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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雪

第七章 限制与平衡



教化加控制模式的巨大的不适，使我们不得不寻找更加符合人性量子特性的新的模式。在比对和衡量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种新的模式，那就是限制与平衡的模式。这个模式所以成为现今最有生命力的模式，成为真正的宪政国家的体现，自然有其重大的存在理由，是经过无数代人反复试验的结果。

与中国的地理特征相比，欧洲更难于统一，各文明发展相对中国而言比较独立，无法形成国家形式和文明形式的大统一，在发展过程中更容易形成相互之间的比对（中国只有历史的比对，没有周边大小相当的国家之间的比对），在一个国家形成的进步很容易影响另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暴戾专制导致的后果很容易被另一个国家看到并作为鉴戒，这种相互的促动，在中国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政治学上的落后，中国人自然难以避免。中国政治学中只有驾御马的技术、讨好领导的技术，而没有了其他技术。西方人在相互比对过程中，发现专制很容易导致停滞与落后，在哲学上用神启证明了人人是生而平等的之后，最终发展出限制与平衡的政治模式（当然，应该还有古希腊哲学传统的影响）。

那么，限制与平衡的模式，究竟何以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呢？我们从根源上来进行一些阐释。限制与平衡的根基或是在基督教教义之中的。当初，本性天然纯正的亚当夏娃因受魔鬼的煽惑而变恶，被逐出伊甸园，于是人类的始祖背负了罪恶，自然人一出生就是一个罪人，也就是说人生而是恶的，人性因为人的始祖的缘故是本恶的。因此人生而就有侵犯他人的冲动，就有贪婪、暴戾的特性。我们后人在感激耶酥舍弃自己的身体，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全人类赎罪的同时，也应该时刻反省自己的罪过，乞求神的谅解。人性的这种恶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让人们对身边的人充满了畏惧之心，如果没有神灵的慰籍，精神很容易崩溃，同时，人们渴望一种限制别人为恶的外部力量，让那些无神论者、异端受到限制，当然要让那些赎罪不彻底的人受到限制。

在用神启证明了人人生而平等之后，进而推论出人应该获得自己的自由，也很自然，因为既然是平等的，那么我的空间我做主、别人不可干涉，自然是很正当的要求。在赋予人平等、自由的时候，必然要配套一整套保证平等、自由能实现的制度体系。这种制度体系体现的最重大的精神就是对公众赋予的权力的监督、限制与平衡等等，确保这些权力不对个人的隐私、个人的自由进行干涉和侵犯，不对公共利益进行侵犯等等。从哲学根基上说，限制与平衡模式起因于人性本恶、平等、自由等等的理念，从实践上说是为保证恶受到限制以及平等、自由得到保障等等。而所以这种模式为当今大多数国家领受，是因为它能保证越权行为、腐败因子不被累积起来，导致社会的崩溃，是长治久安的必要条件。此中优势是控制加教化模式无法比及的。

历史经验以及现实世界的种种现象证明了限制与平衡的模式是一种目前看起来相对可靠的模式，其所以能够立足必定有其足够充分的根据，但这些根据又在什么地方呢？前面说过，是人性本恶、民主、自由等等。这些根据（除人性本恶——只能说人性中包含了恶的因子）应该没有错。我们知道神启的东西是先验的，所以通过神启来证明人人生而平等，从而推论出民主、自由之类的理念，不管结果是否扎实可靠（碰巧做到了扎实可靠），其论证的大前提就是有问题的。我们不必通过神启，就应该能证明普世人人平等（不同于仅仅同一政体下的人的平等，也不同于佛家的蚂蚁和人平等的众生平等）。我们从人性的量子特性出发，同样可以论证人应该是普世平等的，同样可以论证民主、自由的必要性，同样也必然得出限制与平衡模式的重大现实适用性。

人性的善的根源是伟大的母爱，每个母亲虽然多少可能会偏爱某个或某几个儿女，但整体上说，都希望所有的儿女都得到幸福，希望每个子女之间都能平等、和谐相处，不希望有欺凌侮辱现象等等，如果因为相互之间的刺激导致相互的伤害乃至杀戮，肯定是这位母亲最不愿意看到的。我们现在知道目前地球上所有人在十五万年前都有一个共同的母亲（通过DNA往前推算），所以从根本上来说，这位母亲和所有母亲一样，希望所有的“子女”能平等、和谐地相处（这里的母亲已是一个有着鲜明自我感觉的感觉主体，不同与人类的始祖无知觉的单细胞生物，也不同于思维活动贫乏的猿猴）。从母爱之善，我们必然地推论出每个人都必然是平等的，不能因为命运的不同而分出三六九等高贵低贱。（我们在这里不论证和可能的外星人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实行平等）。

虽然从母爱中推出人性之善从而推论出人人平等多少有些搞笑，但总比神启先验的方式少搞笑一些。也许我们从效果方面来论证更合理一些：如果不是人人平等，就必然有三六九等，有三六九等必然导致权威主义，有权威主义必然导致绝对权力，有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绝对腐败的积累必然导致社会崩溃，社会崩溃就必然导致对人这种动物存在的必要性的怀疑，人存在如果没有必要了，我们所有的话都是废话了，无聊的废话了，所有的文明都是无聊的东西了。显然文明的存在、我们的话不全是废话、无数思想的在传承着等等这些现实，证明了人这种动物存在是现实的和必要的（将来有没有必要不知道，不过，将来如果人存在没有必要了，我想我们的这套理论也肯定过时了），证明了社会崩溃是不应该被容忍的，腐败是不可容忍的，权威主义是应该摈弃的，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是可恶的，人人应该普遍平等的。从不平等到三六九等，到权威主义，到绝对权力，到绝对腐败，到社会崩溃，到人这种动物的死灭等等都是量子人性视野下的自然而然的逻辑演化，这里就不作太多的烦琐论证了。

从根源上来说，从逻辑结果上来说，都必然要求人人平等。当然，平等不必然是均等，应该是一种在人格尊严上的平等，在法律地位上的平等，人人都不必然有均等的先天条件，但至少有平等的参与机会，参与与自己天赋、能力、努力相应的各种事务的机会，有改善自己先天不足的机会等等。这是我们对平等这个概念的界定。只有这种平等盛行，才能保证不平心理的最大程度的消化，免于社会崩溃因子的积累，所以平等有着重大的意义。同样，我们也可以从平等中推演出自由的必然性，自由是相对于被控制而言的，在一个真正平等的社会中，没有人可以被别人无端控制，在不损害他人，不损害公共利益的情况下，如果还有其他额外的东西限制人们，就是一种不平等。没有正当的自由，就是一种被控状态，就是一种隐含了三六九等的不平等。所以只要是人人平等，就有相应的自由；反之，没有正当的自由的社会，也可以说明，这个社会必然是不平等的社会，这个道理不必太多论证。自由和平等之间不应该有什么论战，如果果真有论战，那肯定是搞错对象、误解对方了。（如今资本界的自由是权贵资本的自由，是一种不平等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是伤害公正的假自由，对此类资本，自然要宏观调控了——但不能证明真正的自由有问题，而宏观调控在后果上常常伤害民间资本恰恰也证明了一种制度性的不平等导致的不自由）。最多平等和自由之争论是在相同价值体系之内的争论，而绝非像民主和专制之间水火不容非此既彼的争论。

既然人人都是平等的，那么就没有人是动物，当然也就没有人是神了。没有人是上天安排来统治天下的，也没有人可以像动物一样应该被牢笼、被驯化、被管牧了。但公共事物还要管理，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还要规范，平等要得到保证等等，这些问题怎么处理？既然不可以采用体现不平等的可能会导致人这种动物死灭的教化加控制模式，那么也许只有用大家一起做主——民主的方式，来决定一切事物，摈弃专制与集中（集中就等于专制，集中与民主水火不相容），把公共权力赋予通过民主方式产生的人，为防止权力越位，必须严格限定使用范围，用另一种或几种权力的力量进行平衡，防止权力使用失去平衡导致危害。这就是平等的理念必然会演化出来的限制与平衡的社会治理模式。

从我们的视角来看，对赋予公共权力的人或机构（或者直接说对权力）进行限制与平衡根源不是西方世界认为的“人性本恶”，而是人性善与恶的各种辗转幻化，也就是各种人性的各种量子特性：波粒二像性、不连续性、测不准原理、概率性、“分身术”、 纠缠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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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雪

一、正常状态下，人都有趋乐避苦为自己寻求幸福的要求，也有基于母性的为自己人寻求幸福的天然要求，但这种为自家人寻求幸福的善不是总和社会性的善比如公正、公益相容的，因为爱自己的孩子，而杀人无数的事实并不罕见。可见一样要防止人性善的方面，而不仅仅要防止恶的方面。要限制与平衡的当然也常常包括一家之善（比如小的贪贿并不形成大的影响，并不算社会大恶，但为自己家人的幸福而贪在家人看来则是善）。所以，不仅仅坏人（坏的或恶的状态下的人）要限制与平衡，对没头没脑的“好人”一样也要限制与平衡。在基督教训诫中，把贪婪作为最大的罪恶之一。我们看来，这有些夸大其辞了，如果人人平等，那么在有人得到了高档次的物质享受的时候，其他人也都有寻求更高档次物质享受的权利。我有了房子还想要小汽车，不知道算不算贪婪？如果不是，那么什么样的标准才算贪婪？标准谁来定？如果说我的这种想法是贪婪，是一种罪恶，那么如果当初比尔盖茨有一种富盖全球的想法，他的罪恶岂不是滔天到枪毙一百次都不够了？！不要忘了，人人平等的意思是，我和比尔盖茨是平等的，他有权追求财富，我也应该有权追求财富，我要为我的小“贪”背负罪责，比尔盖茨一样要为他的 “贪”背负罪责。贪字，蕴涵了人性之恶，也蕴涵了人性之善，在贬义的时候用“贪”字，在褒义的时候，也许应该叫“上进”。这种“上进”私人需要鼓励，公家的人则需要限制与平衡——贪正当的钱可以，贪“污”不可以。自然性的善常常会对社会性的善造成伤害，所以，这种自然性的善理应在限制与平衡的范围之内。

二、人性之恶是存在于感觉主体与感觉对象的区别的，而不是从亚当夏娃那里带过来的。当人表现为无我或少我状态时，在身边人看起来的是一种善，当人表现为有我或多我状态是，常常是一种自私状态，看起来更接近一种恶的状态。再伟大高尚的人，都不可能彻底无我，当羞辱加大到一定的剂量的时候，“我”就会突然跳出来，表现为一种恶（人性的量子跃迁）。限制与平衡的作用不是限制、平衡人本然的恶，而是限制、平衡突然会跳出来的恶。所以要更有效地限制与平衡，应该了解这种恶的状态产生的因子，不仅限制与平衡恶产生时的各种冲动，同时也限制与平衡刺激各种恶产生的因子。比如当美国人遭9.11之难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战争本然是一种恶，这种恶是被拉登刺激出来的，而拉登之类的恶，或是两大宗教之间的暗中相互诋毁刺激出来的（不甚恰当的比喻：十字军、圣战之类的“封建残余”在起作用）。所以对地球人来说，限制与平衡美国的国策因子应该和限制与平衡美国的国家行为是同等重要的。如果说美国国家行为应该有强有力的国际力量进行限制与平衡，是因为美国人的人性是“本恶”的话，那么我们认为要限制与平衡美国国家行为，重要的还要用强有力的国际力量限制与平衡产生这种恶的因子：美国国家政策。因为我们认为美国人的人性也应该是有量子特性的，国家之恶是各种因子相互刺激导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在美国人侵略南斯拉夫、伊拉克、伊朗的时候应该“大喊大叫”（在革命年代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更要在他们制定对外政策的时候，在他们指认“流氓国家”、“邪恶轴心”的时候“大喊大叫”。就像英国皇储查尔斯在穿上有纳粹标志的服装的时候，引起了整个欧洲和犹太人世界的“大喊大叫”一样。

三、人性的量子态的存在，本身必然要求使用限制与平衡的方法，最好能保证恶的因子不被激发出来，在无法限制恶的心理的产生的时候，能保证恶的行为能得到限制与平衡。在特定文明传承下，人性存在一种盖然性（概率可测性），不同文明下表现出来的人性状态必然有所不同，因为文明的因子是最容易激发人性跃迁的重要因素之一（就像人的遗传因素常常导致不同的人承受侮辱的能力的不同，激发的恶的不同一样），所以不仅各政治实体之间相互之间应有一种限制与平衡的作用，各文明体之间也应该有必要的限制与平衡的作用。免于文明的冲突的最重要方法，也许在于容纳地球文明的多样性，克制“普世”冲动，同时限制与平衡各文明中恶的因子为害别的文明。虽然在特定视野中，文明确实有某种优劣在，但毕竟各文明形成有着其重大的地理历史等等的根源，用武力寻求“统一”无疑就像要求习惯讲汉语的老太太，在一天时间内学会讲英语一样荒唐。在文明的相互的交往过程中，人们自然会逐渐摈弃自家文明中荒唐的东西，逐渐领受可靠、普适的东西。在文明内部没有形成强大的共识之前，强行寻求统一，只会让人感到一种不尊重，激发人的恶，因逆反心理导致该文明中陈腐的东西的反弹。在这个世界上，要保持国家之间的安宁需要各力量之间的限制与平衡（现在靠的是恐怖——核武器的威慑），保持文明之间的和谐共处，不仅要道德上的宽容，更要需要文明之间的相互限制与平衡，尤其那些自认为的“先进文明”需要限制与平衡——不是限制与平衡文明本身，而是限制藐视其它文明的因子。从意识形态的冷战，到国家利益之间的斗争，到现在文明冲突的雏形的出现（如美国人对待民主国家伊朗的态度），都证明不管是意识形态、国家利益还是文明形态，没有必要的限制与平衡，都必然导致某些具有优势的势力的权力的膨胀和腐败，导致地球治理结构的混乱和地球村村民的不安。所以，恰恰就是人性的量子特性决定了各意识形态之间、各国家之间、各文明之间要和谐相处必须要有充分的限制与平衡，而不仅仅依靠道德自律。（要平衡自以为最“先进”的文明，只有创造全新的更普适的文明形态，不然力量不对等，就谈不上平衡——中华民族应该有创新文明的智力的和语言的基础，这些将在以后章节中详细阐释）。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因为人性的量子特性，不仅恶行应该受到限制与平衡，即使是人的善性也应该受到限制与平衡；同时，限制与平衡恶因一定意义上比限制与平衡恶行更有效；还有，为了地球村的安宁，各意识形态之间、各国家之间、个文明形态之间必然也要限制与平衡。一定意义上说，限制与平衡具有在人的“第六感觉”起作用之前（如果“第六感觉”起作用，一切没有发生的事情都已经是确定了的，那么任何手段的应用都没有意义了，所以在“第六感觉”普世之前，我们不考虑这个因素），在地球被太阳吞噬或宇宙完全冷寂之前（目前我们了解到的宇宙好像要一直膨胀下去，直到一切冷寂），应该具有某种普适意义。

既然限制与平衡具有一定的普适性，那么在需要保证中国人这个人种的存在的情况下，限制与平衡对中国人也应该是适用的。但观照我们的文明传承、观照我们宪法精神，无处不深刻地体现着一种不平等因子，正因为有这种不平等因子，所以限制与平衡不可能真正地成为我们的模式。诟病我们的宪法也许是一种莫大的罪过，但我们诟病的不是制定宪法的人，而是诟病传统文明对制定宪法者思维模式潜移默化、不自觉的影响。不扫除不平等因子，不扫除人们意识深处的三六九等，不剔除文明中的这些阻碍因子，要建立真正的限制与平衡模式本身就会极端缺乏广泛共识这个重要基础。所以我们首先需要剖析的是不平等因子在我们的身边存在的形态，否则无法找到这种模式在我们生活中的精确的契入点。

一、导致不平等意识的最大的心理根源，是我们的文明传承。历史的、地理的条件导致中国人对统一和中央权威的超常渴望，这导致了儒家意识形态深入人心，等级意识也就深入了每个人的灵魂深处，这种意识长期积累，导致人们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天子”高入云端，百姓贱如猪狗。在特定历史地理条件下，形成的这种特定的文化心理定势，必然无法使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意识有任何形成的可能。当初，曾国藩看到了太平天国宣言中称呼世界上的人都是兄弟姐妹的时候，差一点笑掉大牙：父母就是父母，儿女就是儿女，相互之间怎么可能成兄弟姐妹呢？我们现在把孩子当作朋友甚至兄弟看，已经是很平常了。自家人之间尚且没有平等的可能，何况别人家呢？因为传承的顽固，这种三六九等意识即使在革命的冲击下，也无法很快消弭，只要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某种三六九等意识，就不可能普世平等，就有权威主义，就有特权现象，就没有限制与平衡模式可行的基础。所有的可见不可见的不平等的形态，都可以从三六九等的意识中找到根源。

二、在近现代历史上，我们民族在革命的剧烈作用下，在很大的范围内普及了平等的意识。新中国的形态被许多人称为是一种“全盘西化”，表面上看，我们好像破除了等级观念，让普通大众获得了平等的感觉和尊严，但事实上，我们传统文明的影响是无孔不入的，意识深处的等级意识无时不刻地影响着每一个人，包括宪法制定者。革命是“翻天覆地慷而慨”，既然是又是翻天又是覆地，就不是真正铲平不平，而是颠覆，是把原来在上面的阶级压到下面去，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的革命（也许只有类似等级意味浓厚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契合中国人的心理需要——昨天你压我，今天轮到我压你了）不是磨平了等级，而是重新安排了上下等级。当我们获得了革命的胜利之后，同样区分了人的三六九等，“成分”两个字让无数贫下中农抬起了头，同时又让无数地主富农低下了头。贫下中农、地主、富农，工人、资本家，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等无数的名词反映了深刻的等级意识。正因为有如此多的三六九等，所以为体现某些等级（阶级）的优越性，必然也会在宪法中反映出特定的不平等。如果连宪法精神都无法体现一种平等，那么要真正形成一种人人平等的全面共识，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不妨来解析一下宪法中的诸多名词。领导，意味着一种优越感，是高于他人的一种标志，有这种标志就不是平等，只有“代表”两个字才能保证平等，真正平等意味着代表和被代表，领导和被领导就是一种不平等。民主和专政，这两个词水火不容，民主意味着大家讨论，多数人决策；专政意味着把人分成敌我两个阶级，一个没有广泛阶级基础（所有阶级都参与）的决策，自然不会是民主。民主与集中，这两个词同样水火不容，民主意味着所有人参与讨论，最后决策听从大多数人的；而集中虽然在表面是广泛讨论，但最后决策是少数人甚至一个人，只要是少数人或一个人决策就绝对不能称为民主——人民大众做主。如此宪法，要寻求人人平等，徒缘木求鱼而已。

我们说过，我们无意诟病宪法制定者，我们诟病的是病态的文明的传承，正因为这种文明导致的等级意识的强烈，使没有人能够脱离影响，包括革命者，包括宪法制定者，这样的宪法在当时能有广泛的认同，也不足为怪了，因为有广泛的“共识”——不是你老大，就是我老大，总归要有老大，没有不行。专制的习惯，政治智慧的低下（不同于政治斗争的权术的低下——我们的政治斗争的权术是出神入化、高妙无比的），令我们的宪法在今天看来有点好笑。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大抵只能如此，不可能有太多别的选择。（民国宪政虽有框架，简单效仿美国，但因为不适人们的心理习惯而不停地被破坏，最后被抛弃，选择马恩民粹或是过渡需要，矫枉或需过正？）

只要有老大，就会有特权，有老大、有特权就等于不平等，没有平等自然无法使限制与平衡模式有真正进入的可能，没有限制与平衡的引入，就没有真正的民主，当然更奢谈有完全的自由了。这不是哪个人，也不是哪个组织的错，是传统文明中的病灶的错。文明形态影响广泛的共识，有决定性的广泛的共识影响制度建构，就这么简单。当然我们也不是诟病文明的历史贡献，我们诟病的是在遇到难题时，现在的人们常常向老祖宗寻求“终极”答案的懒惰做法——几百年几千年前的世界和当今世界到底有几多相似啊？！

当今中国应该走出“天无二日”的时代，应该学会在晴朗的夜晚仰望满天繁星。如果说真的要太阳，那不应该是人，而是法律。没有任何人或组织可以成为第二个太阳。而满天繁星当一视同仁。只有没有了领导、专政、集中之类搞笑的说法，真正的人人平等才可能畅行。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或可比较容易的引入限制与平衡的模式，许多看似迷雾重重的困局刹那间便云开雾散。比如：腐败问题，比如权力分配问题，比如社会结构问题等等。

一、腐败问题是最容易解决的，那就是零容忍。既然人人平等，那么你的权力必然是通过大家认可的（具有合法性），这种大家认可并赋予了你的权力就是公权力，不是为哪个私人而是为大家服务的。既然这样，你的任何的与权力有涉的活动，为防止你有意无意地滥用权力，必须在完全可监督的状态下，权力范围必然要受到限制，权力使用必须有进行平衡的力量。只要有一点小的权力越界行为就应该能马上发出警报，进行提示和警告，而绝不会等到越过了很大的范围才发出警报。没有对公权力全方位的限制和监督，没有对权力这股力量进行有效平衡，要使权力不越界是不可能的，这是人性的各种量子特性决定了的，而不只是“人性本恶”的缘故。零容忍是必须的。没有真正的零容忍，腐败问题就没有真正解决的可能。我们不妨在来看一下如果不是零容忍会有什么样的逻辑结果。

如果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界限标明可以接受礼物、参加活动的尺度，或有一系列的规定但谁都可破，或虽然有标准但没有适当力量进行监督，那么，在官员们看来，虽然过分的多拿，处理不小心是要坐牢甚至杀头的，但在杀头和可拿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的情况下，或在没有人发现的侥幸心理下，腐败度必然从不起眼的百分子一、二发展到百分之三四十，最后可能全烂光了。在腐败度百分之一二的时候身边没有警报，在百分之三四十的时候仍然没有警报，到百分之一百的时候，突然“再回首已是百年身”，不知不觉地陷入了彻底腐败的深渊。 “认清形势”的意思，不是不折不扣，而是“把握分寸”，许多官员们往往不是认不清形势，而是把握分寸不够精确倒霉的。

零容忍的意思就是，尺度非常之明确，不用你去“估摸形势”，更不用你去“把握分寸”，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当越过这个尺度的时候，因监督体系的发达，立刻就会发出警报。这样官员们就根本不必因为看到别人大把大把捞而心中痒痒（看不到这样的情况），也不会为如何“把握分寸”而战战兢兢。这本身就是一种制度之善，而不是和官员们“作对”，是在腐败还很微弱的情况下立即纠正，而不是腐败到了很严重的程度才发现，然后枪毙了事。

当然为体现真正的人人平等，必须在法律上，真正地从限制与平衡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开始，否则，还是无法体现一种真正的平等。反过来，没有平等，真正的监督就无现实的可能——敢监督我？不想想谁老大？！

二、当人人真正的平等之后，权力如何分配也就不成太大的问题。就是各种权力应该巧妙地作用，很好地平衡，同时流程顺畅。权力的分配和切割也许应该符合几个原则：权力拆解科学合理，严格界定权力范围，权力分配清晰稳定，绝不可重叠；所有的权力的使用必然要有一个完整的监督的权力体系相配，对任何越权行为都能及时发出警报，包括公车私用、让公家配的秘书为自己做私事等等“小事”；“分内”的权力运用顺畅，不受干涉。（如：阿扁腐败却怎么样也赶不下台，搅乱了台湾社会，是权力切割不科学，分配不合理——如司法不独立之故；再如：泰国民选政府竟然屡屡被军队赶下台，恰是行政权和王权分配不合理之故。这些皆可为我们鉴戒。）

三、既然人人平等，那么社会结构的设计，必然要考虑所有阶级的利益，把所有人放在相同的标准中进行衡量。结构的合理性体现在任何阶级都没有权力傲视其他阶级，底层民众有公平的机会升到高层的阶级，高层阶级也应该有下行的通道，国家领导也应该为自己可能的错误负责，应该可以“流落”到底层阶级去——国家领导人是人，不是神，底层民众也是人，不是牲畜——体现的正是一种人人平等的社会结构。这样的社会结构可以很容易舒解社会性不平的积累。

美国国家意识的三六九等，不停地刺激着“流氓国家”和“邪恶轴心”的冲天怒火，不对美国国家行为和国家意识的有力的限制与平衡，无疑还会引发更多的国家对美国人的愤慨。美国人对自己国家形态、文明形态的自信自满，导致对其它国家、其它文明的不自觉的藐视，根源是没有强大的力量可以形成对彼国国家行为、文明形态的限制与平衡。

在真正实现平衡的国际力量中，目前最有力的国际力量，前景最看好的是正在崛起的中华民族，以及正在进行伟大创新的中华文明。但要使我们民族的崛起不戛然而止，必须首先要平衡我们的意识——实现真正的人人平等，否则不用说文明的创新可能会失去安定的基础，表面的实力的持续增长也未必可期。因为没有人人平等的意识的真正落实，就不会有限制与平衡模式的契入处，而没有限制与平衡，要始终保持社会不失去平衡和安定也是不可期的。彼时，不用说用国家实力和文明创新去平衡美国有无可能，就算安定的生活我们可能也无法保证。

没有中国内部的限制与平衡，从长远看也许就没有整个地球的限制与平衡，这是应该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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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雪

第八章 道德与伦理

   

千万年来，人们总在寻求着安宁的生活，在获得安宁之后寻求健康富裕的生活，这种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是每一个人心态平常的人的自然要求。如果绝大部分人寻求的是混乱和不幸，那么，这个星球上的智能生物——人类也许早就不存在了。仅仅现在有六十多亿人生存在这个地球上，并都努力寻求着发展这个事实，就足以说明人类天然是需要寻求幸福的。但在追求更多的物质利益、更多的尊严的过程中，经常因为利益的、情感的因子相互不协调乃至直接对立，激发人性的量子跃迁，导致相互的摩擦、冲突乃至大规模的屠杀，因人与人的这种对立和冲突，而常常导致了幸福感的缺失乃至消亡。在人们最终无法怀疑人存在的必要性的情况下（在末世和乱世人们必定怀疑过，但只要还有人存在下去，不想死绝，必然不能再怀疑人存在的必要性），必然要重点考虑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协调、理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常常无法求得幸福的感觉。从一定意义上说，任何社会学理论、学说的重大目标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一种配置。道德和伦理，就是不同于控制、平衡和限制的较少强制力的一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配置。

道德，简单地说，就是社会的意识形态之一,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伦理，就是关于道德价值的体系或学说（本章标题“道德与伦理”，等同于“伦理道德”的称谓）。不管是控制还是限制与平衡，都需要强大的社会共识，如果没有一种共识，控制就会失去人心的基础，同样，限制与平衡也会处于不断被破坏的状态。要形成共识，如果没有一套很好的伦理标准，不形成共同的道德价值标准，并最终得到很好的推广和传承，那几乎是没有可能的。伦理道德标准至少是形成共识的必要条件。

简单地说，人生活在一个群体中，要适应这个群体的生活，必然要适应大家认可的东西，你的行为适合大家认可的东西，人们就会说“好”或“是”，如果你的行为经常违反大家认可的东西，人们就说“不好”或“非”，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就可以理解为一种道德的标准。经过长期的积淀，此种道德意识逐渐刻入了人们的基因之中，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一般情况下，顺着这种意识不会感到痛苦，违背了这种意识往往会感到痛苦。当然，在人的恶被激发的时候，也就常常是破坏道德标准的时候，只有破坏才能领受一种宣泄的快感。

伦理道德的作用，不管标准如何千变万化，最终为形成共识提供重要的基础，在共识的作用下，形成整套社会治理的方式方法，或控制或限制与平衡等等。伦理道德的提出，规范了人们的所思所想，从而规范人们的行为，从而在整体上协调整个社会，使社会免于堕落和崩溃，这是一种通过意识形态的构建来配置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方法。要使某些人提出的一整套伦理道德体系灌输到本然无太多意识的人心中（当然遗传的作用，可能会使某些标准更容易进入人们的意识中），大部分情况下要借教化的作用（传统中国通过科举制度把人吸引进来，从而影响不“知书达礼”的人；基督教世界通过神甫、传教士影响大众的意识）。

然而我们分析过，我们知道教化的作用是孱弱的，道德在量子人性面前往往没有太大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所以虽然各种社会都有各自的伦理体系，却总难免于腐朽、混乱乃至崩溃。道德的作用在形成共识方面，有着重大的影响，但对社会长治久安的作用却未见得有太大的作用，因为只要是人为提出来的伦理体系，都有相应的历史地理环境的影响，以不变的伦理体系套用变化了的现实世界，常常违背量子人性的重大作用，或因伪善无法感染真善，甚或因伪善激发出大恶来。不适的伦理道德标准在整体上会将人性搅扰幻化到什么样的状态，通过人性的概率可测性，我们或可判断一二。

宁为太平犬，莫为乱世人。传统中国人因为对乱世的恐惧，所以宁愿缺失尊严，也要求有稳定的社会秩序，安全是人几大需求中最基本的需求，这是在心理学中被广泛接受的原理（马洛斯的需求理论）。我们分析过，因为古代信息技术落后，信息的传递靠口口相传，后来稍微发达一点，皇家利用驿道上传下达各种信息，但对自然的社会的各种危机反应仍然非常迟钝，就算勉强有某些“危机应对机制”的苗头，也很难起作用，在这样的条件下，自然灾害是老天所赐，我们只能领受，在对待社会危机方面，人们认为，最重要的也许是防患于未然，防社会之祸其实就是防人心的激变，防人心激变最关键的也许就是规范人心，规范人心就要教化，从小时侯就开始教化。教化人心必然要有一套标准，传统中国人的标准就是儒家提倡的伦理体系。

儒学把“人人可以为尧舜”这块诱人的大蛋糕放在人们的面前。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从个人修养到治平天下逻辑。儒学的逻辑是这样的：“尧舜”们的重大任务就是治平天下，而要平定天下，必然首先要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国家有了实力才可能去平定天下；而如果你连自己一家都摆不平，你就没有能力去谈治国；而如果没有必要的自身的修养，你要摆平自己一家，也是不可能的。所以，从根本上说，你要成就尧舜般的大业，必然从修养自身开始，修养自身首先要规范自己的行为，然后才逐步影响到自己的心性。儒学规范人的心性，是从规范人的行为开始的，就是所谓的“修身”，比如一整套的礼仪、礼节，比如“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等等，通过礼仪以及音乐的作用来使人心受到熏陶，从而改变人的性情。一定意义上说，儒学关于礼的一系列规范，就是中国沿袭了两千年的伦理道德体系。

虽然有仁、义、理、智、信的说法，但很明显这种说法所指向的是一种非常之偏颇的道德体系，在实践过程中，必然要求人们培养成的心性是：对领导和长辈服从和孝顺——有孝而无顺不是真孝，不管领导和长辈如何不仁，对他们只要带个“逆”字就是不道德；安分守己——不明白不清楚自己的位置，也是一种不道德；讲求义气——只要是自己的兄弟，如果受到了伤害，必须挺身而出，承担义务，不管自己的兄弟是否罪恶滔天——对兄弟是小义，如刘备为关羽报仇；对国家是大义，如法西斯国家的人们对自己国家的效忠。

其它的如仁、理、智、信都是义的附加，在义（对君父的忠孝就是对国家的“大义”）面前，仁、理、智、信都缺乏分量。在国家（不管这个国家是邪恶的还是正直）之义的面前，人们可以牺牲一人一群一方的仁，可以牺牲朋友的信，可以牺牲自己的独立判断，不动脑筋盲目服从国家、民族的需要（不管代表国家、民族的是谁，国家、民族的需要是否合理）。在这样的伦理道德标准下，在自家人看来的一个道德高尚、行为规范的人，在别人家看来却常常是一个罪恶滔天的战犯。一个不抽烟、不酗酒、不玩女人的人，对属下具有良好示范作用的人，应该是一个行为操守符合儒家道德标准的人了吧？可惜的是希特勒也是这样的一个人。据说日本战犯中行为规范、“品德高尚”、“清心寡欲”、下属敬服的也为数不少（也许，不如此“表率”，日军就不会有战斗力）。

我们可以说，儒学从修身养性到治平天下的逻辑是非常之混乱的。按儒家的道德标准进行“修身养性”，其外在表现和内在心理必定是恭敬、温顺的，但历来的开国皇帝们，都有扫平天下的雄才大略，但绝对没有一个具有恭敬、顺从的性情，而是以残酷的屠杀，血腥的暴力对别人进行压制的。在量子人性的视野下，我们可以轻易地明白，修身不必然能导致性情的修养，虽然在一定意义上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但过度的克制与忍耐，有时不是增加自身的修养，而是增加自己的仇恨，仇恨埋藏在胸中，哪里来修养？！能养性也未必能齐家，一个温柔恭顺的人，未必能为自己家族、家人求得幸福，常常是具有进取心、有棱角的人，而不是温柔恭顺能获得社会认同，能收获地位和利益。能齐家同样未必能治国，因为家国之间不经常是相容的，有时利益常常相背，要治国常常不能齐家，要齐家有时也会损害公益、损害国家利益。同样治理国家头头是道，打仗却一塌糊涂的大有人在，在必定需要用武力平天下的时代，平天下与治国家常常是两套全然不同的思路。唐高宗在领受儒家仁德教育的同时，必然失却唐太宗的英武，这是儒家道德教育的必然结果。先有平天下，再有仁德教育是可能的，先学仁德，再平天下，是非常荒谬的逻辑。修治平天下的理论，中国人竟然相信了几千年，真的很好笑。在侵略者面前，绝大部分中国人温顺地领受屠杀，不能不说是儒家道德教育的重大成就。同样，对自己的“面子”的极度敏感，如对下属、子女或“地位卑微”的人对自己的权威、“智力成果”的不尊重的愤怒，要求自己的女人“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等等，也都是这种道德教育刻入了遗传基因一直遗传着的结果。

在孔子的学说不可怀疑的氛围下，儒家的伦理道德体系只会病态的发展，发展到最后，就是规范臣子女人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等，道德标准彻底地固定了下来，鲁迅在比对了西方的伦理道德体系之后，总结了传统中国的道德标准就是两个字“吃人”。吃人，我们的理解是，把弱者全部吃光了，或者把弱者送给强盗们吃。

以人人平等的眼光看，中国传统道德标准中尊敬长者、领导并没有错，错就错在对弱者的不尊重，对弱者和强者的区别对待，是中国传统道德中最不道德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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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雪

与传统中国的伦理道德标准相比，由基于神启的人人平等思想演化而来的一套伦理道德标准似乎要“道德”一些。平等、博爱的基督教教化模式，对鳏寡孤独的怜爱等等都体现出一种与儒家社会截然不同的伦理道德体系。

以平等、博爱作为标志的伦理道德，客观上要求人们看待在神之下的人都是一样的，在神的慈爱的影响下，基督教世界总有一种普世精神，希望世界上所有人都能明白神的全能和慈爱，在敬神的前提下，平等地看待每一个人，爱每一个人。在神无处不在的关注中，人们有着很强的自律性，耍弄与自己一样的平等的人常常就意味着藐视神的尊严。有这样一个强大的神的存在，基督教世界的人体现的道德常常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与诚信。

这样的道德体系的优势是明显的，不会导致“估摸形势”、“揣摩人心”之类的智力的发达，因为这些手段的应用，在全能的神的眼里，都是雕虫小技，就算能耍弄一时，也迟早会被人看穿，所以没有太大的意义，尤其在强大的实力面前，任何的手段的使用都等于花拳绣腿（就像面对美国人的“炸弹之母”，萨达姆就算把孙武、诸葛亮请去也没有用）。人们把过多的精力从相互之间的耍弄中脱离出来，转而探究神为我们创造的这个世界。中国人认为很有意思的权力斗争（传统中国特色的政治斗争，常常只看谁糊弄人的功夫好——尤其是如何糊弄领导），对大部分西方人来看，没有什么吸引力。西方人通过竞选方式进行的政治斗争，在民众看来更像看电影，是一种娱乐（比看阴谋诡计有趣多了），而不认为是你死我活争老大的斗争，谁如果耍弄手段必然会导致舆论的全力讨伐。中国人的政治斗争一直是非常艰难和痛苦的事情，可能还要再过一百年才能成为大众的娱乐。当今西方世界非常反感的“中国人的那一套”，一定意义上是东西方道德标准差异的一种体现，“中国人的那一套”也许是我们无意识的反应，是刻入我们思维的一种道德习惯。

在平等、博爱方面，西方的道德标准比起传统中国重视等级的礼教更容易净化人的心灵，因为它更容易普遍地感染人性中善的一面，但缺陷也是明显的，原因就在于它是神启的。平等、博爱是很难施与不敬神的无神论者和敬奉他神的异端的。当无神论者或异端亵渎了全能的和无比仁慈的神的时候，人们就会有一种被羞辱的感觉，这种羞辱感必定会激发恶，在这种恶的支配下，就有了无穷无尽的宗教纷争和宗教战争。在对待异端，在对待无神论者的时候，西方提倡的一套平等、博爱是非常之局促的，在这一点上，传统中国似乎宽容多了（儒家讲求中庸，不走极端，深入日常生活，很少先验的东西，很少与经验发生冲突，所以不太担心“丢脸”，所以能包容佛、道两家——而基督教原教旨在日心说面前、在进化论面前颜面失尽，自然愤怒异常了）。西方平等、博爱的意识所以很难深入大部分中国人的意识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它的不宽容（比如视祖宗之灵、万千神灵为魔鬼），拒斥了无数喜欢中庸的中国人。西方的道德标准因为其根基有问题（到了中国一推就倒），很难熔进中国的普遍的道德标准中。

而革命的意识形态中，很难有伦理道德可以言说，因为革命只有充满仇恨，充分激发、鼓动起人们心中恶的因子，才能激发足够的勇气去牺牲自己，和敌对的势力进行斗争，革命是充满着血腥的。总体上说，新中国得以创立与巩固的革命要始终保持必要的活力和长久的生命力，必然要维持人们胸中的一股仇恨之气，只有树立一些敌对的阶级和敌对的势力，仇恨才能保持，才能始终保持旺盛的战斗力，保证人们的战斗意志不衰竭。就这种以无产者利益为最终归依的革命来讲，只要认为等级意识还存在，特权阶级还时不时地冒出来，人们就会认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须努力，必须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心和充沛的战斗力，不然，稍有懈怠，敌对阶级的复辟就是转眼之间的事情。

如果一定要说，革命的意识形态也有其道德标准，我们或可描述成：平等、勇敢、坚韧、勤奋等等精神就是一种道德，不平等、怯懦、慵懒等等就是一种不道德。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人残暴，这应该是在革命状态下，最自然的道德宣言。如果用本然的真正的平等通过革命的手段来理顺我们这个传统文明传承异常顽固的民族，从目标的终极性看，应该是一种道德和善的标志（道德的现实的合适的标准我们将在下面的篇幅中探究一二）。但正因为传统文明传承的顽固性，“老大”意识的根深蒂固，就算革命者在得到了政权以后，也无法保持真正的平等，宪法中体现的阶级之间的三六九等，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传统文明的重大影子。“天无二日，国无二君”，中国人偏激狭隘的政治智慧，使革命者都受到了影响，“领导”的出现就是必然的（就算心中没有做“领导”的想法，但身边会有无数的人要你做“领导”——国不可一日无君），三六九等的出现也是必然的。

革命的意识形态的道德标准，因为有个革命的重大目标，同时又有中国本土的传统的潜在的影响，而呈现一种模糊不清的形态，和儒家的伦理道德标准、基督教世界的伦理道德标准一样无法为我们提供现实的可借鉴的道德标准的模型。基督教世界的伦理道德因为基础的不牢固，无法为中国人领受，儒家伦理道德已经被革命冲击的七零八落，想恢复“本来面目”困难重重（除新儒家外，没有人愿意回到君臣父子的意识形态中去），革命也无法提供适用的道德标准，在如此众多的困扰之下，当今中国便呈现出一种不知道德为何物的社会整体现象。对错如何区别，是非如何界定，一片模糊难辩。道德标准到底在什么地方？如何寻找时代的伦理准则？人们多少有些茫然无措。

不过，人们对一些现象的愤慨，多少体现出人们的一些是非观和道德理念。只要不在局中，没有人会认为下面的现象是“道德”的。

血煤，带血的煤。无数小煤矿的矿主和入股煤矿的官员也许会有这样的认识：每一个在挖煤的国家都有百万吨死亡率这个说法，说明煤矿死人这些国家都有，是很正常、很平常的事情，死几个人是无法避免的事，挖煤怎么可能一点都不死人呢？做什么事情都有代价嘛！幸运的是，除了这些利益直接相关者之外，几乎没有一个局外人会认为矿工的遇难是一种可以原谅的事情，因人为的原因导致矿工遇难必然就是不道德的。在起码的生存权上，绝大部分人应该还有是非、对错的道德观念。保护人的生命安全、无条件尊重人的生命权，是最起码的道德底线，这应该是大部分人的重要的道德标准。

足球界的一些现象：假球、黑哨、球霸等等。充斥了足球界的这些乌烟瘴气，令中国足球陷入了炼狱般的折磨。一代又一代优秀的少年，在这样的环境影响下，只见脾气大有长进，难见球技有什么长进；堂堂13亿人口大国的球队竟然想从世界杯小小组赛中都胜出都困难重重；只见球员们对裁判有脾气，不见对球门有脾气；也许只有引进外星球员，13亿人口的大国的球队才可能战胜只有千把万人口的欧洲国家的某个俱乐部队。如果说在足球界内部，你假我假大家假，你黑我黑大家黑，你霸我霸看谁霸，这种现象因为太普遍了，导致了感觉的迟钝，感觉不到有什么不道德，是因为在局中的缘故的话，那么，局外人如果再觉得这不是不道德的话，中国人就是对自己球技的认可了——中国人就是劣等，不如日本、不如韩国、也不如西亚球队——不要忘了，这些国家的国家队也好，赴欧外援也好，都有或曾经有中国无法相比的成就。问题是中国人从来不愿承认自己是劣等民族，所以中国人，至少足球界之外的中国人必然认为假球、黑哨、球霸是不道德的。

学术腐败。当“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成了当今中国学术界的某个“共识”后，界内的是非观已经一片狼藉，“复制”、“粘贴”已经成为取得学术成果的捷径，剽窃可以用“引注不规范”来推脱，为争取项目资金可以不择手段。如此氛围要对大学生进行道德教育，恐怕会越教越会剽了（当年，孔乙己说：读书人的事怎么能说是“偷”呢？应该说是“窃”。今天孔乙己的理论又有了新发展，不能叫“窃”，应该叫“剽”，“窃”不如“剽”文雅）。学界如此不堪，如何能成为国家的智库，不祸国殃民也许已经不错了。可以这样说，几乎没有人会认为自己的东西被人偷了是件愉快的事情；也很少人会认为，靠偷窃会使国家创新能力提高。学术腐败和偷窃抢劫一样是一种不道德行为，应是一种更大范围的共识。

医疗腐败、教育不公。当医疗制度进行全盘市场化改革的时候，决策者无意中选择了一个非人化的方向。救死扶伤和利益挂钩之后，医疗机构常常通过别人的“死伤”来赚钱，制度对腐败的非零容忍，最终导致住院两个月五百万元帐单这样的奇闻出现（一个病人一天竟然可以输进几桶血浆！在医疗方看来，不“杀”国家的钱——病人公费医疗，是无法体现利益实体利益最大化的基本原则的）。当救死扶伤不是目的的时候，就成了手段，是赚钱的手段。而教育改革的市场化倾向，导致寒门学子虽然成绩上可以大大超过“朱门”学子，但实际受教育的机会却大大低于“朱门”学子。在最不应市场化的地方如教育、医疗进行市场化，市场规律就在百年树人和救死扶伤上起作用，虽然局中人因钞票在手和“大家如此”而很大程度上泯灭了是非感、歉疚感，但需要供养儿女上大学、需要经常看病的无数底层“小民”感到痛苦，这个事实足以说明：医疗腐败和教育不公是不道德的。（在资本等诸多领域只有市场化才能激发活力，并不能说明需要在教育和医疗上市场化才能激发活力，迟早教育和医疗必然要国家买单——教育和医疗国家买单，这应该是当下中国的政治人物最能攫取“选票”的承诺。）

十晕会（十运会）。十运会看得人们晕头转向，不知所以，所就叫它“十晕会”。充斥无数角落的私下交易，使比赛变成了一种对观众的耍弄。在内部人看来，你好我好大家好，何乐不为？！但当比赛变成一种预定的表演之后，就像足球界一样，观众最终只有通过冷淡你来提出抗议。观众买票看比赛，这本质上和买样东西吃一样，都是一种消费行为，如果你吃了东西拉肚子，你肯定对卖东西的人愤怒异常；同样，看了比赛虽然不会拉肚子，但看了伪劣假冒的比赛，呕吐是完全有可能的，这恐怕也是观众受不了的地方。除了便秘患者治疗需要，没有人喜欢上吐下泻的，所以，我们可以基本肯定观众是不喜欢看假冒伪劣的比赛的，所以除了与比赛有涉的人除外，没有人会认为比赛中让人“晕”成分是道德的。

绝大部分人都是某“界”内的人物，不可能完全不受界内风气的影响，父母受身边环境的影响，孩子受父母、老师、身边的孩子的影响，大学生受学府各种风气的影响，任何的教育都无法脱离环境的重大的“身教”作用，理论上的说教，不仅因为存在道德基础理论的局限性问题，更常常因为与周遭环境的巨大出入而流于无用。

环境的改观非朝夕可以成就，但伦理道德的标准必须是可见的，不然大家都默认了环境的“合理性”，就失去了改变的方向和动力。我们尝试做些描述，这样的描述难免会挂一漏万，只及其一不及其二其三其N，但通过对我们身边的一些事情的分析，人们对道德的标准应该有可能是暂时的但很重要的共识。

一、首先人的生命权必然要得到无条件尊重，这应该是最起码的道德底线，不应以任何的所谓“市场规律”、“代价”说，藐视人生命存在的根本重要性。任何对人生命的不重视，都是最大的道德缺失。在这个问题上，任何草菅人命式的所谓的“效率”都应该踢到九霄云外，也许九霄云外还不够，应该踢到银河系之外。如果一个社会连这个最起码的道德底线都没有，那么长期下去，因为人性的量子特性，指向的必然是乱世和末世，在人的存在都要怀疑的情况下，也就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包括所谓的文明存在的意义了。

二、平等是一种道德，三六九等是一种不道德。通过我们前面的分析，三六九等最终指向的是社会的崩溃和最终对人这种动物存在必要性的怀疑。只要人们认为人是不平等的，就必然有一种优劣的感觉，优势者常常通过比对劣势者获得快感，有比对难免就会有藐视，在有藐视的情况下，不用说人的尊严会不平等，甚至人的生命权也常常会不平等。在血煤事件的矿主、涉案官员们看来，矿工的生命是不能和自己的生命相提并论，就算几十上百个矿工的生命加起来，也没有自己的生命“宝贵”，在潜意识中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一种不平等意识，导致安全措施的贫乏是必然的，如果矿工们都是自己的亲兄弟或亲生儿子，恐怕倾其所有也要把安全措施搞好。如果真正的有了平等的意识，当今官场级别高的就不必老是摆出一幅正襟危坐的样子（儒家认为的“君颜”——保持威慑力，也就是要用表情和姿势体现出自己的权势，以吓唬下面的人），级别低也不必胆战心惊老是要观颜察色，大家都既然都是平等的，只是分工的不同，相互之间就不必搞得那么紧张兮兮的，令外人笑话了。搞得大家都紧张兮兮的，失却做人的乐趣，不见得是一种道德的体现。如果打通了人们上进和下行的通道，从政的乐趣也许不必通过争夺建立在别人“低”之上的“高”的感觉来获得，上进下行心无挂碍，此时为官，也许会少很多命运被人控制的忧虑感，有命运操之在我的踏实感。同时，平等如果能畅行，寒门学子在面对朱门酒肉的时候就不必总是黯然神伤，贫家病体也不会总积病成患、因患弥贫。

三、对人尊重是一种道德，耍弄人的智慧、对人的羞辱是一种不道德。尊重，这种道德，是从人人平等中必然推演出来的。人人平等的最高体现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各阶级之间的尊重、贫富之间的尊重、强弱之间的尊重、老幼之间的尊重、男女之间的尊重、不同文明之间的尊重等等。与一般动物不同的是，人在满足了安全的需要，满足了温饱的要求之后，必然还需要做人的感觉（不是做动物的感觉——我说的是猪狗类，不是我们的国宝大熊猫——大熊猫的面子比一般人多多了，唉！）。当做人的感觉被刺激之后，必然会生出巨大的愤怒，刺激出无数的恶的心理，常常指向恶的行为。假球、黑哨、球霸、十晕会是对球迷、对观众的巨大羞辱，是对观众做人的感觉的刺激——你们把球迷、把观众当人看了吗？！是当猴子耍吧？！中国古人对长辈对领导的尊重，这确实是一种道德的体现，但对弱者的藐视羞辱甚至随意处置，我们应该理解为一种道德的败坏。对长辈需要尊重，对孩子一样需要尊重（不是居高临下的所谓“爱护”，这才是我们应该提倡的道德）。尊重更体现在对人智力的尊重，不因为自己的位置比较高，就教人一些做人的“道理”，这本身就是对他人的不尊重：我比你更懂做人。凭什么说，某人比某人更懂得“做人”？在等级秩序严明的官场的竞进之道？在学府学习如何“复制”“粘贴”？是这些做人的方法吗？嗨！不学也罢！如果以尊重作为重要的道德标准的话，那么这些东西学得越多，道德无疑就越败坏。

四、道德还是一种制度的建构。且不说如果从制度本身就体现出一种等级是一种不道德，不完善的制度建构，限制和平衡非常无力，这样的制度建构也是一种不道德。从足球界到学术界到再到十晕会，都体现了一种制度性对腐败的非零容忍的社会性不善，正因为有这种不善，导致这些许多领域的道德缺失。一种制度维护特权肯定是一种不道德，一种制度没有自动除腐功能，同样也是一种不道德。一个腐败无法解除的社会，如何能身教出平等、尊重等等真正的道德。任何的言教要达到教化民众的目的，如果没有真正的廉洁的社会环境，无异于缘木求鱼。制度之不善，常常会指向社会的崩溃，从这个角度看，制度所隐含的或正或负的道德力量是非常之强大的。

五、真正的道德也许还是一种文明的创新。制度的改进需要强大的社会共识，而社会的共识不应也无可能建立在从古墓里发掘出来的东西上，不应也无可能简单地建立在美丽幻化的西洋景上，因为古墓里的东西是时空错位的，而西洋景也常常水土不服。没有办法，只有重大创新才可能找到适时、适地、适事的共识。也就是说影响共识的文明需要重大的创新。试想，如果大家都认可了儒家的道德标准，在儒家的基础上形成了共识，必然导致权威主义，导致平等、尊重（以及由此演化的幸福、快乐等等）等基本道德离开我们越来越远，领导越来越“威严”，下属越来越会观颜察色，腐败永远不会离开我们，道德永远趋向堕落。如果大家都认可了基督教、伊斯兰教或其他什么道德标准，产生了相应的共识，同样会有基于量子人性的各种后果，通过人性的演绎和对历史的和现实的事件的归纳，我们不难做逻辑推论，从中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果。这里不再赘述。

根据上述的粗浅的描述，我们或可一定程度上总结我们需要的伦理道德标准的一些形态：道德的底线是对人生命权的无条件的尊重。道德的基本准则必须包括：人人平等和普遍尊重，以及由此可以推演出来的幸福、快乐等等。宏观层面的道德应该是保证对人生命权的无条件尊重、人人平等和普遍尊重得到最大程度畅行的制度建构（对腐败的零容忍是制度应有的起码的道德），以及能促进制度善化的共识的形成、促进共识形成的对文明的重大创新。

白雪

第九章 语境的改造

   

语境，简单地说，就是指语言环境，指话语或文句的意义所反映的外部世界的特征。语言文字是思想交流和文明传承的重要工具和必不可少的媒介。语言文字正因为常常蕴涵了一定的思想内容，必然对对人们的意识产生重大影响。特定的语言文句（用“文句”代替“文字”也许更适合一些）常常指向着特定的思维方式，特定的思维方式塑造着特定的人的性情，特定的人的性情塑造着特定社会环境，特定的社会环境影响着普遍的共识，共识的形态一定意义上就是文明的形态。所以，反过来或可以说，要创新文明形态，重要方面就是要改变普遍的共识，要改变普遍的共识，就应改变社会环境，要改变社会环境，就必须重塑人的普遍性情，重塑人的性情，必须改变人们的普遍的思维方式，改变思维方式的重要方面就是要改变语言文句和语言文句必然会塑造的特征，或者应该说是改造语境。

这样的推论或许算不上逻辑很严密，但在一定意义上应该是合理的，不然就无法解释现今不同语言圈中截然不同的文明形态，汉语有汉语的文明形态，拉丁语有拉丁语的文明形态，阿拉伯语有阿拉伯语的文明形态等等。虽然语言文字和语言文字塑造的社会环境只是众多影响文明形态的因素中的一个，但无疑也是很重要一个。

语言学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科，作为行外人士，对语言的理解，我们无能也无法在短短的篇幅中展开，通过语境这个视角进行观察，我们肯定不如语言学家看得清晰，但另一方面，我们配之时间动态空间动态的视角转换的方法进行观察，有着执泥于一个两个视角的专业人士无法比及的优势，也就是不会陷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尴尬。语言学家们常常因为自己语言中的优势而推论出自己文明的优势是很常见的事情。自然每一种语言都有其优势，同时也可能蕴涵了致命的缺陷，尤其是语言文句所蕴涵的意境，对人意识的影响等等。

与某些独立的视角相比，量子人性的视角也许应该用量子人性的视野这个词组更适合一些，因为这个视野从不摈弃任何可以利用的观察方法：动态的、静态的、高远的、细致的，有时用哈勃望远镜，有时用电子显微镜，我们借光子、电子进行观察，同时也不摈弃证明有效的心理暗示法，等等。在量子人性的视野下，语境无疑对人性的幻化有着重大的影响。

在下面的篇幅中，我们在围绕对我们有重大甚或是根深蒂固的影响的汉语言，展开阐释，在不太深入地了解我们语言的由来的基础上，了解它的某些优势和缺陷，在中国特定的环境中，如何形成了无数的既成语言——成语、俗语、名言、“警句”等等，这些固定的语言对我们的思维方式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从而在语言的作用下，如何又固定住了我们的文明形态的，这样的文明形态又如何与外来文明共熔的，有些不适的东西在语境的作用下，何以总是熔不了、化不开，为何改造语境必然是创新文明形态的重要方面，那么语境又如何改造。因为对语言的专业知识的贫乏，难免有胡扯的嫌疑，我们没有教化民众的野心，只想为大家展示一片风景而已，量子人性视野下的一片风景，风景毕竟只有美不美之说，没有对不对之说。

中国古人最初把文字刻在了乌龟壳和动物的骨头上，我们称作甲骨文，最初的文字就是一幅幅图画，比如用太阳的形状代表太阳，用月亮的形状代表月亮，不知什么原因到后来越变越方了，现在没有人会在写“日”字的时候画一个圆圈再在里面点上一点，在没有办法全用形状来表达意思的情况下，就创造出许多其它不是表达形状的字（象形字是画的演化，形声字等是创新）。

在比对中国的文字和拉丁文文字、阿拉伯文文字等等其它文字的时候，很容易有一个直接的印象，就是方方正正，规规矩矩（虽然中国书法中有狂草，但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谁在给皇帝写折子时是用狂草的）。文字从圆到方，我们没有足够的知识和资料推断是什么样的因素造成的，但这种文字形态，我们或可大致判断会对人有着某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做人要清清爽爽、堂堂正正、各安其位，没有规矩绳墨，就像文字写得不规矩会使文章看起来一塌糊涂一样，人们不服从统一安排，不修饰自身，就会导致混乱，等等。

当然，因为人性的量子特性，在绳墨规矩的过分的压力下，会激发破坏规矩的冲动，狂草，一定意义上就是对这种绳墨规矩的破坏，是对一本正经产生的压抑的一种宣泄。书法艺术和其它艺术如音乐、绘画一样，也应该是一种情感的标志，或是情感的寄托，或是情感的宣泄等等。

对方块字本身的了解就到此为止吧，知识实在浅薄，再深入下去，恐怕要露马脚了。我们的重点应该是分析由这些方块字组成的各种语句，这些语句对人们思维方式的影响等等。

在中国特定的地理、历史条件下，形成了统一和中央集权的习惯，没有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年代，常常就是混乱的、民生痛苦的年代，而只有中央有绝对的权威，控制严密，这样的社会或可获得太平的景象（如开朝时候的强控制导致的“盛世”）。这样的“共识”最终成为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共识”，在先秦诸子百家中，惟有儒家的意识形态很好地契合了这种“共识”。所以，汉语语境其主流上，就是儒家创造的各种语句的语境。成语、俗语、名言、“警句”等等，基本是在儒家语言的基础上形成的。虽然其他的意识形态如道、佛的语句所指的语境，也有着不小的影响，但影响所及只限于不与儒家起冲突的地方，是对不得志者、对无助的百姓的精神抚慰，不会对社会整体产生太大的影响。所以，我们要分析传统中国的语境，只需要分析儒家语句对应的语境就基本可以推演出会有什么样的主流文明形态。当人们只能无条件地承认孔子的“圣人”地位后，只要孔子曾经说过的话就是真理，不管孔子的话如何荒谬。荒谬的话，自然会对应荒谬的语境，在没有外部文明进行比对的情况下，看不出荒谬，但只要有比对就难免显示荒谬之处。但事实上，只要不敢怀疑，就只有病态的传承和发展，就无法改变荒谬的语境。

在我们找不到系统的方法，对儒家语句进行全面分析的时候，只能例举式地来分析儒家语句所衍生和反映的世界的特征。

理解孔子的某些性格特征，或许对我们理解他的语句，理解他的这样的性格会形成什么样的人际氛围，从而形成什么样的环境特征，有些帮助。我们或许可以从下面几句话中体会出孔子的某些性格特征一点来。

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

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首先，我们来分析君子和小人两个词的所指，君子开始是对握有权力的人、贵族的称呼，后来更常用的是指品德高尚的人；小人开始是对地位低下的人的称呼，后来是对品德不那么高尚的人的称呼。孔子（也许孔子以前就有人这样区分人，但孔子用的特别多）频繁使用君子、小人的说法，贻害这个族群不浅，只要心态基本正常的人都希望别人称呼自己是君子，讨厌别人称呼自己小人。但以量子人性的视野来看，君子、小人只是人性存在的不同状态而已，与人“本质”的好坏（本质上有善有恶、善恶幻化）无关，把人人为区分成君子和小人，明显无端恶化了人际关系——你说我“小人”看看？！用小人和君子这两个词来区分人，是莫大的谬误（如果中国外交辞令中出现像美国人的“邪恶轴心”一样的“小人国家”，恐怕中国迟早也会遭9.11）。毫无疑问，孔子自认为是一个君子（如果自认为有某些“小人”的因子，反倒会显得他的大度），可以想像，如果有人说他小人，肯定会非常生气（虽然他说“吾少也贱”，但六七十岁的他，不可能还是个小人，如果是小人，他的修身养性的学说就彻底破产了）。君子的重要标准是之一是“讷于言而敏于行”，也就是“少说多做”，这也许可以说明孔子应该是一个不善于辩论的人，厌恶那些高谈阔论、花言巧语、口齿伶俐的人。但我们知道，“少说多做”这在一定的情境下是对的，也只是少量的情境下是对的，比如在这样的情境下：我适应我的做的事，而且不需要太好口才，没有委屈，不需辩白，那么“少说多做”应该没有错。但换一个情境就会面目全非，比如：中国人和美国人当初在朝鲜的板门店进行停战谈判时，我们的谈判代表如果学到了“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的精华，嘴巴笨拙，三言两语不合，就必定会对美国谈判代表付诸行动，拳脚相加——君子动口不动手，好像不是孔子说的——果真像孔子说的那样，恐怕停战谈判到现在也不会结束。

孔子既然害怕与人辩论，对那些口吃伶俐的女人和“小人”，自然无可奈何了。可以想像，在嘴巴像机关枪一样厉害的女人面前，他只能像个傻瓜一样“讷于言”了——孔子最可能的表情是：目瞪口呆，面红耳赤。在嘴巴尖刻的“小人”和女子面前吃了亏，于是就果断的下了一个结论：惟小人与女子难养也。也许是某种宣泄吧，为平衡在“小人”和女子面前吃了亏的不平心理。对待“小人”和女子的正确态度，在我们看来应该是或包容或反驳，再不然，就溜之大吉（辩不过就不要傻乎乎站那里受气），而不是“难养也”。

孔子应该是一个表情木讷，反应不快，容易生气，表面谦恭实际不那么大方的人。这也是后世许许多多正宗的儒生的形象。

自以为“正直”的中国人一直喜欢以君子来定位自己，以小人定位和与自己作对的人，许多地方今天还在沿用。同时，相信“女子难养”，就是要求女人不要太会说话，不然驳了男人的面子就不太好了，迷信孔子的这句鬼话，自然就要求：女子无才便是德——德者，得也，得小气、木讷之男人之心也。

孔子的性格无疑影响着他的学说，他的学说影响着无数代中国人，只要不能怀疑、不敢怀疑，后代儒生就只能是孔子的影子。孔子有什么样的性格，后代儒生差不多就有什么样的性格。通过儒家的语句我们还可以穿透传统中国的许多特征。

内圣外王。

这既是传统中国人面前的大蛋糕，也难免是新儒家面前的大蛋糕（目前最难安心学问，最具入世参政渴望的学派中，也许数新儒家最强烈——虽然他们要求别人安分守己）。但在量子人性的视野中，这仍然是一个非常畸形的哲学精神。我们在前面一章《道德与伦理》中已经指出了修齐治平的逻辑混乱，在这里不再赘述。且不说内圣不必然外王，我们完全可以怀疑，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圣人”，凭什么认为人们各自认定的“圣人”的标准就是正确的？！如果说孔子是“圣人”，那么为什么从五四运动到“文革”批林批孔，孔子何以如此受诟病？如果说我们的开国领袖们（领袖这个词其实也指向不道德的语境，这里我们姑且沿用）是“圣人”，那为什么虽然他们心底有强烈的强国富民渴望，但辗转幻化利用各种手段总无法找到真正的强国富民的路径？如果说影响中国几千年的孔子、影响世界政治格局的开国领袖们不是“圣人”，那么谁又是“圣人”呢？！

“圣人”或许可以理解为完美的人，但完美的标准又在什么地方呢？在永远无法解除这些困惑的情况下，只有否认“圣人”的存在。因为每个人都有七情六欲，都难免喜怒哀乐，只要测量用的善恶“剂量”够大，都能被感染被刺激，从飞机上摔下来基本上都要死，所以不相信“圣人”的存在，也许就是最合理的态度。而“外王”以我们的眼光看，明显就是强行把人分成王者和被王者（被控制），必然是一种不平等，也就是一种不道德。“内圣”因为人性的量子特性，是无可能的（标准况且无法统一），而“外王”就是一种巨大的不道德。中国学子被“内圣外王”欺骗了几千年，乃至今天仍满目思想者“圣”情满怀指点宇内。我们不否认修养对个人性情的影响，学习理智处世，克制冲动等等都是与人相处的美德，但如果仅仅靠修养，靠道德自律是无法保证你在入世过程中不受到别人的伤害的，限制和平衡所有可能会引发伤害的因子才是社会大化的根本。

跳出“内圣外王”的强大的磁场，或许才可能平等的看待“圣人”和平常人，破“圣人言”的巨大旋涡而出，平等地看待比尔盖茨和乞丐，平等地看待马克思和你自己，有了这样一种高境界的平等，才能获得真正的没有任何掺杂的纯粹的道德力量。

“内圣外王”所指向的社会，就是一个层层控制的社会结构，它暗示的必然是等级秩序，与我们的现实需要格格不入的一种秩序，必然会是对我们提倡的新道德的一种莫大破坏。

儒学所以对中国社会产生长久而深远的影响，能适应中国统一与中央集权的需要，还在于它不同于道家出世哲学和佛家的转世哲学，是入世的哲学，无数的教义自然地符合了统一和中央集权的需要，在儒学中，无处不体现着一种等级秩序的要求，呈现一种把人人为分成各色功用、各种级别的状态。近代西方平等、自由的语境是在诸多国家之间相互比对、促动过程中产生的。而中国人只有历史的比对，在没有现实的地理的比对的情况下，发现只有等级秩序或可得一时之安宁，此情此境下，当然也只有儒家语境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新儒家如果从根本上否认了等级秩序，不把人分门别类，也肯定就不是儒家了，所以儒家不管如何之新，几乎是不能和平等、自由的理念相容的。

正襟危坐。

以我们现在的眼光看来，是一个很搞笑的词，指向的也是一个多少有点滑稽的场景。这也是等级秩序下的一个奇观。在传统中国，要保持社会秩序，必定要良好的控制，只有下面的人无条件的忠顺，才能从根本上控制好。控制的手段是从孔子的“御”的理论中举一反三、融会贯通而来，比较好方法就是恩威并用，在施与恩惠的同时，必须要有“威信”，为君、为领导的，必然不能和下属嘻嘻哈哈的，必然要有威严的形象，不然下属不畏惧你，岂不是要爬到你头上来拉屎拉尿（因为不是上就是下，没有“平”）？“正襟危坐”的意思就是要保持形容整洁，威势十足，最好让人一看就感到害怕。命运受控的下属，只要聪明一点，就应该观颜察色，千万不可不能驳了领导的面子，损害领导的威信。

一个人“正襟危坐”，而一大批人观颜察色，在我们看来很辛苦，也很滑稽，但在古代中国，在政治场中、在大家族中却是再也平常不过的事情。它指向的仍然是三个字“不平等”，最终指向的当然也是不道德。

充斥着各个角落的儒家语句所指向的环境，着力刻画着中华文明的形态。穷百万字恐怕也无法理清儒家语境对我们的深刻影响，当然也不是区区万把字能理清的。我们也只能例举式的进行一些描述分析，仅仅是问题的提出，而不是最终的解决。在剖析了一些语句的指向的环境之后，我们也许只有想办法从根子上以对应的语句进行颠覆，方能真正改造我们的语境。有些语句我们用的不多，可以踢掉，但有些语句影响根深蒂固，怎么也踢不掉，只有建立其对立面方能平衡，这就是制造对应的意境相反的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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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雪

在用对应的语句对传统语句进行颠覆前，我们先对汉语与其它语言如英语的一些特点进行比对，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无须借助外部语言，只借助自己的语言一样可以颠覆、改造传统语境。

对国外初学汉语的人来说，与自己的国家的语言相比，第一感觉是难学，这好像是汉语最大的缺陷，使推广起来遇到了一定的阻力。但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看，正因为汉语难学，所以一旦跨过了初学的门槛，进入门内之后，智力档次的提高就应该比门槛低的语言要多，就像经常需要面对复杂环境、经常处于忧患状态、经常需要解决繁难问题的民族一般要比经常处于太平无事状态的民族解决问题的能力高、发展水平高的道理一样，是因为繁难刺激了智力的发展。比如：年幼时，儿童在突破四声等的障碍时，虽然有些痛苦，但只要通过了这些关口，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激发出的思维活力很大，儿童简单接受能力强，比成年人更容易突破汉语最初的障碍，因此总体上来讲，中国儿童的总体智力水平应该不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低，虽然汉语的作用并不是决定性的，但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有研究大致证实过这样的结论。

汉语的优势，我们在网上看到过一篇文章《为什么汉语的思维速度比其他语言快》，较为详细地分析了汉语与其他语言的比较优势。我们选摘如下：

证明语言好坏其实取决于两个方面：

第一、是不是能够用很少的记忆来掌握。

汉语常用的字是3到4千，中国人基本通过这3到4千字，就可以排列组合出无数的语句，表达丰富的意思（汉语中的“望文生义”，在英语中基本是不可能的——汉语很多地方可以通过字面的意思来猜测文章语句的意思，英语无法通过字母来猜测其中的意思），而现在的英语单词公认需要记忆的常用的从几万到几十万（不同的学者认为的需要的常用的英语单词数量的标准不同），非常之庞杂，记忆量非常巨大。试想中国人在学到了三四年级就开始摆脱无穷无尽的记忆，这是对智力多大的解放阿！

第二、是不是能够在有生之年掌握到比其他人更多的知识？用一句极限的话来讲应该是：最好的语言是不学而知，但是所掌握的知识又最多的语言，或者说，学少而知多的语言。汉语普通话有21个声母、35个韵母和四声，连乘的结果是2900个声音，但是能够被利用的是2500个，而真正被用到普通话中的有1200个。而日语发音只有100多种，英语有20个元音和20个辅音，20×20=400，也就是说只有400种发音，汉语发音的丰富度是日语的12倍，是英语的3倍。这样，我们可以推测声音表达越丰富，表达意思所用的时间肯定要少，一个汉字，中国人只需要发一次音，而日本人可能要发两次甚至三次音。有人做过的试验表明，相同的发音速度，用汉语背乘法口诀背到九九八十一的时候，用英语背大概只到七七四十九。也就是说汉语可以用区区三四千个字的记忆，用1200个发音，相对简短地表达丰富的意思。思维速度快，单位时间内掌握的知识就多，这是基本的共识。在这样的思维速度下，中国人三四十次核武器试验的结果竟然和美国人上千次试验的结果差不多，就不足为奇了。在中国人的寿命越来越接近美国人、日本人的时候，中国人一生学到知识自然会超过美国人和日本人一生学到的知识。

我们虽然不完全同意文章作者的观点，但也认为对智力开发、对正当表达，汉语言应不逊于其他语言的。网上人们最多诟病的汉语逻辑不严、表述模糊等问题，或不应归罪于语言本身，只是使用者受几千年混沌逻辑熏染之故（易经逻辑），是使用者而不是语言本身的问题。无数用汉语清晰表达的科学学术论文，港台汉语法律条文的明确性，等等，都是一种证明 。

我们认为，汉语没有过去现在过去将来等等时态的说法（可用正、曾、将等字简练表达），虽然难免可能有某些欠缺，但无意间解除了许多智力的负担，而无数言简意赅的成语更使汉语的表达能力如虎添翼，飙升到其他语言无法比及的高度，一个使用汉语人说“此地无银三百两”，中国人理解起来只要一刹那，而美国人理解起来可能费半天的琢磨，这也许是中国人非常喜欢这些表达力非常丰富的成语，而外国人非常恐惧汉语中的成语的根本原因吧。

当然我们不是民族主义膨胀的“中央帝国”主义者，无意否认其它语言也有汉语无法相比的优势，但总体上来讲，汉语的思维速度无疑是比其他语言快的。尤其当许多成语有机组合在一起的时候，言简意丰，思维超拔，常常令人叹为观止。

同时，与现代汉语相比，古代汉语或可说文言文表达的意思当然更加言简意赅，成语基本渊源于古汉语，绝少或几乎没有是从现代汉语中引发出来的，汉语言的自我创新功能因为需要表达得浅白（与国际“接轨”）而失血，成语成了“陈语”，几乎与“新”字无关（今日有幸看到了“秋雨含泪”之类的新成语——感谢网络）。根据衡量语言优势的重要原则：单位音节表达的意思越丰富，语言应该越具优势（民国时期大师成群而现在汉语圈大师寥落——不管大陆还是海外，原因或在：那些大师们幼时受古文智力开发、年轻时受新思想熏染、成熟时诸侯割据大一统控制削弱能悠游于各势力间，三个因素或缺一不可）。极少的音节表达着丰富的含义，必然激发着大脑的活力。所以在一定范围内尝试回归文言文写作，既有助于民族智力的大开发，同时通过大量新创作的文言文，又可以汰选沉淀出新成语。

既然汉语具有如此优势，智力开发也相当有效，那为何传统中国始终无法靠自发的力量向现代社会过渡，这个现象我们已经在许多地方，以各种角度进行过审视，这和汉语语言本身并没有必然的关系，与近代中国的落后有关系的是用汉语创造的儒家语言指向的环境，也就是儒家语境，文字本身应该无情感色彩（除了字的形状——方块状多少有些小的影响外），但在特定的环境影响下（政治的、地理的、历史的等等），通过这几千个字的排列组合产生的语句，却无疑塑造了特定的思维方式，塑造了特定的文明形态，正是这样的文明形态阻遏了这个族群向现代社会的过渡。

汉语语言本身开发着中国人的智力，但汉语主要成了儒家的工具，塑造出了儒家语境之后，却阻遏了中国人的智力解放，中国人的智力是发达的，但却不是解放的。在这样的语境中，中国人的智力只能寓于正襟危坐和观颜察色上，只能寓于估摸形势、揣摩人心和耍弄手腕上（中国人的那一套——其实就是揣度耍弄的那一套）。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知道汉语仍然是一个具有极大优势的语种，这本质上与传统中国无法现代化无关。要改变导致落后的儒家语境，可以用汉语（乃至文言文）重塑语境，通过同样丰富的表达能力来改造、颠覆传统语境。当初用白话文改变语境可以说是一种尝试，但跳出当时的历史环境，以我们现在的眼光看，这种尝试好像有些不足之处：使儿童智力的开发落后于传统，否认了通过文言文一样可以改造乃至颠覆传统语境。

剔除一些与我们提倡的新道德标准（无条件尊重生命权、平等、普遍尊重等）不容的语句，改造一些与我们提倡的新道德标准相背的语句，也许是我们彻底改造语境的不二法门。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我们将就一些对中国人思维方式有深刻负面影响的语句进行剖析，或剔除，或提出新的语句进行对冲（改造、平衡、颠覆）。

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

刘备借荆州的故事，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非常清楚。刘备当初在诸葛亮的辅佐下，借火烧赤壁东吴无暇他顾之际巧计占据荆州，以作为三足鼎立的根基。在吴国看来，荆州合当归于孙权，在刘备力量还非常微薄之时，诸葛亮也只能默认这样一个事实。所以在鲁肃为孙权讨取荆州的时候，不敢太违东吴的意思，承认是向孙权暂“借”荆州。于是就有了刘备借荆州的故事。有借无还的意思是，为了不归还荆州，刘备用尽了各种手段，充分利用高超的“智慧”，“赖”出了最高境界，让后人佩服得五体投地。这里我们不去探究荆州到底归属谁的问题，我们探究的这句话对我们思维方式的某些影响。在传统中国人看来除了对帝王家“忠”对父母的“孝”和对兄弟的“义”之外，其它地方有多少智慧就可以用多少智慧，对敌人，对盟友，对不是自己家的人等等，都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中国人认为人的智慧的体现就在耍弄别人（揣度耍弄——是《三国演义》中无时、无处不体现的一种精神），当然也包括了“赖”，赖出水平，赖出境界自然也是一种智慧了。就是这句话必然指向的是一个奸诈四伏的环境（乱世的症状——三国的“智慧”指向的是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乱世）。

看破《三国演义》我们可以很轻易地破解这样的语境。

借荆州、赖着不还的最终结果，我们都看到了的就是：两个结义兄弟丧命，七十大军万遭受火烧覆灭的惨祸，蜀国承受了巨大损失和羞辱。因此我们或可改成：

刘备赖荆州——得不偿失。

原因在于，你可以处心积虑地赖，我自然也可以处心积虑地对付你。赖的过程，其实就是东吴积累起仇恨的过程（关公视孙权为“鼠辈”，更加深了东吴的仇恨），自然会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机会，千方百计对付你。你可以用计耍赖，我自然也可以用计让你败走麦城。孙权之恶，是刘备自己激发出来的，后果是两个弟弟的死和火烧的惨败。一个荆州，与两个结义兄弟和国家的元气相比，孰轻孰重，大家一目了然。

不必迷信诸葛亮的“智慧”，看看刘备借荆州的最终结果，我们就知道这样的“智慧”到底值价几多。当今还有许多人以耍、以赖为荣事，恐怕是没有看穿《三国演义》、看穿借荆州的最终结果的缘故。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

这是等级意识发展到了极端的一种人际关系的体现。一个人让另一个人去死，另一个人不得不去死，这样的社会环境到底是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可以想像，在这样的语境下，少部分人变成了豺狼，可以随便吞吃别人，大部分人变成了绵羊，任人宰割还不能发出嚎叫，其中一部分人变成了集狼性与羊性于一身的怪物：在强者面前是羊，在弱者面前是狼——或者在凶恶侵略者面前是羊，在自己的百姓面前是狼。无疑在等级意味越浓的领域中，这样的意识越有可能出现，当下也是如此。

在生命权和平等作为重要道德基础的年代，如果别人要你死，你该怎么办？同样，也让他去死。这才能体现出一种平等，生命权的平等。所以，我们必须要用下面的话来对冲这句极端的等级话语。

君要臣死，臣就灭君；父要子亡，子就灭父。

只有在这样的语境下，豺狼才不再敢为豺狼，绵羊不再为绵羊。生命权的尊重和平等这种新道德的出现才可期。人与人之间才能逐步达到充足的限制与平衡。打个不甚恰当比方，如果有好几个美国总统因为自己发动杀戮无数的不义战争而被刺杀，那么，以后美国总统发动战争将会非常谨慎——毕竟关乎自己的性命，而不是与自己的性命无关！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为做“人上人”，孩子们不堪课业重负，大人们为寻求更“上”，不堪精神重负，全民焦躁，全民憔悴。如果“人”果真是“本”，那么，这个语句也许应该改为

人上无人，人上只有法；人下无人，人下只有奴。

其中的“法”应该由最广大的“人”的真正代表所定；

其中的“奴”只能是工具，现代意味的“人”绝非工具。

人只凭兴趣和钟爱进行追求，没有了“上”和“下”的感觉，人们就不会为求“上”的感觉而刻意委屈自己。

器宇轩昂。

其实就是“神气活现”的代名词。在等级社会，在别人的追捧下，“上面”的人，自然而然地会产生良好的感觉；自信能获得较高的等级地位的人，也常常能联想出相应地位的感觉，自然也能“器宇轩昂”。“器宇轩昂”常常是在比对了“卑躬屈膝”才会有的感觉，这解释了皇帝们大多是“器宇轩昂”的。

此语境指向的仍然是等级意识，是通过神气活现来体现比别人“高”，与此类似的词应统统从我们的意识剔除。

统一口径。

这其实是“串供”的同义词。某些东西不能让外人知道，为防止内部人不小心透露出去，对外说话自然要保持一致，“统一口径”由此而来。统一口径一定意味着某种欺瞒，把人分成里外两种人。虽然现在各种矛盾斗争使得国与国之间，集团与集团等之间，人与人之间，上下级之间等等，短时间内不可能坦诚相见、全然无内外之别，所以不建议在现阶段就自暴“隐私”。只建议以后不要“统一口径”这类说法，如果需要“统一口径”，建议改成：

我们串一下供吧。

这样看起来至少更直率一些，至少让人感觉到这样做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让所有公众应该知道的事情都大白于天下，让所有人都没有被愚弄的感觉。

领导、领袖。

人之患在好为人师——这可以说基本是一个真理了。因为只要是人至少希望自己与别人是平等的（如果无法凌驾他人之上），不希望别人对自己指手画脚。可是“好为人师”只是人之患而已，不是神之患（人们喜欢神多加指导），不是动物之患（动物们只求有吃的，管教别的动物干什么？！），当然也不是领导之患（因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下属命运，下属怎么会对领导的“教导”有不敬呢？！），不是领袖之患（这里领子和袖子一般和衣服上最容易脏和最容易破的地方关系不大，和神有点关系，应该是后备神）。

领导、领袖应该代表着很强的不平等意识。某些地方比别人“高”才能称为领导、领袖，领导、领袖会必然意味着某种优越感，常常会有某些特权，必然是对平等的基本道德准则的破坏。领导，最终应该由代表、合作之类的字眼来取代。但瞻顾我们的现实，探究我们的文明中负面因素的顽固传承，不由得我们不感慨，领导、领袖之类的语境，要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其路茫茫又漫漫。

在外来文明、外来语言的冲击下，必然会湮灭一些与现实极端不适的语境，但同时有些语境却得到了强化。这是人性的量子特性决定了的，是人性的波动性、测不准原理等的必然结果。所以必然有一些语境熔不了、化不开，我们这里不再细说。

在这里我们只能潦草地例举一些传统和新传统中与我们的新道德标准不相容的语句，进行剖解和对冲，面对充斥每个人意识深处的各类成语、“警句”，恐怕只能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来表达我们的心情。焦虑、急进，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或许我们可以探索出这样的一条可行的路径：充分利用汉语（尤其是其中的成语、文言文、诗词等）的信息载荷量丰富、开发智力切实有效等等特点，以新道德理念为归依，创新成语，创新文言文，创新诗词，创立新的《三字经》，创立新的《千字文》，创立新《增广贤文》，创立新的经典（国学研究将不再只把玩老古董，更多的是研究新经典），一样朗朗上口、一样言约意远，一样可以刺激儿童智力的开发。读经而不泥于古经，读典而有新典做归依——这样，或许就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语境，我们就能根本上摆脱古老的语境对我们意识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影响，创立新的普遍的共识，从而真正创新我们的文明形态。

白雪

第十章 文明的创新



文明，一般的理解，是指人类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还是指人类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并具有较高文化的状态。我们这里讨论的文明，还是指相对于野蛮状态的一种状态。野蛮状态我们描述成：掠夺、侵占、伤害、杀戮、侮辱、不平等等，还包括可能会导致掠夺、侵占、伤害、杀戮、侮辱、不平等等现象的习俗、语境、意识形态、制度建构等等。文明是相对野蛮的这些状态而言的，是一种动态的进步，而不是静态的最终的某些模式。比如，原始社会部落相互之间的杀戮是一种野蛮状态，相对文明的是在较大范围的统一之下，部落之间的杀戮被遏止了。三六九等的儒家社会虽然对中国的统一和暂时的安定作出了贡献，相对于纷乱征战的割据社会来说，呈现一种文明状态，但相比人人平等、自由的社会，能刺激各种进步的社会来，无疑表现为一种野蛮状态。

这里文明的创新的意思，不是我们试图做什么重大的努力，去颠覆我们的传统文明形态，而只是说千万年来，文明的创新一直是人类社会变化的重要推动力，虽然时断时续，有时甚至会毁灭（局部的毁灭，除中华文明基本连续外，其它类型的文明差不多都重建过），但总体上来说，文明的创新是一直存在着的一种现象。也就是说，人类的历史，一定意义上，是以文明的创新为主流，偶尔出现文明的停滞和局部毁灭，这样的一个历史。文明的创新，在人类历史上一直是主流的存在的状态，而不是近现代的专利，当然也不是当下我们提出的口号。我们的努力，也许只是探寻当下文明创新的某些趋向性的东西，在不详实地理顺历来创新的某些成就的同时，冀望能发现某些导致文明可能会停滞和倒退甚至毁灭的因子，促动使社会进步的文明的创新。

人们经常喜欢用“文明进步”来形容人类文明的变化，我们以为，用“文明创新”似乎更合适一些。所谓的进步，必然是有一个评判进步的标准，进步的标准是什么呢？一般认为，是物质、精神财富的增长，是文化提升等等。但人类文明的变化不必然是指向增长和提升的，有时变化指向的是倒退乃至毁灭（至今地球文明仍笼罩在核武器的毁灭的阴影之下）。文明的变化中常常有不同文明的因子的相互影响，影响之前，影响之后，必然存在着某种创新（有受刺激而进步，也有被拖累而反动），以人性存在的量子特性进行分析，这应该是确实无疑的。从文明的变化规律来看，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创新而不是单纯的进步更多地贯穿着整个文明史。（但为了防止理解混乱，在后面的篇幅中，我们把文明的创新主要定义为文明进步方面的创新。）

通观人类文明史，可以大致看到这样一个脉络：原始的文明形态为部落文明，其后发展到农业文明，再发展到工业文明，到今天，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又冠之以“信息文明”这个称谓。在现今这个地球上，各种文明形态一定程度地共存熔融在一起，在一些地方存在着发达的信息文明，一些地方却还留存着原始的部落文明的深刻印记，更多的则是农业文明形态的大量存在、工业文明的飞速发展，因为有文明形态之间的比对，所以引发文明形态之间的幻化（主要是从古老的形态向新的形态的幻化，当然也难免有古老文明形态、古老生活方式的“回归”）。有体现文明形式的物质外像，更有体现不同文明内核的各种不同的思维模式、不同的语境、不同的意识形态等等。   

人类始祖猿猴，因环境的变迁不得不从树上爬下来，不得已慢慢地学习直立行走，学习用火，靠集体的力量寻求生存，文明的形态从那时就开始萌芽。文字、语言的使用就是一种不同于野蛮状态的标志，人们用语言表达自己的心声，用语言进行交流，免除了许多肢体冲撞，这本身就是一种文明的标志——一定情境下，语言用多了，可以少用暴力。文字，这种重要的文明的标志，也逐渐被创造出来，并发展完善。中国的文字最初的形态是代表形状的画，是用画来表情达意，显然相比用其它许多方式表情达意更文明一些。

文明的萌芽——从无到有是一种创造，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创新——创造以前没有过的东西。可以说，人类从摆脱了四足落地状态的时代开始，就展示了伟大的文明的创造、时断时续的创新。

地理环境等的不同常常会滋生不同形态的文明，在一个环境恶劣、资源贫乏的环境中滋生的文明，和在一个环境友好、物产丰富的地理环境中产生的文明形态肯定会有所不同，前者可能比后者更外向、更具侵略性，而后者常常比前者更臃懒等等。在环境的影响下，或在外部环境的作用下，许多的文明停止了创新的步伐，不停地简单重复，许多文明湮灭了（只剩下考古意义上的形态），而只有少数的文明才在努力适应外部环境的过程中，激发出了创新的活力。

物竞天择的原理，不仅在动物之间适用，在文明之间也一样适用。我们知道已经湮灭的文明：古埃及文明、印加文明、玛雅文明等等，数不胜数，在那些古文明所在地域的现代人看来，古文明与他们几乎没有什么联系。这些文明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没有了创新的活力，适应不了新环境而湮灭的。而中国人最津津乐道的常常是我们的文明传承的连续性，古文明与我们的隔阂并不明显，我们非常容易地就可以理解我们的古人，与古人神交，但我们的文明在近代西方文明影响之前，虽然一直是传承着的，但一样也是停滞的，只是运气好没有湮灭而已。其中的原因我们将在接下去的篇幅中做一些不深入的分析。不必讳言，只有后起的近现代西方文明才是最近几百年来最具创新活力的文明，如果我们可以统计的话，或许可以这样说，这种文明是从将近百八十种风格炯异的文明形态中脱颖而出的。这是哪怕有最深刻的“中央帝国”主义思想的人，都不能不承认的，除了儒家中的极端者外，恐怕没有人会认为这种观点是“崇洋媚外”的。

通过诸文明之间的比对和文明发展史的鸟瞰，我们或可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一个会导致创新活力湮灭的文明，必然会是一个走向没落乃至自身消亡的文明，文明的创新是文明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虽然创新不必然导致进步，但不创新必然导致落后乃至湮灭。

先秦时代，诸侯一国内，可能能较长时间地保持内部的安定状态，人们大致能和谐相处，呈现出某些文明的状态，但因为没有统一的限制和平衡的力量，没有东西可以限制诸侯之王哪怕一时的冲动，社会在整体上呈现一种无休止的征伐杀戮的野蛮状态。在渴求安定的心理渴望的作用下，各种学说纷纷出笼，这些学说正因为没有一种统一的压力而呈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态势，这个阶段是中国思想的黄金时代，是中华文明的重大的创新阶段，直到现在像这样具有活力的创新活动还没有出现过第二次。几千年来，只有先秦思想的传承和病态发展，而没有全新的思想的形态出现，而一百多年前，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又开始了东施效颦，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至今如此，难得见到创新的形式出现（当下最多的是古墓的挖掘和西洋景的效颦，以及二者的杂糅）。

先秦的活跃的思想，是人们以各自的视角，从各自的出发点开始寻求文明状态的一种标志。几百年之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在儒家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中华文明的主流形态就固定了下来。

文明状态是一种比较的状态，是相对野蛮状态而言的。为了解真实的儒家文明形态，评判儒家的文明形态是否是真的“文明”，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比对分析，一、与比汉武帝时代更古老的年代相比；二、与同时代的其他文明相比；三、与现代公认的文明的准则相比；四、与我们提倡的新道德的相容性进行分析。在综合分析后，我们也许就不会悬空妄断儒家文明形态到底是“文明”的还是“野蛮”的。

一、在原始的野蛮的状态下，人们做事总是凭着一己的冲动，不会也不善换位思考，基本凭着勇武获得地位，大部分人呈现出一种动物本能的状态，不知克制为何物，摩擦和冲突自然非常频繁。与这样的一种没有任何修饰的人的本然状态相比，儒家强调等级秩序，要求人们清楚自己的位置，君臣父子各安其位，顺天随命，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因此大幅度地减少，可以肯定，儒家的文明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儒家所倚重的是“礼教”，通过对人们各自的行为进行规范，通过烦琐的礼节，理顺君臣、父子、上下、内外等等各种关系，至少从表面上看，儒家社会呈现出一种人与人之间彬彬有礼、相互尊重的社会氛围。与动辄拳脚相加、刀戈相向的原始形态，无疑是一种文明的巨大进步。新中国得以创立的革命的意识形态，破除了儒家的意识形态，同时难免也破掉了文质彬彬的气质，与周遭儒家意识形态破除不彻底的国家和地区（如香港、台湾、韩国）的人们相比，我们多少看起来有些不“文明”，不懂礼貌，有点“野”。

通过层层控制的结构，用强制力进行控制，同时教化百姓，迁恶从善，在一定的时间内一定的范围内，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住了社会混乱的趋势，不管人们的心情是否因这种压制而变的普遍压抑，但至少保证了短暂的安宁，使摩擦、冲突与杀戮事件得到了很大的抑制，社会呈现出以往没有的太平景像，特别是在“盛世”时更能体现儒家仁义道德的力量，体现出一种传统人们认为的较为接近完美的文明形态。所以，与原始状态相比，儒家文明是一种真实存在着的文明形态。与原始本然状态相比，儒家思想无疑是一种文明的创新，是一种文明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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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雪

二、对中国人的“中央帝国”情结起着重大作用的外国人中有两个应该是比较显见的，一个是在元朝为官的马可波罗，一个写《中华大帝国史》的多萨。

“天朝”的形象很大程度是由这两个人展示到西方人面前的。面对煌煌“天朝”，西方人表现出了很多的惊讶、羡慕、赞叹，马可波罗把儒家文明下的种种景像描述得辉煌无比，仅仅四百多年前，一本《中华大帝国史》则把中国社会和中国的政体描绘得完美无缺，称道中国人“是一个沉静的和有才智的民族”。《中华大帝国史》哄动一时，令西方人看到了一个迥然有别的文明形态，在和他们自己的文明形态进行比对时，有一种新鲜的感觉，常感慨自己的眼光的浅陋，感慨“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在欧洲人来看，中国人看上去更彬彬有礼、沉静智慧，非高度的文明无以熏陶出如此具文明气象的人。相对而言，比征伐无度，战乱不息（相对中国而言，欧洲难以形成统一，战乱因势力的分割更频繁）的欧洲，显得文明很多。

在近代西方文明诞生之前，欧亚大陆东端的中国因为更容易形成统一，安定的时间要比欧洲多，相对容易沉淀下固定的意识形态，容易形成固定的文明形态，相形之下，自然要比无法形成统一，征战时间更多的地域要文明一些。战争不但是破坏意识形态沉淀的重要原因，更是刺激人性之恶广泛爆发的根本原因。在恶行天下的情况下，何来文明形态的长时间存在？！

所以，在近代西方文明产生之前，儒家的社会形态不仅与原始的社会形态比是文明的，与当时世界上其它地域的社会形态相比，也可以说是文明的。

在区分文明的先进与否的标准中，也许重要的一条，就是哪种文明形态更能对其它文明形态形成磁场作用，更能吸引学人们的眼球。传统中华文明对西方人眼球的吸引效果，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证明彼时中华文明（主要是儒家文明）某种程度上的领先地位。

三、近代以来中国承受了巨大的屈辱，中国学人们常常只有通过回味历史上的“盛世”，在和古代西方进行比对中获得些须安慰，虽然经过了革命的洗礼，中国一定程度上找回了大国的感觉，但面对在许多领域的落后，洞察现今的文明现状，总还是底气不足，面对西方文明的话语霸权常常黯然神伤。无疑吸引全世界眼球的是西方近代以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文明形态，而不是儒家的文明形态，这已经很能证明文明形态孰优孰劣。不管从什么角度，我们都不难证明，儒家的社会形态，和近代开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西方社会形态相比，是野蛮的而不是文明的。

西方地理的割裂，导致文明形成发展的不统一。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像欧亚大陆西端这样的地理割裂导致的政治割裂，使人们相互之间的征战一定程度上是在能容忍的限度之内（欧亚大陆东端的中国，地理割裂小导致政治割裂成了人们无法忍受的事情——征战特别容易形成，所以需要统一），所以没有特别强烈的统一的要求，没有形成人口空前庞大的统一体，相互之间的冲突、征伐产生的冲击相对中国更容易冲淡意识形态的、文明的沉淀（古代中国除了北方少数民族的冲击以外，其它任何方向都没有大规模异种文明的冲击，而庞大的人口规模只会同化少数民族，中国的文明形态总不会改变）。如果说有某种统一，也只是在基督教教义下的松散的统一，政治的强权的统一难以成为长期趋势。在没有强大政治势力的统一的压制下（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只要得罪皇帝，就永远无处逃遁，而西方人如果发表某种见解或创立某种学说，在这个国家不能发表的，常常只要换一个国家就可以很轻易地发表）各种思想、各种意识形态更容易形成真正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态势，尤其在《圣经》的许多教义被日心说、进化论等等颠覆后，人们心中更形成了一个重大的理念：可以怀疑一切（不等于否定一切），认为只有在怀疑的基础上的各种哲学理念才是真实可靠的，可以怀疑皇帝、可以怀疑先贤、甚至可以怀疑上帝，总之一切的一切都可以怀疑（在中国，直到现在都还有“不容怀疑”之类词语的频繁出现）。

怀疑精神的大范围流播，使西方人不停地颠覆着任何可能会固定下来的意识形态，文明就始终处于创新和发展的状态。通过对各种各样意识形态的大规模汰选，通过各个国家之间文明形态、治政方式的大规模地相互比对，一些有生命力的文明的形态最终固定了下来。这就是以科学、平等、民主、自由等等词语来代表的文明形态。

比对科学供给我们的知识，儒家对天的理解就是一种愚昧。天，在儒家看来是青天，看起来浩瀚无垠的天，给人感觉差不多代表了整个宇宙，但我们知道天所以是青的，是因为大气分子和悬浮在大气中的微小粒子对太阳光散射的结果，和干净的湖水呈现蓝色原理上没有区别。青天只不过是一层薄薄的“洋葱皮”，青天之外，是无穷无尽的黑天。在我们来看，青天一定意义上是“实”的，但也只存在着空气，而黑天却是“空”的，是什么也没有的空洞（宇宙中的黑的部分占宇宙总体的绝大部分），我们可以这样说，儒家的天是没着没落的，祭无知无觉的天再诚心（贿赂力度再大）也没有用，崇祯皇帝屡屡向天请求原谅他的“过错”，请求天挽救大明皇朝，可是天却丝毫没有反应，就是最好的证明。与现代科学文明相比，儒家文明显然是十分愚昧和落后的。

比对儒家鲜明的三六九等意识和平等、民主、自由思想，其野蛮、其落后就更清晰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因为三六九等必然导致特权阶级，特权阶级必然导致绝对权力，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绝对腐败最终必然指向社会的崩溃。同时，因为三六九等，必然压制着人们的怀疑精神（皇帝是上天的安排，是天之子，领导的话是“不容怀疑”的，不然没你的好果子吃），压制着人们的创新活力，必然导致社会发展的停滞。而没有了三六九等的压制，平等意识普遍流播，人们必然会创立一套能保证平等的制度体系，必然会用平衡和限制的方式治理社会，从而从根本上防止社会崩溃这个大恶出现的可能。同时平等自然会衍生出的自由等理念，必然会刺激社会的发展，刺激文明的更多创新。

不否认儒家文明重大的历史优势和历史贡献，同时我们也不应否认，儒家文明之于现代科学文明，是相当令人厌恶的。相对西方文明的话语霸权，现时我们的新文明形态是贫乏的，让我们多少感到有些没“面子”，我们为了寻求的“面子”，难免常常通过马可波罗的传言、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郑和船队等来重温古文明的辉煌，通过祭天等等这种病态的方法来标识我们的文明和别人的文明的差异，可在事实上，这只会让我们丢掉更多的“面子”，徒惹人笑话而已。

要超越西方文明，寻求真正的“面子”，必然要彻底放下“中央帝国”的架子，首先要潜心向别的文明的精髓学习，只有学了，才可能谈得上超越，通过祭天一般的方式，我们只会向彻底摈弃科学文明影响的方向发展，学都不愿学，谈何超越？！

当今许多“冲向世界”的中国电影怎么也找着北，只能经常把玩一些故弄玄虚的东西，希望能让西方人感到莫测高深、叹服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中华文明的“伟大”，但在中国人自己看来感觉却像一堆垃圾。标识文明差异，竟然标识到了这样的地步，真的令人感到莫大的悲哀。（《无间道》或可标识真正中华文明的智慧——兵家智慧，但兵家智慧，在用原子弹说话的年代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对此类智慧，我们只作为古董把玩而不作为生活指南，或可得些益处少些害处）。

相对科学文明而言，愚昧而且野蛮的儒家文明的影响，可以说是当今中国许多问题最重大的根源之一，尤其是对我们的怀疑精神的残酷打压和对我们的创新活力的无情压制，导致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常常自缚手脚，纠缠于太多无意义的东西中无法自拔，不破除愚昧野蛮的文明形态，就不足以解放我们的智力，不足以应对纷至沓来、令人晕头转向的现实问题。

四、在比对儒家文明形态和近现代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西方文明（科学文明应该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形态时，我们感到了他的愚昧和野蛮，同样比对我们提倡的新道德：对人的生命权的无条件尊重、平等、普遍尊重等等，就更显得愚昧和野蛮。

西方文明科在科学的启发下，领受“物竞天择”的道德观（达尔文的进化论），在保持自己的政体内实现普遍平等、民主和自由的同时，却对那些专制国家，相对落后的文明形态采用了多重标准，别的文明形态，专制国家，不必然是和自己的国家平等的。自己的首都爆炸一次需要全球来默哀，别的专制的落后的国家爆炸千百次却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对比伦敦的爆炸事件和巴格达的爆炸事件），与我们的新道德标准相比，缺乏的是一种普遍的尊重原则：理解并尊重别国、别种文明的形成的历史、地理条件，尊重他国、他国人民的生命权，用交流的、潜移默化的方式而不是使用暴力方式推行先进的文明形态。

科学文明是有力的，但不必然是道德的，“物竞天择”的原理的胡乱应用就是一个证明。

在中国人的意识深处，有着一种时不时会冒出来的“中央帝国”情结，对周边国家的藐视也是儒家天地君师法的等级意识的必然结果——中央大国自然高居老大的位置，其他小国应该臣服于我堂堂天国，否则我们或许会说：对我天国的不敬就是对上天的不敬，这很容易与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进化论意识结合在一起，催生与美国国家行为相似的不道德行为。

历史上“中央帝国”的某些表现乃至新中国的某些“过激”表现，是让周边国家警惕至今的根源。虽然现在的我们在国际政治中时常愿意表现出一种尊重的姿态，但好像缺乏文明的根基——儒家的文明形态是藐视而不是尊重小国的，而由无产阶级革命引发的平等理念因其根源的大混乱，摇摇欲坠。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是等级意识发展的极至，与对人生命权的无条件尊重相比，野蛮程度是非常彻底的，等级意识的分明，必然导致平等是不可期的，而对人的普遍尊重更比《一千零一夜》的故事渺远。

儒家文明形态的野蛮和愚昧，在量子人性的视野下是非常清晰可见的。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了儒家文明在历史上的先进性，也看到在与科学文明和我们的新道德标准进行比对时的深刻的野蛮性。既然我们看到了科学文明的某些地方，不必然引向道德，而儒家文明在当下必然又是野蛮的，那么新的文明形态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如何理解当下文明形态的塑造？如果不做创新，我们会如何？我们真的有能力进行文明的伟大创新吗？文明形态有“终极”性的标准吗？接下去我们将探寻一二，虽难免挂一漏万，得其一失其N，但无论如何，应该不失为一种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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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雪

探索当下我们这颗星球总体文明的发展方向我们或可总结出以下一些特点：

一、我们这颗星球文明发展的历史，虽然可以让我们为当下的成就感到自豪，但文明却不必然指向生存和进步的，文明可以指向不断地循环，就像地球不停地绕太阳旋转一样（如果儒家文明是地球上唯一的文明形态，那么朝代的不断更迭就将是我们文明史的全部），也可以指向死亡和毁灭的（如诸多古老文明的断裂、消亡——古埃及文明、印加文明、玛雅文明等等）。激发当代文明变迁的因素非常庞杂，我们的地球文明因为没有确定无疑的模式，简单重复不太可能（因为没有模式可以完全凭依），有继续发展的可能，但也完全有指向毁灭的可能（当相互之间的恶被普遍激发出来后，核武库有可能被引爆等等）。

二、地球文明史也告诉我们，只有外向的文明形态，而不是内耗的文明形态，才可能获得长足的进步。我们或可这样说，只有向地外发展，向宇宙空间发展的地球文明（而不是总沉迷于内耗的文明），才可能会获得长久的生命力和进步的活力（尤其我们面临资源、能源枯竭的危险的时候——只能用几百年，向外发展更是我们必然的选择：节约虽然必须的，但也只是权宜之计，向外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但瞻顾我们当代的地球整体形势，民族主义的膨胀、文明地方保护主义的风起云涌，让我们感觉到，要在求同存异、相互包容的基础上发展出方向一致的外向型文明形态，离开我们还有非常遥远的距离。

三、我们与地外文明的交流方式必然不是武力形式的，当下武器的破坏力之强，只会毁灭而不是建设文明，我们与地外文明的交往方式可能的形式是：实时信息共享，但永远相安无事（有点类似网上交流）。宇宙本然是一个“免费午餐”（霍金的《时间简史》），资源无穷丰富，与地外文明可能共享信息（我们在《纠缠态》中做了猜想）而很少可能争夺资源。新的地球文明的空间拓展，应不可能像西方当初占据殖民地一般的方式进行，是一种温和地发展，而不可能是野蛮的拓展。

在把地球看做仅仅是一个智能星球的视角进行观察，我们或可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能源尤其是无法再生的资源的日渐枯竭，明确地告诉我们，地球文明的发展方向在宇宙空间（如果认为地球文明缺乏存在的必要性，又另当别论），新的地球文明应该适应向宇宙空间拓展这样的目标。在这样的视野下，一切的民族主义和文明地方保护主义，都将是对这个目标的伤害。转换于地球文明整体发展的视野和量子人性这两个视野之间，我们或许可以清晰地观察并逐步理清我们需要的文明形态，清楚需要克服什么样的文化心理，以及创新文明形态的一些路径。在尽量拓宽了我们的视野之后，也许可以轻松地回答上面提出的一些问题。

一、绝大部分的文明形态不必然指向生存与进步的，我们的现时还不定型的文明形态（各种杂糅而不是有机组合），也同样可能会是指向湮灭的。如我们民族根深蒂固的“中央帝国”心态，不正常的揣摩、估摸之类的“智慧”等等，都可能会激发人性的量子跃迁。

二、儒家文明中深刻的等级意识必然导致人性之恶的积累和最终爆发，所以应该摈弃，西方民主、自由的基本理念应该基本肯定，但科学文明中“物竞天择”之类的理念虽然对我们理解世界有所帮助，可是因为人性的量子特性而必然要激发人性之恶的，对弱者尤其是文明形态落后的国家的藐视这样一种缺乏普遍尊重的态度，必然是西方文明中的重大缺陷，所以对西方文明应有一个从学习到拣选提炼的过程。

三、基于以上两点分析，我们或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不创新我们的文明形态，结果不是使我们的民族陷于过去的生死轮回的泥沼，就是陷入“中央帝国”主义的自大心理而被世界仇视，这些都是非常可能成为我们固定的文化心理，成为阻碍我们开拓宇宙空间的文化和文明的根源。

四、那么我们有能力进行文明的创新吗？应该说，在革命的冲击和科学文明的重大影响下，传统的、陈旧的东西已越来越少社会心理的根基，我们的文化心理处于空前的混乱状态，也可以说处于某种混沌状态，而混沌状态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就是创生阶段。在这样的一种混沌的、淳朴的状态下，新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明形态完全有可能被创造出来，只要新的文明形态契合了广泛的社会心理，因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就会具有生命力，似星星之火的少量新文明的种子，便可燎原。重要的一个方面还在于：我们的文字具有很强的信息载荷量，从古老语境中改造而来的新语境在不失智力开发的重要作用的同时，完全可以负载着新文明的种子快速传播。与当初的猿猴时代相比，我们的智力开发可以说具有无限的可能性，文明创新一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动力，直立行走是一种创新，用火是一种创新。既然原始人可以进行文明的创新，具有无限智力开发可能的我们，又为何不能进行文明的伟大创新呢？！凤凰涅盘，浴火重生，我们或可用这样的佛家语境，描述沧桑变幻的中华文明的重生或者重大创新。

从当初在树上生活到今天把生存触角探向月球、火星，证明了人类的智力的重大突破和文明的创新是可能的，如今在比对中国人和所有外国的智力时，我们又确信了中国人的智力不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民族低，只要中国人的智力能从揣摩人心、估摸形势和耍弄手腕的结构中调整些许出来，我们民族的任何创新都是可能的，包括能彻底调整智力结构的文明的创新。

五、经过我们的辗转阐释，我们或许可以比较轻松地探寻到未来的新文明的某些形态。

第一，我们的文明必须要有一种包容性。虽然各种理念，各种意识形态常常是不相容甚至是尖锐对立的，但如果没有对与自己的意识形态有出入甚至对立的意识形态的尊重，常常会导致对对方尊严甚至身体的伤害，损害平等、尊重等等道德准则，导致人性的量子跃迁。在各种理念、各种意识形态、各种思维方式、各种生活方式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只要没有足够的强制性压力，因为人性量子特点，必然会回避并最终摈弃自己的教条中、生活方式中的不合理的地方，同时汲取别人意识形态中对自己有利的东西。在人们的智力还不足够理解各式各样的哲学理念、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等最终会对处于量子态的人性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之前，只有容其共存，顺其发展，同时遏止其相互伤害，才能最终择优汰劣。强制性的统一，必然是对量子人性自然状态的粗暴干涉，极易激发量子跃迁。

第二，优秀的文明形态必然是外向型的。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趋势下，苟安于一地，欲脱离全球化进程，结果不是使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自己的文明更安全，恰恰相反，是更危险。曾经的自满的文化心理，是中国落后的重大根源，自大就不谦虚，没有一种谦虚的态度，是无法在别人处学得东西的，“中央帝国”主义心态，导致自我封闭，不善借鉴别的文明，最终必然导致落后。

同样，今天我们如果总沉迷于与别的国家无聊的争执（如日本——如果我们和日本很“团结”，那么不仅俄罗斯这个对“黄祸”有根深蒂固历史性畏惧的国家会忧心忡忡，美国人甚至于整个地球恐怕都会忧心忡忡——从地球治理结构的角度看，我们和日本的某种争执或许是必要的，但我们如果沉进去，就难免量小与近视之嫌），而不把眼光放在更广阔的宇宙空间，将给我们带来莫大的困惑和困境。我们会把力量放在扩张军事力量上，把过多的精力浪费在防止军国主义的复萌上，而事实上，我们只要保持足够的威慑力，拥有毁灭性的力量，就足以遏止他人任何的领土野心！

任何基于战争的所谓的“国家战略”都似乎空中楼阁，在战争状态下，一旦恶性被广泛刺激出来，谁都无法保证自己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谁都能想到这样的事实：谁也无法保证自己在常规战争中一定获取胜利，一旦一败再败，首都都要被敌军占领的时候，没有人能忍得住不用原子弹！在核仓库被引爆的情况下，地球变成一堆太空垃圾，什么样的战略都没有了意义。

在面对能源、资源终归有一天要枯竭的现实，地球上的人要存在下去，文明状态还要保持下去，除了向外太空索取能源、资源外，别无他途。沉迷于基于势力范围争夺的“国家战略”之类的窝里斗，是既无聊和无谓又危险的事情。人性的量子特性决定了，自己的“国家战略”必然会刺激别人的“国家战略”，循环刺激到一定的时候将引发人性的量子跃迁。

我们的新的文明形态的重大特征，就是外向型。不仅有对别的国家、别的文明开放的形态，更有向外太空开放的形态，也就是把智力投向拓展太空生存空间上的新的开放的形态。

第三、新文明形态既然必须是包容的和开放的，就必然要求对人性的量子特性有充分理解，在人与人关系的处置上应该符合我们提倡的新道德的标准：对人生命权的无条件尊重、平等与普遍尊重等等。没有这些基本的道德准则，是不可能营造出包容和开放的社会氛围的。新道德的提倡与流播，应该是创新文明的必要条件。不难证明，没有基于人性全面理解的新道德，在我们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就不会有民主、自由，也就不会有创造的活力，新文明形态就无法成型。

第四、在形式上，我们的文明应该对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的取包容的姿态，摈弃或改造抑制人创造活力的语境。对各种文化的艺术的形式应保护其处于无干扰状态，任其自发并相互比对，容许任何人在不伤害他人的情况下顺其自然地发展。在面对可能的社会秩序缺失的时候，应严格界定国家强制力介入的方式、方法。

第五、新文明既有一种分散、自主的活力，还要一种能凝聚起来的力量。应对自然灾害、寻求合力面向宇宙空间，如果没有足够的力的凝合，是很困难的事情。新文明不仅能表现一种分散、自主的活力，更表现为一种凝聚力量的气象。这种凝聚既不是哪个领袖、哪个组织的力量，也不是哪种意识形态的力量，而是一种新文明的自发的力量，是在大家共同应对危机和寻求进步的过程中的自发的力量。比如我们预测到在十几年或几十年之后，地外某个星体（如小行星等）要撞击地球，可能会使得地球毁灭，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无法凝聚力量、总纠缠于文明冲突的地球只能面对死亡，而一个能在最短时间内就凝聚所有政府力量和科学智慧的地球则完全有可能躲过劫难。

现在的我们常常只能靠政权的力量而很少靠自发的道德的力量来面对各种危机，中国人在现世观、唯物（现演化为唯GDP&RMB）思想等的影响下，相互之间的信任度相对缺乏，靠自发的道德来寻求力量非常困难。在和西方人握手的时候，中国人的眼神总是闪烁和回避的，而西方人的眼神总是直视的——眼睛是心灵的窗口：西方人要告诉你的是，我心理已经没有东西了，请相信我；而中国人潜藏的心理活动则是，我心理不能给别人看透，否则很麻烦。根深蒂固的古文明的熏染造就了中国人这种自然而然的习惯（由正襟危坐和观颜察色而来），也证明了中国人智力结构的扭曲。不改变语境、不改变文化心理，要使中国人自然而然地相信别人是很困难的，当然反过来，要别人相信中国人一样困难。一个不互信的地球，哪里来合力？！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寻求合力的过程其实就是创新文明的过程。

第六、我们猜测，“终极”文明的社会形态也许应该是一种纯粹的研究型的社会形态，在这样社会形态下，对未知领域、对地外拓展的知识和能力经常出现指数级增长，所有的负面因素都被很好的平衡和限制着，所有不伤害他人和公共利益的需求、欲望和尊严都能得到保护和满足。

通过对新文明形式的粗略描述，我们或可探得上述这样一个将来的文明形式的雏形，这种文明形式既不是故纸堆的无谓挖掘，也不是西洋景的简单效颦，是基于两个视野：未来、宇宙的视野和量子人性的视野的观察结果。这样的形式未必是完美的，也不会是“终极”的，但一定意义上至少是适时的，是让地球文明继续存在下去而不使地球人自我毁灭的有价值的形式，应该是可以凝聚地球人自发的力量以应付危机的有价值的形式。当然对我们民族来讲，也应该是有价值的文明形式，可以让我们从扭曲的智力结构中调整出来，增加别的国家、别的文明对我们的信任度，增加向地外发展的力度等等。

大致理顺了我们可能的新文明的形态后，我们应该不难理清我们的创新的路径。创新文明形态（也可以说是增进文明），最直接路径的也许是提升普遍的道德水准，提升道德水准必然首先要改变影响道德水准的各种各样的“身教”（主要是各种腐败现象——官员腐败、足球界腐败、学术腐败、医疗腐败等等），而改变这种“身教”的社会氛围，必然要求制度的零容忍，而制度的改进甚或根本上的重塑，必须要广泛的共识，要建立广泛的共识，以下途径可能是可行的：创立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适时性的学说，彻底改造语境——创立新的各种各样的哲学、思想体系，在比对过程中自然汰选，沉淀新的共识。也就是说，通过新思想、新哲学、新学说改造语境，沉淀新的共识，在共识的作用下，改进乃至重塑根本性的制度，制度做到了对腐败的零容忍，总体上腐败就会自然消亡，腐败的基本消亡自然会使不公正基本消亡，社会道德水准（因人性本然的量子特性）在清廉的社会氛围下，自然被提升，全新的文明形态也许就不费力而自然出现。

白雪

第十一章 哲学的思考



儿童对周遭世界总充满着好奇心和理解的渴望，在无数的新事物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没有见过事物对他们来讲就是新事物），总充满着探询的欲望。这也许是哲学的最初的根基，哲学应该是根源于人们本然的好奇心的。当然，在成长过程中，大部分人或在学习、工作、生活的压力下，或在固定的教育模式的作用下，或在专业的牢笼下，常常被塑造成了大致固定的模式，很容易丧失儿童时期本然的好奇心。只有少部分人，因各种原因有幸没有失却儿童时代本然的好奇心。在面对自然的、社会的各种现象，尤其是面对如宇宙的本质、生命的意义，面对征伐不停、流血与死亡总无法遏止的历史的或现实的事件等等时，激发起了追根问底、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的强烈渴望。各种开创性的哲学应该是在这些人的努力下兴起的。

哲学，简单地说，就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我们在本书的开头对科学、哲学和宗教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些的描述：宗教是先验的，科学完全经验的（无法验证的东西人们不认可它的科学性），而哲学是界乎二者之间的，这里我们不再对这个问题做详细考察，只认为哲学中有经验的成分，但也有先验的假设的成分，就可以了。这一章我们对哲学的思考并不是思考其来龙去脉，而是思考其具体的某些哲学对我们有深刻影响的理念是如何作用于我们的，作用的结果是什么样的，我们的新哲学可能的形态应该是如何的等等问题。在本书前面的章节中或多或少的有一些阐释，这里不过是做一些展开。视角太泛，难免失之精当，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本书的基本理念的提出：人性的量子态，有这样的一个假设：假设人的“第六感觉”不是普遍作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假设正常状态下人对没有发生的事情是没有感觉的，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而提出：只要有感觉就能证明感觉主体和感觉对象的存在。在“只要有感觉，就能证明感觉主体和感觉对象的存在”基础上，我们可以证明科学的真确性，科学不是在所有的哲学视野下都是真确的，但在我们的视野中却是真确无疑的，量子人性的猜想是在比对人性的种种现实的、历史的表现和科学的重要基础之一的量子力学的种种特征之后提出的。有了猜想，我们引出了种种假说，再对这些假说展开某种“证明”，证明人性的种种特征与量子力学的种种特征具有很高的契合度。

与所有的哲学基础一样，我们的基础也未必是坚固无比无法摧毁的，在面对“神秘事件” 时常常是失效的。我们不惧也不拒人们对我们的基础的种种质疑，任何的哲学基础都是一定程度上的假设，只要是假设，就有可能被证伪，不惧因为惧怕没有意义，如果有一天人们普遍拥有了“第六感觉”，有了精确测定未发生的未来事件的能力，我们坦然接受我们理论的终结，但我们的基础在当下，在一定范围内还是适用的，我们的假设不笼盖所有，我们提出也只是适时性的基础；而我们不拒被质疑，是因为世界上没有永远“无可怀疑”的东西。

我们不惧也不拒人们对我们基础的怀疑，同时我们也有足够的勇气怀疑所有哲学理念，怀疑它们的根基，剖析它们的论证，否弃任何古怪的结果。这是我们对自己也是对他人的态度。

我们从中国传统哲学说起。

中国传统哲学用的是负的方法（冯友兰的哲学思想），这样的哲学在不管你理不理解、明不明白时，就直接把理念强加给你，充满了暗示同时也充满了诡谲，因为是暗示的方法，所以不同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道德经》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百个人可以有一百种理解的方法）。这和算命先生算命很多相似的地方——什么样的事实都可以配上你的说法，所以看起来对事物的洞察力非常强，像是确定无疑的真理。中国的负方法的使用，在老子的《道德经》中可以说到了极至，《道德经》的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就是这样一种负方法，是一个强加的理念，这句话好像说明了宇宙间的所有问题，可是事实上却什么问题也没有说明。《道德经》中充满了玄惑的言辞，这些词把人们引进了一个似是而非的意境，不同人对《道德经》的不同理解证明了这种似是而非的特征。

道家的作用是弥补儒家意识形态起作用的社会的人们的一些心理缺失，当入世的人们，欲求闻达的人们在追求社会地位的过程中，遭遇了挫折的时候，道家的出世哲学是一种很好的精神抚慰剂，在熏熏然中暂时忘却挫折和痛苦。就像儒家的哲学能保留下来是因为契合了传统中国的各种需要，是有用的一样，道家哲学所以能保留下来，成为影响中国人思维方式的重大哲学根基，也是因为是“有用”的缘故。道家哲学是中国犬儒主义、汉奸哲学的根源，也是阿Q精神的根源之一。

从根本上来说，道家哲学的理论基础就是一个“道”字，道，不可言说，只能意会，却又无处不在，同时常常是在“恍兮惚兮”中领会。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说明过，这样的“道”是很搞笑的。我们做一道需要一步步推下去的几何证明题，必须要保持大脑的清爽，在睡梦中在、在神智不太清爽的时候肯定无法解答任何的几何题的（除了个别人在梦游状态还能保持清醒的之外），在神智不清爽的恍惚状态，看到的常常是各种幻觉，是生活中的各种经验的杂糅，在人们生活环境各异、生活经验不同的情况下，恍惚状态中“感悟”到的东西自然会不同，所以每个人领悟的“道”自然也会不同（当然也有共性的幻觉，人们自然会把它当作真理——大家领悟到的东西都一样，自然不会有错——比如宇宙生成状态：清轻之气上扬为天，重浊之物下凝为地——大家感觉差不多：灰尘总是会落下的，石头总是会沉到水底的等等），这样你的“道”就不是我的“道”，我的“道”也不是他的“道”，这样的“道”当然就“道可道，非常道”了。《道德经》的魅力，不仅在于语言的美感，一定意义上，还在于它契合了人们的某些幻想，在无法用科学理解世界的情况下，道家哲学是一种理解世界的比较便捷同时也是比较懒惰的方法。同样，像“强其骨，弱其智”之类愚民哲学，也是在想不出治理社会的其它比较好办法的情况下的一种懒惰的体现，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使中国几千都失却了任何民主形式形成的可能。道家的一部分传人后来转而帮人抓鬼，是道家哲学发展的有趣的后果。

从道家的理论基础“道”来看是很不扎实的，从理论的结果来看会有许多不良甚至荒谬的发展后果，如对知识的摈弃，对民主思想产生的遏制，崂山道士穿墙而过等等。

禅宗有个故事说：“俱胝和尚，凡有诘问，惟举一指。后有童子，因外人问：‘和尚说何法要？’童子亦竖起一指。胝闻，遂以刃断其指，童子号哭而去。胝复召子，童子回首， 胝却竖其指，童子忽然悟。”

     读这个故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领悟”，我“领悟”到的是：俱胝和尚是个该死的混蛋，这个童子是幸运的：如果俱胝和尚的哲学理论需要举十个指头来说明，那个小童子的手指不全部要被俱胝和尚砍掉了？！俱胝和尚为什么要砍掉童子的手指？不是和尚对这个手指有深仇大恨，而是对童子竟然敢模仿他这个代表高超智慧的动作感到愤怒，童子这种“恶劣”的做法是对他的智慧的莫大侮辱，无异于在他头上拉屎，恼羞成怒，恶从胆边生，所以用刀砍断童子的手指——在砍童子的手指的时候，和尚是绝不会注视童子恐惧悲哀的眼神的，而只有满腔的怒火！可怜这个弱小无依的童子！我相信童子后来领悟到的是：不要再伸手指了，小心被砍！除此之外，不会有其它东西可以领悟到的。童子自然流露的不会是恍然大悟的表情，而永远是恐惧的神色。如果和尚不砍断小孩的手指，和尚面子挂不住，也许胸中的怒火永远也泄不掉，只有砍了别人的手指才会感觉胸中爽快（就像张献忠为胸中爽快把女人的脚砍下来堆成“小山”一样）。

这个故事还让我“领悟”到，任何理论如果“面子”太薄了，很容易恼羞成怒，祸害人间。“手指理论”能说明什么？故弄玄虚而已，你可以说你的手指中蕴涵丰富的哲理禅味，我可以说我家的猫是孙悟空变的，你说你是对的，我为什么不可以说我也是对的呢？！

佛家语境中，因为人与动物是可以转世轮回的，所以应该要众生平等，一只蚂蚁上辈子可能是你某个去世的亲戚，所以要尊重爱护蚂蚁的生命，尊重爱护所有的生命。但反过来，那个童子上辈子可能是一只蚂蚁，我们可以不必在意一只前世的小蚂蚁的一个小小的手指。还算幸运，佛家没有说人可以轮回成植物，不然念佛的人就要绝食了——荤的（动物身上的东西）固然不能吃，素的（植物的身上的东西）不也不能吃了？！

道、佛哲学自有其 “面子”薄弱的地方，儒家哲学也一样。

前面不少地方我们都提到过，儒家哲学的理论根基是“天”。在古代，人们对天呈现的各种特点无法用科学的手段来理解，凭借的只是直观的感觉和简单的联想。阴晴雨雪、风云雷电等等，令古人畏惧莫名，但也有一个事实，天虽然有不测之风云，但天的本然状态是清明的。天本然是青天。对天的敬畏就由此而来。正因为天很难有人会怀疑，所以基于天、天命、天数的学说乃至口号，很难使一般人产生怀疑。儒家背靠天助，深入日常人伦，创立了一整套理论体系。

或是因为中国人不知天的本来面目，儒家一直安享着意识形态老大的荣耀，但当在以科学文明为重要特征的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中国人终于明白了天的本然面目：青天是一层“洋葱皮”，除此之外，是一片漆黑，青天是用来装点地球的门面而已，现在的天不仅越来越浑浊，而且被捅了一个窟窿（南极上空臭氧层大洞）。儒家认为无可怀疑的青天，开始被地球人羞辱。自然以青天作为后台老板的儒家理论也走到了尽头。我们的这番话难免会惹恼新儒家们，但我们确确实实知道，现在靠贿赂天（祭天）来寻求福佑是不可能了，今天天的尊严太不足道了，不足以成为老大，天都不能做老大，谁还敢做老大？没有老大，又怎么建立等级秩序？没有等级秩序的儒学还是儒学吗？

古代宗教哲学有类似这样的争议：有一个哲学家说，他发现针尖上可以容纳七个天使跳舞，并且利用各种方法予以证明，最终也许会肯定地说：这是他发现的真理。可是另一个哲学家说，他发现针尖上可以容纳十个魔鬼喝茶，他也证明了这是最后的真理。当这两个哲学家相互攻击的时候，就是相互撕毁面子的时候，有时甚至可以为此发动宗教战争。天使跳舞论与魔鬼喝茶论的支持者甚至可能会进行几百年的战争，这和俱胝和尚砍断童子的手指本质上没有区别，都是“护卫真理”的“义举”（通俗的说法就是“打了鸡血”）。

一般来说，一种哲学自认为的“终极”性越强，越容易丢失“面子”，特别是那些先验的哲学理念在面对用科学手段发现的事实时，常常会颜面丧尽。由此引发人性的量子跃迁，也是很常见的事情。《圣经》认为宇宙的中心应该是地球，代表上帝的伟大杰作的人是万物之首，绝不能和其他生命形态相提并论。当这样的理念面对日心说，面对进化论的时候，必然会勃然大怒——对上帝的无情嘲弄，岂是可以容忍的事情？！

所以容易“丢脸”，是因为代表了“终极”，这常常是很多哲学难以避免的痼疾，一般基础越扎实的哲学理念越不容易“丢脸”。

本书所体现的理念，我们不敢说基础完全不可动摇，但能追索到“我感，我共物在”这个程度了，自感比起那些凭一闪而过的念头建立基础的哲学理念，“面子”多少要厚实些。虽然如此，我们无论如何还是不愿做任何的终极结论，毕竟这也只是无数哲学理念中的一种而已，史上和现实中，惹人笑话的“终极”狂人实在太多了，著者无意与之为伍。除了有点怀疑精神和勇气自认为值得称道之外，自知一点说，真的没有太多值得称道的地方。也请读者诸君见谅“一定意义上”“一定程度上”等等之类的含糊致辞，实在有太多的东西不敢妄断。

如果我们怀疑了老祖宗的哲学，而不去怀疑西方哲学，就难免被人指摘为崇洋媚外，其实西方人的最重大哲学精神之一就是怀疑精神，他们对别人的东西、自己的东西，无不会抱有一种怀疑精神，既然他们自己都怀疑自己的东西，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怀疑他们的一切呢？！西方哲学，我们一样怀疑。

与中国传统哲学相比，西方哲学用的是正的方法（冯友兰的哲学思想），一定意义上说，就是逻辑分析的方法，中国哲学跳来跳去，飘忽不定，需意会难言传，而主流的西方哲学都有一定的逻辑推理过程，根据基本的公理或大量的事实推演出理论大厦，看起来有凭有据，模糊处不多，不必揣测。

不用讳言，西方科学文明的诞生，重视逻辑方法的西方哲学的有着重大的贡献，如数学、几何学中的严密没有任何掺杂的纯粹的推演，正是科学文明得以蓬勃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哲学习惯对思维方式的影响上，东方民族已先输一着。在无法统一的先秦时代中国有了一次真正的学术繁荣和创新，中国人的哲学习惯从那时开始形成并逐渐固定了下来，在之后的几千年时间，在西方文明影响以前，哲学习惯一直没有改变，再也见不到新哲学方法的出现。在传统中国人看来也许很无聊的三段论，事实上蕴涵了重大哲学习惯。西方的哲学习惯是严密推演，而中国的哲学习惯是即兴发挥（多是一些语录）。第一次看到三段论的时候，相信很多人和我们有相似的想法，就是觉得无聊，西方哲学就这些东西？凡人都有死——废话！苏格拉底是人——又是废话！故苏格拉底有死——还是废话！在与《道德经》之类进行比对的时候，感觉这些无聊的东西无论如何没有中国哲学有味道，有深度！

我们现在知道，这些“无聊”的方法叫做哲学的正方法，而我们自认为优美、高深的哲学用的竟然是负方法，我们现在也知道了中国人的这种哲学方法看起来美丽，却是一大堆陷阱，只有用正方法推演出来的体系才是相对可靠的。

我们对西方哲学的怀疑，不是怀疑这种正方法相对与东方的负方法的是有优势的，而是希望从哲学的重要方法逻辑分析法里面的归纳法和演绎法中探寻一些谬误，归纳法也好，演绎法也好，哲学家们各有偏好，是因为各有优劣，我们怀疑的是人们在理解演绎法和归纳法时，常常厚此薄彼甚至对立起来的做法，而不是有机相溶的做法（毕竟只是方法而已）。

当然，我们不仅仅质疑哲学方法的问题，也质疑各种学说自认为无可怀疑的各种假设的前提。和怀疑 “天”和“道”一样，我们会有拣选地怀疑“人首先要吃穿住行”、“我思，故我在”以及其它“唯一主义”哲学的前提。当然也会多少剖解和观察一下各种哲学可能的后果。

体现哲学的正方法的主要是逻辑方法中的演绎法和归纳法，演绎法和归纳法因各有优劣被不同的人们偏爱，是应该以演绎为中心还是应该以归纳为中心更合适一些，人们各执一词、莫衷一是。而事实上，以我们的分析看，除几何等极少的领域可以用纯粹演绎外，其它领域尤其是社会学领域几乎没有纯粹的演绎，演绎中融合着很多归纳出来的东西，同样，归纳法也不可能是纯粹的枚举，在个体、部分事实的基础上常常要用演绎法来推演，否则常常就是事实的简单堆砌，一堆原材料而已。所以，在我们看来，两种方法应该是有机相溶的。

三段论就是演绎推理的一种形式，包括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比如：所有人都有死，这是大前提；苏格拉底是人，这是小前提；结论是，苏格拉底有死。这好像就是纯粹的演绎，这几个前提都好像没有问题，但很多人还是提出了质疑：所谓的大前提：所有人都有死，是假设的前提，是你根据身边、历史的事实归纳出的结果，是归纳的结果，也许一千年之后，会出现一个永远不死的人呢？！同样，你说苏格拉底是人，这个小前提也是有问题的，根据佛家经典我们知道人和佛可以是一体的，人可以是佛，佛也可以是人；而根据道教理论，人是可以修炼成仙的。这样，你说苏格拉底是人就大大的有问题了，看起来像人，其实可能上界仙人（说不定是又一个天篷元帅下凡——传说他的形象和猪八戒相仿——若猪八戒不贪吃好色，或许也能成哲学家，他俩还有一个共同点——猪八戒看到美女和苏格拉底思考问题时都是雕塑一般的存在状态），或者已经磨练质变成佛，现在化成哲学家的形象来糊弄大家而已。演绎的大前提和小前提都有问题，结论自然不会牢靠无疑了。因为绝大部分的演绎都难以避免一些假设的前提，所以这些演绎难免是不牢靠的。

绝对没有问题的三段论也许应该这样表述：人可能是会死的，苏格拉底有可能是人，所以苏格拉底有可能会死。

当然这样表述也没有问题：人可能是不会死的，苏格拉底有可能是人，所以苏格拉底有可能不会死。

严格来说，不是三段论的方法本身有问题，而是常常因为需要有假设的前提，而令结果变得不是不可怀疑了。

归纳法常常被演绎中心论者诟病，只因为归纳法的弊端是十分显见的。

归纳法就是从部分到整体，从特殊到一般，从个别到普遍的推理的方法。归纳法的弊端就在于，从个别的、特殊的、部分的进行推理，其中的个别常常只代表个别，特殊常常只代表特殊，部分常常也只代表部分。正如我们前面章节中讲到过的猪的故事，猪根据以往的事实归纳出这样一个普遍的“真理”：听到主人的脚步，我知道主人要来喂我了——因为以往的事实全部如此。如果猪泉下有知，它会非常痛恨自己的归纳法：主人最后一次走近，竟然是来宰我的！归纳以前的事实，就武断结论，真的害我老猪不浅！

人类理解世界总是有一个过程的，观察世界、观察宇宙的能力总会受到很多的限制，为理解世界，在许多的领域我们只能根据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进行推理（神启的先验的各式各样的东西，运气好碰巧会猜到了某些“真理”，运气不好，与经验剧烈冲突，就会颜面扫地），即使像猪一样有一天被宰，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归纳法不如演绎法严密，但归纳法也常常是有效的，我们从两个方面入手，可以大大提高归纳法的有效性和真确性。

一、尽量把新发现的事件元素并入原来的元素之中，合并新旧事件元素重新归纳，修正或重塑以前的结论。对新事物视而不见，顽固坚持成见（坚持自己的知识是归纳以往的事件元素得出的），不是对归纳法的遵循，而是破坏。

二、尽量拓宽视野，寻找更多的视角，找到更多新的事件元素，在拥有更多元素的情况下，归纳当更接近真实。

我深信我们的命运不会像猪那么悲惨，因为我们不仅是简单的归纳，我们还有严密的演绎，同时归纳法将包容着越来越多的事件元素。当看到别的猪被宰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小心被“轮回”成猪），我们会把这个事件纳入归纳的范畴之中：主人走近有可能来喂我们也有可能是来杀我们的——人逼猪反，我们当学习反抗！

苏格拉底的死活和猪的命运或可告诉们，归纳和演绎是人们寻求知识缺一不可的方法，以何为中心的争议没有太大的意义，把二者有机相溶于推理过程中，又有何不可？

逻辑分析的方法成为多数西方哲学的推理方法，比起东方哲学中玄而又玄的东西，显然要塌实很多。某一西方哲学，只要有一定的根基即使不全然牢固，就比基于“天”和“道”的中国哲学更扎实。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实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等，都一定程度上刺激着知识的积累和社会的进步。在促进知识积累和社会进步方面，东方哲学难望西方哲学的项背，其根源也许就在这些逻辑方法。

当然在刺激着知识的积累和社会的进步的同时，各种哲学各有其基础的不牢靠带来的诸多窘迫，只有在比对了各式西方哲学的基础上，我们或可有某些或优或劣的较为完整的印象。

新中国借以创立的意识形态，革命的唯物主义的根基在“人首先要吃穿住行”等，在这个基础进行推演：人首先要吃穿住行，所以人应该要有生活资料，要生活资料就应该从事生产活动，人应该有从事生产活动的资料既生产资料，有生产资料才能获得主动权，生产资料不是从天而降的，劳苦大众要获得生产资料常常要经过阶级斗争。

唯物主义常常刺激着物质财富的增长，在我们的计划年代，几乎所有的计划都是为增长物质资料或围绕着增长物质资料的，很少关乎其它。它在中国的作用是空前的，这样的思维模式为疗治藐视“小人”（种田人）的千年痼疾作出了重大贡献，物质资料前所未有地大幅增长，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历史贡献无可厚非。

但同时因为这样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中有“首先”，却没有了“然后”或漠视了“然后”，而变得不牢固，在此基础上必然有的不良后果也是有目共睹的：对人精神世界、心灵世界缺乏尊重，对艺术等体现人情感的事物的粗暴干涉、强求一律，对多样性缺乏尊重，当今中国许多问题的解决还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这样的意识形态（如对生产资料国家分额的沉迷导致在市场条件下的各种角色混乱——很多地方的政企难分、官商一家、权贵资本垄断，如对股民——潜意识中常把他们和“投机倒把”这个词联系起来——利益的漠视，如宏观调控动辄伤害大批民企）等等。

.同样有笛卡儿“我思，故我在”，常常因为只有一己的我，而漠视外于自己的物甚至人，发展出主观唯心论，结果甚至会导致对科学的怀疑——既然外物是虚的，科学是建立在观察外物的基础上的，所以科学也可能是虚假的。笛卡儿是近代哲学的开创者，重要的原因在于他的怀疑精神，但在当时的氛围之下，他无可能怀疑神的存在，所以我们认为他的怀疑是不彻底的，他的理论基础自然也是不十分牢靠的。这些我们在本书开始做过一些分析，这里不再赘叙。

实用主义最简单的表达也许就是“有用就好”——只要结果是好的，就应该是有意义的或真确的。精确一点或绕一点说：概念或建议的意义存在于其可观察到的实际结果中。

我们现在知道了，地球和整个宇宙可观测的最终指向的结果是死亡，相信大部分人都会觉得死亡不是一种有意义的状态（对部分人——比如生不如死的人来说是“好”的结果），如果概念或建议的意义是存在于“死亡”这样的结果上的，那么我们不知道这样的概念或建议将成什么样了（建议引爆核仓库，早点到达死亡的结果，这样的建议，也许是最有意义了）？！人活一世，只是一种过程状态，最终结果（死亡）又有什么意义呢？！建立在这样的结果上的概念或建议又有什么意义呢？结果都是一种“没用”状态，谈何好不好。可观察（用严格的科学逻辑推算出来）的结果常常会是“没用”或无意义状态，概念或建议的意义存在于无意义状态的结果中，不很荒谬？！

实用主义的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重点关注结果，自然会漠视过程。如对美国人来说，只要能用民主、自由福荫全球，最终达到地球人都享受民主、自由的这样的结果，就可以不要太考虑使用什么手段，在这个过程中犯点“错误”（事实上常常是滔天罪恶——如用一个“炸弹之母”杀死N多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而为达到增进财富、增加的人民的物质福利这样的结果，不签《京都议定书》、破坏点环境，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美国的国家行为，常常可以从他们的实用主义哲学中找根源。

古老的东方哲学的整体上的身后寂寞，是因为没有正的方法。而具体某种西方哲学的病灶，常常是因为推论的最初的基础是“偏”的，马恩哲学重视了“首先”却淡漠了“然后”，笛卡儿重了感觉主体却轻了感觉对象 ，实用主义重了结果却藐视了过程，等等。任何的“唯一主义”哲学，都难免有这样那样的偏爱，造成了必然会有的偏颇。

当然我们也有偏爱，但我们偏爱的是具有怀疑精神和容纳性的哲学理念，欣赏怀疑精神，偏爱多元世界，如果一定说要有什么新理念或什么新主义，那么我们或可描述成：可以摈弃任何偏隘的“非唯主义”。

我们的基础是“只要有感觉，就能证明感觉主体和感觉对象的存在”。这个理念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做了不少的阐释，这里不再罗唣。除了否定“第六感觉”外，我们应该不会有太多的偏隘，我们相信至少在当下应该是一个适时的哲学理念。对科学真确性的肯定，以及领受科学世界的各种现象带来的启示，是我们的哲学理念的最大的特点。

中国哲学思想的贫乏，也许不仅在于负方法的长期影响，对正方法的效仿显得粗陋蹩脚，还在于怀疑精神还没有被广泛激发出来。不敢怀疑老祖宗的东西，生怕被人说成“崇洋媚外”，也不敢怀疑西方人的东西，生怕被人说成“妄自尊大”，总是怕这怕那。老祖宗的东西也好，别人的东西也好，常常越学越觉得自己“肤浅”，胆子也越来越小。老祖宗的东西，常因为充满玄惑的语句，让人感到云罩雾绕、莫测高深；同时，别人的东西因为环境的不同，理解起来常常感到困难，当然也会认为是自己的“贫乏”。在双重压力下，人们的精神被压扁了，经常在各种各样的相互矛盾中苦苦挣扎，痛苦无以言状。

我们的怀疑精神不全然等同于怀疑主义的那种怀疑精神。怀疑论认为，任何真知都不可能，为了达到大约或相对的确定性，追索必须是一个怀疑的过程。我们认为，真知应该是存在的，而且应该能经得起任何的怀疑的，我们在探询真知的过程中，必然首先要怀疑，对基础、对后果进行追索等等，在怀疑基础上的知识才是相对可靠的。任何怀疑都经得起的，我们认为就是真知。

乘法口诀表，是真知吗？是不容怀疑的吗？是不是真知我们暂时不知道，但可怀疑性是有的。首先，我们可以基本肯定乘法口诀表是地球人创造的，是个人为的东西。假如绝大部分地球人的手指是八个，而不是十个，也许现在的口诀表就不是这样子了，不是十进位的，而是八进位的。基础数字只有八个，而不是十个（在八进位制下的乘法口诀表见附表）。我们怀疑了口诀表的形式应该不止一种，但我们的怀疑好像也只能到这里。在十进位制的情况下，九乘以九确实是八十一。所以在大家公认十个数字的排序：0，1，2，3，4，5，6，7，8，9的情况下（大家公认：1比2小，1+1=2，而不是2+2=1）乘法口诀表是真知。

怀疑一切当然不等于否定一切，在怀疑中可以否定一些东西，当然也可以肯定一些东西。当初提出“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口号，应该是培养中国人革命精神、怀疑精神的一种努力，非过正的矫枉也许不足以达到矫枉的目的。现在看来“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口号，确实没有培养起中国人多少怀疑精神，直到现在还有许多“不容怀疑”的事情横行霸道，人们却受之坦然。

我们的哲学发展也许需要高强度地锻炼使用正方法的力量，需要科学理论尤其是科学基础理论的启示，我们的哲学发展还需要有充足的怀疑精神（从根基上和后果上进行追问），经得起怀疑的我们谨慎地肯定（有些理论的根基不清，后果不全，我们或许只可暂时肯定），而经不起怀疑的我们应摈弃情感的执泥，断然否弃，这就是我们对哲学的思考。

                                                        

附：八进位制乘法口诀表（或一般人只有八个手指的智能星球的乘法口诀表，注：7+1=10，没有8和9）

     

1×1=1   2×2=4   3×3=11   4×4=20   5×5=31   6×6=44   7×7=61
1×2=2   2×3=6   3×4=14   4×5=24   5×6=36   6×7=52  
1×3=3   2×4=10  3×5=17  4×6=30   5×7=43
1×4=4   2×5=12  3×6=22  4×7=34  
1×5=5   2×6=14  3×7=25   
1×6=6   2×7=16
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