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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潘祥辉：媒体如何对“高校丑闻”进行舆论监督？ 潘祥辉：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紫金传媒智库高级研究员，兼任华夏传播研究会副会长，浙江省之江青年社科学者、福建莆田学院“闽江学者”讲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古典传播学及媒介社会学，近年来提出并投身于“传播考古学”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2项，教育部课题2项，省部级课题5项，出版《媒介演化论--历史制度主义视野下的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研究》《组织再造：媒介社会学的中国视角》以及《华夏传播新探—一种跨文化比较视角》等著作3本。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传播与社会学刊》《新闻学研究》等大陆、香港及台湾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80余篇，其中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及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10余篇。 刘国庆：女，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摘要】近年来，“高校丑闻”越来越多地见诸公众视野，这既与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张有关，也与媒体对高校舆论监督的强化密切关联。媒体将舆论监督延伸至专业学术领域，甚至充当起“学术督察”的角色，无疑是一种极具特色的“媒介-社会”现象。本文以澎湃新闻2014年上线以来涉及高校舆论监督的100多个报道为样本，对媒体的“高校舆论监督”特征进行了分析，并呈现了其背后的新闻生产逻辑。研究发现：“学术不端”是澎湃新闻对高校舆论监督的重心。学术监督的对象以研究生为主。北京高校被报道的次数最多，上海高校甚少。985和211高校备受媒体关注，“名校效应”突出。“澎湃”高校舆论监督的新闻生产呈现了鲜明的选择性和策略性。舆论环境、技术手段以及记者的学科背景等因素都影响着其新闻生产。澎湃新闻对高校的舆论监督具有较强的效力，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高校及学术共同体内部治理机制的失灵，但媒体的舆论监督本身也存在传播失灵，这种舆论监督只能是一种“有限监督”。 近年来，作为象牙塔的高校似乎在不断“沦陷”，表现在媒体报道上，就是各种丑闻不断。在这些见诸于公共媒体的高校丑闻中，有的涉及高校领导的贪腐，有的是涉及高校教师的“风化”问题（如“性骚扰”），更多的则是涉及“学术抄袭”或“学术腐败”。 根据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相关课题组的调查，1997年以来，基本上每年都有学术不端案例被媒体曝光，一些“学术不端”事件一度成为公众的热门话题，也让相关大学陷入舆论漩涡当中。据笔者的初步统计，仅《中国青年报》和澎湃新闻报道的高校学术不端案例就有数百起之多。这些主流媒体对于高校的丑闻似乎有着特别浓厚的兴趣。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媒体热衷于报道高校的学术丑闻呢？以澎湃新闻为代表的这些媒体，为何如此热衷于充当“学术警察”？其背后的新闻生产逻辑又是什么？本文以澎湃新闻的相关报道为研究样本进行了分析。 一、从舆论监督到高校舆论监督：澎湃新闻的“领域拓展” “舆论监督”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概念。1987年，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中指出“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加对政务和党务活动的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反对官僚主义，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这是“舆论监督”第一次被写入党的工作文件中，这一概念也开始为社会各界广泛使用。在西方，舆论监督即媒体的“看门狗”（Watchdog）功能。舆论监督就是实现媒体“社会瞭望”功能的重要途径。 为了更好地呈现澎湃新闻的监督特征，笔者在搜集研究样本的基础上进行了统计分析。2019年初，通过关键词检索及对澎湃新闻官方网站数据的爬取，我们获得了澎湃新闻对高校舆论监督（负面新闻报道）的报道192篇，据此建立了本研究的数据库。从时间分布而言，这192篇报道样本起迄自2014年5月6日至2018年12月31日。从2014年至2018年，澎湃新闻对高校舆论监督的报道量整体呈现上升态势。2016年以后出现了较快的增长，2017年态势放缓，但也维持在近40篇，2018年则突破了60篇。 二、澎湃新闻对高校舆论监督的特征分析 （一）舆论监督类型：“学术不端”是重灾区 从141篇事实性报道的类型来看，澎湃新闻对高校的舆论监督范围较为广泛。根据澎湃新闻对高校舆论监督所针对的问题，本研究将这些高校负面报道主要划分为“学术不端”“贪腐”“性骚扰”以及“其他”四种类型。 澎湃新闻对高校舆论监督报道的类型分布（N=141） 统计显示：澎湃新闻五年来对高校“学术不端”问题的报道数量是最多的，总篇数为141篇，远远超过“贪腐新闻”（26篇）、“性骚扰新闻”（12篇）以及“其他相关报道”（13篇）。尽管“贪腐新闻”和“性骚扰新闻”其实更具有公共议题的性质，但显然“学术不端”才是澎湃新闻高校舆论监督报道的重中之重。这类报道占到所有样本总量的73.4%。“论文抄袭”是典型的“重灾区”。澎湃新闻对此类行为的报道数量高达98篇。 澎湃新闻对“学术不端”事件的报道似乎呈现出一个“滚雪球效应”，即随着对学术不端事件的揭露，每一年发生的典型案例都促使下一年中媒体更加关注这类事件，也生产出更多的相关报道。 （二）监督对象分布：研究生是重点人群 从监督对象来看，澎湃新闻的舆论监督涉及到高校的领导、教授、副教授、博士、硕士、学士及其他行政人员。整体而言，在贪腐、性骚扰、办学违规、违纪等方面，澎湃新闻监督的对象均是学校握有(或兼有)行政权力的人员。 涉事者职称/学位分布（N=141） 从统计来看，澎湃新闻对硕士研究生的学术不端行为报道量是最多的，总数达到40篇。其次是对博士研究生和教授的报道量，数量均是21篇。对副教授、及校领导的报道量分别为14篇和11篇。对本科生的报道最少，仅有10篇。可以看出，对硕士、博士研究生的舆论监督显然要普遍得多。 （三）地域分布：北京最多，上海甚少 从统计来看，位于北京的高校被监督的数量最多，达32篇，占据第一位。广东和安徽分别以29篇和16篇的分列二三名。剩下的七名分别是江苏12篇、四川10篇、吉林9篇、河北8篇、重庆7篇、陕西6篇，以及湖南和山东各5篇。值得注意的是，澎湃新闻所在地的上海，共有64所高校，是中国高校数量较为集中的区域之一，不过澎湃新闻对上海高校的舆论监督数量却非常之少。 （四）被监督高校分布：“名校效应”突出 澎湃新闻的舆论监督涉及985高校的共计57篇，涉及211高校的有35篇，涉及普通高校的68篇，涉及其他学术组织机构的有9篇。从比例来看，澎湃新闻对985高校、211高校的新闻报道数量占总数的54.4%，比例较高。985、211高校以5.7%的分布数量却占有了54.4%的报道数量，足见985高校和211高校显然比其他普通高校更能吸引澎湃新闻的注意力。 澎湃新闻的相关报道在新闻标题中仅出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这四所大学的报道数量就达到34篇之多。这些名校每发生一起负面事件，澎湃新闻的跟踪报道至少达到3篇以上。近年来被澎湃新闻舆论监督的前十位的高校分别为北京大学、南京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厦门大学和安徽大学、清华大学、东北大学和西南交通大学、山东大学、湖南大学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及吉林大学。北京大学以15篇的报道量位居第一。 （五）涉事学科分布：文科遥遥领先 在澎湃新闻对高校“学术不端”的总共115篇事实性报道中，涉及学科为“文科”的报道有76篇，占比66.1%；涉及理科的报道有10篇，占比8.7%；涉及“工科”的报道有14篇，占比12.2%；涉及“医科”的报道有9篇，占比7.8%；涉及其他学科的报道共有6篇，占比5.2%。可以发现，“文科”类占比最高，总量超过所有报道的一半。 澎湃新闻对高校学术不端的报道呈现出鲜明的“文科化”特征。同样以“学术打假”而知名的方舟子的“新语丝”网站就以揭露理工科的学术不端为主，知名自媒体公众号“知识分子”和“赛先生”也经常揭露学术丑闻，其监督范畴也以“科学界”为主。而作为传统主流媒体的澎湃新闻，其学术舆论监督以文科为主，刚好与这些科学类学术打假平台形成了一种互补。 事实上，许多高校的丑闻澎湃新闻根本就没有报道，呈现了典型的“传播失灵”特征。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澎湃新闻热衷于介入高校的学术不端报道，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选择性报道”的出现呢？这需要我们对澎湃新闻的新闻生产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 三、澎湃新闻“高校舆论监督”新闻生产的内在逻辑 澎湃新闻对高校舆论监督的新闻生产自然也是如此，它离不开各种外部因素的影响，也有着其自身的内在逻辑。 （一）高校扩招与不良学风为澎湃新闻提供了监督契机 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扩大，该领域的问题日益突显。 到了2017年，招生数量已达到806103人，40年间，招生规模增加了75倍。到2020年，我国在学研究生的总规模将达到创纪录的290万人。这是一个远超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庞大数字。但与研究生扩招不相匹配的是，高校资源尤其是师资数量并无显著增长，高校研究生的培养质量确实在下降。 更为重要的是，教育系统内部难以自我纠正。高校和学术界“自律机制”的失灵，更为媒体介入学术争端，甚至充当“学术警察”提供了极大的合法性。正如澎湃新闻在2016年1月26日刊发的一篇评论《绝大多数学术不端行为早就被发现，只是没人捅破窗户纸》所言，“这个圈子的学术不端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归因于圈内的人情和容忍,其原生生态已然如此。”这种生态很难靠教育系统自我改变。 在笔者看来，正是学术界的“问题丛生”以及“学术圈”自我监督机制的失灵，促使大众媒体作为第三方高调介入高校的学术不端。澎湃新闻的绝大多数学术不端报道都是源自高校内部的“举报”。 （二）舆论监督环境变化下的现实选择 统计显示：三年间澎湃新闻政治反腐报道呈现下降的趋势，而对于高校的舆论监督报道整体上却呈现上升趋势。孙五三教授曾指出，媒体舆论监督其实是一个党和政府给媒体授权，并逐步把媒介纳入行政治理的过程，也是调整媒介权利边界的过程。媒体的舆论监督始终受到党和政府政治目标的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显然，从“政治舆论监督”转向“学术舆论监督”是澎湃新闻规避风险的上好策略，这种转向呈现了其新闻生产的内在逻辑。张志安曾从编辑部场域视角考察过《南方都市报》的新闻生产，他观察到的“策略突围”、“默契协同”以及“创造性遵从主义”等媒体逻辑在澎湃新闻中同样表现得非常明显。 （三）学术舆论监督“传播失灵”的内在逻辑 澎湃新闻对高校的舆论监督尽管不遗余力，但也呈现出明显的“传播失灵”特征。 传播失灵首先体现在许多学术丑闻澎湃新闻并没有报道上。尽管2014年上线以来澎湃新闻报道了很多高校丑闻，但事实上，有相当一部分学术丑闻，甚至在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的“学术抄袭事件”，澎湃新闻都没有做任何报道。 这也突出表现在其对上海高校的“监督不力”上。从上海高校的数量及负面新闻数来看，澎湃新闻显然对上海高校施予了“特殊关照”。这种“偏颇”也呈现了澎湃新闻的传播失灵。这其实也是“地方保护主义”。在“压力型体制”的政府层级关系中，受制于地方政府的管制或诱控，媒体的新闻生产很难完全独立，“舆论监督”的职责也并非完全掌控在媒体自己手中。 （四）学术舆论监督的“技术可操作性”及其新闻生产逻辑 近年来，随着“知网”“万方”等数字知识企业的出现，“数据库”的检索及比对技术的出现为澎湃生产这一类“学术不端”新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事实上，只要对两篇论文进行检索比对，就可以确定是否存在抄袭。这样的新闻操作甚至省略了采访和求证环节。在澎湃新闻对学术抄袭的认定报道中，记者采取的固定模式为先从CNKI中国知网上下载相关文献，然后逐段逐字进行对比，存在大量内容重合的即认定为抄袭。 当然，这种对期刊数据库的依赖也造成了澎湃新闻在学术舆论监督上的选择性和“偏颇”。澎湃新闻对本科生“学术不端”的报道和监督是最少的，这显然和本科生毕业论文目前还没有收录到知网数据库有着直接关系。 据2016年美通社发布的《2016中国记者职业生存状态国内工作习惯》调查报告，在1477名受访者中，有59%的受访者在大学所学专业为新闻传播、市场营销、中文语言等文科类目。出身文科的记者会倾向于做与文科有关的学术舆论监督也就见怪不怪了。 四、结语：媒体对高校的“有限监督”及其意义 尽管澎湃新闻的学术舆论监督充满了不均衡性，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其舆论监督的效果是巨大的。近年来，几乎每一起报道，都能产生实实在在的效果，涉事高校对舆论监督的反应也非常迅速。2018年10月19号澎湃新闻新闻报道了清华大学有11篇材料科学领域的论文因学术不端行为遭撤稿，仅仅三天清华大学官网就公布了撤销涉事者的博士学位、同时对其导师追责问责的处理结果。类似的“澎湃报道之后立即处理”的例子不胜枚举。据笔者统计，仅因澎湃新闻的报道，被弄丢“硕士帽”或“博士帽”的研究生就有22例，其中包括已毕业多年的往届生。 当然，我们也不能将媒体的学术舆论监督效果过分夸大。实际上，这种舆论监督的实施及其效果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媒体和涉事高校或当事人之间的力量博弈。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不是万能的，学术舆论监督也是如此，何况其本身也存在“传播失灵”。因此，澎湃新闻的这样一种学术舆论监督最多只能是一种“有限监督”。 实际上，在当前的学术体制下，仅靠媒体这样一种“有限”的学术舆论监督是很难从根本上治愈高校包括“学术不端”在内的各种问题，但它仍然是必不可少的，仍不失为一种积极的推动力量。 本文发表于《郑州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发表时题为《媒体对高校舆论监督的“瞭望效应”及传播失灵----基于2014年以来澎湃新闻对高校学术不端报道的分析》，发表时有删节。 来源：微信公众号 紫金传媒智库 编辑：贾梦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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