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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写作案例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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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
发表于 2024-11-9 22:04:33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媒体该怎样报道“把大学生当中学生管”


一、求真,不能人云亦云
论教育领域中的以讹传讹,普职分流是经典的一例。
相信很多人都听到过这一说法:50%的孩子上不了高中,考不了大学。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另一个结论:中考比高考竞争更激烈。可事实是,这些都是谣言。
根据《2023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3年普高招生967.8万人;中职招生454.04万人,普职比约为68:32,逼近7:3。而2022年这两个数字分别是947.54万和484.78万,普职比是66:34。回望10年,都没有出现过5:5分流的情况,而且明显出现了普高招生占比提升、职高占比下降的趋势。
而在北京、上海,普高占比则更高。2018年,北京中招普高占比92%,职高只有8%。即便今年北京赶上生源高峰,根据招办公布的一分一段表看,海淀区理论上仅有2000人需要读职高,占比约10%,个别区县则可以实现普高率100%。
2021年,相关部门对于中职的定位由以就业为导向调整为升学与就业并重。2023年则提出扩大发展综合高中,即在普高、职高之外增加了一种新型高中,让孩子们在高一时再决定是读中职还是普高,进一步把选择权交给学生和家长。
综上所述,所谓“中考只有一半孩子能上高中”显然是谣言。第一,职高也是高中。第二,即便我们普通人讲的高中专指普高,也不存在一半孩子上不了大学的情况。
与之相关,中职学生不能参加高考也是谣言。事实上,目前高考报名者中约30%是中职学生。比如,河南今年高考报名人数131万,但普高学生参加的6月传统高考报考人数不足100万,其他主要都是中职学生。目前,高职院校招生计划中近60%是专门定向中职学生的“单招”。根据北京大学2020年的一项调查,全国中职毕业生中有65%升学,其中10%就读本科。
那么,谣言为何会广泛流传呢?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教师和家长倾向于利用这一说法制造焦虑,敦促学生学习。再加上一些课外辅导机构搞焦虑营销,最后三人成虎。
诚然,普职分流政策的确需要检讨其必要性、合理性与科学性,事实上相关部门也一直在调整改变中。但遗憾的是,不仅仅是普通人被误导,一些专家有时也会基于这个谣言批判教育,谈教育改革。而媒体记者在报道这些专家的观点看法时,如果不去追问事实真相,以讹传讹,就会成为谣言间接的传播者。
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因此,新闻工作者在报道各类教育问题时,要多求证,多甄别,即使是貌似“大家都这么说”的结论,也不妨多问一句,多看一下:依据是什么?有权威出处吗?这样才不会被误导,才能找到真问题、真答案。
二、了解教育的快速巨变,找到真问题
近期媒体对于高校“驱赶式”学习现象多有报道,即学校通过强制规定,要求大学生上课必须坐在前排等。与之相关,一些高校对大学生进行严格的纪律管理,包括建立家长群等等。对此,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批评学校与老师,指责一些大学“把大学生当中学生管”。坦率讲,这一观点是流于表面的,是对中国教育最近20多年的巨变缺乏足够了解的。
1999年的大扩招,彻底改变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1998年,全国本专科招生总量108万人,1999年增长至160万人,一年增加了52万人,而1990年到1998年总共才增长48万人。2023年高校招生总量超过1042万人,是1998年的约10倍。研究生招生去年已经超过130万人,和1998年相比,增长了约20倍。与此同时,出国留学也快速增长,超过了1998年的30倍。高等教育迅速跨过大众化阶段,进入普及化阶段,去年毛入学率超过60%。2021年高考的录取比例达到了93%。从录取分数上看,本科最低线仅有280分(黑龙江理科),专科线仅有100分左右。
在这种背景下,大量知识储备不足、学习能力不足甚至不愿意学习的学生大规模进入高校,这和“精英教育”时代的学生素质是完全不同的。这就带来了一个严重问题:高校如何保障学生培养质量,尤其是如何使不愿意学习的孩子也能毕业?
于是许多高校不得不想方设法加强管理。比如东北某高校上午11点前宿舍上锁,防止学生溜号回宿舍打游戏。高校建家长群也有原因:一是有些家长强烈要求建群;二是一旦有的孩子因为打游戏等原因挂科影响毕业时,家长往往会指责学校管理不力、沟通不够。
2001年全国高校毕业生第一次突破100万,2024年,大学毕业生达到了1179万,占城镇新增劳动力的90%。20年来,中国大学教育快速普及,其速度世界罕见,遗憾的是,一些报道仍然停留在“精英教育”时代,以彼时的尺子,丈量当下普及化的高等教育和当下大学生,很容易发生错判、误判。在“驱赶式”学习的报道中,普遍出现了批评高校与老师的声音,但很少注意到大量不愿意学习的孩子进了高校这个现实困境。今年西安科技大学发生的“按闹给成绩”和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某老师被要求检讨不及格率超过30%的原因等事件,都是这个问题的反映。
对于类似现象,除了教师的水平问题外,更值得媒体探讨的是对于知识储备不足、学习能力待提高的孩子,高等教育如何去适应?这方面有不少建议,比如说从培养模式上,有条件的高校可以考虑从千校一面的研究型大学模式,向强化学生动手能力的方向转变。在毕业制度的设计上,可以考虑设立荣誉毕业生制度,对毕业生进行区分以保障质量。我们还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孩子们是否必须上大学?虽然多数人都有了上大学的便利与机会,但一些人可能并不适合走这条路。
与之类似,在大学生就业领域出现的“下不了的高台,脱不下的长衫”的现象,本质上也是没有意识到这种快速巨变,仍然在用“精英教育”时代的尺子,丈量当下大学教育普及化后的就业形势:多数家长都是从“精英教育”时代走过来的,在那个时代,考上大学就意味着有了体面的工作,但忘记了当下,几乎“人人都是大学生”的时代,怎么可能必然都有体面的工作?
因此,在大学生就业报道中,不仅应呼吁相关方面给予支持,也需要提醒家长与考生合理定位:在几乎“人人都是大学生”的时代,仍然固守于体面与高端,可能会被困在高台上。
高等教育普及化后,绝大多数适龄人口都进入了大学,导致大学生人群全面社会化,但公众与媒体普遍没有意识到这一变化,不自觉陷入传统的“大学生高端化”的错位判断,动辄就会以“大学生如何”来报道。试想一下,如果主角不是大学生,是否还构成新闻?在几乎“人人都是大学生”的背景下,报道强调大学生的独特性是否合理?这都是我们在报道中需要思考的。
总之,只有认识到高等教育普及化这一快速巨变,我们才能在报道大学出现的一系列现象时有准确、科学、专业的判断。
□ 2023年11月9日,在黄平县示范幼儿园,老师带领小朋友体验手工。近年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力度,通过改善办学条件,强化教师业务能力,推广“学为中心”课堂教学改革,建设“标准、规范、内涵、特色”的学校品牌,全面深化产教融合等措施,积极探索民族地区育人新路(新华社发 梁文/摄)
三、强化系统思维,做有深度的报道
中高考客观上是基础教育的“指挥棒”,也往往成为舆论关注讨论的焦点,近年来有一个说法就是取消中考,以减轻负担与焦虑。实际上,中高考的竞争,本质是社会竞争的前置,升学焦虑是社会人才评价和社会竞争筛选导致的问题,而非教育问题或招生考试制度的问题。
在高等教育还是“精英教育”的时期,大家焦虑的是能否考上大学,中学比拼的主要是升学率,因为专科生也是“天之骄子”,是包分配的。
伴随1999年的大扩招,中国高等教育快速进入普及化阶段,各中学迅速从比拼升学率转向比拼本科率、重点率、“985”率甚至“清北率”。在“人人都是大学生”的背景下,用人单位更看重毕业院校,虽然因此受到不少质疑,但这一现象背后有其现实逻辑,即人才筛选上的大概率事件。目前“985”高校本科招生量大约等于我们扩招前的招生总量,在稀缺程度上几乎一样,这也就解释了很多强势用人单位招人时卡在“985”,而不是“双一流”的原因。
学习竞争的背后,是就业岗位的竞争。
2023年7月,江苏盐城中考出现了罕见一幕。一个中考742分的高分考生在父母的引导下,放弃了当地最好的普高盐城中学,选择了分流到中职项目。而这样的孩子还不是一个,是一批。原因就是当地为支持职业教育发展,这个中职项目背后连接着教师编制——顺利毕业,即可获得教师编制,于是大家趋之若鹜。
升学负担与焦虑,背后也是文化问题。
对子女的重视,核心是对其教育的重视,这是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也是儒家文化圈普遍存在的现象。韩国与我们有不同的中高考制度,但教育竞争与负担同样严重;华人移居美国后,依然热衷应试培训。
取消中高考显然无法取消竞争。相反,取消各种升学考试,大家甚至可能会以更复杂的形式竞争。
中高考制度需要完善,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绝不是靠中高考改革就能解决教育焦虑与负担的。解决内卷的问题,根本上需要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人才的社会评价改革不断推进。而这些都要久久为功。因此,在教育报道中,新闻工作者要有系统思维,不把病症当病因,才能让报道更深刻、更专业。
四、认识中国教育的特殊性,把握差异性
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不同,它与意识形态、文化、国情、社会制度都有着强烈的关联关系,我们在报道中也要重视差异性,稳妥把握。
多年前,在义务教育阶段,我们曾效仿美国的绝对就近入学政策,即一个房子对应一所学校,同时对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采取了不同的招生管理办法,私立学校全面放开,公立学校全面管控,严禁筛选生源。这一举措的初衷旨在推动教育公平、缓解入学焦虑,但客观上也带来了学区房价格飞涨等问题,引发不少争议。
同样,10年前启动的高考改革的举措之一,是效仿美国“走班选课”。遗憾的是,因为功利选科与功利学习,导致大量学生放弃了物理,对我国的人才培养带来了不利影响。因此,2018年不得不对物理科目进行限制性选择,但随后化学科目被功利性放弃,于是2021年进一步对理工科专业进行物理+化学的限制性选择,有人称之为“小文理”。
改革的螺旋式上升是一项基本规律。在教育的治理上,不同国家的文化与社会制度差异非常大。因此,在相关报道中,新闻工作者一定要注意认识和把握这种差异,我们可以参考借鉴西方的做法,但决不能照搬照抄,更不能盲目地言必称西方。(作者系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全国高校信息资料研究会副会长)

来源:新京报传媒研究(公众号)
编辑:李佳


482#
发表于 2024-11-12 19:10:07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深挖新闻事件本质,为推动问题解决提供强大的舆论支撑


11月12日,《经济参考报》披露了一桩震撼人心的新闻:备受关注的合新铁路(安徽合肥至江苏新沂)建设项目中,关键构成部分——弹性垫层的质量问题极其严重,竟然“轻易割裂”。这一事件不仅触动了公众对于基础设施安全性的敏感神经,还促使社会各界对工程质量监管机制的有效性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审视。

据报道,合新铁路作为国家重点推进的建设项目,肩负着推动地区经济发展、提升民众出行便利性的重要职责。弹性垫层作为铁路轨道结构的关键一环,对于确保列车运行的平稳、降低振动与噪音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一旦其质量出现问题,不仅会影响列车的安全运行,还可能给乘客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这样的材料被用于铁路建设的关键位置,一旦投入使用,后果将难以预料。

记者通过实地探访、专家咨询、数据比对等多种方式,全面揭示了合新铁路建设材料问题的严峻性。报道不仅呈现了问题本身,还通过深入剖析,挖掘出了问题背后的利益输送、监管缺失和制度短板。这种深入式的媒体监督,不仅为公众提供了详实、准确的信息,还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力的舆论支撑。

这篇报道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在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不能仅仅追求速度与规模,而忽视了质量与安全的底线。特别是在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中,更应该严格把控质量关卡,确保每一个部件、每一个环节都符合标准、安全可靠。唯有如此,才能确保项目的顺利推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唯有如此,方能确保向民众供给安全、便捷且高效的交通服务体系。

在此关键时刻,舆论监督的关键作用不容忽视。媒体的使命在于通过揭示问题、传达民众心声,驱动社会的正向发展与公平正义。以合新铁路建设材料质量风波为例,《经济参考报》记者勇敢发声,无疑对相关责任主体形成了强大震慑,同时也向全社会发出了深刻的警醒信号。

在当下这个信息高度开放、公众意识日益增强的时代,舆论监督的力量愈发显著,它不仅是衡量社会公正的重要标尺,更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迈向现代化的关键驱动力。其中,“穿透式监督”作为舆论监督的一种深化实践,其核心精髓在于“穿透”,即深入问题的本质,直击核心要害,确保监督无死角,让每一环节、每一角落都沐浴在公开透明的阳光之下。

在具体操作中,“穿透式监督”应广泛覆盖政府决策、项目实施、资金使用、公共服务、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确保每项政策的制定与执行都能经得起民众的严格审视。这要求媒体与公众不仅要关注“做了什么”,更要深入探究“如何做的”“成效如何”,以及是否存在潜在问题。这种监督模式倡导公开透明,强化问责机制,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有效遏制腐败与不正之风。

尤为重要的是,“穿透式监督”还需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优势,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拓宽监督渠道,提升监督效能。通过社交媒体、在线举报系统等便捷途径,让民众能够轻松参与到监督过程中,形成上下协同、内外结合的监督网络,真正实现“人民监督、人民参与”的良性循环。

《经济参考报》的这篇报道,以确凿的事实为基础,以详实的数据为支撑,通过“穿透式”的舆论监督,深刻揭示了合新铁路建设材料问题的严峻性与紧迫性。它不仅为公众提供了真实可靠的信息,更为推动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强大的舆论支撑。我们期待,未来能有更多这样的报道,为社会的进步贡献力量。

我们也期望更多的媒体界同行能持续展现其在舆论监督方面的正面效应,犹如运用一把精准的“柳叶刀”,为社会肌体的健康提供坚实的保障。

与此同时,我们也向有关部门发出呼吁,希望它们能够直面挑战,迅速响应,切实承担起监管的重任,保证每一项工程都能历经时间的考验,从而让广大民众真正受益于高质量的发展果实。


原作者:李海洋 中国商报社法治新闻部主任
来源:磨稿子(公众号)
编辑:徐思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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