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管理案例集锦

刘海明

【案例】

1986年夏：新闻改革的一个重要章节

作者：张持坚      时间：2010-11-01   来源：《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

	不到一月，三次吹风　　1986年夏天，阅读党报党刊的人们会感觉得到，有一股呼唤新闻改革的清风扑面而来——8月14日新华社播发通稿，题目是“‘报纸会议消息多而枯燥，我们不爱看’读者的意见引起报纸总编辑们的关注”。《人民日报》15日在头版刊登，全国各省市的党委机关报也都刊于醒目位置。稿件在列举了一些报纸统计的平均每月会议消息少则四五十条，多则七八十条的情况后，写道：“有些会议读者很关心，会议精神对面上工作也有普遍指导意义，报纸应该发消息。可是，有相当多的部门召开的会议，是纯业务性的，发了消息也没有多少人看。但主管部门总是说：‘发个消息吧，登报了，说明我们干工作了嘛!”’稿件接着写道：读者对此所以不满意，因为他们看报是为了获取更多的有价值的信息。中宣部副部长腾藤认为读者意见有道理。他说，报上消息多而枯燥的现象非改不可;要改，各级党委要支持，报社自身也要努力，对重要的会议，报社不仅要发消息，而且要精心写作，对确实没有新闻价值的会议消息，报社有权不发——这叫做按新闻规律办报。　　隔了3天，8月19日，《人民日报》又在头版刊发消息——为引人关注，做了三行标题，眉题是：总编辑们深感报纸宣传不适应形势;主题是：办好报纸希望在于新闻改革;副题是：增加信息量，扩大报道面，鼓舞读者投身改革洪流。第二天各省市党报纷纷转载。消息的导语是这样写的：全国三十几位省市报社总编辑普遍对自己的报纸不够满意，感到与宣传改革、开放的形势还不适应，大家把办好报纸的希望寄予新闻改革。　　20天后，9月8日出版的、由新华社主办的《瞭望》杂志用两页篇幅刊发了“适应改革需要新闻必须改革”的文章。　　接二连三的信息，不仅在新闻界引起热烈反响，在其他行业和社会上也引起广泛关注。　　这些信息，均来自哈尔滨松花江畔友谊宫宾馆的一间会议室，中宣部在这里召开了“全国省报总编辑座谈会”。作为采访这次会议的新华社记者，这些信息都是我发出的。　　这次会议是经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分管宣传工作的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同意召开的。当时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正在逐步推进，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又连续提出意见，作为促进改革重要力量的党报怎样进一步发挥作用，成了高层关注的议题，同样也是新闻工作者必须回答的课题。　　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中央和省市党报的总编辑们没在一起开过会。这些都是敏锐之人，其中不乏老资格的新闻界前辈，如《文汇报》老总马达、《人民日报》副总陆超祺等，对于形势和责任他们了然于胸，因此对此时此刻中宣部的召集，都格外珍视，也深感责任之重，个个开动脑筋，畅所欲言，议论风生。　　对成绩，总编辑们同意中宣部新闻局局长钟沛璋的归纳，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闻工作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可称之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新闻事业发展的最好时期。　　然而，他们更多的是“不满意”，新闻改革必须深入下去。　　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要加强，也要改善　　党如何加强和改善对新闻工作的领导，如何按照新闻工作的规律、而不是单纯地用行政手段来领导，这是总编辑们集中议论的首要问题。他们认为，党毫无疑问要加强对新闻工作的领导，问题是如何更好地领导、科学地领导。　　解放日报老总说，党对新闻的领导，实质上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新闻政策是什么，党的新闻体制、结构、布局是什么，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进展不大。原因一是有禁区，涉及敏感问题不少，有些问题难度很大;二是理论准备不足，理论应该走在实践的前面，可现在理论问题没有解决，许多问题仍扯不清;三是新闻改革不是独立的，涉及民主生活、政治生活，民主化进程等等。同时，感到新闻改革有紧迫性。长期以来党委对报纸的考虑基本上是政治需要和工作需要，而不大考虑新闻价值、新闻规律。报纸主要功能是什么?一种认为是党的宣传工具，一种认为首先是传播新闻信息的一个实体。我们在实践中感到，报纸首要还是传播新闻。举个例子，国际上的重要事情国外报纸都在头版突出报、连续报，而我们不仅上不了头版，报的也很简单，上头版的往往是一个厂、一个街道的事。相比国际上的重要新闻和一个厂、一个街道的事，读者对哪个更感兴趣呢?答案是不用说的。可为什么读者感兴趣的新闻上不了主要版面呢?这样办报符合新闻规律吗?　　《黑龙江日报》老总认为，上级党委在领导党报的过程中，行政意识和政治意识过强，而文化意识过弱。党报有政治属性，但作为报纸又有其文化属性，在重视政治属性的同时，不能忽视文化属性。同时，现在是改革年代，如何领导好党报还应有改革意识，把它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来考虑，以形成比较开放的传播信息的格局，使舆论进一步走向民主化。　　《辽宁日报》老总的看法是，新闻工作需要有个宽松的环境，办报人自己思想很紧，整天提心吊胆，怕捅娄子、怕犯纪律，怎么能宣传和创造生动活泼的局面呢?各行各业都有风险，办报是风险最大的，这可不行。同时，要允许办报的人犯错误，允许有失误，他们不是神仙，应该相信新闻工作者，上面若给报社宽松的环境，报社会发挥主观能动性，会更慎重地把好关。　　《文汇报》老总指出，对新闻统得过多、过死，一定要改。比如人民币贬值不能报，结果造成群众逆反心理，贬值登出来有什么不好?无“疏”又何来“导”呢?他还说，对报社干涉多，哪个部门都来指责报社，实质上是政治生活不正常的表现。　　与会人员还对“党报是党和人民的喉舌”进行了探讨。因为从理论上讲它们是一致的，可实际上要做到一致不容易，往往重“党”而轻“民”，甚至还有好多“民”在我们的视野之外。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报纸上来自上面的声音多，来自群众、基层和专家的声音少;统一的声音多，不同观点、不同学派和流派的声音少，讨论和争论的声音更少;自上而下灌输多，自下而上的反馈和意见少。《新华日报》老总说，要讲真话，把事实告诉群众，也要让群众说话，否则掩盖矛盾，搞愚民政策，不是社会主义的新闻规律。　　批评报道少、批评报道难，也是大家热议的一个话题。老总们分析说，批评报道难，主要难在上头。有的领导怕批评报道影响安定团结;有的领导认为批评了他分管的工作，是在他的脸上抹黑;有的领导觉得有问题在内部讲，不要弄到报纸上去“扩大”负面影响等等。《吉林日报》老总回顾说，报纸发表批评报道后总会受到批评，而没有受到过表扬。实际上报纸批评很有用，群众反映很好，对改进工作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党委之所以对新闻管得多、管得细，规定“这个不能报，那个不能报”，“这个这样报，那个那样报”，主要是觉得新闻敏感，影响面广，怕捅娄子。总编辑们说，由于种种原因，报纸确实捅过娄子，给实际工作造成被动。但是靠上头“管住”、“管死”，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让报纸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才能少捅娄子，不捅大的娄子。当然，对“娄子”也要持辩证的观点，不能有点什么事就说捅了“大娄子”，要相信读者和社会的承受能力;而有的“娄子”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用陈旧的观念看是“娄子”，用改革开放的意识看，很可能是创新探索之举。总之，党对报纸的领导应该是方针政策的领导，方向性的领导，而不是管具体的事，该由总编辑做的事要让总编辑去做。　　解开自我束缚的绳索　　总编辑们集中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新闻战线如何“自我解放”，从习以为常的束缚自己手脚的做法里摆脱出来。当然之所以会“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和一系列政治运动对新闻界的打击和影响有关，和上面管得过严、过细有关，但也不可否认，和新闻工作者的思想观念不够解放有关，和没能紧紧地跟上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有关。大家的共识是，在当前新的时代，新闻界自我解放的潜力很大，空间广阔;新闻界在要求党和政府按新闻规律领导和管理新闻工作的同时，自身首先要按新闻规律办好报纸。　　从哪些方面人手呢?　　从抓新闻人手。没有新闻，或没有吸引读者关注的新闻，版面上基本都是工作和业务性的信息——这几成党报的惯例，也是读者对报纸最不满意的地方。《人民日报》老总带到会上一份调查，通过对1978年12月到1981年4月刊发的8000多条经济新闻的分析，真正有新闻价值的只占4.3%;读者对《人民日报》的反映是，评论有人看，批评报道有人看，国际新闻有人看，其他则少有人问津。他还评说，新华社虽然每天发稿很多，但能被报纸选用的不多，因为真正有新闻价值的少，有新闻价值又有宣传价值的更少，大量的是既无新闻价值又无宣传价值。　　抓时效。新闻的时效性很强，可好几位老总都抱怨说，我们的新闻经常是“马后炮”，甚至“比马后炮还马后炮”，好像新闻晚几天发没有什么关系似的。更有一种看法，认为抢新闻是资产阶级的一套，我们不要学他们。其实在这方面我们远不如人家。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出口转内销”的怪事也时有发生，国内的事海外报纸先报道，我们再见报。　　加强解析性报道。《文汇报》老总说，我们有个毛病，上面讲一句话，传达到下面还是这一句话，报纸做得也不好，不作内涵分析，即使分析也很有限，这怎么行?表面看，“原原本本”传达好像是最负责任，实质上是当传声筒，没做事情，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报纸是面向大众的，有释疑解惑的功能，读者也有这个需求。当然，不作解析也有怕说不好，怕承担责任的顾虑。这就要求新闻工作者提高职业素养和工作水准;同时也要有宽松的环境，让他们敢于去做;还要认识到解析报道不是“一次性”的，要连续做，以逐步修正、深化和完善。　　要敢于创新。《沈阳日报》老总说，今年开人代会，就找出去年的报纸版面来对，照猫画虎，觉得这样稳当，不易出事，类似这样的观念和做法不改怎么了得!时事在变，而你“以不变应万变”，那新闻的“新”在哪里，新闻和报纸的生命力在哪里?　　增加信息量。一些老总说，这些年涌现出了一些小报、包括大报的周末版受到读者欢迎，分析“小报热，大报冷”的原因，主要是小报信息丰富，有看头。但也有一些党报工作人员看不起小报，认为小报的信息档次不高，缺少政治价值、宣传价值。对此，《南方日报》老总形象地说，党报改革要放下架子，“脱下中山装”，真正把读者放在心里，把自己摆在读者之中，向读者传播他们需要的信息，使他们对报纸产生更大的兴趣，从而提高阅读率，否则依然是“官办，官订，官看”，群众不爱看党报的现象仍难改变。　　继续清除“假、大、空”对新闻界的影响。改革开放的时代，一切都在探索、发展和变化之中，新闻报道务要与之相适应，坚持实事求是，切忌“求全”，切忌把话说满、说死。　　“解铃还需系铃人”。新闻需要改革的地方很多，要将改革引向深入，新闻工作者自身的思想解放是重要的基础。总编辑们表示，要强化“自我解放”、“从自我做起”的理念，喊响这个口号。　　读报观念也要更新，　　“更新读报观念，不要把党报的报道都认为是党的声音”——这是总编辑们集中讨论的第三个问题。　　长期以来，我们的读者形成了一个概念：报纸上的文章都是传达党的指示的，因此要学要用，要当做思想指南和行动依据。总编辑们认为，这种读报观念不更新，也会束缚新闻工作者的手脚，制约新闻改革的开展。我们的报纸是党领导的，报上的内容总体上是根据党的指示精神采写和编排的，有的则是直接传达党的指示，但这并不表明篇篇文章都代表党说话，因为报纸还要反映不同层次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不能要求这些内容都在传达党的指示精神，也不能要求所有创造的经验都必须推广执行。办报人并非圣人，报纸每天出好几万字，登几十篇文章，不能要求一点差错都不出，更不能要求篇篇字字都反映党的声音。此外，报纸上出现一些不同观点、不同看法的文章也要允许，不要动不动戴政治帽子，因为好多事情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定论的，应该展开讨论和争鸣，各执一词也是正常的，读者不要觉得不好理解。报纸毕竟不是党中央文件，也不具有法定的“权威”性质。读者如这样来看待报纸，就为报社创造了有利于改革的宽松气氛。　　审慎前行　　这些长期耕耘在新闻战线的老总们，深知新闻改革不是件容易的事，它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和政府体制改革又密切相关，涉及政治生活、民主生活、民主化进程等等，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单枪匹马”地“独进”;但是，新闻改革又有紧迫性，否则对改革开放大局的推进不利。老总们决定在前些年的基础上，进一步从自我思想的解放做起，从内部改革做起，从报纸的内容改进做起，扎扎实实地往前走，以取得上级党委和广大读者的支持。　　钟沛璋对大家的讨论作了提炼，提出要实现5个转变：变单向为双向，把上对下指导，与下对上监督结合起来;变单功能为全功能，既重视宣传功能，也重视报纸的其他功能;变封闭型为开放型;变指令型为服务型;变灌输方式为交流方式。大家觉得切合实际，也有一定的前瞻性。　　主持座谈会的中宣部副部长腾藤，对会议成果作了积极评价。他从国家科委副主任任上调中宣部时间不长，分管新闻。1951年清华大学毕业后他赴苏留学，回国后在清华大学任教，后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再到国家科委工作。他说，他是宣传战线的新兵，作为报纸的热心读者和大家一起讨论。他介绍说，会前曾就改革怎么宣传，新闻怎么改革向启立请示。启立说，耀邦对此也很有想法。小平已连续发表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明确提出在某些方面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现在政治体制改革已成了理论界、思想界的热闹话题。但不能刮风，不能急，急了不好，要采取慎重的态度，扎扎实实往前走。新闻改革也是这样，步子要稳。　　接着，他指出，新闻改革的目的是为了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要求，更好地服务于、服从于党的总目标、总任务。在当前，就要很好地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是否服务得好，是衡量新闻改革搞得好不好的根本标准。他说，由于新旧体制交替，改革很艰巨，对改革宣传的任务也很重，不能太急，也不能片面，许多改革措施各有利弊，宣传上简单化不行，要抓住改革的每一步做好舆论工作，以提高群众的承受能力，新闻界肩上的担子很重。　　他说他很赞同《贵州日报》总编辑刘学珠说的“自我解放，余地很大”这句话。几十年来新闻工作者确实有把自己造成的模式当菩萨拜的现象，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应该大胆破除旧框框，破了旧框框，新闻改革的天地就广阔了。他鼓励大家，在不违反四项基本原则、不违反党报性质的前提下，放手大胆去改革、去探索，各报可以比一比，看谁改得更好些。他还说，他赞成《新华日报》副总编辑金清中提出的看法，报纸上登什么不登什么，这个权应该归编委或总编辑，报社领导有取舍新闻的权力。现在报上会议报道太多、文件报道太多，真正可读的、有新闻价值的信息太少。对于这种状况，不仅读者有意见，耀邦、启立等中央领导同志也不赞成。什么新闻可以登头版头条，什么东西可以不登，这些事完全可以靠报社自己来定。对于各级党委加强和改善对党报领导的问题，他推崇一些做得比较好的省委的做法：即既关心，支持，又放手，同时加以必要的领导。　　这次全国省报总编辑座谈会的信息传开后，在引起热烈反响的同时，也有争议，有不同的看法，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也不尽统一。作为“当事人”，我自然很关心，隐约听到一些，心想：或许有些人觉得会上有些议论激进了、超前了?老总们的有些“诉求”“过”了?但不管怎么样，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为了推进改革开放，新闻单位还是积极而又审慎地从自我做起进行着新闻改革，哪怕是点点滴滴——版面的调整、会议新闻写作的改进和信息量的增加……总之，在努力地往前走。　　作为新闻改革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章节，那次座谈会留在了史册里，也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抚今追昔，二十多年前老总们在哈尔滨松花江畔的谈笑风生，常常会浮现在眼前……

http://www.hybsl.cn/beijingcankao/beijingfenxi/2010-11-01/23227.html

刘海明

【案例】
曹旭刚：“新年献词”何以成为公共事件
2013年01月06日11:54  华商网-华商报 微博 我有话说(135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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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伊始，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在网络上持续发酵，随着网络广泛传播以及环球时报等媒体的相关评论，此事无疑已成为2013年度的第一公共事件。
　　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已久有传统。虽则只是一家媒体在新一年里，基于价值立场和情怀的言说，但事实上已成为一个公共言说平台。从1998年新年献词中的"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到2006年的"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都重"，以及2012年的"像一束光簇拥另一束光"，这种带着诗意和悲悯情怀的言说，曾伴随着南方周末一纸风行的年华，进入到很多人的心里。
　　平心而论，这些献词延续的是一种中国文人的议政传统，表达的是对国家建言、关切民众福祉的一种情怀。也因此成为中国知识界和传媒界的一个独特现象。或许正因如此，所以2013年其包含新闻献词的版面，在编辑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主管者篡改，并发生一些致命的文字硬伤，会引起该报人士及读者的大范围批评。
　　正如环球时报1月4日的评论所言："《南方周末》的这件事，是媒体管理模式遇到挑战的突出例子。这种挑战其实一直在积累。"今日之中国，媒体接受宣传部门的管理与指导，是有着深刻历史背景的现实，但也能看到，其实这种管理并非没有相关的规范。《报纸出版管理规定》第五条就规定，"报纸出版单位负责报纸的编辑、出版等报纸出版活动。报纸出版单位合法的出版活动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干扰、阻止、破坏报纸的出版"。
　　近年来，由于转型时代的到来，利益纠葛的复杂多元，宣传主管部门在管理媒体问题上，遭遇了越来越多的挑战，可是，情况越是复杂，越是需要管理部门开动脑筋，积极探索科学而有效的管理模式，因为只有管理尊重科学，尊重传媒规律，才能最大程度地履行好管理指导职能，才能让媒体为社会进步承担应有的责任。
　　胡锦涛、习近平、李长春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曾经不止一次强调，领导干部要善用媒体、善管媒体、善待媒体，要尊重新闻舆论的传播规律，正确引导社会舆论。中央领导同志为何不断强调如何管理媒体？就是因为，在现今的形势之下，媒体管理是一项意义重大而又深具挑战的重要命题。甚或可以说，如何对待媒体，也在某种程度上，昭示着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与执政水平。
　　当然，没有人天生就是专家，尤其是手握权力的官员，在日新月异的时代背景中，尤需时刻保有一颗谦虚谨慎的心，尤需一种不断学习、不断总结经验得失的态度。到底该如何对待媒体？面对这个宏大的问题，是不可能有现成答案的，所以，在没有把握管好的情况下，务必要有所节制。
　　无疑，舆论与广东相关主管部门的冲突，反映出了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即，我们的媒体管理思维，已到了亟待改革的关键时刻。正如1月5日新华时评中所说："问题是时代的声音，而刻意回避问题也恰恰是改革攻坚期我们所遇到的一大难题。比鸵鸟更甚之的是，将头埋进沙子后还用公权力恫吓和压制私权利，造成问题扩大化。改革就要直面问题，改革就是解决问题。"南方周末献词事件的发生，也正说明我们已无法回避真正的改革。
　　还需要重申的是，媒体不是洪水猛兽，类似《南方周末》这样的媒体，或许有时候所说所言，对某些领导干部而言，会有些刺耳，但是，"忠言逆耳利于行"，媒体行使的是宪法赋予的批评权，这个国家的点滴进步，离不开媒体富有善意的批评和建议。有鉴于此，无论如何艰难，相关管理部门，都必须努力探索出一条符合时代要求的媒体管理道路，都必须用"海纳百川"的心态，来对待媒体的工作。
　　希望此番"献词"风波，能让包括主管部门、媒体在内的全社会，都有所启迪。只有拥有一个良好的媒体生态和一个包容开放的舆论氛围，我们的国家，才能在"中国梦"的践行道路上，行走的更加稳健。
　　曹旭刚

http://news.sina.com.cn/pl/2013-01-06/115425966362.shtml

刘海明

【案例】
@羅世宏
大陸新聞自由問題在缺乏政治改革和制度創新的條件下，是很難得到保障的。過去國民黨文化工作會(文工會)扮演的就是共黨宣傳部官員的角色，負責媒體的言論審查的工作，但在民主化後，已經合宜地退出了歷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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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分鐘前來自新浪微博

刘海明

【案例】
ECO中文网
【媒体监管】英国报纸享有很大自由，所受的控制远低于广播。广播必须遵循公例，且由一个有权吊销其经营执照的半官方机构规范管理。英国报刊投诉委员会严格意义上讲并非监管机构，只是自我监管。据“自由之家”调查显示，最具新闻自由的25个国家中有21个推行自我监管制度。http://t.cn/zOzxd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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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分鐘前 來自专业版微博



Guarding the guardians监管机构

The phone-hacking scandal has led to calls for stricter press regulation. Publishers are scrambling for a solution before one is imposed on them
手机黑客丑闻引发严肃监管的呼声；出版商争先恐后想办法以防被强加监管措施。
Feb 4th 2012 | from the print edition Tweet

THE press, everybody agreed, was out of control. Pushy photographers were making people’s lives miserable. Newspapers had got hold of, and printed, private phone conversations. Politicians declared that something must be done. There should be an inquiry, led by an eminent barrister. The institutions that had failed to control the press should be swept away and replaced with a more muscular body.
新闻界的无序失控是众人皆知的。爱出风头的摄影师让他人的生活苦不堪言；报纸获取并印刷私人电话内容让人欲哭无泪。政客宣称对此必须采取行动，譬如由杰出的大律师率队调查新闻领域，本应控制媒体言论的机构因失职而将被更强势的团体所取代。

That was two decades ago. One of the intercepted phone calls was between Prince Charles and his future wife, Camilla Parker-Bowles. The eminent lawyer was Sir David Calcutt. And the body he created to rein in the newspapers was the Press Complaints Commission (PCC), a tougher version of a predecessor which had been around since the 1950s. This outfit, which would hear gripes about misbehaviour by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contained a mixture of lay members and editors. Calcutt hoped that it would be robust enough that Parliament would not have to pass a law regulating the press.
二十年前，查尔斯王子和他未来的妻子卡米拉·帕克-鲍尔斯之间的电话被截获。当时由知名律师大卫·加尔吉爵士受理此案。20世纪50年代建设的遏制传媒无限言论的机构是加尔吉创造的英国报刊投诉委员会（PCC）的前身。PCC专门接收针对报纸和杂志的抱怨，人员配置由媒体业外人士和专业编辑混合而成。加尔吉期望这一机构足以规范管理新闻界，而无需议会再通过专项法律。

That hope has died. Far worse behaviour has come to light, beginning with revelations of phone-hacking at the News of the World on such a scale, and of such unscrupulousness, that the newspaper was quickly closed. Since November an inquiry led by Lord Justice Leveson, an appeal-court judge, has heard from over 50 victims of media mistreatment. Some of their stories have been funny—one trade unionist described an undercover journalist rooting around in dustbins like “Top Cat”, a cartoon character. Other stories, of private medical records stolen and family members viciously harassed, have been awful.

然而加尔吉的期望破产了。传媒比先前更甚的行为浮出水面。由于不择手段的大规模窃听丑闻被披露，新闻国际公司很快倒闭了。自去年11月法院大法官布莱恩里弗森率队调查新闻刊物以来，已经受理50多名因受媒体涉嫌违法行为困扰的受害者申诉。其中有些故事很是滑稽，一名工会受害者描述说，有卧底记者以卡通“猫老大”垃圾箱的形象在各地获取新闻素材。其他诸如盗取私人医疗记录，恶意骚扰家庭成员等更粗暴行为时有发生。

Lord Justice Leveson will not report until the autumn, but it is already clear that a two-decades-old system of self-regulation will be overturned. Lord Hunt, who recently took charge at the PCC, admitted on January 31st that it was too weak. He outlined a voluntary deal between newspapers which would give a new body powers to seize records and documents and summon journalists for questioning. A sceptical response from the judge suggests he is not convinced this is enough.
虽然里弗森大法官将于今年秋季才提交媒体体制改革报告，但是英国新闻界二十年的自我调节系统被推翻已在所难免。最新的英国报刊投诉委员会（PCC）负责人亨特勋爵于1月31日承认了其体制的脆弱，他同时提意出报社应自行成立一个新机构，即一个有权掌控媒体纪录及文件，并传召记者问话的机构。然而在里弗森大法官反馈中体现的怀疑态度则显示，新机构仅此并不能有效控制媒体言论。

Scoops without the scandal
不夹杂丑闻的独家新闻
British newspapers enjoy a good deal of freedom. They are far less controlled than broadcasters, which must abide by impartiality rules and are regulated by a quango that can remove their licences. The PCC, which is not a regulator in the strict sense, has been emulated in many countries, from Bosnia to the Caribbean. Fully 21 out of the 25 countries with the highest standards of press freedom practise some kind of self-regulation, according to Freedom House, a research outfit.
英国报纸享有很大自由，所受的控制远低于广播。广播必须遵循公例，且由一个有权吊销其经营执照的半官方机构规范管理。英国报刊投诉委员会（PCC），严格意义上讲并非监管机构，只是自我监管，然而，从波斯尼亚到加勒比，却有许多国家效仿。据名为“自由之家”的研究机构的调查显示，最具新闻自由的25个国家中有21个推行自我监管制度。






倒退：英国报纸每日平均发行量

The prospect of tighter control has spooked a struggling industry. Publishers face strong competition for readers and advertisers from the internet. Daily newspaper circulation in Britain is declining (see chart) although some are faring better online. A few Sunday newspapers are growing only because the closure of the News of the World has allowed rivals to snap up readers. Tabloids have stepped up the production of scoops about celebrities to maintain an edge against online rivals like Popbitch and gossip magazines like Heat (Lord Justice Leveson confessed to being a regular reader of neither).
监管严厉的前景震慑着苦苦挣扎的新闻业。出版商面临与互联网抢夺读者和广告商的激烈竞争。尽管某些在线版经营良好，英国报纸每日平均发行量仍在下降（见上图）。几家周末报纸销量增长也尽是因为世界各地新闻报业倒闭后其读者选择其他报社。小报则是靠加紧挖掘名人的花边消息与网上对手Popbitch（注：英国八卦网站）及八卦杂志《热点》（里弗森大法官称此二者他都不常阅读）抗衡。

One way of strong-arming the press to behave better would be a privacy law like the one operating in France, which proscribes intrusion into the lives of public figures. A law has gradually emerged in Britain thanks to Article 8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which protects the right to private and family life. Some victims of phone-hacking, including Hugh Grant, an actor who has helped to expose the scale of the practice, favour a French-style law. But Lord Justice Leveson appears not to, and politicians are similarly cautious.
让媒体守规矩的一种强硬方法便是像法国一样，通过一条禁止侵入公众人物隐私生活的法律。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使得保护私人和家庭生活的法令逐渐在英国出现。一些手机遭黑客的受害者，包括协助揭露此行为的演员休·格兰特，倾向于支持这一法式条例。里弗森大法官则不然，政治家们也抱同样谨慎态度。

Nor does it seem likely that the British press will end up under the thumb of a government regulator. Lord Justice Judge, the head of the judiciary who appointed Lord Justice Leveson, said at the outset that independence of the press is “a constitutional necessity”. The press would fiercely oppose direct political oversight.
英国媒体直接由政府监管似乎也不实际。任命里弗森大法官的首席大法官从一开始就阐明新闻界的独立是“宪法的必要”。媒体也必将激烈反对直接的政府监督。

That means the inquiry’s final moves are set to take place in a few squares of the chessboard. Lord Justice Leveson will probably propose a tougher regulator that is independent both of the press and of the government. Media groups are jostling over whether this needs to be sealed in law or could be achieved by the newspapers agreeing to stick to the arrangement. They, and Lord Justice Leveson, must solve what is known as the “Desmond problem”—a reference to Richard Desmond, owner of the Daily Star and the Daily Express, who has refused to join the PCC.
这意味着调查的结果也不过几种方案。里弗森大法官可能提出建立一个独立于新闻和政府的更为强硬的调节机构。媒体自身仍在法律或监管的问题上争论不下，订立新法律条令是否必要，或是报社间达成监管共识即可。同时，他们还要与里弗森大法官一同解决“德斯蒙德问题”——指查德·德斯蒙德，拒绝加入报刊投诉委员会（PCC）的“每日星报”和“每日快报”老板。

Some industry leaders argue that the system of self-regulation is acquiring teeth as scrutiny grows. “An adjudication against you would be seen as a black mark in the wake of what has happened,” says Peter Wright, editor of the mid-market Mail on Sunday. James Harding, editor of the Times, worries that any act of Parliament setting up a regulator would mean politicians looming over the press. His paper is an “implacable opponent of government oversight—direct or indirect”.
一些新闻界领导者认为，自律制度随审核的逐步严格而全副武装。占据中间市场的“星期日邮报”编辑彼得·怀特说，“对于觉醒的大众，一切针对你报社的审查都会被视为污点”。“泰晤士报”编辑詹姆斯·哈丁担心国会设立的任何监管机构都将导致政治家插手新闻，他的报纸“与政府监督，不论直接或间接，不共戴天”。

Behind the scenes, however, negotiating positions are more flexible. In return for preserving self-regulation, a number of editors quietly concede there might be fewer of their number, if any, on an oversight body. What one editor calls a “PCC-plus” cannot look simply like the old version with a new nameplate.
然而，幕后谈判时，编辑们的立场就更显灵活。为维护自我监管的机制，一些编辑默认将在新监督机构的人员配置中降低编辑所占比重。毕竟被编辑称为“PCC升级版”的新监督机构不能只是换汤不换药。

Government ministers have floated possible press-taming models borrowed from other professions. David Cameron, the prime minister, has cited the Advertising Standards Authority (ASA), an industry-financed body with official regulators in the background, as a possible model. But the ASA is only patchily effective: Chris Goodall of Enders Analysis, a media research company, notes that budget airlines are frequently told to amend their adverts only to sin again. Others have pointed to professional bodies representing doctors and lawyers, which can strike off misbehaving members. But the idea of licensing journalists seems hostile to traditions of free speech.
政府也提出了从其他行业借鉴的可用于驯服传媒的模型。戴维·卡梅伦首相将广告标准管理局（ASA）引作一个可行的模型。ASA具有官方背景，负责监管行业资金，但其监管也仅是部分有效：市场研究公司Enders Analysis分析师克里斯·古道尔称，廉价航空公司的广告只有遭指控时方会修改，否则仍我行我素。也有人提议效仿医生和律师的专业团体，剔除行为不端的成员。但给记者分发等级牌照似乎有违言论自由的传统。

Two foreign models are taken more seriously. One comes from Sweden, which combines privacy protections for ordinary folk with a far stronger defence of journalism in the public interest. That is more restrictive than it sounds, despite high ratings for press freedom. A row broke out when a newspaper published details of the suspected killer of Anna Lindh, the foreign minister, in 2003. Scandinavia’s newspapers are heavily subsidised, so they are more reliant on the state’s largesse and approval than Fleet Street would aspire to be.
另两个外国模式更为可靠。第一个来自瑞典，将保护个人普通隐私权与捍卫自身新闻形象的权利作为限制媒体的出版内容。这项条令看似普通实则严苛，譬如2003年一家报社刊登的有关杀害外交大臣安娜·林德疑犯的文章之所以倍受争议便是因此。尽管如此，新闻自由的评分仍很高。但与英国传媒不同的是，斯堪的纳维亚的报纸因普遍接受大量政府津贴，而更依赖于国家认可的监管。

A more popular model comes from Ireland, which has a press ombudsman recognised by parliament who works alongside its press council. John Horgan, the incumbent, describes the result as “independent regulation, rather than self-regulation”. The ombudsman can make recommendations for settlements when complaints are brought about breaches of privacy or defamation. The council, which has no serving editors on it, rarely overturns these.
第二个更为可行的模式来自爱尔兰，由议会指派报社监督专员同报业理事会一起工作。现任约翰·霍根将其成效描述为“独立监管，而非自我监管”。监督专员在处理与隐私或诽谤相关的投诉时提出建议。报业理事会（无在职编辑）对此多持支持态度。

Alan Rusbridger, the Guardian’s editor, has hinted he might support such a solution. Paul Dacre, editor of the Daily Mail and a vehement foe of external regulation, has also said he would back an ombudsman with the power to investigate wrongdoing as the price of resisting statutory meddling. Tellingly, the PCC refusenik Mr Desmond has signed up to the Irish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the Irish Daily Star, a joint venture of which he owns half.
“卫报”编辑艾伦·罗斯布里奇曾暗示他可能支持爱尔兰方案。强烈反对外部监管的“每日邮报”编辑保罗·达克雷也表示，他将以支持赋予监督专员监管权，抵御法律介入。引人关注的是，抗拒PCC的德斯蒙德为与他合资的爱尔兰版“每日星报”签署同意了爱尔兰监管模式。

Press媒体

Yet obstacles stand in the way of this emerging consensus. Lord Justice Leveson has pointed out that industry-led reforms tend to slip over the years. Any new framework cannot just deal with paper products, but must take account of the fact that information often reaches the public through social networks and blogs. The internet tends to resist regulation even more strongly than the press does.
然而这个新兴的共识也面临障碍。里弗森大法官指出，以工业为导向的改革往往在几年后就没有效力。任何新框架都不能仅考虑纸制品传播，而要考虑到更多的信息其实是由社交网络和博客传递给公众的。互联网甚至比媒体更强烈的抵制监管。

That leaves a few possible methods of persuading publishers to join a tougher regulator. The first is threatening to remove the current tax exemption for newspapers, which do not pay the usual levy of 20% on goods and services. Another incentive that has been floated is a “quality mark” for press and online publishers. This would be required for titles that wish to have their sales figures audited by the Audit Bureau of Circulations. Without such guaranteed data, it would be difficult for newspapers to attract advertisers.
如此说服媒体加入更强硬的监管机构只留下了两种可行方法。一种依靠威胁，废除目前针对报业的免税优惠，即不征收20％销项税（注：销项税：向产销商供给的商品和服务所收取的商品及服务税）。另一类则是激励措施，如为新闻和网上出版商颁发“质量标志”。这一标志是出版商销售数字获得审计局官方审计的前提。没有官方数据保证，媒体将很难吸引广告商。

Lord Justice Leveson must choose between these carrots and sticks, and hope they will work in the rough world of the popular press. Fleet Street’s highly competitive newshounds must be prepared to curb their worst traits—and not just temporarily. This time, there is no easy way out.
里弗森大法官必须在这些胡萝卜加大棒之间作出抉择，并盼望新政策，被挑剔的大众媒体认可。英国新闻界极具竞争力的新闻狗仔要学会长期隐藏陋习。这一次，绝无捷径。

from the print edition | Britain                                             译者：何怡


http://www.ecocn.org/thread-63200-1-1.html

刘海明

【案例】禅宗七祖
即便新闻立法，似乎也无从规定萱萱删改内容的说法。除了宪法序言，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明言政党的一个部门对某一领域进行业务管理的。//@钱钢: //@江雪_故乡://@板扎:转发微博
◆◆
@展江
这几日持续的微博热点事件说明，不仅是网络，传统媒体也不应该是＂法外之地＂，管理者须根据法律授权依法行政管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权利义务及相互关系清晰规定，否则就是一锅＂坚硬的稀粥＂。果如是，才能让国际社会坚信，我们是法治国家，并且没有新闻检查制度。这就是新闻必须立法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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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秒前 來自新浪微博

白雪

【案例】
陈焜:新闻宣传管理者要跟得上时代的节拍

　要跟得上时代的节拍
　　陈  焜
　　那些不利于打通心结、凝聚共识的僵化观念，那些放任信仰缺失、价值迷失、信任流失的错误行为，都应坚决摒弃
　　元旦的钟声尚未从耳畔消失，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如何跟上时代节拍，又成热议话题。3天前，刘云山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强调的“政治意识、服务意识、问题意识、改革创新意识”，尤其是重提“问题是时代的声音”，要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与时俱进，释放许多意味深长的信号。
　　某种角度看，这也是新一届领导集体“求真务实”作风向宣传文化战线的延伸。一个多月来，“中国梦”点燃百姓情怀，“不封路、不清场”传递作风转变。冒雪走入大山询问百姓“恼火事”，掷地有声宣示深化改革——这扑面而来的清风、坚定有力的步伐，令无数人心中升腾“我们离梦想从未如此接近”的信心。
　　聚首京城的各省市宣传部长们，想必也感受到了这强劲的节拍。一个国家要发展进步，离不开健康向上的主流思想引领；一个社会要和谐稳定，必须靠良好舆论环境来支撑。当此之际，各地宣传战线的管理者能不能踏准中央的节拍、顺应时代的节奏，不仅关系新一届领导集体树立的务实开明形象，更关乎改革开放大业的推进、两个百年目标的实现。
　　在我们党领导下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时期，思想文化宣传无疑起到舆论先声的重大作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以“一支笔”唤起工农千百万，成为夺取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是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推动了改革开放大幕的开启；新世纪以来，从提倡“三贴近”到践行“走转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营造了良好氛围。
　　然而，当下摆在新闻宣传管理者面前的考验，前所未有。各种思潮此起彼伏，凝聚共识的任务更加艰巨。壮大主流思想变得异常重要。也因此，那些不利于打通心结、凝聚共识的僵化观念，那些放任信仰缺失、价值迷失、信任流失的错误行为，那些手段单一、自以为是的生硬说教，都应坚决摒弃。
　　由此观之，中央领导强调“四个意识”，提出宣传思想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有创造性，可谓点中要义。思想文化战线的管理者不妨思考探索：社会观念多元多样，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才能让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内化为群众的认同感？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可以让党心与民意同频共振？面对教育、医疗、食品安全等民生问题，如何发挥舆论监督的建设性作用，解疑释惑、疏导情绪、培育良好社会心态？传播技术、媒体格局、舆论生态发生变化，如何强化受众意识、时效意识、服务意识，集聚推动发展的正能量？
　　“把党和政府的声音传递好，把当代社会的主流展示好，把人民群众的心声反映好”。实现这些“好”，唯有更深入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唯有更坚定地站稳立场、直面问题、改革创新，才能跟得上时代的节拍。

http://news.sina.com.cn/m/2013-01-07/102325974123.shtml

刘海明

【案例】@邓江波微博
党管媒体如何理解？下一步往何处去？ 推荐阅读老前辈 @六十不惑 的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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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明

【案例】

Michael CalderoneBecome a fan

[email protected]

Time Warner Cable Will Consider Carrying Al Jazeera's U.S. Network

Posted: 01/03/2013 5:20 pm 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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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YORK –- Time Warner Cable left the door open Thursday to the possibility of carrying Al Jazeera's new U.S.-based network, which is set to replace Current TVfollowing Wednesday's acquisition.

"We are keeping an open mind and as the service develops, we will evaluate whether it makes sense, for our customers, to launch the network," Time Warner Cable said in a statement first reportedby The New York Times.

So while Time Warner Cable considers carrying the new network, tentatively called Al Jazeera America, what about Al Jazeera English, the Qatar media company's existing English-language channel, which has struggled to gain distribu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On Wednesday night, a Time Warner Cable spokesman told The Huffington Post that they already have "an agreement with AJE, though we have no plans to launch it at this time." The company clarified Thursday that it's "a long-term hunting license agreement," or rather, an option to launch AJE if the cable provider chooses.

"There is no agreement between Time Warner Cable and Al Jazeera English," an Al Jazeera spokeswoman said in a statement to The Huffington Post. "However, Al Jazeera English would be open to discussions."

Although Time Warner Cable and AJE don't have a deal, the cable company noted in a statement that "AJE is available for free online, and in NYC and LA, AJE is on the channel lineup as part of separate agreements between Al Jazeera and local broadcasters.”

Indeed, AJE partnered in August 2011 with a New York City regional network that occupies two slots. So ironically, even as Current was abruptly shut off, Time Warner Cable customers in New York City could watch Al Jazeera English Wednesday night by way of the RISE network (channel 92). "This channel is no longer available on Time Warner Cable," read an on-screen message on channel 103, home to Current in New York City.

Joel Hyatt, who co-founded Current TV with former Vice President Al Gore, told staff Wednesday in a memo that Time Warner Cable "did not consent to the sale to Al Jazeera."

"Consequently, Current will no longer be carried on TWC," Hyatt wrote. "This is unfortunate, but I am confident that Al Jazeera America will earn significant additional carriage in the months and years ahead."

Al Jazeera, which is owned by oil-rich Qatar, is reportedly spending $500 million to purchase Current, a deal made primarily for distribution to 40 million homes rather than for its stable of liberal hosts, one of whom, former Michigan Gov. Jennifer Granholm, has alreadyannounced her departure.Al Jazeera has its own vision for the U.S. network, along with plans to build a staff of over 300 in the country.

Following the Current deal, Al Jazeera now has carriage deals with distributors that consented to the acquisition, including Dish, DirecTV, Comcast, Verizon and AT&T. Time Warner Cable was carrying Current in about 9 million households. Al Jazeera and Time Warner Cable would have to hammer out a new deal for distribution to those households, perhaps for less than the 12 cents Current cost per subscriber.

Al Jazeera, which still grapples with negative perceptions that accompanied harsh criticism from Bush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during the Iraq War, has struggled to convince cable distributorsto carry AJE, even as it's won journalistic awards and high-profile praise from the likes of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Clinton and Arizona Sen. John McCain for its coverage of the Arab Spring.

A Time Warner Cable spokesman wouldn't comment to The Huffington Post on Wednesday as to whether politics played a role in its decision to drop Current and, as a result, the forthcoming Al Jazeera channel. However, Time Warner Cable executives suggested Thursday to the Times that the decision wasn't political, but the result of Current's low ratings and the cable provider's ability to terminate the agreement upon change of ow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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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3/01/03/time-warner-cable-al-jazeera-america_n_2404879.html?ncid=edlinkusaolp00000003







清华史安斌
口碑颇佳的半岛电视台英语频道为了扩大在美国的落地率，购买了一个经营不善的有线新闻频道（Current TV），以“半岛美国台”的身份得以进入时代华纳的有线电视平台，从而进入了900万美国家庭。对外传播媒体除了注重机构和内容的建设，也不应忽视对播出平台的投入。http://t.cn/zjmgZS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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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分鐘前 來自新浪微博

刘海明

【案例】
曹国伟
＜新闻周刊＞最后一期印刷版。这本得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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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鐘前 來自iPhone客户端 |  檢舉

白雪

【案例】
《读者文摘》英国版启动破产 裁员90人


美国老牌杂志《读者文摘》


　　新浪传媒讯：据英国《卫报》网站1月4日报道，美国老牌杂志《读者文摘》于周五裁掉了四分之三的英国雇员；此次裁员是在私人股份所有者从杂志直接营销部门撤资之后进行的。
　　在破产程序一开始时，Jon Moulton的Better投资便立即解雇了《读者文摘》120名英国雇员中的90名。自Better投资接手这一月刊杂志，并承诺“重振全盛时期业务”以来，还不到三年。
　　Moulton在2010年4月对杂志的收购是有争议的，这是因为他并未对公司1.25亿英镑的养老基金赤字负责。这项有1600名受益者的基金被放入了英国养老保障基金之中，这意味着那些还没有退休的员工将损失10%的津贴。在那个时候，Moulton称《读者文摘》非常赚钱，没有养老基金的困难。
　　Moulton并没有应邀对此做出评论。在一则声明中，Better投资称，“在早期，大量削减成本的措施使得杂志的盈利能力有所改善。”。
　　然而，在直接市场中CD、DVD和书籍销量超过预期持续下降，使杂志愈加困难；而直接市场中并不存在比较容易的长期生存路线。
　　Better投资称，已经投入了大量资金，但“并未有足够回报”。直接营销部门被放入到了公司的自愿偿债安排之中，这是一个允许公司抵消部分债务的法定协议。Better称，杂志仍然在盈利，并且还会正常出版和发行。
　　《读者文摘》是德惠特-华莱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医院疗伤时创立的；在20世纪90年代的全盛时期，拥有200万名读者。但现在，它每年的销量已经下降11.5%，不足40万册，而这其中还有30%左右是免费分发的。(斯年)


http://news.sina.com.cn/m/2013-01-07/17542597662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