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
谢海涛：我写知识人的几点体会
“码字工扛砖技术研讨小组”的第四次采写业务线上交流会是主题讨论，邀请了谢海涛老师，和群友们交流知识人报道的采写。当期讨论热烈，不少群友亦受鼓舞和振奋。第四期讨论主持人是林中客。以下是根据老师的回答做的梳理，一些地方的表达做缩写、简写等技术处理。
（本文图片来源：网络）
一、知识人报道
一）我关注的知识人
我关注的知识人，在学术之外，一般要有公共关怀，或者是其学术能给公共话题提供思想资源，或者是以其经历能够反映出这个时代的面貌。比如严和他的书店，在启蒙方面的价值；比如高，对认识当今现实的价值，比如江，他一生不断在寻求人生救赎，最终走投无路，生年只有四十几年，却映射出一代年轻知识分子在时代的命运。
我觉得，一个记者/写作者不仅要有文字技术，更重要的是，要有价值观，有历史意识，对转型期中国的发展有兴趣，带着问题意识去关注现实。而上述知识人能给我提供思想资源，这也是我关心这些知识人的原因。
价值观、历史意识，这些勉强可以说是“道”；文字技术，是“术”。 “道”，使你的稿子有深度，有价值。“术”，使你的文本漂亮，稿子好看。两者最好是兼备，如果非要有取舍，我更在乎前者。
二）知人论世
先说知人。采访一个学人，你要了解他的价值观是怎样的？在中国思想光谱中的大致位置是怎样的，是偏左还是偏右，新左还是自/由？还是号称超越两者的界限？（虽然不能以此盖棺论定，但起码大致有一个框架式印象），他/她的学术对于转型期中国的价值和意义何在？
再说论世。我们想了解一个人，就要研究他/她的家庭背景，更要研究他/她所处的时代背景。
我写的这几个都是当代人物，那就是说，要弄清楚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怎样的，我们是怎样到了今天，gm是怎么影响了中国，影响到了这些被采访人物。
所谓“谁掌握了过去，谁就掌握了未来”，我们需要弄懂这一些。比较巧的是，高老师的学术就是在探究这一切，这也是我关注他的主要原因。
三）一定的学养
写知识人，需要有一些相关学养，这点不言而喻。
我比较喜欢近现代史、思想史、政治哲学之类，仅是皮毛而已，“好读书，不求甚解”那种。
具体来说，在做高的报道之前，我对知识人话题感兴趣，看过陈寅恪、吴宓、沈从文等人命运的书，看过学者许纪霖研究知识分子的一些文章，不算多，但对理解高老师有了一些基础。
在做严（的选题）之前，我对80年代的启蒙，90年代启蒙的瓦解，有一定了解。
四）调查的功夫
写关于知识人的特稿，也需要新闻专业主义训练，像做调查一样。
高老师做学问，有一个特点。我们知道，近现代史很多地方歧义百出，众说纷纭。他力图凭借公开出版的资料来还原真相。“比如这边有十个人出的传记，每个人各执一词，他可以飞快地从10本书，10个人不同的角度间，不同的叙述之间，互相印证。”
我做高老师（的选题），也是这样，做了多日采访，查找了多日资料，相当于收集了关于他的很多碎片，拼接起来，就成了这篇文章。
这些碎片包括：
前后采访五六十人的录音，包括学者、家人、学生等。
高的作品：当时能找到的都读了，约占其作品的90%以上。包括：自早年起发表的论文、书评，在内地和香港出版的书，早年参与编辑的书……（读书的时间，涵盖了整个采写过程，读完以后，才知道每一篇东西在他生命中的位置）
他的部分课程录音，网络流传的演讲视频
整理的南京追思会录音
整理的北京追思会录音
社会各界的悼念文章
此外，我实地勘察了他上过的幼儿园、几所小学、中学、大学，他多处住所的位置。这些信息暂未出现在稿子里。
这些都是做调查的功夫。
再举个高锟的例子。对香港中大的山路，高锟散步的路径，我是走了不止一次。最初，是有朋友用车子带着我，在校园走马观花地参观一回；后来，做高锟的题目，针对高锟散步的路径，我又步行，前山、后山，往各个方向走了三四次，随时用手机拍下路标、书院，记下路上的情境，比如路旁是否听得见鸟叫，路边的树，校车往来情况、建筑物的方位等等。
关于中大，除了徒步考察外，我还看过几本书。《高锟自传》里提到高锟和中大；周保松《相遇》《在乎》讲述他在中大读书到任教的故事；中大前秘书长陈方正《当时只道是寻常》，里面有他和中大物理系、中国文化研究所的故事；中大前校长金耀基《有缘有幸同斯世》，里面有他和中大的故事；还有一本书，好像是中大的通识读本，介绍中大山水人文，余光中、陈之藩等人写的中大的散文合集。这些掌故都帮助我了解高锟和他的中大。比如走到一栋楼，我知道这里住过余光中、陈之藩，高锟在这里打乒乓球；走过一个网球场，我知道高锟在这里打过网球；走过百万大道，知道高锟在这里发生什么。
细节是这样一点一滴积累的，再汇成句子和段落。
五）立意要宏大，操作角度要细小
如黄仁宇写大明王朝，通过万历十五年这一年，写出了大明王朝的统治机制及其危机。
比如高的稿子，就是围绕着他那本代表作，写他生命里的最后20年。前十年，他在写这本书；后十年，在承受着这本书带来的影响。
高锟，就集中在他和阿尔茨海默症之间的事情。
严，就是围绕他参与的启蒙。
二、高的报道
一）采写问题
缘起——高去世，我去参加他的追悼会，然后是追思会。之前，已经读过他的代表作，但在追思会上，听到很多学人讲述他的事情，心有所感，就把发言都录音下来，整理发表，并有了一个想法，要记录他的生平。
具体来说，高探究gm是怎么影响到中国，影响到父辈一代；而他本人在这种学术探究中，也同样受到相关影响。这种悲剧一再重演，至今不休。他实际上是在揭示国人命运的根源。这些让我感慨。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史学家在记录历史真相方面，曾经付出生命代价。而新闻是历史的初稿，监督权力、求取真相，是我辈的天职。我写高，也是向史学家们致敬。
我主业做调查，两个调查之间，一定要找个缓和一些的文化题，调下心理。高这是碰上了，有所感，就做了。对我分析现实帮助很大。
采访——头一个采访的是高老师的夫人，取得信任以后，她帮助我推荐了一些高的好友，由此扩展开去。
（写作时）每个录音整理好，按时间顺序整理；每篇都整理好。然后再合并同类项，把相同内容放一块。搭一个大结构先。每个人都建一个档案。
采访过程中，心绪还好。因为我长期做的是社会调查，天灾人祸，杀人放火，有很多是极端惨烈的事件，对人的心理撞击很大；做知识人的稿子，一般没有那么惨烈，心理上容易承受，才能相对静下心来，把稿子写出来。
具体写法——借鉴了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用日常生活的小细节记录大时代的波澜。
原来设想两条线：1、历史条线，在他写的书里，gm是怎么反噬自己的儿女；2、现实条线，后革明机制怎么影响高这一代人的生存。限于写稿环境，历史条线没有展开。
高稿子的结构倒没有什么，就是围绕他写那本书的故事。上篇就是他写书过程，中篇是他出书之后的影响，下篇是他生命最后历程。原来就是一整篇，考虑到篇幅太长，不利于杂志发，才分成三块。
开始采写，是从他去世开始，到2012年6月底完成，放弃其他工作，用了半年时间，精选压缩成4.3万字。发不出来，压了两年。2014年发在网上，挂了一星期，被拿掉，后来又复出吧。
我是最早看《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有震撼。这些好作品被陆键东写出来，让人佩服。写这稿，也等于和中国史学界打交道，写他们的交往史、奋斗史。我这个也没什么。这应该算我第一个花费长时间写的稿子，但不是花时间最长的。
场景和细节——我不是太喜欢场景重建，觉得有些人搞场景重建，是借助合理想象，实际上不够严谨，容易出错。二是，这篇是高度压缩的稿子，想在杂志上发，一些场景压掉了。
（拿掉的场景和细节）太多了，要对照原文才能指出，保留的都是骨头。（稿子是）自己删的，好多遍才删成目前的样子。骨头留着，修饰骨头的肌肉去掉一些；有的地方，整段骨头都砍了，两头骨头接起来。（删减是因为）太长了，不适合杂志发。
语言问题——语言方面，一般讲究哀而不伤，情绪需要控制，在冷静客观中叙事，让细节说话，这是做调查报道时训练出来的。
（群友反馈的）我写知识人的稿子，和调查稿子的语言区别，我事先倒没有意识到。可能写知识人稿子，心态稍微放松一些，概述的东西多了点，流露出一些情感，及主观意图，不如调查稿子严谨；而调查类稿子，一般在风口浪尖上，不敢大意，要力争客观，表述严谨，随时要交代消息来源等。
困难——害怕不可抗拒因素的干扰；单位的误解，以为你在旷工等等。
（群友提问：半年时间写一篇稿，是怎么养活自己的？）有时就考虑不到这些，觉得它有价值，先把它写出来再说。就靠底薪生活了。
二）我眼中的高
我理解的高，是一个英雄，也是一个普通人，一介书生。说他是英雄，是因为他冒着极大风险，以10年之力，写出了那一部作品，披露影响我们至今的体制源头；说他是普通人，是因为他并非主流宣传中的高大全形象，不食人间烟火什么的，相反他有七情六欲，在乎职称，也想做课题，有恐惧，有小虚荣心，作品中也有漏洞等等，总之是有人性，有优缺点，也因而可亲可感，容易让人接受。我力争不人为拔高他，把他还原成普通人中的英雄。
我选择1991（作为文章开头的年份），（因为这一年高）刚好开始写代表作，这一年的苏联事件刺激他写作。从1991年到他去世，刚好20年，扣我的题目。最后20年，是高生命中最重要的时间。我当时一下想起《陈寅恪的最后20年》。从一开始，我的文章标题就出来了。
三、调查报道和职业发展
一）终身选题
只能说个大概。我的想法，是记录转型期社会的一些事情，为这个时代立些存照。这个时代很特别，从前的历史似乎又要重新来一遍，那么，记录下你每天所看到听到的一切，在将来就是很好的史料；更何况记录有些影响的事情。
比如王晓渔每年写《文化记事》，他按月记录下的每一个事件，都取自官方媒体，不评论，只叙述，也许一件事看似平淡无奇（实际上已很怪异），我们见怪不怪，但这一年中大量的文化事件聚集起来，就非常荒诞，而这就是我们的生活。10年记录下来，就是对这个时代立下的存照。
我们也要记录我们经历的时代。即使记录你在每一天的见闻，都是好史料，提倡你写日记，甚至记录一些（事件中的）气味。这就是要有历史意识。
二）灾难报道
在重大灾难面前，有时候要忘记你的记者身份，把自己还原成一个人。比如说人家遭难了，你要去采访，可以人性化一点，可以提些礼物去慰问，这样就有了交流的基础。有了和对方的交流，就好办了，对方慢慢就会讲出一些事情。有时让对方宣泄有些好处，它是一种负面情绪释放，但不能让对方崩溃了。
三）采访技巧
早年在广东，好游历，广东省除了湛江没去过外，其余地市都去过，但这种游历，和新闻没有直接关系，那时是在做编辑。可能那种游历，比较暗合了后来做社会调查需要的一些条件。
做社会调查，经常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要突破什么的，讲究社会经验丰富，善于和三教九流打交道，所谓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上述游历经验，对风土人情的把握，对地方方言的适应，可能会帮助你到了一个地方，能尽快沉下去，打开局面，更快地了解情况吧。
到了采访现场，确实需要全方面接受信息。什么叫有效信息，要看你文章表达什么，和文章表达内容相关的信息，就有效，要保留；没有关联的信息，就去掉，断舍离。
四）汶川地震和回访
2008年四川地震，灾后重建困难重重，官方的主流叙事是灾民们在政府的帮助下迅速战胜悲伤，投入生活重建，很多人成为抗震英雄，甚至被炮制成抗震英雄，他们没有伤痛，只有感恩。而真实的灾民生活，在震后多年，被或多或少地遮蔽着。
北川，在地震中沦为死城，一度被封闭，荒无人烟。七兄弟，在地震中丧亲丧友，一度痛不欲生，又为了谋生，在震后进城看守公司设备。有8年时间，他们像被抛弃了一样，在死城中“守墓”，遭遇洪水、余震、泥石流，挣扎着活下来，努力和城外的人一样生活……充满着荒诞和悲凉。记录七兄弟的事迹，就是记录地震之后灾民的真实生活，就是在宏大叙事之外，记录小人物的伤痛与掙扎，端传媒说得很好：“看见人、记住人、记住伤痛”。
（我的记者生涯中）很多人因为回访，成了朋友，会不定时爆料，成了线人。
财新记者萧辉：对海涛老师最深刻的印象，还不是同事时，我们2013年6月在上海宝山区做一男子枪杀哨岗、同事等6人的同题调查相遇，采访完上海方面，我和南都记者王世宇得知无锡一企业主和犯罪嫌疑人有经济纠纷，于是电话约在无锡一宾馆采访。进门时海涛老师已在宾馆和苦主聊了很久。 采访进行到一小半，我和南都记者都突然接到指示，这个题不能做了。于是采访的激情减半，匆匆聊了几句就返回上海了。海涛老师仍留在宾馆继续聊。 晚上饭局，有我，南都的王世宇、南周的叶飙，南人的陈磊等人，饭局正酣，海涛老师从无锡赶回来了，满桌佳酿，海涛老师不慌不忙从他随身帆布包里拿出一个旧的铝饭盒，取出两个干硬白馒头，津津有味啃起来，我让他夹桌上的菜，他说馒头是采访带在路上的干粮，浪费了可惜。 然后，海涛老师告诉我，他也收到了JL，发生在上海的这么凶杀的枪击案影响很恶劣，在约无锡苦主采访前他就知道不能发表了，但他依然去了。一是发生的重大事情，不管能不能公开报道，先记录下来，新闻是历史的第一草稿。记录下来，就是历史的素材。第二，和人家约好了，哪怕帮不上忙，听她倾诉一下，也算是一种安抚，做记者不能太功利。海涛老师的这番话对我做记者影响很大，此后我也是用最大的耐心和采访对象交谈，发稿的功利心减少。 2013年11月，青岛黄岛管道爆炸，死60多人。我和海涛老师又在黄岛同题相遇，那次并没见面，我是在寻找死难者家属时，从家属口中得知有一个40多岁的男记者，头发有点发白，在挨家挨户收集死难者名单。能不厌其烦地毯式搜索死难者名单，拼出一份比官方公布更全的死者名单，这事是海涛老师擅长的，在上海大火事件中，海涛老师已经这么做过一回了。 有海涛老师这么敬业的前辈在一线如此努力采访，晚辈记者自然不敢放松敷衍了事。那次我在黄岛呆了十多天，虽然已经收到JL，我依然留下来混进国务院事故专家调查组，把黄岛爆炸的原因了解得清清楚楚。因为太机密，不敢发稿，直到一个月后国务院公布事故调查报告，我才趁机写了一个更为详细的事故报告，官方公布的消息总不会知无不言嘛。这算是海涛老师的精神鼓励。 再后来，和海涛老师成为财新同事，知道海涛老师写江绪林沉浸其中的心血，自叹我是不能为了一个稿子，如此痴迷不能自拔的。后来江绪林稿没能发出来，海涛老师抱憾离开，我也是很叹息。
然而海涛老师并不哀伤，他说不管在哪里，要做一辈子记录者，现在正是记录者的最好的时代。江湖中有这些前辈记者的身影，吾道不孤，这样真好。
编辑：董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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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admin
发表于 2019-8-4 00:09: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