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级硕士程正元学术日志

刘海明

二、技术化生存危机的实质
技术化生存是技术渗透到现代社会生活一切领域的直接现实，人类一切生存的手段都取得了技术的统一形式，现代技术已经成为人类生存的唯一条件，人类仅仅依靠技术生存并对技术产生依赖关系。技术化生存一方面开拓了人类生存的无限广阔空间，同时也带来人类生存的危机与困境。
其一，现代技术已成为对社会的控制力量。正如马尔库塞所说的那样:“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在当代技术的控制看来真正体现了有益于整个社会集团和社会利益的理性，以至于一切矛盾似乎都是不合理的，一切对抗似乎都是不可能的。”① 技术理性以“无人”的精确高效在全球范围内树立了一套标准参照系和专家系统，技术标准和技术系统对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全面渗透，形成技术化生存的社会秩序。技术令社会井然有序、整齐划一，乃至社会陷入技术专制或技术暴政之中。技术统治似乎是一种无人统治，所谓“无人”并不因为失去了人格特征而终止其统治，它甚至可能成为最残酷、最暴虐的统治形式，代替过去单纯的政治和经济的压迫，而造成对人的全面性的压制和奴役。

——《当代技术的哲学视野》p3


海德格尔认为，技术，尤其是现代技术，并非是实现目的的单纯手段，而是事物和世界的构造。技术的本质即:它是人与自然、世界的一种关系，也是人与自然、世界关系的展现方式和展现状态。技术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过程，技术系统客观地物化为“有机体”而存在，并因其自组织行为建立起技术的霸权地位，这是技术的必然性的表现。


——《当代技术的哲学视野》p5

一、技术的本来面目:人性与物性的自洽
技术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作为人的创造物，必然是一种主观性存在，没有人的意志和目的就不可能有技术，技术是人的能动性和目的性的外化，这是技术的人性。
技术的人性表现在:任何技术都是社会的、历史的技术。技术作为社会的建构物，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产生离不开特定的社会条件，并与当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社会因素有着复杂的联系。技术是置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前提之下的技术，它受到社会制度的制约以及社会占支配地位的价值取向与目标定向的制约，从而体现出特定社会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归根到底，任何技术都是人的能动的社会活动，技术作为一种社会性的人的活动，是在社会中生活的人为了实现某些目的而制造的，因而鲜明地体现着人的目的性，体现着人的价值追求和价值赋予，技术的发展必然要受到从事技术的人及其意识的制约。


——《当代技术的哲学视野》p7

刘海明

赫伯特·席勒(HerbertSchiller)的这本《大众传播与美帝国》(Mass Communication and American Empire)之所以成为批判传播研究中的一部优秀作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它第一次以全面分析的方式，联系美国大众传播两个最重要的功能--经济功能和政治功能，批判地研究了美国大众传播的结构与政策。其次，席勒教授从现实主义的立场出发研究问题，利用企业和政府的信息来源的广泛性和多样性来解释大众传播的动力与结构问题。在这本著作中，没有玩弄任何繁琐的计量经济学模型，而是分析了与媒体的董事会、立法者相关的现实问题。最后，贯穿全书的观点使得该书与受黑人民权运动和越南战争冲击的美国大选所面临的问题相关。这些问题从不同的角度集中质疑了美国的一些机构的政策，认为这些政策可能把美国乃至全世界置于巨大的危险之中。由于大众传播媒介具有议程设置功能，它设置了日常生活中哪些议题需要关注或哪些问题是重要的，因此，如果确实要改变美国的议程或议程设置结构，就必须理解美国大众媒介的功能。

刘海明

福柯(Foucault)认为，“没有一种权力关系不同时相应地构建一个知识领域”，同样也不存在“一种不蕴含和不构建权力关系的知识”。

刘海明

公共空间由不同类型的行动者组成。哈贝马斯将真正从公众中间涌现出来的“土生土长”的行动者与那些利用现有的公共传播结构、只在公众面前出现的行动者区分开来(Habermas,1996,375)。这种区分让人联想到哈贝马斯(1989b)早期对“批判公共性”和“代表型公共性的并置(见第一章)。此外,新闻工作者和其他媒体从业人员凭借其把关人角色和对呈现方式的选择，获得了一种独特的权力，即“媒体权力”(Habermas,1996,376)在哈贝马斯看来,这种权力并没有被用来为民主造福,至少电子媒介没有。“将事实当作人情味故事来报道,将信息与娱乐混为一谈,用情节化的方式组织材料,将复杂的关系肢解成细碎的片段,凡此种种,形成了一种综合征导致公共传播去政治化。


——哈贝马斯论媒介 52页


将负责税收的国家和基于市场的社会相分离;
新闻自由、大众媒体的多样性和信息自由;
各类规制手段，确保大众和市民社会有权进入公共空间，并防止政治、社会或经济利益垄断公共传播领域。(p.141)

这是一个措辞毫不夸张的有力声明。光是媒体能够自由报道(从而也能够批评政府)还不够,它们还应该是多元的,享有获取官方文件的特权(即“信息自由”),能让想发声的公民触及，同时不受社会上各种掌权者的影响，包括政府机构和公司。我将这一概念称为深度媒体民主


——哈贝马斯论媒介 56页


商议模式将公共空间设想为一个传声筒用来记录影响整个社会的各类问题。同时，它也是一个话语过滤器，从无序的意见形成过程中筛选出对相关议题带有普遍性和提供有益信息的论断,将这些“舆论”广而告之,传递给分散的公众，并将其列入权责部门的正式议程(Habermas,2009b,143)
公共空间作为传声筒和过滤器,将施加“理性化压力,以提高决策质量”(p.143)


——哈贝马斯论媒介 57页

刘海明

刘海明

刘海明

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经历书荒，不是说没有书看，而是那些书都不得我心，没有揭示我内心深处的东西。书荒之时，我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书。（王鼎钧）

刘海明

大家好，今天我来和大家聊聊最近的尹锡悦政变的事。

PPT1：尹锡悦、政变等图片

PPT2：事件摘要，如网络

这个事件并不复杂，尹锡悦要政变，失败了，被反对党联名要弹劾下台。那么这个事件有两个直观的问题会引人发问：

1. 为什么要政变？

2. 为什么政变失败？

我的演讲也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谈谈背后存在政治方面的值得思考的点。但是在此之前，我还要先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关注朝韩？

PPT4：为什么是朝鲜，配国旗、世界地图各一张。

大家可以看到世界地图，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世界只存在一个国家，那么世界的首都应当在哪？

根据理想主义者的说法，答案是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也就是曾经东罗马帝国的首都拜占庭，大概在这个位置。因为欧亚大陆是世界经济文化的中心，是历史最悠久、人口最密集，文化最繁荣的地方，所以世界的中心一定是在欧亚大陆而非美洲或非洲。四大文明古国除了埃及都是在欧亚大陆之中，连埃及也是在欧亚大陆的边缘。伊斯坦布尔既靠近欧洲，又能同时联通亚洲，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与地缘优势，当仁不让。

但我以为，我们还有一个选项，那就是我国的西安，长安。以亚洲腹地的关中平原为依据，连通西域与欧洲。汉代时期由于定都长安，已有张骞出西域古罗马帝国联络，在当时名为“大秦”。后世以长安为首都的王朝，多能联通中亚，且多长命。背后的地理与人文逻辑不是本课的重点，我在此埋个坑，感兴趣可以日后交流。

但无论如何，世界的中心一定是欧亚大陆的中心，而非其他地方，直到门罗主义的出现。

PPT5：门罗主义图片与简介

门罗主义是美国在二战时期与二战后提出的主张，与门罗主义对立的是孤立主义。孤立主义是美国二战前的一贯主张，即不干涉欧洲的事务、欧洲爱干啥干啥，打仗也好矛盾也好与我无关。但到二战后发现玩不转了，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可以看到表象原因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为了报复投下原子弹，打破了孤立主义的传统。但其实背后的深层原因远不止如此，深层的原因是一战以后英法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没有办法容纳美国和德国的生存，德国选择了开展，而美国不得不介入欧洲事务以消化工业产能。我在最近的一篇杂文里谈到了这个问题，在我的公众号上，如果感兴趣我们可以再交流细讲，在此也不多谈。

于是就有了门罗主义。门罗主义就像一个牵线木偶，美国是大手，欧亚大陆就是木偶。这就是对门罗主义我的最简单解读。即：世界的事务就是美国的事务。美国从此扮演起了世界警察的角色。

我们继续看世界地图，试想，美国这只大手想要掌控世界文化的中心——欧亚大陆，有几条路？

答：最简单、最直接的路就是两条。一条是欧洲，美国通过文化的连接、金融的掌控、军事的买办，深刻控制了欧洲。那么还有一条路就是亚洲，美国想要它的影响力介入亚洲，必不可少的一条路，就是欧亚大陆的跳板、亚洲的港口：朝鲜半岛。朝鲜半岛自古贫瘠，粮食难以自给自足，我国因此从来没把它纳入版图，就连越南都曾在唐朝被纳入我国版图，朝鲜半岛却没有，可见其统治意义实在不大。直到现代：朝鲜战争发生，也就是我国的抗美援朝。

金日成试图效法中共打三大战役，迅速拿下南边李承晚政府的韩国，不料没有这个实力。（三大战役为什么时间都安排的这么近，1963年的越战给了我们答案，因为如果打的慢，流亡政府就会请求美国帮助，而美国因为门罗主义和二战后抵制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就会参战，这个国家就会被美国拖入战争的泥潭，不得不赞叹老一辈革命家的远见卓识。）

金日成在即将统一朝鲜半岛的时候，只剩下釜山没有打完，也就是丧尸电影釜山行里那个釜山。但是美军仁川登陆了。朝鲜战争开始，这里的历史不再赘述，大家一定都知道，结论就是画了一条三八线。

朝鲜战争的三个赢家：台湾、日本、苏联。美国本来不打算阻止中共解放台湾，但是朝鲜战争一打，美国航母就开进了台湾海峡，直到现在这事都没有解决。日本是美国在远东的军火生产线，因此赚得盆满钵满，苏联则借朝鲜战争拖垮了中国，苏联是历史上最不希望看到中国富强的国家，没有之一，现在当然美国更不希望一点。足以见斯大林之用心险恶。

到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朝鲜半岛的问题，从来不是他们的自己家的事务，而从来都是美国的、中国的、苏联的事务，是地缘政治最大的角逐场和人类社会的宏大试验品。朝鲜半岛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没有国格，“国格”是我自己提出的，不知道有没有人先提过这个说法。身而为人，我们有“人格”，我们要求自己被尊重，要求独立和自由，这就是人格。国家也是，国家有自己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力，如果没有，那就是缺乏国格。

（再配一张万历三大征的图片，有时间我讲一下）

因此，这也造就了韩国朝鲜一模一样自卑且自大的文化心理。譬如，朝鲜的历史书，将中国志愿军的贡献抹得一干二净，认为是自己战胜了美军，甚至朝鲜拯救了中国的解放战争，权威资料可以见朝鲜华裔李唐对朝鲜历史教科书的翻译。韩国的历史书，认为古代高丽拥有了半岛、中国东北、即俄国的部分领土，古高丽拥有7000年文明，古高丽的文字影响了中国汉字的起源。注意，以上荒诞不经的言论，全部都是朝韩历史书的真实记录，本人在此绝无夸张。朝鲜提出所谓的“主体”思想，就是指一切行动都要为了国家的主体服务，我们可能乍看这个概念感觉不理解，不知所云，因为我们的国家从来都是人类历史的主体，而他们是客体，所以才要强调“主体”思想，包括现在韩国各种文化申遗偷文化行为，都是为了掩盖其自卑。

综上，对于朝韩关系的研究的必要性，我已基本论述。总结三点：

1.朝韩是中国政治的缩影并继承了儒家文化的糟粕，通过他们反思自己

2.韩国朝鲜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试验品，在不断验证哈耶克等思想家的观点

3.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好，下面我们讲政变。

先讲政变为什么会失败。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个事：我们目前看到的新闻媒体的报道等等，只有“戒严”的字样，那为啥我一直在说政变，这两个什么关系。解释一下：首先，戒严就是革命、政变的结果，革命成功了，换了老大，防止大家闹事情，就戒严一下。或者是权力出现极大真空，为了防止干部闹事，也可以戒严一下。我们下面会讲现代韩国的历史，也会揭示这种操作。但是尹锡悦犯了反人类常识的一个错误：

他就是总统，他要革谁的命？

那我就要再解释一下，非常简单。戒严这东西，就是革命成功了防止大家闹事情，于是宵禁、禁止出行等等。尹锡悦不需要革自己的命，他就是单纯不想让大家出门，为什么呢，因为那帮议员马上要去弹劾他了，把他赶下台了。所以他整这么一出闹剧不让大家出门，属于是亡羊补牢、掩耳盗铃、刻舟求剑，结果呢，发出的戒严声明语焉不详，革命大忌语焉不详，军人指哪打哪，他都不说清楚在哪防守，在哪进攻，杀几个人，哪些人不用杀，军人怎么知道该怎么办。此外，韩国由于民间仇视军队情绪很高涨，加上军队高层长期腐败，军人吃的很差，随便找一家火锅店，小料台可能没有韩国正常一餐丰盛，但绝对比韩国军人餐丰盛。不要小瞧了吃的威力，吃不好，首先没有战斗力，军人作战磕磕绊绊，翻个窗户都翻不动。其次，吃不好说明军人的威望、声望低。韩军过街人人喊打，没有斗志何来战斗力。中国极其拥护军人，爱戴军人，鱼水之情世所罕见，所以军人吃的丰盛，如果哪个战区军人吃的差一点，省长市长军区负责人第二天就得进去。法律不让他进去，舆论都会把他送进去。这样的鱼水亲情韩国是理解不了的。韩国军人为什么吃的差，单单这一个话题，又可以讲一堂课，涉及到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多方面历史背景，所以我再次埋个坑，有兴趣的我们再交流。总之，尹锡悦在任期间，由于“忠诚”的外交策略，添置了高额的美军驻军军费，军人吃得更差了。军人跟着他都吃不饱饭，跟着他革命难道能吃饱饭吗？所以正常人都不会替他卖命。而且，如果尹锡悦下台了，这些参与戒严的军人有一个算一个都要被清算，韩国继承了儒家很坏的一点，就是喜欢清算，为了不被清算于是军人就当街摆烂，用网络流行语来说就是演都不演了。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出闹剧：尹锡悦说，防守国会大门，防守国会大门啊！军人就真的只防守国会大门，结果68岁的李在明举着手机翻墙进去了，一遍翻墙还一边直播，民主国家的政治普遍有娱乐化，所以很在意宣传，这种涨脸很重要，李在明上了大分。这个李在明我简单介绍一下，他是接文在寅的班，主张朝韩缓和，之前政绩也比较好，亲和力很高。但是被检察官查出来有贪污腐败，他上诉，韩国嘛，这种指控很稀松平常，没什么大不了。检察官是谁呢？就是尹锡悦，尹锡悦的势力羽翼就是检察官集团。这就更正常了。

李在明被指控，当时恰逢一件事，就是日本排海核污水，尹锡悦主义强调忠诚，日本美国都要舔，那日本不是美国的狗吗？韩国可以做美国的狗的狗，所以日本排海，民间闹得很凶，但尹锡悦没发声，这就很不好，当时谁声音最大呢？就是李在明，他选择绝食抗议，我们大家应该还都记得他，一方面可以掩盖检察官检查的风波，另一方面可以给自己刷一波人气，又可以给尹锡悦将军一下，民间闹得越凶，尹锡悦越尴尬，可谓一石三鸟。

李在明的介绍到此结束，说回尹锡悦。

尹锡悦政变的失败以什么告终？就是韩国议员纷纷涌入国会宣布戒严无效，那么尹锡悦的命令就无效力了。议员们半夜投票，一大早戒严就结束了。许多学生本来以为好不容易可以休息了，结果一大早又要去上课。尹锡悦就这样闹出了人类历史上的一大笑话。值得一提的是，只有在民主国家才会有戒严这个概念的存在，因为大家本来可以自由走动，不让大家行动只能靠军队暴力，但是在专制集权国家则没有这个说法，金正恩疫情时候封住朝鲜人民，难道需要戒严吗？将军的命令谁敢不听，不听就掉脑袋。（无任何不良引导）

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都想起了八十年代韩国的另一场成功的政变。那就是被翻拍电影首尔之春的 全斗焕的革命。堪称是教科书级别极其精彩的革命。

在此我们再回顾一下韩国历史：

PPT：李承晚——朴正熙——全斗焕——金泳三——金大中——卢武铉——李明博——朴槿惠——文在寅——尹锡悦

这并不是全部总统，有些极短影响不大的就省略，比如崔圭夏等。

李承晚是现代韩国国父，毁誉参半，朝鲜战争中被金日成打的落花流水。晚年逃亡美国。对了，朝鲜的三代领导人，金日成、金正日、金正恩，也很值得一讲，不过在此时间有限，我继续埋坑，有兴趣可以交流。

李承晚之后的代理总统被朴正熙推翻，朴正熙武装造反，所以特别担心手下也早饭，不同于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朴正熙让手下敬礼必须喊“忠诚”，多少有点掩耳盗铃。韩语的忠诚读作cong song，所以中国人看韩国电影这一段听起来像“葱葱”。朴正熙难以简单评价，朴正熙时代奠定了汉江奇迹，现代、三星、半导体等等大企业大财阀的崛起就是在那个时候，对韩国的贡献摆在那。但是，朴正熙为了外汇，让韩国女孩服务美国大兵，又把韩国壮年送入越南战场当炮灰，将韩国一代人的鲜血注入了汉江奇迹，取得如此的经济收益，不得不让人反思。（另，就是在越南战场，韩军创造了部队火锅。）（上山下乡）

朴正熙发展财阀经济的同时又利用军权打压财阀，财阀对他又爱又恨。朴正熙终究难逃被造反推翻的命运，被手下杀害后（金载济），崔圭夏又代理总统，于是给了全斗焕造反的机会，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数一数二经典的造反名场面。整个革命只死了四个军人，可见厉害的造反绝不是毫无头脑的杀戮，而是充满艺术的梭哈。

全斗焕当时的职务是管军人的，中国网友喜欢叫他全小将。明的，他是负责调查朴正熙死亡的临时部门的最高负责人，拥有戒严的权力；暗的，全斗焕是朝鲜战争时期被送往美国的较早一批军校学员，在军队内部有极大势力和威信，他成立了“一心会”，其实就是和将士们吃肉分汤，看似共商大计，其实“为稻粱谋”而已。

我们再对比尹锡悦。不难发现，他连最基本的军权都没掌握，更别谈在军队中树立威信，而威信是造反的基础。“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给日后需要政变的人提供了失败教训。其次，政变打的是信息战，全斗焕政变时的身份是联合调查组长，一手负责彻查朴正熙之死的最高权力，拥有对所有信息第一时间掌握的能力。全斗焕通过这种方式向国防部长、总统散布虚假信息，引他们入局跟着一起梭哈。但尹锡悦显然被冲昏了头脑，政变是需要有人知道、有人不知道，还有人知道的是错的信息。结果他连自己的党内手下，韩东勋这帮人都没有透露信息，把自己最有可能争取到的人都排除在权力之外，就使得自己成了孤家寡人。全斗焕的做法是梭哈自己身边的军官，直接点对点逮捕总参谋长，这是正面教学。

值得一提是，全斗焕这么一个造反上位的人，理应不忠不义，但实际上在八十年代大陆和台湾关系最紧张的时候帮我们办了一件大事，当时东北两位仁兄劫持一飞机的人质想要逃到台湾，停在韩国济州岛中转，全斗焕高度重视此事，救下所有人质并将这两位仁兄以罪犯身份交由台湾。我国外交部出使韩国，对他表示高度感谢。因此，我们可以得到结论：历史并非非黑即白，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要避免单一化和标签化。

接着聊韩国历史：（卢泰愚）

下面的两位对韩国的民主化进程有重要贡献，就是金泳三和金大中，我们讲到戒严的存在本身就是民主的体现，就得益于这两位仁兄。金泳三是学哲学出身，是韩国第一个文人总统。金大中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他曾经是记者。这两位我没有很感兴趣，因此也不多谈。

然后就到了卢武铉和文在寅时代，这两位是我最佩服的。卢武铉和文在寅早年参军，文在寅是特种兵，身体素质很强。之后两人干起人权律师，卢武铉积累了政治资源一直做到总统，文在寅表示自己一辈子不会从政，但卢武铉下台之后的朴槿惠、李明博以“莫须有”的罪名检查他的贪污问题，卢武铉不堪受辱，跳崖自杀。在卢武铉的葬礼上，李明博到了现场，卢武铉的学生痛骂他，文在寅忍辱负重、鞠躬道歉。当时的文在寅内心已中下复仇的种子， 在竞选成为总统之后，文在寅在卢武铉的忌日前，将朴槿惠、李明博送进了监狱，朴槿惠的罪名是闺蜜，李明博则是非法经营。这简直是一部爽文，主角就是文在寅。

卢武铉沉冤得雪，大仇得报。卢武铉生前，很喜欢江水这个概念，他希望人们能向江水一样，无论遇到这么挫折，都能汇聚在一起，奔腾入海，文在寅在纪念卢武铉的自传中写道：愿为江水，与君重逢。韩国许多人不喜欢文在寅，我人生的愿望之一，就是能在文在寅书店和他留一张合影。文在寅还有非常多值得讲的，但是时间有限，我们日后再说。

现代韩国历史，至此告一段落。

最后我们再对尹锡悦戒严做一个总结：上面已经说了，尹锡悦戒严是不得民心之后的一种逼上梁山的玩法，那为何不得民心，其实这还是回归韩国的地缘政治局面，根源是没有办法实现独立的国格，尹锡悦信奉忠诚主义，尊美国日本，这是民众不希望看到的；朝韩本身是一家人，尹锡悦对朝鲜变本加厉地隔膜，金正恩今年也宣布断绝两国关系，在宪法中将韩国定义为头号敌人，这是百姓不想看到的；尹锡悦就这样在百姓和美国中间左右摇摆，举棋不定，根源上来说，这是任何领导人都没法解决的难题，当然还有一些其他问题比如医疗改革他没有处理好，大家都不满意。但尹锡悦做得尤其差，如果说这只是政治家的能力不够，戒严的表现则不得不让人怀疑他的智商。事实上，我理解出问题的地方并非他的智商，而是他无法冷静的思考。很多人一生建功立业，但无法在危急关头保持冷静，出了太多岔子。“吕端大事不糊涂”，并不是许多人都拥有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能力。

朝韩的分裂，短期内是不会解决的，除非中国或美国消失一个。从人性的角度来讲，我很希望他们统一，一家的兄弟隔着墙，天下没有这样的道理。但从大局出发，朝韩目前看来如此维持，朝鲜继续他的自定义创造模式，韩国继续在内耗、分裂的路上渐行渐远，或许是目前地缘政治的唯一解。这是令人惋惜叹惋的。真可谓：

人生南北多歧路，君向潇湘我向秦。

以上就是我对尹锡悦政变、朝韩历史的一些不成熟的思考。时间有限，我能讲的还有很多，感谢大家的聆听，我们有机会再聊点别的，谢谢大家。

刘海明

刘海明

2.17.2025

白天英语免修，今天看了一天论文。试图发现论文选题的切口，我决定从媒介化的问题入手，看起来还比较感兴趣。《 王玉婷 朱润萍：“创新”还是“阻碍”：ANT在数字媒介批判研究中的角色和作用》这篇给我启发很大。1.ANT根据关系和动态的联结来描绘媒介权力网络，能够解决当前媒介批判研究中各流派的分歧问题。2.ANT是功能主义媒介理论的重要解毒剂，它将媒介权力来源“去神秘化”，打开了新的路径。

媒介化算是最新的一个研究方向，但是也不是最新，前五年聊得非常火热。我看了一些库尔德利的书如《媒介、社会与世界: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介实践》，感慨我对于传播学前沿的认知还是少，本书探讨了一些重要问题，有包罗万象的意味，但对我的写作启发还很难说。

还有一些几年前的论文：《媒介化研究的“中间道路”: 物质性路径与传播型构》《自律与他律:理解媒介化社会的第三条路径》，眼巴巴看胡翼青和戴雨辰互相引用，谈论的实际上都是同一个领域的问题，但是给我的感觉是彼此很割裂，很混杂。当然也有可能是我才疏学浅，总之是找不到灵感。关于ANT的论文有《ANT如何讲述媒介与权力： 行动者世界的生成与运动》《“行动者网络”之后：数字新闻研究中的行动者转向与再定位 》（“人工智能只是新闻报道工具箱中的另一个工具，它可以增强新闻报道的深度和广度，就像互联网、电话和打字机革命曾经所做的那样。马可尼代表着大部分数字新闻研究者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工具性理解）。

传统的自然-社会二元论将自然或非人类实体置于不对称的地位，而行动者网络理论则突破了传统的人-机关系框架，不仅打开了技术-知识生产过程的黑匣子”，也在行动者本体论意义上拓宽了既有的研究视野。在第一种路径中，一些学者担忧人工智能在新闻生产中 的大规模应用与在场将导致主流新闻机构倒向 对技术和平台的依赖[33][34]。当传统新闻机构让 位于科技公司，新闻生产成为自动化技术的产 物，则新闻本体论将遭遇极大冲击[35]。在第二种路径中，相关学者将AI技术视为促进民主与 公民参与的行动者，准确、可得、多样、相关、 32 即时的AI新闻可以提高公众的新闻素养，帮助 记者更高效地生产新闻，或生产更加公正的、 无偏见的新闻[36][37][38][39]。在第三种路径中，AI 技术被视为新闻制作过程中的中立行动者，既为新闻业的发展带来了许多新的机遇，包括信息的可及性和透明度、新闻的定制化和互动性，以及新闻业的全球化，也对数字时代新闻业的规范带来冲击与挑战，其复杂影响依赖于具体情境的案例分析

思考：扁平化、行动者、工具论、嵌入技术？技术中立与技术向善的悖论如何平衡？主体的平等性？行动者网络自身对AI的局限。

还有一篇很优秀的硕士论文，我拿来作为资料参考：《尼克·库尔德利的媒介实践理论研究》，里面的参考文献很重要。另外，我也试图找了一些新闻史的优秀硕士论文，作为毕业论文的参考方向。

早睡早起，一步努力，步步努力。

2.18.2025

昨天茶喝多了失眠，今天九点多才起来。两眼一睁就是看论文。

《ANT 如何讲述媒介与权力:行动者世界的生成与运动》在传播学对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应用中，媒介通常被看作是“非人行动者”， 媒介与权力的关系也较少被提及。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简称 ANT) ANT 与权力之间有着内在张力:一方面，重“描述的”的理论与“批判性”的权力之间保持 着距离;另一方面，对于媒介批判研究来说，ANT具有强大的分析潜能。传播学所关心的 “媒介物”不能被笼统地看成一个整体，并非所有的媒介物就一定是“非人行动者”。一类媒介物的功能是“物质性的”，它参与进运动之中，维系、稳定现实世界;另一类媒介物 的功能是“中介”，它是完全的行动者，并带出“新”的生成。这两类媒介物之间又交叉关联，对媒介权力的讨论在其中被具体坐落下来。

思考：人工智能的权力？扁平？

概括来说，ANT一方面被认为是与批判“对立”的，另一方面又承认它的确 具有分析权力等问题的“效能”。

昨天论文看的云里雾里，结局方式：再看一遍。

现在我们尝试勾勒出ANT“是什么”，以及 “不是什么”: ( 1) ANT 中的“社会”是“流通的实体”，是 一个生成的、运动的过程; ( 2) ANT 中的“网络”是经验的、局部的联 结，它是考察之后的被呈现出来的那个“结果”， 是“运动着的能动者所留下的痕迹”; ( 3) ANT 中的“人”与“非人”都是被平等 对待的行动素，它们没有先在属性，而是在互相 联结中获得自身的定义，ANT要去考察它们如 何联结，使得联结成为可能的“部署”是什么; ( 4) ANT 不是宏观理论，它反对用预先的 结构去解释社会构成，没有凌驾于个体的整体; ( 5) ANT 不是微观理论，没有不被“框架 化”和“整体化”的局部;

那么，它一面是“客观的”“宏大的”的世界，它似乎是一个外在的宏大机器，不以个体意 志为转移;另一面又是“微观的”“主观的”日常 生活世界，它似乎关涉到每个人的喜好、习惯、价 值观和琐碎的日常。在ANT学者看来，这个世 界不是“外在的”宏观、也不是个体互动层面的微观，它不是可以被某种社会理论“解释”的对象，也不是由科学技术“客观”推动发展的世 界; 相反，它是一个“行动者世界”:这个世界不 是静止的、预设的、单纯的，而是依赖于所有异质要素——人和非人——所构成一组特有的联结( association) 方式，由此才生成了“如此这 般”的世界的样貌

思考：AI的媒介化？我们所见的AI都不是AI本身，而是媒介化的AI。

具身传播、人机关系、

人机关系的内核事实上是AI的媒介化，是AI背后的人为系统对媒介逻辑的适应。

论文：基于媒介化视角对人机关系的再探讨。

（几十年前，我们的研究成果往往以这 样的名字作为标题：“大众传播和⋯⋯” “电视和⋯⋯”等等，但现在，我们的标题 却是“媒介化政治”、“媒介化健康”、“媒介 化家庭”。这一语用的转变暗示出这样一 种研究的重新定位：从将媒介作为一种有 影响效力的、独立的社会机构，从而考察其 与其他社会机构的关系的社会分析，转向一种考察所有事物的媒介化，亦即一种关 注所有有影响力的社会机构通过媒介化的 历史而发生转变的社会分析⋯⋯在一个重度媒介化的社会中，个人再也不能在忽视媒介的影响的前提下独立考察政治与健康，或者社会与家庭之间的关系。这些社会领域及其交织部分已然被媒介化。）

2.19.2025

看论文看的脑子烦，心慌，真的伤神。关键是还没头绪。

晚上看到之前写的一篇评论发表了，之前没看到。

看论文就看一个东西，就是看它们的结构，提纲的设计。

2.20.2025

看英文文献：

Ideological Asymmetry in the Reach of Pro-Russian Digital Disinformation to United States Audiences。

结果表明，在线亲俄虚假信息对美国受众的影响在意识形态上明显不对称。结果与意识形态不对称假说一致，我们发现接触虚假信息集中在最保守的个人二元群体中。

该研究讨论虚假新闻与意识形态问题。

Media consolidation and news content quality

媒体整合对新闻质量的影响在理论上是模棱两可的，实证证据也很少。

这篇讲的是瑞典的新闻学研究，对我参考较少

Deliberation in online political talk: exploring interactivity, diversity, rationality, and incivility in the public spheres surrounding news vs. Satire

政治讽刺通常被认为以不同于传统新闻的方式丰富了公共领域。本研究考察了在线政治谈话对讽刺的审慎性是否与对常规新闻或党派新闻的审慎性不同。分析侧重于四个规范标准：交互性、多样性、合理性和文明。对 YouTube 评论的手动内容分析 （n1/42,447） 显示，围绕政治讽刺的公共领域显示出一个显着的优势：不文明行为较少，无论是在不礼貌还是不容忍方面。令人惊讶的是，除此之外，讽刺的公共领域与常规新闻并没有太大区别。对党派新闻的评论更加固执己见，意识形态也更加多样化。这些发现表明，由讽刺引发的在线政治讨论并不逊色于传统新闻。此外，本研究强调了不同规范性标准的存在通常是相互关联的。

这篇纯粹用于了解知识，也没什么意义。

The link between changing news use and trust: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46 countries

公众对新闻信任度的变化是研究人员和从业者都深感担忧的问题。我们使用 46 个国家/地区 2015 年至 2023 年的数据来探索对新闻的信任是如何变化的，同时也探讨了与社会人口统计变量的联系、媒体系统的差异以及不断变化的新闻使用模式。我们发现 （a） 自 2015 年以来，人们对新闻的信任度总体上略有下降，但 （b） 不同国家的趋势也不同。更具体地说，在媒体环境中，信任度下降得更多，这些环境因电视新闻的使用而变得不那么结构化，而社交媒体新闻的使用则越来越多地结构化。我们的研究结果强调了媒体使用结构的变化如何成为解释近年来信任动态的核心，这为在信任被侵蚀的地方恢复信任提出了新的途径。

摘要：在全球范围内，提供个性化内容的平台对于人们获取新闻的方式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为每个人提供相同内容包的广播电视、广播和印刷报纸的重要性已经停滞或下降。与此同时，世界许多地方对新闻的信任度已经下降（Newman et al.， 2023）。

结论：信任程度和智能媒体的普及有关，信任程度和用户的年龄学历有关。

思考：

真实与信任的关系：

这个问题涉及到**认识论伦理学**（Epistemological Ethics）中的一个观点，尤其是关于**信念形成**和**真理接受**的讨论。具体来说，它反映了**实用主义伦理学**（Pragmatic Ethics）或**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vism）的某些思想。

1. **实用主义伦理学**：

   - 实用主义强调信念的实际效果和实用性，而不是单纯的客观真实性。即使一件事是真实的，如果它不符合人们的经验、利益或社会共识，大众可能不会接受它。

   - 例如，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认为，信念的价值在于它对生活的实际影响，而不仅仅是其真实性。

2. **社会建构主义**：

   - 社会建构主义认为，知识和信念是社会互动和文化背景的产物。即使某个事实是真实的，如果它没有被社会广泛接受或认可，人们可能不会相信它。

   - 例如，科学史上的许多发现（如地球是圆的）在最初提出时并未被大众接受，直到社会和文化条件成熟后才被广泛认可。

3. **道德心理学**：

   - 从道德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们的信念往往受到情感、偏见、社会压力等因素的影响，而不仅仅是逻辑或事实。因此，即使一件事是真实的，如果它与人们的价值观或情感相冲突，也可能被拒绝。

总结来说，这种现象可以体现**实用主义伦理学**或**社会建构主义**的观点，强调信念的形成不仅仅依赖于事实本身，还与社会、文化和心理因素密切相关。

关于媒体信任问题的书籍：

Trust and Communication in a Digitized World：

Although numerous trust crises illustrate that trust relations have become more fragile in a digitized world, several contributions give evidence that the Internet provides options for enhancing trust.

种种证据表明智能媒体环境中用户的信任更加脆弱。

By：Bernd Blöbaum

Anil Kunnel and Thorsten Quandt elaborate on the concepts of relational trust and distrust. Whereas relational trust encourages interactions and helps build relationships, the function of relational distrust is to prevent hazardous relationships. Kunnel and Quandt’s model of relational trust and distrust in social relations discloses those elements that contribute to a shared identity and strength of ties—especially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network technology.

Anil Kunnel 和 Thorsten Quandt 详细阐述了关系信任和不信任的概念。关系信任鼓励互动并帮助建立关系，而关系不信任的功能是防止危险的关系。Kunnel 和 Quandt 的社会关系信任和不信任模型揭示了那些有助于共同身份和纽带强度的因素——尤其是在网络技术的条件下。

Even in the digital world, trust is still trust—however, a number of components of the process of trust change.

即使在数字世界中，信任仍然是信任，但是，信任过程的许多组成部分会发生变化。

The trust in the correctness of the information may well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the trust placed in The Guardian, the trust placed in the British press, and perhaps also the general trust placed in the media. However, the trigger for the action is the journalistic text.

对信息正确性的信任很可能受到对《卫报》的信任、对英国媒体的信任，以及对媒体的普遍信任的影响。但是，该行动的触发因素是新闻文本。

2.21看论文。晚上休息。

《Visual misinformation on Facebook》

However, conclusions that the amount of misinformation on social media is small or declining may have been an arti fact of the specific methodology used in nearly all previous re search. Most studies have operationalized misinformation as article links to problematic web domains, without examining image posts which account for a significant portion of content on social media platforms—in the case of Facebook, image posts are the most common post type, accounting for roughly 40%of posts on political pages and public groups focused on U.S. politics.

然而，关于社交媒体上的错误信息数量很少或正在下降的结论，可能是几乎所有之前研究中使用的具体方法的一个直接事实。大多数研究操作错误信息文章链接到有问题的网络域名，没有检查图片帖子占大量的内容在社交媒体平台的Facebook，图片帖子是最常见的帖子类型，约占约40%的帖子在政治页面和公共团体关注美国政治。

虽然是关于虚假信息，但是主要讨论的是图片，目前没看到和真假、信任问题有关的探讨。

《I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ore persuasive than humans? A meta-analysis》

人工智能 （AI） 技术的快速部署使 AI 代理能够承担各种沟通者角色，例如虚拟助理、机器人记者和 AI 医生。本研究对 121 项随机实验研究 （N = 53,977） 进行了荟萃分析，这些研究比较了人工智能和人类能动性对说服结果的影响，包括感知、态度、意图和行为。结果表明，就整体说服结果而言，AI 代理与人类一样具有说服力。就不同类型的结果而言，人工智能在塑造行为意图方面不如人类有效，但在引发感知、态度或实际行为方面与人类没有显着差异。此外，观察到 AI 传播者的不同角色、通信方向、实验设置和人口细分的异质模式。讨论了这些发现对 AI 时代人机通信和说服的影响。

The rapid deploy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echnology has transformed almost all domains of human life in recent years. Advancements in deep learning,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nd high-performance computing technologies have greatly enhanced machines’ efficiency in processing, curating, and analyzing data, making machines more “intelligent” than ever. More importantly, machines can upgrade their problem-solving capabilities iteratively through collecting vast amounts of information and automatically generating optimal solutions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IBM Cloud Education, 2020). In other words, machines are “thinking” and becoming “human-like,” which is exactly what Turing (1950) envisioned in his seminal piece 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

换句话说，机器正在“思考”并变得“类人”，这正是图灵（1950）在他的开创性著作《计算机与智能》中所设想的。

由于机器启发式方法包含积极和消极的刻板印象，基于 AI 的任务与相关机器特征之间的契合度可能会影响 AI 代理的效率。例如，在自动化新闻的情况下，新闻记者传统上被要求遵守高标准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因此，机器无偏见的刻板印象可能会导致对机器作者的好感，由算法撰写的新闻文章被认为比人类撰写的文章更客观（[url=]Liu & Wei，2019[/url]）且偏见更少（[url=]Cloudy et al.， 2021[/url]）。

For instance, in the case of automated journalism, news reporters are traditionally held to high standards of objectivity and im partiality; therefore, the stereotype that machines are unbi ased may lead to favorable perceptions of machine authors, with news articles written by algorithms being perceived as more objective (Liu & Wei, 2019) and less biased (Cloudy et al., 2021) than human-authored articles.

思考：机器更客观？

总之，关于人工智能是否比人类更有说服力，理论和实证研究尚未达成共识。近年来，在各种情况下出现了支持不同解释的实验证据。In summary, the theories and empirical studies have not reached a consensus regarding whether AI is more or less per suasive than humans. Experimental evidence supporting dif ferent explanations has emerged in various contexts in recent years.

2.22.2025

周六上午参加学生会面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