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不堪回首的大学生涯 （1962—1968）

白雪

(2)分庭对抗
人大的两派斗争，早期是从郭影秋问题上的分歧开始的。但到了这时，再公开颂扬他，已经不合时宜；而公开否定他，也不得人心。相对来说，“人大三红”要“激进”一些，“八一八红卫兵”要“保守”一些。这里的“激进”与“保守”，没有褒贬之分。两派的直接对抗，还很少。在这之后，主要是围绕对学校的控制权，争夺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而展开。

1967年初，随着全国范围夺权斗争的兴起，各种势力愈加对立，各地群众组织间的矛盾激化。北京高校的红卫兵先是出现了三个“司令部”，后来又分为“天派”、“地派”这些。校内两派的阵营也逐渐泾渭分明、对立加剧，由坐不到一块儿，发展到了住不到一块儿。原先的“八一八”甩掉了“保守派”的帽子，重新改组成了“新人大公社”，往校区的北面集中，以当时的新图书馆楼为主要据点（现在叫图书馆东楼）。“人大三红”则主要在南面一线，以当时的新教学楼为主要据点（现在叫教学二楼）。1965年刚建成的两个新楼，这时却派上了这个用场。住在南面的“新人大”的同学往北搬，还好说些。住在北面家属区的“三红”教职工往南搬，拖家带口，真是不易。只带着极少的用品，把家一锁，就这么走了，几个月、甚至一二年都没回去过，尽管只有几百米、甚至几十米的距离。
.等我过了几个月回校时，地缘政治已经改变。我所在的宿舍楼，东风三楼，已是“三红”的范围。“新人大”一派的同学都已经不知搬到哪儿了。我也不想搬，要搬的话，还不知道得去投靠谁。就留在原地了，“三红”就“三红”吧。我在“三红”这边，连个红卫兵也不是。我也没管这些，能有个地方打饭就行。
反正，双方也都以造反派自居，都是在“唯我独左”、“唯我独革”，没有多大的不同。实际上，两派之间更多的是个别头面人物利益上的冲突，想要争个什么，而非政治观点上的原则分歧。讲政治观点，谁也不敢对左倾路线说半个不字。两派都不过是极左势力手中的工具，在为别人去火中取栗，最后两派的头也都没赚到好。这一点，当时就能看得出来。就像那些狂热的中学红卫兵，效尽了犬马之劳，最后也都被赶下乡，插队落户去了，有关系的除外。不要以为那时就没有“关系”、没有“后门”，不要以为那时的社会有多纯净，只是那时的关系和“后门”更隐秘，还没有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很少有人能钻得进，不象现在几乎每个人都在找关系。 所谓的“找关系”、“走后门”，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那时还有一类人，叫“逍遥派”。就是哪派也不参加，游离于运动之外，被认为是“不关心政治”的“落后表现”。我倒不全是这种情况，虽然对参加派性活动不积极，派性情绪不强烈，但对政治是十分地关心。比如，对领导人的讲话和“两报一刊”的社论，都认真研读、仔细分析。“两报一刊”是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是当时发表最重量级文章的窗口，直接传达“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对各地的文革动向，也十分地关注。这是和“逍遥派”不一样的地方。综合起来看，在这场狂风暴雨中，应该讲，我既是个亲历者，又是个观察者、思考者。在哪一派，倒是无所谓。
“新人大”走了以后，一时间，这一边竟清静空闲起来。我们也都能搬到朝南的房间住了。食堂的师傅也大都走了，我们轮流值班做起了真正意义上的“大锅饭”，过起了在《革命四十年》中两次提到的相类似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为此，食堂的门口还贴上了一幅大大的对联：“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不过，饭钱是要交的。平常更没有什么事了，为了安全起见，也很少出去。
.我在本文“社教运动”部分提到了：我毕业之后去的那个胶东的县是华东局的试点单位，死亡人数在三位数。就是指海阳。只是死亡人数，我不能直说。
.校园里分成两派，自然也就有了两个对立的广播站，布满校园各个角落的大喇叭，整天吵得不得了。“三红”这边有个男播音员音质很好，宏亮而又清晰，真能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相媲美。有时“三红”的广播一响，住在学校周边的，真有人以为是人民日报又发表什么重要文章了。当然更多的时间，这些广播是不待人听的。本方“三红”就连续播放过一个被关押的校级领导的“供词”——讲自己怎么勾结对方组织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那断断续续、极其虚弱的声音，夹杂着一阵阵的喘息和呻吟，被剪辑成一小段一小段地播放。一听就知道是在拷打和逼供之下的录音，叫人听了，很不是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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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孤岛时期
两派一分开，我们便局限在一个小小的很狭窄的区域里。对方走北校门，我们只能走东校门，活动范围很小，近乎成了封闭的“孤岛”。因为外面的世道很乱，我们也很少出去。要出去，也就是出去上街刷个大标语，兜售个“人大三红报”。到后来，由于对方出动卡车，到大街上抓本方人员，连这也不敢出去了。实在没事，就干脆回家。
.我虽在“人大三红”，但很多想法并不完全一致，很多活动也并不参加。有项活动，倒是常参加，那就是上街卖《人大三红报》。没有任何的报酬，只是报销进城的车票，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出去走走。抱上一书包的报纸，就去市里人多的地方，通常就是西单、王府井这些。一边看光景，一边吆喝着:“快看报唻！快看报唻！快看‘人大三红报’唻！要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文革动态唻……有山东的王效禹、山西的刘格平……有武汉的‘百万雄狮’和‘工总’，有重庆‘反到底’和‘八一五’……哎！放眼全中国，胸怀全世界唻，快看‘人大三红报’！”反正那时候事儿多了，报上的内容也真不少，有的可说的。吆喝起来没什么不好意思，反而觉得挺自在，常常能因此而想起那“卖报歌”里的小儿郎。三分钱一份，还是五分钱一份，已经忘了。卖不了，也不要紧，回去按少了多少份交现金。可能那时关心政治的人多，都想知道本市和各地的文革动态，加上人民大学的名声在，那报纸还挺好卖。可惜自己没有买一些下来作个纪念。现在要找这些，就很难了，得去海外的图书馆和高校研究所了。
.而且，还真有一些人顺便买报、顺便询问讨论个什么问题。记得有一次，一位穿得很朴素的长者，步态颤巍，眼神伤慽，神情拘谨，四下张望后问我，这文化大革命的底到底在哪啊？那时有句流行的口号叫：“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一看，像是在运动中受到了打击，心里一定有很多痛楚没法说，想问问这罪什么时候才熬到头啊。在这个人人自危的年月里，他为什么会问我这样一个陌生人呢？可能是他心里实在装不下了，想问又无处问，只能对这样一个完全陌生、没有利害冲突的人问问了。我该怎么回答呢。我说，快了，把资产阶级司令部打倒了，文化大革命也就到底了。可后来谁能知道，刘少奇去世之后，文革又延续了7年。要不是自然规律起作用，真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收场呢。
.八九十年代，我所在的学校是商业部所属院校（之前是粮食部和国内贸易部），部级机关就在西单。由于有统计专业、科研管理、学报工作、课题研究、全国职称考试命题等多个头绪，我常去那儿，也常常去重新漫步当年自己卖报的街头。
.对于文革时特有的文化现象：唱语录歌、跳忠字舞这些， 我们在“孤岛”里也有些特殊情况，不如外面那样的泛滥而喧闹。
大喇叭里，或排队外出 活动，唱语录歌是必不可少的。几乎所有的毛主席语录、诗词都谱成了歌。大多数谱曲的水平也很有限。至今还会唱的，多为诗词歌，语录歌很少。个别的，如“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用的是湖南花鼓戏的调，用湖南话唱。对于我们去过湖南搞社教的人来说，别有一种情趣，印象当然深一些。

在“孤岛”里，组织不很严密，活动也比较松散。所以，在许多地方很狂热的忠字舞，在这儿跳不起来，没人跳。在许多地方每天必做的“早请示、晚汇报”，也没人搞。更没人讲话之前要加上最高指示才能开口。毛主席像章，因为是外在的，别人看得见的，所以都还是戴的。至今，我还保存了一些，以作为那个时代永久的留念。

党(毛泽东主义)”成立大会,与会者被当场全部拘捕.本文后面有这段话”……时至今日，还搬出这一套，能骗得了谁，又吓得住谁呢？历史的步伐已经不可改变，不管极左倾向和既得利益集团再怎么出来搅乱。正如温家宝总理2010年9月23日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节目主持人采访时，掷地有声地说：“人民对民主和自由的向往和追求，是无法阻挡的。……是人民和人民的力量决定了国家的前途和历史，人民的希望和意愿不会止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请见：《炎黄春秋》2010年第11期）
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已经作了最好的回答。”
.这段时间里，我们男生依然住在三楼（东风三楼的三层楼），她们女生在二楼。我们班有位美丽如花的女同学, 这期间有段不一般的经历，有了个不一般的孩子。在没有得到她同意的情况下，我不能叙述她的事情。但想说的是，这决不是通/  常/“/移/干/柴/近/烈/火/无/怪//其/焰/”/的/老套故事。在那最动乱的日子里，她也被拖到操场上/遭/到/毒/打/围//殴/，/衣/服//被/一//绺/绺/地/撕/碎//，头/发/被/一/把/把/地揪/下/来。/一些日子之后，她重回学校。我下去看她的时候，她给我看了她保存下来/的/一/绺/被//撕//下/的//头/发//，//语言/很平静。我没有劝慰她，我拿不出什么话可以劝慰她。在这样的大灾大难面前，任何的劝慰都是苍白无力的。她能这样地面对，已经说明了她的坚强。她那时还不能完全自由地活动，又带着孩子，住在北面的房间。她说，可怜孩子，始终见不到阳光。我便抱着孩子，下楼，去到楼下的操场上，让他也能晒上一刻太阳。小孩是无辜的，他竟然还不习惯那明亮的阳光，常常都睁不开眼。他才几个月大呀。
.在学校里，看似平静一些，却也是暗潮涌动。虽说是普通小兵，也不能掉以轻心。有一次，我在楼梯道的窗口很无意地停下来，向外张望。结果被对方楼顶观察哨的高倍望远镜看见。他们的大喇叭马上配以宣传策反攻势，大讲了一番“革命不分先后，反戈一击有功”之类的话。我就站在那儿不动，听听还能说些什么。对方一见不为所动，便威胁起来，而后又指名道姓地大骂。有位同学躲在拐角处，招手示意我快走。我这个人还就不信邪，我就不走了。看你到底有多大能耐，能骂到什么时候。对方的大喇叭一直骂了半个多小时，实在是口燥舌干、黔驴计穷、无计可施，也就消停了。等他们没有动静了，我这才离开那窗口。鄙人的名字从没有如此有幸地在全校的上空响过，而且还响了半个小时之久。
.第二天，系办的翟老师还很慎重地跟我说，以后你出去，可要小心啊。以至于后来大联合了，对方的同学还问我，那天你在干什么呢，弄了那么大的动静？我说我没干什么，就是在窗口看光景。还真是这样。其实，我和对方组织并无过节，只是想以此告诉对方、告诉大家，依靠暴力和暴力威胁是不可能征服一切的，即使是面对一个弱者。好在人大的武斗，一直没用枪，不然那次真能完完。当然，如果那样的话，我也就不会在窗口看光景了。
.这期间，比较大的一次活动，是7月末随“三红”的大队伍去府右街的中南海西门的“揪刘火线”走了一圈。“揪刘火线”，是当时全北京几百个群众组织，在中央文革的操纵下，以围困中南海的方式要挟中央交出刘少奇任由群众批斗。中南海西门外，整条府右街红旗如海，吼声如潮，搭满了各式各样的棚子、台子，各单位的造反派都来占据一席之地，争相在此表明革命态度。游行不断，集会不断，大喇叭里整天骂声不断，真像个超大型的政治展销会。随便哪个人都可以对国家主席随意叫骂，真像成了国家的“主人”，以至于有的人至今对文化大革命还念念不忘。我们在那儿转了一圈，看看就走了。那个噪音啊。实在受不了。你想想，几十个高音喇叭在不停地狂吼，而且是各吼各的，也听不清到底在吼什么，人在那儿是个什么状况。
.我没有为“三红”出过力，一些观点想法也不尽相同，但人与人的关系是另外一回事。1968年离校后去部队农场，我和“三红”的负责人孔宪龙在一个班。1970年离开农场后，他被当作“五一六”，从河北井陉的一个部队被服厂转在江西接受审查。那时别人都避之唯恐不及，断了好多联系。他说，他在那儿接到的第一封信，是我寄给他的，比他家里给他的还要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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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反帝反修
（1）苏联大使馆

这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狂飙，还扫到了国际舞台上。“反对帝修反”（即“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也就成了最响亮的革命口号之一。这一节，把几个涉及对外关系的极左事件放在一起讲。
.1966年夏，和“恐怖红八月”同时，在国际关系上，掀起了极左的第一波浪潮。首先就是扫到了/苏/联/修/正/主/义/的/头上，眼前现成的目/标/就/是苏/联/驻/华/大/使/馆/。/8月24日，数十万人在苏/联/使/馆/门/前/的扬威路，举行更名为“/反/修/路/”/的大会，会后就是大规模游行，连续了好几天。
.两、三天之后，我们也去那儿游行了一趟。这一次，使馆前的军警比较多，在围墙和门外的十多米就排成了密密的人墙，挡住游行队伍不得靠近。望着院里米黄色的俄式建筑，青色的圆形房顶，看着旗杆上飘扬的是镰刀斧头的红旗、象征着十月革命的红旗，也不由得感慨万千。小时侯颂扬中苏友好的歌曲还不绝于耳，这就已经分道扬镳、仇人相见。曾几何时，因为“反苏言论”而打了一大批右派，到如今已和苏方剑拔弩张、势不两立。很有些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感觉。而此时离57年反右还不到十年。
.在1991年高层保守势力的9月未遂政变之后，苏联于当年的12月解体。这是原苏联各国人民的选择，也是他们社会发展的一种模式，就像东西德合并是社会发展的另一种模式，我们没有必要为此悲慽。无论是列宁、斯大林，还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还是现在的普京、梅德韦杰夫，都有他们各自的经验和教训。当然，他们经验教训的性质是各不相同的。我是学俄语的，对原苏联各国人民、尤其是俄罗斯人民，有更多的一层感情。愿他们在现代社会的发展道路上一路前行。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社会主义国家的这场剧变，对于国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但是我们对它的成因和深远影响，至今估量、研究得不够。实际上，即使是我们当今的一些问题，从他们那儿也是可以找到某些启发和思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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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火烧英国代办处
1967年夏，随着气温的升高，极左势力又燥热起来，掀起了在国际关系上的第二波极左狂潮。

6月18日，冲砸了印度大使馆。

7月3日，冲砸了缅甸大使馆。

8月5日，冲砸了印尼大使馆。

这还不过瘾，这些还只是“各国反动派”。要反对帝国主义，头号目标，当然是美帝国主义。但对于红卫兵来说，那太远。能看得见、够得着的，就是帝国主义阵营里面的老二----英帝国主义了。它的象征----英国驻华代办处，不就在朝阳门外的东郊吗？再加上中英两国在香港问题上的矛盾，为支持香港发生的“抗暴斗争”，英国代办处就成了北京红卫兵发泄的对象。于是就有了闻名于世的“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事件。
.据1967年8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一万多人，/昨/晚/涌/到/yingguo英/国/驻/zhuhua华/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举/行/了/声讨/帝/国///主义//反//华/罪/行大会，并/激/于/义/愤/，/对/英/ying//国guo/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
.22日晚10点40分，随着一颗信号弹的升起，围困英国代办处已达十多个小时的数千人冲进早已切断电话线的代办处院子和建筑物内，砸毁家具、用品，点火焚烧，并对英国外交人员及其家属进行殴打、凌辱。整个事件延续到凌晨两、三点。这时的参与者，主要是以大学生为主了。
.两、三天后，我们也去了那儿示威游行。这也是到北京后，第一次到东郊的使馆区。现场已经相对平静。栏杆和院墙外有许多军人和警察看护。建筑物的窗户几乎都已被砸碎，窗框上方留下了火焰烧过的烟灰，墙上到处是墨汁瓶砸上去炸开的墨迹。可见当时行动之“强烈”。
我们也是“激于义愤”地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坚决收回香港！”之类的口号，看着目无表情的军警，也没有人再往里面扔石头。
.应该说，“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事件，是种无视国际关系准则、践踏人类文明的极端行为，决不是爱国主义，决不是革命行动。它貌似强大，实质虚弱，不能伤及对方皮毛，反而却严重损害我们国家的良好形象和严重损害我们民族的根本利益，不过是比阿Q精神还要恶劣得多的一种另类表现，是打着爱国主义旗号的恐怖主义行径。
.有人把这次事件比作是五四运动中的火烧赵家楼而加以肯定。这完全是两类不同性质的行为。况且，火烧赵家楼也是五四运动中的一个暇疵，而不是闪光点。五四运动的实质和精髓，是在于它要发扬民主和科学的精神。长期以来，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我们对这一点却反而很少讲。
再多讲一句。现在有些人，反过来求助于孔孟之道，不加分析和批判地把它当作能包治现代社会百病的灵丹妙药，那也是不科学的。孔孟之道，在某些方面可以借鉴，但它不可能改造成为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别忘了，五四运动的锋芒所向，所要摧毁的正是孔孟之道。五四运动快要一百年了，我们对它的研究、思索和学习还是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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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批斗日共代表
还有次活动，也提一下，虽然我没有参加。

在对外关系中，为了充当“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极左到了六亲不认的地步。对曾经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也都翻了脸。除了极个别的如阿尔巴尼亚的恩维尔·霍查和那个被杀掉的齐奥塞斯库之外，其他都斥之为修正主义。而正是这个霍查，后来被证明最不是东西，在八十年代反华最起劲。那句有名的最高指示：“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之间的革命的战斗的友谊，是经历过急风暴雨的考验。”现在看来是多么辛辣的嘲讽啊。用老百姓的钱财、鲜血和生命去无私地援助别人，却反过来被人骂、被人咬，这样的例子，也不止一个两个了。
.这儿要讲的是日本共产党。按说日共在反对美帝、反对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方面，观点跟中方是一致的，实际上也是多次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即使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争论中，除少数问题外（如是否参与议会合法斗争），也是比较倾向于中方的。但就是这样一个难得的伙伴，和他也是绝情相对，把日共也宣布为“现代修正主义”。日共决定将其驻中国代表绀野纯一和《赤旗报》特派员砂间一良两人撤离中国。8月3日，两人被中方扣住开批判会。次日，在他们登机前又被大批红卫兵截住开批斗会。据《南方周末》2011年1月20日的文章“一个日共党员在中国的传奇”说，这次批斗是以“人大三红”为主的。但该文对“人大三红”的注释说，“三红”是“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是不准确的。
.我得知有这次活动，但没去，不想去。我知道这种事，去了以后会是什么。到那时，动手，不对。不动手，更不行，那就是同情修正主义，会立刻陷自己于灭顶之灾。干脆躲过去了，让自己以后面对历史的时候，少一些愧疚。所以，我对当时一些被动而卷入错误行动的人，表示理解，他们有时也是不得已，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受害者。
.果然，他们俩先是在候机楼被批斗、殴打。到了机坪上，走向飞机时，被打得更厉害。被迫从成群的红卫兵中穿过，一路拳打脚踢，朝他们身上吐痰倒墨汁，满头满脸都是。尽管朝鲜机组人员在现场一再抗议，他俩的肋骨还是都被打伤，最后是爬着上飞机的。据说，他们到平壤后，朝鲜方面请他俩洗澡换衣服休养，他俩抱头痛哭、坚持不肯，就是要这样回日本，让大家看看。在朝方人员再三请求下，才在朝鲜养伤五十多天。
.这里插一段话：我为什么会想起日本共产党？我是个共产党员。《国际歌》是我的最爱。你听那雄壮的歌声：“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那思想境界，跟“他是人民大救星”不是一回事。在小说《革命四十年》中，我提到了几十首歌曲，《国际歌》是唯一提到了两次的一首歌。
.我十分关注国际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风云变幻。从阿连德、格瓦拉到奥尔特加，从门格图斯、多斯桑托斯到卢蒙巴，从艾地、宫本显治、德钦巴登顶到卡尔迈勒，他们都时时浮现在我脑海（怎么评价是另回事）。举个例子，2003年，美军刚进占伊拉克，在巴格达市民推倒广场上萨达姆塑像的电视画面里，我就注意到有人举起了红旗。在萨达姆统治时期，伊拉克共产党几乎被斩尽杀绝，处境十分艰难。看到这面红旗，我十分惊喜。果然，几天后，有外电报道，伊拉克共产党人在第一时间就站出来重新活动。伊拉克第一次议会选举，他们还获得了两个席位，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我为他们感到欣慰和敬佩。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命运都在我心中牵挂。我所以对东南亚问题感兴趣，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东南亚各国的共产党，值得研究、值得关注。那里，几乎每一个共产党，都可以讲出很多令人深思的故事。这是插话。
.像日共代表那样穿越红卫兵通道，还算是最轻的。在驱赶所谓“黑五类”及其家属出京时，在火车站前他们要穿越几十米、上百米这样的红卫兵通道。那就不仅是拳打脚踢，更有刀斧棍棒。走得慢要打，走得快也要打；抱着头要打，不抱头也要打。有多少人，没等走到车上，就已经被活活地打死在地上。
.几十年后，当我现在写这篇回忆录时，有些问题清晰了，却又产生了一些新的疑惑。像红八月这样的大规模驱赶和杀戮，在涉外活动中敢这样猖狂而不顾整个国际社会的指责，究竟是谁有这样的胆子，究竟是谁在策划组织指挥？那时，基层组织已经瘫痪，单位领导已经靠边，群众组织（除了中学红卫兵外）尚未完全成型（尤其是66年夏秋之时）。是谁，有这个力量？不得而知。或许，不知道的人是个谜。知道的人，不会说，或不能说。.
现在有些人还在疑惑，为什么我们的国际形象还是不能令人满意？如果撇开这件事，不就事论事的话，我们对这场极左灾难的反思究竟有多少呢？我们自己的历史包袱还没有完全放下来。除了对受迫害的高层领导干部给予平反，有较好的安排外，对千千万万的受害者，又有多少的诚意和歉意呢？只是不说、不提而已。其实，即使是歉意，人家也不一定肯接受。日共与中方从此恩断义绝、不再往来，达三十余年之久。连共产党人之间尚且如此，更何况是别人。
柏杨说：“丑陋的中国人”。有些中国人颇为反感。我想，这话应该倒过来讲，中国人中确实有丑陋的，而且还丑陋得不轻。只是那些丑陋得不轻的中国人反倒是很有市场，张狂得很，时不时地还能尽情表演，把不丑陋的中国人挡在了后面，给别人以中国人丑陋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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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逝者血泪
（1）孙泱之死

此时，极左势力依然没有一点消停，不断出击，继续选择人大作为突破口。郭影秋的问题还没着落，又推出了我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孙泱的问题。极左势力为什么要盯上孙泱呢？

孙泱出身于一个令人敬佩的革命世家。他父亲孙炳文是我党早期军事工作领导人，曾任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秘书长，1927年4月牺牲于上海龙华。孙炳文生前与朱德数度共事，交往甚密。孙泱自己长期任朱德秘书，还参加了《朱德传》的编写。是张春桥首先想到了这点子，点名批判《朱德传》，想以此打开缺口，从孙泱身上搞到“朱德反对毛主席”、从而整倒朱德的材料。
.1967年1月30日，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先跳出来，在接见红卫兵时把矛头指向了孙泱。不久之后，他还嫌声势不够。3月3日，他直接跑到人大召开大会，挑明了“人民大学的敌人就是孙泱、郭影秋、胡锡奎。”对人民大学校领导的迫害，就此达到了一个顶点。
.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文革总结时说，十年文革“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请见：《炎黄春秋》2009年第12期）。这是我们民族永远的痛，就像南京大屠杀，就像4·12政变，就像鸦片战争，就像焚书坑儒。不管是从哪个角度，它都将沉重地写进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永远撕不掉。
.但事不遂愿，孙泱还没斗倒，戚本禹自己先倒了。1967年夏，武汉发生“7·20事件”，武汉部队司令员陈再道被指责为保护、支持“保皇派”。极左势力借机发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攻势，结果引起了一些军内领导的强烈不满和不安。为了安抚局面，王力、关锋、戚本禹被当作替死鬼，扣上“反党乱军”的帽子，甩了出来。揪出王、关、戚，被称为是文革的第四战役。之前，还有个所谓反“二月逆流”，叫第三战役。
.然而，极左势力要打倒朱德、从而扫清打倒刘少奇过程中可能有的最后阻力，这个企图始终不改。于是，尖刀又指向了孙泱。戚本禹不行了，陈伯达、江青便跳到了最前面。1967年9月26日，陈、江两人出席群众大会讲话。顺便插一句，并不是事后诸葛亮，因为后来知道他们是坏人，所以现在就说当时我就能看出来。他们这几个极左势力的代表人物讲话的那个腔调，叫人听了就不象腔。陈伯达是没有进化好的福建普通话，纯粹是大家都听不懂的鸟语。江青是高八度的尖叫，人们只能听出猖狂和嚣张两个词。至于林彪那更是变了调的装腔作势，根本不象是人在讲话。任何当时听过他们讲话的人都有这个感觉，只是不说而已。那次会上，陈伯达说，孙泱是坏人。江青接着说，孙泱是苏修特务、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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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毫无根据的凭空捏造，使得对孙泱的迫害陡然升级。本文第四章第二节所引郭影秋“临终口述”讲的就是这段时间。孙泱除了大会批斗，还遭到连续审讯和毒打。没几天，10月6日，孙泱就被害死在被关押的人民大学教学楼地下室。孙泱至死不屈，陈伯达、江青这些人，最终也没能得到他们想要的材料。
朱老总自己的境况，至少也不能说是如意。远的不说，文革一开始，在1966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就受到了林彪、四人帮的围攻，这是极左势力布置的一着棋。1976年7月6日，朱德逝世，离毛泽东逝世仅两个月。这之前，周恩来于那年1月8日逝世。三人前后相差仅八个月。
.现将“革命四十年”第三卷卷首语的两段话引用如下，一部分地说明文革的由来：

。。。。。。。经济上的左倾盲动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在经过一段调整时期的喘息之后，依然没有解决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的问题。一开始，说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造成灾难的主要原因归咎于“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从那以后，在笔者短短的几十年生涯中，就不知听到过有多少次的“百年不遇”。甚至那三年到底是旱灾还是水灾，至今也没说清楚）。那三分人祸，也是帝修反的破坏捣乱。虽然在这之前，也曾有部分同志坦然承认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主要是在于我们自身的工作失误。但这种说法，很快就被认为是居心叵测、攻击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没过几年，这话又倒过来说了。说是造成灾害的原因，就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不过，这七分人祸就直接指向了刘少奇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这180度还是360度，甚至已经说不清是多少度的转变中，有过一个动作，那就是“社教运动”。社教运动虽然解决了部分基层干部的“多吃多占”行为，却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和党内斗争，以至于到了无法调和，甚至无法掩饰的地步，使这些矛盾和斗争更迅速、更直接、更激烈、更大规模和更残酷地爆发出来，直至失去控制。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终演变成了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践踏人类尊严、夺走了千万人生命的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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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革命四十年”第三卷卷首的刘少奇的一段话引用如下，以部分说明他对某人的看法，就知道当时党内分歧已到了什么程度。这些分歧决不是贪污渎职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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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自称领袖或者自己个人企图做领袖的人，他在我们党内决不能成为领袖。

……任何党员都没有权利要求其他党员群众拥护他做领袖或者保持他的领袖地位。

……他好参加党内一切无原则斗争，对各种无原则的纠纷感到很大的兴趣。特别是党处在困难的时候，他就更要在党内制造和扩大这些纠纷。总而言之，他邪气十足，毫不正派。说这样的人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反映无产阶级的思想，那不完全是笑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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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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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选集》上卷    人民出版社    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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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这段话引自《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原为1937年7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克思列宁学院的一篇演讲，当时编入“整风文献”。1962年经其本人修订，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81年再版。）

白雪

（2）孙维世之死
讲到孙泱，就不能不说到孙泱有个才貌双全的妹妹孙维世，周恩来的养女，北京青年艺术剧院副院长。她在延安时的风采就被江青所嫉恨。孙泱兄妹为四人帮所不容，这也是原因之一。孙泱死后，孙维世向毛泽东写信申冤，说江青害人太多，要求停止她的政治活动。建国初，毛访苏时，孙是俄语翻译组长，他们之间是很熟识的。但这封信落到了江青手里。江青狂怒，拿着逮捕证找到周恩来，大骂周纵容干女儿反对她，还当众撒野，居然都动了手。当时江青放肆到什么程度，笔者在此都不便于说。周恩来一言不发，默默地在逮捕证上签了字（当时逮捕一些特殊人物，要周恩来亲笔签字）。
.孙维世被捕后，在狱中表现刚烈而受尽摧残。一位曾参与过审讯的人说，对孙的每次审讯都是一场蹂躏。只一年时间，1968年10月16日，孙维世惨死在北京看守所五角楼。死时赤身裸体，遍体鳞伤，双手戴着手铐，头上还插着一根钉子！（请见《孙维世之死》，作者：司马荒原，发表于“博客中国”，时间：2010年1月19日〈10：06：53〉）

白雪

（3）胡锡奎之死
遭到厄运的，不但有现任校领导，连1964年调任西北局书记处书记的原校党委书记、副校长胡锡奎，也未能幸免。

胡锡奎早年参加革命，1931年被捕，关进北平草岚子胡同的军人反省院。在狱中，他大义凛然、坚持斗争，曾被三次判处死刑而不惧，是当时狱中党支部负责人之一。1936年，经中央同意，这批同志办理手续后出狱。这就是文革中所谓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

胡锡奎在他的革命生涯中，还有个特殊的事情。1944年，时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宣传部长的他，和晋察冀日报社社长的邓拓一起，编辑出版了历史上第一部《毛泽东选集》。（邓拓，文革初始时受批判的三家村“村长”，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
.就这样一位忠心耿耿的老革命者，文革中照样受到极左势力的无情迫害，并在北京和西安之间拉着来回批斗达百余次，包括来人民大学。即使这样，他还是最早愤起揭发陈伯达的问题，结果遭到逮捕。七十多高龄的他，在狱中，不但得不到起码的治疗，而且还不允许使用真实姓名。1970年10月23日，悲惨地死于监牢。临死，他怕别人不知道他是谁，还悲怆地连连呼唤自己的名字：“胡锡奎，胡锡奎，胡锡奎……”但结果还是以无名尸焚烧，最终尸骨无存，不知魂散何处。
一个曾被国民党三次判处死刑而没死的老共产党员，就这样地死在了自己的监狱里。

改革开放后，1979年1月25日胡锡奎的追悼会，由胡耀邦作悼词。然而，他的骨灰盒里，放着的却是他的一个印章。

（部分资料来源于：“胡锡奎”，梁柏青，《孝感市文史资料第三集》，198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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