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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不成记者，只能写软文的日子里
我第一次写软文，是在我读大学的第三年。
当时我正在一个不知名的学校里，读着一个看似能赚钱的经济学专业，却总觉得我真正的“人生正轨”应该是去当记者。毕竟，那几年“非虚构”的概念大热，而恰好我喜欢写作。在我的想象中，做记者则既可以满足我的写作爱好，又可以拓宽我的视野，还有着“第四权力”这样的光环，那为什么不试试呢？
除了写作以外，我的另一个爱好是独立音乐。因此也常常想着，或许可以尝试从熟悉的领域写起。我在网上认识了的一个在有全职工作的同时给一个小有名气的音乐自媒体写稿的人，算是个男文青。除了写作以外，他最常向我倾诉的是他的抑郁症。在一天晚上十点多，他又跟我说他很焦虑，因为明天就要交一篇稿，但现在还没开始写，也写不动。那篇稿子是关于一个民谣歌手明天要发布的新歌，因此绝对不能拖，他们现有的资料是这首歌曲的音频和歌词等。
我听了这个描述后以为，这是这个平台为了“抢热点”，“千方百计”地提前获取了资源。因此，我虽然不喜欢那个歌手，却被这个平台的“努力”和“敬业”精神所打动了，同时又对这位男文青的处境非常同情。以至于最后我说，要不我帮你写吧。
他听后很快就同意了。到了这时，我除了对他的同情，其实也多了一些被认可的惊喜。毕竟在那之前，我还没有在真正有读者的，而不是自娱自乐的平台上发过文章。
由于我的宿舍晚上会断电，我从那天晚上十点多写到了第二天凌晨三四点，直到电脑电量耗尽。等早上六点多来了电，我又赶紧起来改了一遍，然后在八九点的时候发给了他。我非常怕我交上去的稿子其实完全不能用，所以就想给他们多留出点修改甚至重写的时间。
只不过，在过了快十年后，依然清楚地记得他在至少两三个小时后才回复我的消息——“怎么起这么早呀。”
当天晚上，那篇文章在公众号上发布了，作者名是男文青的笔名和另一个我不认识的名字。我问他，那个名字是谁，而且为什么排版排得这么乱，没发现其中有好几段重复了吗？
他开始跟我连连道歉，说那个名字是公众号的一个编辑，编辑对文章做了些修改。还说他把稿子转发给编辑的时候，忘记说是我写的了。我听得半信半疑。他又说，他回头会把这篇的稿费给我，大概一两千块钱。
但快十年过去了，他再也没提起过那一两千块钱——包括后来他靠写所谓的民间疾苦而在某些非虚构平台混得得意洋洋，还特意向我炫耀他那个价格不是 800 就是 8000 的打火机的时候。
而我也是在很多不同的平台上都发过稿子后才反应过来，那篇文章肯定根本不是我想象中的什么“抢热点”，而只不过就是一个合作推广。或者再说得直接点——一篇收钱替人做宣传的、本质上是广告的“软文”。我得到的更不是什么重要的发稿机会，只不过是被骗去当了一次免费劳动力。但在我对文艺事业还有浪漫化幻想，且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才能成为“真正的记者”的时候，我总是会主动上这样的当。
在给男文青当代笔一年多以后的一天，我在一个微信群里看到一位前媒体人问，有没有人想采访一位女音乐人。那位音乐人在独立音乐领域也小有名气，但近几年很少接受采访。而且我更感兴趣的是，她本身也做过很多年的记者。我以为这又是个难得的机会，便又抢着答应了下来。
前媒体人很快帮我对接好了音乐人，也丝毫没有遮掩他现在的身份是音乐人的经纪人。他和那位音乐人还都直截了当地说明了，这次采访的主要是为了宣传这位音乐人不久后的一次专场演出。他们给我发了很多关于这次专场的宣传物料，请我帮忙加在文章里。
我花了很长时间列采访提纲，生怕一个问题没问好那位歌手就会对我不配合，甚至在采访的前一天晚上还紧张到失眠。写完后又动用了我为数不多的人际关系，终于发在了一个还算有名却没有稿费的音乐平台上。发表之前，那位歌手主动帮我改了一遍。我看到她发回来的稿子时想，“真正的记者”改完的就是比我写的好啊！
只不过，我还是过了三四年才突然反应过来，既然是为了配合宣传，那他们找我写的，不也是软文吗？我何必那么不自信呢？
2 无处不在的软文，是机会还是陷阱？
大四那年，我进入了一家在商业媒体实习。我写的前两个选题都是自己提出的，并不是典型的商业报道，而更偏向于文化领域的人物故事。采访期间，主编曾特意提醒过我，采访对象请你吃个饭的话你可以接受，但千万不能收他们的钱，礼物也别收。我嘴上说着“我知道”，心里想的却是，“你也太瞧不起我了吧！我是那种人吗？”
但后来有一天，我被临时派去某大厂采访他们的一项新的业务，晚上刚回来，主编就跟我要我的支付宝账号，说是用于接收车马费。很快，我的支付宝里收到了 500 块钱。在没有真正接触过媒体的时候，我听说过“被收买”、“被贿赂”等指记者因为私下收了受访者的好处而失去了其中立性的词，但确实是在媒体中，才第一次听说了“车马费”这一看似中性的词。
又过了几天，我从公司里得知了一个在大学里的戏剧演出邀请，就出于兴趣去参加了。刚到门口，我拿到了一个信封，里边又是 500 块钱的车马费。那些给车马费的活动并不是每一个都必须写稿，就算写了，通常也不会被发在头条，而是发在第二、第三条或更靠后的位置。在那家媒体，这些内容被称为“合作稿”。那是在2018年，我私下问过其他同事转正后的工资标准，我得到的回答也很直接，“应届生一般 5000 起步，单算上车马费也差不多能过 7000 了。”
几年后，我读完了研究生，开始尝试做自由撰稿。做自由撰稿的过程中，我不是没有尝试找过全职的媒体工作，但阻碍了我的原因很多。比如，我不是从新闻传播相关专业毕业的，简历里也没有很多知名媒体的实习经历；我很社恐，为了开每周一次的选题会，需要把其余的六天都用来做心理建设；我的逻辑思维很差，好像缺少把某件“感兴趣的事”“选题化”的能力；我没有听懂领导拐弯抹角说话的能力，也不愿意服从；我常常觉得一些非虚构平台的选题思路过于给人“贴标签”，还听一些记者吐槽过他们被要求编造内容，因此就很抗拒；我听说现在很多媒体盈利得很难，有的地方全职员工的工资比实习生还低，有的地方因为只裁人不招人……
软文也是我重点考虑的因素之一。我当时对“软文”的认知是，表面上在写人物故事、实际上是为品牌等客户做宣传的“广告”。其实我并不讨厌真正的广告，因为很多广告都很有创意。但我却非常厌恶软文，因为每次我看了标题以为是篇报道，点进来却发现是软文后，都有种强烈的被欺骗感。我很怕真的去了哪里全职的话，就无法拒绝写这些软文了。
但刚开始给不同平台投稿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软文的稿费大多是比其他的稿子要高的。后来有朋友告诉我，假如一个平台上平时的稿费标准是 500 元/千字，软文可能就是 800 元/千字；如果平时的稿费是 800 元/千字，软文可能就会是 1000 元/千字，甚至更高。有不只一个朋友跟我说过，写软文挺好的，就像是在学校里写命题作文，不用多么走心。但问题是，我在学校里写作文的得分也都不怎么高。也有朋友说，反正他们学的就是新闻，所以除了媒体也不知道还能做点什么，而写软文就已经是在刚毕业的阶段赚钱最多的工作了。但我在那个时候，故作清高的心态还是挺强的，我总觉得，我可是跨专业来硬凑媒体的热闹的，难道最后不仅没有写出什么能让自己满意的文章，还要从三年前一毕业就能去的甲方，变成现在只能从乙方做起吗？
但我很快就发现，在越来越依靠广告作为主要收入的媒体中，写软文的机会几乎是不请自来的，甚至是一些自由撰稿人们最重要的经济来源。在我身边年龄相仿的记者或自由撰稿人中，除了极少数极其坚定的作者外，也几乎都写过或给别人介绍过软文。
有一个朋友曾把我介绍给一个知名媒体的编辑，我当时很兴奋，但对方跟我介绍她自己时，说她是在“创意部”工作。她问我有没有写过商务稿，我说有，然后发过去了一篇对某创业公司的采访。对方看了说，写得挺好的，但我们说的“商务稿”跟你的这种还不太一样。然后她解释了一些类似于“要结合品牌的需求”之类的话，我听完后就想，干嘛搞这么多黑话呀，直接说软文我不就懂了吗。后来那个媒体的确找过我写“商务稿”，但我每次看到那些长长的甲方介绍后都觉得非常头大，又总是在同时有其他更想写的内容，就没有真的写过。
我在给另一个平台投了两三篇稿以后，也被编辑主动问到有没有兴趣写篇“商务稿”。当时我拿过的稿费都在 300 元/千字到 500 元/千字之间，如果接下来那篇稿子，可能就能拿到 800 元/千字。但不巧的是，那段时间刚好有一个音乐公司的老板跟我说，他想做一个新的音乐媒体，把内容全部交给我来负责。他一直跟我说想让我做媒体、媒体、媒体，我就真的以为这将会是个不再受限于他人，而实现我自己的表达的机会。相比之下，我还何必去写软文呢！于是我把那篇“商务稿”拒绝掉了。
过了几天，音乐公司的老板叫我去和其他几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一起开个会，和其他部门的人认识一下，以后多多互相配合、互相帮助。在会上，有个人提到，别看很多摇滚乐手嘴上不愿意承认，但实际上心里都巴不得能上《乐队的夏天》。我吐槽说，他们哪有不承认啊，那些参加过《乐夏》的人一出来就到处炫耀，烦死了。在座的几个人点点头，其中一个人若有所思地说，“确实是这样的，但我们肯定不能这么写呀，我们的目的是帮这些音乐人做宣传。”她的语气很平常，一点也没有在反驳我的意思，好像这是一个默认的规则。其他人几个人也赞同，而且还“鼓励”我说，等我开始做这个工作之后，拿免费票看演出的机会肯定多着呢。
我一听，觉得太要命了！可能在他们眼里，能给音乐人们做宣传是一项福利，但对我来说，我只觉得自己掉进了一个以后天天都要写软文的大坑。
那天开完会回家的路上，我收到了一个媒体朋友发来的消息。他说有一个电影节在找人写一些稿子，他想到了我。他提醒我，电影节给的钱不算多，而且策展人是一个多年前的资深媒体人，所以很可能对稿子的要求也不低。但不论怎样，算是个赚零花钱的机会，让我自己衡量一下想不想写。
我听完后很快就答应了。我觉得那个音乐软文坑实在是不靠谱，我还不如赶紧实实在在地赚点钱。而且，既然策展人是前媒体人，我想，我或许还可以和她学到一些经验，或者从他们的内容中找到一些我想要去深入采写的线索。
电影节的稿件基本上是关于一些入围的艺术家和电影人们的宣传和介绍。内容和主题都已经确定好，我只需把访谈资料整理成文，不需提供任何自己的观点或创意。说实话，我并没有太被这些内容打动，因为这些所谓的艺术家们的表达真的太空洞了，除了引用一些更大的艺术家的话以外，好像就说不出什么自己的思考了。如果是我自己写报道，我绝不会想采访他们的。所以即使那位策展人曾强调过，这些内容是多么情怀满满，我仍一边写却一边觉得，写这些稿子和写软文唯一的差别就只是——有了情怀的加持，我的稿费便只有 300 元/千字。
这些稿子写起来并不难，基本上是实习生就能完成的程度。所以，为了不被实习生抢走饭碗，我每次都写得神速，那位策展人也因此对我非常满意。对于这种机械式工作的无聊，我暂且可以忍受，但最让我为难的，是其中一篇稿子要赞扬的的艺术家中，包括一个已经被指控了性骚扰却不承认的人。
我很想拒绝，但犹豫了很久后，仍然没有提出异议。那几篇稿是我当时为数不多的确定收入，我怕提太多要求的话，他们就不会再用我了。在现实的需求和利益面前，我想我是软弱的。而我最后选择做出的“赎罪券”式举动，就是在硬着头皮把那篇文章写完后，又很快在另外的平台上写了一篇关于维护女性权益的文章。
几个月后，那位策展人邀请我去看他们的一场放映。那是我第一次和她见面。
放映结束后，我在影厅门口等她出来，然后上前去和她打了声招呼，也试图向她介绍我自己，“其实我平时是在给很多不同的平台写稿的，比如……”我本来想告诉她，我不只可以当“写手”，也是可以当“记者”的。但话刚说到一半，她邀请来的几位影视和媒体大咖们就已经在远处喊她。她转过头，兴奋地大声答应了一声，然后直接向那个方向跑出了有一百多米，和朋友们相拥着走进了一家餐厅。
我站在原地很尴尬，不知道她还会不会回来。我觉得自己可能太自作多情了，我应该早点意识到，我平时还会写些什么，都与她无关，在我接受了“工具人”角色的那天起，就不会再被认为有其他价值了。于是，被晾了差不多有十分钟后，我一个人离开了影院。
虽然她后来又曾在微信上问过我当时想跟她说的是什么，但我已经知道，那根本就是一种表面上的客气。软文无法成为走向记者的路，她也不会真的想要了解我的。 3 不断被贬低的商业价值
两三个月后，我和那个找我做“媒体”的音乐公司的理念实在无法达到一致，便选择了退出。为了能顺利交上房租，我抱着一种灰溜溜的心态，跟以前拒绝过的编辑们说，最近如果有软文的话，可以来找我写。
不久后，其中的一个编辑问我，愿不愿意给一个想要拓展女性市场的品牌写篇软文，暂定三天后发。这个品牌方给提供给内容本身的自由度很高，只要是和女性生活相关，再在结尾加一下品牌介绍就可以。
我听完后想，既然只需要三天时间，就能解决我一个月的生存所需，不然就试试吧！当时是晚上九点多，编辑让我先想想怎么写，第二天我们再具体讨论，她也把我以前写过的文章发给客户看看。我说没问题。
然而，第二天早上九点，我却看到编辑发来消息说，不好意思，这次先不用我写了。我的直觉告诉我，很可能是客户对我以前的文章不满意。在此之前，我的文风一直不怎么“正经”，会直接在文章里讽刺性骚扰过我的采访对象，或者想“教我做人”的“女权男”。我写的时候想得很简单——反正我现在也没有什么领导需要讨好，更没有什么利益相关方需要顾及，那干嘛不把自己的不爽都写出来呢？我可从来没想到过，在某一天我还需要靠这些稿子去谈软文业务。
那位编辑说，下次需要作者的时候一定会再找我。但不出我所料，后来我仍然经常在这个平台看到自由撰稿人写的软文，却再也没有人找过我。后来我跟别人提起来这件事时，常常是一种受挫的语气，但实际上，我内心却是在窃喜的。因为我总觉得我在收入很低、房租很贵的情况下，却还是不愿意写软文，是在犯一个很严重的错，说出来也会很让人笑话。但在这件事之后，我成功把这个“犯错”的责任推给了甲方们——不是我不愿意写，是他们不喜欢我。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写了不少自己想写的内容，可能是关于疫情的记录，或者我的心理咨询历程。有些发表了，有些没有。但不论发表与否，没有了软文的干扰后，我的写作状态的确是很专注的。但受疫情期间的大环境影响，我所投稿过的媒体的发稿费周期不断被拉长，我越来越担心他们哪天突然就倒闭了。有记者朋友在知道后，便给我介绍了几个互联网公司的 PR。PR 就是公司的公关部门，他们常常会找一些撰稿人来写活跃在自家平台上的用户的故事。由于本质上还是在为公司做宣传，我们就都默认了这些是软文。不过，写这些软文能和很多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人接触，其实算是软文中比较有意思的，而且稿费也普遍比真正的非虚构平台要高。
然而，我尝试联系了一圈后，发现我好像也不是很擅长和 PR 们沟通。
有次一位短视频平台的 PR 问我，是不是这个平台的深度用户。我老老实实地说，我不是，但以后会多看看的。她的语气挺亲切的，所以也确实激发了我多看看这些内容的兴趣。但几天我才想起来，我在一篇文章中写到过一件事，就是我有次在这个平台上直播我和朋友的聚会，但才不到十分钟，就因为不经意间提到了一个被大数据认为是“迷信”的词语而被暂停了，恢复之后也一直被限流。而那篇文章，就在我提交给那位 PR 的作品集中。
有另一个朋友说她有一个还不错的软文渠道，“不错”指的是不会被反复要求改稿，给的钱也还挺多的，但需要提醒我的是，这个稿子是写给一个综艺节目的，而这个综艺本身又是为了配合国家鼓励年轻人结婚生育的政策趋势而推出的。我忘记我当时有没有答应了，但反正这种稿子就算我想写，节目组也肯定不会找我的，因为我真的没有任何作品能够证明，我有描绘婚姻生活的美好的本事。如果他们真的找了我，只能说明他们也不是什么靠谱的人。
不久后，我认识了一个在商业媒体工作的朋友。有次聊天的时候她提到，她很喜欢我发在一个文学平台上的一篇对无意义的工作的批判的非虚文章构。其实那篇文章的稿费也不过就是 300 元/千字，但我也可以理解，毕竟那个平台几乎不发软文。但朋友知道后却非常震惊，因为对她所在的领域来说，2000 元/千字都算低的了！
她所在的商业媒体不大，但因为能接触到很多创业公司，这些公司就常常会私下问记者们是否愿意接一些活儿。这些“活儿”，就是在她看来的、商业领域的软文。这类软文有可能会非常急，比如前一天晚上找到作者，发来一堆资料，要求第二天早上就交出一篇两三千字的稿子。“只要熬一个大夜就能赚四五千块钱，”她说，“哪有人会不愿意呢？”
她很想帮帮我，所以就说，如果我有兴趣的话，她愿意带我写科技方面的软文，以前没写过也没关系。现在想来，我当时的观念实在太滞后于时代，我很少使用国产的科技产品，因此我想象中的科技报道还是创立于上世纪 60 年代的《全球概览》和 90 年代的《连线》杂志，它们记录了计算机和互联网最早期的样子，以及计算机如何在反主流文化浪潮的推动下被视为一种解放人类创造力的工具。而近些年来我在生活里接触过一些科技领域从业者和创业者，也都带着极强的乌托邦情结，试图以技术来实现他们关于平等等理念的某些设想。我以为，如果能接触到这样一个朝气蓬勃的领域，即使是通过软文，也是我的荣幸。因此我答应得非常爽快——“没问题！我很有兴趣！”然而，真正开始写的时候，我才知道什么叫做见了世面。
我和朋友一起服务过的甲方包括一个能够补充身体微量元素的优质复合型矿泉水，一个智慧家庭场景品牌，和一个为企业提供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服务的平台。写这些稿子的过程中，我学会了不太熟练地使用“细分赛道”、“布局矩阵”、“快速迭代”、“深度融合”、“资源整合”、“相互借力”、“复合型商业模式”等行业黑话，还偶尔结合一些“孤勇者”之类的网络热词。每次写之前，我会先找出几篇发在《36氪》推送的第二条、第三条的文章，大声朗读十分钟，来突击习得这种语感。
我发现，以前写真正的采访报道时，每句话之间的逻辑都需要反复进行推敲，但是在软文中，武断才是必要的技能。比如，如果品牌所处的领域在这几年里没有太大起色，你就要写这里是一片“拥有巨大潜力的蓝海”；如果品牌在该领域已经有了许多竞争对手，就要写这个品牌做到了“对底层逻辑的根本性的革新”。
但用上了黑话且下足了判断还不够。有次我们交了初稿后，被甲方说不够有“深度”。然后他们发来了一些有“深度”的样稿——原来不管写什么样的科技产品，他们都会引用上一两句尼采等大哲学家的“至理名言”。于是我就也按照“企业家”、“名人名言”、“励志”之类的关键词，去网上随便搜了几句加进稿子里。这类句子并不难找，因为有很多热衷于发表洞见的意见领袖一张口就是“世间万物”。都“世间万物”了，自然也会适用于所有高科技产品。
而这些产品本身，我无一例外地，从没见过它们真实的样子，更没有接触到过其背后的任何理想主义者。文中一切关于它们“对场景的适应性”和“对生活方式的革新”的描述，我全是凭想象在编造。以至于后来朋友问起我写的感觉怎么样时，我说，挺好玩的，像在写科幻小说。只不过，这样的科幻小说我每次写完一篇后都感觉元气大伤，要连续看好几天“说人话”的小说才能缓过来。
而且，我本来是为了能够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才接下这些软文，但每次窝在自己小房间的地板上写完后，我都觉得房间里的空气又浑浊了不少。而我的脾气也在配合甲方需求过程中日益暴躁，却又无法真的发泄给甲方，只能发泄给身边亲近的人。
更令人丧气的是，不知是否因为疫情后的经济不景气，我从来没有拿到过 2000 元/千字的稿费。这些公司的 PR 们通常会找他们熟悉的、有经验的作者写，这些作者又常常会把任务再外包给其他作者，自己仅作为中间商赚差价。所以到了我们这里时，我们早就不知道自己已经是外包的第几层了。我们的甲方，或者二甲方、三甲方，常常会以稿件完成效果不理想、字数较少等理由，克扣原本谈好的稿费。有次原本说好是给 2500 元的稿子，我们在被要求改了好几次，又反复催了一年多的费用之后，才只拿到了 1500 元。根据字数换算，也不过就是 500 元/千字。 4 “被迫害妄想症”式失业
后来的一段时间里，我因为某些政治事件而受到公权力的限制，消失了一年多的时间。消失的时刻是突然来临的，但在来临前的几天，我还在反复催那被拖欠了好几个月的、仅仅几百块钱的软文稿费——但却也没催到手。
后来每每想起这件事，我就觉得荒谬。如果我知道有一天我会失去自由，我还会把仅剩不多的时间用在写软文上吗？
也正因此，在我刚刚恢复自由、重新开始寻找写稿机会的时候，我整个人充满了激情，觉得再也不想写软文了。我非常希望能把这一切经历所带给我的沉淀，以某种方式体现于我的采访和写作中，我也坚信只有行动才能化解政治性抑郁。
直到现实再次狠狠地教育了我。
我发现，好像在简体中文界，越是所谓关注社会议题的平台，越是不敢和我“这样”的人合作。而同时，现在的我再也无法像刚开始写稿时那样越挫越勇了，我不想再一次次地被提醒，我是带有某种“污点”的劣迹记者。即使有不“嫌弃”我的平台，其风格、选题思路、关注领域等也不一定和我自身的特点和兴趣合拍。所以最后，身边朋友们能想到的、最能让我简单快速地赚些钱的方法，又只剩下写软文。
这次我有机会写的题材有，某大厂反舞弊行动的成果，某流媒体平台在迎合男性用户市场上作出的努力，某互联网公司在新零售赛道上的新尝试，等等。这些大约是 300 元/千字的标准，但和那个电影节一样，只是简单的资料整理。
我和一个朋友提到这件事的时候，她问我，“你最近有时间吗？时间多的话，或许可以写写？”我说，“我有的是时间，但我就是觉得……如果是以前，我或许可以说服自己作出一些妥协，在必要的时候写一些不认同的稿子。但现在我变得很‘娇气’，我觉得我经历了这么多，好不容易重新振作起来，难道就是为了写这些吗？这和继续被迫害有什么区别呢？我甚至会觉得，制造这样的内容，就是在为那个压迫性结构添砖加瓦，那如果我以后再次被迫害，就真的怨不得别人了。”
然而，没有人会为我的这些“被迫害妄想症”买单。
年初，我写了两篇文化艺术领域的报道，拿到了 800 元/千字的稿酬。而之所以会给这么高，很可能就是因为那个平台平时会发布大量软文。我本以为我可以稳定地当一段时间记者了，但就在这时，我的编辑辞职了。而即使是同一个平台，不同编辑的风格也会完全不同，我又早已经疲于去认识新的平台和新的编辑，于是宁愿随之失业。
我离开了北上广，很少再继续投稿。有的时候，的确还是会想到想写的选题，但我算了算，不做选题的话，我可以住在廉价的青旅或者朋友家的沙发，出门靠走路，吃饭就找周边的便宜小店或自己做，看书就用电子书或者去图书馆。但如果要做选题，我首先要拥有一个能够不被干扰地采访和写作的空间，还常常要为了社交而去不同的餐厅吃饭、喝酒；如果线下采访的时间紧张，我可能不得不打车；为了补充更多参考资料，我可能还要订阅一些付费媒体的会员或者买一些纸质书；万一被气出什么妇科病，我还得去医院做检查。如此一来，和可能能拿到的稿费比起来，基本相当于赔本写稿。我告诉自己，“你都快 30 岁了！不能再浪费钱在这么奢侈的兴趣爱好上了！”
不久后，又有一位认识多年且给过我很多帮助的前编辑，在知道我的情况后问我，需不需要他把我推荐给一本他认识的男刊写写稿。那本男刊上有自己策划的选题，大多是关于明星，也有大量汽车、服装等高端品牌的广告和软文。
然而这时候我已经对这类工作相当抗拒，我甚至当场大肆批判起来，“那个刊物二十年如一日地拍女明星性感照片，这就是在剥削女性的身体！他们不就是靠色情内容赚钱吗，我就算写色情也比他们写得高级！”
好心帮我的前编辑始终没搞明白，那本刊物到底哪里剥削女性了。他说男人喜欢大胸大屁股的女人，明明就是天性，而且人家公司不偷不抢，还养活了这么多员工，什么都没有做错啊。不过，在我们争论了很久却谁也说服不了对方之后，他也只好得出结论，“你找不着工作了。”
但我还是按捺不住好奇地问了下那个刊物的稿费标准。他告诉我了一个十多年情况——4000 元/千字。
我惊呆了。但我还是不想写，如果不是因为顾及想帮我的前编辑的面子，我只想直接冲进那本男刊的主编办公室，把那个主编的桌子掀了。 5 软文是唯一解吗？
几个月后的一天，又是那个把我晾在了影院门口的电影节策展人，问我最近接稿子吗。在这个时候，我已经五个月没有拿到过来自媒体的收入了。其实对我来说，钱多钱少都一样可以活着，但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是想多挣点钱，请我的朋友们吃好吃的，就像他们以前也常常用辛苦打工赚来的钱养我一样。
策展人没有告诉我这次要写的是什么，好像那并不关我的事。她只是告诉了我费用，问我是否同意。根据预计的字数换算，她提出的稿费标准从两年多以前的 300 元/千字左右，变成了如今的 150 元/千字。不过，既然行情已是如此，我告诉自己，最好还是接受现实。我同意了，同意之前没好意思先问内容，还是那个原因——我不想显得我是个合作起来很麻烦的人。
接下来，策展人安排了一个员工跟我对接细节。在向那位员工介绍我时，她说我是”非常棒的写手”。
那位员工告诉我，我需要写的是一篇“深度特稿”，内容是如今年轻音乐人们的困境，以及他们的坚持。然后她发给了我一支乐队的资料，说这支乐队很快会推出一支新的作品，这个作品和电影节有一些合作。他们让我尽快写，因为写完还要给乐队审核。
为了不要因为改来改去而耽误时间，我很直接地问他们，“所以我们这篇文章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宣传这支乐队，对吗？”
对方说，不只是要写这支乐队，主要是想通过这个话题，引起音乐圈里的人的共鸣，让大家主动想要转发。然后她又给我讲了一些即使在这么困难的环境里，这支乐队仍在这支新作上花了几十万、几百万元之类的话。
我说，我明白了，那你再把乐队的资料多发我一些？
对方说，没问题。
挂掉电话后，我知道那位员工没有做错什么，但还是会为这样的沟通感到心累。我就觉得，这不还是要写软文吗，为什么就不能直说呢？
我查了查这支乐队，由几个男生组成，打油诗一样的歌词有很多都围绕着“她”如何对我“不忠”，“我”如何想让“你”“跟我走”。作曲和编曲也无法让我听出任何审美，仿佛只要堆砌一堆奇怪的音效，谁都能自称先锋。乐队和专辑介绍中的用词更是花哨得像 AI 自动生成的。至于那个电影节，我实在是想不明白，他们到底是想用那些关于情怀的话术忽悠我，还是真的相信我会被这种乐队吸引，以至于会自愿以如此低的稿费为他们宣传。
在电影节联系我的同一周里，还发生了另一件事，就是有几个几年前我采访过的艺术家问我，能不能给他们最近的展览写一篇宣传文章，他们会给我付费。
他们还记得两年前发生的一件事。当时曾有一个艺术品售卖机构在代理他们其中一个人的作品时，直接用了我写过的文章作为宣传，且没有注明作者名和来源。这件事是那位艺术家主动告诉我、问我想要怎么解决的。我听说后很生气，觉得为什么一个做艺术品售卖的机构，却不知道尊重一下其他创作者的版权。于是我按照 2000 元/千字的软文标准报了价，要求那个机构要么给钱，要么把文章删掉。不出我所料，机构选择了删掉。
但在我看来，这些艺术家朋友们和那些公司的性质完全不同。他们对待作品的态度是认真的，而不仅仅是为了商业化才去创作的，对待朋友的态度也是真诚的。所以，虽然他们需要我做的仍然不是满足我自己的表达欲，我还是很乐意帮忙。我跟他们说，你们的展览既然是非商业行为，文章就直接拿去用好了，不用给钱。但他们却说，他们已经按 2000 元/千字的标准准备好预算了。我听后大为震惊，向他们保证绝对不需要这么多钱。但我还是很感动于他们的诚意。我想，这么实在的人，看来是只能当艺术家，与资本无缘了。
有了朋友对我的尊重作为对比，我更加无法忍受那个电影节的傲慢了。我决定，我要反悔，我不写了。而且在拒绝的时候，我还要把我不喜欢那支乐队这件事实话实说。我自作多情地觉得，虽然我这种不知名“写手”的意见，在前资深媒体人的眼里根本不会被当回事，但我还是有说出真相的义务！
在我拒绝完之后，我还想要写一写在我身上发生过的软文故事，或者更准确地说——软文事故。
其实我至今感谢给我推荐过软文工作的朋友们，他们都不是在媒体行业里处于金字塔顶尖的人，拥有的资源不多，却总是毫不吝惜地把能知道的机会都介绍给我。我愿意相信他们的真诚，而不是相信那些从未给过我任何帮助，却以“创作者就不应该总想着钱”之类的话术指责我的人。
在很多时候，我也会觉得我的这些抱怨实在过于天真且不切实际。因为除了接广告以外，我确实也想不到什么更好的媒体盈利方式。尤其是，我也很清楚，在这种模式下，媒体发软文是为了给非软文提供稿费，发非软文又是为了吸引更多品牌来赞助软文。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
甚至于，在很多时候，什么样的非软文能够发表，也是由软文决定的。我的一位朋友在投稿一篇对一位有着强烈个人风格的独立服装设计师兼艺术家的采访时，就曾被一家媒体拒稿，原因并不是她哪里写的不好，而是这个媒体自身也会发与服装有关的内容。我们很清楚，这是在暗示，虽然这家媒体发过不少关于文学、艺术的报道，但不收广告费地发一篇对小众品牌设计师的采访，即使是以人物故事而非品牌宣传的形式，也会让那些付了费的奢侈品品牌们不高兴。
拒绝掉那位策展人后，我想，以我这种挑剔的心态，可能以后再也接不到软文了。但我好像也没觉得这是什么不好的事，因为或许这样我就可以没有负担地，向下一个阶段出发了。
但下一个阶段是什么呢？或者替换成一位朋友问过我的问题：如果不写软文的话，你实际上想写的是什么呢？
我想起来，好像以前我对于希望写出的内容的追求是很明确的，比如提供某个不一样的观点，呈现某种变化中的社会现象，或者强调了某个值得被关注的社会议题。但自从经历了这些“软文事故”，我越来越觉得这一切都像是个巨大的陷阱。
在这两三年里，为了能支撑自己写那些我原本“希望写出的内容”，我真的非常非常努力地去尝试了写软文，但这一过程带给我的不适感远比我想象中要多得多。我的一切真实的个性，在软文“赛道”中都只会成为拖累，这让我觉得自己不断被否定。而软文连哄带骗地宣传的性质，也让我觉得人和人之间的情感变成了利用与被利用，而不是相互吸引、相互激励或共同成长中的任何一种。这一切都太让我感到消耗了，完全不是别人告诉过我的“不用投入什么感情”。
我无法确定我的下一个阶段在哪，因为我确实不是一个擅长规划的人。但我可以确定的是，我再也不想为了讨好任何人而写作了。我想重新回到最开始写作的状态，去记录那些能带给我力量或者引发我思考的人和事，不论它们是否可以发表。如果只能靠写软文才能当记者，那这个记者真的不当也罢。至于赚钱这件小事——还好，至少在现阶段，我只要小心点别生病，忍着点别当记者，好像也不需要太多钱。 出口outlets两个创作者的自言自语，图像表达
三三， 在不斷打碎重煉中循環往復。
siqi，四处流浪，即将报废。
来源：出口outlets（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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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梦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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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刘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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