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写作案例库

刘海明

【案例】

编辑：刘佳莹

刘海明

【案例】

天堂不用考大学

  地震中，北川中学伤亡最惨重的高2010级开始了高考复习，对这些学生来说疲劳或许是最好的心灵疗伤手段。

  闭上眼，右三圈、左三圈，“福"字就在10米远。

  三个高矮、胖瘦各异的女孩子，上香是地震之后的头一回。

  思念3块钱一份：三根元宝蜡烛、一把香，三叠纸钱，有纸黄金、印有阎罗王头像的现钞、冥府银行的支票本。女孩子们没弄懂佛殿为什么收阎王爷的钱，也许是“银联”的。

  李凤记不清自己多少次踏上圣水山上佛殿前的阶梯。学校附近又没甚可去之处，在唯一还能自由活动的周日，如果无聊，就会过来。

  李凤是“四川地震中伤亡最惨重的北川中学”高2010级学生，震后整个年级縮编70%。

  上午11点，太阳在正对“福''字的3点钟方向。暖暖的阳光里躺着绵阳城，一个没有特点的周日，若非拖着十几节车厢的火车偶尔隆隆刺过眼幕，连空气都刻上了蜀地特有的慵懒。

  李凤伫立凝望那些由近及远的灰色长方体、圆柱体,眼神流转。

  北中现状

  六个月前，李凤时常在睡梦中一弹而起。隔着一堵砖墙，帐篷不远处就是铁道，“火车过来的声音像极了那会儿” 。“'那会儿'是指地震。

  习惯它，李凤用了一个月。可她一直没习惯睡帐篷。天晴时，她宁可忍受蚊子也不愿被“蒸包子”；下雨时，帐篷 里又潮湿得有点“亚马逊”。哪怕这已是最好的军用帐篷。

  所幸这样的日子只熬了一个月，李凤就随着上千名同学搬进了赶建的板房内。12个人一间，10来平方米的空间里挤了 6张双人床。一关门，空气混着人体就开始“发酵”, 可现在晚上不关又冷。没有凳子，李凤记得以前有一个，借来借去就不知去哪了。

“被子够了，一人两三床，就是钻进去的时候冷。”

  北川中学的临时校址坐落于绵阳长虹培训中心。这是绵延一片近30排的板房群，拥有数百个房间。李凤的宿 舍、教室在其中。板房群三面环绕着低矮的土丘，上面密密匝匝都是树。工程机械挖掉了土丘的中央部分，学校就 建在挖出的这几千平方米空地上。

  上学期，李凤以及她的上千名同学不得不和长虹基地的员工挤唯一的食堂，排一小时队才能打到一份黄瓜炒肉片。新食堂开学没多久才建好，如今它还没配备桌椅板凳，李凤通常端着饭盒进教室或宿舍吃，不喜欢像男生们那样蹲在路边。

  一荤一素3块5,两荤一素5块。李凤的生活费每月400元，花在食堂里的有300,额外还得准备晚自习后的加餐，通常是方便面、面包什么的。北川中学的孤儿、残疾、丧亲孩子每月有150〜300元不等的补助，凤不在补助范围内。

  11月28日，吃过午饭，学校开始发放过冬的衣物。每人一件银灰色的针织毛衣，羽绒服有蓝色和红色两种。李凤搞不清衣服是哪儿送来的，“就是有点大，看起来像只有一个型号。”

  备考生活

  高二文理分科了，转出去十几个同学，又进来十几个。李凤留了下来。

  高2010级6班，十足幸运。2008年5月12日下午2时30分，体育课，李凤所在的班上无一遇难。

  高一年级曾有10个班，每班四五十号人。

  他们是灾后心理辅导重点照顾的年级。6班稍微好点,

  5月29日，李凤已经在长虹基地内的临时教室里快乐地怂恿来访的志愿者们唱歌给他们听。他们也是震后最早重新 歌唱的一群人。

  可没唱多久，李凤就开始了繁忙的高考复习。

  12月3日晚9点，离下晚自习还有1个小时。原定的模拟考试取消了，李凤给我发来短信：“无聊，整个班的同学都在趴着睡觉。”她老想睡。每天起床是机械的，甚至连 睡觉也是机械的。

  李凤羡慕低年级的学弟学妹们，周末时总有演岀，明星多得记不过来，有点腻味，但起码都会有一些泰迪熊之类的小玩具。

  她讨厌新成立的管弦乐队，伊呀呀的。那些漂亮的乐器，闪亮闪亮奇形怪状。可学弟学妹们吹得太难听了，还老对不上节奏。《欢乐颂》勉勉强强，《我和你》惨不忍睹。赠乐器的，没怎么教就走了。

  遇上老师照本宣科的课，胡思乱想一通，李凤还得强迫自己跟上复习节奏。

  李凤有理想中想报考的大学目标，据说那个学校的中文不错。不过她对大学的感悟仅限于参观过的位于绵阳 的西南科技大学校园，“是不是大学里的老师也会这么婆婆妈 妈的?"

  生活规律得像瑞士手表。加上自习，每天共12节课,早上6点起床早操，午睡一小时，一直折腾到晚上11点熄 灯睡觉。她取笑10点后下了晚自习还看书的室友：“就那么几分钟，至于嘛？"

  放学后，冲食堂打饭就像掷骰子。就那几个菜，一个窗口只一种，排上了哪个算哪个，这倒给李凤的生活增加了些许悬念和乐趣。她异常羡慕转到了 2班的刘涛，那间教室离食堂更近，只要放学不拖堂，还能顺便瞅瞅菜样 再排队。

“现在只有洋芋坨坨，没有肉"，配着肉的总是那几样菜，夏天黄瓜，现在萝卜，土豆是“常委”。

  李凤喜欢学校外面的米粉和兰州拉面。可她和这里所有的孩子一样，平时不能随便出校门。李凤特讨厌“门口 那个想当先进”的保安，“才招聘的，好凶哦”。高中三个年级, 每周只有一天半不到的假期，周日晚6点就得回来上自习。

  扩招的困惑

  李凤记得温总理来过学校三次。她听老师说，“温爷爷叮嘱要把我们建设成为全国的重点中学”，于是，老师对他们现在要求特别严格，尤其在学习时间上。

  为此，北川中学在领导设置上做了微调。震灾中表现出色的北川中学原校长刘亚春将作为常务副校长，而级 别更高的绵阳市教育局局长王和金已岀任校长一职，他曾任绵阳中学校长。

  李凤见过这位胖乎乎的新校长：“他好管用哦，我们没书给他说，过了一天就把书找到了。他应该是个很好的 校长！”

  缺教师是个大问题。包括李凤很喜欢的几个，许多老师在地震中遇难了。部分以前不适合教学的管理人员不 得不临时接过教鞭。

  李凤不喜欢某老师：“他就只知道'管'，一点没有商量的余地。我们需要能理解我们的老师，而不仅仅是指手 画脚。'‘

  新学期大规模的扩招还进一步恶化了师资，即便补充了一批新老师仍不够。11月27日，绵阳又选调了一批 30多名教师和管理人员到北川中学。

  扩招还引发了一些额外的疑惑。

  眼下，李凤所在的高二年级又恢复到10个班。高一有16个班，原北川中学初三直升的学生只占其中一部分。

  北川中学目前的3000余名在校生中，除去巳高考离校的500人，经历过“”的那批学生巳不足一半。震后临时取 消了中考，部分来自其他地区，甚至绵阳本地的考生进入 了“未来的国重''北川中学。

  高2011级4班的王强就是李凤讨厌的那些“老找不准调的人”之一。地震之时，那会儿念初三的王强刚逃离楼梯 间，就眼睁睁看着房子轰然倒塌。初中升高中，他留在了 北川中学。

  “办成'国重'固然好，但整个北川就只有北中有高中部，那么多外地的家长冲着温总理的话把孩子送过来了， 水涨船高，北川的孩子在同等条件下就更难进北中了，这 还叫'北川中学'？如果现在连高中都很难进去了，今后 本地人咋参与北川建设？”

  他喜欢AC米兰的卡卡，喜欢足球，喜欢音乐和乐器,据说也喜欢学习。他不喜欢老师要他在学习与爱好之间做抉择。

  心灵疗伤

  震后的假期，王强敢穿着“北川中学''的T恤在湖南的大学里面打球，引来一大票人前来嘘寒问暖，“我无所谓，能说岀来。"

  不同于王强那种张扬的性格，除非李凤主动提及，否则她会刻意回避与地震有关的问题。

  李凤常常梦到家乡的老腊肉。撤出后，她说就再也没回过北川。无数次，她在梦境与现实中穿梭于北川与绵 阳。

  “我很喜欢绵阳，但还是希望能把新学校建在北川。”可至少在毕业前，她注定与绵阳，与长虹基地结缘。

  和中国大部分高中生一样，李凤只有压缩到极限的自由时间。5个月后，学校周围都被李凤和死党们逛了个底 朝天。

  比来比去，她还是最喜欢离长虹基地只有1公里的圣水寺，不收门票，里面那些滑稽的罗汉塑像能逗得凤咯 咯发笑。她们咧着嘴，在照相机面前比出“V”字手势。

  迈进朱红色的佛殿里，三世佛的金身前，李凤能“感觉到心灵的宁静

  11月的最后一天，阳光穿透天堂，再穿过女孩儿们飘逸的发丝。

  “那些老师和同学们这会儿应该在上面开心地玩吧，那边不用考大学。”

来源：新世纪周刊

链接：https://m.book118.com/html/2018/0910/8030031065001123.shtm?from=groupmessage

编辑：王雅欣

刘海明

【案例】

新闻报道中，记者能否用笔名？

“你们抓周树人，跟我鲁迅有什么关系？”

电视剧《楼外楼》中，军阀队长带着“周树人”的逮捕令时抓捕鲁迅，因不识“鲁迅”为周树人笔名，就放他走了！

事实上，除了作家、撰稿人经常使用笔名，在新闻工作者中也存在使用笔名的情况。记者能不能用笔名？哪些情况下会使用笔名？

记者能不能用笔名？

记者能否使用笔名？

一方面，在原则上记者应该用真名。记者的署名不像文学创作，新闻是真实的，因此有“文责自负”的要求，署真名就是为这个。

此外，在版权意识逐渐增强的时代，著作人对自己的作品有署名权，署名权即表明记者身份。

从新闻理论上看，真实性是新闻的本质规定，新闻真实性指的是在新闻报道中的每一个具体事实都必须合乎客观实际，既表现在新闻报道中的时间（when）、地点（where）、人物（who）、事情（what）、原因（why）和经过（how）都经得起核对。

要经得起核对，那么在理论上讲，新闻工作者更应该署实名，便于新闻事实的核对，确定撰稿者的责任。

在实操上，记者在报道中依然会使用笔名。其中就包括：

1.新闻评论工作中，评论员化名；

2.批评新闻报道中，记者采用笔名；

3.一些文艺、娱乐新闻中，撰稿人采用笔名；

4.有偿新闻、关系稿。

在使用笔名的过程中，或为了保护记者人身安全，或为了避免因不当描述落他人口实带来麻烦，或用于营造个人IP。

1. 巧用笔名 强化舆论引导 稳定人心

在传统纸媒、传统新闻网站上，经常会刊载一些用于解读政策、局势现状的社论。这些社论的作者往往会以专业化的视角解读当前社会政治、经济局势，并高频率发布观点评论。

在党报社论中，通常以万能的“本报评论员”以及一些谐音或者意译笔名。

本报评论员文章以体现报纸编辑部的立场、观点和态度为主旨，通常是不署作者姓名和笔名的，所以通常用××报评论员署名，这在中央和地方媒体中都会出现。

在人民日报9月18日的一篇评论《保障劳动权就是保障人权》其署名就是“本报评论员”。人民日报署名“本报评论员”的文章，一般针对重大事件，或者重大话题。

在谐音笔名中，最常见的人民日报“任仲平”、“国纪平”和“钟声”。

任仲平，是“人民日报重要评论”的谐音缩写。1993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发表了《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届三中全会》，全文4600字。这是人民日报第一次以“人民日报重要评论”的谐音“任仲平”为名刊发评论。

“国纪平”取谐音“国际的重要评论”。2008年又推出的“钟声”系列国际评论，是“中国之声”的谐音缩写。两类国际评论主题围绕重要的国际问题和涉华问题，发出中国自己的声音。

除此之外，还有在报纸上出现过的如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初蜚声国内外的“皇甫平”系列文章，以及“仲祖文”“郑青原”等评论员文章。在党报中，“评论员”文章、谐音笔名文章的使用，直接避开了一些公文文件的机械化。

将政策方针转化为“评论员”文章，从而更广泛向社会宣传，强化舆论引导、凝聚思想稳定人心。

2. 配合隐性采访 批判社会失态现象

除了在党报评论中的“评论员文章”和谐音笔名，在调查报道、深度新闻的发布上，舆论监督更是困难重重，记者为了不必要的麻烦，有时也会使用笔名。

在调查报道、揭丑报道中，新闻内容往往会触碰到某些团体的利益。报社有时为了保护记者的安全，有时候往往会以“本报记者”署名，或者采用笔名的方式发稿，保护撰稿记者，避免新闻报道后记者遭遇报复、恐吓。

在20年前的兰州，《甘肃青年报》记者何红因《火气太大起祸端》稿件，触犯当地黑社会势力，在迫于种种压力之下向黑社会“下跪”一事，当时引发震动。随后，何红在《甘肃青年报》以卓玛的笔名继续发表文章。

但是，黑势力对何红的骚扰威胁并没有停歇，制造车祸、前往住处报复甚至是悬赏56万取何红人头……

3. “娱记” 笔名背后觊觎与窥探

简称娱记，则是指报道文化娱乐新闻的记者，他们通常出现在明星出现的公开场合，如电影节、片场、发布会。同时也有一部分是因常用跟踪、偷拍等方式获取明星花边新闻，他们被称为“狗仔”。

他们在发布花边新闻时，也会采用一些笔名。比如“赵五儿”、“卓伟”（原名韩炳江，被称为“中国内地第一狗仔”）。

在2017年被微博封禁的“名侦探赵五儿”，自称“赵五儿，比赵四儿壮，比赵四儿贫，混迹娱乐圈媒体圈十数年，和圈中明星称姐道弟者众”。

使用笔名，一方面是为了规避风险，因为“狗仔”在跟踪报道中难免会侵人隐私，涉及法律纠纷。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以猎奇的笔名博取关注。

另一方面，作为娱乐文化行业记者、撰稿人，在传统媒体上往往会为这些文艺作者开辟文艺副刊，其中不乏文艺创作、文学评论、诗集散文等等。这类作品中，其作者或主观、客观原因署下笔名。

4.  “本报记者”背后的另类思考

在一些报纸上，有一类稿子既不是批评新闻，也不是社论，更不是娱乐花边新闻，这类新闻往往没有署名，最后留下一个“本报记者”署名。这类“笔名”，往往也有着隐情：

一是关系稿，明知新闻价值不大,碍于某种关系不得不写。或是某记者经常写某一单位的稿子,而没有多少新闻价值。写得时间长了,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所以只署个“本报记者”,只有编辑部的几个人知道。

二是开业庆典稿，有些记者,凡开业庆典有纪念品的活动,是不请自到。拿了纪念品,吃了人家的饭,就要为人写稿。稿子发出来怕别人议论,所以署上“本报记者”。

三是有偿新闻，本不是新闻，但拿到了“偿”,就得“新闻”一番。发出来怕影响不好,故将真姓名隐去,只署“本报记者”。

这类署名不同于批评报道、监督新闻，倘若是批评新闻是一种雷厉风行、晴天霹雳的快感。那么署以“本报记者”的关系稿、庆典稿、有偿稿，无非是一种扭扭捏捏的“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一种画风。

5. 笔名虽香 但请勿过于“依赖”

采用笔名，实则为了行发稿、批评、宣传之便。在新闻工作中，批评揭黑报道乃至宣传报道只是新闻报道工作中的一个部分。

人民群众关注的社会、经济、民生新闻等内容，群众需要的不是空洞无名的通稿、关系稿。而是需要有着人情冷暖的，有着温度的实名报道。

记者的笔名变化，往往与整个媒介行业生态与社会生态关联在一起。在纸媒黄金期，在调查记者繁盛的时代，批评报道居多，批评报道迫于现实压力有时会采用笔名。

在新闻报道中能否用笔名，怎么用笔名，编辑部应该谨慎使用，要坚持“文责自负”的原则。也即撰稿人要对署名发表的著作、文章或报道，如出现政治、学术、技术性错误或史实情况，由原作者本人承担责任。

要对署名发表的著作或文章、报道，如出现政治或学术、技术性错误或失实情况，由原作者承担责任。

作者：图南  

来源：微信公众号—传媒茶话会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FuDcVrM2yGcIwToRpFZMtg

编辑：宋婷

刘海明

【案例】

调查钟南山

声明：本文转载自2003年上海报业集团时尚刊物《外滩画报》中《调查钟南山》原文。当年非典期间钟南山院士积极参与疫苗研发引发争议，该文章就此事公开质问其中的问题，后期钟院士也公开进行了答复。

2020年，钟南山院士又起传闻，引发社会争议，特转载此文，仅供参考。原文较长，需要耐心读完。

调查钟南山

外滩记者

邵嘉翔 杨晓杰 王磊/报道

（原载《外滩画报》http://www.bundpic.com）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3年6月20日，国内已有200多个研究机构和人员，宣布SARS疫苗研制成功或即将成功。在如此庞大的科研大军当中，以钟南山为首的疫苗研制小组最引人关注。

5月26日，这个疫苗研制小组率先在香港举行新闻发布会，宣称研制成灭活SARS病毒简易疫苗，并称这个疫苗有望在6月10日前问世；5月29日，这个疫苗研制小组又在广州召开新闻发布会，钟南山亲自参加，《南方日报》以《神奇滴鼻剂可阻非典病毒》为题作了报道。报道说，再过大约20天，也就是6月20日前后（比香港发布会推迟了10天），研制小组完成灭活后，就可按一定病毒量配制滴鼻液，提供给高危人群进行临床研究。

6月20日已经过去了，但发布会上的承诺并没有兑现。

钟南山研制疫苗的新闻搅动了业内

　　

受众首次在媒体上得知钟南山研制SARS疫苗的消息是5月26日。但这个消息并不是钟南山本人发布的，所以他非常“反感”。

5月26日这天，对钟南山来说，是一个让他非常“反感”的日子。

因为这天，《大公报》、新华社纷纷报道了钟南山研制SARS疫苗的消息。甚至有消息说，预防非典疫苗有望在6月10日前问世。这些消息经过中国新闻网、新浪网等转载，一时传遍大江南北，在庞大的SARS疫苗科研大军当中，钟南山异军突起。甚至有网友在网上发贴说，钟南山乃神人也！

而当本报记者就此事打电话向钟南山求证时，他却对记者说，虽然研制小组是粤、沪、港三方合作，但5月26日的消息是香港单方面发布的，“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主任袁国勇未经我同意就向媒体发布消息，我对此很反感。”

钟南山对记者说：“媒体上发布的消息不准确。我们研究的疫苗没有他们说得那么好，当然也没有打算进行公布。”

对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主任袁国勇，钟南山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袁国勇根本没有参加我们的研发，合作的三方分别是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的郑伯健博士、上海复旦大学的闻玉梅院士和我。袁国勇只是合作方郑伯健博士的领导。”

和钟南山通过电话之后，记者打开了中国工程院的官方网站。也是5月26日，一篇《关于用灭活病毒疫苗保护新型冠状病毒接触者的紧急建议》让记者大吃一惊，因为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钟南山和闻玉梅两位中国工程院院士。

为什么会在同一天发布研制疫苗的消息和紧急建议，是巧合还是有意安排？

记者再次和钟南山通电话时，他拒绝对这个问题进行正面回答。

钟南山为“神奇滴鼻剂”召开新闻发布会

钟南山认为香港大学对SARS疫苗研制情况的发布不准确，而一旦自己召开发布会时，也会走香港大学的“路子”。

5月29日，根本“没有打算在媒体上公布”研制SARS疫苗消息的钟南山，破例了。钟南山对记者说，原来根本没有打算公布，但香港公布的不准确，所以他的这个公布算是更正。

5月29日的《南方日报》详细报道了钟南山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有关情况。文章是南方日报社记者林亚茗写的，标题是《神奇滴鼻剂可阻非典病毒》，副题是《成本低、无毒性，再过20天左右即可提供给高危人群进行临床研究》。文章开头是这样写的：“一种神奇的滴鼻剂在不久将会问世，它只需用50-100微升的剂量，喷入2—3次，就可以抵挡SARS病毒的侵入。钟南山院士和来自上海复旦大学的闻玉梅院士分别介绍说，经过粤沪港科学家19天的联合攻关，这一成果的研究取得了阶段性进展。”

报道还说，这种神奇滴鼻剂，成本低、无毒性。记者没有发现，钟南山的更正和香港方面的说法没有什么根本不同，要说差别，只是细节上略有出入。譬如钟南山研制的SARS疫苗“6月20日左右即可提供给高危人群进行临床研究”，比香港方面宣布的“6月10日前问世”晚了10天。

钟南山疫苗成果的发布没有经过同行评审

为什么没有经过同行评审而急于拿出来发表的原因，他们认为主要是为了“应急”，当然也欢迎企业方面投资。

看到《南方日报》的这个报道，记者吃了一惊。因为，《南方日报》的报道说“再过大约20天，课题组完成确认灭活后，就可按一定病毒量配制滴鼻液，提供给高危人群进行临床研究”。而此前，记者通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有关官员了解到，目前关于SARS疫苗，国家还没有批准任何一种研制中的疫苗可以用于临床研究。按照《药品管理法》的规定，未经批准而进行临床研究，是不允许的，也是非法的。

为了进一步核实这个问题，记者再次打电话给钟南山和闻玉梅进行核对，他们对这个问题先是回避，后来确认国家还没有批准可以进入临床试验。

没有批准，是否在申报当中？

记者又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疫苗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所所长毕胜利取得联系，求证是否有SARS疫苗处于申报当中。

毕胜利告诉记者：“至今没有一起研制中的SARS疫苗已经进入了申报程序。”

没有申报，那么，是否经过了同行评审？因为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一项科研成果发布之前，必须经过同行评审，否则这项成果不会被社会承认。

记者和数名疫苗方面的专家取得联系，他们都说，没有看到或者听到，钟南山的这项科研成果经过了同行评审。

记者和钟南山、闻玉梅、香港大学教授郑伯健三方取得联系，他们也承认这项成果没有经过同行评审。至于为什么没有经过同行评审而急于拿出来发表的原因，他们认为主要是为了“应急”，当然也欢迎企业方面投资。

既然如此，《南方日报》的报道又是怎么来的呢？难道还是媒体“发布的消息不准确”？

闻玉梅告诉记者：“《南方日报》的报道不准确。‘再过20天，即可提供给高危人群进行临床研究’的说法不是我说的。”记者追问闻玉梅，是谁说的？闻玉梅说，反正不是我说的。

记者又和钟南山取得联系，求证“临床研究”之说的源头。钟南山对记者说：“我记不得了。”

记者只好找同行求证。《南方日报》记者林亚茗是《神奇滴鼻剂可阻非典病毒》一文作者，他向记者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在新闻发布会上，钟南山院士说，如果非典疫情还再继续，他们研制的滴鼻剂即可跳过动物试验，直接提供给高危人群进行临床研究。稿子写好后，编辑有所删节，并把内容放在闻玉梅院士身上。”

有专家对钟南山研制ＳＡＲＳ疫苗提出不同意见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虽然钟南山那里有大量的资源，但他没有研究疫苗的经验，因此他研制的疫苗在业内并不被看好。

钟南山研制SARS疫苗的消息公布后，一些专家表示了不同的看法。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所所长毕胜利对记者说：“钟南山搞SARS疫苗这事我知道，钟南山作为一个致力于呼吸系统的临床医生，可以说是学有所成。虽然钟南山手里有大量的资源，但他没有研究疫苗的经验。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因此他研制的疫苗在业内并不被看好。”

“美国和欧洲在疫苗和药物研发上的力量那么强，但到现在为止，他们没有发布任何‘成功’的消息，而国内一下子竟然出现了200多个研究机构和人员，宣布SARS疫苗研制成功或即将成功。”对媒体上关于SARS疫苗连篇累牍的报道，毕胜利认为，“目前国内研究SARS疫苗和药物的态度不端正，尤其是个别专家起了非常不好的作用。不懂就是不懂，而现在一些科学家太浮躁，大家都想表功，都想争取科研经费或企业投资，这个现象不正常。”

与毕胜利的说法相呼应，曾在美国FDA工作了13年，今年刚刚回上海的李忠明博士对记者说：“钟南山搞的那种灭活疫苗技术上是个尝试。”

李忠明还是《现代新疫苗》的主编，他告诉记者，钟南山研究的是第一代疫苗，这种技术操作比较简单，就是把活病毒灭活后输入人体，从而能够使人体产生抗体，“这种疫苗的好处是快速，但是也有缺点。要做灭活疫苗的前提是大量繁殖活病毒，如果要大量生产的话，就需要大量的P3实验室。”

对“应急疫苗”的说法，李忠明表示坚决反对。他认为，无论情况如何紧急，也不能跳过动物试验，而将疫苗直接使用于正常人体。

一位不愿在媒体上透露姓名的专家告诉记者说：“我看过发表在中国工程院官方网站上的紧急建议。按照钟院士的意见，SARS疫苗研制要打破常规，尽量减少按常规疫苗检定步骤，力争在2至3月内获得研制产品。个人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因为疫苗研制要走极其烦琐的步骤，这是必须的，世界各国公认的，SARS疫苗生产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是不能逾越的。”

这位专家还告诉记者说：“钟南山在救治SARS病人时，由于人类对这种疾病还没有认识，所以可以进行试验性质的治疗，以寻求最佳治疗方案；但是疫苗是使用于正常人体，而不是病人，因此绝对不能带有试验性质，而必须确保安全。所以，我对钟院士敢于在病人身上进行治疗试验并获得成功表示钦佩，但对其研制的疫苗也要走这个路子，表示担忧。”

而直接参与“神奇滴鼻剂”研制的香港大学教授郑伯健则对记者说：“如果SARS疫情持续下去的话，我们研究的这种快速疫苗才能体现出价值，但是目前疫情已经明显呈现下降势头，我们研究的疫苗已经没有多大优势了。现在我们发现要搞成一个疫苗也不是件简单的事情。”

钟南山并没有泄气。6月中旬，他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说：“中国非典疫情已近尾声。但谁都无法预计今冬明春是否会再次发生大规模感染，所以我们要尽快研制出应急疫苗。”

对“应急疫苗”的说法，李忠明表示坚决反对。他认为，无论情况如何紧急，也不能跳过动物试验，而将疫苗直接使用于正常人体。

香港为何要与钟南山合作搞疫苗

几乎所有被看好的疫苗方面的专家，都在一些医药公司的视线之内。因此，ＳＡＲＳ疫苗研制到处放卫星，实际是疫苗制造商在暗中较劲。

据记者了解，这个“神奇滴鼻剂”是香港、上海和广州三方合作完成的，具体分工是：香港方面主要提供病毒株，上海方面提供制作疫苗的技术，广州方面提供场地和一些临床病历。领军人物是钟南山。

香港既然有病毒株，为什么不自己搞疫苗，反而要和广州搞合作呢？

香港大学教授郑伯健告诉记者：“我们当时研制灭活的疫苗是考虑到如果疫情持续下去，特殊的情况下可以跳过动物试验，直接应用给临床的医护人员。当然，跳过动物试验直接应用于人体的前提条件是疫情持续恶化，我们又能把SARS病毒彻底灭活，证明疫苗是安全的。但是，即使这样，在香港也是不允许的，所以我们才把毒种提供给广州方面，在广州搞这个疫苗。”

香港不允许疫苗可以跳过动物试验直接应用于人体，《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也明确规定，不允许疫苗可以跳过动物试验直接应用于人体。如果《南方日报》记者林亚茗没有记错的话，钟南山是想在非典疫情继续的情况下，跳过动物试验，直接将他们研制的疫苗提供给高危人群进行临床研究。这也许就是香港方面看好钟南山的一个重要原因。

按照香港大学教授郑伯健的说法，把“神奇滴鼻剂”放在广州搞，不仅有可能跳过动物试验直接进入临床研究，还可以搞到政府投资。

郑伯健告诉记者说，研制这个“短、平、快”SARS疫苗的最早想法是他提议的：“针对医护人员这些高危人群搞一个试验性的SARS疫苗的想法我很早就有了。后来，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钟南山，他也很支持。”

记者通过广东省科技厅、广东省非典防治办公室了解到，钟南山以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名义给政府写报告，要求研制SARS疫苗，申请立项。广东省科技厅立项后，拨款200万元，作为先期投资。

广东省科技厅的张先生告诉记者说：“200万元直接拨到钟院士做试验的单位。主要用于购置设备、试剂、防护服等一些消耗的东西。这是第一阶段拨款，以后是否追加资金要看具体情况而定。”

“虽然是国家出资，但研究成果归他们三方享有。”张先生说，“政府只是对一个科技项目进行资金支持。”

政府投资不足怎么办？钟南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200万元经费研制SARS疫苗远远不够，假如有社会团体和组织愿意支持的话，我们当然表示欢迎。”

一位跨国公司的医药代表对记者说：“几乎所有被看好的疫苗方面的专家，都在一些医药公司的视线之内。因此，SARS疫苗研制到处放卫星，实际是疫苗制造商在暗中较劲。”

香港大学教授郑伯健告诉记者说：“今年2月份的时候，香港大学从钟南山那里拿了一些病毒标本，再加上这次三方合作，国内已经有很多对于钟南山不利的言论了”。

据悉，即使研制成功，钟南山可能也要放弃SARS疫苗专利权。

香港大学教授郑伯健告诉记者说：“由于钟南山的特殊身份，三方合作给他带来了很多风言风语，说他把病毒资源都给了香港大学，从中拿了好处。”

郑伯健介绍说：“今年2月份的时候，为了研究和分离SARS病毒，香港大学从钟南山所在的研究所拿了一些病毒标本，再加上这次三方合作，国内已经有很多不利于钟南山的言论了。所以为了避嫌，从一开始我们就决定，这个正在研究的疫苗即使最早出来，也不申请专利了。为此，很多跑过来要和我们合作的企业都回去了。”

媒体开始反思关于SARS疫苗的报道

6月5日的《中国青年报》以《非典疫苗报道连篇累牍，不实消息让人惊心》为题，掀开了媒体对前段时间关于SARS疫苗的反思性报道。

这篇反思报道说，为什么在我们的传媒上关于非典疫苗有这么多混乱、矛盾的报道呢？从信息源的角度说，受采访的科学家即使均出于公心，他们对科学事件也会有不同的看法。更何况，科学工作者也可能有私心，可能会考虑研究成果背后的名利——有的研究背后有企业行为，有的研究者会为了争取更多资金支持而将阶段性进展夸大或含糊其辞，所以科学报道的采写者不应只听成果发布者本人的一面之词，也应听听其它同行评议。但目前我们看到的多数科学报道都没有做到这一点，读者只得自己做广采博收、甄别判断的工作。

这篇反思报道还认为，除了信息源的原因之外，一些不符合科学规律的报道，问题出在记者、编辑的加工环节。

这篇文章在链接的背景资料中，专门提到了媒体关于钟南山研制SARS疫苗的报道。

而此前科技部长徐冠华发表的《非典攻关要加强合作警惕浮躁情绪》，被认为是媒体开始反思报道的“导火索”。这位院士出身的部长说，在防治非典的科学研究中，浮躁情绪和急功近利思想在一些机构、一些科技人员中表现还十分突出。主要表现是，有些科技人员不顾大局、不善于合作；有的虚报成果、言过其实；有的发表不负责的、不属于自己专业领域的评论等等，在社会上造成不利影响，严重影响科技工作的正常进行。

钟南山与SARS资源

从钟南山那里拿标本，前提是要签订这样一个合同：甲方（钟南山所在的广州呼吸病研究所）提供病毒标本，乙方（香港大学微生物研究所）负责检测；甲方享有检测后所得的科研成果，乙方不得向甲方以外的其他机构提供检测出来的病毒株；乙方检测出来的成果只能由甲方向外发布。

据记者了解，截至5月底，国内共有5例SARS尸解，并且都是在广州进行的。

今年2月份，钟南山所在的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提供了一例SARS病人尸体。负责尸体解剖的南方医院病理学专家丁彦青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尸解所得标本是这样分配的：尸体提供单位、广东省CDC（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广州市CDC、国家CDC。

2月份，香港大学微生物系从钟南山处拿到了SARS病毒标本，包括5块SARS肺标本和病人的咽部标本、血清标本。依据这些标本，香港大学微生物系教授管轶成为“成功分离非典病毒第一人”。

后来，钟南山又和香港大学合作，共同研制SARS疫苗。

但从钟南山那里拿标本，前提是要签订这样一个合同：甲方（钟南山所在的广州呼吸病研究所）提供病毒标本，乙方（香港大学微生物研究所）负责检测；甲方享有检测后所得的科研成果，乙方不得向甲方以外的其他机构提供检测出来的病毒株；乙方检测出来的成果只能由甲方向外发布。

钟南山掌握的ＳＡＲＳ资源最完整

对这些资源的整合，钟南山出了一本关于SARS的书：《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与治疗》。

根据公开的报道，钟南山对SARS资源的掌握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掌握世界上第二例SARS病人的全部资料。第一例SARS病人发生在广东省佛山市，时间是2002年11月底；第二例SARS病人发生在广东省河源市，时间是2002年12月初。不仅如此，钟南山还目睹了第二例SARS病人是如何感染他人的，而且这些被感染的人的资料也在钟南山的掌握之中。钟南山就是据此得出SARS具有传染性和致命性的结论。

二是掌握许多危重SARS病人的资料。出于一个医生的天职和智慧，钟南山曾要求有关方面，把最重的病人送到他所在的广州呼吸病研究所。2003年2月至3月间，60多名危重病人从其他医院转送至广州呼吸所。为什么要这样做？钟南山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说：“除了救死扶伤以外，还给我们一个好机会，让我们能够在这方面做一个探讨，能够有一些创新，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动力。“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钟南山没有告诉央视记者，这就是，由他主持的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曾接受霍英东1000万元捐赠，建成中国第一个完全按国际标准设计、施工和配置的加护病房，并命名为“英东重症监护中心“。就在这个加护病房启用的第二天，就接收了从河源市转来第二例SARS病人。

三是这些资源在临床上具有一定的试验性质。以第二例SARS病人为例，其治疗方案可以说是“试验“出来的，当然，在这个试验当中，钟南山是幸运的。而探索治疗方案本身就是一种极其重要的资源。

一位流行病学专家对记者说：“在世界范围内，只有钟南山手中的SARS资源最完整。所以，WHO（世界卫生组织）把钟南山当成一个重量级人物，显得举足轻重。”

为什么ＳＡＲＳ资源不能共享

资源难以共享，还有专利问题，因为这个专利和专家的“名利“休戚相关。

第一例SARS病人是2002年11月底出现的，到4月26日，WHO宣布SARS元凶是一种变异的冠状病毒，近半年时间，中国专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但是为什么中国专家的研究却落后了？

带着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一些专家，他们认为，在SARS病原研究上，中国之所以落后，原因在于SARS资源不能共享。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所所长毕胜利认为，如果病毒所一开始就能拿到足够的SARS标本，在寻找病原上，中国也许会成为世界第一了：“光标本的获取，就和有关方面协调了近两个月。从疫情一开始，我们便和广东方面协调，原定鸡蛋大小的标本，到手里却变成黄豆粒般大小了。“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拿到第一份标本是2月14日，按照时间推算，发现第一例SARS病人是2002年11月底，也就是说，发现第一例病人不久（应该是1个月左右），北京方面就开始和广东方面协调“标本“的问题了。

毕胜利认为，在标本问题上的限制，使得他们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在错误的方向上，直接导致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寻找病原上的被动。

和毕胜利有同感的是中国军事科学院的曹务春教授。曹教授告诉记者说：“2月12日，我以军事科学院流行病研究室主任和全军疾病控制中心负责人的身份去广东疫区采集标本，但当地相关人员已经将病毒标本的采集层层封锁，通过正式渠道很难采集到标本。几经周折，好不容易有家单位答应提供标本，但当我们在机场拿到标本后才发现，这其中并没有我们必须要的病人血清、肺组织、分泌物等，而仅仅是一点点口水。“

此后，曹教授隐蔽了军方科研人员的身份，通过私人关系才弄到了一点标本。

中科院基因组研究所长杨焕明则对记者说：“为了研究SARS病毒的基因测序，我们数下广东，结果都是无功而返。“

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气愤地说：“我们5月份才拿到SARS病毒标本，这还是全国防治非典指挥部科技攻关组给我们说情的结果，广东方面的理由是：我们不具备研究条件。而实际上我们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是全球人类基因工程的六个中心之一。“

与此相对应的是，香港大学于2月初就从钟南山那里拿到了标本。香港大学教授管轶在接受一些媒体采访时说：“香港大学微生物系有个攻关组，2月份这个病一出现，就到广东取样，在前几次的试验中，也不知是什么病毒。后来SARS传到香港以后，可以在非常快的时间内鉴定到所有的细胞系里面，这样在世界上首先在3月上旬把病毒分离出来。

因为是新病毒，所以花了10天时间的鉴定，才发现是一种新的冠状病毒。“

郑伯健说：“从钟南山那里拿标本，前提是要签订这样一个合同：甲方（钟南山所在的广州呼吸病研究所）提供病毒标本，乙方（香港大学微生物研究所）负责检测；甲方享有检测后所得的科研成果，乙方不得向甲方以外的其他机构提供检测出来的病毒株；乙方检测出来的成果只能由甲方向外发布。“

李忠明对记者说，SARS病毒资源应该在科研机构之间共享，这样才能做到群策群力，集中力量攻破难关。当然这种共享不仅仅是国际间的共享，更应该是国内专家之间的共享。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对记者说，国内在SARS病毒研究上的相互封锁，是SARS科研上“整体败北“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SARS疫情蔓延的一个重要因素。

为什么要对ＳＡＲＳ资源进行封锁

“同室操戈“有卫生管理体制的问题，也有医疗单位的问题，也有专家个人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失败不仅仅是科学家，还有我们的体制。

北京等地的科学家到广州为什么很难采集到标本？

为什么要对SARS资源进行封锁？

带着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钟南山院士。钟院士对记者说：“主要是体制上的原因。SARS病毒标本是疾控所（广东CDC）掌握着。他们就是想大家把资源给他，不许给别人。“

记者又问：“是否有专家问您要过SARS病毒标本？您是如何处理的？“

钟南山说：“现在算起来，我一共给过4个研究机构，有香港的、有本省的、也有省外的，但基本上都是以互换为目的。当然，现在如果有机构向我要，我还是会给的。“除了香港之外，钟南山没有透露另外3家研究机构的名字。

就SARS资源封锁问题，记者采访了上海民盟主委、复旦大学医学院免疫学系主任熊思东。熊思东告诉记者：“为什么疫区的临床机构要严格控制病毒标本？因为现在是市场经济，国家的重大需求就是市场的重大需求，就是巨大的商机。譬如，我们宣布搞SARS疫苗后，现在几乎天天有人来谈合作的事情。“熊思东还认为，资源难以共享，还有专利问题，因为这个专利和专家的“名利“休戚相关。

军科院微生物研究所主任祝庆玉则对记者说：“我们去广东之前，中国CDC就已经去过广东，他们跟我说，广东省有关部门有一个规定，病毒标本不能拿出省外。这是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在我看来，控制资源才是最重要的原因。只有他们有资源就只有他们才能研究疫苗和药物。“

记者在广东省卫生厅防非协调办公室的网站上检索到的粤卫办〔2003〕10号特急文件也从侧面印证了祝庆玉的说法。

2003年2月25日发布的这份文件明确要求“所有标本收集后应在3个小时内用冰壶装好并由医院送往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并要求“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如发生问题追究领导责任和当事人责任“。

一位专家告诉记者，国内在科学研究上的垄断和封锁，单纯用“名利“二字还不能完全概括。“同室操戈“还有深层次原因，有卫生管理体制的问题，也有医疗单位的问题，当然也有专家个人的问题。譬如，卫生部门把SARS资源当成本部门的“财富“，医疗单位把SARS资源当作本单位的“财富“，专家个人把SARS资源当作个人的“财富“。

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屏对记者说：“在国家公共卫生危机中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突发事件协调小组，解决问题的方式也不能仅仅依靠科学家的良知和领导的默许，比较合理的方式是应该在利益相关、资源共享的基础上建立国家危机管理机制。“

目前的现实情况是，某些医院、医生和科研机构把SARS资源据为己有，他们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占有、收益、处置SARS资源。而从科研的角度出发，SARS资源应该在科研机构之间共享。

人类基因组中国首席科学家杨焕明在媒体上公开说：“中国科学家在SARS面前整体打了一个败仗。“杨焕明认为中国没有率先公布冠状病毒基因测序结果是因为他无法早期拿到SARS病毒标本。

针对杨焕明的说法，钟南山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承认：“病原体的基因测序并不复杂，我们自己完全可以做出来，但是科学家受到体制的制约，懂做的人拿不到标本，有标本的人不懂做，还封锁标本和信息。这是一个悲剧。“

而毕胜利则对记者说：“我认为，我们的失败不仅仅是科学家的失败，而是我们体制的失败。”

【后记】

《外滩画报》是上海报业集团发行的刊物。以原创报道，人物访谈为特色，

《外滩画报》发布第673期，并宣告2016年起正式休刊。致敬纸媒！

来源：《外滩画报》

作者：邵嘉翔 杨晓杰 王磊

链接：http://www.bundpic.com

编辑：王雅欣

刘海明

【案例】

在报道性别暴力案件时，记者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公众人物的家暴、性骚扰纠纷或一些引发热议的相关社会事件，让“性别暴力”成为性别议题中的热搜型话题，越发频繁地见诸于报端。在权利意识觉醒、新媒体工具加持的传播“快时代”，媒体作为对此类事件的重要观察者，其报道的性别视角、新闻伦理及议程设置等，受到更大的挑战。

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发布原《北京青年报》深度调查记者张倩所作的关于性别报道规范的方法论分享。作者认为，想做好性别暴力事件或案件的媒体介入，就必须谨记这三个关键词——绝缘体、倡导者、引路人。记住这三点，承担好自己的角色，记者的报道会更加有理有力有据。

绝缘体

这个部分我们要了解，做绝缘体，是做谁的绝缘体？为什么要绝缘？怎样才能绝缘？

做谁的绝缘体？

做绝缘体，是指做受害人和社会之间屏蔽“二次伤害”的绝缘体。

什么是“二次伤害”呢？

“二次伤害”是一个舶来语，最早源于国外的相关研究与论述。在美国国家司法系统中，提到间接伤害或者次生灾害的时候，对受害者的影响一般使用“secondary victimization”一词，它指紧接着的、继发的伤害，是相对于原生和直接伤害的对比关系，因此不能硬生生地理解为“第二次”伤害。

具体到对于涉性别暴力案件或事件的报道中，媒体人应该先认定自己是保护者而非报道者，避免自己的报道给受害者造成“二次伤害”。

为什么要绝缘？

受害者家人、媒体、调查人员及其他人在言语上、态度上的不妥，都可能对受害人造成继续伤害。

家人的“二次伤害”主要表现为对受害人责任归因、恶语相向，以及各种厌恶、嫌弃、冷暴力对待。如果受害人是孩子，在没有社会化之前，是不知道所谓羞耻的。但因为家长的影响，TA忽然就觉得自己做错事了，不然不会挨打。这种伤害可能对TA的一生造成很严重的影响。

媒体“二次伤害”的主要表现为有意或无意地泄露受害者的个人信息，或者让受众通过传达的种种相关信息，可以推测和判定出受害人的真实身份，以及披露描述一些具体的受害细节，或者对受害人作出一些评判。

                                 

图片来源于原报告

所以，凡是有可能曝光被害人的身份信息的，或是涉及信息性描写细节的，媒体人在所有的程序中都应该保密。应由有经验的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处理，相关采访和调查也应该选择在受害人的住所、或其他让TA们心理上感到安全的场所进行。

怎样才能绝缘？

作为媒体人，该如何预防“二次伤害”？并在涉性别暴力案件或事件报道中做好绝缘体呢？对此有三大铁律：

1）不报道原则

性侵案件，特别是涉及未成年人的性侵案，一定要记住“普通性侵案件不报道”的原则。但不报道原则并不意味着性侵案件一律不能报道，否则有些需要引发关注的焦点问题，谁来帮助发声？因此，当案件涉及以下情形时，可以考虑报道：

加害人的身份具有特殊性。比如，2016年的满洲里人大代表性侵案，2008年的贵州习水官员嫖宿幼女案，这些性侵案的加害人身份特殊，有可能会导致不公平现象，所以需要社会舆论监督。

案件牵涉到的受害人是此前未得到关注的群体。比如，钦州性侵案就涉及到农村留守儿童，我们可以通过报道典型个例来引起关注。

能够典型凸显某类社会现象，亟待引发社会关注的案件。比如说近几年，儿童成为了网络性侵害的捕捉目标，这样的新现象要报道。

因此，虽然实施细则还不够完善，但是我们要知道，“不报道原则”不是绝对的。不过，报道的应该要是具有典型现实意义的案件，不要仅为流量而写，也不要因此而伤害到暴力事件中的受害者。

2）保护为第一要素

把自己先当作保护者，要掂量报道之后，对当事人是好是坏。一个能引起相当轰动的选题，如果各家媒体报道后，解决不了当事人的物质与精神需求，反而因此让其陷入伤害中的话，希望媒体人要懂得舍弃，能够舍弃。

3）避免性侵害细节描述

涉性暴力案件的稿件采写，一定要跳脱过程及细节描述，避免用性侵害的情节吸引人眼球。因此行文的构架最好以探求事件本质、追求个案暴露的现象类问题成因入手。

如果媒体人没有专业化的积累，不掌握相关立法与司法的发展脉络，那么只有无知无畏的才敢去靠描写细节谋求流量。

                                 

图片来源：图虫Premium

201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了《媒体性别敏感指标》，它有四要素，第一就是保护遭受暴力者的隐私和尊严；第二是报道避免苛责受害人；第三是媒体需要提供救助渠道，介绍国内好的经验；第四，不要把性别暴力事件仅仅作为一个个体的悲剧，要提供相关社会问题的背景信息和统计数据加以支持。

目前业内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是，涉性别暴力事件或案件的编采中，除了要给当事人化名以外，对于案发地，最多写到区县一级，最好是只到市一级，避免读者推断出受害者是谁。

倡导者

在做好绝缘体的基础上，媒体人要做倡导者。

的确，对于客观事件，记者应该客观呈现，不过在反映真相之外，对某些事件的进程还可以有意识地进行主观推动。例如让更多人理解“二次伤害”的存在。

前面已经介绍了“二次伤害”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以及报道时如何避免“二次伤害”。性别暴力案件有其特殊属性，广泛涉及受害者的隐私。所以，与其他刑事案件相比，涉性别暴力案件除了可能对受害者的身体造成伤害，还具有普遍的高心理摧残率。“二次伤害”之所以让人无法接受，是因为“二次伤害”的加害者，大多本应该是为受害人“撑伞”，对受害人实施救济的。

“二次伤害”的后果非常严重，从微观伤害的角度看，受害者个体遭遇“二次伤害”后，致残致死的、失语的、疯癫的、丧失学习能力的、自暴自弃的、家庭解体的等等情况，都有现实例子。

图片来源：图虫Premium

所以，媒体人需要发挥传播者的本职作用，让“二次伤害”的概念传播出去，让更多人明白其危险性和注意事项。

采访性别暴力案件时，如果受害人经历了“二次伤害”，记者就可以在稿子里呈现，但是一定要拿到证据。做这些的目的是，能够在采访报道中予以实施检验、监督，关注关于限制“二次伤害”的方法在实践中有没有落实。

而目前，对于媒体和自媒体对受害人造成“二次伤害”的，还没有专门的规定处罚意见，参照的就是“网络安全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一些规定。

引路人

作为一个记者，要想做好性别暴力案件报道，需要正确认识自己的角色，做好保护者是前提。此外，一个好记者还要是个思想者，要思考案子为何发生，思考如何协助促进相关法规的完善，进而保护受害者。因此，好记者还应该是个引路者。

怎么样让你的案件报道成为一份好报道？你的作品要有前瞻性的东西去引领。前面说到，既然涉性别暴力案件一般情况下是以不报道为准则，那么最后被报道的事件和案件，一定是要足够有意义的。

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通过自己的报道“领跑”。比如在性侵领域的报道，要做到一个标准是，我拿给律师、法学专家浏览后，TA们都会听，因为研究得深。

所以媒体人要有专业积累，不能满足自己只是记录者，还要做一个在相关领域研究方面对于社会有用的引路人，这样的报道才有意义。

来源：全媒派张倩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nt9BSsl-nxQQAEBvPixNhA

编辑：李佳怿

刘海明

【案例】

编辑：刘佳莹

刘海明

【案例】

“暗访地下代孕市场”报道幕后

导  读

“求全、求新”，完整呈现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地下代孕市场“生意链”，并针对呈现出的社会现象提出建设性思考，成为我们进行报道的出发点。

2020年8月底，澎湃新闻调查新闻部专题策划，历时二十余天，通过暗访调查，采制了《疫情下的代孕市场》系列报道，三篇合计1.6万字的文字报道和长达6分钟的暗访视频受到舆论场高度关注，各大主流媒体纷纷转载，或刊发评论文章。仅在微博平台，截至2020年12月10日，两个主要话题阅读量达4.5亿，也再次印证了践行“四力”要求锻造出的深度报道具有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深入现实，挖掘社会现象背后的内在

脚力，顾名思义是迈开双脚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到实践中去，增强脚力既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生动体现，也是以人民为中心工作导向的重要内涵。好的新闻报道每一句平实的语句都蕴含着作者在实践中调查汲取的“养分”，具有反映现阶段社会某一类现象的时代特色。

代孕话题并不陌生。此前一些媒体也关注过地下代孕市场，但大部分报道都是从代孕妈妈、卖卵女孩、代孕机构的单一方面呈现，且探访、口述、引用偏多。基于此，“求全、求新”，完整呈现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地下代孕市场“生意链”，并针对呈现出的社会现象提出建设性思考，成为我们进行报道的出发点。

考虑到代孕市场的隐秘性，记者采用暗访形式进行。前期以客户身份与广州、深圳几家代孕机构接触，建立信任，实地探访又“乔装打扮”，以四种社会身份为“掩护”，并针对职业特性在着装打扮、言行举止方面做针对性训练，使得代孕机构的疑心降低，“套”取的信息更全。

探访需要找到核心地方。记者先后来到各家代孕机构的办公区、“后勤基地”（安置代孕妈妈的地方）、合作医院，不断接触获取行业隐秘信息，并通过暗访器材拍摄取证，最终呈现出“文字+视频”的传播文本。

其实并非所有场面都需要暗访，哪些信息需要，值不值得冒险，都需要记者现场快速权衡。一次，广州一家代孕机构的人带记者看完安置代孕妈妈的“后勤基地”后，在车后座，他突然讲起来如何和医院、医生合作分成，记者赶紧打开设备，记录下这个重要信息。

走近实际，记者感触的东西更加具体，最终的新闻报道也更加鲜活。在这种情况下，团队还将“脚力”延伸至互联网的多个社交平台。以“代孕”“收卵”“爱心助孕”等关键词检索相关博文和帖子，记者通过客户身份“套取”代孕机构、卖卵女孩中介的信息；反过来，记者又以“收卵者”“代孕机构”的身份在平台上发布帖子，与寻求卖卵或已经卖卵的女孩、想要代孕或正在代孕的妈妈取得联系，取得他们的信任后，采访其代孕和卖卵的动机和细节。这样做，一方面能印证代孕机构的部分说法，一方面也增强了整个报道的故事性，使其更鲜活。

事实证明，通过线上、线下双线深入调查，整个报道实现了全面呈现代孕市场生意“链条”、链条上各方故事鲜活生动的预期效果。

辨析复杂情况，以独特视角呈现深度

眼力是记者专业素养的外化，表现为对新闻的敏感度和发现力。记者的独特眼力是独家发现和独家视角的来源，是善于从纷繁复杂的表象中洞察本质，从众说纷纭的争议中明辨是非，从快速变化的实际中把握规律。

地下代孕市场的新闻线索起初来源于给澎湃新闻报料的一位网友。他反映，在国内某款主打同性交友的App内，散布有给“男同性恋群体代孕”的广告。虽说同性代孕已不是新鲜事，但给了记者灵感。

调查发现，受疫情影响，到国外寻求代孕受阻，国内代孕中介机构订单明显增加，卖卵女孩的补偿金、代孕妈妈的佣金也水涨船高，在“高收益”的诱惑下，甚至有的代孕机构被查之后，换个地方“重操旧业”。

特别说明的是，代孕客户主要有不孕者、失独者、同性群体三部分，此前媒体更多将目光聚焦在“不孕者”这类客户。团队根据暗访代孕机构接触的实际情况，决定另辟蹊径，寻找“同性代孕群体”，呈现出他们的故事和想法，同时结合疫情这个大背景，使得整个调查更“新”。

在豆瓣，记者就发现了一个患艾滋病后通过代孕有了孩子的男同性恋者，他在网上记录自己从确认性取向、患艾滋病、选择代孕有孩子的全过程。同性群体代孕的故事为报道提供了另一个视角，也为读者观察和思考现阶段下的代孕市场留下更充足的空间。

此外，记者还将角度聚焦于代孕链条上更容易受到伤害的卖卵女孩和代孕妈妈群体。调查发现，以学历、长相、身材等为标准，卖卵女孩明码实价，进入地下代孕市场的“资源池”，等待被客户“捞起”。“专科生五六万元、本科生七八万元，研究生九万到十万元。”有业内人士透露，卖卵女孩获取的收益会被中介层层盘剥，到手的补偿金几乎只有客户偿付金额的一半。取卵过程中，若操作不当，卖卵女孩除了忍受疼痛，很可能会出现并发症——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严重的会危及生命。

代孕妈妈则被称为“土壤”，由她们孕育出婴儿。她们多来自偏远地区的农村，经过亲友熟人介绍怀上不属于自己的孩子。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能拿到22万元至25万元的佣金，同样面临高风险。“代妈难产致死亡，怀孕期间死亡，或者导致此后不育，跟客户没关系。”多家代孕公司负责人这样承诺，“钱会摆平”。

通过前述独特视角，记者深深体会到，注重增强眼力不仅是发现更多好素材、好新闻的重要环节，也是增强新闻敏感，写出好文章、提炼好内容的重要前提。

多思才能对新闻事实的

本质和规律有深刻洞察

脑力是愿思考、勤思考、能思考、善思考并作出准确分析、判断的能力。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为《新中华报》的题词就是两个字“多想”，就是希望思考问题能够更深入、更全面、更深刻、更透彻。在新时期，锻造舆论监督新闻精品，更应把握重大题材中的“全局观”。

在确立采访主体以及报道框架之后，团队决定要做深做细“个案监督”，并计划以三篇深度文字稿配以暗访视频全面呈现地下代孕市场，突破先前散落在海量信息中的代孕报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局限。以系列报道聚合新闻主题，将有社会价值的公共议题带入公众视野，让公众对该社会现象有一个全面了解的同时，也对此产生相应思考，同时促使相关部门重视该类问题，予以整治规范。

暗访中，记者深挖代孕“生意链”背后的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参与现象。几家代孕公司提供的资料显示，其均可以与医院合作，“蒙混过关”生下孩子，违规办理出生医学证明，并根据客户需求协助上户。

此外，我们还通过调查呈现代孕“制造”出不健康婴儿的风险，唤起公众对代孕行为有更加理性的认识。虽然代孕协议书提到“胚胎遗传病的筛查和诊断，并非能100%确保所孕育的新生胎儿维持正常健康”，部分婴儿存在先天性疾病和生理缺陷。

在呈现出整个链条后，记者最终回到报道的落脚点：如何看待代孕现象，代孕该何去何从？一方面的现实是，放开二孩后很多人发现无法再生育，还有一些失去独生子女的群体，他们想要孩子的需求很急迫。国内现有的辅助生殖中心周期长、排队人数多，“一票难求”，很多人因此转向商业代孕。另一方面，商业代孕在利益的驱使下，乱象丛生。一些代孕的婴儿患病后会遭到遗弃，代孕妈妈也可能会终生不育甚至造成身体不可逆的伤害，一些卖卵女孩取卵后得了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此外，“蒙混过关”分娩、用欺骗手段给孩子落户都是在突破法律的底线，代孕孩子的抚养和监护权纠纷也频频出现。

记者查询大量公开报道、学者文献资料，将欧美及前几年比较热的东南亚各国对代孕的监管和立法信息整理出来，将国内“社会不允，法律不禁”的现状呈现出来，辅之采访国内辅助生殖中心负责人和关注代孕现象的法律从业者、医生，完成了一次具有撬动意义的探讨。

好笔力让报道“软着陆”

脚力、眼力、脑力都需要通过笔力体现出来，其中写出精品文章是最具有代表性的。笔力，从字面上看是下笔成文、妙笔生花的能力，但实质上是“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

强化问题意识即以有依据、有条理、有逻辑的语言指出地下代孕市场存在的社会问题。记者在构思文本结构和语句时，分析链条上各方情况，呈现各方利益分成及其背后所涉风险，从立法监管和现状两方面剖析代孕现象屡禁不止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力图就代孕现象提供一个建设性的思考空间。

最终统计，暗访多家代孕机构，采访代孕妈妈、卖卵女孩、医学和法律专家、整理国内外代孕市场资料达十几万字，但三易其稿后凝练呈现的三篇文字报道仅有1.6万字，并配以6分钟的暗访视频。报道中的每一句都再三斟酌，或用直接引语体现说话人的态度或个性，或用间接引语高度概括具体事实，避免语句拖拉，“不干净”。

系列报道的第一篇写疫情下“订单增加”和“竞争加剧”的代孕市场新生态；第二篇写“遭盘剥”的“代孕妈妈”和“卖卵女孩”；第三篇写国内“社会不允，法律不禁”的现状和需要“疏堵结合”的专业声音。整体架构层次分明、由点及面，地下代孕市场的隐秘链条在读者眼中更加立体生动，传播效果更佳。

这组系列报道的“组合拳”打出后，从传播效果看，反响超出预期。稿件被中央各重点新闻网站、各大地方主流媒体网站、客户端以及各商业门户网站转载，并有多家媒体配发评论文章。当天，仅在微博平台，“地下代孕市场调查”“88万代孕包成功包性别”两个话题就登上热搜。此外，报道刊发后，广东省卫生健康部门高度关注并就相关问题展开调查。

我们认为，“四力”是一个链条，互相促进，相互支撑，相辅相成。只有增强践行“四力”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才能锻造出监督报道的精品。

来源：微信公众号 NEWS全媒体采访与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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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贾梦琪

刘海明

【案例】 钱江：自我剖析高产“卫星”新闻第一人方徨 中国新闻史和世界新闻史，对1958年都不会缺失记载。如今看来，此属未远殷鉴，有一连串需要永远记取的教训，此处选取一例。 file:///C:\Users\Krystal\AppData\Local\Temp\ksohtml21476\wps15.png 1958年6月12日《人民日报》1版 本文叙述就从这个版面展开。这是“大跃进”中一个广为人知的小麦“卫星”，新闻学上的一个典型教案。这篇消息是怎么采访的？怎样付诸版面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这段历史沉重然而发人深省。这个消息的作者自我剖析也是沉重的，而且需要勇气。她怀着坦诚之心，这样做了。 file:///C:\Users\Krystal\AppData\Local\Temp\ksohtml21476\wps17.png 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1版头条社论（局部） 正文：1958年6月，媒体上滚动发出一系列令人瞠目结舌的小麦高产新闻。上年10月，苏联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影响所及，国内媒体将难以置信的工农业“高产”也称为“卫星”。报道之时，白纸黑字，言之凿凿。谁在沸腾年代里采写了“卫星”新闻，这样的新闻怎样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出，继而引发了一连串的“卫星”（包括水稻、钢铁“卫星”）。简言之，荒诞“卫星”消息怎样写出来？怎么登上报纸的？几十年过去，一位当事记者站出来，勇敢地说，是我，我写出了一颗“大卫星”。她回首当年，剖析河南嵖岈山“小麦卫星”的采写全程，她说，我错了，我告诉人们，这是怎么错的。她勇敢地自我剖析，是希望她所挚爱的人民记取沉痛的教训。她是新华社资深记者方徨（1926-2014）。本文源自笔者对她的访问和讨论。    1.  步行一天到嵖岈山采写“奇迹”新闻 1958年6月初的一天，按推算应是6月7日，新华社河南分社编委方徨在编辑部办公室接到从豫南信阳地区遂平县（现属驻马店地区）打来的长途电话。电话那头是遂平县委副书记赵光，很兴奋地对方徨说：“遂平嵖岈山夏季小麦大丰收，出现奇迹了，你赶快来吧。”到遂平嵖岈山做什么？当然是去采写关于“奇迹”的报道。报道“奇迹”是所有记者的追求。方徨是河南分社分管农业报道的编委级记者，她当下决定，第二天赶往遂平。这么急切，和方徨特别盼望赶紧在河南打开农业报道局面是分不开的。几个月前，她和丈夫胡敏如一起从新华社浙江分社调到郑州，胡敏如担任新华社河南分社社长，身为行政14级干部的方徨担任分社编委。将胡敏如、方徨调往河南是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定下来的，意在加强河南的农业报道，他知道河南今年必出高产大新闻，这是即将升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吴芝圃不仅向吴冷西，而且向毛泽东主席保证的。吴冷西和吴芝圃一起参加了1958年1月初的“成都会议”，知晓对于大跃进的部署。 file:///C:\Users\Krystal\AppData\Local\Temp\ksohtml21476\wps19.png    1958年6月4日《人民日报》1版下方新闻《河南三千万人出动割麦  山东全民抗旱大动员》    由于全家刚刚搬到郑州，孩子多，家底薄，方徨向负责总务的干部借了一个背包，装上一条薄被子，第二天就坐上火车前往河南南部的遂平。如果这是在今天，开上小汽车几个小时就到了。但在当年，河南分社总共没有几辆车，记者出郑州采访大都买票坐火车或长途汽车前往，到了县城再想办法，即使方徨这样的老资格干部也经常如此。那天来到遂平下车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方徨赶紧来到遂平县委，可是县委和政府机关里只有几个留守人员，负责干部全都下乡组织麦收去了。方徨本想先在县里了解情况，再下乡到现场采访。看到县委各个办公室空荡荡的情景，她决定马上去嵖岈山农业社。她找县委机关的干部，请帮忙找个顺路车搭乘，至少找个同路人做伴。但是留守人员中没有一个是管事的，表示说，现在机关的人大半都下了乡，到那里找人找车呀？这年32岁的方徨是一个有毅力的女性，战争年代里曾是新四军女兵，经受过战争血海的洗礼。她决定先在县城住一晚，然后一个人走到嵖岈山去。 file:///C:\Users\Krystal\AppData\Local\Temp\ksohtml21476\wps21.png 20世纪50年代的新华社河南分社编委方徨 嵖岈山在遂平县以西近60余华里，是一座风景名山，不过当年并没有很多人去旅游。山下就是嵖岈山公社，沿途走去多是高高低低的山路。方徨起了一个大早，背上背包就上路了。战争年代里，她打背包行军是常事，如今也很有底气。出县城一开始是平路，沿路麦田一片丰收景象，看得方徨心头生爽，一上午走得飞快，到中午就走了多一半的路。但是午后进入丘陵地区，天气渐渐燥热，路边的庄稼地越走越少，也没有什么可以遮荫的树木，到处是裸露的山石和黄土，越走步伐越沉重。到了下午，方徨走得筋疲力尽，在高温下中暑，竟呕吐了起来。但她以顽强的意志忍着苦楚，一步一步，居然在天色擦黑的时候走到了嵖岈山农业社。正在那里的县委副书记赵光一看方徨这副模样，大声叫了起来，你怎么不在县城打个电话来，我也好派人在半路上接你一下嘛。   2.  亲眼看到“奇迹”是怎么产生的 不过，一旦到达目的地，洗脸喝水之后，方徨觉得好多了，马上惦记上自己的工作，赶紧问赵光，“奇迹”在哪儿？当晚，赵光向方徨介绍，“奇迹”正在眼前连续发生。原来，若干天以前，“奇迹”已经在嵖岈山下冒头了。这个农业合作社有一块5亩多一点的小麦高产田，打场下来一算，平均亩产2105斤，超出这里的小麦平均亩产大约10倍。于是马上组织文章高手写了一篇消息，通过新华社发出。就在方徨从郑州出发的那天，6月8日的《人民日报》的1版版面中间、算得上第三条的位置刊登了这条消息：《卫星社坐上了卫星  五亩小麦亩产2105斤》，下边还有一道副题《在过去亩产一百多斤的低产区创造了新纪录》。 1958年6月8日的《人民日报》1版版面（局部）。 其中关于“卫星社”的小麦高产新闻中提到了赵光的名字，说“这个县的县委副书记赵光在这个社里和农民一起搞的六亩一分三厘小麦试验田，平均亩产小麦1204斤”。 这意味着，随着发往全国各地的《人民日报》，中央领导和全国读者都知道了嵖岈山农业社的好成绩，而且看到赵光的名字也在其中。赵光没有满足。他告诉方徨，之所以打电话叫她亲自赶过来，就在于嵖岈山农业社又发现了一块2亩9分地的高产试验田，平均亩产可能超过3000斤，不仅超过了《人民日报》刚刚报道的嵖岈山高产典型，而且可能是河南全省小麦的最高亩产记录。这就需要新华社记者（当时亦兼人民日报记者）亲手来写这个消息了。赵光的介绍听得方徨十分激动，感到好新闻就要出在自己手里了。她从小在安徽桐城长大，对农作物并不陌生，知道小麦的产量要比水稻低许多。那时皖南的水稻亩产不过千斤，小麦亩产平均达到百十来斤就算很好了。现在居然能达到3000斤！那么站在她面前的，都是创造奇迹的人。      （未完待续）2021年1月18日    来源：微信公众号 钱江说当代史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4SIZ91xGOPXa0QKn7DYO2Q 编辑：贾梦琪

刘海明

【案例】

钱江：自我剖析高产“卫星”新闻第一人——方徨（之2）

第2篇——接上篇：

中国和世界新闻史对1958年都不会缺失记载。如今看来，此为殷鉴未远，有一连串需要永远记取的教训，此处选取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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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1版头条社论（局部）

正文：

  方徨来到了河南遂平县嵖岈山卫星社。

赵光的介绍使得午后曾经中暑的方徨一下子就精神起来，兴奋得几乎一夜无眠，第二天清晨由赵光带着，到几里地之外的地方做现场采访。

方徨去的地方是打麦场，创造奇迹的土地里的小麦已经收割下来，全运到这里来脱粒称重。需要方徨在现场验证最后称重的结果。

方徨看到了壮观的丰收景象。打麦场四周高高地垛着几大堆金字塔形的麦垛，在阳光照耀下反射金光。靠麦垛排着一溜装满了麦粒的鼓鼓囊囊的大麻袋，场地中央铺着厚厚一层等待复打的麦秸。打麦场上空弥漫一股浓浓的麦香。

方徨不由地一声惊叫：“有这么多麦子呀！两亩地能插下这么多麦秆儿吗？”这惊呼完全是发自内心的，战争年代里在农村生活的方徨从来没有见过这番迷人的丰收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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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的一张典型照片：公社司号员

她不叫还好，一声喊把周围已经忙碌了一阵子的男女农民都不约而同吸引过来了。有人对方徨没大没小斥责起来。有一个人说：“你不相信我们吗？”另一个马上说：“你们这号人连麦苗和青草都分不清，咋知道一亩地能打多少麦子？”

其实这才是第一个破绽，按说方徨一身女干部装束，又有县领导陪同，淳朴的嵖岈山农民怎么会一见面就这样没有礼貌地说话呢？

随后一个女社员的话更让方徨吓了一跳，她对着方徨大声喊道：“我看你不是记者，你是‘保守派’吧？”

这句话才真正打到了方徨的痛处，她马上解释，不是不相信你们，是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大丰收，现在太兴奋了。

整整一天，方徨守在打麦场，看着农民把新收获的麦子运来打场。但这里藏下了第二个破绽，没有人引导方徨到那块丰收试验田边上去看一看收割现场是什么样子。

运麦子进场和打场劳作持续到深夜。入夜之后，打麦场上挂起了几盏汽油灯，照得四下里通亮。方徨在打麦场整整一夜，不时和亢奋的农民还有干部交谈。

3“卫星”消息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

第二天清早，脱粒之后最后一称的结果出来了，2亩9分地总产量为10238斤还多一点，平均亩产3530斤7两5钱，非常精确，肯定是当时河南全省，也是全国的小麦亩产最高纪录。

方徨立即回到农业社办公室奋笔疾书写出一篇消息。当天晚上，她直接将电话打到了北京人民日报编辑部，口述新闻稿。

人民日报编辑部那头，接电话的正是她熟悉的老资格女编辑李克林。她和方徨都经历过抗日战争，战争岁月里长期在农村生活，彼此非常信赖。方徨口述文稿，李克林在电话那头记录，就这样把稿件传到北京了。

在方徨记忆中，只过了两天，1958年6月12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就发表了方徨撰写的新闻稿。这个头条标题做了3行，第一行引题《卫星社放出第二颗卫星》，第二行主题大大的，非常醒目：《二亩九分小麦亩产３５３０斤》，底下的第三行题是发自湖北的“卫星”消息《湖北幸福社十一亩亩产３２１５斤》。显然，要不是有河南嵖岈山“卫星”，湖北的“卫星”就要占主标题位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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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6月12日的《人民日报》1版，方徨采写的消息刊登在头版头条

方徨采写的800多字消息全文为：

本报郑州11日电  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第二生产大队五亩小麦平均亩产二千一百零五斤的消息传开以后（这个消息登在本报６月８日第一版），这个社的小麦经过继续打场脱粒，10日第一大队二分队又有二亩九分地总产量达到一万零二百三十八斤六两，平均每亩亩产三千五百三十斤七两五钱，比二大队的最高产量每亩多一千四百二十五斤，超过这块地去年每亩亩产七百五十斤的三倍多。这个丰产奇迹，是二分队队长陈世俊、副队长梁友仁、团支委曹玉娥、技术员陈根和保管员陈红运等六个同志在小麦丰产试验田里培育出来的。

    这块二亩九分地的小麦长的特别好：穗大且长，籽粒饱满，稠密均匀，每亩平均有一百二十多万株。在麦收前，全县各地许多群众和农业技术员都来此作了参观评比。10日，这二亩九分地的小麦脱粒时，在打麦场上监督打场、扬场和过秤的有中共遂平县县委委员、农工部副部长陈丙寅，卫星乡乡长银宗武，卫星社社长钟清德和这个大队的干部。另外，还有好几十个社员。脱粒后产量经过多次核算，土地进行数次丈量，丰产的事实完全可靠。

这块二亩九分地获得高额丰产奇迹的主要经验是：

第一，肥料多，分期施，从种到收一共施了十次肥。播种前施三次底肥，第一次施三万斤，第二次三万七千五百斤，第三次施了十担人粪尿，播种后，每亩又追施厩肥、人粪尿七十担，以后又分期上两次杂肥四十二车、两次化肥共三十五斤。在麦子拔节前后，为了防止小麦倒伏，连续上两次草木灰，每次是二千斤，这样使麦子生长五尺多高，没有一株发生倒伏现象。

第二，普及良种，加大播种量，实行匀播密植。每亩平均下碧蚂一号良种三十斤，比过去增加一倍，全部种籽都经过可湿性六六六粉拌种，并且还全部采用了五寸见方方格密植播种法。

第三，分期浇水四次。浇水方法是采用小水畦浇，播种以前，浇了一次抗旱底墒水，播种以后，又浇了三次水。

第四，及时地战胜了各种自然灾害。往年这个地方吸浆虫非常严重，今年吸浆虫快要繁殖的时候，先后喷射了三次药剂，免除了吸浆虫对麦子的危害。当小麦遇到冷霜的时候，还及时熏烟防霜两次。

    这个高额丰收的喜讯传出后，全省人民都欢欣鼓舞。现在不少地区正组织干部、群众前往卫星社参观学习这一先进经验。

   不过，消息的最后一段话在原稿里没有。方徨写稿的时候，打场称重刚结束，还没有想到有人要来参观的事。

更让方徨吃惊的是，这天的《人民日报》专门为她的消息配发了社论《向创造奇迹的农民兄弟祝贺》。

社论用一首打油诗启首：

前年卖粮用箩挑，去年卖粮用船摇。

今年汽车装不了，明年火车还嫌小。

随后，社论列举一系列今年小麦高产记录，从安徽六安县“淠东一社”地块“平均亩产可达800斤”，到河北宁津县某地块“估计每亩可产700斤”，再到湖北省襄阳专区“亩产1500斤到2000斤的小麦各地都有”，然后跳跃到湖北光化县幸福农业社的11亩小麦，“亩产实产达到3215斤”，最后说到河南遂平县卫星社的二亩9分小麦，每亩产量达到了3530斤又“七两半”。

社论说：“这好像只是一个理想。但是不然，这是现实，这是已经拿到手的实物！”

社论奉劝等着“秋后算账”的人们：“不要再怀疑观望了，赶紧振作起来，跟着时代、跟着群众一起前进吧！”

社论这种体裁通常不用第一人称，但这篇社论的最后一句话却是：“让我向创造奇迹的农民兄弟祝贺，祝贺他们不断的得到更大的胜利！”仿佛作者个人在讲话，是社论体中极为少见的。

不仅如此，1版上还刊登一幅漫画：硕大的麦捆上写着“3530”字样，把一顶写有“低产”的帽子扣到一个小人物头上。

1958年6月12日《人民日报》1版上刊登的漫画

看到自己采写的消息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见报了，方徨又写出一篇小通讯，原题《麦场上的风波》。

（以上为全文之二  未完待续）

         2021年1月20日

来源：微信公众号 钱江说当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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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贾梦琪

刘海明

【案例】

钱江：自我剖析高产“卫星”第一人——方徨（3，终篇）

第3篇——接上篇：

上文写到：

看到自己采写的消息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见报了，方徨又写出一篇小通讯，原题《麦场上的风波》。

1958年6月21日《人民日报》上刊登方徨采写的通讯《卫星社放“卫星”的故事》

这回，稿件是作为信件邮寄给李克林的，在6月21日的《人民日报》登出来了，不过题目改成了《卫星社放“卫星”的故事》，文中甚至增写了一个“老保守”信服了“卫星”的故事。事后她对李克林说，改成这个题目我有意见。李克林说，已经登出来的稿子，就算了吧。

4.回顾荒诞的“高产卫星”

短短5天时间，遂平县嵖岈山卫星农业社的“高产卫星”消息两上《人民日报》1版，由此发端，我国各个省区市，从地方到中央各级媒体，掀起了一场竞放高产“卫星”的大竞赛。

方徨写的“卫星”消息见报仅4天，新华社报道湖北谷城县小麦亩产达到4353斤，也上了《人民日报》1版，而且在标题中写明，有接二连三的新记录超过了嵖岈山的“卫星”。

1958年6月16日《人民日报》1版报道的小麦高产记录

   1958年6-8月间，每隔几天就有一项农业或工业的新记录“卫星”见报，仅6月下旬在《人民日报》1版见报的消息有：

1958年6月21日《人民日报》1版刊登的消息，河南辉县南田庄农业社亩产小麦4535斤

       1958年6月23日，《人民日报》1版刊登消息《先锋社出现亩产4689斤》。

6月30日，《人民日报》1版在右下方刊登消息：河北安国县《卓头村社小麦丰产创更高奇迹，亩产破5000大关》，具体记录是5103斤。

1958年7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消息：河南省西平县卫星人民公社第四生产大队创造小麦亩产量7320斤的全国高产纪录。

进入8月，水稻高产卫星也接踵而至，其中影响很大的有湖北麻城县的“天下第一田”。

1958年8月13日的《人民日报》1版头条刊登的水稻和花生高产记录。

      到这年的9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当年小麦卫星最高记录《小麦冠军驾临 青海出现亩产8585斤记录》。

不过到了这个时候，曾经急匆匆赶往嵖岈山采写“奇迹”的方徨开始冷静了。她开始认真地思考，为什么是自己，最早赶往嵖岈山去“放卫星”。待到“大跃进”风潮过去，终于有一天，她打听到了事实，当时采写的那2亩9分地产量，原来是从20多亩麦地里集中起来堆到一起打场的。

再后来，方徨得知，在随后的“困难时期”中，嵖岈山公社饿死人了。她顿时感到心灵的巨大创痛。

与她合作推出这几篇“卫星稿”的人民日报“三七式”干部李克林，也从一度的思想盲从中摆脱出来，勇敢地指出，“大跃进”中“放卫星”，是“劳民伤财”、是“蛮干”，结果她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深深伤害。

方徨和李克林在一起反思，为什么会一起推出了“卫星”消息？

是她们在城市长大，年轻幼稚，不了解农村吗？

  5.在农村生活中一路走来的方徨

偏偏不是，方徨和李克林都是在农村成长起来的，都受到中等以上教育，在当时是文化程度比较高的干部。在此单说方徨。（关于李克林，可参见笔者所著《农民兄弟的知心大姐李克林》，刊载于人民出版社2019年出版的《中国名记者》丛书第8卷）

方徨，原名方祁德，1926年出生在安徽桐城一个文化世家。祖父是一个诗人、书法家。父亲方孝旭，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生。  

方徨向笔者回忆，她的大家族中，“有23人投身革命，我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她在高中读了半年书。1943年秋天，6名16岁的女孩决心投奔新四军。她们拿到一封介绍信就发出了，几天就用尽了手里的一点点钱，接下来一路讨饭来到无为县，接着进入白湖地区。方徨找到了当地组织部长——她的堂兄方琦德，堂兄把她们送到新四军七师政委曾希圣处，接受组织审查。

后来才知道，对于来到敌后根据地的这6个女孩，乐于接受的人说，来了“六根金刚钻”；反对的人说，她们是“国民党‘广西佬’派来的特务。应该赶快枪毙”。区党委专门开了一次会议讨论，最后决定接收，继续审查。

分配工作时，方徨到了七师的会计训练班，方徨提出，我不干，我要当记者，“我要当范长江式的记者。”

接待她的新四军干部打趣说：“小鬼，你还知道范长江。”

方徨立刻滔滔不绝地讲了范长江，讲了他的《中国西北角》。新四军干部大为惊奇，就把方徨送到了《大江报》——新四军七师办的油印报纸。一开始，方徨的工作是刻钢板。这年，她还不到17岁。

解放战争开始，方徨到了山东临沂，进入《大众日报》编辑部，后来被派回皖南，办皖南游击区报纸《黄山报》。

解放军进军江南，方徨下山了，先后到新华社安徽、浙江分社当记者，她参加过解放一江山岛战斗的报道。

1954年，方徨在浙江海门

1958年3月，方徨和丈夫胡敏如调到河南分社，方徨是分社编委。她32岁，已是4个孩子的母亲。方徨是在农村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革命干部，具有比较丰富的革命和生活经历，而且有强烈的志向，希望在新中国环境下成为“范长江式”的记者，她对虚假新闻有着发自内心的厌恶。

  6 来到河南方徨看到了什么

来到河南，方徨踩到了“大跃进”的初潮。

3月初，在郑州刚刚把家安顿了一下，方徨就赶往登封参加省委在那里召开的“大跃进”现场会。因为刚到，又因为为一篇稿件的事情有所耽搁，她迟到了几天，受到会议主持者的批评，质问她有没有“右倾保守思想”？把她吓了一跳。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方徨认识了信阳地委秘书长赵光，一位有文化的南下干部。他安慰了方徨，并和她交流了农村情况，这使方徨很感谢。后来正是因为已到遂平挂职的赵光打来电话，方徨才马上决定赶去采访的。

登封会议之后的5月底，方徨列席河南省委全会，原任省委第二书记的吴芝圃此时升任第一书记，宣布批判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省委书记杨珏、省委副秘书长王庭栋组成的“潘杨王反党集团”，会议通过《关于彻底揭发批判以潘复生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批判这个集团的右倾机会主义。吴在会上说：“不要怕潘复生抵抗，要斗透，从政治上、思想上揭发，要反复斗争……”

会后，潘复生受到了围攻性的侮辱和批判，河南全省范围到处抓“小潘复生”，为河南的“大跃进”扫清了舆论道路。

眼看着老资格的省委书记潘复生受到百般凌辱，方徨受到很大震撼。几个月来的经历使方徨清楚地意识到，河南上上下下要创造生产奇迹，不仅印证反对“潘杨王”斗争的正确，而且说明这里的工作确实了不起；另一方面，来自新华社总社的信息也说明，总社盼望河南早早报来创造“奇迹”的消息。

因此，来到嵖岈山那个堆满了麦垛的打麦场，最令方徨心灵震撼的不是高高的麦垛，而是女社员一声喊：“我看你不是记者，你是‘保守派’吧？”这句话使方徨不敢往深处追究，也不敢细想，照着眼前的景象写出了消息。

方徨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嵖岈山的高产卫星，很大程度是从上到下一层层压下来，又从下至上一层层编出来的。当时的环境下编织出这样一个浮夸系统，一旦缠住了，很难挣脱。

了解真相以后，方徨再也不去嵖岈山了。那是让她产生痛苦的地方，她对这段痛苦经历的反思持续到晚年。

回顾这段往事的时候，方徨和笔者反复讨论过，如果当年方徨不去写嵖岈山小麦“卫星”，会不会有另外的记者急匆匆奔去，把“卫星”采写出来？

我们的结论是一致的：一定有。如果没有方徨，一定会有“张王李赵”记者在那种狂热的气氛中写出“卫星”。“大跃进”“放卫星”是一场国家范围的上下呼应的倡导和贯彻行为。

方徨是一位有责任感、勇于担当的新闻记者，她的思考没有停止在昔日的叹息之中。1995年，方徨在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工作，将自己1958年采写嵖岈山“卫星”的经历写成《岁月悠悠往事如烟——记者生涯中几个难忘片段》刊登于《新闻业务﹒新闻史研究专辑》第18期上，全文两千余字，将自己这段深怀内疚的经历写出来，告诉青年人，告诉历史学家，告诉人们，那一段荒诞是怎么造成的。

10年之后，笔者作一项新闻真实性研究课题，和当年的研究生导师、人民日报记者部主任林钢先生商谈，他建议找方徨详谈，会得到一份极好的新闻学教案。他和方徨是新四军战友。当年，方徨等6个16岁的女孩投奔新四军，两年以后和林钢相识，这6个女孩中的一位成为林钢的妻子。

      笔者的新闻学导师、新四军老战士林钢1950年摄于武汉，是他促成了笔者对方徨的采访。

林钢先生立即拨通了方徨的电话，方徨老师毫无犹豫地接受笔者采访，谈得详细。由此，笔者完成专访《第一篇“卫星”消息是怎样发出的》。当时杂志刊登毕竟有篇幅限制，此时可以呈现得更为丰富。

7.方徨致本文作者信：回归事实，忠于事实

成稿经过方徨本人审阅后，她给笔者写来一信，林钢先生看后认为：“比采访稿写得还好！”确实，杂志编辑不惜压缩采访稿而将方徨的信全文刊登：

      大作收到，看了几遍。谢谢你写出了好文章，只是把我评价得太高了。

其实这是我50年前干的一件荒唐事，是我从事新闻工作历程中不堪回首的一大败笔。近些年来，人们逐渐反思、正视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教训时，差不多都要提到我在嵖岈山放的这颗“卫星”，甚至把我当成罪魁祸首。

我开始是不服，觉得冤枉。当年若不是我的好友赵光打了那么一个电话，也就不一定是我去采访这件事，而可能是由别人来写了。总之这条消息是肯定要发出来的。

不过后来我想通了，我那时是够幼稚的，没有独立思考，在当时那个大的社会背景下，领袖一发号召，我就追逐那个乌托邦去了。

其实1958年“大跃进”乌托邦在1955年已经发端。那年我在杭州参加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报道，是狂热投入的，杭州工商业改造在一夜间完成进入社会主义的消息就是我采写的。那天浙江省开大会庆贺，会后我将写好的稿子交给省长沙文汉审稿，顺便说了一句：“沙省长，你看这个稿子能发吗？”因为我有些犯嘀咕，我采访的不少被改造的小企业主、小店主，不少人心里不愿意，痛哭流涕，有的全家人抱头痛哭，有人甚至自杀。可是我的稿子没有写这些，而是说一片拥护，敲锣打鼓愿意将财产交出来，实行全民所有制。

沙文汉省长看了我的稿子听了我的话，抬起头来瞪了我好久不说话，最后把稿子还给我，说：“就这样登吧。”看得出来，他心里是觉得不妥当的。这件事在我心里印象深极了。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是“右派”中级别最高的。

接下来就是1958年采访嵖岈山犯的大错了。那时我如同和沙文汉省长对话一样，又问了在场农民一句：“二亩地能插那么多麦秆吗？”这就引起了随后写的《麦场上的风波》。后来我不同意李克林将通讯原题改为《卫星社放卫星的故事》，也说明我当时心里是有些矛盾的。但我那时主导的思想还是对“大跃进”的迷信，对虚夸的“高产”也就相信了，那消息就写出来了。

前因后果这样一想，我也就心服了。对稿件引起的后果，我不能逃脱一个正直的新闻人良心上应受的责备，要向读者们说：对不起！以后我虽然也写过站得住的新闻，但这篇“卫星”报道实在是大错。你说我敢于面对和解剖这个错误，我就是这样想的。

嵖岈山这条消息发出后，全国简直是“群星乱飞”。我也奇怪，为什么那时那么多人、那么多记者都写“卫星”新闻，怎么后来都噤若寒蝉，怎么不见多少人出来说清楚自己做的事情了？我最初看到关于我“放卫星”的文字是在一本《中国左祸》的书上看到的，作者说我虚夸报道“巧舌如簧”。我想不如我自己承认并把经过说清楚才好，就写了《一次难忘的教训》一文，由此引来了包括你在内的一些媒体的采访。

我建议你再找一些这样的典型剖析一下，看看这些所谓“奇迹”都是怎么制造出来的。系统、认真地剖析那个荒唐年代的荒唐问题，将为人们留下深刻的教益。才是正确的、真实的对待历史的态度。

     方徨

        2011年4月15日

3年后的2014年10月，方徨辞世。

采访方徨之后，我计划采写湖北麻城“水稻三万六千斤”消息的由来，但在联系采访人的时候就失败了，中途卡壳，至今未能完成。

坦诚自己的过失是需要勇气的，需要高尚的品德。方徨前辈的信令人久久难以平静。当年“大跃进”中，执笔写“卫星”消息的人何其多也，或若过江之鲫。但在事后回顾历史，面对真实，像方徨这样襟怀坦荡，认真剖析自己，承担历史责任的，却何其少也，像是黎明前天际中的寥落晨星。

方徨的自我剖析表现出忠于事实的自律。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即便圣贤，孰能无过。她通过勇敢的剖析回归事实，把当年曾扭曲的消息扳正过来。她让人们看到与虚假对立的事实，这是一篇写了50年的消息，她写完了。

（全文终）

  2021年1月24日于北京

来源：微信公众号 钱江说当代史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XuTqZkT-3dYvaS8HdRuArA

编辑：贾梦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