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不堪回首的大学生涯 （1962—1968）

白雪

（2）大辩论
接着，8月2日晚，人民大学举行就郭影秋问题的大辩论会。作为中央全会的一场现场观摩会，正在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许多与会者都过来了。党的高层领导几乎在人大集体亮相，当然，和我们一样，都坐在下面。全校所有的师生员工都来了。大操场上，密密麻麻，人头攒动。正反双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精彩之处，掌声雷动。亮出不同观点时，台上针锋相对，台下喝彩声、倒彩声，同时四起。.
那一阵阵声浪，震动四方。这真的是场辩论实战，不象现在有些辩论，很大程度上是在作秀和表演。不过，尽管辩论很激烈，基本上还是有理说理，没有什么谩骂攻击。文化大革命，在这一晚上，还有最后一点“文化”的意味，但很快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直到半夜后，大会才结束。回宿舍的路上，大家还都边走边争论，个个都是那样的激动。几十辆黑色轿车，从我们身边缓缓驶过，这在那时也是极少有的场面。有眼睛尖的同学说，在湖南社教时见过的省委领导张平化他们都来了。
.就在这个会上，总书记邓小平做总结发言，讲了那句有名的“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他在自己遇到很大困难的情况下，仍然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什么‘二月兵变’，根本没有这回事，告诉你们，我们的军队，彭真调不动，我也调不动，别人都调不动。至于‘二月兵变’，我正式地跟同志们说，没有这个事。部队到人大联系借房，不是搞兵变嘛!”邓小平总书记还对郭影秋进行了一定的保护，他说： “对郭影秋同志我们还是比较了解的，他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是好的，解放战争中的表现也是好的。
以至于康生这个鬼，8月4日被迫在北大集会上改口说：“我没有说‘二月兵变’，看来彭真没有准备好。彭真要不要搞政变？要！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一副政治流氓的无耻嘴脸，一览无遗。为什么这样一个流氓能在政治舞台上猖狂至极，害人无数？笔者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小说《革命四十年》用的是“小人物、大手笔”的写法，主人公都是些普通农民和基层干部，大队书记、公社书记这些。个别有县团级的，已不是主要人物。书中唯一一个直接出现的写着真实姓名的大人物，那就是康生。
对郭影秋问题的争论，还扩展到了社会上。这年春天，郭影秋带领63级学生去京郊苏家坨公社参加社教运动。不多的时间，郭影秋就给苏家坨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时，听说郭受到了冲击，苏家坨几百名群众来到人大要保护郭影秋，甚至还贴出了“郭影秋万岁”、“郭影秋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的大字标语。在那个狂风暴雨的岁月，居然敢喊别人“万岁”，那可是大逆不道、杀头之罪啊！.
以至于 毛泽东9月7日在他的最高指示中特地讲了这个事：“中国人民大学调动700多农民进城保郭影秋”;又说“组织工农反学生，都是错误的。试以中央发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可是，苏家坨的农民就是这样的纯朴、这样的勇敢、这样的无畏。他们并没有反学生。他们是在拼着性命维护他们心中的好干部，拼着性命维护他们心中党的形象啊。我隔着马路，看着他们刷标语，心里是几多的酸楚。
.8月20日晚，人民大学再次召开大辩论会。这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名已经改变，邓小平被靠边，由上升到第四位的陶铸出面上台讲话。但他没有顺从极左势力的旨意，仍然直截了当地说：“郭影秋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因而招致了极左势力的怨恨。很快，陶铸被说成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把他和刘邓捆在了一起。打倒刘邓陶，被称为是文革的第二战役。
至此，像邓小平、陶铸这样相对务实的领导也已无力挽狂澜于既倒。
这之后，郭影秋就跌入了深渊，被残酷揪斗迫害长达数年之久。他在自己的“临终口述”中说道：“无休无止的斗争和打击持续了好几年，真是无休无止，批斗个没完没了。在连续几年的批判、斗争、关押过程中，我经常遭受殴打。其中，打得最厉害的一次是批斗学校的几个主要领导，包括我、孙泱、胡锡奎、李培之，批斗会后，把我们拉到会场旁边的一个小屋子里。一群打手，疯狂地扑向我们每个人，大打出手。我直听到孙泱同志被打得‘唉’了一声，便倒了下去，过了十几天他就死了。.
打李培之也很厉害，她是王若飞同志的夫人，一个老年妇女，一伙人把她打倒了再拉起来，拉起来再打倒，如此折腾了几次，实在令人惨不忍睹。打我时，专打肋骨和后脊骨，一下把我打得眼冒金星，昏靠到墙上，突然，又来一拳，打在太阳穴上，当时就昏迷了。令我奇怪的是这些打手都很有打人的经验，似乎是有预谋的专门雇来的职业打手。如此毒打之后，又被拉出来游斗，那次我被打得无法走路，游斗中在地下躺了半天，醒来还认不清东西南北，找不到自己住的房子。”（请见：《郭影秋临终口述：“文革”亲历记》，王俊义整理，《炎黄春秋》2002年第11期。说明：孙泱、胡锡奎、李培之也都是人大副校长。）
郭影秋后来好不容易保住一条命，活了下来，却被截去下肢，终身残疾。这就是为广大群众所景仰的优秀干部的遭遇。而孙泱、胡锡奎，则都在文革中死于非命，这在本文的后面要专门讲到。
.

白雪

3．红卫兵
（1）风云突变

1966年的八月，是文化大革命的一次重大转折，出现了由政治运动向恐怖活动转变的趋向。

当政者已经不满足于一般性的政治批判。或者说一般性的政治批判，比如：报纸广播的批判、大字报的批判、党内的政治斗争、组织处理，已经无法满足彻底摧毁一切对手的目的，而需要借助于一种史无前例的非常手段。不但要“口诛笔伐”，还要“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于是，红卫兵运动就应运而生。
.5月底、6月初，当时在北京处理日常工作的一线领导刘少奇等，为了控制已经出现乱象的局面，向大中学校派出了工作组。新市委派驻人民大学的工作组，是在6月16日，这个工作组当时在校内影响不算大。应该说，这种办法，是沿袭了1957年反右的指导思想，具体做法则是依照社教运动的那一套。据不完全统计，在24所高校就已经内定了一万多名右派学生。但这种做法与毛泽东放手发动文革、要与某些当权派大干一场的初衷背道而驰，引起毛的极大不满。7月18日，他从武汉回到北京，就在酝酿又一个大动作。
.这些高层分歧的蛛丝马迹，首先为一些高干子女所察觉，觉得是他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在专制体制出现裂痕的时候，他们力图要抢在前面保住和扩大自己既有的特权地位，抢先冲击他们以为无产阶级司令部要冲击的对象。他们要充分利用他们的政治优势，决心在这场大动荡中打头阵、立头功。由此，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以“血统论”为组织路线，以赤裸裸的血腥暴力为武器，这样的红卫兵首先在北京一些高干子女集中的中学里出现。一开始，是些名称各不相同的“战斗队”。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中高二学生卜大华等八个人，为对抗校领导和工作组的压制，最早成立了一个名叫“红卫兵”的组织。6月24日，他们贴出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7月28日，江青把这份大字报带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看到了可用之处，立即给予高度肯定。8月2日晚，卜大华收到了矿院附中学生杨继业（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之子）打来的电话，说毛主席已经写信支持你们。卜大华此时既喜出望外又将信将疑。几天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发布的文件之二正是《毛泽东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在信中，毛泽东连用了三个“热烈的支持”，对红卫兵以极大的鼓励。同时，还发表了他在8月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具体事例请见：《狂飙》，丁晓禾，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
这两种想法交汇到了一点。红卫兵运动受此鼓舞，一下子就风起云涌，排山倒海般地起来了。短短十几天的时间，北京各大中学校纷纷建立起了红卫兵，像从地下冒出来似的，到处都是。高校中，建工学院是第一个成立的。人民大学的造反派，这时也很快成立了“人大三红”，即“人大红卫兵、赤卫队、东方红公社”的统称。
.红卫兵运动的兴起，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清华附中的几个年轻人把他们战斗队的名字叫作“红卫兵”，有它的偶然性。而毛泽东要按照他的思路甩开一大批党内当权派放手推进文化大革命，急需要有一种非常手段，这又有它的必然性。红卫兵正好迎合了这种需要。它作为运动很快地兴起，就是两者的结合。按照辩证法的说法，就是偶然性中有必然性，必然性中有偶然性。
.我们这些人还没反应过来，看着到处都是红卫兵。既然毛主席支持红卫兵闹革命，咱们也是闹革命，那咱们也就是红卫兵了。我们也就个个都戴上了自己做的红袖章。.
不需要任何人的批准和承认，自己就戴上了。一开始连个名称也没有，就是红卫兵。简陋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自己用毛笔写的。不像那些中学高干子女红卫兵讲究得很，谁能戴多宽的红袖章，能用什么样的布料，得看他老爹的乌纱帽有多大，等级分明得很。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封建专制的腐臭味。.
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后，我们才又加了“八·一八”三个字，作为前缀。后来，才换了统一印制的黄字袖章。也没有另外推举班级里的红卫兵负责人，班干部还是班干部。
.想说明一点，当时人大的学生，绝大多数是所谓“红五类”，绝大多数是党团员和中学的学生干部。因此，没有其它学校学生中有多种成份、多种阶层，从文革一开始同校同班同学之间，就出现一部分同学欺压另一部分同学，而后，那另一部分同学又趁着造反起来反击，那种尖锐对立、水火不容的情况。.
所以，至少我们班的同学之间，在文革中就一直平和相处，即使后来分成了两派，也没有发生直接的冲突，甚至连争吵也没有过。这是和其它大多数学校不一样的地方。这也是我现在能够比较平静理性客观地写这份回忆录的原因之一。
.那时，各人都在自己想办法找来旧的黄军装、军帽，要是有草绿色的，那是最时髦的了。对中学红卫兵人人都有的铜头皮带，我们都不知道能从哪儿搞到，随便弄一根就扎起来。我到现在都想不起来，我这一身行头，是谁给我的。.
这一打扮，相互看看，都觉得挺新鲜也挺好笑。但是，我们很快发觉，发动红卫兵运动，显然不是为了热闹，而是为了把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非正常的极端的状态。
.8月18日，天安门广场举行数十万人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泽东在城楼上向大海浪涛般涌动的红卫兵招手致意，并分批接见了聂元梓、卜大华等代表人物。在接见北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之女）时，毛泽东说了那句有名的话：“要武嘛。”在这之后，又先后一共八次接见1100万红卫兵，把这一切推向了高潮。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我作为一个首都红卫兵，几次参加了维护秩序。接见的方式，有几次不同的变化。开始是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红卫兵们（主要是外地中学生）列队在长安街由东向西步行通过。但很快因为队伍拥堵、不易疏导，而改用把红卫兵装上大卡车开过去。这几次，我们基本上都在天安门前。.
但是让红卫兵坐卡车。需要动用的车辆太多，又改为红卫兵排在大街两旁，由毛泽东乘坐吉普开过。这时，我们就站在最前面。毛泽东站在第一辆吉普车上，向人们抬手示意，最近时离我们不过一、二十米。10月18日那次，150万红卫兵列队长达50华里。我是站在农展馆前的东三环拐角处。毛泽东乘坐的吉普经过时，车速慢了下来，看得非常清楚。其场景在《革命四十年》中有描述。

白雪

（2）“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以8月18日为标志，在这前后，一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狂浪，山呼海啸般地压来，仅存的一点半点的理性和人性都被横扫得荡然无存。

人大校园里也是恶浪四起，开始了大规模批斗，校领导、系领导、一些老教授都拉了出来。根据那时的“革命逻辑”，是个领导就是“走资派”，是个教授就是“反动学术权威”，甚至一些普通教师、学生也未能幸免，“孝子贤孙”、“漏网右派”，各种名目的帽子不一而足。批斗会上，个个都被挂黑牌，戴高帽，双手反翦，即所谓“喷气式”。这还算是最“客气”的了。不然，一个扫荡腿就跪在地下，甚至故意从桌子上推下，一顿拳打脚踢之后，再全身被踩上脚。因为，有句说：“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会后就把他们拉出去游街，这是解放后几十年没有的事了。“黑帮”们被戴上高帽，胸前挂着黑牌，写着打上叉的各人的名字，被人押着、按着、拖着往前拉，稍有不从，便劈头盖脸地拳脚相加。被游街的人，个个垂头丧气，有的深深地埋着头，像是怕被人认出来；有的像是在听命，任别人拖拉；有的则是满脸愤恨，这样的人吃亏最大、挨揍最多、最叫人可怜。.
我记得，一个所谓“反动学生”，我不想提他的名字了，被压着几乎是横倒在路上，硬是被拖着过来，衣服都撕破了，上面是点点血迹。在狂吼的口号声中，在看热闹的人群夹缝中，鱼贯而过。看的人，也是表情各异：有的诧异，有的惊恐，这是怎么啦；有的兴奋，革命啦，这下可是革命啦，最好是像那个被称为“头号无产阶级文学家”的高尔基呼喊的“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有的似有同情，又不敢言语。
.不但全校性的大会斗，各系也都开会斗。我们系的王命先老师（我党早期领导人王稼祥的儿子）在被斗后，次日便投京西运河自尽（也有说，那天他从批斗会出来，就直接去了河边）。他是人民大学在文革中第一批的罹难者。那场批斗会是在小礼堂，7月29日的下午，在一阵阵“打倒×××，把×××揪出来！”的狂吼中，一个个老师被事先准备在两边的学生架着推上台。我印象很深，王命先老师在被念到名字时，是自己走上台的。
.在这风浪起伏中，各人的表现和遭遇，有的突如其来，有的始料未及。仅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我系邻班有位同学写了份大字报，不知怎么落款写了个“主席门下之犬”。这本是古人极为自谦、极为自贬的说法，表示自己在领袖面前极其卑微。哪知，有人一分析、一上纲，说：“主席还有门下之犬吗？主席还用得着‘走狗’吗？”更有说门字下面有条犬，不就是“戾”字吗？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意思，要是讲出来还了得啊。一个平常很普通的同学，立马就被打成“反动学生”，这也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意和批准。于是，整日里就被大会斗、小会批，受着横来之苦。
.看到往日备受尊敬的老师们一个个像狗一样地被拉来拉去批斗，被\戴\高\帽\、\掛\黑\牌，受尽屈辱，心里很难受。在那些黑云翻滚的日子里，今天听说这个老师死了，过几天听说那个老师死了，作为学生，心里在流泪。
人大校园里也是恶浪四起，开始了大规模批斗，校领导、系领导、一些老教授都拉了出来。根据那时的“革命逻辑”，是个领导就是“走资派”，是个教授就是“反动学术权威”，甚至一些普通教师、学生也未能幸免，“孝子贤孙”、“漏网右派”，各种名目的帽子不一而足。批斗会上，个个都被挂黑牌，戴高帽，双手反翦，即所谓“喷气式”。这还算是最“客气”的了。不然，一个扫荡腿就跪在地下，甚至故意从桌子上推下，一顿拳打脚踢之后，再全身被踩上脚。因为，有句说：“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面对街上一队队气焰嚣张、狂傲无比的中学红卫兵，连我们这些大学生红卫兵都不想出门了。那时甚至连小学生也像中了魔，在北京中古友好小学，那些原本天真无邪的小学生竟把他们的女校长脑袋上钉满了图钉。
.

白雪

(3)恐怖的“红八月”
.在这疯狂的岁月里，十几岁的中学生，包括一些稚气未脱的女孩子，拿着铜头皮带，雨点似地打向自己的老师，没有半点迟疑。如花似玉的脸庞扭曲得变形，眼睛里全是孩童们不该有的凶残目光。不光是皮带抽，更是用棍子打、用石头砸、用刀捅、用火烫、用开水浇，逼着吃屎，脖子上挂着四块砖还要在碎玻璃瓶渣上跪着爬，各种各样想得到的和想不到的酷刑都用到了自己老师的身上。.
尤其是8月中旬后，红卫兵杀向社会，大搞“破四旧”，所到之处就像决堤的洪水，打砸抢烧杀抓，为所欲为，横行无阻。.

这就是可以作为文化大革命典型标志的令多少人家破人亡、切齿难忘的恐怖的“红八月”。
.西城区的一个中学，竟然蘸着老师的鲜血，在墙上写下“红色恐.
这是怎么了？是什么让这些涉世不深的年青人甚至是孩童，变成了杀人狂魔、吃人的豺狼。作为学生这样大规模地残害、杀害自己的老师，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的人间惨剧，到现在为止，所有的解释，我认为，都没有说服力。
这时，江青惟恐乱得还不够，出来传话说：“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在极左势力这样的推波助澜之下，很快又由杀教师，扩大到杀“黑帮”、杀“黑五类”、杀私有房主、杀毫无根据的所谓“阶级敌人”、甚至杀他们的亲属和亲属的亲属等等，形成了一股乱杀人的狂潮，在南北各地毫无节制地蔓延。其残忍野蛮的程度远超过臭名昭著的1938年11月9日“水晶之夜”。那一夜，德国法西斯大规模捣毁犹太人的商店、住宅，杀害了91名犹太人。
.而据不完全统计，在破四旧期间，北京就有3.3万户被抄，8﹒5万人被赶出北京，致死1772人。仅大兴县，三天时间就杀了325人，灭门22户。死者中，上有八十多岁的老人，最小的才是38天的婴儿（请见：《中国“左”祸》，文聿著，朝华出版社，1993年）。在那些日子里，北京的火葬场都来不及烧，尸体堆积，血水横流，只得放上冰块（此事及上面北京中古小学校长的事，请见《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
.就全国而言，这股杀人狂潮疯狂凶残到什么程度,仅以湖南道县为例。1966年秋天，杀人狂潮冲击到湖南南部，大规模屠杀“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和家属的家属，最终就不分青红皂白，失去控制。所谓的“贫下中农革命派”，想杀谁就杀谁，想杀哪家就杀哪家，冲到哪儿就杀到哪儿。比如仅道县一个县，在66天内，就杀死4913人，自杀326人。杀人花样之多，杀人手段之残忍，惨绝人寰，绝非“血流成河”这样的词所能描述，笔者都不忍在此复述。讲出来，能令天地失色、神人共怒。（具体事例，请见：《中国左祸》，文聿，朝华出版社，1993年）。
.这是每一个尚有良知的人，都该明白的事。但是却发生了，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了，在以革命的名义下发生了！这个使全世界震惊的恐怖的八月，使我对文革的看法，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就此逆转。
但是，能说吗？
.这儿还想讲一下人性的问题。在人的心灵里，有人性的一面，比如善良、正直、宽厚、互助等等；也有动物性的一面。在动物性里，有正常的、可以理解的东西，也有丑恶的、卑劣的、甚至凶残的我们称之为兽性的东西。人性与兽性，两者之间相互对立，此消彼长。在一个正常的理性的社会里，在社会成员长期的不懈的艰苦的共同努力之下，人性逐渐增长、扩展，人们的自身修养日臻完善、道德水平逐步提高、思想境界不断升华，社会处于良性发展。
.但是，在相反的情况下，比如在文革的十年动乱中，由于极左势力的主导和推动、极端分子的嚣张和狂热，正常的社会规则被倾复，人性受到压抑、鄙视和摧残，兽性却迅速膨胀，吞噬着一切的良知和理性，整个社会面目全非。人，从内在灵魂到外在表现都出现了异化，变得令人难以置信。而且，这个变化，其速度是非常惊人的。如果说十年树人、百年树木，而兽性的发作则像一场猛烈的失去控制的森林大火，几十年、几百年才长成的林木，顷刻之间就被浓烟烈火吞没，再要恢复生长谈何容易。
文革就是这样吞没人性、吞没社会的一场野火。从它一开始短短的几十天，就使多少人，包括那些无知少年，变成了野兽；又使更多的人变成了被野兽撕咬的猎物。文化大革命就是场反人类的滔天罪行。这个惨痛教训，我们中华民族永世不要忘记。
.

白雪

（4）“联动”的结局


然而，文革的凶险还在于，这批狂妄无知的早期高干子女红卫兵，却是文革舞台上最早被赶下去的人。这批小孩子他们不理解，无产阶级司令部所说的“斗黑帮”，最主要是指斗“走资派”、斗“当权派”。而他们热衷的是残害、虐杀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和文化界的那些无权无势的人物。
.随着运动的深入，这年的秋冬季，他们的父母相继成为走资派而受到冲击，他们自己也就在一夜之间沦为“黑帮子女”、政治弃儿。他们在前期对别人的凶残手段，却在告诉别人，原来文革是这样搞的。随后揭竿而起的以在原有体制下长期受压制的人群为主体的造反派，也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爹妈之身。他们的不解与反抗也就可想而知。他们不知深浅地与把他们捧上去的中央文革翻脸，又六次冲击公安部。其结果，可想而知。
.文革就是这样吞没人性、吞没社会的一场野火。从它一开始短短的几十天，就使多少人，包括那些无知少年，变成了野兽；又使更多的人变成了被野兽撕咬的猎物。文化大革命就是场反人类的滔天罪行。这个惨痛教训，我们中华民族永世不要忘记。

.1967年1月17日，“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被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1月25日，“联动”的最后一个据点——八一学校被后起的红卫兵攻破。卜大华等骨干成员百余人被先后逮捕。此时离他扯起红卫兵旗子，还只有八个月。这批极端分子的这个下场，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手上有血，而是因为他们起而反对继续拉着极左列车狂奔的他们当初的江青老娘、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了。
1967年3月，我们去参观了这个被改成“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的曾经的“联动”的窝——海淀镇西面的八一学校。它原是满清皇帝的一个行宫，里面楼台亭阁，可与大观圆相比。在展览中，看见他们施暴的种种酷刑，和他们日常生活的奢糜。解放后，才十几年的干部特权，就养出了这么一批干部子女。这个展览，如果拿给今天的年轻人看看，也不失为一个很深刻的教育；对如何教育培养好“官二代”、“富二代”也极具警示作用。
后来，对“联动”成员的处理并不重，4月份就都放出来了。之后，他们中的有些人更猖狂，不敢反对中央文革了，却对“黑五类”下手更狠。面对那时出身低微的造反派不断狂吼：“斩尽杀绝黑五类！”“狗崽子靠边站，红五类要掌权！”而不需要任何的伪装。对后来一些单位两派群众组织的血腥争斗，起了恶劣的作用。
.当然，他们中也有就此深刻反思的。1976年4月的tiananmen事件，他们中有不少人积极参加了反对四人帮极左势力的斗争。
近来有些报刊，陆续刊登出现在有一些当年的红卫兵为自己的错位行为深感惭悔，如2010年10月21日的《南方周末》。尽管这样做的人还不多，也不是一些主要责任者，但这已经是难能可贵了。正视历史，反省错误，才能真正地跨过这黑暗的一页。这方面，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

当然也有些当初的红卫兵头面人物，被指为亲自动手打了六个人，也有说是打了八个人，出来加以否认。能否认打人的事，至少说明，他（她）已经认识到打人是不对的。总比有些打了人还理直气壮、至今不肯认错的要好。

我们没有见到过他们这部分人的文革回忆录，其中有的现如今也已走上了领导岗位，由他们来讲讲这个过程和感受，说不定会更有意义。

本文无意对红卫兵问题作全面的论述。如果要对“红八月”的这种恐怖现象，进行社会原因分析的话，那就是“流氓无产者”的意识和行为对中国社会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在中国几千年既高度专制又极度贫困的社会里，有一大批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群。他们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不但没有任何生产资料、固定资产可言，连最起码的经济来源和生活保障都没有，过着有今天没有明天的日子。他们除了仇恨和拳头之外一无所有，所以他们敌视社会，崇尚暴力，思想偏激，行为极端，急于改变现状而可以不计后果，蔑视各种规则，敢于铤而走险，毁掉在他们面前出现的一切。这种意识是封建思想在底层社会的表现。看起来和帝王思想水火难容，实际上两者是经常相互利用、相互推动，甚至合为一股。这些特点，也就是《毛泽东选集》开卷第一篇就讲的：“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请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人民出版社，2009年）
.这股力量自身政治诉求不清晰而极易被利用。在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动荡中起着很大的推波助澜作用。在中国近代、现代史上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义和团和太平天国。虽然它们的表现各不相同，但在西方文明面前，都是手足无措，前者表现为反基督，后者表现为伪基督，而骨子里都是封建皇权意识。
甚至到了当代中国，尽管社会形态有了改变，也很少有人真的处于这种赤贫境地，但这种思想意识和行为做派，却依然随处可见。不但没有“引导得法”，在极左势力的鼓动之下，其破坏性倒是愈演愈烈。部分红卫兵极端分子的暴戾行为，就是一例。

就是在今天，流氓无产者的意识依然有很大的市场。在各种影视剧和文学作品里，充满了对这类行为和意识的过度表现、大肆渲染和太多太多的无原则吹捧。所谓的武侠，就是这样一批人。他们不务农、不做工、不搞学问，最终不过就是或为盗贼或为地主鹰犬。这些影响，从网络上的一些语言暴力，到个别颇有身份的人的出格表演都能看到这些影子。这些，不能不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绊脚石。在小说《革命四十年》里，就有秦德才这样的流氓无产者的反面典型，和虽然身为局长而内心却依然是这类意识的程贵安。
.还有一点，有的人什么事都非得要分东方和西方。对主张实行现代民主的观点，一律斥责为“要全盘西化”。其实，我没听说过哪个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要求过实行“全盘西化”。提出这种指责的人，可以把证据拿出来，把原话拿出来。且不说，马克思就是从西方来的。相反的是，我们从西方也可以找到专制、极端和野蛮残暴的来源。从某些红卫兵极端分子的所作所为，不由人看到了德国纳粹党卫军的影子。我说的是某些极端分子，不是说所有参加过红卫兵的人。从林彪、四人帮的做派，不也能看到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的痕记吗？
说明一点，在这个恐怖的“红八月”里，以及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我，我们班，和我所知的所有周围同学，都没有参与批斗、抄家、抓人、打人、砸东西、烧东西等等这类打砸抢烧杀抓的行为。在文革初期，是中学生比大学生起劲。到后来的两派争斗，又是低年级比高年级起劲；理工科院校比文科院校起劲。前者好理解，后者不知为何。

这段时期里，我也没挨过打。

这也是我今天能够比较平静理性客观写这篇回忆录的又一个原因。

说明一点，在这个恐怖的“红八月”里，以及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我，我们班，和我所知的所有周围同学，都没有参与批斗、抄家、抓人、打人、砸东西、烧东西等等这类打砸抢烧杀抓的行为。（在文革初期，是中学生比大学生起劲。到后来的两派争斗，又是低年级比高年级起劲；理工科院校比文科院校起劲。前者好理解，后者不知为何。）
讲这段话，毫无自我标榜的意思。我只不过做了个正常的人。

由极左势力鼓动和呼唤出来的红卫兵极端分子的残暴和血腥，反而使我清醒了，冷静了，看清了极左势力和文化大革命的本质。原本为保护郭影秋而去跑市委、找康生两天两夜不睡觉的那点政治热情没有了。原先振臂高呼的手，落下了。当然，前些日子想要支持郭影秋的做法，不只是对他个人的肯定，更是对党的领导干部群体的肯定，是对党的形象的肯定。而接见红卫兵和红卫兵的暴虐，则是在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这一些，都不需要。红卫兵冲击的是“地富反坏右”和所谓“文艺黑帮”，极左势力借此要摧毁的是“走资派”最后尚存的一点可能有的维护秩序的能力。他们在用血淋淋的事实告诉你，任何的反抗和异议，都将立即死无葬身之地。

看着满街奔突肆虐、牙缝里滴着鲜血的群狼，我只能后退，我只能自我保护。不去咬人，首先还要不被人咬。当然，我也不同于完全的逍遥派。在冷却的外表下，内心依然是热的血，依然在关心着、思考着。我给自己的定位是，在这场狂风暴雨中，我是个亲历者，又是个观察者、思考者。但不做那些极端行为的参与者、知情者。

所幸的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也没受到过冲击、没挨过打。这也是我今天能够比较平静理性客观写这篇回忆录的又一个原因。我所写的，既不同于马识途他们受难的《沧桑十年》，也不同于那个复旦红卫兵司令的《我不忏悔》，是文革回忆录的又一种类型。我希望我的回忆录，是微观与宏观、叙事与论述、回忆与反思相结合，能给读者有所启示，就很可以了。

由极左势力鼓动和呼唤出来的红卫兵极端分子的残暴和血腥，反而使我清醒了，冷静了，看清了极左势力和文化大革命的本质。原本为保护郭影秋而去跑市委、找康生两天两夜不睡觉的那点政治热情没有了。原先振臂高呼的手，落下了。当然，前些日子想要支持郭影秋的做法，不只是对他个人的肯定，更是对d的领导干部群体的肯定，是对d的形象的肯定。而接见红卫兵和红卫兵的暴虐，则是在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这一些，都不需要。红卫兵冲击的是“地富反坏右”和所谓“文艺黑帮”，极左势力借此要摧毁的是“走资派”最后尚存的一点可能有的维护秩序的能力。他们在用血淋淋的事实告诉你，任何的反抗和异议，都将立即死无葬身之地。
.

白雪

4．大串联
(1)倾巢而出

9月5日，中央发出了大串联的通知，坐车可以不买票了，有的地方连吃饭都不要钱。各个学校又都像炸开锅一样地沸腾了，就像成千上万的麻雀，轰的一声，腾空而起，树林子里反而没鸟了。

我们班马上就去了长江三角洲一带。离京的列车上，挤满了兴高采烈、意气风发的红卫兵，个个都在高谈阔论、神气活现。也有一些被赶出北京的“牛鬼蛇神”，躲在角落里，看见红卫兵就惊恐万状。有对中老年妇女，不知是母女还是婆媳，像是被赶出北京回原籍。老太已经被打断了双腿，用竹板和纱布捆着整个下肢，就坐在两节车厢之间的过道地板上，看着我们穿着黄布旧军装的红卫兵走来走去，满眼惊恐，不断地用手撑地，想挪来挪去躲闪。中年妇女则在五、六步之远，满眼伤戚，不敢过来。我能做的，就是板着脸在那个老太边上站着，好像是在看守，别人往来至少可以不去故意地踩她踢她。
.串联的第一站是南京，住在南师附中。冥冥之中，或许真有条线牵着。15年后，我举家到了南京，就住在离这儿约一站路的地方。又五年后，我的女儿上了这个学校。当时大约学生们都外出串联了，学校里空荡得很。不过从墙上残留的大字报看，对老师的/批//斗//殴/打/也/挺/厉害。我们又到雨花台瞻仰了烈士陵园。长眠于地下的他们看到这种乱像，不知会做何感想。眼前这景象，难道就是他们抛/头/颅/洒/热/血、拼/死/拼/活/换/来/的/理/想/社/会吗？
.到了上海，出了北站。可能毕竟大多是农村的孩子，一踏上大上海的马路，底气不足，心里有点虚。按红卫兵的惯例，边走要边唱/“/造/反/歌/”/：/“/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张嘴一唱，居然会变了调，两次都没唱起来。干脆不唱了，还是去找去接待站的车站。结果，一开始领队的还走反了方向。应该往武进路走的，却往天目路去了
.安排我们住宿的地点是上海外语学院附中。23年后，1988(加1)年春，我参加出国外语考试，再次住在这里。考的是俄语，原准备去格鲁吉亚。但随后/的/政/治/动/荡/，/使/此/行成了泡影。住下的第二天，回家去看看。这是自63年暑假后的第一次回家。但是，当家里看见我穿着当时/流行/的/红/卫/兵/装/：/黄/军/装/，/红/袖/章/，/腰/束/铜/头/皮/带/，/竟/也/有/一/阵不安。虽然我家里是工人家庭，属/于/红/五/类/，//没有受到冲击，但邻居们有吃到苦头的/，/对/红/卫/兵/视/若/瘟/神/。/家里人叫我回家时可别穿这种衣服，要遭人恨的。耀/武/扬/威/的/红/卫/兵/，/在/人们心中，原来是这种形象。其实那时/上/海/红/卫/兵/还/远/不及北京的厉害。后来，去见高中老同学，当然也会不穿这个了。
.晚上我们去南京路宣讲“造反有理”的红卫兵论调。这回儿好了，适应过来了，很随便地带上两个板凳，事先也不用准备，站上去就讲。上海市民非常关注，马上就围了上来，不但认真听讲，还提出了不少疑问。我们其他同学也在四周，跟市民们解释、讨论。这时上海也已经开始破四旧、斗黑帮，虽然声势、手段远不及北京的凶狠。市民们最关心的是：文革是这么搞的吗？这是党中央的意思吗？他们焦急地一遍遍地问。我们也照着“5·16通知”（中共中央于1966年5月16日发出的通知）和“十六条”（《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进行宣讲，这确实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意思，当然运动过程中要讲政策，要文斗不要武斗，要触及灵魂而不是触及皮肉。说起这些来，我们也是不厌其烦、一套一套，好像对文化大革命热忱得很。我们自己也说，在学校里都是“保皇派”（保郭影秋），出来都成了“造反派”。
.应当说，这些行为确实也是在为极左势力帮腔，为极左势力的洪水添加了一瓢水。如果说还有可原谅之处的话，那就是为这些还在疑惑中、还没有对这场规模空前、手段非常的大革命反应过来的市民们发出警报，让他们对即将到来的大风暴有所醒悟、有所准备。我们直截了当地打出了人民大学的红卫兵的旗号（与后来的“人大红卫兵”不是一回事，那个是作为一派组织的专有名称），那行为、那仪态、那语言和水平，和那些张嘴就骂、动手就打的红卫兵完全不一样。那些市民们尽管仍然是疑虑重重，可愿意和我们交谈、甚至争论。
.有位衣着得体、干部模样的妇女，疑虑而又急切，过来很认真地问我：“你们有学生证吗？”要是那种红卫兵一定会跳起来，大叫：“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红卫兵，你敢不信吗？”但我很坦然地拿出来给她看。她看了学生证，抬头看了我，说：“你还是上海人啊？”我点了点头。她很沉重地递还了证件，低着头，转过身，走了。我想，她也是遇到了很大的疑惑，甚至遇到了很大的难处。这一瞬间，她知道了，这一切都是真的，真的是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
.我们还参加了在文化广场召开的批判上海市委的大会。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陈丕显、曹荻秋等都出面了。主要是红卫兵上台批判发言，他们在一边站着听，接受批判。那次没有动武，没有搞“喷气式”、挂黑牌这些，只是动动嘴。按那时的说法，革命形势还很“落后”。
.几天后去了杭州，主要也是游览玩玩。不过浙江省委领导听说是一帮北京来的红卫兵，也都有求必应，安排了接见。接见时，浙江省委的一位书记特地强调：“我们浙江是全国最小的一个省，铁路、民航都归上海管。虽然是沿海省份，却没有海港，也就宁波的甬江有点小码头，还赶不上上海的苏州河。”意思是这儿很浅，你们快走吧。讲得倒是挺策略，我们有几位同学还真的直点头。

白雪

(2)回家的路
9月5日中央刚发出大串联的通知，北京就受不了了，因为那时已经有不少外地学生滞留在京。9月7日，鉴于外地来京学生暴满，周恩来在人大校园召开十万人大会，动员滞留学生尽快离京，说9月1日以前来的，要马上走，9月1日以后来的也要走（此时，我们没在校）。但这已经无济于事。秋天的几个月里，校园里挤满了外地的学生。等我们回到自己的学校，待着反而没劲了。大家纷纷往外走。这回就不是集体行动，而是各人自由活动了。我们班的几位同学又步行串联去延安。我没去，不想出这个力，而是回家了。回家的理由，不那么“革命”，就是想省点伙食费。也不上课，待那儿干嘛呀？此时的串联，已成了消极逃避极左狂潮的无奈之举.
.班上有位同学，她爱人在山东黄县，说顺路一起走吧。可我们到了北京站一看，乖乖，人山人海，即使是离京也不容易，只有往东北的才有票。于是我们踏上了开往东北的列车，先出了北京再说。到了沈阳，没出站，又调头上了往南进关的车。那车上挤得不得了，好不容易才上去，挤在车门口，只有个插脚的地方。车厢里空气浑浊不堪，不一会就觉得喘不上气。一打听，这车已经停了好长时间，还不知什么时候开。我们看对面有趟车还空一点，赶紧就过去了。上去之后，才知道是开往丹东的。于是，我们就到了边境城市——丹东。
.丹东，很清静。在那个动荡的年月里，有这样的地方还真不易。我们去了鸭绿江边，看了看当年志愿军跨过的大桥，看了看对面朝鲜的绿水青山。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外国。不过对那个政权，也是一言难尽，这儿就不说了。江面不是很宽，对岸静的房舍、动的车辆，看得挺清晰。在我们住宿的街道文化室，看到一群朝鲜族的大妈大嫂，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在排练舞蹈。气氛是那样的恬静，舞姿是那样的美。真是很羡慕，羡慕风雨中还有这样的群体。在狂乱中的这份安宁，更显得弥足珍贵。
.不料，临走那天，晚上在候车室里，我正躺着闭目养神。突然，一个警察过来喊醒我，很粗暴地说，要跟他走。我问是怎么回事啊?那警察说,你别问,就是跟我走。好在这时，又有另一个警察跑过来说:不是他，不是他。两个警察便又匆匆地跑开了。是什么眼神啊，还边防警察呢。真叫人害怕呀，差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要掉进一个冤狱里。我的那位同学正去了洗手间，回来要是见人没了，还真没地方找。当时我在想，莫非这个地方也有偷越国境的？就算要跑，也不至于瞎了眼往北朝鲜那个坑里跳啊。原来在这表面的平静之下，也是暗流涌动啊。后来知道，那时跟北朝鲜的关系已经不舒服了。那个时候，跟周边国家称得上舒服的，恐怕没有。
.离开丹东,又踏上了回北京的列车。这次上车，可是在大串联中难得有的宽松，想坐哪就坐哪儿。过沈阳站时，看别人连滚带爬、你争我夺地拼命抢座位。不过我们在天津就下了车。这是为了要上山东黄县，采取了一个迂回战术。没在天津停留，出火车站便去了海河边的码头。别看这几个小时的路过，27年之后，我女儿在这儿上了南开大学。她在校的四年里，我来过不止十次。不过那天，傍晚时分，我们就登上了开往烟台的轮船。这是我第一次乘坐海轮，只是那码头不大，轮船也不大，远不是想象中的能劈波斩浪远渡重洋的那种气派。
.轮船在半夜到达黄县的龙口港，没有靠码头，下船的人是从船边的舷梯下到小筏子再上岸。而我留在船上，继续往前，天亮时到了烟台。烟台，是在我生命中一个不能不提的地方。四年后，我在这儿经历了第三次工作分配。十一年后，我又成了这个城市的一员，住了四年。我在烟台地区，前后生活了十一、二年。在我生命的岁月中，烟台不是一页二页，而是整整一卷。
.那一夜，住在西大街的一幢红砖楼房的旅社。那年头，串联的学生能住进旅社，还是很少的。后来，我在烟台工作时，常在它门口经过，总要往里望一望，虽然再没有机会进去过。第二天白天，上了靠南面一座小山上的古建筑 — 毓璜顶（玉皇顶），在那儿可以俯瞰当时的整个烟台市区和海港，还可以北眺大海和长岛列岛。13年后，我的妻子在毓璜顶半坡的一个单位工作。印象最深的是，每到冬天，下雪多，那坡路结上冰，滑得不得了，太难走了。
.从烟台，又去了青岛。这又是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前后两次串联,我去了七个城市。除了南京，其余六个都是沿海城市。而我人生的最后落脚，却恰好是在南京。在青岛，我住在一个中学的大房间里。当时里面还住着一帮十多个上海中学生。我在街上买了个极廉价的一、二元钱的贝壳工艺品，放在床底下。第二天没了，当然不会有别人。他们看着我的眼神，叽哩哇啦地商量着。我听懂他们在讲什么，但没有戳穿他们，只是鄙视地看着。
.我之所以在几十年之后，还要提起这件小事，是顺便想起很多。尽管我是个祖祖辈辈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但我从没有狭隘的地域观念，认为上海或上海人就一定是怎么怎么地好。讲“海派清口”的上海著名艺人周立波说：“喝咖啡的和吃大蒜的，怎么能能搞到一起呢？”对此话，我倒不以为然。我就是一个既能喝咖啡、又能吃大蒜的人。任何一个地方的人，不论北方还是南方，不论城市还是乡村，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都有好的人，也都有坏的人。我为我的故乡上海感到骄傲。但要是我出生在别的一个什么地方，我也会为那个故乡而骄傲，仅此而已。就像我们中华民族是个优秀民族，但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也都是优秀民族。他们能够进化到今天，能够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占有一个位置，能说不优秀吗？如果认为只有自己的民族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那就与法西斯的纳粹思想相差不远了。我们人类是个大家庭，而地球，则是我们全人类共同的家园。少一些偏激，多一些理性，这也是文革灾难留给我们今天的教训之一。豁达大度、不卑不亢，才是我们“大国之民”（这是借用有些人的说法，其实我并不喜欢这种自诩）应有的态度。
从青岛坐船回上海，在大海上航行了两天多。真的看到了辽阔浩瀚、无边无际的蓝天大海，看到了大海上绚丽多彩、光芒灿烂的日出日落。我喜欢大海，陶醉于大海。没想到，这条航线，以后我来回乘坐了许多次。再后来，进入我生命的妻子，她的家就在青岛北面不远的海边，出门就能看到大海。按现在的说法，真的就是海景房。大海，就此和我永远地联系在了一起。小说《革命四十年》，就是以那儿为背景。
当轮船从吴淞口缓缓驶入黄浦江，那绵延几十里的数不清的工厂、码头、楼房，叫人目不暇接。我就像一个外乡的小青年贪婪地看着两岸的一切，使我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了自己的家乡。《革命四十年》第二卷第十六章车素花和她儿子来上海看望负心的南下干部经乡长，也借用了这个场景。

回上海后，跟高中老同学去过闸北的上海钢笔厂和杨树浦的国棉十七厂劳动。春节前，在钢笔厂。这个厂的生产秩序还很正常，没受到运动的影响。最多也就是在中间工休时间给师傅们念念报纸。春节后，去的棉纺厂，也是正常上下班，不过已经有了大字报，也有小规模的站在板凳上批斗车间领导这些。但我们没有参加他们的运动，只是看看而已。

白雪

5．两派对立
(1)简要分析

到了1967年初，各地各单位纷繁林立的群众组织渐渐形成了派系，通常情况下是对立的两派。

群众组织在各地都分为两派，从根本上讲，是极左势力在篡党夺权过程中，故意而为之。他们既需要借助“群众组织”为其冲锋陷阵，又要让这些力量相互争斗、争相效忠，从而轻而易举地加以控制。这样一来，任何一派不管对别人再猖狂再嚣张，只要“无产阶级司令部”有所不悦，另一派就会马上毫不迟疑地扑过来撕咬。这就是分而治之的做法。哪怕是对那些死心踏地跟随的人，也是一个也看不上、一个也不信任、一个也不放心，这就是极左势力的用人之道。所以，尽管各类群众组织五花八门、山头林立，但是一开始就不容许出现全国性的群众组织，以免尾大不掉。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极左势力的预谋和手腕。
.原先的红卫兵只是用来摧毁原有秩序，不到一年，此时已经失去利用价值。在随之而来的夺权浪潮中，所谓的各派组织也就应运而生。在“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的口号下，一方面向“走资派”夺权，另一方面从一开始就不遗余力地相互争斗。加上极左势力的唆使煽动，甚至直接插手指挥，更使两派斗争很快就走上了血腥的暴力之路。在时间上，也是从1967年上海的“一月夺权”开始，全国的两派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各派政治力量为争权抢权开始了刺刀见红的拼杀，大批群众成为两派斗争的牺牲品。
.这期间，两派各自扮演的角色和应承担的责任，各地很不一样，本文无法加以详尽叙述。应该说，两派中都有极端分子，两派都不过是被极左势力玩弄于股掌的工具。仅仅一、两年之后，也都扣上各种帽子，比如“五一六”分子，被相继抛弃。当然，两派组织中的大部分群众是无辜的，也是无罪的，更是可怜的。
.有这样一种说法，说“造反派”不过是想当奴隶都当不上的人（比如：出身不好、知识分子、受单位领导压制等）在争取当奴隶，而“保守派”则是通过维护单位领导来保住自己可怜的奴隶地位。本文在此无意对文革中派性组织的始末作全面论述，也无意对这种说法作出评价。我们对文革很多方面的研究现在还很不够，甚至可以说还没开始。
.至于具体到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两派的形成过程和原因也挺复杂。简单说来，开始是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不同，常见的是对单位领导人赞成还是反对，也即所谓“保皇”还是“造反”。这个问题又与过去的处境有关。受压抑的一方，往往较早扯起造反的旗帜。有的则是理解的片面性，你革命，我比你还要革命。也有“宁当鸡首，不做牛尾”，自己拉出一个队伍。过去几十年也难得有这样的机会，不如趁机表演一番。更有一些，是一派组织起来夺权，另一些人赶紧纠集起来反夺权。还有很多其它一些原因，比如人际关系。过去政治运动的反复，造成整人与被整角色的多次交错与移位，又把这些搞得非常复杂。也有很多普通群众，是在随大流，等等，等等。而军队的介入，所谓三支二军（支左、支工、支农、军训、军管），更使矛盾扯不清理还乱、甚至火上浇油。
.

白雪

对学雷锋怎么看的问题，请见《革命四十年》第二卷第三十六章“学雷锋”，我在那里面讲了，尽管有些还只能采取话里有话的办法。

雷锋是个聪明人，我们也不再会轻易受呼悠。

学雷锋，做好事。这是对的。我们大家也都是这么想的。这也就可以了。

比如有人跳水救人，有关部门号召向他学习，这就可以了。至于有没有人跳，甚至有没有这个事、这个人，都无关紧要了。

问题是那时号召学雷锋，不是号召大家去做好事那么简单。“读毛的书…听毛的话…”为营造个人崇拜，这才是根本。

不过我疑惑的是，这么聪明的雷锋，怎么会死于汽车倒车时，车碰了桩，桩又倒下打了他。
.

白雪

同一单位、同一地区人群的分裂和不同的站队，最主要的原因，是这场大动荡中的利益再分配。最核心的，就是要在权力再分配中为自己夺取利益最大化，都想在因“走资派”倒台而出现的权力真空中夺得最多的权力份额。一个有“战斗力”的群众组织，就成了必要的工具。所以，后来大家也都以“造反派”自居，参与抢权夺权了。为了增强己方的力量，同一地域相近观点、相近处境的组织也寻求相互抱成一团，形成一些规模更大的一个县、一个市、甚至一个省的地区性组织，在一方之内竟可以呼风唤雨。过去党内政治生活长期不正常的状况（即使是正常的不同意见，也非要弄得你死我活），使那些有权力欲望的人只能走这条路，谁也不肯、也不敢甘居下风。
讲到群众组织和造反派的问题，笔者认为，对十年文革的社会动荡过程不能一概而论。实际上文革中的斗争有两个不同的层次，一是\毛\泽\东\与\他要\打\倒\的“走资派”之间的斗争，二是受体制压抑的群体趁机起来反抗当权派及其支持者的斗争。上面的那个层次，\毛\泽\东始终占据上风，赢\得了\胜\利\；而下面的层次在大多数情况下却是当权派及其支持者在经过激烈斗争，甚至数次反复，付出巨大代价 后，获得了最后胜利。虽然在这过程中，有不少当权者受了罪。这就可以解释，到文革后期还没等结束，虽然四人帮一伙还能身居高位，而各地当初的造反派大多却已打入另册。因此，不能简单地把造反派与极左派划等号。
.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现在似乎名声不大好。谁要是嗓门大点，就要被讥讽为造反派的脾气。其实，这个群体，它的组成也是很复杂的。大体有这样一些人在里面：
原有体制下受到压抑，起而反抗的人；

听从领袖号召，真心实意投身革命的人；

经验老道，看见有机可乘，想要重新洗牌的人；

流氓本性，好打好杀，想毫无顾忌痛快一番的人；

本无身份地位，红五类不要，别无选择；

因为各种原因，前期受到冲击，对保守派有纠结；等等。

*

造反派的人，也不是在整个运动中都一成不变。他们的认识、心态、行为，随着事态的变化、遭遇的不同，也会有多种改变。

有新参加进来的：明白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意图，反戈一击，来了；有看到造反派一度得势，重新站队，来了；迫不得已，表态支持；等等。

更有出去的：看透了极左势力，知道上当，走了；多数情况下，造反派处于劣势，弃船而去；迫于压力，投降了；等等。

*

最后，绝大多数造反派被压制，不少骨干成员（此处不表明褒贬的意思）遭到沉重打击，甚至镇压。也还有个别勇敢者，起而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极左势力而惨遭杀害。
.最后，绝大多数造反派被压制，不少骨干成员（此处不表明褒贬的意思）遭到沉重打击，甚至镇压。也还有个别勇敢者，起而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极左势力而惨遭杀害。
这儿举个江西李九莲的例子。她是江西赣州人，1946年生，三岁就当童养媳，解放后才回了家。她学习刻苦，勤于钻研，是学校团委宣传部长、学生会的学习部长。文革初，她满腔热情地投入运动，是赣州三中造反兵团副团长，全省学习毛著积极分子。1967年夏，当地一场武斗死了168人。她在收尸时思想有了剧变，开始质疑文革、质疑林彪，却被她男友出卖。1969年被捕。林彪死后，于1972年获释。出狱后，为能彻底平反，她多次活动。在派性干扰下，1974年再次被捕。1976年文革结束，她在狱中又质疑华国锋。于1977年12月14日处死。死前被竹签穿过下颚和舌头，再用毛巾堵嘴。死后，抛尸荒野，被歹徒奸尸。

1980年，在胡耀邦的直接过问之下，李九莲得以平反。具体事例，请见《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戴煌，新华出版社，1998年。
.要说极左，两派都受极左的影响，两派中都有极端分子。倒下的人中有极左的，也有不是极左的；没倒下的，也是有极左、有不是极左的。但最后命运的改变，不是因为他造反，也不是因为他极左，而是没有拿到权。由此可知，处于文革中不同层次、不同阶段、不同矛盾之中的不同的人对文革的感受是很不一样的。
.至于现在有的人，只看到文革的几个片断，就莫名其妙地亢奋起来，情不自禁地在那儿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以为能让他一试身手，那就更离谱了。
早期高干子女红卫兵的后期分化、重新站队，不在本节的分析中。他们后来的政治态度，与他们父母后来的不同遭遇（如：解放的早晚、新给的官阶的大小、前后的反差等）有很大的关联。
.怎么说呢,我比较注意知识更新,尽管是学文科,但我会编程，会建立数学模型，承担过国家八五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的子项目-全国粮食预警预测模型,获得过部级科技进步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