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
抗灾救灾，是“今不如昔”还是“昔不如今”？
——被保密了30多年的通海大地震
玉树地震发生后，“乌有之乡”出现了这样一些声音：“毛泽东时代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改革开放年代一切从X本位出发”“ 阳光和雨露在给予人们的时候，他重（从）来就不炫耀创造了‘生命奇迹’。这才是大爱。34年过去，我们失去了阳光和雨露。”“天怒人怨。资改派罪恶滔天！”“中国5千年的文化历史中，即使封建帝王对天灾也是万分重视，大旱、水灾、地震等一旦有发生，一定会先检讨自我的政治统治，一定有不妥和不义之处。现在的zf（政府）呢？”“嘴上叫的是以人为本，实际上他心里想的人只有住在防十级地震里的一小撮。官员们的观念变了，出发点立场都变了，因而，百姓该死的就得死。”“心中没有装着民族、国家、人民，一切以经济为导向，这些大灾就一定会一次又一次，直到人民觉悟的一天，要么亡党亡国，要么重新走向社会主义。”“有这群祸害在,中国老百姓的灾难只怕是会越来越多.”……
我总认为，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必须充分尊重事实，是则是非则非，不可以意识形态为准则。只有这样，才可能接近真理。
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之上，应该承认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向民主世界学习，中国的执政团队在抗灾救灾方面的确不断地在进步，特别近些年的表现是值得称道的。
玉树地震发生后，回良玉、温家宝迅速赶赴灾区，胡锦涛提前回国，表示：“在这一困难时刻，我需要尽快赶回国内，同我国人民在一起。”——应该说，中共中央的救援组织工作是及时而有力的。
就抗灾救灾而言，究竟是今不如昔，还是昔不如今？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玉树地震使我又一次油然想起毛泽东时代的通海地震和唐山地震。关于唐山地震，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论证了“唐山大地震其实是一场大人祸”。本文谈谈通海地震。请看：
“通海大地震”亲历记
2010-03-18 16:41 南方周末
●作者简介
杨杨,云南省通海县人,玉溪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当年地震时家喻户晓的两幅宣传画
地大震,人大干!
中央发来慰问电啦!
从全国各地寄来了十几万封慰问信,大量的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和毛主席像章。
在地震废墟面前忆苦思甜抓阶级斗争
灾区人民手举红宝书高呼抗震救灾口号
中央慰问团到通海地震灾区慰问
1970年云南省通海县发生7.8级大地震,史称“通海大地震”,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死亡人数超过万人的大地震。在那个“红色”年代,大地震发生后,中央提出了十六字方针: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灾区人民则主动提出三不要: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宣传口号是:“千支援,万支援,送来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支援。”当时通海有16万人,仅慰问信就收到了143000多封,几乎每个人都能得到一封。那年我还不到7岁,大地震发生的那一刻,我父亲把我和母亲、姐姐、弟弟从倒塌的房屋中救出……
作家刘心武发现了一封“密信”
1970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刘心武从同事那里借来一本描写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生活的小说《日子》。同事“不慎”在书中夹了一封家书。那是一封从云南省通海县寄来的“密信”,内容是向他们在北京工作的亲人报丧的,说的是这一年的1月5日深夜家乡发生了特大地震,房屋几乎倒平了,埋死了很多人。信中提到了许多遇难者的姓名,从家族中类似哥嫂、侄甥、舅父、叔姨那样的至亲,到邻里同窗,列出了很长的一串名单。
三十多年之后,已经成为著名作家的刘心武,对那封可怕的“密信”仍记忆犹新。他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那晚,在昏暗的灯光下,我捏着一封别人的信,呆立了很久,惊诧莫名。云南1月5日真的有那么大的地震发生吗?报纸上没那么报道过,广播里也没那么广播过。如果真的发生了那样的大地震,仅同事的亲友就死了那么多,那个地区一共死了多少人呢?”事实上,不仅是刘心武无法知晓那次大地震的真相,在当年,甚至在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于1970年1月5日凌晨1时发生在云南通海的那场大地震,都没有多少了解。
被保密了三十余年的惊世大地震
我是1970年通海7.8级大地震的亲历者。我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调查记忆中的那场大地震,想方设法收集有关图片和史料,走遍了当年的地震灾区,采访了许多当事人。这些年来,我常常漫游在这片不平凡的土地上,那股来自地下的巨大力量已经悄无声息,但遗留在地表的地震断层,虽经风雨剥蚀,仍然让我真切感受到40年前那一瞬间大地扭动的痛苦。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一直将自然灾害的死亡人数列入国家机密范畴,这个规定直到2005年才废止。也就是在这一年,我翻开云南省档案馆所藏1970年6月15日《地震受灾情况统计表》,看到如下数据:总死亡数:15621人；死绝户数:836户；重伤人数:5648人；房屋全倒数:166117间；遗下孤老孤儿数:261人。这份统计材料在当时和后来的三十余年间,作为“绝密”材料封存在档案馆中,一直没有正式向社会公开过。我还发现,那次大地震波及的范围虽然很大,但震害涉及的面积却只有8881平方公里,其中重灾区面积仅2400平方公里,极震区分布在通海、建水、峨山三县交界处,即曲江两岸824平方公里内,这三个县的震亡人数却高达14917人,占死亡总数的95%以上,其中建水县震亡7479人,通海县震亡4426人,峨山县震亡3012人,尤其以高大、曲溪、东山、红旗、九街、小街、峨山城关镇等村镇死人最多,近30个村庄的死亡人数占到震前总人数的20%到50%左右。
这是一次惊世大地震,但在那个特殊年代,这次地震的震级和震灾被严密地封锁了三十多年,几乎与公众绝缘。
有人告诫:死人这事不能乱说
地震那年,我还不到7岁。在我的记忆里,大地震发生的那一刻,整个世界地动山摇,充斥了巨大的声响,随后陷入了万籁俱寂之中。不过,这份宁静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我开始听到哭声,还有狗叫的声音,什么声音都有,无法分辨,全乱了。我到现在也说不清父亲当时是怎样把我和母亲、姐姐、弟弟从倒塌的房屋中救出来,只记得我们一家人找不到大门,也找不到天井,摸不着出路,我们原来所熟悉的一切什么都没有了。父母带着我们在黑暗中摸索,认准一个方向,不断从这家的屋顶爬到那家的屋顶,一直往村外逃命。我在爬的时候,好多次碰到死人的手、脚,或者是死人的头、脸。现在回想起来,许多人埋得并不深,有的是被土坯砸死,或被钉子戳死的。
天亮后我才发现聚集在晒谷场上的男女老幼,全部变了模样,每个人的面孔、嘴巴和耳朵里全是黑黑的尘垢,鼻子已被尘灰塞满,脸是黑了,如同黑人。牙齿也没有一个人是白的,一张口就露出了黑牙。当时,我们这些小孩子还觉得非常好笑,哈,怎么每个人都变成这个样子了?
当时我并没有感到太多的恐惧,父母一再叮嘱我不许走出晒谷场。然而,不久之后,我管不住自己,就悄悄走出那个场子,看到场子外面的路上,到处是横一条、竖一条的死尸。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索性放任自己,走近那些各式各样的尸体,有的头被砸开了,到处是血和脑浆；有的手和脚折断了,身体扭曲着；有的看上去好像并没受到什么伤害,闭着眼睛,像睡着了,其实是死了。更可怕的是,大人们还不停地把那样的死人,一个一个地背着、抱着或拖着,添加在更多的死人中间,堆得越来越多。我悄悄一数,有八九十个。以后几天据说好像接到了什么通知,就不允许我们说这个数字了,不允许说死了多少人,也不允许过问。有人告诫我们,死人这个事情不能乱说,不能掰着指头算账。
地震中死去的一万多个生命
1995年8月,我开始着手调查通海大地震。我感到这是我的责任,我必须这样做,才对得起在地震中死去的一万多个生命。
大地震发生在1970年1月5日凌晨1时零分37秒,震中在通海县高大乡五街村附近,震中烈度为十度强,震源深度约13公里。受灾地区包括玉溪、通海、峨山和华宁等地。这一切,我都记录在我的“调查笔记”中。
余家河坎村坐落在一条干涸的河床旁边,地震时约26万立方米的坝体向东南方向低凹的梯田滑移,向东滑移120米,向南滑移约200米,使这一段地面下陷2米多,田地碎裂成数段,就像乱刀之下的豆腐一般。河堤上的大树连根拔倒,河旁的村庄有16户人家近50间房屋,随着地表、道路、树木、农田,向东南方向滑移100-150余米之后,全部倒毁。周围尽是深沟大槽,不堪入目。村中438人,死105人,重伤71人。
曲江两岸的高大乡,8000多人中竟有2300余人震亡。仅普丛村70户人家,就有10户全部死难,全村死亡613人。位于震中位置的五街村,原有597人,194人死难,其中年龄最小的刚出生两小时。槽子村原有25人,20人死难,仅留下两位老人、一位妇女和两个小孩。老茅村,原有150余人,有近50％的人死亡。
驻扎在高大乡的公路建设七团,有15个刚下夜班的民工到厨房里吃饭、烤火。地震时,一堵粗厚的土墙向他们压去,未等他们明白发生什么事情,许多站立着的人就被墙体从头压向脚掌。当人们把他们刨出来后,看到的是这样一幅被地震定格了的惨状:15个人变成了15团肉饼,变形的嘴里还含着饭菜,烤火的人则被烧成了焦尸。
峨山县城有逢5赶集的习惯,1月4日下午就从四面八方汇集了许多前来赶集的旅客和农民,两层楼的大旅社爆满,还在过道上加了地铺。地震时,绝大多数旅客遇难,竟死亡200余人。昆明工学院140多名教职工,从省城昆明来到峨山县小街公社“五·七干校”学习,接受政治洗礼。按照当时的阶级划分,在这140多人中,有90多人是“革命群众”,有40多人属于罪该万死的“牛鬼蛇神”。90多名“革命群众”住在条件较好的农场大仓库里,过着军事化的集体生活,而那40多个被打入另册的专政对象,则住在低矮的“牛棚”里。地震发生时,大仓库里的90多名“革命群众”,被厚重的墙体和巨大的屋架整整齐齐地打死在床上,无一幸免。
解放军某部驻扎在峨山县红旗公社(现锦屏乡)通讯团营房里的136名女兵,刚刚在1969年冬季征兵中光荣入伍,军装上还未正式佩戴领章帽徽,她们正在这里接受集训。大地震发生的顷刻,姑娘们以军人的速度飞快地奔出营房。在寒冷的夜空下,她们仅穿着内衣和内裤,发呆地站着。只听一声哨响,部队首长发出了“保护油库”的动员令。这时,女兵们才发觉自己穿得这么少,羞涩之心使她们涨红了脸。她们看看自己的营房尚存,就不约而同地冲进去寻找衣服。须臾间,一次强烈的余震发生了,营房顿时全部垮塌,女兵们就这样全部惨死在屋里。
通海县城一位苏氏老太太回忆说,地震那年,他们已有5个儿子,大儿子苏文怡刚15岁,而最小的儿子苏文俊还不到7岁。那天晚上,他们带着5个儿子在家纺石棉,一直纺到12时。他们刚躺下,大地震就发生了。夫妇俩焦急万分地呼喊着儿子们的名字,一直熬到天亮。解放军来了,从深深的废墟里,刨出了5具被压得奇形怪状的尸体。
观音村的钱学德,1月4日结婚,夜里正在闹新房的时候,地震发生了。他匆忙拉住新娘子的手往外跑。跑到天井时,一根木头正好打中新娘的头部。在地震中,他家死了4男4女,只剩下他和父亲、小妹三个人。埋葬亲人的时候,他和父亲用皮带拴着尸体,抬上山,匆匆埋下。8具尸体,父子俩花了4天时间,挖了8个洞,来回上山8次。
代办村有一个妇女,地震前三四天生下一个男孩。地震时,这位妇女和婴孩不幸遇难,人们把这娘儿俩刨出来放在一块。当他们掩埋完其他死尸再返回来埋这娘儿俩时,突然发现,那个婴孩已经醒来,不哭不叫,正扑在他娘的尸体上吸食乳汁。
地震学家曾目睹震前之异象
1969年冬,贯穿建水、通海、峨山的曲江河谷,出现了气候反常现象。这个全长120公里的地区,被地震学家称为“曲江断裂带”。在中国地震学界,最早把目光投向西南的,是中国卓越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早在1965年,李四光先生就亲自指导组建了西南地震地质大队,他特别强调,要重视云南地质构造上断裂带的研究,而这些断裂带有不少仍然在频繁活动。到了1968年12月,李四光再次提出,要认真研究西南地区的地质构造,特别是在一些重点地区,要加强监测工作。1969年11月底,遵照李四光先生的指示,西南地质地震大队就派人下来进行实地考察了。他们分成4个小组,其中一个小组被分派到通海。他们于1969年12月初到达通海,并选定陶茂村的一幢新房子作为他们的“革命根据地”。事实上,他们所住的陶茂村,距离后来通海大地震发生时的震中五街村,已经很近很近了,步行只需十几分钟。他们一直在张老村和姑娘村一带考察,白天在山坡上采石头,晚上带回来敲敲打打。那一段时间,他们看到房前屋后的竹子忽然开了花,一串串紫蓝紫蓝的花朵在风中摇曳着,似乎想告诉他们一些什么秘密?村前村后的桃花、梨花,也在这个寒冬季节绽开了花蕾。山坡上,许多不知名的野花,也竞相开放,百花灿烂,争奇斗艳。对于这些美丽景象,他们无论如何也无法感受到春天的气息,相反他们的神情开始变得紧张和不安起来,眼前的百花越鲜艳,树木越苍翠,他们心中愈发感到压抑。因为他们知道,树木在这个季节开花结果,一定是由于地下温度增高,唤醒了处于冬眠状态的植物。但是,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他们无法确定这一带将有大地震发生。
这个地质考察小组在通海考察了1个多月。当他们收兵回营,悄然撤出高大公社时,已是1970年1月4日。他们回到县城,入住通海县人民旅社。在人民旅社里,那个姓刘的女服务员从井里打不出水来,仔细一看,原来井里已没有水,全是一股股涌动的白沙。那个时候没有自来水,生活用水全靠水井。姓刘的女服务员为此非常焦急,不知所措。地质考察小组的几名队员便帮助她一块儿淘井,淘啊淘啊,竟然淘出了两推车白沙,但最后还是没有水。当时,他们也没意识到要地震,淘不出水来就算了。于是,他们回到房间休息,接着又整理考察资料,准备回昆明后就立即向中央地震工作小组汇报通海的情况。到了晚上,他们在房间里感到非常闷热,在屋里简直无法待下去,就相约到街上溜达。1970年的时候,通海县城还有一段老城墙,他们就沿着老城墙闲走,当他们走到十字街(现新华书店一带)时,看到一位老汉在那里爆玉米花,香气扑面扑来。同时,他们也发现街上的老鼠特别多,而且特别大,一群一群地跑出来,四处逃散。围在老汉身边等待玉米花的人们,见了老鼠也不打,眼睁睁地望着大老鼠们从自己的脚下或身边跑过。他们感到很奇怪,街上怎么会突然出现这么多的大老鼠呢?其中一个考察队员解释说,你看那个老大爷爆出的玉米花多香,把大老鼠也引诱出洞了,见人也不怕。当天夜里,也就是5日凌晨1点,大地震发生了。
地震后以为是核战争爆发了
地震发生的那天夜里,我们恰恰遇上了一个怪天气,震前热得大家无法入睡,震后却又变得寒冷不堪。当时,我们看见村子周围到处是村民们上山打来的柴火,父母就弄来一堆放在场子中央,点燃起来取暖。但很快就有几个民兵赶来,命令大家赶快把火灭掉。民兵说,上面来通知,战争爆发了,敌人的飞机马上就要飞过来,如果我们这里有火,就会被敌机发现,敌机就会往我们这里扔炸弹,村庄就要遭殃。说着,民兵们一起动手,把火打熄了。
其实,那一年,广播里说要打仗了,大人们也都说要打仗了,都忙着到山下挖防空洞。战争的阴影一直笼罩在人们心中。所以大地震发生后,有不少人都认为是中苏之间爆发了核战争。在人们的想象中,只有核战争才会有那么大的破坏力,才会造成那么多人的伤亡。当时高大公社革委会主任李祖德说:强烈地震发生后,我家里10口人全埋在倒塌的土墙底下。一个念头在我脑里闪现,是不是帝、修、反搞突然袭击,对我国发动了侵略战争?我是公社革委会主任,应立即召集民兵投入战斗。
一位姓张的小学教师说:地震发生时,我住的老房子全倒塌了,我挣扎着爬出去一看,淡淡的月光下,整个村子已变成一片残垣断壁、土块瓦砾,哭泣、呼救的声音响成一片。我当时想,肯定是敌人的原子弹投进来了,才会造成这样的悲惨场面。五街的普秀英说:地震后,有人来叫我们上山去躲起来,不准哭,不准点火。天亮后,又不准我们穿红衣裳。一位极震区的老人对我说,地震发生后,在他们村头,地陷下去一大块,当时有人说,那是原子弹爆炸的弹坑。
五街村的皮绍汉说,由于认为是战争爆发,怕敌机来轰炸,所以夜间不准点火,到处漆黑一团,我们怎么救人?当时,我们村有315人埋在土堆瓦砾下,大家摸黑救出了121人,许多人由于来不及救而被土埋死了。如果允许点火的话,我们村至少还可以救出60多人。
千支援,万支援,送来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支援
地震发生后,中央提出了十六字方针: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灾区人民则主动提出三不要: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当时最响亮的宣传口号是:“千支援,万支援,送来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支援。”因此,《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和毛主席像章,是大批量的,一车一车地不断运来。同时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慰问信,也是铺天盖地寄来。当时,通海有16万人,仅慰问信就收到了143000多封,几乎每个人都能得到一封。那时的灾区人民认为只需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就能战胜一切困难,所以除了“红宝书”和慰问信之外的其他东西几乎不收。这样一来,这场大地震的灾情不仅被遮蔽,而且完全拒绝了国际援助,甚至堵住了内援。
记得地震发生后,我们常常跟着大人不停地高呼“对于地震,我们就是不怕,一千个不怕,一万个不怕”、“地震失去的,我们要加倍让地球偿还”之类的口号。高呼这样的口号时,大家好像真的坚强起来了,什么困难都不存在了,什么灾难都不用惧怕了。但在口号呼完之后,人们还得面对支离破碎的家园,面对失去亲人的痛苦,面对重建家园的困难,许多人不由自主地害怕起来,哭起来,悲恸的呜咽、呼天叫地的嚎哭之声,此起彼伏。采访时,五街下村的吴光贵曾对我说,地震后,全村人民饿着肚子没粮食吃,他心里很急,与生产队的领导商量后到公社粮站借了500斤大米,把受灾群众集中起来熬大锅稀粥喝,一直喝到春节后。第二年秋天,家家户户凑了一点粮食来,才把粮站的500斤大米还清了。另外,地震后,灾民所住的房子是临时建的草棚,一住就是一两年。草棚容易起火,有不少灾民在地震中失去了家园和亲人后,又遭受了火灾。我亲眼看见,长河大队晒谷场上的几十家草棚,在一个夜晚失火了,烧了一个多小时,灾民从地震废墟中抢救出来的一点点衣被、粮食、水桶、锅碗,一烧而光,许多灾民绝望得呼天叫地。
难忘北京医疗队
1月5日,北京方面火速召集了第一批医疗队,当夜72名队员乘专机到达昆明,随即乘汽车赶到通海。我清晰地记得,北京医疗队来到六一村后,很快就在小学校前边的一块大操场和晒谷场上,搭建帐篷、油毛毡房,那些昏迷不醒的、手断了的、脖子抬不起来的、不能走路的遇难者,统统送到了医疗队。那时,对于偏远地区的云南来说,来自北京的医疗队,带给他们的不仅仅是医术和药品。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些医生拉着伤员和村民的手说,“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毛主席派我们来抢救你们,来给你们治病的。”“我们是一家人,你们有什么话就说。”许多村民一听,就赶紧感谢毛主席,赶紧高呼“毛主席万岁!”当年那些医生让受伤的病人住进帐篷里,而自己在外露宿。有的医生还亲自用手为解不出大便的伤员掏肛门。一些女医生还把自己的大衣送给受冻的灾民穿。当遇到需要输血的伤员时,全体医务人员都会争先恐后地要求为伤员献血。
这些,在我采访的时候,许多村民至今仍然记得。
2010年2月于云南通海
我国的平面媒体宣传很有特色——必须过滤，本文所述缺少部分内容。尽管如此，朋友们还是能够看出一些端倪。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1/1/415524.s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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