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批评案例集锦

刘海明

【案例】










编辑：高杰

刘海明

【案例】
《国家奶茶地理》被《光明日报》剽窃

原标题：官方媒体就能理直气壮地抄袭？我被《光明日报》剽窃了

开门见山，我的稿又被抄袭了。

这篇花了我一个多月构思，五个深夜码字的文章《国家奶茶地理》，在被众多媒体转载、发酵一个月后，竟然改头换面，出现在《光明日报》的官方微信中。

曝光抄袭链接如下。

《光明日报》：古人也是“奶茶控”？

虽然在我据理力争后，对方在不起眼处标注了出处，但并不愿意承认抄袭的事实。

这种事情，似乎只应发生在某个无良私人小媒体，可这竟发生在堂堂央媒，让人震惊到无以复加。

现在，对方对我不再理会，连基本的道歉都没有，更别提删稿、赔偿了。

先来感受一下抄袭者的水平吧。

1、发生了什么事

1月15日晚上，有热心读者把抄袭的内容转给我。我第一时间联系了《光明日报》官方微信的后台。当时只想让对方删稿，以免造成版权纠纷，毕竟，我的这篇文章是签约供稿内容。

但很遗憾，整个晚上，《光明日报》官方微信并没有理我的意思。一直到晚上十点，对方微信两度推文更新后，我确信他们已经忽略了原稿作者微弱的声音，于是拨通了对方的值班电话。

在被多个部门推诿责任后，终于有一位自称新媒体值班负责人的女士愿意听取我的投诉，并表示：编辑已下班，会在明天调查后给予反馈。

2、推脱与狡辩

1月16日早上，一位自称《光明日报》工作人员的女士拨通了我电话，并添加了我微信。微信名“张雪瑜”，与抄袭稿的署名一致。

可笑的是，对方在电话里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让我提供相应文章链接和截图证据，难道抄袭的不是你？况且，作为一家官方报纸，出现这种丢人的抄袭事件，不是应该派出相关部门的负责领导调查情况么？让当事作者找作者接洽算什么，打发？

尽管如此，我还是很耐心地发送了相关证据。但接下来，这位张雪瑜女士的话，就毁三观了。

史料运用不属于抄袭？并对我提出的抄袭申诉感到很奇怪？

在我的质问下，张女士承认了“参考”过我的文章，并提出了她的解决方案：加上来源。但感觉不像是解决，更像是官方媒体对我这籍籍无名的小作者的恩赐。

事情发展到这里，我已经很生气了，但我还是强压着火，与编辑老师商量后，本着顾及对方脸面的态度，给出了解决方案1、删除原稿 2、合法合规地转载我们的原文。但被张女士很干脆地怼了回来。

3、调查取证

事情发展到这里，我和编辑老师已经对对方能够合理解决问题不抱什么希望了。我们开始搜集证据、整理对方的抄袭事实。

黄色加亮的部分是一模一样的句子，红色的部分是稍作修改的句子，一共占到原文1300多字的近30%。这还不算对行文逻辑、史料结构等作者大量心血的剽窃。甚至连同原文的大量版权图片，《光明日报》都原封不动地拿来就用。

更夸张的是，搜集资料中我们发现，抄袭的内容不止我的一篇稿件，还东拼西凑地加入了其他两篇文章的部分词句。

百度搜索关键词：光明日报、抄袭。出来的结果极为戏剧化，一方面是义正词严谴责抄袭，另一方面是大量作者投诉光明日报旗下的新媒体抄袭。

道貌岸然的外表下，是抄袭剽窃的惯犯。

虽然我是个人微言轻的小作者，但我还是要努力揭发出来。

4、傲慢与偏见

在我和编辑老师搜集证据并再次与对方对质后，张女士显然心虚了。

发来一大段话，但依然只承认一部分内容参考了我的文章。

最后还强调了自己“写了几天才写成，不想辛苦白费”

原来剽窃洗稿也是需要工作量的，也是要拿单位绩效的，希望我支持呀。

更好笑的是，对方还于1月16日中午，自作聪明地在文章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加入了来源。但很遗憾，依然没有标注作者姓名。

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依然对作者署名不尊重，《光明日报》对待剽窃的态度，可见一斑。

张女士还发来另一篇文章的截图与我理论，说与另一位作者有原创争议后，为对方添加了来源，“解决”了问题。

言下之意，这种恩赐不是每一作者都能享受的，翻我牌子是给我面子。

呵呵哒，WQNMD。

最后，对于我的“纠缠不清”，张女士显得很不耐烦

她说“不知道我的诉求到底是什么”

而我要求申明道歉和删除原稿，对方表示了无能为力。

5、人微言轻，但我有勇气

整件事情的过程中，《光明日报》方面，

没有出现除当事人之外的任何一个人与我主动联系，了解情况，采集证据。

也没有任何一个光明报系的平台发表一丁点道歉的内容。

显然的，让小编随便搪塞一下作者的态度不言自明。

感谢我的编辑cici、感谢果壳网-吃货研究所，一直站在我的背后，给我对抗剽窃的底气。

我是魏水华，一个普普通通的码字工。

我坚信原创的力量，坚信优质内容一定有好的回报。

如果你愿意帮我讨回公道，请转发这篇文章，让更多人看见。

我相信，所有的傲慢，都会遭到应有的惩罚。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xChQA8FP-VspOXqw49Ro8w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 食味艺文志”

原创： 魏水华

编辑：高杰

刘海明

【案例】

编辑：陈茗

刘海明

【案例】

新华社双黄连报道的三个问题

口罩卖完了。酒精卖完了。一夜之间，双黄连口服液，也脱销了。

虽然就在一周前，一篇《新华日报》文章中引用了江苏省疾控中心的一位专家，称“喝双黄连抗病毒口服液和板蓝根”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不靠谱，也没有任何科学依据”。

但是“双黄连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的报道还是刷屏了，直接登顶热搜。最早在社交媒体上报出这条新闻的是新华视点的微博，点赞数超过50万次。在我写下这句话的时候，有80多万微博网友参加了新浪视频的调查，其中四分之一真的尝试购买了双黄连，虽然买到的只有5万。

很快，新华社的这篇通稿也陷入争议，有的称这是官方带货，有的认为这是官方代征“智商税”，丁香园表示双黄连的不良反应在药品中名列前茅，吃了还可能有害。

我从去年开始学习如何报道科研成果。从技术角度，我认为新华社的报道没有及格，原因有三个。

怎么抑制？

通稿第一句说双黄连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作为读者，读到这句之后最关心的问题无非是“怎么抑制”以及“我该怎么办”。对于“怎么抑制”，原文展开说双黄连能够“广谱抗病毒”以及“提高机体免疫功能”，并且上海药物所长期研究发现双黄连对于多种冠状病毒都有明显的“抗病毒效应”。

这两点显然无法支撑双黄连能抗新病毒的宏伟愿景。我们很关心科研成果，但是研究过程也很重要。只通过文章看，根本无法看出这个结论是通过给感染动物注射了双黄连得出的，还是把受感染细胞在一定浓度双黄连溶液中培养得出的。我们知道一定不是真的给感染病人服用双黄连得出的，因为文末称临床试验正在开展。当然，并不能排除更多我无法想象的实验方法。

原文作者称左建平团队自2003年来对于双黄连抗冠状病毒有多项研究。然而，作者本可以多花几分钟在数据库中检索左建平发表的所有论文，或者用双黄连和冠状病毒作为关键词检索，并且发现左建平参与发表的所有中文文献与双黄连抗毒无一相关。在NCBI的PubMed数据库检索，所有有关双黄连的研究无一与冠状病毒有联系。

我们不能要求本文记者是一位领域专家。然而在写作前，记者至少有义务理解研究方法、搜索团队之前的研究成果，或者至少付出努力去理解。作者显然没有付出这样的努力。

读者意识

关心疫情的普通人选择相信这篇报道，可能并不是因为文章本身的逻辑清楚，而只是因为这是一篇新华社的文章。

而且我们也不能要求看到这篇文章的人们咬文嚼字，仔细辨别“抑制”和“预防”的差异。一般读者一遍通读下来，第一反应是双黄连可能有功效，第二反应大概就是打开淘宝开始采购。考虑到这点，记者有义务为读者用通俗易懂的表述解释两个要点：

- 已经被证实的研究结果显示，双黄连在什么环境下，出于什么机理，能够抑制新型冠状病毒？

- 普通人有必要采购双黄连吗？在什么场合下可以使用双黄连，有什么可能的功效？

通过中新社的跟进报道可以发现，上海药物所对于这两个问题一问三不知。记者但凡有一点读者意识，能够站在读者的角度问自己问题，恐怕也会就这两个问题与消息来源求证，并且毙掉这篇稿件。又或者，这本身就不是一篇为广大普通读者写的文章。

采访努力

这篇通稿更像是一篇提前联络好的公关稿，而不是一篇多方核证的新闻稿。

我并不清楚各大中文媒体对于科研成果报道的操作规范，但一般而言，这类报道需要至少两种信源：一是研究团队中的至少一位研究者，二是至少一位与研究利益无关的业内专家。我们无法从这篇新华社文章看到任何采访努力。

文章在新华视点微博账号上发出后被广大中文媒体带截图转载。其中，只有中新社在凌晨向上海药物所求证，第一财经在引用中新社的微博求证后援引了一位传染科医生的专业观点，其他则大多是直接扩散了新华社原文。当中新社记者问双黄连抑制病毒的说法是否准确，对方回答说这“不能太拔高”，因为“科学的事情我们不想说得太过”。

一点微小的采访努力就能够让读者免受错误信息的干扰。然而本文作者可能宁可做一个复述对面说辞的写稿机器。

写在最后

除此之外，记者报道科研成果还需要考虑研究的资助方、药物的副作用、研究的时长，以及最好能用逻辑思考问题：比如如果喝双黄连真有抑制功效，那么需要喝多少才能起效？难道是一天八杯双黄连，流感季节别感冒吗？

目前在新华网上无法查到这篇文章，当然那篇题为不信谣不传谣，辩驳双黄连预防不靠谱的《新华日报》文章还能够看到。到了早晨，更多媒体开始订正之前的转载信息，例如人民日报在微博上表示“抑制并不等于预防和治疗”，呼吁不要抢购双黄连口服液。

但是普通读者没有义务自己分清抑制、预防和治疗的区别；这本应是原文记者、编辑以及转载的人民日报编辑的任务。对于科研领域的报道，媒体的任务是在受众和艰深的研究细节这两者之间架一座桥，帮助普通人认识一项科研成果会怎样改变他们的生活。如果记者本身就不理解，甚至还不付出努力理解、核实、获取一手正确的信息，我们如何期待大多普通人能在恐慌的情景下做出正确的决定。

只是牢骚还没发完，朋友就转来了一篇南京日报的文章，题名：

《南大团队研究发现：金银花、绿茶能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YM51mQ1c10CgpBZQnc1umw

编辑：陈茗

刘海明

【案例】

北京卫视采访钟南山遭批

近日北京卫视又遭到全国网友抨击！原因是采访钟南山！原本正常采访没问题！为什么会如此遭骂那？（钟南山这样重要的采访你不让BTV新闻去，你让养生堂采访？养生堂是什么节目？调查下这个节目的口碑先！）

【视频链接：】

看着钟老一脸疲倦！在看旁边这主持人·····该怎么说那？首先好歹带个口罩！就算为采访效果不带，那采访时候也别这么近距离冲着钟老说啊！没看见钟老一直面向前吗？这样直接近距离拿嘴对着钟老······

不禁想问问北京卫视：这个采访时间适宜吗？采访内容质量高吗？采访环境合适吗？

连白岩松都都不舍得打扰钟院士，他为了全国人民的抗击疫情近日来已经非常辛苦了，可北京卫视养生堂竟然还要在赶飞机的路上安排采，是为了百姓的健康还是为了收视率，为了广告收入？？

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北京卫视微博发完以后！网友下面的评论说明一切！绝没断章取义！下面是所有评论的截图一个没少！

PS：奉劝北京卫视涨点心吧！别老自我感觉良好！接点地气吧！别总给北京招黑了！审核的时候琢磨琢磨播出以后会什么舆论导向！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DcgaR3NH-1YWPAxM9EpuHA

编辑：陈茗

刘海明

【案例】

灾难报道中，媒体用“心灵鸡汤”掩盖新闻生产能力的不足

“心灵鸡汤”与灾难叙事的情感规驯　
——传媒的社交网络实践批判

文/黄月琴(华中师大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心灵鸡汤”是一种广为流传的文体。在中国，“心灵鸡汤”有受欢迎的独特社会心理基础，即它是中医原理的隐喻。“心灵鸡汤”的“配方”，是那些具有哲理的语录，励志的小故事，幽默卖萌的段子，加上绵密的煽情和抒情文风，字里行间充满了道德的自我感动。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心灵鸡汤”保持着迅猛的传播势头。不仅个人，各类企业和公关组织，还包括党政机关和新闻媒体，也纷纷加入制造“心灵鸡汤”的行列，成为在社交网络播撒情感博取注意的重要主体，“鸡汤化”成为各大传媒社交网络实践的主要特征。这种长于抒情感慨、拙于剖析梳理、乏于事实呈现的“鸡汤”风格，被称作新型“晚安体八股”。如遇突发事件或灾难事故，传媒“心灵鸡汤”和煽情报道更是密集生产，“感动”模式几近成为灾难新闻报道的“现象级”范式，引发社会广泛讨论和争议。

新闻传媒是现代性的产物，而理性是现代性的基础。在现代性启蒙视野中，不能以理性来阐明的经验、愿望和情感体验，基本被归为前现代(传统)的精神残余物，应退出公共领域，留给个人去抉择和安置，否则，公共精神就可能会陷入迷信和狂热，公共政治就可能走上危险的歧途。新闻业自西方产生以来，历经煽情新闻和黄色新闻的歧路，最终确立新闻专业主义的职业准则，即要求新闻媒体客观、中立、平衡和全面报道，排除情感和个人意见的掺杂。即使是面对灾难，公共传媒也应冷静叙事，立足于事实和公共理性，这已经成为一种专业常识。而社交网络时代传媒“心灵鸡汤”的大量出现无疑对这一专业常识构成了挑战。本文以新闻传媒在社交网络实践中所生产的“心灵鸡汤”及其传播现象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灾难事件中传媒“心灵鸡汤”的产制逻辑、社会基础、情感规则和权力关系，以及由此激发的公众抗争性文化实践。
一、灾难叙事、国家与“灾难美学”

长期以来，灾难被视为外在于人类社会的、由外在因素造成的外源性事件,而不是社会内部本身的问题。2001年，克雷普斯对灾难提出新的定义:“灾难是在社会内或较大社会子系统内(比如地区或者社区)发生的非常态事件,这些事件来自于自然条件与人类社会受到损害和干扰的综合作用”。这一定义强调灾难是社会内部发生的非常态事件,而非外在于社会的现象。灾难多由地震、海啸、飓风等自然现象引起,但其根源却在于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灾难的发生、定义、解释以及控制具有社会性。因此，灾难是一个被建构和被诠释的过程，不单单关涉到一个群体切身承受的苦难，而且发展成为与其他社群相连接的公共话题。在这公共话语交织的场域，国家的强势出场往往主导着话语的范围、标准和性质，灾难叙事因而深深烙印着国家的权力轨迹。

灾难叙事不是一个独立的叙事系统，而是国家叙事的一环。国家对灾难叙事的起点是救助和秩序。因此由国家主导的灾难叙事侧重点在于重建社会秩序，即控制灾难带来的特殊秩序，并连接日常秩序。学者肖力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特殊秩序与日常秩序两者的联结是直接的和自动接轨的,那么秩序的构建与强化将体现在制度的覆盖性与渗透性上；如果两者的联结必须以国家的出场为前提，那么秩序的构建与强化则体现为政府力量的展示和地位的强化。中国偏向将灾难定义为“已发生”的外源性事件，常常构建出“个别诠释的灾难”叙事模式，这种叙事模式侧重于对单次灾难的处理、控制与善后，倚重于国家和政府的出场，进行紧急社会动员，从而派生出“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多难兴邦”的情感与话语模式，而不是普遍预防与制度性应对的理性主义叙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往往构建并强力主导着灾难叙事,灾难成为不断构建与巩固国家和政府权力的因素。中国特定的国家-社会结构和数千年灾荒史造成社会对于政府和领袖的心理期待很高。在建国后相当长时间内，中国政府和政治文化对灾难的界定尴尬地存在于宣传上的乐观主义与实际的灾难管理能力缺乏之间的落差。这落差需要宣传性媒体来修饰、遮蔽和诠释。在改革以来，面对灾难，现代国家展现出的强大的资源调配能力和宣传管控能力已经深深嵌入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之中，并持续形塑和强化国家形象，成为国家合法性的一环。国家对灾难叙事的主导是通过对灾难的仪式化建构完成的，而媒体报道是仪式化建构最有力的实现形式和最方便的表现形式。灾难发生的地点以及灾难发生之前与之后的时间可以被视为一个场域，它不仅为国家及其组织提供特定的话语空间，而且还可以成为政治资源为国家及其组织所利用。在这个话语空间里，权力与传媒之间的共谋将直接对灾难的社会记忆产生影响。在媒体对灾难的仪式化建构中，情感的唤起与规驯是微小而又重要的机制。媒体通过追忆惨状的发生和缅怀受难者，以及对奋不顾身的英雄气质的歌颂，唤起凝聚力和团结感的产生，这种情感的共享，可以带来一种神圣感和升华感，有助于强化政治、文化或者社会认同。在媒体所建构的仪式性符号空间中，通过共同参与，共享某种文本或者符号，人们容易卷入群情振奋的情感漩涡之中，灾难所带来的心理和生理的创伤以及灾难给人们带来的恐惧感，为培植“众志成城”的悲壮情绪提供了可能空间，从而催生集体意识。仪式激起情感，而不是催生思想和资讯，在治理术的意义上，仪式比思想更有效。持续的仪式性表达和情感规驯对于稳固国家认同和政府形象行之有效。在这种仪式性建构和“鸡汤化”情感表达中，媒体引导公众将灾难客体化，并且作用于政府形象宣传时，就会寻求一种美学对应，形成“灾难美学”。
二、“心灵鸡汤”与国家修辞：灾难报道的情感编码

灾难事件的发生是“心灵鸡汤”生产的热点时刻。自2008年汶川地震以来，媒体的灾难新闻生产呈现出感动模式和问责模式的分野，在具体的事件场景中，二者还形成竞争和博弈关系。而随着时间推移和环境变迁，在“多难兴邦”话语和维稳体制的保驾护航下，“感动模式”已逐渐占据主导位置，并固化为“悲情”和“英雄”两种叙事策略。

2014年3月的马航MH370航班失联事件中，灾难新闻叙事的“感动模式”发展到高峰。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国家媒体在信息混乱、新闻资源贫乏的情况下在各自的官方微博上发布了大量鸡汤文字，用悲情化的语言制造催人泪下的“鸡汤文”。据新浪微博账户@社会网络与数据挖掘发布的统计，从3月8日至3月10日，@人民日报针对马航事件发布的数百条微博中，共有36次“祈祷”，在行文中使用100多次感叹号。马航失联事件发生后的头十几个小时，中国媒体被裹挟进真假信息的洪流之中，事实掌握不足、新闻生产捉襟见肘，深感窘迫。外交部长王毅在记者招待会上提及马航客机失联称感到“揪心”，国家领导对此事件也做了批示，在政治感召和报道压力下，各大媒体开始跳出事实的框架，以更加情绪化和感性的方式建构这一议题。钱江晚报、北京青年报等在头版使用“MH370，你在哪里？”的大字标题，京华时报借用海子的诗歌，在头版声泪俱下地说“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在社交网络中，人民日报、央视等各个媒体账号用更加煽情的方式生产内容。人民日报官微借用一个名为“航空管制锐Ray-ATC”的新浪微博博主的发帖，创造出“接机”话语模式，发布一幅“MH370，全中国都准备接机”祈福图，戳中人们泪点，情感的浪潮在官微召唤下奔涌而来，人们运用虚拟的“点蜡烛”、“祈祷”“流泪”的表情符号加以应和，大量转发和评论。接下来的几天，每隔数小时，每天的清晨和夜晚12点前，人民日报都会发布鸡汤文，并很快发展出一种新文本模式，即所谓“九连张”模式(由九张精美但并无实质信息内容的小图片拼合而成一张大图，配以一段悲情文字加以发布)。新华社、央视等其它媒体也毫不示弱，纷纷加入这一话语模式的生产，有关马航事件的新闻报道即转变成一场强煽情弱信息含量的“审美化表达”和“精致的符号美学”，与国外媒体对这一事件的事实挖掘性报道形成显著差异。(一) “鸡汤”文本的情感语法灾难报道中媒体鸡汤文本具有某些语用规律性和模式化特征，分析这些文本的句式和结构，可以辨识出如下一些语法：1.直接以第一人称对第二人称说话，运用喊话式或对话式句式：“我们”对“你”、“我们”对“你们”，制造一种亲密的、无社会距离的、家国一体的表意方式。2.集合概念和全称概念多，如：“我们”“你们”“他们”“同胞”“中国人”“亲人”“所有人”。这样的集合概念和全称命题暗含着群体动力学的心理基础，将情感的个体性、私人性和差异性悄然隐去，转化为集体性的公共情感，从而形成一种宏大叙事，生成情感动员的基础。3.使用强烈的祈使句、排比句句式，频繁使用语气助词、感叹号，甚至连用两个至三个感叹号，煽情色彩浓烈。4.用“祈祷”“祈福”这样的宗教性话语，开头框定“话题”，末尾“点燃蜡烛”是句法定式。通过这种语言句式，媒体制造一种祷告仪式空间。通过这种煽情的句式和语法，国家媒体俨然成为公众情感的代理人，以类似牧师或者心灵导师般的身份，来传递集体主义的情感和关爱。在国家主义和集体修辞的包装下，以“家-国互释”为编码框架，媒体生产出大量辞藻华丽、感情澎湃的“鸡汤”文本。(二) “鸡汤”文本的权力编码规则鸡汤文本的情感是被刻意或者集体无意识地编码的，具有一定的情感规则，它连接和派生于主流媒体的社会权力关系、话语优势位置和现实目的。编码规则之一是媒体的权力层级与情感的宏大程度成正比，权力层级越高，情感基调越宏大，国家主义色彩越强。中央级媒体是“国家级权威+国家级心理按摩”，地方媒体的情感指向多针对小人物、平民和普通人，以感悟的、治愈性的、安慰的甚至是调侃的情感类型居多。而国家级媒体有更多励志话语和国家话语，更多催人向上的情感和宏大叙事，立意更加高调。编码规则之二是不同权力位置的媒体在情感编码链条之中的位置不同，国家级别媒体是“鸡汤”的主要生产者，而地方性媒体或类型化媒体多转载中央媒体的高调话语，生成“主导-跟随”或“主导-依附”的话语链条。编码规则之三是情感基调的生产随着事态和情境的发展而动态调整。例如在马航失联事件的初期(3月8月至9日)，鸡汤文主要内容是对亲属的安慰和鼓励，表现为一种私人性的情感话语，感情基调是悲情的、温暖的、充满期盼的。而随着家属淡出媒体关注的焦点，海上搜索成为新闻焦点，中国派出海军舰队参加搜救行动，媒体的情感基调发生了国家转向，鸡汤文本的“九宫格”照片不再是空荡荡的天空、忧伤的海洋或充满温情的星星、月亮，而是闪烁着金属光辉的扬帆远航的船舰和调整轨道中的通信卫星，媒体鸡汤文的情感基调随之变得昂扬、高远而充满希望，图文色彩也随之明亮，国家主义取代个体情感创伤，成为鸡汤文本的核心意义。即使在网民压倒性的批评声浪中，它们也显得“坚不可摧”和无可辩驳，占据着社会情感表达的优势位置。
三、“心灵鸡汤”的情感动员与网络规驯媒体在社交空间制造和传播“心灵鸡汤”，带有管理新型社会空间的规驯性质。在情感的话语实践中，权力关系随之嵌入其中。情感动员是我国媒体组织在社会危机时刻的惯常反应，也是一种路径依赖。它根植于党的宣传工作在革命历史时期所积累的情感动员经验，也来源于过去几十年的激进政治话语和群众工作路线的延续。这种新闻抒情传统早期主要以新闻通讯和报告文学的形式体现，时至今日，中国官方媒体的抒情腔调已形成以央视、《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国家主义抒情和以《环球时报》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抒情潮流，经由紧密的“家-党-国”稳定结构，形成互释关系，俱成一体。遇到灾难等突发状况，媒体已经形成一套“后方悲情、前方凯歌”式的报道模式，并垄断社会情绪的表达，达到思想动员和“社会团结”。情感动员是媒体所熟悉和惯常运用的话语运作技术。灾难事故往往引发公众问责，继而引发怨恨、不满和愤怒，从舆情治理的角度，这不利于社会稳定和政府形象。将公众感情引向悲情、感动，形成和谐的干群关系和社会氛围，有利于政府开展工作，因此，情感的引导和规驯越来越成为媒体舆论引导工作的重要一环。无论是2008年汶川地震报道，“东方之星”沉船事故，还是天津塘沽化工爆炸，悲情加感动的美学叙事遮盖了“丑陋”的问责。新闻和情感混合搅拌，共生互补，建构着国民的现实感和道德秩序，并源源不断地生产集体意识、家国情怀与民族荣誉感。这种符号性运作沉淀为一套国家修辞和灾难美学，固定为中国媒体的道德语法，常常集体无意识地运作。在社交网络空间，特别是微博这样的广场式社交空间，是去中心和去权威的无限生长的网状结构，依靠用户关系链条和信息自身结构而生成和壮大。在此空间，信息垄断权力被削弱了，公众被技术赋予质疑公权力和个人表达的机会和可能性，政治权力必须在新型空间重新证明其正当性和彰显自己的价值。在话语规则和约束性传播伦理没有确立之前，大众媒体的社交网络活动实际上处于一种实验状态和试错阶段。大众媒体在此新型空间常将公共叙事收缩为个体叙事和故事表达，通过源源不断生产“鸡汤”式新闻，收编个体苦难并遮蔽不满，消解质疑和怨愤。媒体刻意选取事实并进行象征符号的生产，将受难者摹写为“英雄”，在情感的宣泄中加以集体升华，转化为团结一致的意识和力量，在道德的集体感动中，激发行动意义上的奉献和积极参与。通过这样的情感规驯，媒体“心灵鸡汤”完成了一个关于灾难的情感动员的闭环。伴随着网民的点赞、点蜡烛、祈祷、转发和评论等微小情感机制的运转，灾难事件中的冲突和权力关系被隐匿和润滑化了。当心灵鸡汤成为自然化了的操作常规，网络空间的“和谐”就转换为权力目标和话语规则，在集体点赞的道德优越感面前，“问责”、不满和愤怒成为负面情绪和不和谐“噪音”，意识形态就以“常识”的面目悄然成为空间规驯和网络宰制的力量。
四、“反鸡汤”行动：网络反叛与文化抵抗在社交网络中，针对“心灵鸡汤”的泛滥而出现的“反鸡汤行动”由来已久。网络行动者采取了多种策略，抵抗“心灵鸡汤”的浇灌，包括成立小组，发动网友共同评选“鸡汤”账号，挑选行动目标，发起反鸡汤话题，编写反鸡汤段子，组织学者和大V传播反鸡汤的科学知识以及揭露各类事实真相等等。他们的目的是要厘清问题、揭开鸡汤背后温情脉脉的利益面纱以及背后的权力操控。“反鸡汤”行动对于推进网络空间的理性化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平衡。灾难事件中的“反鸡汤”行动常常表现为激烈的社会批评。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齐鲁晚报》6月6日26版刊登了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的诗歌《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其中 “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纵做鬼、也幸福““只盼坟前有荧幕，看奥运，同欢呼……”这样的句子激起公众强烈的反感，网络空间掀起了一股“反心灵鸡汤”浪潮。在2014年马航事件中，专业媒体人、文化评论人及公共知识分子对媒体鸡汤又一次发起了猛烈批判。除了“中国媒体有三宝：转发，滴蜡和祈祷”这样的嘲笑外，他们还追问“当他们祈祷时，他们在向谁祈祷”。人们批评人民日报官微以“少女范、琼瑶腔、小清新”来应对灾难，是 “媚俗”表现。资深媒体人石扉客(笔名)发微博直接批评媒体弱智：“当48小时过去了，事件的语境已经发生了变迁，人们从媒体欲求的不再是最初的情感共鸣，而是寻求更多的解读和资讯，以缓解信息饥渴。这个语境中，再发‘心灵鸡汤’，是‘反射弧’过长的弱智表现。”如果说“心灵鸡汤”的弊端是消解大众媒体的公共性和专业性，灾难报道中的“心灵鸡汤”为害更甚，因为它们模糊新闻焦点，阻碍公共问责，甚至包庇罪责。灾难事件发生后，人们悼念和祈福罹难者和受害者，这是根植于人性中纯朴的善，发乎天性的怜悯和 “共情”能力，是一种生物本能，它不需要人为去宣导、蛊惑、煽动。人类的理性和文明并非体现在这种生物性的善，而是理性的反思能力，即追求公共理性的善。当灾祸发生时，去追问“灾难或灾祸为什么会发生”“如何避免类似的灾难或灾祸再次发生”才是公共理性的表现。担当社会责任的公共媒体的重心不应是抒发对罹难者的悼念和对受害者的祈福，也不是引导公众集体抒情，而应当致力于探求和寻找真相。如果说马航失联事件中，由于无法提供确定事实，媒体只能大量炮制鸡汤文字，那么到2015年8月天津塘沽大爆炸时，《天津日报》等媒体生产长篇累牍的“感动”式报道，已不是掩盖信息贫乏，而是掩盖事实真相，将公共问责导向集体感动。这一次，公众的不满已经不止于言语讥讽，而是直接行动起来，通过自媒体手段传递消息和图片。市场与专业导向媒体以及新媒体记者突破封锁和压制，进入新闻现场，发现真相和查找责任人。与此同时，公众也展开反鸡汤的话语行动，在众多的微信公众号、朋友圈、微博、QQ群上，传播着各种反鸡汤文，人们声称拒绝“感动”，要求问责。在这次灾难事故中，“感动”模式与“问责”模式激烈竞争，媒体“鸡汤”再难以轻易达到催眠公众的目的。
五、讨　论情感是感性的，私人化的，但情感的表达具有社会性，因此与权力关系实践相关。肯珀(Kemper)和霍赫切尔德(Hochschild)等社会学家指出，情感表达有其社会规则，表现在社会的权力结构和不平等关系决定了什么主体位置的人可以表达或需要压制什么样的情感。由于权力通常是隐而不显的，由权力所主导的情感表达也就成为隐蔽的自然化了的话语规则和常识，被编织成为意识形态的一环。权力的成功与它掩盖自身机制的能力成正比。在“被个别诠释的灾难叙事”模式下，灾难的发生强化集体意识和危机意识，社会心理陷入一种不确定性和恐慌之中。这种不确定性和恐慌暂时切断制度理性和个体权利意识，情感的宣泄和国家的出场主宰了灾难叙事的旋律。悲情的诗歌、含着热泪的吟唱成为媒体仪式与集体催眠术，形象宣示和政治推销长驱直入。它迫使个人“管理”他们的情感，根据场合的需要，隐藏或者表达甚至刻意制造喜怒哀乐，这种情感文化的工具理性，导致情感的异化和政治化。传媒将灾难事件或议题符号化和框架化的过程，也是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传媒长期的意识形态效果，就是葛兰西等人说的制造社会同意基础，从而建立文化霸权(文化领导权)。占支配地位的文化秩序总是在它的范围之内规范所有相互抵触的对于世界的解释和想象，它提供思想与行动的视野，并试图管理情感和规驯心灵。不过，文化霸权必须通过具体情境的考察来确立，它是一种流动的“动态的平衡”，常常面临从属者的抵抗、反叛和协商。媒体“鸡汤”与“反鸡汤”行动的角力中，一场网络空间的规驯与反规驯角力也在此展开。福柯认为，社会空间是权力实施的场所。社交媒体空间是新型的权力运作空间，也是权力争夺的空间。社会化媒体平台一方面征用并复制了现实世界的各种关系逻辑，另一方面又重构社会关系，在新的空间意义上发现、激活并搭建新的关系网络和情感连带。中国互联网上的话语行为充满了反叛的情感能量。社会学者翟学伟发现：对西方人际交往而言，互联网是一种现实交往的放大和延伸，但对中国人际交往而言，它是对现实交往模式的反动，即因为面子、礼节和权威等压迫所带来的释放。因此，越是官方的，越是“权威”的，就越可能成为反叛的对象。正因如此，尽管媒体“鸡汤文”复制和征用了现实世界的道德语法和情感规则，却不能获得预期的情感管理效果。在灾难情境中，官方媒体的“心灵鸡汤”成为公众对媒体长期压抑的怨愤情绪的宣泄口和火力点，公众情绪的背面，是对媒体长期以来集体情感灌输、虚假道德教化的心理反叛。当灾难发生时，公众最需要的不是抒情而是报道真相。反对“心灵鸡汤”，是反抗集体情感表达中隐藏的权力“木马”，在其背后，是更具理性精神和公共意识的新型公众在网络空间的培育和崛起。来源及版权：《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年第5期；图片来源：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官网；为传播学术而转发，侵权请联系后台，我们及时处理。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Df6wFlXfcuuIcsbrYCEazw

编辑：陈茗

刘海明

【案例】

编辑：董莉

刘海明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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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董莉

刘海明

【案例】

央视主持人念错一个字 河南嵩县捐葱村支书这样说

近日，央视新闻主持人的一个错别字，把河南嵩县这个国家贫困县送上了热搜，为此还“伤了”不少河南网友的心。两天来，捐葱村村支书朱德林也是不断接到朋友电话和微信截图调侃：老朱，嵩县这下沾你们光火啦，就是10万斤大葱白捐了……

视频-河南嵩县捐葱10万斤支援武汉 地名被主持人念错

视频链接：https://news.sina.com.cn/c/2020-02-09/doc-iimxyqvz1559970.shtml

“我知道大家都是说着玩儿呢。村民捐葱是为了支援武汉，奉献爱心，并不是为了图名。况且央视也是为了宣传咱，念错字没关系，只要葱送到了就行。”2月9日，从武汉送葱归来，仍在家自我隔离朱德林说，“如果当地需要，咱还可以再捐！”

据朱德林介绍，洛阳市嵩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几天前，闫庄镇竹园沟村，天寒地冻，300多名村民连续3天，硬是从地里拔出了10万斤大葱，并由朱德林带几个志愿者担任运输大葱的司机，紧急捐赠武汉。

300余老乡薅葱3天运输难，村支书带头当司机

嵩县闫庄镇大葱是嵩县特产，在豫西地区远近闻名。去年，闫庄镇竹园沟村种植了百余亩大葱，年前已经卖掉了一部分，剩余的部分本打算过完春节上市销售。

“临近春节时，听说武汉疫情严重，我们村群众都想为武汉做点什么，经过村三委班子研究和群众们同意，我们村决定把村里种的大葱捐给武汉。”朱德林说，由于村子处于丘陵地带，薅葱必须徒手进行。连着3天，本村和邻村的300余名党员、群众自发义务到地里薅葱。薅出来的葱重约10万斤，价值15万余元。

经多方协调联系，找到了两辆卡车，包括朱德林在内一行4人开着两辆卡车，经过10多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将10万斤大葱送到了武汉市蔡甸区。与当地商务局沟通对接，这批葱分配给辖区内各个社区。

这个暖心的新闻被报道后让无数网友感动，也登上了央视新闻。

但谁料，主持人在播报时，将“嵩县”读成了hāo县。一时间，该则新闻的视频截图在嵩县当地及洛阳网友的朋友圈里刷屏。有网友表示生气，纷纷帮助嵩县正名，嵩字念“sōng”，不念“hāo”；也有网友说，只要大葱送到了就好，嵩县人民大度，不计较。

村支书在家自我隔离：“念错名字没关系，爱心送到就行”

2月9日上午，记者联系到了朱德林时，他正在家里自我隔离。据他介绍，临出发时，朱德林告别家人和同事：“我不在家，村中防疫同样刻不容缓，你们多操心。”出发之前，朱德林告诉村民：“回来后，我自行隔离，半个月不往村里去……”

“毕竟咱去武汉了，得讲自觉，作为村干部，你光要求别人要居家隔离，自己做不到会行？”朱德林说，2月8日上午，他才回到家中，此前的3天，他一直在位于乡镇的宾馆进行自我隔离。回到家后，他依然不能松懈，提前与家人沟通好，自己单独居住，必须进行自我隔离，吃饭家人做好后，送到门口，他自己拿，村里家里有啥事，微信解决。

提到央视报道村里为武汉捐葱，名字被念错的事情。朱德林笑着说，虽然自己在家隔离，但这两天接到几十个电话和微信上视频截图，说主持人把嵩县念成了“hāo”县，还有朋友还开玩笑说，你们算是白忙活了，村里葱白捐了。

对此，朱德林认为，话不能这样说，咱村子捐葱是为了支援武汉，奉献爱心，并不是为了图名，央视也是为了宣传咱，念错字也没关系，只要葱送到了，能帮助当地解决一些问题，咱就没白忙活。

“只要当地有需求，我们还可以捐”

虽然朱德林现在出行受到一定限制，但对于这次的爱心捐赠和亲赴武汉送葱的经历，他表示，“经历这个事，感觉到在大事面前，我们村的人，嵩县人还是非常有爱心的，让人非常感动。”

朱德林说，起初有捐葱想法后，村民大部分支持，也有一些不支持，认为这个时候搞捐赠是强出头。遇到这种情况，朱德林一个个做工作，最终这些村民不仅同意，而且主动参与薅葱装车。在捐葱现场，一些脱贫户也参与了薅葱、捆葱、装车活动，他们表示，国家帮助我们脱了贫，现在国家有难，我们也应该贡献自己的力量。

当时运输问题难住了村民，没有车辆，很多人也不愿意去武汉。最终多方协调下，提供了两辆卡车，司机是包括他在内的4名志愿者。临出发前，乡镇卫生院为他们提供一些口罩、防护服和消毒液，往返各10个小时，加上在武汉市内进行的装卸、等待工作，整个来回路程花了近24小时。

“目前是抗击疫情的关键时期，只要武汉当地有需要，我们村还可以捐。”朱德林说。

来源：河南日报

记者：曹杰 李晓波

链接：https://news.sina.com.cn/c/2020-02-09/doc-iimxyqvz1559970.shtml

编辑：宋婷

刘海明

【案例】

《华尔街日报》发表“东亚病夫”标题之后

2月4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和新冠肺炎有关的评论文章，标题是《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https://www.wsj.com/articles/china-is-the-real-sick-man-of-asia-11580773677）。

虽然内文并未出现“sick man of Asia”这个词组，但是这四个单词在大标题中显得分外扎眼——它就是在中国人人都听说过的“东亚病夫”。

使用这样的标题，显然非常不恰当。“东亚病夫”是中国近现代史当中带有污名化的词汇，被认为和落后挨打的屈辱历史有关。

更重要的是，这个词带有种族歧视的意味，曾经被用来描绘中国人不洁、带病的刻板印象。在新型冠状病毒肆虐的当下，这样的词更容易在国际社会引发对中国人的歧视和排斥。

这样的词出现在了《华尔街日报》这样一份有世界影响力的报纸上，作为中国人，如果你觉得不舒服，应该怎么办？

如果你是搞自媒体、做流量生意的，那么很简单：你只需要高呼《华尔街日报》辱华、美帝亡我之心不死，就可以轻松收获10万+了。

但如果你真的想知道《华尔街日报》为什么会出这样的标题，想纠正这样的用词，想反对针对中国人的种族歧视——总之，如果你想真的做点事儿，而不光是收割流量，那么你需要另一种策略。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这篇文章的性质：它是新闻报道还是评论文章？在正规的媒体里面，这两种内容是严格分开的，写新闻报道的记者完全无法干涉写评论的人，反之亦然。针对新闻报道中出现的问题和针对评论文章中出现的问题，也有不一样的应对策略。

从网页上我们可以看到：标题上面写了“OPINION”这个单词，也就是说，这是一篇评论文章。

但是媒体的评论文章也有不同的类型，对应着不同的意义。第一类是“社论（editorial）”，它代表着报社的意见。如果是在社论中出现了“东亚病夫”这样的称呼，那便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社论背后是整个报社的信誉和名声。第二类是“来论（op-ed）”，它不是由报社员工撰写的，而是由外部的专栏作者或者投稿者撰写的，不代表报社的观点，但是会经过版面编辑之手。

这篇评论文章，作者是一位学者（巴德学院的国际关系学者Walter Russell Mead），属于“来论（op-ed）”。这就让事情好办多了——它不牵涉到整个编辑部的立场，我们只需要联系作者和该文的责任编辑，即可发出询问和质疑。

从这几天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一些消息来看，已经有人这样做了。作者的回复是：这个标题是编辑加的，和他无关。那么，编辑怎么说呢？

根据一张聊天截图里的内容，有人花了5分钟给编辑发信，编辑看到之后回电话做了解释。

原来，编辑想套用的是“sick man”的说法。在欧洲，这种说法曾用来形容奥斯曼帝国。在英文媒体中搜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词曾经被用来形容美国、英国、日本、俄罗斯等等国家，主要指的是这些国家的经济问题。

当然，这并不代表“亚洲病夫”、“东亚病夫”这样的说法就是没问题的。因为牵涉到中国特殊的历史以及在美国发生的排华史，这样的套用是不恰当的。

在收到反馈之后，《华尔街日报》刊发了两篇短的读者回应，解释了这个词的不当之处。

其实，严肃的机构媒体都会遵循的一个原则是：愿意接受沟通和质疑，有空间容纳异议。所以，如果你对这些媒体的哪些内容不满，首先可以做的就是和这些媒体去沟通。有少数媒体还专门设有和读者沟通、代表读者向编辑部提出疑问的职位，称为“公共编辑（public editor）”。

当然，有的朋友可能会想：刊发这两则短的回应是不够的，我们还希望《华尔街日报》正式道歉。

如果有这种诉求，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大致有两种策略。第一，在社交媒体上发起抗议活动，可以起一个hashtag方便组织相关内容。当这样的抗议到达一定的声量之后，可能会有其他媒体跟进，形成进一步的推力。目前，就至少已经有《华盛顿邮报》和NBC新闻两家媒体跟进报道了此事，对《华尔街日报》形成了一定的舆论压力。

NBC新闻对此事件的报道

第二，以个人的身份向编辑部表达立场，提出诉求。如果你是《华尔街日报》的订户，还可以选择退订，并呼吁身边的人退订，这就是所谓的“消费者行动主义”（consumer activism）。

以上是两种可能有用的做法。最后还想提及一种肯定没用的做法，那就是：向白宫请愿。

这几天，有一些人在社交媒体上呼吁大家去白宫请愿网站签署一个请愿书，要求《华尔街日报》道歉。其实，做出这样的事情，是对美国的媒体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有着极大的误解。就算你收集到了70亿个签名，白宫也不会有任何动作，因为白宫代表的是政治权力，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证了：媒体的独立性是不容政治权力侵犯的。

你甚至可以尝试去法院告《华尔街日报》，更可以发起游行抗议，可以发起退订抵制，但是让白宫来制裁这份报纸绝对是白费功夫——川普对美国多少媒体恨得牙痒痒，他要能制裁的话早就动手了，不用等我们去请愿。

所以，如果我们觉得被美国媒体冒犯了，想要维护自身的权益，那么我们需要的不是打鸡血、吼两声，更不是找一个青天大老爷来告状，而是要在了解美国媒体和政治生态的基础之上，选择最合适的策略.

原创：方可成  

来源：新闻实验室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0XukFWhGp4NKX7ZCmkX5SQ

编辑：宋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