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伦理案例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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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感。
还见过一些拍在公交或地铁上不让座的人，一副正义凛然的样子发到网上让大家批判。

被拍者是什么心态，你我皆不得知。怎么能断定藏民不愿意呢?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如果都以楼主这种心态揣测人心，我也有理由对楼主说：敲键盘的，请你自重。

没有素质的人，别指望他去为别人设身处地着想

对摄影人来说，抓拍人像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方式不一样，要么就用望远镜头长焦偷拍，如果没望远镜头而近拍，最好征得被摄人同意，或花点钱请被拍人当临时模特。

至于什么肖像侵权，就免了吧。人家只要不用你的照片去发布或卖钱，侵权似乎还谈不上。

在我看来，拍民俗风情的照片，只要对方不反感，拍拍无妨，旁人也用不着如此无端义愤。
我在欧洲街头拍老外，老外发现了都是笑笑挥挥手，有的干脆停下来摆pose让你拍。毕竟算不上什么大问题吧。

明显地，几个藏族姑娘是在躲避拍摄。

在藏地，当摄影成为侵略的时候

     崔波（《竞报》图片总监）

　　今年7月1日，我在青藏铁路通车的采访中，看见一支摄影团队举着相机对准了迎面而来的藏族老阿妈。惊惶失措的老阿妈在如机枪般疯狂扫射的镜头下，连逃跑的道路也被他们堵死了。受到惊吓的老阿妈哭了，拿着相机的人胜利般地回放欣赏着自己捕获的影像。
　　最先的视觉侵略者是城市新贵，昂贵的摄影器材和高级越野车使他们在藏地看起来显得飞扬跋扈。他们是永远的观光客，对藏地极端贫穷的生存现状和藏人艰苦卓绝的生活努力置若罔闻，他们习惯了居高临下地对待那些藏人。
　　随着青藏铁路的开通，各个媒体的摄影记者蜂拥而至，深入藏地，他们成为又一批侵略者。激烈的职业竞争，需要这些摄影记者抢拍到奇特的角度。在面对人类最后的纯净之脸和素洁心灵时，他们不是被感动得柔肠百结、热泪盈眶，而是用镜头的斧钺砍下残忍的一刀。游牧文化持存的最后的野性之美和纯朴之灵，受到了戕害，但没有人自觉到地意识到这一点。
　　几乎所有的摄影记者返回内地时都津津乐道其藏地见闻，但几乎没有人通过藏地之行观照自我的那颗被新兴工业社会污染的内心。麻木不仁和唯“影”是图成为媒体摄影人普遍的性格症候。
　　摄影和其他任何一种艺术形式一样，需要一颗伟大、悲悯的心灵。在功利主义者的手中，摄影沦落为一种侵略的手段。许多摄影者以不择手段拍到画面为荣，人道主义关怀正在当下的中国摄影界中渐渐缺失、泯灭。
　　摄影家吕楠深入藏地，和藏人一起忍受贫穷，在生活粗糙的褶皱里共同生活和经历。8年的藏地生活，需要的是苦行僧般坚韧的意志和淡泊宁静的心怀。他们，是中国摄影的希望，也是我们值得尊敬的人。
　　70后一代摄影家正在崛起，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深厚的文化素养，培养了他们浓重的人道情怀。他们有望成为吕楠一代的后继者，比如曾在藏区支教的生于1970年代的摄影师柴春芽。他另外的身份是个自然主义诗人和藏传佛教的奥义修持者，曾经漫游了卫藏、康巴、安多等大部藏区。在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高山牧场，以一个纯粹志愿者的身份融入藏人的生活。在艰苦支教的同时，用它手中的哈苏XPAN记录下那个名叫戈麦的高山牧场一年四季的时光流转和藏人生活。
　　人道的立场高于艺术的立场。摄影，需要一种涉及精神和身体的彻底深入。以草根下的平民视角看待藏区，或许才是藏地摄影真正的意义之所在。否则，摄影给藏人带来的侵略性的伤害，将成为一种不见血泪的痛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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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昭寺，我们这些游客挤得密密匝匝，真正来朝拜的藏人倒被挤占了空间，他们排成了一条拥挤的长龙，沉默耐心地等待着进寺。宗教赋予了他们顺服和忍耐。昏暗的内殿中嗡涌着无数人头、解说的杂音。我一介俗人，无法想象这样的环境如何静心修炼。管理人员对那些一看来自偏远地区的藏人很粗暴。毕竟藏人进入寺院朝拜是他们的权利，可是他们虔诚的酥油进奉大概比不上游客的票子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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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摄影记者们一起出行，我第一次领略了他们的敬业态度。仅仅是敬业态度，是无法打动我的，让我愿意和他们交流的理由是，这是一些朴素的人。他们热爱影像，并虔诚地对待被拍摄的大自然和人民。人与人的交流最终要回归真诚。在被拍摄者与拍摄者之间也需要这么一层心灵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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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报业投诉委员会历史沿革
                                       

一、历史背景

英国报业投诉委员会（以下简称PCC）是英国报业的一个全国性新闻仲裁机构，成立于1991年，于当年1月1日正式开始办公。早在1953年，英国其实就已经成立了报业自律组织，这就是英国报业评议会（Press Council，以下简称评议会）。而最早的关于新闻自律的想法，则可以追溯到二战刚刚结束的1945年。为了顺应战后新闻界发展的新形势，英国建立了皇家新闻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 on the Press）。它的目标在于“推动通过报刊的意见的自由表达和最大限度的确实可行的新闻描述中的准确性。” 该委员会1949年提交报告，建议报纸行业自觉成立一个“报刊评议总委员会”（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Press），对新闻工作者无法接受的品行进行批评，并建立一个职业道德守则。经过一段时间准备，英国报业评议会于1953年成立。

但是这个勉强成立的新机构先天不足，注定无法发挥太大的作用。不但皇家委员会希望它成为新闻人员自我管理机构的构想落空，就是在制止新闻从业者违反公认的职业道德方面也缺少作为。比如英国公众关心的新闻界侵犯隐私权问题，在报刊评议总委员会成立之初发表的关于其宗旨的声明中就缺乏表达 。这就注定了它无法真正规范新闻界破坏公民隐私的行为。另外，报刊评议总委员会也没有按照皇家委员会的建议邀请非新闻界人士参与进来 ，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它的公正性。因此，1962年，第二届皇家新闻委员会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认为它未能遵照第一届委员会的各种建议。前者建议政府给予报刊评议总委员会一定限期进行革新，否则就建立一个惩戒性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组织“管理”新闻界。

在这种威胁下，报刊评议总委员会修改了组织法，邀请五名非新闻界人士出任理事，任命退休的皇家大法官德弗林勋爵（Lord Devlin）为主席，并将名字改为Press Council。在德弗林的领导下，新的评议会开始开始惩戒报刊的不良行为，并对新闻媒介“表现出一种权威性的关怀” 。它分别于1967、1971、1973出版了关于“藐视法庭”、“隐私”、“诽谤”的说明。但是评议会似乎更关注新闻自由，而不是新闻界的自律。因此一般的公众还是认为评议会任务是在维护新闻界利益上，而非维护公众的利益 。

1973年，英国又成立了第三届皇家新闻委员会来评估评议会的工作。该委员会认为评议会理事中非新闻界人士所占比例仍然偏少。它提出了两项建议：一是评议会应将裁决的依据编成一份守则；二是应向报界坚持，评议会的裁决必须与有关的新闻同在显着的地方刊出。前一个建议评议会很是花了一些时间才完成，而后一个建议到了PCC时期才实现。

1977年，第四届皇家新闻委员会 对评议会的工作做了最为详细的研究。结论比前几届也好不到哪里去，它同样认为评议会的工作没有达到公众所希望的程度。该委员会还批评评议会过多地反映了报纸的党派偏见，而在制定报界的行为准则方面还做的不够。评议会首先的反应仍然是改组理事会，增加非新闻界人士的名额，但是第四届皇家委员会的好多建议评议会还是没有接纳。二十多年下来，评议会的工作由于英国对“新闻自由”长期而强烈的信念而裹足不前，它的审理机制没有什幺成效，它的规则还是那么含混不清且不受重视，它在改进报业职业道德水准方面仍然没有多大作为。尽管评议会在公众看起来是保护新闻界而非公众利益的（事实上恐怕也是如此），但是新闻界本身并不领情，这就使评议会处于一种尴尬的被动地位。比如报纸常常拒绝以显着位置刊登它的审定结果，像《太阳报》就曾把它的两则批评刊登在23和24版上，《世界新闻报》也把对它的非难用小字印刷，而且混杂于性用品的广告之中。甚至《每日电讯》也公开拒绝遵守评议会关于种族报道的道德约束。

1988年秋，鉴于英国报纸不断侵害公众权益，有议员向下院提出议案，要求制定相应法律保护隐私，规定新闻涉及的当事人有答辩权。这些提案成为新闻界最大的威胁，对新闻自由也会造成影响。但是，国会还是不愿意背上干涉新闻自由的名声。官方设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新闻侵害隐私问题，这也是涉及新闻自律和评议会的第五个调查委员会，由大卫·考尔卡特（David Calcutt）领导。在调查委员会稍后发布的报告 中，委员会认为报刊评议会的核心问题在于它对保护新闻自由和谴责新闻滥用权利两者间的矛盾。于是，该报告建议成立一个全新的投诉委员会，专门审理公众投诉。这个机构必须具有权威性、独立性和公正性。同时，必须要有适当的经费，而且要有能力阻止侵犯隐私权的资料的发表。最后，考尔卡特报告也警告，如果报界无法完成这项任务，国会随时可以通过对新闻界不利的法案。于是，报业迅速对其作出反应，成立了报业投诉委员会，即PCC。

二、PCC之发展

PCC成立之后，立即邀请报界十一位总编辑，组成了一个特别工作小组，负责起草一份“行为规约”（Code of Practice）。该小组由《世界新闻报》总编辑帕西·查普曼女士（Patsy Chapman）领导。该委员会不久就公布了由十六条章程组成的““行为规约””。这十六条规约由于是新闻界自己人制定的，因此对报业自身而言，很有约束力。另外，独立的财政委员会（Board of Finance）也以很快的速度建立起来。这两个部门是PCC初期最重要的部门，它保持了PCC相对于新闻界一种合适的独立姿态，同时又能够对新闻界进行适当的指导。这两个委员会的成立，就使得PCC不像评议会那样先天不足，另外它和评议会也划清了界线，也就不存在发展的包袱了。PCC第一次工作会议于1991年1月30日召开，在会上迅速通过了投诉程序。“行为规约”、财政委员会和投诉程序的建立，标志着PCC完全建立；同样，这三者也是PCC健康发展和为公众有效服务的保障。 考尔卡特委员会曾经给PCC定了一个期限，如果PCC在18个月之内，也就是1992年6月前无法证明自己在制止通俗性报纸侵犯隐私权方面有所作为，那么就会要求政府采取法律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

1991年一年，PCC的工作虽然不能说卓有成效，但至少也稍微改变了评议会在英国公众心目中留下的新闻界缺乏自律的印象。1992年初，PCC也开始了加强其与公众的接近性和保护弱势群体的工作。PCC为此建立了一条公众热线，接受公众关于报界违反规约的投诉，同时这条热线也负有向公众推广PCC的任务。另外，PCC还专门印制了介绍PCC以及如何向PCC投诉的小册子。在全英国，PCC还开展了巡回展览，以提高PCC在公众中的知名度，以期借此方便PCC的工作。事实证明这些工作是有效的，PCC收到了不少私人对报界侵犯其隐私权的投诉，其中包括评议会前主席路易·布罗姆－库帕（Louis Blom-Cooper）关于报纸无端公布其私人住址的投诉。另外，关于报纸新闻未准确报道新闻事实的投诉也开始出现。

但是，PCC的工作在1992年6月，也就是18个月的限期即将届满时，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先是通俗性小报记者安德鲁·莫顿（Andrew Morton）关于查尔斯王储夫妻不和的书《黛安娜，她的真实故事》（《Diana, her True Story》）出版，全英国的通俗性小报开始掀起一股窥视查尔斯夫妇生活并加以报道的热潮。从这些报道中，人们得知该书是黛安娜自己主动要求莫顿写作的。这个说法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因为如果没有王妃的合作，莫顿能耐再大，也不可能得到皇宫内部如此详细的资料。但是王室却对此加以否认。PCC对此事件发布声明，谴责报纸有关王储婚姻的报道。这个声明获得了上下议院和王室的支持，但是报界却不接受，尤其是若干小报，态度还比较激烈。《太阳报》指责委员会的声明毫无道理；《世界新闻报》也认为这件新闻必须报道；《星期天泰晤士报》总编安德鲁·尼尔（Andrew Neil）则说看不出委员会声明的用意何在 。后来PCC时任主席麦克雷格（Lord McGregor）从新闻集团获得消息，黛安娜正同各通俗小报联系，提供有关其婚姻状况的材料，并打算接受专访。而且，女王的秘书也承认了这个消息。这样，PCC陷入了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鉴于有关王室的新闻有可能继续外泄，PCC只好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但麦克雷格通知王室，如果有关报道不正确，那么仍然可以求助于PCC。不过，PCC始终没有接到王室的投诉。

当此事余波未尽时，《人民报》又发表了约克公爵的幼女在花园中裸体嬉戏的照片。照片的拍摄和编辑均没有征得公爵的同意，于是PCC向《人民报》编辑表示了不满。但是《人民报》并不买帐。他们不但重新刊登照片，还辩护说这是一个自然而可爱的小女孩，发表这一照片完全基于善意和爱心。PCC立即对此行为作出裁决，认为这是对PCC的藐视。另外，PCC认为，当其它报纸编辑在遵守PCC“行为规约”的时候，《人民报》的做法是一种背叛。它警告道，如果报业纵容类似《人民报》的做法，那么必将招致政府的法律制裁。

紧接着，又有两件侵犯政府官员隐私权的事情发生。《独立报》报道说卫生部长巴塔列夫人是未婚妈妈，而这位女部长刚在一次公开演说中劝说未结婚的少女在生孩子前要多加考虑。其丈夫在事件发生后立即向《独立报》表示抗议，还好，《独立报》的态度比较温和，立即向他们夫妇二人道歉。第二件事情是文化、媒体和体育大臣（Heritage Secretary）大卫·麦罗（David Mellor）的桃色事件。《人民报》从麦罗的情妇德·珊莎（Antonia de Sancha）的房东那里购买了二人约会的谈话并加以发表，引起轰动。公众认为负责文化艺术和新闻的文化、媒体和体育大臣的这番作为有伤风化，要求麦罗辞职，但是首相梅杰对此加以反对。由于没有收到任何私人投诉，因此PCC未就此作出任何裁决。其实PCC在这件事情上聪明的玩了一个花招，巧妙地避免再次陷入尴尬的境地。 最大的侵犯公众人物隐私的事件发生在1992年8月。约克公爵的妻子和一位美国富翁布莱恩（John Brian）到法国海滨度假。公爵妻子上身全裸和该富翁调情的情景被一名法国记者用长距离镜头拍摄到，并卖给了《每日镜报》 。后者将数十张引人注目的镜头加以刊登，在全欧洲都引起轰动。此事对王室声誉打击极大。布莱恩曾向麦克雷格求助，问他可否阻止照片的发表，但是麦克雷格表示，要委员会对尚未看到的资料作一判断，将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在收到正式投诉之前，委员会无法采取任何行动。不过，此事发生之后，PCC、各严肃性的报纸、政府和上下议院议员都纷纷谴责《每日镜报》。于是有议员又表示要提案立法，考尔卡特也建议政府对此加以慎重考虑。可是，英国的通俗报纸似乎还不肯放过政府和王室，他们先是报道麦罗接受巴解组织一名官员的女儿的邀请出国旅游（在英国，官员接受这种邀请是违反职业道德的），接着又盛传黛安娜和查尔斯与各自情人的亲密谈话已被录音。英国新闻界与官方的鸿沟不断加深。

PCC在分析上述各案的时候，将公众的知情权和公众人物的隐私权的矛盾和冲突做了一番比较到位的说明。它认为，涉及丑闻的王室、政府官员和议会议员都是公众人物，他们的行为可能印象他们公众责任的履行，所以公众有权知道他们的行为，因此不能享受与一般人相等的隐私权保护；但是他们仍然存在隐私，两者之间必须有所区分。PCC重申了其信念，要求报业自律，否则政府干预报业，言论自由的基础和民主政治就将受到打击。

风波不断的1992年终于过去了，日历翻到了1993年。1月，考尔卡特提交了关于PCC18个月来工作的报告。这份报告对于新闻界来说，恐怕是最严厉的一份报告。在报告中，考尔卡特建议国会制定隐私法，成立新闻投诉法庭（Press Complaints Tribunal）。但是政府对这些建议没有采纳。下院筛选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于3月下旬也发表了一个报告，尽管它不赞成成立新闻投诉法庭，但是建议制定严格的隐私法，并由官方任命一个新闻调查委员会（Statutory Press Commission） 。两份报告的建议如果施行，那么就意味着新闻自律和新闻自由的终结。报业从这两个报告中似乎终于知道了问题的严重性，因此在1993年上半年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生怕引起社会对隐私权的争议。

不过，也有人批评第二份考尔卡特报告，他们认为考尔卡特报告本身就是戴着有色眼镜在对待新闻界。报告忽视了PCC在接近普通大众方面所作的工作，也对新闻界执行“行为规约”自律水准不断提高视而不见。因此，他们认为报告本身就是建立在对新闻界先入为主的看法上的。 PCC在报告出笼之后，也对自身进行了一番改革。他们首先强调了规约对任何承认委员会的报纸的重要作用，任何违反了规约的报纸将受到更为严厉的制裁；同时，他们设立了一个隐私专员 （Privacy Commissioner）专门负责处理针对侵犯私人隐私的案件。

但是，英国报纸是坐不住的。11月初，《每日镜报》刊登了黛安娜王妃一家在健身馆锻炼的照片。对此，政府当局、PCC、严肃性报纸的总编辑纷纷表示愤慨。尤其是后两者，生怕这又成为当局制定隐私法的借口。麦克雷格呼吁广告业主抵制《每日镜报》。由于麦氏曾任广告标准委员会主席，因此和广告界关系良好，他的呼吁立即得到了广告界的支持。《每日镜报》承受不了如此大的打击，宣布退出PCC。《每日镜报》的退出，使得PCC无法代表整个新闻界，也将削弱PCC在政府和公众心目中的地位和份量。于是英国报业集体对《每日镜报》施压，劝其重返PCC，同时也劝说麦克雷格收回其过激的呼吁。权衡利弊之后，双方达成妥协，PCC又成功地渡过了一道难关。

该年11月，PCC取得了一个成绩。各报对PCC承诺，“行为规约”将逐渐列入报纸与其总编辑和其他新闻从业人员的契约中，今后凡是破坏工作守则者，报社可以依约处分，包括革职。这标志着PCC已经获得了英国报业的承认。

1994年仍有几起涉及侵犯高层人物隐私权的案件。但是数目比起前几年已大为减少。不过，PCC对其中几起案件的裁决具有奠基性的作用。如对于侵犯爱德华王子的案件的裁决确立了新的关于使用长焦距镜头拍摄私人场所的原则。对侵犯作家格丽尔博士（Dr Germaine Greer）私人生活案件的裁决也引起了有关侵犯隐私权原则的改动。

年底，PCC创始人之一麦克雷格爵士退休，由威克汉姆勋爵接任。他历任撒切尔夫人内阁能源大臣、上下议院领袖等职，在英国很有影响力。威克汉姆勋爵于1995年1月1日上任，与他同时成为PCC委员的还有四位非新闻界的社会名人，这样就使得PCC中非新闻界人士居于多数。在威克汉姆的几次公开演讲中，他认为自己的核心任务在于“使新闻界的自律超越政治纷争的束缚” 。从PCC后来的工作中，我们可以谨慎地作出它已经部分达到该目标的结论。

1995年7月17日，英国政府作出了一项令新闻界欢欣鼓舞的决定。在政府对下院发表的一本白皮书中，政府预料在1997年大选之前不会对于保护隐私权问题有新的措施。这就等于说本届英国政府不会制定新的法律，也不会成立新闻投诉法庭或是任命一个新闻调查委员会。政府还是寄希望于新闻界自律以保护大众的隐私。具有戏剧意味的是，这一决定是由深受新闻界之害的巴塔列夫人宣布的。 巴塔列夫人在报告中称，一个自由的报业，对于一个自由的国家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都认为，对报业施行法律控制，是会招致恶感的。因为此举将开启控制报刊内容之门，并且将使政府蒙受新闻检查之讥。再者，政府认为将法律救济的决定授权给一个类似法庭的管制机构，也是很不妥当的。政府在原则上仍然认为报业自律的途径最佳。 这实际上是政府对PCC工作的肯定。

同时，PCC的工作也回应了政府对他的信任。《世界新闻报》对黛安娜王妃的嫂嫂斯宾塞伯爵夫人（Countess Spencer）由于贪食症和酗酒进医院求治的事情予以报道。PCC对此作出裁决，认为斯宾塞伯爵夫人不是社会名人，因此她的生活形态与公共利益毫无关系，要求《世界新闻报》道歉。该报发行人，报业大亨鲁伯特·默多克（Mr Rupert Murdoch）立即发表公开声明，声称他“绝不允许自己的报纸将通俗性的新闻变得受人轻视” 。默多克公开支持PCC的裁决和报业自律，无疑给英国报业自律运动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1995年，威克汉姆勋爵的若干讲话为以后的工作确立了原则。关于报界侵犯威廉王子在伊顿公学的正常学习生活一事，威克汉姆强调了“行为规约”中关于保护成长中的少年儿童身心健康的部分；在对上院的一次演讲中，威克汉姆认为为了解决向证人付款问题，有必要对“行为规约”作出适当的修改。当然，“行为规约”本身也顺应形势，不断作出修改。其中最重要的一次就是如何对性案件中的未成年人进行认定。

1996年PCC接手了约3000件投诉。这个数字是PCC成立当年的两倍，从这个数字也不难看出公众对于PCC的信任。经过5年的发展，报业也接受了PCC，各报对PCC关于在各自章程中写入“行为规约”的承诺绝大多数都已经兑现。PCC步入了正常发展的良性轨道。

该年有很大一部分投诉是关于1996年欧洲足球冠军杯报道的。鉴于报道违反了规约，错误判断了公众情绪，PCC对相当一部分报纸作出了处罚。这恐怕是PCC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对报界进行惩罚。同时，PCC也不断收到来自高层人物地投诉，从黛安娜到女王。这也反映出他们对PCC的信任。其中来自坎特伯雷大主教（The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的投诉比较引人注目。他控告某报纸错误地报道他将主持黛安娜王妃的第二次结婚。以前来自高层人物的投诉多是关于侵犯个人隐私的，而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投诉扩展了高层人物投诉的范围。

威克汉姆勋爵在一次对种族平等委员会（the Commission for Racial Equality）的讲话中也提到了新闻媒体应当如何处理种族偏见的问题。他说：“如今读者不能忍受报纸对少数民族采取挑衅的态度，PCC也是如此。”

1997年不仅对于英国是永远无法忘记的一年，对于PCC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中，深受公众爱戴的黛安娜王妃不幸逝世，公众对于大众传媒在这一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异常不满，大众传媒的公信力也直线下降。9月，威克汉姆勋爵就此事发表公开讲话，表示要加强对新闻界的约束。报界在威克汉姆讲话后不久立即行动，对“行为规约”作出全面修改。新规约于1997年11月26日出台，威克汉姆勋爵将其称为“欧洲最严厉的传媒准则” 。

旧的“行为规约”共有16个部分，而新的做了较大改动，一共由17个部分组成。它们是：公众利益、准确性、辩护机会、隐私权、骚扰、对悲痛和冲击的侵扰、未成年人、性侵犯案件中的未成年人、助听设备、医院、犯罪报道、误传、性骚扰、歧视、财经报道、机密信源、稿费支付等。从具体细则的具体条款来看，新“行为规约”在以下方面有所加强 ：

1. 对隐私权的保护
2. 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3. 限制了媒介借口“公众利益”滥用权力的可能
4. 强调了照片的拍摄和使用限制
5. 禁止在新闻信息获取中的有偿行为

应该说，严格的规约对于英国报业而言是必要的。在新规约的指导下，PCC的工作继续开展。其中在1998年处理了若干有影响的投诉，如有关证人付费的玛丽·贝尔（Mary Bell）和路易·伍德沃德（Louise Woodward）案、涉及保护弱势群体的保罗·麦卡尼爵士（Sir Paul McCartney）案、涉及隐私权的史蒂夫·比林顿（Stephen Billington）案等。

但是，1997年的《欧洲人权公约》和《信息保护法案》又对新闻自律运动造成了威胁，英国国内也再次出现要求为规范新闻界行为立法的浪潮。威克汉姆勋爵在悉尼的一次公开讲话中明确警告，类似立法将宣告新闻自律运动的终结 。第二年年初，威克汉姆勋爵进一步指出，自律运动不管是在保护一般公众还是在保护弱势群体方面已经取得了非常卓越的成绩，因此，立法是没有必要的。英国政府听取了PCC的建议，在议院通过《欧洲人权公约》和《信息保护法案》的时候加入了保护表达自由的附则，并保证不会就隐私权专门立法。

1999年，PCC的工作进一步成熟。有关公众人物子女的隐私 以及证人付费案件的裁决证明PCC在处理复杂案件时是迅速而高效的。PCC给自己定下了一条死规矩：无论投诉来自何人何地，必须在40个工作日之内对其作出答复。而且，PCC也开始着手建立独立和自律的欧洲报业自律委员会联盟。PCC在伦敦召开了一场有20多个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在会上，与会者一致同意建立欧洲独立报业自律委员会联盟（Alliance of Independent Press Council of Europe，AIPCE）。

该年，PCC严厉处分了《太阳报》。该报花40万美元获得爱德华王子未婚妻苏菲·里斯的一张半裸照并将其公之于众，引起王室和公众的强烈愤慨。白金汉宫发言人称其“蓄谋已久，极其残忍”，并向PCC投诉。最后，《太阳报》公开道歉，并将负责此事的人革职。这一事件再次表明了PCC的成熟。

进入2000年，PCC对报界侵犯威廉王子智利私人生活事件 和演员杰奎琳·皮里（Jacqueline Pirie）事件的处理再次增强了其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第二届AIPCE会议也在波恩召开。当年秋天，威克汉姆勋爵还接受邀请，担任波斯尼亚报业评议会的国际主席。

PCC的十年也就是英国自律运动逐步开展并成熟的十年。从这十年中，我们不难看到英国新闻界自身要求新闻自由的呼声和社会要求新闻界安守本分的冲突。其实这二者本来是不该矛盾的，问题在于英国新闻界对于新闻自由的理解有所偏颇，滥用了公众对新闻界的信任与新闻自由的传统。但是，PCC的确立和发展也证明了英国的新闻界是能够自己管好自己的。正是由于有PCC的存在，二者之间的冲突才有所缓和，新闻界也才能更好的发挥自身“社会公器”的良性作用。这也是我们中国新闻界应当学习的。


后记：不过，今年轰动全球的安然案也影响到了PCC。由于威克汉姆涉及安然案的立场必须接受调查，因此他已经主动请辞主席职位。他在辞职声明中表示，在安然案爆发后，他身为委员会主席，无法针对案情评论和接受访问。为了避免个人伤害委员会信誉，他决定辞去主席职位。但是在现在的PCC官方网站上，威克汉姆的名字并没有从主席一栏上撤下。不过，从这个举动上，我们也可以看出英国新闻界有识之士的高度责任心。

参考资料：
1.李良荣，《当代世界新闻事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台北市报业新闻评议委员会，《英国报业评议会十年》，台北市报业新闻评议委员会编辑出版，1965
3.杨孔鑫，《谁改变了舰队街》，中正书局，台北，1996
4.林琳，《英国报刊投诉委员会与英国新闻业务准则》，《国际新闻界》2000年2期
http://zhaoqianqian.bokee.com/15426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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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村民自造土飞机 滑行离地3秒钟后坠地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5月12日12:38  辽宁电视台《第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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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王克勤：因向报社上交了3000封口费引多人致电辱骂

王克勤：刘建锋在江西调查唱凯决堤死亡真相时，因此前报道中已透露过一些相关信息，引当地高度重视。抚州有关方面即向建锋送来3000封口费，为调查真相不被抚州驱逐出境，我让他暂且收钱并告知回社即交组织。《江西唱凯决堤确有死亡》7月8日发表后，我与建锋即向报社上交了此封口费。此举引许多人致电辱骂我二人!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3000封口费

建锋昨天揭开了江西唱凯决堤“无一死亡”真相。江西开始全面反扑，建锋已接到恐吓电话，他们要动用黑社会干掉刘建锋。这是建锋刚刚发布的一些文字，建锋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的部下，此报道是我全力支持操作的，谁要整建锋，请先来整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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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打出第一招
文章提交者：小荷1120.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e076820100k1rp.html

江西打出第一招  张根孙儿媳邓凤香主动来电(2010-07-09 15:36:56)转载标签：杂谈 分类：时报调查

有人告诉我，江西方面昨天半夜发动，要颠覆记者的报道。以下是听到该传闻后我获知的第一个正式动向：

张根孙的儿媳邓凤香刚才主动打来电话，言语非常吃力，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地说，“尸体不是我父亲的。”

但在7月7日夜晚，她和她的丈夫张新林都说，张根孙的尸体7月3日在黄家村一个小港找到。此前，记者两次当面采访和两次电话采访她时，她的语言方式与这次电话大相径庭。


记者问她：“你不上网看文章，怎么知道我写了你们认尸体的事？”她没有回答，只是简单地重复那句话，最后才补充说，妹夫（张新林的妹夫）看牙齿了，牙齿不对。

我们从邓凤香的话来分析，有两个可能，一，7月3日找到的尸体是她公公，她主动打电话来说了违心的话，这就说明她受了胁迫，张新林是老人的儿子，这次他没有对记者说一个字，如果是这种情况，江西便是在编造另一个谎言；二，被洪水淹死者是另一人，这更说明唱凯决堤致死者绝非张根孙一人，张根孙被洪水卷走是众人亲眼目击的。

我想，下一步，江西又要打来电话否认亲眼目击老人被水卷走了。

假如存在第二种可能，那么江西官方必须提供法律意义上的证据，才能向全国公众证实死者不是张根孙，比如DNA检测等。

至少目前来看，江西方面不能推翻“唱凯决堤死人”的判断，因为7月3日发现的尸体是洪水退去后灾民回家才发现的（7月2日，官方正式组织大批灾民回家)，被发现的时候头部埋在泥沙里。


当官就能摭天吗，天下总有说理的地方


绿肥红瘦2010-07-09 17:06:20


現在最好的辦法是網絡大反攻，讓真相大白于天下！
古道2010-07-09 18:02:33

我以我是江西人为耻!!!
莫苟不可一世2010-07-09 18:20:47

作为江西人，我感到极度失望。官方当初就不该自以为是报告零死亡，十多万人遭遇突然洪流，任何情况都可能发生，如此武断，或是愚笨，更是傲慢。

尚昱2010-07-09 18:50:28

说创造生命的奇迹是大忽悠,为的是掩盖前期的失职。那个地方河与地面落着不大，决堤时是水漫上来，而不是冲下来，本来就不太容易死人。大吹特吹没死人，其实是想让人误以为他们“处置得当”。实际上决堤之前，他们什么措施都没采取。所以平主任接受央视采访时只能念稿子，因为他们什么都不了解。现在爆出还是有人淹死了，就更加显得当地官员的可恶了，无能吹牛，还撒谎。

尚昱2010-07-09 19:37:40

谢谢你,我是在外地工作的江西人，对家乡的种种非常痛心无奈，真希望多一些你这样有良知的记者，截破重重黑幕的一角，虽然不可能改变太多，至少让他们吹牛撒谎时有所忌惮。

天一清水2010-07-09 21:17:30

真的觉着很搞笑，央视的《新闻调查》栏目在帮着当地政府撒谎，不知您能不能采访一下央视记者，他们是怎么采访的，跟着在那吹捧，央视的杨春先生，拜托以后采访深入一点，这回脸可丢大了。诸位网友如果有兴趣，可以去回看一下上周末的《新闻调查》，再对照看看中国经济时报的采访，央视的记者同志们，你们是干什么吃的？难道只记得当喉舌，社会责任的守望者角色你们忘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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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保住了记者的崇高人格——事事以真相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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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江西官员撒谎 唱凯决堤确证死人 记者收到封口费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55f81d50100kuve.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e076820100k0sv.html 本文报刊发表时被删除了一些最重要的内容，以下为记者写作的原文 唱凯决堤后调查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刘建锋     6月21日傍晚6点半，江西抚州抚河大堤唱凯镇低洲村段突然决堤。水淹4镇56村，10余万人被迫转移。23日夜晚8时，当地政府宣布救援基本完成，工作重心转入安置受灾群众。25日，武警水电部队动工堵口复堤，27日，决口处合龙，唱凯水退，30日，人们陆续回家整理生计。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水退后，唱凯镇大街上到处是这样被迫丢弃的成堆物资，受灾居民损失惨重，刘建锋摄于6月27日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见证了从23日下午到30日这八天的救援、安置与堵口过程，并访问了唱凯镇数十位干部群众，追记到唱凯决堤的前前后后。     记者找到了21日决口时亲眼目睹老人被水冲走的农民小伙涂俊峰，其后又找到老人的儿子儿媳，被水冲走老人张根孙的儿子张新林儿媳邓凤香证实，22日上午便已向武警、公安和政府报告其父被水卷走，希望政府帮助查找其遗体，7月7日，张新林邓凤香告诉记者，张根孙的遗体已经在7月3日下午被村民发现，并由政府送到殡仪馆。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记者收到数千元封口费     6月25日，记者发表《零距离目击者讲述唱凯决堤瞬间》，26日，记者在设于东华理工大学的安置点某栋宿舍楼采访村民时，受到数人的干预，有人要求记者去安置点指挥部单独申请采访，记者出示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发的记者证和抚州市委宣传部派发给记者的采访证件，仍被阻止，直到东华理工大学的一位校干部闻讯后表示应该尊重记者的采访权利，才获得在该楼继续采访村民的许可，但还是被安排人员陪同采访。     28日，某人来电，要求停止对唱凯决口洪水卷走人员情况的调查，并称次日来看望本记者。     29日中午，该人在抚州市财政局某官员的陪同下接记者到汝水森林宾馆，与该市宣传部长、财政局长等官员共进午餐。     餐前，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收到一只印有抚州市财政局字样的信封，内装一沓百元现金。记者现场将情况以短信形式汇报给所在部门的主任王克勤，回信说，暂且收下，回报社后上交报社纪委。 岁老人张根孙被洪水卷走     救人者涂俊峰目睹洪水卷走二人，但他不知道被卷走者的姓名，只知其中那位老汉为低洲张村人。6月29日晚，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查实低洲张村被洪水卷走的老汉，真名为张根孙。     6月28日，记者在东华理工大学4号楼采访，一位来自张村的妇女说，老人叫做“张根顺”，他的确是被洪水卷走了，自己是老人的亲戚，平常喊他“爷爷”，老人的儿子叫张新林，他家到现在还没找到尸体。 “看到他被大水冲走的，他都快80岁的人了，身体又有病，怎么可能逃生？”她说。     6月29日下午，记者在南昌大学抚州医学院安置点采访，获知“张根顺”老人有亲属安置在抚州职业技术学院，在抚州职业技术学院安置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找到被洪水卷走老人的外甥邓木水，他证实，老人的确是被水冲走了，其真名为“张根孙”，其子张新林并未住在安置点，已经回家，一边收拾房屋，一边查找老人的尸体。     “完全没有自救能力，”他说，“可怜老人必死无疑。”     6月29日傍晚6点50，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涉水找到低洲张村，在天色近黑时找到张新林夫妇。     这里的洪水已基本退尽，49岁的张新林与妻子邓凤香正在冲刷房屋。     邓凤香说，决口次日，也就是22日早晨7点，便向武警和公安报告“老人被水冲走”，希望能帮助查找尸体，老人的侄儿就在村委会，中午自己还又单找了村上，自己还曾雇了机船到处找，没有找到。其后，还曾经心存侥幸去找了所有的安置点、医院，发动了所有亲戚帮助查找，老人肯定死了，但至今没找到尸体。     在暮色中他们找出了老人的身份证、户口簿和荣誉证书。     次日中午，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再次来到张根孙老人生前所住的房屋，张新林夫妇已经将老人的证件摊到太阳下。     张根孙，男，身份证号362501193506182835。1935年6月18日生人，生前曾在南昌市某区房管所担任所长，也曾担任过某次某个灾民安置点负责人的职务。其后下放归乡，曾在张村做过五年的村支书。     在身份证、户口簿、医疗证等一堆水泡过的证明材料中，记者看到，2008年6月16日，中共抚州市委组织部发给他的50周年党龄农村老党员荣誉证书：“张根孙同志，您于56年10月1日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党龄50周年以上，特颁此证，以资鼓励。”     就在当年12月28日，他在抚州全市第七届村民委员会选举中，当选为低洲村村民代表。     这已经是他不知多少次当选了，他的儿子张新林说。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被洪水卷走的张根孙，是已有54年党龄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被洪水卷走的张根孙老人生前多次担任村一级职务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被洪水卷走的张根孙，是已有54年党龄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最新消息：张根孙遗体找到       7月7日夜，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接通张新林和邓凤香的电话，被告知，其于21日下午6时半左右被洪水卷走的父亲张根孙遗体已经找到。     他们告诉记者，7月3日下午，老人的遗体在黄家村的一个小港被人发现。当时遗体头部被河沙埋住，政府将其送往殡仪馆。     邓凤香称，抚州市方面尚未正式解决这一事件。     此前，当地政府一直宣称“无人员伤亡”。 来源 http://www.jjxww.com/html/show.aspx?id=170656 注：本文报刊发表时被删除甚多，博客里为记者写作的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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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所有电话纪录，采访笔记，决不单独见对方的人。报案，通知所有该通知的权威机构，工作做足。然后任何进展都放上网。我们没有别的力量，可以传播和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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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王克勤，他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有良知且一身正气、敢作敢为的记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