不长。121 年尚书令对这种规定提出质疑,他举出

光武帝曾废除这种规定,因此应恪守此成例。这种观点受到已被刘恺举荐为

官的陈忠(陈宠之子)的反对。他指出,这项制度从王朝立国一开始就在其

身份不低于萧何的人物的指导下产生了。光武帝废除它的原因在于当时政局

不够稳定,需要把行政管理简化到最低限度。他论证说,有一切理由把离职

服丧三年的规定作为汉帝国文化传统与政治传统的一部分保留下来。然而,

宦官们却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这种做法要重新安排人,非常不方便。结果,

高官们从121 年起不必服丧,或者说取消了他们的这种权利。②154 年高官们

在服丧期间又再次必须离职,两年以后,这项规定扩大到较低一级官员;159

年高级官员又暂停执行这项规定。③

快到和帝统治末期及以后,又出现了减少宫廷的奢侈性消费的几次尝

① 即“永平”,明帝的年号,公元57—75 年。
② 《后汉书》卷三二,第1125 页;《后汉书》卷七九,第2546 页;《资治通鉴》卷四一,第1567 页注明
这个奏折产生于公元106 年。
③ 《后汉书》卷十,第428 页。
① 《后汉书》卷五,第226 页;《后汉书》卷三九,第1307 页。
② 《后汉书》卷五,第234 页;《后汉书》卷四六,第1560—1561 页。
③ 《后汉书》卷五,第234 页;《后汉书》卷七,第299、302、304 页;《后汉书》卷四六,第1560—1561
页。

试。通过快递手段从南方诸州为宫廷供应特定品种的新鲜水果当时已经形成
惯例,许多被迫执行这一艰巨任务的人死于途中。当皇帝得知这项工作十分
艰苦时,便下令不再运送水果(103 年)。④公元106 年,当局下令减少供应
朝廷宴会的异域珍馐,以便减少办事机构承担的费用。同一年还取消了鱼龙
曼延百戏等。①次年,为了补足禁卫军中一支部队的缺额,黄门的吹鼓手的编
制被削小。饲养马匹的饲料,除实际用于宫室车马之外,均减少一半。皇宫
办事机构制造的非宗庙和陵墓所需的商品都停止生产。②

上述裁减的部分原因是认识到了民众的困难。在永初时期(107—113
年)的初年,持续的干旱和洪水导致许多地区成灾。108 年任御史中丞的范
準抓住机会上奏,强调节俭的必要。他认为,制造或者消费那些浪费的、或
者对朝廷工作的运转非必须的物品的官方机构,如那些负责皇帝餐桌的菜肴
或者制造工艺品和各种设备的机构,应该作出节约措施。他还提出政府应该
遵循公元前92 年的先例,组织一个专门的调查委员会来检查各州灾情的事实
及其原因;③他还为救灾提出了几项进一步的积极措施。范準的意见被采纳
了,某些商品被散及贫民。他本人奉命到帝国的东北地区巡视,他在那里建
立了公共的谷仓并成功地提出了一些当地所需要的救灾措施。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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