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不堪回首的大学生涯 （1962—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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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的春节，没有回北京，在长沙的省委招待所住了十天。还去看了著名歌唱家李谷一演的花鼓戏“补锅”。后来知道那一次是A角没来，李谷一第一次作为主角登场。我对李谷一在改革开放后对中国音乐事业的创造性贡献表示敬意。我也喜欢音乐，在《革命四十年》里，提到了不同时期的几十首歌曲，包括有：大跃进的歌、文革的造反歌、宗教歌，甚至国民党的歌。我想，在我的作品里体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思想。

（顺便聊一句，虽然我已年近七旬，却依然喜欢最新的流行歌曲，比如凤凰组合和刀郎的歌。那英说，喜欢刀郎歌的都是些什么人呐。我很不以为然。当然，我不是追星族，对媒体上那些铺天盖地、喋喋不休的绯闻隐私之类，毫无兴趣。有个外国人说过，吃鸡蛋，品尝鸡蛋的味道就可以了，至于那个母鸡长得怎么样，除了动物学家，是不用去管的。这话有点那个意思，不过，讲得太刻薄了点。这段话，不在正文中。）

那几天还去参观了韶山冲的毛泽东旧居以及岳麓山、桔子洲头等。还有个印象深的是，岳麓山上有个张辉瓉墓。张是国民党第一次围剿江西苏区时的领军人物，被红军俘获后砍下脑袋放在木筏上顺江流了下去，后来国民党将其安葬在岳麓山，足见国共两党拼杀之惨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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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运动之激烈

运动是激烈的。基本做法是先把村里的大小干部全部停职，来个人人过关，叫做“赶上楼”。而后通过自己交待、群众检举、相互揭发，来查四不清问题，一个一个“下楼梯”，最后退赔，分给贫下中农。干部交待问题是中心环节，还用了好多比喻的说法，比如叫“脱裤子”、“洗热水澡”、“擦腚沟眼”等等，说是通俗形象，其实是不文明至极。至于怎么迫使干部交待，那就看各人的本事了。虽然说是不要逼供信，但另外还有句话是“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运动初期反右，运动后期防左”，小心你工作组自己变成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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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各种简报纷至沓来，这儿是查了多少“四不清”，那儿又是交待出多少问题。各种传言也是满天飞，这儿谁被打死了，那儿谁又自杀了。农村干部的压力很大，自不待言。工作组的压力也很大，怕搞不出“成绩”，没法交差。人大师生为主的工作组不会捆绑吊打，连骂人也不会，就是靠熬，整夜整夜地熬。我们这些年青人，后来都熬不过老乡们。有一次，我和一个“四不清干部”谈话，直至深夜。不知怎么，我自己先睡过去了，等我醒来，那个“四不清干部”一直陪在我身边，真是弄得很不好意思。再一个办法，就是一天一天地熬，不给记工分，这大概对农村干部才有点压力。如果不是“二十三条”的下来和文革将至，这社教还不知道要熬到哪天，如何收场。面对这些质朴的农村干部，作为我来说，并没有因为所谓的“四不清”而去厌恶憎恨他们，相反，是觉得可怜、无助和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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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在湖田时的房东来说，他是一个生产队长。按说是不能住在干部家里的，大概也实在找不出别的更合适的地方。他是个很忠厚实在的人，想把他当成四不清干部来打，实在没有什么劣迹，而且出身又好，根红苗正。要把他当成积极分子培养吧，又粘得很，软得很，对什么也提不起精神（或许有他自己的想法而不讲）。运动后期要他退赔点，哪怕不做表率做个样子也行。他也做不起来，说实在他家里也没有什么可退赔的。最后还是他妻子从娘家拿来点东西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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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师生为主的工作组，看起来就这样没什么声势，也没出什么大问题。我在湖田，连大会也没怎么开过。这样做，肯定是不会受表扬，好处是以后遗留问题也少。再加上，政治风向已有变化，党内的斗争焦点已转向高层，对农村基层干部的问题排不上号了。春节后，二十三条的颁布，社教运动的压力明显趋缓，不搞强硬态势，此时也能讲得过去。

别的地方，就不是这样了。邻社办了个“四不清干部贪污腐化罪行现场展览会”。我们带了生产队干部去看了。那是一个大队干部的住宅，其实也是个泥坯房，不过稍微新一些。把家具用品，比如碗筷、桌椅板凳，也放在那儿作为“罪证”。这些东西比起普通农民家里也好不到哪儿去。唯一显眼的就是一床他儿子结婚用的新一点的被子，这就算是“腐化”了。所谓“贪污”，也就是多记点工分，折合成现金多少多少元。这些问题即使是在当时也算不上什么。他家连辆自行车也没有。湘潭当地农村干部的经济问题到底有多重，我不清楚。但这个展览和当时的运动，对前两年全国普遍存在的、湖南各地也多有发生的、群众非常反感的58、59年大跃进时横行的强迫命令、打骂群众的恶劣现象都没有提起。这样搞运动，实在是很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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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的社教，说起来，不算很过火。就是这样，很多农村基层干部在这场运动中还是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们不只是人格受到损伤，经济遭受损失，有的家里粮食、家具、用品被抄走，有的挨骂挨打，甚至上刑逼供，组织上又被错误处理，更主要的是精神上的压抑。很多人想不开，为革命辛辛苦苦几十年怎么被这样对待。后来我在胶东农村，能够更深入地接触到农村干部，更了解到他们当时的怨屈、不解和忿懑，有的人竟然为此选择了绝路。湖南省湘潭县在社教期间死了多少人，我没有这个数字。有明确记载的是:“陕西省长安县在运动中共发生自杀事件182起，154人自杀身亡，28人自杀未遂。”（请见：《“文革”前夜的中国》，罗平汉，人民出版社，2007年。被打死的不在内）。长安县，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的试点单位，也是我们人大师生参加社教的另一个地点。而我毕业后去的胶东那个县是中共中央华东局的试点单位，社教运动中的死亡人数也是三位数。

至于全国的数字，据资料，1962至1965年全国范围的城乡社教运动，有532万人挨整，死亡（被打死和自杀的）77560人。这个资料，有一点想特别加以说明。笔者一直想以正式出版物作为资料来源的依据。所以，当在网上看到这个资料时，并没有想要引用，只记了数据，而没有记来源。但以后尽管查了很多资料，却没有在正式出版物中找到更具体的有关社教运动期间死亡人数的数据。等再回过头来找这个数据的出处时，也找不到了。所以，这个资料只有数据而无法提供出处，仅供参考，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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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阶段的感受：1、贴身地感受了中国社会的现状，真切地感受到农民真穷、农村真苦、农业生产真落后，近似于原始状态。其间参加了很多体力劳动，犁地、插秧、车水、中耕、锄草、收割、脱粒、扬场，甚至挑大粪、赶大车，苦活、脏活、累活，南方的活、北方的活，都干过。对日后养成生活简朴、吃苦耐劳、没有更多的物质欲望，不计条件、注重工作很有帮助。2、进一步培育了“独立思考”。对政治运动有了自我判断。虽然那时学哲学已成了一种风气，“主要矛盾”、“次要矛盾”都讲得头头是道。然而，当时的社会现实，显然是首先应该克服困难时期带来的阴影，当务之急是要花大力气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尽快让广大群众脱离贫困状态。基层干部是有一些问题，但完全没有必要出手这么重、下手这么狠、打击面这么宽，把暴力革命、对敌斗争的那一套拿过来对付自己的同志，叫人感觉好像是在项庄舞剑，背后另有意图。而且具体做法缺少法律依据。“二十三条”最核心的一句话是“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用的是一个没有客观标准而可以随意解释的“整”字。最严肃、最严厉的政治运动，最高层次的中央文件，为什么要有意用这种最不严谨的词语呢？为什么不可以准确些、增加些可操作性，让下面有据可依呢？背后的意图到底是什么呢？这些疑惑，虽然当时没有得到解决，但在这之后，面对文革的兴起也因此就多了些警觉，少了些盲从。

有句话用来描述此时的人大师生，倒有几分切合：熟读经典，满身泥土，尝人世炎凉，知民间疾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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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6月，我们在湘江南岸集中，渡江北撤。或许是因为人大师生为主的工作组对当地干部群众的打击不像周边地区那么厉害，乡亲们还自发地聚集到江边，来告别送行。真有点那首革命历史歌曲“十送红军”里“七送（里格）红军（介支格）五斗江，江上（里格）船儿（介支格）穿梭忙，十万百姓泪汪汪”那段歌词的意境。

有网友要我讲讲那时大学生的恋爱故事，前面说了没什么可讲的，这儿想起一段。我们班有位同学和村里一个还在上中学的女孩子相识相恋。那女孩奋发图强，后来也考上了北京邮电学院。我那同学毕业后分到了新疆，两年后，那女孩毅然决然也去了新疆。事后，我们听了，都很感动。当然也有不成功的，就不说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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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校以后，总结交流了两个星期，也没有更多地可说。搞了个全校性的文艺会演，还有印象。去西北的同学有个舞蹈，是十几二十个男生，光膀子穿着陕北的羊皮背心，很有阳刚之气。那时还很少有这样的节目，令人耳目一新。去湖南的同学，自然是表演用湖南话唱的“浏阳河”这些。还有个是自编自演的用湖南话唱的反映社教运动的歌，我还能记得几句：“社教运动是嗰样地好，贫下（那个）中农站起了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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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离开了运动现场，但是已暴露的和还在隐含的问题继续在发酵和膨胀。“社教运动虽然解决了部分基层干部的“多吃多占”行为，却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和党内斗争，以至于到了无法调和，甚至无法掩饰的地步，使这些矛盾和斗争更迅速、更直接、更激烈、更大规模和更残酷地爆发出来，直至失去控制。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终演变成了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践踏人类尊严、夺走了千万人生命的惨剧。”（摘自《革命四十年》第三卷卷首语）

这是因为运动的激烈，已经主要不是表现在农村基层，而是表现在党内高层。毛泽东认定，党内对1958、59年大跃进和随之而来的大饥荒的怀疑和不满，才是对他最大的威胁。而刘少奇等人还在认真地试图用传统的政治斗争方式解决农村的“阶级斗争”，所制订的后十条，以及那个“桃园经验”，应该说也是有不少“极左”的东西，但是没有触及毛泽东想要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当然非常不满，由此发生了在高层不再掩饰的分歧和斗争。1964年末，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竟然对刘少奇毫不掩饰地扬言：“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请见：《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王光美、刘源等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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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老校友
非常高兴又遇到了一位老校友.
我叫陆伟国.在很多栏目里我已经用了真实姓名.在天涯文学网历史类连载的小说"革命四十年"的作者介绍中有我的资料.
邮箱[email protected]
欢迎交流指正,尤其是人大的那段历程,希望能有更多的资料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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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简明扼要起见，本文不去全面介绍党内各种不同观点的分歧之所在（比如，什么叫四清与四不清矛盾的交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交叉等等）。就讲一句，尽管后来刘少奇作了一定的让步，毛泽东仍然坚持认为，问题不只是相当多的基层政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而是就在党中央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尤其是对刘少奇由不满发展到下决心铲除，而且是以抛开宪法、抛开党内民主的极端做法加以铲除。

当一年后，刘少奇在文革初期再次派出工作组时，毛泽东的反应就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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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一点，我们作为学生，当时还没有深刻地认识到，只是有些朦胧的感觉。

社教运动的一些具体做法和场景，请见小说《革命四十年》第三卷的有关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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