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批评案例集锦

刘海明

【案例】

媒体人最大的悲哀，是一本正经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作为一个在湖北水乡长大的人，对于跟水有关的话题，我似乎格外敏感。

人进水退，水进人退，千年拉锯，反复博弈。未见得天定胜人，也未见得人定胜天。

对于水，我有的只是敬畏。如果有谁笃定地说，由于人类无所不能的力量，我们已经迈入“人进水退”的年代，那一般是在吹。

对于这种人，最好的办法，是将之送往眼下的湖北、江西抗洪前线，披星戴月、餐风露宿地锻炼一周，不累到吐血不许下火线。

用湖北人说法是，让其知道，锅是铁打的，不是泥巴糊的。

换言之，知道水是可能要命的，不只是当人间仙境看的。

今年无疑又是一个水灾之年，长江中下游一些省份抗洪正酣。

这段时间，每天心都提到嗓子眼。身在严重缺水的北方安然无虞，却时时揪心于社交平台上比比皆是的南方洪涝场景。

有关近期媒体“洪水美学”的问题，我隐忍未发。面对肆虐的洪水，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还是需要一些的。

直到昨天有人喊出“洪涝是错觉”，就不能不吓一跳，进而拍案。

昨天，山东日照市岚山区电视台主持人姜腾，在荧屏上发了一番宏论。

其核心观点是：“因为网络变好了，互联网让洪灾信息源源不断传递到你手机里，造成了洪涝越发严重的错觉”。

一开始以为是有人在恶搞。这个视频在网上越来越火，方知她的认知确乎为：洪涝严重就是网络造成的错觉。且语气之坚定，不容置疑。

姜主持人还轻描淡写地称：实际上，今年受灾人数同比下降百分之四十六。

说到末尾，洪涝在她嘴里，竟有了些诗情画意。

是的，她分明是说，就这么点小水灾，根本不值得你们大惊小怪、小题大做的。

我向来不惮以最大的善意去揣测他人。姜主持人要表达的意思，主旨是否为，如今互联网发达迅捷，包括洪涝在内的自然灾害，跟过去比是被放大了？

可问题是，因为有了发达的互联网，对于自然灾害，我们何曾有过这样的视野，可以即时看到一个全景全息的受灾现场。

至少截至7月13日，公众得到了来自官方和官媒一系列公开的灾情信息——

洪涝灾害已经造成全国27个省区市3873万人次受灾，141人死亡失踪，倒塌房屋2.9万间，造成直接经济损失861.6亿元。

经过连续83个小时的奋战，江西鄱阳问桂道圩决口才得以合龙。

东部战区陆军某舟桥旅400多名官兵闻令而动，驰援江西九江庐山市。同日舟桥旅官兵在湖北武穴市，连续奋战8小时后才吃上一口饭。

南昌、景德镇、九江、上饶等10个设区市和赣江新区共99个县市区607.7万人受灾，紧急转移安置58.9万人，需紧急生活救助19.6万人。

上述地区，农作物受灾面积575.4千公顷，绝收104.6千公顷，倒塌房屋654户1475间，严重损坏房屋1255户2719间，一般损坏房屋4314户7791间，直接经济损失111.7亿元。

来自自媒体的一段视频也令人唏嘘：安徽一个茶厂今年收购的3000吨茶叶，被入室大水浸泡，损失9000余万元，老板悲伤欲绝……

灾害影响是实实在在的。倘若说没达到1998年的程度，房屋倒塌、良田被淹、人民财产受损，也触目惊心，令人不安。

按姜主持人的意思，长沙的橘子洲被淹，只是出于安全考虑，闭园了一两天而已？

江西九江3000游子紧急集结、回乡抗洪，是在拍场面壮观的电视剧？

一些省份整体进入防汛模式，体力严重透支的防洪大军，是去江边游玩的，要感谢这次洪灾带来的泽国盛景？

以姜主持人的逻辑，之所以有洪涝严重的虚幻印象，是因为网络太好的缘故。

那么是否能说，只要电源一拔，疫情和洪灾马上就可消失？

进而言之，只要关闭电脑和手机，小学生许可馨被逼跳楼、农民被逼上楼、高考冒名顶替、公交坠湖，都可消弭于无形？

正襟危坐，字正腔圆，口吐莲花，无论多么严峻、悲情的人和事，都能整出水墨画般的恬淡，甚至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欢快。

姜主持人，你的“天下本无事，庸众自扰之”的淡定，究竟从何而来？你恨不能拍胸保证的“诚心诚意”，到底诚在何处？

“洪涝严重是网络造成的错觉”，再度凸显了一些媒体人在话语和思维方面，与公众的落差甚至是迥异。

仿佛生活在两个世界的人，不一样的思维方式，不一样的话语体系，不一样的价值判断。

如果像姜主持人这样的“语惊四座”只是个别，就毋需过度解读。但如果这个体系中不少人总是如此，说明这些话语有了一定的代表性。

比如，这几天公众置喙的“洪水仙境”。或许在某些媒体人看来，被舆论解读得难以接受，于他们而言却是很正常的表达，因而无法理解为何会引发如此之多的批评。

前几天我在一篇小文中说到，一些所谓的精英人士，早已丧失对于现实的痛感，丧失与底层群体的共情能力。

这话很不中听，不受很多人待见，却是实情。

“洪涝严重是网络造成的错觉”，这个伪命题既扯淡，也很生动。一些媒体人不仅经年累月地说着一些无关痛痒的话，还善于将严肃的公共话题甚至灾难，置换成一种私人体验，从而实现对现实问题的选择性无视。

把脑袋埋进沙土里，还嫌别人没埋头。

闭上眼睛，塞住耳朵，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与其说“洪涝严重是网络造成的错觉”，莫如说某些生态的浸润，令一些媒体人不论对于何事，都形成了安然祥和、怡然自得的错觉。

而媒体人最大的悲哀，是一本正经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每每说及此，都会有媒体人表现出“不得已”的矫情，似有一脸的无奈。

不吃“虾扯淡”的饭，真的会饿死人？能不能双脚落地，活得像个正常人？

这饭吃得吧唧吧唧、满嘴油光，有人乐此不疲，公众却往往像是在看滑稽剧。他们当经典讲，众人当笑话看。

比如这次，明明是“网洪”，却搞出“网红”的效果。一个媒体人，居然可以如此成名。走出自我感觉奇好的一亩三分地，在大街上怕是会招一身唾沫的。

作者：秃笔的老萧

来源：老萧杂说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8idOjBCjvDQqOiZxI3JMmw

编辑：刘佳莹

刘海明

【案例】

Facebook发布公开声明批判中国

在参加美国国会的反垄断听证会前，Facebook发布了一份公开声明。奇怪的是，这份本该介绍自家企业经营情况的声明，却把矛头指向了中国。

参加听证会的四家美国企业高管，图源：美联社

据美媒此前报道，美国国会将在当地时间29日，举行针对苹果、Facebook、亚马逊及Alphabet四家科技企业的反垄断听证会。按照议程，四家科技巨头的CEO将在听证会上介绍本公司是否存在垄断行为。

但匪夷所思的是，Facebook针对本次听证会发布的公开声明里，却把相当大的篇幅，用在了“批判中国”上。

在公开信的“价值观和市场竞争情况”一节里，Facebook自称是“一家骄傲的美国公司”，并称该公司信奉民主、包容、自由表达和市场竞争的原则。

作为美国的代表性企业，表达对本国“主旋律”的拥护也无可厚非。可公开信的下文却话锋一转，突然为“美国主旋律”的前景感到忧心忡忡：“尽管全球很多科技公司都信奉上述价值观，但难以保证的是，这些价值观是否能最终胜出。”

到底是谁在威胁美国引以为豪、满世界推销的“美式价值观”呢？Facebook的答案是：中国的科技企业。

图片截取自美国“政客”新闻网报道

公开信称，中国在打造一个“基于自身视角、且价值观（和美国）截然不同的互联网”，更让人觉得莫名其妙的是，Facebook的公开信还表示，中国的科技企业正在向其他国家输出这种价值观。

然而，这份公开信没有说清楚的是，所谓的“中国式互联网”，到底是什么“价值观”？又是怎么个“输出”法？

如果说这个指控已经很滑稽了，那更有意思的，就是Facebook给美国国会的“献策”了。Facebook建议，要维护互联网行业的市场公平，美国国会有必要“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维护开放、公平的价值观”。

显然，这个本该披露自家企业维护市场竞争情况的声明，就这样被Facebook写成了“讨伐中国”的宣战书。

可稍微关注科技新闻的读者都知道，相比花大篇幅陈述“中国科技企业”、“中国价值观”，美国民众和投资者恐怕更想了解Facebook的经营情况和数据安全。

自2019年以来，美国国会及其他官方机构一直在研究Facebook的垄断问题。据多家外媒报道，作为全球最大型的综合社交网络平台，Facebook涉及垄断的领域主要集中在其掌握广大用户个人信息、数据安全等领域。

图源：英国《卫报》报道

而据《纽约时报》一篇评论分析文章指出，相比传统行业，Facebook掌握的海量数据，除了商业价值外，还能在政治、文化等领域产生巨大影响力。确保Facebook不滥用手上的数据资源，已经成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纽约时报》关于“拆分Facebook”的评论文章

除了Facebook外，美国著名电商巨头亚马逊也在公开信里提到中国。信中，亚马逊表示不会把工作岗位外包到中国，会确保“美国人用的商品，由美国工人生产”。

看完这两家企业的公开信后，笔者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作为以包容著称、汇聚全球顶尖人才的科技行业巨头，在遇到针对自身经营情况的调查时，居然在效仿特朗普和某些政客，拿中国同行来转移矛盾。

对一个身处前沿领域的企业来说，沾上这种“特朗普化”的习惯，恐怕不是什么好事。

对于这点，美国许多网友也看得很透彻。其中一条留言认为，这次听证会的主题，除了把顶尖科技人才拦在门外、遏制企业创新，就是在拿中国等其他国家当靶子，要中国等国“为美国沦为二流国家负责”。

来源：环球时报评论

链接：https://c.m.163.com/news/a/FINU5UD105504DP0.html?spss=newsapp&spssid=de4933ad0f8b62701b3aa2400427f888&spsw=1&isFromH5Share=article

编辑：贾梦琪

刘海明

【案例】

一个新闻传播学人的媒介批评实践——《媒介批评文集》自序

董天策教授 2020-08-10 11:43:26

1995年，《现代传播》刊发关于“媒介批评”的文章，明确提出“媒介批评”的概念，拉开国内媒介批评研究的序幕。研究肇始，有学者把英文的media criticism表述为“传媒评论”或“传媒批评”，但普遍的表述还是“媒介批评”。研讨兴起不久，就有学者提出宏大的学术目标：建立“媒介批评学”或“传媒评论学”。经过数年努力，刘建明著《媒介批评通论》、王君超著《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在2001年先后出版，成为国内媒介批评研究的概论性著作，努力揭示媒介批评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基本样貌。

媒介批评研究兴起之前，媒介批评实践已在国内展开，只不过不叫“媒介批评”，而叫“报刊审读”或“新闻阅评”。大约从1989年开始，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陆续开展“报刊审读”工作，到1996年前后，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纷纷成立专门的“新闻阅评”机构。这就是说，当学界开展“媒介批评”研究之时，“报刊审读”或“新闻阅评”已作为一种中国特色的媒介批评实践而普遍开展起来，主要目的是加强传媒管理，加强舆论导向。除了这种作为管理手段的“报刊审读”或“新闻阅评”，学界独立的媒介批评实践也陆续展开。譬如李希光、刘康等著《妖魔化中国的背后》（1996年）、《妖魔化与媒体轰炸》（1999年），张锦力著《解密中国电视》（1999年），李幸著《告别弱智：点击中国电视》（2000年）等著作的出版，都受到业界与学界的关注。[1]

因此，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作为话语实践的媒介批评（即“媒介批评实践”）与作为学术研究的媒介批评（即“媒介批评研究”）已在国内先后登场，成为新闻传播业界与学界共同关注的一个新兴领域。在我看来，这时的媒介批评已走向自觉。只有对媒介的批评成为一个独立言说系统，对媒介批评实践进行理论研究，又在媒介批评理论的指导下开展媒介批评实践，让两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媒介批评才真正走向自觉。相对于自觉的媒介批评，则是自发的媒介批评，这是一种事实上形成了媒介批评实践而尚未形成媒介批评观念及其理论研究的状态。这种状态是媒介批评自觉的必要基础与必经阶段。中国自发的媒介批评实践，早在清末民初已经形成。对此，我指导的博士生胡丹的学位论文《清末民初知识分子与媒介批评研究》已做过专门研究，阐明中国媒介批评起源于或者说“生成”于清末民初，集中体现在维新变法时期、辛亥革命前后、五四时期几个历史时段。[2]

那么，究竟什么是媒介批评呢?这自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界定。我曾说过：在学术的意义上，“批评”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指对事物的是非、善恶、美丑、得失作出的分析、判断、评论。因此，所谓媒介批评，就是对媒介的是非、善恶、美丑、得失作出的分析、判断、评价，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评判，一种评价意见。这种分析判断或价值评判，可能是对媒介现实的某些问题提出质疑，加以抨击，乃至否定；也可能是对媒介现实的某些做法总结经验，加以肯定，倡导推广。换言之，媒介批评既可以是否定性的批评，也可以是肯定性的评价。当然，对于缺乏媒介批评传统的当代中国来说，适当强调媒介批评的否定性指向，加强对媒介现实中各种问题的分析、评论、批判，对于促进传媒业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3]

媒介批评究竟要批评什么?或者说媒介批评可以从哪些方面着手、在哪些层面展开？这是必须明确的问题。我的看法是：“媒介”不仅意味着信息传播的载体，而且意味着信息传播的产品，还意味着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唯其如此，作为一种话语实践的媒介批评，主要在五个层面展开：一是文本层面的媒介批评，针对新闻与广告等媒介产品展开；二是行为层面的媒介批评，针对媒介活动中传播主体的传播伦理展开；三是现象层面的媒介批评，针对某种带有普遍性的媒介现象展开；四是体制层面的媒介批评，针对媒介体制问题展开；五是文化层面的媒介批评，针对媒介文化问题展开。[4]

媒介批评的这五个层面，构成了媒介批评的主要领域，展现了媒介批评的巨大空间。大体上，媒介文本/产品批评、媒介行为/伦理批评、媒介现象批评，是媒介批评的基本领域或核心领域，国内的媒介批评主要在这几个领域展开。媒介体制批评，是媒介批评的特色领域，因为媒介是体制化存在，与社会制度密切相关。所以，媒介体制批评是对媒介的深层次批评，欧美批判学派的批判对象主要就是媒介体制。至于媒介文化批评，则与文学批评、艺术批评、影视批评等类型的批评存在着较大的关联。面对媒介所传承的大众文化，如果分别从文学、艺术、影视的角度，就其美学特质、文艺规律、艺术成就等内涵展开批评，仍旧分别属于文学批评、艺术批评、影视批评的范畴；如果侧重从媒介文化的生产与传播及其社会影响来展开批评，则成为媒介文化批评，或者说成为“文化研究”。这样，媒介批评的媒介体制批评、媒介文化批评两个层面，就与传播学的批判学派以及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具有某种交融的性质。

我对媒介批评的关注，缘起于媒介批评实践。1999年5月，《珠海市新闻舆论监督办法（试行）》出台。当时我在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任教，成都一家报纸前来采访，我谈了自己的看法。等报道出来，觉得不够充分，就把自己的看法写成一篇小文《为珠海出台舆论监督〈办法〉叫好》投给《新闻知识》，该刊1999年第9期作为卷首语刊出。本来，自己的学术定位是做理论研究，这篇小文刊出后忽然醒悟，这不就是媒介批评吗?2000年春，应四川省广播电视厅、广播电视学会邀请，参加当年四川广播电视新闻奖评选，负责人要我代表学界在评选会结束时做个总结，仓促间拟个提纲就讲了一通，然后整理成一篇小文《强化新闻特性 提高宣传水平——1999年四川年度电视新闻奖评审观感》发表在《新闻界》，让我对媒介批评有了更深切的感受。

还有一件事加深了我对媒介批评的认识。也是1999年，《华西都市报》首任总编辑席文举先生找到我，希望我组织川大研究生为其每日出刊的内部《业务交流》撰写报评，就当天《华西都市报》的优缺点展开批评，或者就该报与其他报纸的得失进行比较。我觉得这是培养研究生独立思考精神和批判分析能力的好机会，就爽快应承下来。那时，川大新闻传播学研究生尚未开设“媒介批评研究”之类的课程，我就在“新闻理论研究”课布置了平时作业：每个研究生必须在课程结束时提交发表在《业务交流》上的数篇报评文章，并附上数百字的个人总结，作为平时成绩。1999级和2000级两个年级的研究生试验下来，我发觉效果很好。根据学生的自我总结，2001年我写了一篇教研文章，把研究生写作报评的成效归纳为四个方面：首先，改变了学生认为理论无用的偏见，使其体会到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第二，培养了学生审视媒介的专业眼光，使其深化了对新闻业务的感性认识和理性思考；第三，促进了学生对各种知识的融会贯通，使其提高了运用理论来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第四，激发了学生对理论学习的热情，特别是使学生养成理论联系实际、独立分析问题的自觉性。[5]

从此以后，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我一直比较注重让研究生撰写媒介批评文章，作为培养其批判意识、分析问题、研究学术的一个入门路径。作为教师，自然不能光说不练，自己也时不时撰写或与研究生合写一些媒介批评文章。转眼之间，就到了2019年，屈指一算，距离我撰写第一篇媒介批评文章恰好20周年。2019年暑假，对过往撰写的媒介批评文章略加盘点，且不算为《同舟共进》杂志撰写的八九十篇刊物点评，也不算为广州市委宣传部撰写的七八十篇《广州日报》阅评报告，单是在专业期刊公开发表的就有好几十篇。忽然动了一个念头，何不把这些媒介批评文章结集出版?于是乎，来回翻拣，挑选出50篇文章，分成九个专题，即新闻真实与专业操守，言论空间与评论特色，公共言论与价值理性，媒介事件与新闻炒作，公共事件与舆论监督，人文精神与价值导向，媒体发展与业务创新，媒介伦理与传播法规，新闻评奖与作品得失，编成这本《学理三棱镜：媒介批评文集》。

书稿编成，一个问题涌上心头。媒介批评文章结集出版，意义或价值何在?众所周知，媒介批评文章总是针对某种现象、某个问题而作，具有相当强的时效性。过了一段时间，还有什么意义或价值呢?详加审视，自以为这些文章主要是针对富有理论性的问题而写，具有较强的学理性，或许有助于相关理论问题的探讨。我说过，媒介批评是一种往返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学术活动。一方面，媒介批评是对鲜活的媒介现实进行学理审视，剖析、判断、评价其利弊得失，为业界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帮助业界弘扬优势，正视问题，修正错误，从而促进传媒业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媒介批评所发现的问题，所进行的分析，所阐明的学理，所提出的对策，又可以为新闻传播学研究添砖加瓦，或储备素材，或增添新说，或完善旧说，或更新观念，从而推进新闻传播学的不断深化乃至重构。在此意义上，媒介批评可以深化新闻传播学术研究。[6]这也许是本文集可以出版的一个主要理由。

这本文集的写作时间历经二十年：从大的方面说，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从1999至2019年新闻传播业发展历程中某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值得总结的经验与教训，对于科学认识或把握这段传媒历史提供了某些具体的思考片断；从小的方面说，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本人撰写媒介批评文章的历史轨迹与致思路径。此外，学界对媒介批评的理论研究比较重视，新的专著和教材不断出现；而对媒介批评的话语实践似乎热情不够，专门的文集尚不多见，对于越来越重视媒介批评教学的新闻传播学本科生和研究生来说，媒介批评文集还不如媒介批评研究著作好找。于是乎，弊帚自珍，仿佛又增加了本文集可以出版的某些理由。

需要说明的是，这本文集的有些篇章是跟研究生（写稿时在读）合作撰写的，已在文末分别标出研究生姓名。合写的文章，不论是先由我提出写作任务与框架，还是先由研究生提出写作任务、共同讨论写作框架，大都数易其稿，由我最后删定。因此，文中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主要由我负责。这次编辑成书，对文章的某些词句作了必要的修改与适当的润色，特别是按照2012年6月1日实施的新版《标点符号用法》国家标准统一了某些标点符号的使用，力求行文更加自然流畅而规范，庶几使文章的事（现象、问题）、理（道理、学理）、文（辞章、文采）达到有机的统一。当然，至于是否达到这样的境界，只有留给读者批评指正了。

我对媒介批评的基本观点，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今传媒》杂志记者2011年对我做的专访[7]中，因此我把这篇专访作为代跋放在文集最后，以便读者对媒介批评的基本理念有一个大致了解。十分抱歉的是，这篇专访提到我在暨南大学工作期间曾组织过两届全国媒介批评学术会议，编辑出版过两辑《中外媒介批评》，当时本来打算将两方面的工作，以及本人对媒介批评的理论研究，持之以恒地开展下去。奈何2012年底调入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就任院长，随工作变动带来工作重心的调整，加上传媒业本身的历史性变革，曾经的媒介批评学术计划基本上付诸东流！最近这几年在媒介批评领域继续开展的工作，只是收入本文集的若干篇媒介批评文章。其中甘苦，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学理三棱镜：媒介批评文集》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出版发行

董天策  于重庆大学新闻学院

[1] 董天策、胡丹：《中国内地媒介批评论著十年扫描》，《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 期。

[2] 董天策：《中国媒介批评的发生学研究成果——评〈清末民初知识分子与媒介批评研究〉》，《新闻界》2015年第19期。

[3] 董天策：《媒介批评的空间》，《中外媒介批评•第2辑》卷首语，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

[4] 董天策：《媒介批评的空间》，《中外媒介批评•第2辑》卷首语，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

[5] 董天策：《媒介批评：新闻教育理论联系实际的有效途径》，《新闻界》2001年第4期。

[6] 唐金凤：《加强媒介批评，促进传媒发展，深化新闻学术——访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董天策教授》，《今传媒》2011年第3期。

[7] 唐金凤：《加强媒介批评，促进传媒发展，深化新闻学术——访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董天策教授》，《今传媒》2011年第3期。

原文来源：今日头条

作者：董天策

原文链接：https://www.toutiao.com/i6859192705407255051/?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amp=1597040388&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08101419480101941000183802F44F&group_id=6859192705407255051

编辑：刘佳莹

刘海明

【案例】

被封：

致康辉及其他

康辉又发豪言壮语了—-“疫情、汛情,2020我们经历了不少意外。但是,再大的困难除以14亿,也会变得微不足道,再小的力量乘以14亿,也足以战胜一切困难。”

‪康辉呀，疫情汛情中罹难者的命，除上十四亿就微不足道了？如果不是除以十四亿，而是全砸你家头上呢？‬

‪康辉呀，同属十四亿，温哥华豪宅中的八旗子弟和西北大山中的留守儿童如何共同战胜困难？‬

‪康辉呀，那是一位被强征强拆了家园的八十老翁，不劳十四亿了，你能否屈尊和他分担分担困难？‬

一直以来，央视一些主持人为了不负央视的地位，为了争取混上央视大牌，为了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真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但他们只在遣词造句上下功夫，却从来不在文化底蕴、思想内涵、道德操守、人文关怀上下功夫，因此整天琢磨的是用什么样的语言吸引眼球，至于民生之艰辛，世道之险恶，特权之横行，豪强之跋扈，忠直之被祸，百姓之可怜，从来不曾在他们的脑子里过一过。

因此有了白岩松的漂亮的输也是一种赢；

因此有了董卿的美国产子深情款款颂祖国；

因此有了小芮的代表亚洲；

因此有了康辉的乘法和除法。

因此有了下面的逻辑：

白岩松：自己总是赢却让别人把输当成赢

张维为：自己没规矩却要给别人立规矩

于丹：自己制造黑暗却让别人适应黑暗

郑强：自己往祖坟上撒尿却骂别人忘祖宗

成龙：自己不好好管教自己和儿子，却要管教中国人。

陈平：自己拿着两万元却让别人满足于两千元

各位不妨留意一下，从朱军到康辉，从胡锡进到金灿荣，从张维为到陈平，从周小平到孔庆东，从于丹到陈果，为自由民主法治讲过一句话吗？为被欺凌者鸣过一次不平吗？抨击过一次腐败吗？批评过一次特权吗？揭露过一次渎职吗？呼吁过一次改革吗？没有！从来没有！一次没有！他们热衷的，就是使用着强奸犯宋山木创造的词儿，挥舞着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旗帜，打着顾全大局、维护稳定的幌子，将百姓的权益作为祭品，莺歌燕舞，粉饰太平。在他们的丝竹聒耳、锦绣盈眸中，强征强拆进行中，城管打砸抢真忙。在他们的慷慨激昂、豪情万丈中，弱者被揭走了最后一片瓦，被抢走了最后一件衣，被夺走了最后一口粮，被灭掉了最后一点希望。在他们的嘻皮笑脸、幸福陶醉中，八十岁拾垃圾的老妪在寒风中瑟瑟。在他们的胁肩谄媚、温声软语中，绝望的访民被捆绑着拖走.....

不服者PC！抗争者XX......

文痞们则在众生的呼号中啃着剩骨头使劲吧唧，试图体验主子的饕餮感。

然而，纵然你荣华富贵，登堂入室，纵然你花天酒地，纸醉金迷，那浮华的光鲜，恶俗的炫耀，又怎能掩饰你猪一样的下作，蛆一样的龌龊，蛇一样的贪婪，狼一样的凶残...

编辑:刘佳莹

刘海明

【案例】

编辑：宋婷

刘海明

【案例】

胡主编的生意经：公器私用，公号为私号引流，环球时报沦为胡氏自留地

题目：“胡锡进观察”公众号研究：传统媒体人转型自媒体利用公域流量为私域流量导流的机制

摘要：本文是时政自媒体打假公众号“汪眼观天下”（ID:dajiaban1989）《时政自媒体打虎记》之子课题《假老虎的崛起》阶段性报告，通过运用随机抽样的统计方法对“胡锡进观察”公众号进行全景式的流量分析，试图解密传统媒体的代表人物胡锡进私人公众号“胡锡进观察”如何借助《环球时报》媒体号引流而实现爆发性增长。

关键词：胡锡进  打假  引流

引言：传统媒体式微，自媒体经过近十年的发展也逐渐饱和。公众号作为收益性价比最高的自媒体平台之一，目前仍然是自媒体人创业（割韭菜）的首选。虽公众号风光不再，增粉困难，但仍不时有黑马出现，短时间内积累数十万乃至数百万粉丝成为头部大V（镰刀）。

以胡锡进私人公众号“胡锡进观察”为例，该号自2018年4月25日发表第一篇文章，阅读量为仅为2206（不排除胡锡进利用私人渠道推广）。但2020年8月24日发表的头条文章，2小时阅读量即突破10万+。微博大V胡锡进转战微信公众号，从零起步，花费2年零4个月，便成为时政类公众号头部大V。保守估计，“胡锡进观察”粉丝数超过100万。目前尚无学者对“胡锡进观察”公众号进行研究。

本文将开创性的对该号进行详尽的数据分析，试图解密该公号爆发性增长背后的秘密，以便对传统媒体时代的大V媒体人进军微信公众号提供借鉴和思考。

（备注：本文的抽样方法未采取分层抽样，每月抽取的样本数量不一致，计算平均数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但不影响整体趋势及结论。）

文献综述：目前该领域研究尚属空白，无参考文献。本文为全球第一篇综合研究“胡锡进观察”公众号的论文。

正文：截止到2020年8月24日，“胡锡进观察"累计发表文章800余篇（误差正负10篇），其中原创530余篇（误差正负5篇）。

结合随机抽样和重点抽样(拿鞭子抽的）的统计方法，笔者抽取了其中190篇文章，抽样比例为24%。

通过对样本文章的的发表日期、单次发表文章篇数、阅读数、点赞/在看等数据分析得出：

一.公众号基本概况及极值情况：

1.截止到2020年8月24日粉丝数预估80万-150万。

2.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阅读量为2206。

3.文章阅读量倒数前三分别为：284次，297次，297次。

4.文章阅读量在50万次以上的文章篇数为3篇，最高阅读估计为150万-200万。

5.点赞数在5000以上文章数为7篇，最高为1.8万，次高为1.1万。

6.单篇打赏人数最高为1040，次高为947。按照平均打赏金额5-10元计算，预计单篇打赏金额最低为5000-10000元。

7.阅读数最快突破10万+时间:2小时（2020年8月24日，头条文章《白俄罗斯陷入动荡...》）。

8.第一篇十万+所花时间：一年零八个月（2020年2月8日《给李文亮贴殉道者标签》）。

二.胡锡进观察被环球时报转载趋势分析

1.首次转载环球时报文章时间为2018年11月7日。

2.首次被环球时报转载（编辑转载）时间2019年1月13日；当日阅读量833；次日2092；

3.首次被环球时报原文转载（嵌入公众号）时间2019年5月17日；当日阅读量9984；前一日阅读量4842。后一日阅读量5394。

1.截止到2020年8月25日，胡锡进观察被环球时报累计转载66次，其中原文转载47次，编辑转载19次。

2.月最高转载次数及月最高原文转载次数月份均为2020年6月，最高总转载次数和最高原文转载次数同为7次，平均一周2次。

3.月总转载次数和月原文转载次数总体上呈缓慢上升态势。按照目前的趋势，后期两项指标会进一步攀升，但受限于胡锡进观察公号月原创更新篇数。

三．胡锡进观察阅读及点赞趋势分析

1.月均单篇阅读量：2018年4月-2019年4月，月均单篇阅读量为1256次。

01.月均单篇最高阅读量为2019年4月，3253次；月均单篇最低阅读量为2018年10月，495次。

2019年5月-2019年12月，月均单篇阅读量为13514次。

2020年1月-4月，月均单篇阅读量73352次。

2020年5月-8月，月均单篇阅读量10万+。

02.月均单篇阅读量总体上呈上升趋势，自2019年5月起，阅读量呈飞跃性攀升。2020年5月份即达到月均单篇10万+。

2.单篇最高及最低阅读量：

01.单篇最高

NO.1.单篇最高：N0.1:2020年4月8日《方方日记在美国出版...》,官方阅读量10万+，根据点赞数分析，实际阅读量估计为100万-200万；

NO.2:2020年5月29日《民主美国如何对待明尼苏达骚乱...》，官方阅读量10万+，实际阅读量估计为50万—100万；

NO.3:2020年5月11日，《一些人对老胡建议的指控...》，官方阅读量10万+，实际阅读量估计为50万—80万；

02.单篇最低：

NO.1:2018年5月23日的284次：

NO.2(1):2018年5月16日的297次；

NO3(2):22018年5月27日的297次；

3.月均单篇点赞数

01.月均单篇点赞数最高月份为2020年5月份，5118次；月均最低点赞数月份为2018年11月份，21次。

02.从2018年4月到2019年4月，点赞数总体增长十分缓慢；2019年5月份开始加速；2020年1月至5月呈爆发性增长；5月后逐步下滑。

四．结合“胡锡进观察”公众号被环球时报转载以及对应时段的阅读量、点赞数，可以发现的趋势和规律

1.2019年5月17日，胡锡进观察首次被环球时报原文转载。转载前五前六篇平均阅读量4115，后六篇平均阅读6946，被转载后阅读量平均跃升了2800。预计涨粉1万以上。

2.第一次被转载前，2018年4月25日至2019年5月16日，单篇平均阅读量1421；第一次被转载前三个月阅读量3467；第一次被转载后三个月平均阅读量为12710次；月均跳涨9300。预计三个月内迁移粉丝5-10万。

3.阅读数、点赞数总体上增长趋势同被环球时报转载次数（特别是原文转载次）数保持同步。

4.点赞数自5月份开始下降和读者对疫情的关注度正相关。

五.结论

“胡锡进观察”第一篇十万+花费了一年零八个月，作为微博拥有粉丝数高达2000万+的超级大V，媒体界的超级网红，这一成绩不值得炫耀。

该号运作第一年（2018年4月-2019年3月）的单篇平均阅读量仅1049次。这一成绩甚至还不如自媒体素人的笔者公号“汪眼观天下”。属于严重不及格。

但该号自2019年5月17日被环球时报原文转载后，各项流量指标均得到了爆发性增长。2019年5月以后，该号平均一个月有4篇文章被环球时报以黄金阅读时段的头条转载。自2020年5月起，该号头条文章每一篇阅读量均达到10万+。

这充分说明，“胡锡进观察”成为公众号自媒体平台头部大V成功的背后完全得益于环球时报的引流。

如果没有环球时报的公共流量为胡锡进观察的私域流量引流，仅凭胡私人运作，按照该号的阅读量和点赞数的平均增长趋势，可以合理推测该号截止到2020年8月份，其平均阅读量不会超过1万，点赞数会低于200，粉丝数低于5万（这还是比较乐观的数据）。也就是说，环球时报为胡锡进观察贡献了10倍的增速。没有环球时报就没有胡锡进观察的出头之日。

根据西瓜数据对“胡锡进观察”的估算，该账号目前粉丝有357万，按照20元一个粉丝的估值计算，这个账号的价值超过7000万元，这个流量价值显然绝大多数都来自于环球时报这个国家媒体的导流。

另外，环球时报公众号的每篇头条文章的阅读量都是10万+，头条平均在看3100次，按照公众号生态下平均约1%的在看率，那么头条文章的阅读量应当在31万次（而非仅仅显示上限的10万）。目前，微信公众号广告的价格大约是每次阅读1-1.2元，即环球时报头条图文引流一次的市场价值最低也是31万元，根据上文整理的数据，胡主编利用环球时报这个国家媒体的公众号累计给私号66次的转载行为，其广告价格累计高达2046万元。

这个价值对应的金额，相当于6个多的“数额特别巨大”。

六.待研究的问题

胡锡进观察公众号账号主体为上海得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经“天眼查”查询，该公司成立于2017年05月12日，注册资金300万，经营范围为文化艺术类服务，法定代表人为贺王玉洁。大股东为上海市漾漾文化传播文化有限公司。

问题一：胡锡进是否为得已文化公司股东？

如果胡为公司股东，那么按照《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第十八条第六项处罚规定，“违反国家规定，从事、参与营利性活动或者兼任职务领取报酬的”：

将给予警告或者记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环球时报总编辑算不算事业编？）

问题二：假定胡锡进不属于事业单位编制，且没有参股得已文化公司。但是胡利用自己总编身份，擅自用环球时报公众号为其私号“胡锡进观察”引流，是否涉嫌以权谋私，公器私用？

问题三：在胡主编的私号“胡锡进观察”成立的第一年，尽管阅读量少的可怜，但为什么胡总编在最开始的整整一年多的时间里没敢利用环球时报这一国家媒体给自己导流？他在担心什么？

以上疑问,请胡锡进先生务必及时真诚回应,不负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就代表一次）的急迫关切。

欢迎各位读者朋友一起助力转发分享本文，力争将胡主编送上热搜。

参考文献：

1. 环球时报和胡锡进观察公众号文章。

来源：汪眼观天下

作者： 汪眼观天下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m2Jn69VhVtR1oJz-8bpoig

编辑：邱亚婷

刘海明

【案例】

老人下跪道歉，一则新闻引发的媒体风波  

            

  开张营业的饭店，轰然坍塌，成为一片废墟。57人被埋，29人遇难，7人重伤，数字所代表的具体含义，描述出山西襄汾坍塌这场惨剧带来的重大伤亡。

  然而事故之外，《齐鲁晚报》却因刊发的一则视频报道，意外走红，成为了舆论焦点。原因是视频中，展现的正是饭店坍塌事故中祝寿老人下跪致歉的画面。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网络中流传出一种说法，在老人下跪前，采访记者贸然的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老伴和亲戚因为给你过生日去世了，你现在心情怎么样？”

  据了解，关于老人下跪前记者发问的这一版本说法，在《齐鲁晚报》官方视频发布后于网络中广泛流传。知名评论自媒体“鱼眼观察”8月31日以“这家山东媒体犯了众怒”为题展开评论，在最早的文章版本中，也同样对这一提问作出引用，同时基于此对记者贸然抛出上述提问表示谴责，并认为单独截出老人下跪画面发布，引发了众怒。截止9月1日上午11时，这篇评论文章阅读量已达10万+。

  记者是否向老人做出这样的提问，成为了《齐鲁晚报》此次舆论风波中的重要关注点，但关于事实真相也存在另一个版本。传媒见闻从现场知情人士处获悉，当天采访过程中，记者并没有向老人抛出类似的提问，“实际上当记者一行抵达现场后，老人直接就跪下了，这让在场人员猝不及防，即刻将老人扶起。”传媒见闻获悉，当时除了《齐鲁晚报》外，还有至少另外两家媒体的记者同在现场，能够对此证明。

  那么关于记者发问老人：“心情如何？”这一版本的对话内容，又是如何传出的呢？

  传媒见闻联系到了“鱼眼观察”，向其求证细节信息的来源。对方向传媒见闻表示，信源引用自一条网友的微博，并出示了截图。同时告诉传媒见闻，“齐鲁晚报昨天也找我了，他们说记者没有问任何问题，我找他们要下跪之前的视频，还没发我”。

（图片由鱼眼观察提供）

  根据“鱼眼观察”提供的微博信息，传媒见闻联系到了发布这条信息的博主，想就事情真相作进一步探索。然而在表达来意后，该博主随后直接删除了这条信息，并发来以下文字。

  与此同时，围绕媒体是否应当就老人下跪进行报道同样也存在争议，有部分媒体人士对采访老人是否具有新闻价值保持怀疑，甚至质疑在这一关头，是否应当对老人做出采访。那么在新闻学界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呢？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刘海明告诉传媒见闻：“这起事故发生，个人认为和地震等其他自然灾害的发生存在一定区别，不具有持续性。过去我们讲采访伤害，类似于四川地震中，很多灾民已经明确表达拒绝采访的态度了，但记者还在坚持拍摄，这是一种伤害。但就这起事件（山西襄汾坍塌），如果老人愿意接受采访，其实不必过分指责，因为这其实更多的是一种老人自然的真情流露。”

  同时刘海明还表示“对于一些人指责媒体发布信息过于碎片化的说法，这样的指责个人认为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所有新闻都是碎片化的，想要完整呈现一件事情是几乎做不到的。甚至，碎片化应该是媒体最基本的特征。齐鲁晚报如果是正常情况下拍到了老人下跪的画面，这种有视觉冲击力的报道，尽快发出来是应该值得肯定的，而不是应该以新闻理论和道义去指责。”

  9月1日晚间，齐鲁晚报发布关于临汾事故采访过程的调查结果，表示为此成立了专责调查组，通过交叉询问本报记者、同行其他媒体记者，调集相关稿件、视频素材、证词证言，形成充分证据链，证实：齐鲁晚报记者在采访中不存在违背职业道德规范的行为，“诱导老人下跪”“提没有人性的问题”等指责，为极个别自媒体捏造事实、恶意造谣。在回应末尾，表示将通过法律途径追究微信公众号“鱼眼观察”相关方的责任。

  对于齐鲁晚报的这份声明，“鱼眼观察”向传媒见闻表示，将在明天发文回应。同时称“没有恶意造谣，稿子的基调也可看出来”，称“齐鲁晚报应该公开下跪之前的完整视频，以正视听”。同时还表示"吃人血馒头这个指责，主要是针对齐鲁炒作下跪视频的，这一点确实恶劣”。

  在对传媒见闻作出上述回应后，传媒见闻留意到，公众号“鱼眼观察”已将“这家山东媒体犯了众怒”文章删除，目前在其公众号中已无法查看到该篇文章。

  对于《齐鲁晚报》这场舆论风波，你怎么看呢？

来源：传媒见闻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675K-L64k2mhcKAwh2VB3A

编辑：王雅欣

刘海明

【案例】

梁文道：大陆的这一代年轻人

（梁文道）

1

  许多在中国的外国观察家有一个简单的推理：一个国家如果开始了市场经济，那么在这个市场经济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必然会成为民主运动的主力。

  这是一个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今天看来已经过时甚至已经破产。它是说一个国家只要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那么它的政治结构也必然会变得民主，变成所谓“西方的自由、民主”，如果用这么简单的历史观来看中国，那么你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新一代的年轻人就会成为下一波政治改革运动的急先锋。我对这个说法非常怀疑。

  我觉得大家忽略了几个原因。看“西藏事件”引起的反应就知道，当时很多外国人很惊讶，为什么这些年轻人——特别是到海外留学的那批——会那么愤怒，那么爱国？我一些在外国教书的朋友说，1980年代出来的留学生和现在的完全不一样，以前的留学生刚出来没多久，就对中国政府有一大堆批评和怀疑，为什么现在这代的年轻人反而那么爱国呢？

  事实上今天中国这一代年轻人和1970年代、1960年代成长起来的人非常不一样。回想一下1960、70年代，那时社会资讯很不流通，物资很匮乏，而当时的中国还在一个从全能型的国家慢慢转变的阶段。在那个时代，要买东西是很困难的，买一个外国商品你可能需要去友谊商城，还需要外汇券，你要看外国的资讯是很复杂的，听外国的流行歌曲甚至是一种政治冒险。那时候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会天然地感到自己身上的所有限制，是和这个政权联系在一起的，他/她对政府的怀疑、不满，甚至是批判是天然的。

  1980年代出生的人截然不同。对他/她们来讲，这是没有必要的。我为什么不满意？你刚刚出了iPhone我有钱我也买得到，什么外国产品我都有，有钱我买真货，没钱我买假货。

  以前看外国电影很困难，张艺谋还在当学生的时候，一帮人凑到友谊宾馆，开了一个小房间，几个香港朋友带录像带上来给他们看，哦，原来这是安东尼奥尼啊。现在我们到街上随便一个小摊贩说不定都有一套安东尼奥尼，我有什么不自由？你说我言论不自由我天天在网上骂人骂得很快乐啊，那你们干嘛批评我们？你们外国干嘛批评我们不自由？

  这种自由是一种消费上的自由，在1980年代的台湾和香港，甚至今天的香港，我都见过这样的情绪。我们会把这种买卖的自由、购物的自由当成是一种人权。以前是从消费上的不自由感觉到这个国家的不自由，现在我们在消费上很自由，甚至某种程度言论也很自由，那还有什么问题？所以这一代的年轻人不会有上一代年轻人那么多的愤怒、不满、怀疑，和批判。而且他/她出生的时候是看到这个国家是在崛起的，看到这个国家在物质生活各个方面越来越好，他/她干嘛要怀疑？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代的年轻人又很有自信心，这些复杂的年轻的特质，不是西方观察家心目中理想的促进中国政治变革的那种人。

  可是我仍然觉得他/他们会改变，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对政府会很不屑，觉得你都在骗我，别说谎了，那么这一代年轻人不会对政府不满，但是会有一些很切实的要求，比如说我要一个很安全很舒适的生活环境，一些很具体的权利，而这些具体的权利可能是政府都很难拒绝的，比如我要喝没有毒的牛奶，政府能够说不行吗？而他/她们做这些要求的时候，组织方式，诉求的方式，都会比上一代更成熟，更稳重，更理性，更扎实。我觉得不能忽略这样的一些要求，这样的一种心态会带来的改变，未必是西方的中国观察家所想象的期望的那种变，但那是另一种改变。

2

  台湾、香港的70后、80后年轻人，会比较像日本的70后、80后，那是因为大家的社会节奏或者发展的阶段比较接近，跟大陆是不一样的。在那种状况底下，会出现很奇怪的现象，比如最近日本好多学者比较关心的问题，“下流志向”。什么叫做“下流志向”？以前说一个人的志向是往上的，我希望钱赚得越来越多，我希望生活越来越好，要有志气，可是现在日本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年轻人的志气是往下的。就是说，我不想读书读得很好，我也不想有份越来越好的工作，我甚至想失业。所以你看日本今天的教育，小学生上课的时候，前面一半坐在那里乖乖的听老师讲，后面一半在散步——真的在教室里面散步，聊天，老师也不管，管不了。日本大学生的英语比之前退步很多，现在所达到的就是以前高中的水平，甚至初中。

  我觉得台湾和香港也是同样的情况，比如说我在香港有一个出版社，我要负责面试一些人，一些年轻人，我问过他/她们：你有什么嗜好？他们会说：“睡觉”。Ok，那我说，你平时的休闲是什么？“睡觉”。啊？就“睡觉”啊，“睡觉”怎么能成为嗜好呢？对于我这一代人很难理解的，“那你要来我出版社工作，平时看些什么书？”“我不喜欢看书。”“可是我们是要出版书的。”他说：“那我出书就好，出书不一定就要看书，我出书是要给别人看。”

  这些答案匪夷所思的地方在哪里？前十年、二十年，年轻人可能会说谎，他/她可能不大爱看书，但是他/她可能会说：我最喜欢《战争与和平》，莎士比亚，《红楼梦》，等等。但现在的年轻人是不骗你的，很坦白：“我不看书的。”换句话说，他不觉得这是问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很多人就会说，一代不如一代。我觉得不是这个问题。我觉得香港、台湾，日本这些年轻人，处在这样一个社会时期，他/她从小就发现，那种“努力读书、好好工作，换取一个很好的生活，再忙碌、生活再好一些、再有钱”的想法——这样的一种想法，本来是支撑战后东亚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现在是破产的。

  我不会责怪这些年轻人，这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因为我们看不到未来是什么样子，希望在哪里？当你看到自己的父亲衰老、疲倦、平庸，那我干嘛要好好读书？为了将来有个好工作？拜托你别跟我说这种废话。

  但是大陆不一样，大陆整个社会节奏是不一样的。我只从我最了解的一个行业来讲，比如我做媒体，我在香港、台湾碰到的所有媒体的老总，报纸的社长，总编辑……都是50岁以上，甚至更老，但是我在大陆遇到的好多老总是30来岁。这是一个二十多年前香港走过的路，30多岁就能管一家报纸，下面几千人，那是因为在成长的阶段，市场突然扩大了，过去媒体就是那几家，但现在突然多了那么多出来，大家都要人，机会在无限地扩大，你永远不知道明天有什么东西等着你，你对未来的期望还是乐观的，你会觉得未来会比今天更好。可是台湾和香港却不是这样的，你看到前面的路是越堵越死的。香港回归之后看到太多大陆崛起的消息，香港年轻人现在接触到很多大陆来的年轻人，和他/她们一起学习，甚至一起工作，奇怪的是，当他/她发现这些大陆来的同学或者同事，那么努力，那么有志气，那么优秀的时候，他/她不会想说我和你们拼了，他/她会说，那我就算了，好累。

  换句话说，台湾、香港、日本已经走入一个相对稳定、甚至衰老的社会，而大陆还在往前，窗户很大，我觉得这会影响年轻人对自己的看法，对未来的看法。

  很多年前我在香港和一个朋友做一个剧场作品，里面有一段是video，很好玩。我们去街上访问了大概100个人，只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觉得自己会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坏？”第二个问题是：“你会觉得社会会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坏？”结果呢，全部剪辑起来，笑死人了，90%以上的人都说：我觉得我自己会越来越好，而社会会越来越坏。那每个人都越来越好，社会怎么会越来越坏呢？

  你可以看到，十年前香港这个社会变得很原子化，每个人都会觉得我的成功、我的失败是靠我自己的，我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我自己会越来越好，但当时大家可能已经感觉到这个社会很糟，会越来越糟。我相信今天当我再去做这样一个作品，说不定百分之百的人都会说我自己会越来越糟，社会也会越来越糟。但我觉得在大陆问这个问题，人们可能会说我自己会越来越好，而社会也会越来越好。我觉得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是很好玩的，你能够看到人们怎么看自己，怎么看社会，更重要的是可以看到怎么认知自己和社会，和其他人的关系。

  比如香港今年(2009年)的立法会选举前，出现了政治上世代交替的呼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说我们对老一辈的那些政治人物很不耐烦，要有新一代出来，整个社会也在呼唤年轻人出来。香港最近有一个很活跃的团体叫做round table，有几百个成员，是一个智囊组织，几百个大专院校，研究院，或者政党的年轻人，做各种各样的政治研究、政策研究。有很多这类的小团体在出现，好像新一代的年轻人要有自己的主张，要有自己的说法了。可是我觉得我们整个社会对这批年轻人，真的是太关注了，就是连政府在委任新官员的时候都会从这些组织里面挑一个出来——一个才30岁的年轻人被聘请到政府里做高官，过去从来没有过行政管理经验，只在报纸上写过几篇政论文章，现在给他月薪是接近二十万港币、有司机接送的那种官员，你可以看到整个社会很焦虑，我们的下一代在那里？都在等，都在想，于是出来一个年轻人，大家就说：啊，他是我们的希望。

  可是我觉得这个希望是很不切合实际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的只有年轻人，我看不到有新的主张。我研究了他们一两年，这群人，有的是我同辈，有的比我年轻，我观察他们说的东西，大家都在说，我们要摆脱过去的东西，我们要摆脱“民主”还是“亲中”这样的二元对立，我们要有新的说法，新的主张，我们年轻人不再那么搞。Ok，那你告诉我第三条路具体来讲是什么，他又说不出来。甚至这次选举，我看到好多新面孔，但是他/她玩的游戏，选举操作的方式，竞选的策略，跟上一代没有什么分别。

  我觉得台湾也有一样的情况，大家都说我们对“统”、“独”很厌倦，不要再搞了好不好，不要再讲了好不好，我们能不能超越它，有一个新的东西拿出来。但你说的超越统独是什么？我们还没有办法用一种很清晰、很庶民的语言把它勾勒出来，让大家相信这是一个未来。相反，我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台港两地的主流政治界所提出的第三条路，香港是超越所谓的民主和亲中，台湾来讲，就是超越所谓的“统”和“独”，这两边的第三条路都强调的是什么呢？就叫做实干，象国民党赢台湾“大选”，标榜的就是我们拼经济，实干。当大家都在讲实干的时候，其实就是废话，为什么呢？当我们不要争论，要干实事，那告诉我实事是什么？实事就是发展经济，你想发展经济，就要有相应的对策，经济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呢？结果你讲出来的那套方法还是原来的老方法，没有新的东西，我们知道任何社会当你要发展经济，社会要发展，你要定出方向的时候，永远都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选择，没有一种是ideology free(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经济发展道路，这是不存在的。当他/她说不要意识形态，只要经济发展的时候，这其实是一种空泛的修辞。我很讨厌美国共和党，所以当我看到奥巴马，他出的几本书我都很认真的看完，看了半天我都看不出他所说的change，change……change to what？to where？你要向什么东西改变？我看不到，yes，we can….yes，we can……我们能改变，能改变什么？向什么方向改变，我觉得现在台湾和香港都是这样，都有梦想，那梦想什么？我们呼唤年轻人，年轻人也出来了，但这些年轻人也说不出什么新东西，他唯一标榜的就是他的年轻。但是年纪的长幼和议题的新旧是两回事。

3

  虽然我说得很悲观，但是对台港两地的年轻人，或者说对社会，我仍然有某种希望在里面。我觉得台港两地之所以有瓶颈，是因为现在台面上的主流人物，社会上的主流论述，是冷战遗留，是东亚经济发展的一个残骸。他们这一代人所相信的，就是高速经济增长和发展换来社会的繁荣，低失业率，等等。比如说香港过去标榜，我们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地方，最自由的经济体系，遍地黄金的社会，到处是机会，只要你努力，就可以获得很好的生活。可是在过去两三年，香港开始有一些零星的说法，它还没有形成很主流，很清晰，能够自圆其说的一套论述，但是局部的说法出来了，比如说香港那么喜欢拆房子，盖新楼，用地产带动经济，这套逻辑开始被怀疑，很多人说：我们能不能不单讲经济发展，我们要讲生活质量，能不能不要只是注重GDP的增长，我们要注重环境的保护。

  这是第二次现代化的一个趋势，用德国社会学家乌里希·贝克的说法，第二次现代化就是对第一次现代化的主张的反省。我觉得香港到了这个环境了。我们开始反省上一代人所相信的那种社会潮流，那种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的立场是不是要改变了。

  但是第二次现代化是一种梦想，这个梦想还不是很具体。上一代人的梦想是很具体的，就是我要从香港深水埗的旧堂楼搬到尖沙咀附近比较好的房子，最后的终极目标是要上山顶。那是一个楼梯，很实在、很清楚的。我要从搭公交车，到开个私家车，是很具体的。这代人的梦想，我觉得大陆、香港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都还有这些，可是又多了些别的东西。那种东西是我刚才所说那种人生。他/她可能说，我的梦想是要开一家小店，我也不要发财，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好玩的事情就行。我的梦想是去旅行，我的梦想是到什么地方去修行。

  这种奇奇怪怪的梦想都开始出来了，但这种梦想是一种还没法清晰说明的梦想。这种不实在的梦想反而更好，因为它牵涉的是一个根本的社会选择，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够有另一个社会，这个社会是不同的选择方式。这个东西很吊诡的是，它一方面很保守，我们常常讲社会提供很多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这常常是很市场化的，也就是说所谓提供给你life style，每个杂志都告诉你有多少种life style，你可以坐游艇，你可以坐私人飞机，这是一种消费的life style的选择；另一方面，它也有可能变成很激进的，我们要一个不一样的社会，要有不一样的游戏规则。

  这是对上一个时代的反叛，这个反叛很奇怪，一方面看起来很强悍，年轻人会上街示威，但与此同时，这和我开始所描述的那种“我不想工作”，又有点相互的关联，就是说我不愿意象上一代人所说的那样努力念书，努力工作，好像看起来很消极，但是同时，这是对整个社会运作逻辑的质疑，就是说“为什么人一定要工作吗？人一定要念书念得很好然后有很体面的工作，赚取很好的生活吗？”我拒绝去找一份很稳当的工作，是因为我想有更多的时间骑脚踏车，这难道是错的吗？我赚够了一笔钱，也不想买房子，我只想到哪里去玩一个月，把钱花光回来再说，这难道一定是不对的吗？这样的对以前社会运作逻辑的根本的怀疑，我觉得在港台两地都出现了。

  看大陆，大陆现在好像是在重复前十年、二十年台湾香港走过的路，但又有点不一样。毕竟这个社会是同步运行的，所以大陆的年轻人，80后，90后，也会出现那种刚刚我们在台港两地所谈到的现象，他/她们是混杂的，一方面觉得前面是有希望的，我能够做很多事情，但是他/她也会觉得，我也可以活得很有原则，我可以有别的生活方式。

  整体来讲我觉得比较难描述和归纳大陆这一代，其实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都很难归纳大陆的各个方面应该走一个什么样的道路，比如改革开放头10年，1980年“文化热”，中国大陆的文化界用十年时间消化掉从弗洛伊德到马克思·韦伯，一直到后现代100年的东西，我觉得今天中国大陆的年轻人也是一样，用短短几年把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几代间经历过的想法、潮流，一下子消化起来，是很混杂的，很难做简单的判断。

  比如说我刚刚讲过，大陆的年轻人处在一个似乎未来是充满希望的、很光明的心态，但同时也有很多这样的人，想要过不同的生活，而这个不同的生活是要有不同的社会环境去体现，去承载的。所以现在很难讲，它到底往更保守的方向，还是更激进的方向发展，现在还很难判断。

  这很有趣，因为我常常在反省一个事情，我在凤凰卫视做电视节目，这是一个很古怪的媒体，在北京也不是每家都能够看得到，但是可能在某些学校、某些小区、某些酒店是能看到的。有的农村也是能够看到凤凰卫视的，所以有时候我会收到农村的年轻人寄给我的信，我看那些信的时候，心情会很复杂。为什么呢？他们会跟我说，我迟早会离开农村，我要出来看看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仿佛我、凤凰卫视，以及所有的电视媒体、主流媒体，一天到晚都在向农村播送，告诉他/她们外面是什么样的一个花花世界，那边有什么样的好东西，给它一个梦想，使他/她有那种越强烈的我要出来闯、我要出来干一番事业、我要出来见见世面的那种感觉。看看我们的报纸，中国的贫富差距那么大，城乡对比那么悬殊，可是大家看到的媒体报道都是相同的，今年圣诞节什么酒店有什么大餐，今年的春装怎么样……你跟一个年收入1000多人民币的家庭的年轻人说米兰的春装，他/她怎么去解读这个信息？很难怪他/她们都要出来。

  这个过程里面，我每次都觉得不安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在城市里面的人太容易，太想当然了。我不知道，那种想出来的愿望，很多人说这是志气，但我很怀疑，这是志气吗？还是是一个错误的幻觉？他/她有很多的寄望，但是将要破裂，或者发现自己完成不了的时候，还是那个东西吗？我在珠三角碰到好多女工，带着很多理想来到深圳，来到东莞，收入比在农村的时候好多了，可是她天天看到的是什么？东莞是个很变态的地方，全国五星级酒店最密集的地方可能就是东莞，天天看到很多老板出入，吃、喝，昂贵的消费，然后自己拿这样的薪水，这就是外面的世界吗？打完工回去吗？还是留下来？留下来又怎么样？

  有那么多那么多的问题，我真不知道。我们做媒体的应该去反省，大众传媒那么均质化的散布在全国，我们传递出的讯息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给了他/她们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观和希望，而这样的世界观和希望会对他/她们形成什么，我真的不敢讲。

  来源：爱思想网

  编辑：寅月

来源：爱思想网
作者：梁文道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qXPHxesEXo3OxKDlGcI6PA

编辑：王雅欣

刘海明

【案例】

人身攻击是并不明智的外交反击

随着中美对抗的加剧，我们的外交攻势也变得越发犀利和耐人寻味。

人类公敌、三姓家奴、肥猪蓬、美国史上最差国务卿……针对美国外交官个人的饱和式攻击开始密集出现在央视、人民日报和北京电视台等国家级媒体上。与此同时，蓬佩奥的对华政策首席顾问余茂春也被打入“汉奸”之列，并被母校和家族予以除名。

这似乎意味着我们的外交策略已经进入了“精准打击”模式。利乎？弊乎？

“精准打击”并非我们首创。美国对伊朗和恐怖组织经常采用的斩首行动就属于军事上的“精准打击”，而且很见效，符合36计之“擒贼先擒王”。

但运用于外交运用于骂战，则另当别论。因为语言上的人身攻击非但不能伤害其肉身一毫，反而只会坚定其进一步对立的情绪，以及缩小外交斡旋的弹性空间。除非，我们能有诸葛亮骂死王朗那样的神功，把外交大敌们一个个活活骂死。但从蓬佩奥目前的气色来看，他很有把挨骂当吸氧的精神头，这说明我们离神功练成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

对余茂春的除名和“汉奸”封号，只怕同样伤害不到他，更难以令他如王朗般羞愤而死。作为美籍华人，他将继续遵从自己的价值观效忠于美国。

在社交领域，人身攻击是大忌。无论网上或日常生活，一旦论战的某一方开启谩骂模式，接下来十有八九就是双方向对方母系长辈表达愿效鱼水之爱的时候，而真正的辩论主题早被抛到九霄云外。

因为，有效沟通的关键是对事不对人，只讨论事理，不涉及个人。而人身攻击恰恰与之背道而驰，只会激化双方的对立情绪，却无助于厘清事理和解决问题，所以，说它是社交的毒药也不为过。始作俑者，也会被视为低情商、低素质的表现。

从逻辑学分析，社交中的人身攻击，还犯了“诉诸人身”的推理谬误。忽略论证本身，转而攻击提出该观点的人。似乎只要证明持论者不地道或者不可靠，就可以对他的观点不战而胜。比如，当一个小孩说出皇帝没穿衣服时，大人们不是去分析他的话有没有道理，而是斥责他：小孩子懂什么！熊孩子别胡闹！

外交上的人身攻击也与之同理，它并不能增进沟通和解决问题，相反只会加剧情绪上的对立，窄化和解空间，甚至难以向别国证明自己的正当性——外交官首先不是个人角色，而是代表国家和政府的一项公共角色，他在公开场合的一言一行，都可以看作“在其位谋其政”的职业行为，与其说他个人如何不堪，不如想办法证明他所代表的国家如何恶劣更有效。

意气用事的人身攻击，往往也在逻辑上难以自洽——

如果蓬佩奥是人类公敌，那任命人类公敌当国务卿的总统川普，是不是也是人类公敌？或者是人类公敌的幕后黑手？而我们与公敌的国家和政府仍然有邦交，那我们又成了人类的什么？再说，人类不是随便可以代表的，毕竟美国和蓬佩奥都还有大把的盟友。如果他们认为我们是在指桑骂槐，那岂不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

“三姓家奴”这个典故来自于吕布，他有三个爹：一个亲爹早死，后来又先后认了丁原、董卓两个干爹。所以，“三姓家奴”就是“有奶便是娘”的豪华版，指某人为了利益，不惜反复无常地给不同的人当儿子当孙子。把一国外交官矮化成某个人或某个集团的儿子、孙子，嘴上虽然痛快了，但这个“孙子”和“家奴”很可能为了证明自己不反复无常，而立场坚定地反华到底。

至于“肥猪蓬”的称号，虽然生动，但也生猛，透着一股二楞子气。别人肥怎么了？不吃我们家五花肉，不挡我们家wifi，万一隔壁更胖的三哥听见了，指不定怀疑我们也这么骂他。

或许有人会说，央视也好，北京台、人日也罢，那都是媒体而已，并不代表官方。何况，境外媒体也经常指责我们的官员。要我说，首先，媒体性质不同，西方媒体骂自己的官员甚至总统骂得比谁都起劲，所以他们还真是代表不了官方，但我们的媒体再怎么“久负盛名”，那也是喉舌，这当中的差别一目了然。其次，批评和指责不等于谩骂，哪怕是错误的批评和指责。

总而言之，简单粗暴地污名化邦交国的外交官并不是一个好策略。在国际外交上，听说过以德服人、以理服人、以力服人，但没听说过以骂服人。虽然骂街式外交可以逞一时之气，但却封住了理性沟通的渠道，让对方在原本可以柔性的地方也变得毫不退让，因为退让只会让他面子上下不了台，从而扼杀了一切可能的斡旋空间。鲁迅在《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中说得好：“至于骂一句爹娘，扬长而去，还自以为胜利，那简直是‘阿Q’式的战法了。”

原文来源：微信公众号——无读不丈夫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3VyDKXi55xr8vUDBjQx-Lg

编辑：刘佳莹

刘海明

【案例】

我不觉得四川观察是个好的转型样本

曾经是位语文老师，也曾经是一位广播工作者。

1

还是忍不住。毕竟已经有合作方开始拿“四川观察”做“成功案例”，希望我“研习分析”了。

怎么说呢。

如果有媒体单位拿它做范本，做标杆，我只能说这个行业果然和我理解的常识不一致。

如果这叫融媒体转型的成功案例，那我们几代新闻人恪守的价值体系可能要重置一下。

2

从流量来看，四川观察当然是成功的。海量的播放量，巨量的粉丝数，连央视新闻都羡慕嫉妒：

四川观察为什么会获得那么大的流量？

建议“研习”的合作方说，“它更新频次高，有视觉冲击力的资讯多”。什么时政的民生的外地的外国的吵架的娱乐的无所不包，坊间称其为“四处观察”，“不只是局限于本地，而是涉猎更大范围，提高了媒体的影响力”。

好，既然合作方都认为四川观察是个资讯号，那我就讲讲我以前工作时，做新闻的规矩，问四个我憋了好一阵的问题。

第一个，请问，新闻资讯的五要素里，说了几个？

举个例子，“中环路吴中路段昨天发生一起车祸，两人受伤”叫新闻，“受伤女子在高架上嚎啕大哭”不叫新闻。如果定义为资讯，就得明确告诉大家画面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避免老片新发的误解。现场就是现场，资料就是资料，这都是新闻界的行规。

我随手翻了翻它最近的内容。符合资讯定义的，可能一半，而且，“近日”、“某大学”这种也是应该尽力避免的。

从这个角度说，它其实不是资讯号，而是一个包含部分资讯的流量号。

第二个，请问，在引用的时候，是否注明了出处？

我以前工作的时候，如果摘录别家媒体的，都得加“据新华社报道”“来自新闻晨报的消息说”，一方面是尊重原创，另一方面也能通过注明来源明晰责任。不是我干的，不能装作是我干的。就算是电视台放个手机拍的火灾现场，字幕都会打上“来源：目击者王先生”。如果别人注明了转载需授权，从道理上来讲，哪怕是传统媒体，也应该去联络一下。

请问，四川观察车载斗量的视频，右上角加上水印的视频，都是自己拍来的、得到对方“去来源授权”的吗？

第三个，请问，在到处扒拉这些热门视频的时候，有没有做好验证？

好，就算四川观察属于“综合类”，就算内容的版权都没有问题，有一个随时可以调用的热门无版权视频爬虫系统，那这些视频的真实性是否会得到有效验证？

可能没想的那么严格。我举两个“四川观察观察上海”的案例：

就拿上面这一条来说，抓取的就是远方车主的拍摄与猜测，而事实是，压根没有油罐车爆炸，而是一辆运输车在发生了燃烧——在发布之前，没有人和当地的消防部门核实过，标签就成了油罐车，字幕就成了爆炸。

而在此前台风黑格比过境的时候，四川观察发布了一条“上海公交车变潜艇”的视频，外地朋友纷纷感叹“哇上海积水那么严重啊”，其实那条视频来自一年前台风利奇马过境的时候——同样是营销号张冠李戴获得了流量，四川观察“果断”收入囊中。

四川观察观察上海的内容不多，一个月里就能出现这么两个，那其他省市或者国家是不是也同样“幸运”，也可想而知。

第四，请问，当出现事实差错的时候，有没有得到处理？

说实话，像上面这俩错误，在我以前工作的时候，停岗三个月都是轻的。第二天肯定要发更正声明，全部门肯定要开会整改，当事人的检讨都可能会贴在墙上。

但不知道为啥，一说这是“融媒体转型”就毛事儿没有了。大不了删了嘛。好像转型就是差错的挡箭牌。

虽然我离开传统媒体好多年了，但好歹也曾是老一代新闻人。有些规矩，是每一代人都不敢逾越的，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底线。当年稍有动摇，就会被各路老师耳提面命，从教训讲到使命，搞得我们也很有使命感。但现在，因为“融媒体转型”，这些规矩居然就可以被扔掉了。

说实在的，很难想通。

3

想不通的还有理念。

在讲述“先进理念”时，四川观察的说法是“老百姓喜欢看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各种官方融媒体号纷纷表示“值得学习”。我实在不知道哪里值得学习。

这句话所有做营销号的公司都会说，所有标题党都会说，管理部门消灭的咪蒙、HUGO、许许多多百度头条的做号党都会说。

当初批评这些号的时候，你们说舆论“不能只有迎合，而需要引导”，等到你们自己做的时候，“迎合”倒成为“先进经验”了。

我们心里都知道，如果致力于生产“老百姓喜欢看的东西”，致力于“下沉”，那内容的归宿是什么。老百姓喜欢中或最赢，所以哪怕没有最赢，我们也可以编个最赢；老百姓喜欢财务自由，所以哪怕没有成功捷径，我们也可以编条捷径；老百姓喜欢一惊一乍，所以哪怕事情平淡无奇，我们也可以加上一堆感叹号……

没身份的小编做这些事情就是乱象，有身份的官媒做这些事情就是创新，这个融媒体转型的底层逻辑肯定不对。

可能大家会觉得我“言重了”。

其实一点儿也不言重。

在春季的时候，我写过一篇《三线机构的权重威力》，头疼的就是大量地方融媒体化身营销号，成为了假新闻的“先锋”，群里的亲戚奉若至宝，投诉举报也回应寥寥。以前我还能说，“营销号炮制的”，现在亲戚会说，“是官媒发布的”。

几个月过去了，问题依旧。就像这个前几天被辟谣的“张宏民潦倒”事件：

那个“驰新闻”，是泰州日报的融媒体产品。当我们疑惑它的“新闻五要素”时，它恐怕正为高达55万的点赞数窃喜。

也许，他们的目标和向往，正是被称为标杆的“四川观察”。

4

也许还有人说，这是为了“商业变现”，属于传统媒体的“自救”。

得了吧。一万流量粉，比不上十个铁粉。缺乏人设，没有定位，用户分散，再漂亮的数据在商业层面都是虚的。

受众是男是女？在哪个城市？有什么喜好？消费习惯是什么？年龄多大？一个四处观察、四处搬运的号根本没办法回答。

带货翻车，也在意料之中。

摘自公众号“姜茶茶”

从商业逻辑上说，还不如做一个“四川火锅观察”，今天涮牛肚，明天涮黄辣丁，然后卖卖火锅底料。

你突然蹦出来两个人卖东西，观众根本没办法把他们和“四川观察”划等号，转化率打死也上不去。

这种“流量巨大，画像随机”的号，商业变现的途径往往是“报道负面，收保护费”——但那属于乱象里的乱象了，真这么干，老台长推开棺材板也得跳起来。

5

商业定位不合理，内容定位也不合理，我很难想象它能成为一个合理的样本。

事实上，让老百姓从四川观察里去看中国、看世界，本身就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如果全国各地的融媒体都这么干，那最后生产出来的，必然是一模一样的信息。标题党大行其道，感叹号铺天盖地，当年营销号被诟病的内容，换了个权威的主体再现人间。

打击标题党，限制营销号，不是让官媒的融媒体转型去这样补缺的，而是让大家去提升整个内容环境的。本土不立足，原创不尊重，追求跑量搬运，这些事儿农村里做号村的大妈几年前就在干了，根本不是什么新做法、新经验。

“老百姓喜欢”，总得有个前提。把我前面几个问题回答掉，总应该是个前提。

流量这东西，可能在汇报工作的时候管用。但如果只有流量管用——

那我觉得，所谓的融媒体转型，无非是在驱逐了一阵市场上的“劣币”之后，自己变成了劣币。

来源：微信公众号—记者编辑圈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AKiNjvSiFn4h61weYTe_Zw

编辑：宋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