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不堪回首的大学生涯 （1962—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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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改革阶段

1．实践教学

1965年秋学期，恢复正常教学秩序，同时也加快了教学改革的步伐。主要是加快了教学进度，降低了教学要求。搞社教停了一年多的课，客观上也只能快马加鞭了。

1966年春学期，教学改革跨出了一大步，学校全面推行实践教学，准备上半学期在工厂学工业统计，下半学期去商店学商业统计。我们住进了学校在东城区的分部。我去的是安定门内的北京第二汽车附件厂和东郊呼家楼的北京医疗器械厂。上午跟班劳动，下午做原始记录，再由班组到车间再到厂部逐级汇总。那时，能在师傅的指导下独立操作个简单的机器，比如打孔，真是高兴得很。一星期还有两三个下午就地在工厂的会议室里上课，讲最基本的统计原理和工业统计。业务指导老师，除了辅导员倪老师，还有查瑞传老师等。虽然学得不多，就那么几页纸，以后可是派上了大用场。后来到了县里，那时文革还没结束，就靠这几页纸，办起了统计培训班。那里就你是大学生，这样的事，你能推得掉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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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教运动再补充一段如下。本文在连载过程中还在继续扩展。“社教运动”还需要重新编写，现在来不及了。）

实际上，社教运动把农村基层干部一律当作是整肃、清理、甚至打击的对象，是很不公正、很不合理的。要知道，在广大的农村、在广大的普通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中，有着很多出类拔萃的优秀人物。他们中间照样有走在我们前面、足以令我们仰望的真正意义上的时代先锋、社会精英。仅举一例，陕西户县城关镇北街大队会计、才小学文化的杨伟名，就是这样的一个思想解放的先驱者，一位了不起的农民思想家。

    1962年5月，杨伟名在困难时期的严峻局面下，忧国忧民，追寻真理，抛开个人安危，向党直言，写下了《当前形势怀感》，与大队支书、大队长共同署名，上报给各级党组织，直至党中央。文章分析透彻，判断准确，所提出的政策建议放在今天都能令人发聋振聩。这种远见卓识，除了惊叹，还能叫人说什么。

但是，那年的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严词批判了杨伟名的建议。

1968年5月5日，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杨伟名夫妇实在承受不了无休止的批斗，轮番的毒打、凌辱，双双服毒自尽。

1979年，杨伟名得以平反。以至于有人感叹说，对中国的问题，杨伟名早认识了二十年。在那时的中国，早认识了二十年，早讲了二十年，竟反而成了个人的悲剧，成了我们社会没齿的悲哀。

具体事例请见：《一叶知秋》，杨伟名遗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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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生活了几年，这几个月是最贴近生活。每天像市民一样地上下班、挤公交，像工人一样地干活，有的工种打个下手，有的工种就可以顶岗。上食堂，自己买饭票打饭（那时的学生食堂，都是每人一勺，一样的）。工人师傅们也很热情，虽然时间不长，还去过几个师傅家拜访。这也是我第一次走进北京的四合院。工人师傅的家里也都很简陋，生活用品很少，与堂堂的首都工人阶级的身份并不相称。比起我几年之后去的胶东农村并不好到哪儿，而且住得更挤。不但屋里挤，院子也都是几家人合用，搭满了高高低低大小不等的棚子。不象农村，至少院子是自己的。
我们住的城内分部，就是张自忠路（铁狮子胡同）1号，是原段祺瑞的总统府、抗战时日酋冈村宁茨的司令部。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标志性的建筑，鲁迅先生写的“纪念刘和珍君”所讲的北洋军阀开枪镇压学生的事件，就发生在这儿。看着那陈旧的欧式建筑，走在那嘎叽作响的地板上，睡在这些达官贵人以往的办公室里，真叫人浮想联翩。

白雪

1989年秋，我客串讲了回“大学语文”，课本里就有鲁迅先生的这篇文章。我在朗读这篇课文时，这批干训班的学员们齐刷刷地注视着我，整个教室鸦雀无声，空气像凝固了一样。这篇文章现在已经不在教材里了。其实，我也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当年刘和珍流血牺牲、倒下去的地方，也在我生命中留下了难忘的一页。当我读到、念到这篇文章时，当然会有更深的感受。
还有件有印象的事，那两个月碰上了河北邢台的大地震。还记得在工厂楼层的摇晃中往下奔跑，还记得几次接到地震预报，大家站在“总统府”的钟楼前彻夜聊天等着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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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雪

讲下体育课。那时叫“军事体育课”，不象现在的军训，整天在操场上立正、稍息、整步走，活动内容比较多，去过西山的靶场射击。1965年秋，还在颐和园的昆明湖里上游泳课。我从没下过水，在上海读书时，听说别的同学能上游泳池去，很是羡慕。有次，不小心在水里没站稳往后仰了过去，差点儿要呛水了。在边上的米受光同学，眼疾手快一把拉住了我。
米受光是位典型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北京女孩，热情、能干、大方。不幸的是，她英年早逝。我们班的同学里，已经有好几位离开了人世。愿他们在天国里安息。

白雪

2．左倾错误的逼近
教学内容的缩减，另一方面也使我加快了课外阅读的步伐。1965年，因为越南战争的激化，使我对东南亚有了兴趣，把所有用中文写的和翻译成中文的有关东南亚的书，包括他们的文学作品，都看过了，还觉得不够。那时比较全面介绍东南亚的只有英国人写的一本书，而且还只限自然地理方面。于是我想到了我自己也可以写一本综合介绍东南亚的书。这是我第一次想到要写书。文革的到来，使这个想法化为乌有。而东南亚问题却始终萦绕在我心头。在本书结束之后，如果还有可能继续写作的话，想写个反映东南亚左派游击队，他们的华裔领导人出于热爱祖国、向往革命，也为了子女的安全和成长，把他们的孩子送回国内，结果革命反被革命误的故事。

这段时间的感受：1、进一步了解了社会，了解了城市，了解了企业，了解了工人群众。大学生不过是这社会里极普通的一员，很多方面自己还赶不上工人师傅。
2、对于统计工作，尤其是基层统计工作，有所了解，并且能够担当起来。这种以实践教学为主的教学改革，有它的长处。它改变了过去学校教学中完全依靠苏联教育家凯洛夫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创立的“三中心”传统教育思想的做法（即：教学场所以课堂为中心，教学内容以教材为中心，教学活动以教师为中心），更像是种职业教育。不是说职业教育不可以，高等教育可以有、也应该有多种形式，包括高等职业教育在内。笔者十分赞成对传统教育体制和教学方法进行改革，自己在当教师以后也是身体力行。但这不能一刀切，简单化，如果所有的课程、所有的学期、所有的专业都这样搞，那也会是种灾难。
.说到教育思想，多讲两句。六十年代我们不遗余力地痛批苏联修正主义，包括在教育领域彻底批判凯洛夫的教育思想。其实，凯洛夫的思想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形成的，到六十年代人家已经发展了。可我们还在一面批判一面照办。十年动乱中，把什么都冲掉了，教育也不成其为教育。文革之后拨乱反正，教育领域恢复的依旧是凯洛夫的那一套，一直到现在。虽有改革，但本质依旧如此。而对七十年代兴起的赞可夫这些，乃至苏联解体后当代教育思想的发展变化，我们更是知之甚少。我曾客串讲过一次“教育学”，所以还比较关心这些。

当然1965年秋冬和1966年春天的那时，是顾不上教育思想的了。这时，没想到的是，自己的大学时代正赶上一个左倾错误不断累积和激化的重要阶段。建国以后，文革之前，左倾错误的发展过程，一般认为有这样几个节点：1957年的反右，1958-59年的大跃进，再就是我刚上大学时的1962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
.对这次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郭德宏等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是这样阐述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对所谓‘基本路线’的通过，标志着‘左倾’错误已经在党中央领导机构中占据支配地位。”这儿所讲的“基本路线”，就是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在这次全会上形成并写进全会决议。
.这本书还写道：“……这次‘左’的思潮发展中，起主导和带头作用的是党的最有威望的领袖毛泽东。他紧抓不放，不断发表指示，更使‘左’的阶级斗争思潮带有高压态势和不可阻挡的势头，而逐步升级、越来越‘左’。”
.这之后，从几个方面表现出了阶级斗争态势的全面强化。一是城乡社教运动的开展，这个，我们参加了，刚回来。再就是1965年秋，开始感受到意识形态领域大批判和中苏论战的升温。每当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系列文章在大喇叭里广播，那宏亮的声音在玻璃窗上嗡嗡作响，把苏联修正主义骂得狗血喷头。从文风上，也为以后写大字报打下了基础。.

白雪

一部部受批判的电影，当成大毒草组织观看，有“早春二月”、“林家铺子”、“舞台姐妹”、“武训传”等等，也不用买票，还觉得不错。难得有这样连续看电影的机会，多看几部也无妨。好在我们人大的学生，一入学就每人发个小马扎，带有点延安作风的意味，看露天电影很方便（人大的前身，在抗战时，是陕北公学）。从这些电影的内容看，觉得都还是不错的。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大批判文章，都看了，也没有更多地放在心上，没想到它是一场大风暴的前兆。谁也没料到，极左的步伐已经逼上来了，打破了所有人的善良愿望和平静的心思。
那时，为配合阶级斗争的升温，怕你想不通、跟不上去、下不了手，还大力宣扬所谓的“驯服工具论”。 就是说要做党的驯服工具，叫你干啥就干啥，还要老老实实地使劲干，什么也不要问，美其名曰：“做颗永不生锈的锣丝钉”。这个理论，完全剥夺了作为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尤其是剥夺了独立思考的权利。它明显违背了《共产党宣言》所讲的“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也违背了当前所讲的“以人为本”的精神。讲穿了，就是赤裸裸地叫你乖乖地当奴隶。.
正如易中天先生在2010年8月5日《南方周末》他的一篇文章中说的：“在他们眼里，人民不是人，是工具和武器。工具和武器，又要什么权利，讲什么自由？”易先生还讲到：“把这些‘个人’都变成既没有‘独立人格’，又没有‘自由意志’的齿轮和螺丝钉，那么，组装起来的，将是一架没有人性的机器，一架杀人的机器，毁灭人类的机器。”
就这个荒谬“理论”，文革中，极左势力还从另一个角度进行“批判”。说是它压制革命、不许造反。在极左时期，真是只有更左，没有最左。
.笔者还想说的是，1979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最大的意义，还不在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那些具体措施，而在于把“工具”又重新变回了人。我们改革开放成功的程度，就看这“工具”在多大程度上变回了人。
没多久，形势变化之快，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工厂的实践教学还没结束，正准备去海淀百货商店学商业统计，文化大革命就来了。1966年6月1日随着人民日报刊登出北大聂元梓的那张大字报，我们也跟着撤回校本部，停课闹革命了。

白雪

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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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风潮初起

(1)大字报

1966年6月初，回到校本部，就像掉进了一口翻滚喧嚣的大锅。到处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到处是各种各样关于领导人和国家大事的以往小小老百姓根本不知道的有影没影的传言；到处是兴奋的人群，真的以为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挥斥方遒了。学生们纷纷从北校门去北大、清华看大字报、听站在板凳上谁都可以表演一番的即兴演讲。有的老师还在校门口很真诚地劝说，同学们不要去啊，不要忘了1957年的教训啊。
.那些天，我们也常常去临近的各高校看大字报。有的同学还很认真地拿着本子记，一天差不多就能记一本。内容大多是批判邓拓（人民日报总编）、吴晗（北京市副市长）、廖沫沙（北京市委统战部长）的“三家村夜话”（那是他们三人合作在《北京晚报》上搞的一个针贬时弊的专栏，被极左势力选作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突破口，与此相连的还有“三家村扎记”等）以及他们本校的一些事情，也渐渐地有一些涉及北京市委、中宣部这些。这些事，与后来的大事情不能比，但在当时也是挺新鲜的了。
.夜里也歇不着，躺在铺上谈论着白天的见闻，也热烈地讨论着，甚至争论着，比如工作组该不该留。虽然讨论这些问题，很快就被证实是太小儿科、太幼稚了。那些时日，整天地跑来跑去，不用上课，不用考试，没有任何的压力，也无关自己的痛痒，身边也还没有什么上纲上线的事，甚至是有种热闹的气氛。马克思说过，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难道文化大革命真就是这样的节日？大家还真以为，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来到了，一场能使人们和社会更加革命的革命来到了。
然而，批判的对象，渐渐从北京市委、中宣部、教育部往下沿伸，指向了学校，指向了系，甚至指向了老师。为了表示我们也在参加文化大革命，也为了帮自己的老师过这一关，我们班也组织了对辅导员和系办二位秘书的批判会。同学们一个个“义正词严”，老师们也心领神会，很是配合，一个个表示要“认真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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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看别人的大字报，也不行啊。怎么显示自己也投身政治运动，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呢?同学们也开始写大字报。写什么呢？怎么写呢？既要表现出革命的“战斗力”，又不能真的伤了老师，真的是搜肠刮肚、费了思量。这类为了应时应景的大字报，当时也是占了一大部分的，明眼人能看得出来。大字报都是用毛笔写的。可是写毛笔，对很多人是个难事。但对我，倒不算什么。因为我是不管写毛笔的那些规矩，把毛笔当钢笔写，所以速度比较快，还帮过不少人抄写。
.我自己也给系里的戈泊老师写了份大字报，对他早年的一篇学位论文进行“批判”，但没有任何政治性帽子。戈老师是我们很多同学当时难得有的“偶像”，留苏高材生，英俊魁梧，还会唱一手好歌。后来有次旅途中偶遇戈老师，我提起了这件事，说：“真不好意思，那时我还写了你的大字报”。戈老师笑笑说：“是吗？我怎么没见过？”或许，也可能真的没见到，因为那时大字报比现在网上的发帖跟帖还要多，有的不到一小时就被新的覆盖上了。没有点“要命”的内容，是注意不到的。当然，我今天仍然要为此向戈老师表示真诚的歉意，因为这毕竟不是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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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市委
极左势力当然不会让运动就这么温良恭俭让地走下去。渐渐地，事情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一个大事，是五月下旬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这个我们当时并不知道。知道的时候是6月4日，公布了那次会议上决定的改组北京市委的名单，成立了以李雪峰为第一书记的新市委。六月中旬，北京新市委传达了也是那次会议上作出的对“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处理决定。这被称之为文革的第一战役，之前的批判“三家村”还算不上。
.听了这个，才知道天色真的变暗了。心里一方面觉得事情重大，另一方面又是疑虑重重。这么多的干了几十年的党的高层领导，怎么会一下就变成“反革命修正主义”了呢？那他们当初为什么要参加革命呢？如果他们就是要反对革命，又何必要等到让革命成功以后再去破坏呢？又说他们是“混进党内，窃取高位”，那革命队伍内的别人在干什么吃的呢？党的组织几十年来是怎么考察自己的干部呢？这毕竟不是一个人、两个人，不是一年、两年的事啊。
.尤其是传达林彪的“5·18政变讲话”，不由让人一怔。林彪在那里面歇斯底里地喊叫：“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原文请见：《“文化大革命”简史》，席宣、金春明，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一脸杀气腾腾，令人毛骨悚然。我们的政治局势都到了这种恐怖的地步啦？不敢信，更不敢问。他们的意图就是唬得大家只能紧跟着他们“干革命”，什么也不要问。再没有前些天看热闹的心情了。心里只觉得很沉重，很担忧，我们国家要出大事情了。
五月的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制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在这个通知里，毛泽东特地亲自加上了几段，其中最后一段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个文件，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吹响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先后有三个大动作。一是1965年底在上海由江青策动姚文元写“评海瑞罢官”，这是个信号弹。但发现各地、尤其是北京没动。第二个动作，就是这次五月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有不少重头戏，包括撤消“二月提纲”，包括制定“五一六通知”，包括改组北京市委，包括抛出彭罗陆杨，包括重新组成“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即“中央文革”）。这是下了文化大革命的总攻令。还觉得不够，第三个动作就是八月份掀起红卫兵运动，和发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是亲自率队去炸开“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城墙。
.有人在讨论，文化大革命是从哪一天开始的。有的说，是从六月一日发表聂元梓的大字报开始。从群众的直接感受来讲，是那一天。有的说，应从五月十六日算起。应该说，文革是有个分为上述几个阶段的发展过程。如果实在要说是从哪天开始，我觉得，相对来说，以五月十六日为宜。
.其实，文化大革命这个说法，从一开始就是名不副实。就运动范围而言，它并不是文化领域的革命。毛泽东已经感到仅仅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批判“三家村”、杨献珍、孙冶方这些，已经不能解决他所想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才发动这场涉及党和国家和全社会各个领域的“大革命”。从运动的手段来说，它实在不是一场“文化”革命，而是地地道道、彻头彻尾的“武化”大革命。后来的发展，很快就证实了这一点。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我们尊敬的校长郭影秋，也被任命为新市委书记处书记。郭影秋是人大党委书记、第一副校长。校长是吴玉章，因年事已高，由郭影秋实际主持工作。
可是没多少日子，便又来了个谁也想不到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新市委也不新了。郭影秋在这个位子上才干了两个月，就被撤职。而李雪峰也才干了八个月，后来又被开除了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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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月兵变”
（1）郭影秋

果然，极左势力在按照他们的既定意图，步步逼进。他们终于扔出一个“重磅炸弹”——即所谓“二月兵变”，直接指向人民大学。

事情是这样的，1966年2月，北京卫戍区根据中央军委为了加强地方武装建设的意见，决定在北京市新建一个团，归卫戍区建制。该团组建后，一时没有营房。为此，卫戍区先后到各处找房，均无结果。海淀区武装部便向他们介绍说，有几个大学的学生都下乡搞“四清”去了，有些空房，是否可去联系暂时借用。当他们到人民大学联系时，被郭影秋婉拒。后来，卫戍区也认为部队住在学校不一定合适，而住到郊区的一个靶场去了。
.这件事，极左势力得知后喜出望外，以为找到了一颗大炸弹。6月17日，有人在北京大学贴出题为“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的大字报，以此诬陷彭真、贺龙要搞军事政变。如果是这样，郭影秋自然也就是“二月兵变”的黑干将了。虽然这内容事关重大，但信的人并不多，开始在人大校园内影响也不大。康生一看不行，便从后台跳到了前台。7月27日，他在北师大的群众大会上 信口雌黄地说：“在今年二月底，三月初，彭真这个大黑帮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变成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计划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各驻上一个营的部队，这件事是千真万确的。而且在北大、人大都看过房子。这件事包含着极大的阴谋，陆平知道，人民大学的郭影秋也完全知道。”这一下，形势突变。.
7月29日，郭影秋被撤消刚担任了二个月的北京市委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职务（当时他作为华北局的代表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的活动）。当晚，就被造反派揪回学校批斗。
.郭影秋是人大广大师生衷心崇敬的校长，具有很强的人格魅力。那天晚上，他被解职的消息传来，在文化广场看大字报的人们，一时群情激愤（文化广场：原办公教学楼北侧的一块空地，当时集中贴大字报的地方）。不知谁喊了声：“我们到市委去要个说法”。马上一呼百应，迅速聚拢起几百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向着台基厂的市委大楼径直而去。那时，我们还并不知道另一派已经去抓郭影秋了。到了市委之后，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大学工委的陶鲁笳（原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张经武（原西藏工委第一书记）等先后出面接见、说明，但都不得要领。
.一天一夜之后，我们一行上百人，又从市委去了北海西侧的中央文革住地找康生。一开始，是她老婆曹轶欧出来挡驾。我们不走。后半夜，康生只好出来，又不敢当场说狠话，也是含糊其辞、推诿敷衍（这个场景，在《革命四十年》中有描述）。见到康生，用阴森两个字描述最为恰当。阴森的院子，特地弄得灯光很暗淡的阴森的大会议室，那黑黝黝的脸盘上透过反着光的眼镜，是那黑黝黝的阴森的眼神。
.等回到学校，已是连续三天两夜没合眼，这一生还没有过。进了宿舍倒头就睡。
这儿简单介绍下我们的校长郭影秋。他原是江苏沛县中学的历史老师、教务主任，抗战爆发后，他带领学生武装抗日，活动在湖西一带。这儿的湖西，是指微山湖西。湖西在我的生命中也留下过一页，本文的最后会讲到。建国初期，郭影秋任云南省长。那时的省长后来都是很高的职务，但他却在1957年秋反右之后，不避风险，不当省长当校长，来到了南京大学。1963年，中央拟调他当国务院代秘书长，但他却谢绝，而应吴玉章校长之邀来到人大。
.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始终把学生和教师放在心上，维护学生和教师的权益。尤其是在种种政治高压之下，尽其所能，保护了一批同志，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生活简朴，来人大后，不要豪宅，就住和我们一样的灰旧的平房。老伴病了，他自己背她上车。就这样一个事物繁忙的领导，他还是位明史专家，主攻南明史，写有《李定国纪年》的专著。.
他在诗词上也很有造诣，是党内高层的一位才子。他的历史著作和诗词，可不是像现在泛滥成灾的名为戏说、实为胡说的那些乱七八糟的玩艺，更不是“羊羔体”、“泪流帝”、“纵为鬼也幸福”的那些东西。现在的一些官员，包括一些高校领导，和他相比，无论是人品还是学识，真是难望项背，差得十万八千里。南京大学的教工，这多少年过去了，也一直在怀念老校长。在南大的校园里，有座郭影秋的塑像。每年清明前后，我都要过去看看，以表景仰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