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不堪回首的大学生涯 （1962—1968）

白雪

（4）阚玉瑶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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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迫害的恶浪还殃及到了普通教师和他们的亲属。我的俄语老师阚玉瑶，也在这年惨死。那时妄加罪名，到了不讲任何道理的地步。只要是学俄语的，那就是修正主义苗子。要是去过苏联学习的，那更是苏修特务，至少也是苏修爪牙。

阚老师死后，他的岳母徐克峻为照顾他妻子赶来北京，也遭造反派批斗。一年后，1968年，死于非命，横尸北京街头。这位不幸的老人，却是位革命的老人。她是云南地区早期共产党员，1934年赴苏，1936年就被斯大林政权押至西伯利亚劳改伐木，长达八年，后因身患重病改去纱厂劳动。建国后，经蔡畅等人出面，才于1951年回国。谁知最终的结局竟是如此的不堪、如此的不公。（请见《蒙化早期第一位女共产党员》，李连海，《大理日报》，2008年9月24日）

这类被妄加罪名、迫害致死的事件，在全国又不知有多少多少。举个例，1968-1969年间所谓肃清“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惨死了多少人！这是有案可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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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血腥武斗
（1）攻打红楼

斗过了牛鬼蛇神，斗过了学术权威，斗过了当权派，还斗谁呢？那就是造反派（反正大家都自称为造反派）之间为争权争宠相互斗了。再加上江青又发出了“要文攻武卫”的号召，于是最血腥的面对面杀人的武斗开始了。

人民大学第一场大的武斗，就是发生于1967年11月的攻打红楼。

此红楼，非贾宝玉的“红楼”，而是人大校门口西北侧的单身职工楼。

打它干什么呢？

“人大三红”在东南角的控制范围主要是东风楼的三座楼，和留学生楼、教学办公楼（这些都是当时的叫法），基本上一字排开，无法形成防御体系。于是，要攻占东风楼北面的红楼。攻击是傍晚开始的，用的是砖块木棒。对方在楼内退至二楼抵抗，这一方也没有采取登梯强攻，双方形成对峙。
.晚上，灯光大亮。双方的群众都聚集在各自的防线后面，高声呐喊助威。在一阵高过一阵的呼喊声中，本方人员一次次地向红楼冲锋，楼上则雨点似地抛下事先准备好的砖块杂物。每当窗玻璃被“砰”地砸碎，碎玻璃“哗哗”从半空堕落，嗷嗷的呐喊声就爆发出一阵高潮。一些同学则“奋不顾身”地冲上去，捡起地上的砖块往上扔，想为攻势添把力。但要攻下一座楼谈何容易。对方楼上的人员，因无路可退，抵抗也很顽强。攻方只得一次次退回，为此往返数次。即使有冲进楼内的，也很难坚持，又跑了出来。一个个伤员，被扶了回来，路上洒下了点点血滴。这种情况，真要强攻，伤亡必然很大。从现场来看，双方的指挥还算比较克制。可能是对方考虑到他们的区域较大也较为分散，难以分兵把守。最后，双方停火，攻方后退，守方撤出。“三红”从一条单薄的防线，形成了有几个楼可以互为犄角的“防区”。
这整个过程，我都在现场，但没有冲上去，也没有扔石头。我的体育不行，扔块石头不见得比女同学远，别上去丢人显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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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武装对峙
但是，武斗不可能带来“安全”。为了防备对方的攻击，我们的每一个宿舍楼，也都是一楼不住人，窗户用砖头、木板等堵死，二楼只留半扇窗，楼梯道都用床板堆上，只留一个人勉强能过，这样大大增加对方可能的攻楼的难度。

又为了防备对方偷袭抓人，平常下楼出去，那怕是上食堂打饭，都要扛上根长矛。那长矛，是把自来水管、暖气管拆下，截成两米长，一头磨成极锐利的尖刺。据说那东西比刺刀还好使，刺中对方后，血从管内喷涌而出，可以很快拔出再刺。不像刺刀刺进人体后因有血肉的压迫,有时很难拔出，甚至出现卷曲。
.防备在全方位地进行着。连我们的宿舍，也有了张不知从哪儿来的弓箭，说是可以在对方攻楼时派上用场。我试了下，要拉开弓还真得费点劲。朝着门上，拉了还不到一半，“砰”的一声，真厉害，那箭头把门板都打穿了。不过，我知道，真要到那时候，还没等把箭射出去，人家就先把我撂到了。
.校内没有下手机会，双方又到校外抓捕对方人员。有次，我们系有几个同学上市里去贴大标语，被对方巡游的大卡车碰上。里面有我们班的两位同学，一位个头小，没引起对方注意，以为是围观群众。他赶紧钻进了旁边的商店，躲开一劫。而另一位同学则没有那么幸运，被对方抓走，结果挨了打，不但受了皮肉之苦，也受了很大的心理创伤。出了这种情况，抗议和交涉都是没有用的。只有也去抓对方人员，还得抓得更多，打得更狠，还逼着悔过，而后在喇叭里播出。这都成了什么世道？隔了一段时间，双方还要交换“俘虏”。这情景，《革命四十年》里也都有描述。“俘虏”们被扶着、抬着放出来。双方的仇恨，也越积越深。我们班那位同学几天后被放了出来，虽未伤及要害，也是累累伤痕，神色怆然。我们看着都很心疼，女同学们还都悄悄地掉了泪。随即由两位女同学陪护去医院疗伤。
这武斗既有了开端，渐渐地也就不断发生了。
“捣毁野猪林”。

“三红”除了在东南面有一个控制区域，在西面还有南五楼、南五处的一片，两个区域之间有一条大路相连。可大路的北侧有片不大的松树林，林中有个体育用品房，常被对方当作埋伏武装人员之处，用来偷袭伤害这一边的过路人员。于是这一边就要铲除这一隐患。那天下午，先是手持棍棒长矛的“武斗队”冲入树林，把那小板房彻底砸了。对方也没有人在那儿。里面的体育用品，就往回搬到教学大楼里堆起来。搬东西的事，没有人提前通知，也没有人组织指挥，大家见状都纷纷主动跑来搬。整个过程，动作很迅速。我正好碰上，也去一手抱一个球，一次拿两个，急急忙忙地跑了两趟。心里还在想，这也是在保护国家财产?

因为有这片松树林，所以这次动作，称之为“捣毁野猪林”。


.“夜袭兵工厂”。
后来,又在西面的校办工厂打了一仗。那工厂里有一些机床，成了对方制作刀枪的“兵工厂”。那次行动是在晚上，所以叫“夜袭兵工厂”，我们是事后知道的。大概是双方的经验和准备都不足，对方几乎没有抵挡就放弃了，所以基本上没有伤亡。听说对方有位工人师傅，面对长矛的尖刺还慌不择言、跪地哀求：“我家还有三个老婆、一个孩子哪，放过我吧。”那一阵还把这当作笑料来传，其实那也是几滴辛酸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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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血染操场
暴力之火是不能随便玩的，一点小小的无意的火花，说不准就能酿成大祸。当然，1968年，大的形势是全国进入了一个武斗高峰期。在资产阶级司令部轰然倒塌之后，各地上下出现了一些权力真空，各种政治势力拼了命地抢权和再抢权，为此而上演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恐怖大片。一些地方的“保守派”组织在介入“三支两军”的部队或明或暗的支持下，对“造反派”组织发动剿灭。这儿的“保守派”、“造反派”的称呼，都早已名不副实。所谓“保守派”，既不表明思想观念的保守，更不见行为方式的保守，全然不是那种循规蹈矩、谨小慎微的形象。他们对待对立面群众的手段，照样是杀气腾腾、毫不留情，没有半点保守的样子。.

所谓“造反派”，也全没有运动初期高唱“滚他妈的蛋，罢他娘的官”的精神头了，说不定已经成了尖牙利爪撕咬之下的几片碎肉了。在一些“造反派”势力尚有余力的地方，两派的决斗更是到了你死我活、眼睛都要喷血的最后关头。应该讲，就血腥残暴来说，这是在极左势力鼓动下，早期红卫兵极端分子那些恐怖暴行的延续。
.北京的情况有所不同，但各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拼杀也急剧升温。就北京高校而言也是这样，1968年4月起，清华的“井冈山”和“四·一四”之间开展了一场真枪实弹的“百日大战”，前后竟然死了18人。
.也就在这时，68年5月，一场空前的武斗，在人大校园爆发。起因是件很小的事情。为了防备对方的进攻，双方都在控制区的交界处挖壕沟、拉铁丝网。一到晚上，聚光灯四处照射，就像是朝鲜战场一样。那天挖沟时，挖出的泥土掀到了对方那面，对方又再掀过来。掀着掀着，双方就动手打了起来。从泥土对扔，到棍棒交加，到出动“武斗队”拼杀。
.这时的“武斗队”员装备已经非同一般了。每人全副武装，头戴柳条帽，帽沿下面连着铁丝编的面罩，全身和四肢都罩着铁皮剪成的铠甲，铁皮下都垫着书本。那时的铁皮有的是，到处都是毛的语录牌，正好用上。看上去，整个人就像个古代的武士，浑身上下冷冷的，连从铁丝罩后面透出的目光也是冷冷的，完全没有了人的感觉。他们的成员主要是法律系低年级的同学，以转业军人居多，“战斗力”比较强。.
有次，他们就在我窗外的楼下操练，双双对刺。尽管是全身铠甲，脸前有铁丝罩保护。不料，还是有人当场受伤，被对面的尖刺穿过铁丝，打掉了门牙，嘴巴鲜血直流。要是真的拼杀，会是什么结果？所以，当看到他们全副装备、手持长矛，一排排地小跑着出发前去“增援”，那沉重的砰砰的脚步声，就像踩在心上，浑身也不由自主地跟着颤动。那步伐之整齐、神情之坚决、训练之有素，堪与正规部队相比。可是，那是上什么战场呢？只听说西面打起来了，这一去，谁都不知道将会是怎样。
.血战是在新图书馆西南面的操场上进行的，就是我1964年暑假勤工俭学时在烈日下拉碾子修整的操场。往日的同窗，就这样手持长矛，面对面，作生死拼杀。短短的几分钟，对方就退出了那片操场空地。短短的几分钟，对方就倒下了好几个同学。短短的几分钟，就失去了三条生命，其中就有我的同班同学陈荣祖。.
他身上被捅了七个窟窿，（也有说是中了十一枪的），其中一枪刺穿心脏，当场身亡。听说，他是倒下后还想挣扎起来，又被更多的长矛扎进。
.当时还并不知道双方的伤亡情况。我们身处后方的都神色凝重。很快，伤员们被搀扶着下来。每个伤员都有好几个人扶着，身上血迹斑斑，脸色冷峻，好像都很坚强。他们上了一辆小客车。是第一辆还是最后一辆，我不清楚。车上还有全副武装的“武斗队员”护送，以防对方劫持。
.这一夜，开始是异常的寂静，双方的大喇叭都很反常地停歇着。到半夜时分，突然，对方的大喇叭放起了“国际歌”，那悲壮的乐曲响彻了校园漆黑的夜空。我们一听，知道是对方有人阵亡了，个个都面面相觑。后半夜，传来话说，“有你们班的一个”，我们大惊。因为陈荣祖同学在我们两派分开以后改了名字，改了叫陈刚，传过来的名字对不上。.
我们还都抱着希望，不敢相信，也不愿意相信，总觉得不会是他，但愿不是他。大家都一夜未眠。第二天，天刚亮，得到了确凿的消息，真的是他，真的是他呀！.
后来听说，那天对方还抬着他们的遗体上街游行。可是，这对于他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呢。
.虽然被分成两派，但我们班的同学之间并没有因此有任何的成见。陈荣祖同学是江苏盐城人，很朴实、很正派，为人做事认真负责，从不张扬，体格也并不健壮。尤其是，他的家庭成份比较高，是我们班唯一一个成份高的同学。这在人大的学生中是很少的，不是一般的表现好，是不会有这个机会的。他平常很谨慎、也很到位，有什么事情，既不能冲在前面，也不能落在后面。.
虽然我们班相互之间一直比较好，对他也是很平等的一员，但显然他对自己事事处处要求都很严格。对这场文革，他更是格外的谨慎、格外的认真。这厄运怎么会落到他头上呢？他并没有参加“武斗队”，他的身上都没有防护，怎么会这样呢？
.我想，很可能是因为上面讲的这个原因，在面临风险的时候，使他不能不有所表现，竟然也出现在武斗场上，尽管手无缚鸡之力，尽管满心的不愿，尽管是在很后面的位置。.
后来听说那天的情况是，对方第一线的“主力部队”顶不住，回撤过快，把他们本来在后面的非主力人员反而闪在了前面，而遭此不幸。.
事后，因为是群众组织，没有经济能力，只给了很少一点抚恤。更痛心的是，他很早就结婚了，家在苏北农村，景况十分贫寒。他的妻子已经有了孩子，远在家乡来不了。.
在这一边的我，虽然不能为他送行，几十年来，他却始终在我心上。直到退休前，我给每个班讲课，都要讲我的学生时代，都要讲这件事，都要讲两个时代的对比，都要讲珍惜当前历史机遇，好好学习、努力工作。九十年代的一天，我讲完后，下课时，有位学生走到讲台前，对我说：“老师，你讲的，就是我的叔叔。”.
在这次武斗中，尤其最不应该、最令人痛惜的是，在这次的三位死者中，竟然有一位是女同学。她真的是奋不顾身地上去抢救受伤倒地的同学，却也被刺杀了，被活生生地刺杀了，永远地倒在自己母校的操场上。.
她是我们班一位同学的老乡，还来过我们宿舍几次，能记起她的模样。我不是现场目击者。我至今无法想象，这些带血的长矛是怎么刺进一个女孩子单薄而柔弱的身躯，一枪又一枪。
哭泣吧，苍天！苍天！！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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