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众研究案例集锦

刘海明

【案例】

年轻读者真正想从媒体得到什么?

“下一代新闻”（ The Next Gen News ）研究项目发现，24岁以下的人在寻找新闻，但他们并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新闻体验。

大多数新闻机构仍然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下一代人想要的新闻体验与他们得到的新闻体验之间存在差距。这不仅仅是拼凑几个抖音（tiktok）视频就可以了——《金融时报策略》(FT Strategies)和奈特实验室(Knight Lab)联合制作的《下一代新闻》(Next Gen News)研究报告发现，在搜索和消费新闻方面，Z世代与老一辈之间存在一些根本性的差异。

该调查项目对印度、尼日利亚和美国18-24岁的年轻人进行了45次深度访谈。研究人员随后确定了年轻人的五种新闻消费模式。

Z世代——泛指2000年后出生的人——他们一生都生活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世界里，这已经成为他们主要的信息来源。传统媒体品牌制作的新闻常常被淹没在社交媒体、群聊、数百万条通知和日常对话的噪音中。

年轻的消费者被信息触发器淹没了，他们正在寻找简单的方法来消费（化）新闻，不断地通过他们信任、认识或感觉认识的人的网络过滤新闻。

年轻人还会在数字环境中依赖他人的个人观点来构建和理解新闻。例如，他们通常会直接跳到网友评论区，以决定是否要先阅读这篇文章。

研究人员还发现，这个年龄段的人愿意深入研究感兴趣的话题，在形成自己的观点和信仰之前，他们想要探索不同的观点。一篇文章可以激发一个年轻人花上三个小时进行深度挖掘，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不断挖掘，寻找新的视角来理解这个新闻故事。

年轻人希望从他们信任的来源获得信息，他们要求获得对他们有重要意义和可操作的新闻。研究还发现，他们会寻找那些以更适合他们的消费方式所呈现出来的新闻故事，即在语言或格式方面更方便阅读或收听、观看。虽然多媒体在他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这并不意味着将新闻故事简单化或将所有内容变成60秒的视频就可以了。非正式的语言、对话式的语调和朴实的格（形）式会引起他们的注意。

“别人说什么语言并不重要。每个人都应该获得新闻，”媒体培训师、研究员、下一代新闻顾问委员会成员若娜·梅耶(Ruona Meyer)在报告发布会上说。

接受采访的年轻人表示，他们不相信新闻的表面价值，他们希望了解新闻机构的动机，并希望看到更大的图景。

他们对新闻的定义是“它对我来说重要吗? 它是否及时?” 其他都不重要。正如一位21岁的美国读者所说: “如果我看到一个新的消息来源，我就会去读它，去听它。然后我试着应用它: ‘这一新闻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这篇文章对它所能影响到的人又意味着什么?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这篇文章所唤起的行动号召是什么?’”

当然，并不是每个新闻故事都能号召人们采取行动，但是，寻找关注建设性方面的角度（视角）可以让新闻对这个年龄段的人更有吸引力。

那么，这些发现对你的媒体机构意味着什么呢? 了解年轻读者想从你那里得到什么的最好方法就是直接问他们。为了帮助您收集他们的见解，该报告的作者还提供了一个免费的应用工具和研讨方式，供新闻编辑部在日常工作中借鉴、使用。

来源：媒变前沿MediaChange（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YOIaisoj2zUinGthRux0dQ

编辑：王晨雅

刘海明

【案例】

编辑：李梦瑶

刘海明

【案例】

社交媒体：从免费使用转向付费账号值得吗？

佐伊·克莱曼（Zoe Kleinman）

BBC科技事务编辑

佐伊现在拥有了马斯克为X付费订户推出的蓝色标记。

好吧，是时候坦白了——我付费订阅了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的社交媒体平台“X”（前身为Twitter）。

“你为什么要把钱给世界首富？”我的朋友喊道。

诚然，她说得有道理，但我这么做有两个原因。首先，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关于我的虚假账号在网上流传，而订阅提供了某种验证。

其次，我想使用X的人工智能（AI）聊天机器人Grok，而这是最简单的方法。我花的是自己的钱，而不是BBC的费用。

在X上，付费用户的名声参差不齐，以至于有一个选项可以隐藏付费订阅后出现在你昵称旁边的“蓝勾”。

新一代大亨为何热衷收购不再赚钱的媒体

脸书和推特正面临生存危机吗？

“我在Snapchat上出售情色视频”

社交媒体是否有害？证据和谜团在哪里？

一些老用户对这种“用钱解决”的模式深恶痛绝，即通过付费获得额外的曝光度和知名度，而不是通过发布好内容来获得。

就我自己使用该平台的体验而言，我并不指望订阅后会有多大变化发生。但还是有提升之处。

最显而易见的好处是，我可以写更长的文章并对其进行编辑，我也很乐见广告的减少。但与此同时，现在我要用大笔现金购买这项服务，我还对垃圾邮件和机器人留言者的肆虐更加恼火。

如果你不为社交媒体付费，那么服务提供者就会从广告中赚钱。

约翰尼·瑞安（Johnny Ryan）是一名前广告高管，现在是爱尔兰公民自由委员会（Irish Council for Civil Liberties）的高级研究员，长期关注该行业。他表示，在某些方面广告商比订户更容易讨好。

“广告商一般不会在乎内容是什么。”他说，“时不时会有丑闻发生，但总的来说，他们并不那么政治化。”

有一句古老的格言说：“如果你不为产品付费，那么你就是产品。”其意思是说，如果你免费使用某样东西，那么拥有它的公司就会拿到你放在上面的数据，然后向其它机构收费向你投放广告。

这是一种成熟且有利可图的商业模式。“数据是新的石油！”这是几年前我在科技行业经常听到的一句豪言壮语。

但也许这口油井的储量已经越来越少了，因为科技公司正越来越多地将订阅作为一种替代产品。

六个月前，Meta在欧洲为Facebook和Instagram推出了一种无广告订阅模式。它在移动设备上的月租金为13欧元（14美元；11英镑），这是在线服务的平均收费水平。这家科技巨头拒绝告诉我到目前为止有多少人注册。

这表面上是为了符合欧盟关于消费者选择权的新法规，但却适得其反：Meta正在接受调查，因为欧盟委员会表示，要么交钱要么交数据的二元决定可能并不妥。

无广告版本的Snapchat Plus仍在向用户提供服务，其在2022年6月推出后短短几周内就拥有了100万用户。2023年，使用YouTube无广告流媒体高级服务的用户数量已达到1亿。

媒体服务商“Socially Powerful”创始人詹姆斯·哈金（James Hacking）是YouTube付费版的长期用户，他说：“这种无忧无虑的体验是我生活中所需要的，我只需要享受内容，而不用担心广告什么时候会来。”

另一方面，Netflix推出了包含广告的廉价订阅选项，亚马逊（Amazon）的Prime则在其影片平台上引入了广告，现在向已经是订阅者的用户收取额外费用，以再次移除广告。

约翰尼·瑞安认为，这种混合模型代表了两个世界中最糟糕的情况。他说，既要看广告又要付费，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以科技为主题的订阅时事通讯“Exponential View”创始人阿齐姆·阿扎尔（Azeem Azhar）表示，一般而言，付费订阅制是“从新兴市场向饱和市场转变的一部分”。他说：“没有新客户了，所以你需要想办法增加业务收入。”

“有一部分互联网用户愿意付费，就像有一部分航空公司用户愿意花钱以更快地登机一样。”

但他警告说，社交媒体平台尤其需要谨慎行事。

阿齐姆·阿扎尔警告说，如果一个社交媒体网站必须付费才能订阅，那么用户数量可能会下降。

“如果每个人都必须付费，那么使用它的人就会少得多——因此参与度就会降低，它也会因此变得不那么受欢迎。”他补充说，“让免费用户进行转发和创建内容，要用户为获得更好的体验支付更多费用，这两者之间需要取得平衡。”

也许X已经吸取了这一教训——在推出订阅模式的几天内，它就为所有拥有超过一百万粉丝的账户提供了免费的高级账户身份，最近，它又将这一范围扩大到了拥有超过2500名付费粉丝的账户。

在这种转变发生之际，许多新闻平台也成功转向通过付费订阅模式。 很多新闻媒体推出了付费墙，这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尤为成功——路透研究所（Reuters Institute）去年的报告显示，33%的瑞典人为网络新闻付费。

阿扎尔在Substack上拥有约10万订阅者，这是一个将创作者与受众联系起来的平台。在该平台上发表文章是免费的，Substack从付费订阅中抽取10%的佣金，外加支付系统Stripe额外收取3%的交易费。

Substack上目前没有任何广告。

Substack声称，已有300多万人订阅了它刊载的众多出版物。Substack创作者不被允许植入广告。

Substack创始人哈米什·麦肯齐（Hamish McKenzie）在谈到账户成功的秘诀时说：“你必须保持风格一致——你必须不断出现——在读者心中形成一种习惯非常重要。”

“他们会与你建立一种关系，然后你必须保持他们对你的信任，这意味着要尊重他们的注意力——这与广告游戏正好相反——你必须诚实，不要像滚雪球一样，用一堆东西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麦肯齐认为，总有一天，对所有内容进行整体订阅的社交网络和个人创作者模式（如Substack）之间会出现“激烈的竞争”。

“当受众成为客户而不是产品时，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他说。

来源：BBC新闻网

链接：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business-68999252

编辑：王晨雅

刘海明

【案例】

网红郭有才宣布停播3天！有主播彻夜排队围观，附近居民吐槽“堵到没法回家”

近日，在山东菏泽南站做直播的郭有才，因翻唱《诺言》，以一己之力带火了一座城，把菏泽推到网红城市的“顶流”。短短数天内，菏泽南站成了巨大的流量场，全国的主播从四面八方涌到这里。

为了能够在前排拍郭有才，一些主播不惜彻夜排队占位置，还有不少粉丝不远千里前来打卡，与郭有才合影。

与此同时，各种网红也扎堆上场，他们中有人扮成哪吒、孙悟空、济公等形象，还有人表演时装秀、热舞等，“群魔乱舞”的视频引来争议。

北京青年报记者从菏泽牡丹区宣传部获悉，牡丹区文旅局文化执法大队制止了多起低俗直播，牡丹区司法局对执法过程全程监督。

5月20日，菏泽南站发布公告称，鉴于5—7月考试比较集中，为给考生营造良好环境，菏泽南站将不再举办各类文娱活动。此前，菏泽南站曾公告，5月17日至19日，为迎接春季高考，菏泽南站停止一切文娱活动，郭有才的直播转移到国花博览园。

除了担心影响考生外，北京青年报记者获悉，附近居民投诉也是官方叫停菏泽南站直播的一大原因。“各种网红把小区的路围得水泄不通，下午放学接孩子，什么交通工具都用不了，有一次晚上9点才回到家”，附近一位居民吐槽道。

5月22日上午10点，郭有才出现在菏泽国花博览园广场，这里远离市区，场地也更大，但与之前一样，他依然被各类网红和游客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

直播最后，郭有才宣布，自己将停播三天，“去学习学习”。

【媒体评论】

“群魔乱舞”不是城市该有的样子

5月22日，北京晚报发表评论：

为了接住这突如其来的“泼天富贵”，菏泽市有关部门重新铺设了菏泽南站前的马路，在郭有才直播现场成立了志愿者服务队，还聘请郭有才为菏泽市文化旅游推荐官。可以说，菏泽一开始是抱着打造网红城市的决心，尽可能为包括各路主播在内的外地游客提供更好的体验。毕竟哪座城市不想成为下一个淄博、哈尔滨，哪个爆火的城市又缺少了流量的加持？

遗憾的是，菏泽南站的直播很快出现混乱不堪的场景。一些主播装扮怪异、搔首弄姿、言语低俗，尺度之大不堪入目，丑态百出让人反胃。不少网友吐槽菏泽南站前“群魔乱舞”，并呼吁当地政府和短视频平台正视这一现象。

周边群众在过了新鲜感之后，也逐渐体会到“群魔乱舞”的危害。主播们的无序影响着周边群众的出行，主播们的喧嚣更妨碍到了那些即将步入中高考考场的考生休息和学习。一边是寒窗苦读的学子，一边是流量至上的网红，于当地政府来说，孰轻孰重不言自明。据报道，当地已成立专班整治，也曾叫停个别低俗表演，周边环境已有所提升。

但在流量的诱惑面前，网红们不会一哄而散。菏泽南站连发两通公告，显然看到了问题严重性，既是实实在在保障中高考学生的休息和考试，也是对“群魔乱舞”的主播们下了“逐客令”。

面对不期而来的“泼天富贵”，菏泽的这一决定无疑是艰难的，但又是清醒而明智的，即城市再想火也不能靠“群魔乱舞”，否则再大的流量最后都会被反噬。不被流量冲昏头脑，不被反常的舆论裹挟，才是一座城市对流量的正确态度，也是一座城市该有的样子。不是故作清高拒绝流量，也不是自视甚高排斥网红，而是不要低俗到无底线的流量，不欢迎为了流量什么都干的网红，应该是所有城市面临流量诱惑采取的态度。

没人能够预知下一个顶流会在哪里出现，但可以预知的是，如果泼天流量处理不好，可能就是祸水。郭有才出名后，也许其他城市羡慕不已，但要引以为戒的，是流量可能抹黑城市的形象；需要学习的，是面对流量的清醒以及切割的勇气。

已经自带流量的郭有才们不会被轻易放弃，蹭流量的网红们也不会轻易离开，那郭有才们该怎么表现？网红们该如何管理？这些问题，继续考验菏泽以及其他网红城市的态度和水平。

文 | 北京青年报记者 朱健勇

综合@北京晚报

来源：北京青年报（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sKhHSC2E9AG66b8N1zg-iA

编辑：李佳

刘海明

【案例】

我想造一个信息茧房，结果失败了

[color=rgba(0, 0, 0, 0.9)]哥大学生抗议行动告一段落。对我来说，持续观察这一事件是难得的体验。

[color=rgba(0, 0, 0, 0.9)]一位朋友说：张丰从想追求客观变成了“他们的传声筒”，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事。他支持以色列，认为我在支持巴勒斯坦。

[color=rgba(0, 0, 0, 0.9)]而一位支持巴勒斯坦的朋友也在指责我，因为我的文章还“还不够”。

[color=rgba(0, 0, 0, 0.9)]我自我检讨。去年10月7日，我为哈马斯的恐怖罪行而震惊，但是到哥大之后，我开始注意以色列清算哈马斯造成的后果，开始看到加沙遇难的妇女儿童。慢慢的，我不再喜欢以色列的战争技能。

[color=rgba(0, 0, 0, 0.9)]这种变化是困难的。考虑到我公众号的读者，大部分都是支持以色列（当然，放眼全国，这又是极少数），我同情巴勒斯坦，冒着得罪读者的风险。不过，看到不少读者留言谩骂，我又觉得我的冒犯是有价值的。

[color=rgba(0, 0, 0, 0.9)]人们的认知确实存在极化的现象，一旦形成一个印象，就很难改变。但是，我也看到有些读者开始像我一样，看到战争的另一个层面。

[color=rgba(0, 0, 0, 0.9)]如果有“信息茧房”的话，我自己的公众号就是一个“茧房”，但是它也有从内部瓦解或者更新的可能。

[color=rgba(0, 0, 0, 0.9)]重庆“胖猫”事件也是如此。警方公布胖猫和谭某的经济往来之后，尽管仍有一部分不信，但是也有相当多的人改变了看法，不再认为谭某是骗子，也有人为曾经指控她为“捞女”而道歉。

[color=rgba(0, 0, 0, 0.9)]这说明，所谓的“信息茧房”，或许只是一个虚拟的靶子。其实，在传播学上这个词的诞生就很有趣，它是一个悖论。

[color=rgba(0, 0, 0, 0.9)]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这个概念，是美国法学教授凯斯·桑坦斯的《信息乌托邦》最早提出来的，时间是2006年。这是关于信息时代的一个假说。

[color=rgba(0, 0, 0, 0.9)]它为更多人所知，是2014年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当时，皮尤研究中心发布了一个报告，认为美国因为党派政治影响，大众正在陷入信息茧房或者回音壁效应之中，支持共和党的都看福克斯，而民主党受众则集中在NBC、纽约时报等媒体。这个报告担忧，如果人们只看自己“喜欢的”媒体，社会观念就会越来越两极化。

[color=rgba(0, 0, 0, 0.9)]大家都忘了，纽约时报在报道这个研究的时候，其实提出了一个相反的看法：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们接受多源信息的渠道和能力，都被低估了，这篇报道的标题就是“Americans Don’t Live Information Cocoons，美国人没有生活在信息茧房里。

[color=rgba(0, 0, 0, 0.9)]吊诡的是，这篇“反思式报道”，反而让信息茧房这个词破圈了，尤其是这个词被翻译成中文之后，成为一个常用概念。实际上，在谷歌学术上搜索Information cocoon这个词，前排展示出来的论文，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写的。

[color=rgba(0, 0, 0, 0.9)]在美国，因为它缺乏分析的有效性，既不是一个常用的学术概念，也不是一个日常术语，但是它被翻译到中文语境，却成为了一个用来制造焦虑和贬低别人的武器——你处在信息茧房中，就不具备了对话资格。

[color=rgba(0, 0, 0, 0.9)]在以兴趣和“算法”为基础的信息和短视频流行后，“信息茧房”也成为一个为大家所知的流行词。这表明了一种担忧，人们担心被大数据算计。人们担心“大数据”捕获到你的兴趣爱好，就会推送相似的内容，这样你在屏幕上看到的就会是同类信息。

[color=rgba(0, 0, 0, 0.9)]但这种担心是不必的。前几天在洛杉矶的时候，我用Uber点了几次外卖。前天晚上回到纽约，在肯尼迪机场叫了一辆车，上车后竟然收到一条短信：现在在Uber上点餐，等你到家就可以吃了。四十多分钟的车程，刚好和送餐时间吻合。

[color=rgba(0, 0, 0, 0.9)]我骂了一声混蛋。但是转念一想，这也没什么。平台其实根本不知道，我晚上从来不点外卖。这不是说“大数据”不聪明，因为严格来说，这根本不是大数据，而是一个小小的服务。

[color=rgba(0, 0, 0, 0.9)]我们总是过于敏感，把这样的信息，上纲上线到“算法”，它连小学数学都算不上。

[color=rgba(0, 0, 0, 0.9)]实际上，就像纽约时报当初报道的那样，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们接受多元信息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海量的ugc、pgc内容，加上推荐算法，就可以给你带来一个更大的世界，并且是高效的。

[color=rgba(0, 0, 0, 0.9)]在X（推特）上，除了“正在关注”的人外，还有“为你推荐”，经常推荐我讨厌的人。我必须手动屏蔽，才能让那些人不出现在我的屏幕上。

[color=rgba(0, 0, 0, 0.9)]这说明一个事实：算法不但没有导致信息茧房，而且正在努力打破我的认知框架，想给我一些新东西。在抖音这样的视频平台，这样的操作也是很普遍。除了系统推荐的，你关注的，还有电商、长视频各类频道，甚至还可以自己调节管理每种类型内容的比例。

[color=rgba(0, 0, 0, 0.9)]就连最近的微信公号也开始转向算法了。现在获得10万+比较容易，因为会有“系统推荐”。但是一篇10万+文章，“点赞”和“在看”，可能只有几十上百个。我已经遇到几次莫名其妙的推荐，感觉自己已经失去对文章的控制，它被推荐到一些陌生人那里——引来大量谩骂。

[color=rgba(0, 0, 0, 0.9)]坦白说，我不喜欢这种感受。我更喜欢文章被推送到志同道合者那里，他们可能会打赏，而不是举报、谩骂。

[color=rgba(0, 0, 0, 0.9)]换一个说法，我只在乎同道的评价，就是想制造“回音壁效应”，打造一个“信息茧房”。公众号本来就是无数个这样的“茧房”，现在平台加强推荐，反而打破了茧房。

[color=rgba(0, 0, 0, 0.9)]过去的公众号更像是同温层自媒体，封闭的、不断强化认同的。而今日头条这样的靠算法推荐的平台，会带来观点的不同，突破同温层，你总会看到新的、意想不到的内容。它恰恰打破了个人视野的局限性。

[color=rgba(0, 0, 0, 0.9)]而短视频平台就更是如此。不管是抖音还是快手，都有海量用户，所谓的“算法”，也是多维、立体的，在这样的信息海洋，你想躲在某个信息茧房里，反而是不可能的。

[color=rgba(0, 0, 0, 0.9)]很多人喜欢使用“信息茧房”，其实只是对和自己观点不一致的人的变相指责。凡是和自己不一致的，就是处在茧房中。其实，各种“不一样”恰恰说明信息茧房是一个可疑的概念——你不愿意看到另一面，那不是信息茧房的问题，而是你的问题。

[color=rgba(0, 0, 0, 0.9)]来源：张3丰的世界

[color=rgba(0, 0, 0, 0.9)]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p5ltA3DUzgPmFRjZbg-wDA

[color=rgba(0, 0, 0, 0.9)]编辑：李佳

刘海明

【案例】

交锋|当新闻业遭遇数字媒介的情感趋向

周睿鸣：对新闻从业者来说，秉持理性的态度、以客观中立的方式开展新闻工作，这一理念和实践原则再熟悉不过。它似乎是一套稳如基石的采编标准。随着数字媒介的兴起，传播活动出现了明显的情感趋向。如何在传统、客观、中立的采编标准和数字媒介生态某种“新传播规律”之间把握尺度、寻求平衡，成为新闻人面前的待解难题。

我想先请教刘老师。在近年开设新闻学专业课程之前，您长期在新媒体和数字媒介研究领域开展教学科研工作。结合这样多领域的教研经历，您怎么看待面向新闻从业者的倡议，在理性的传统之上寻求和情感某种新的平衡之道？

刘于思：作为尝试过若干认知心理学研究的新闻传播学学者，首先应当澄清的是：当前的主流理论并不认为，在对包括新闻在内的信息进行加工的过程中，“热情感”与“冷认知”之间存在着泾渭分明的二分或截然对立。相反，人们只有真正开始编码、存储和调用信息，开展真正有效的信息加工时，才会产生情绪或情感。情感也因此被视为认知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非其对立面。明确了这一理论前提，特别是人类的心理机制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保持相对稳定、远远落后于信息与传播技术“进化”的速度这一假定之后，不难发现，无论是在口口相传的前现代社会，还是以印刷媒体、电波媒体为主流的大众传播时代，又或者是互联网应用形式层出不穷，从聊天室、BBS到移动社交媒介不断更迭的当下，新闻传播过程总是伴随着个人和群体情绪的参与。这一客观规律不仅不受制于人们使用何种中介进行传播，也不取决于新闻报道是否遵照了“事实与观点分开”的基本原则，而是更多地与人们原本的态度、立场及其在认知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情绪活动密切相关。因此，如果说信息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在赛博空间中越来越容易“被情绪支配”，也只能归结为社交媒介通过流量指标和物理意义上的网络结构规律放大了相似情绪相互濡染的可见性，导致情绪看似在公共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实际上，情绪从来未曾缺席过人们从古至今的任何交流过程。

周睿鸣：彭玮，从新闻人的角度看，您如何理解和看待当下互联网上的“情绪”？结合您长期从事人物报道的工作经历，“情绪”是从来就有、过往大家不重视，还是这些年逐渐发展起来了？

彭玮：我们在调侃“二极管”时，会发现互联网上的情绪就和意见表达一样，近些年越来越极端化了，要么是愤怒的键盘侠，要么是清冷的“淡人”，好像很少有中间层的声音得到充分表达。而且情绪传导变得更容易引发暴力。网络暴力低门槛、低成本，甚至随意曝光他人隐私的“开盒”行为也相比早年的“人肉”更便宜、更隐秘了。“情绪”从来就有，只是有了社交网络、新闻资讯平台，信息和情绪都以更快的速度、更高的频率交互着，才会出现那么多情绪引爆点。

过去报道中也会有情绪，但更多收敛着。我们可能当年看《南方周末》新年献词、特稿会泪流满面，字里行间并没有过多煽情的语句，但人们会被新闻事实、人物处境、愿景的力量打动。后来随着微信公众号和短视频平台的兴起，不仅情绪的抒发被放大，而且情绪从某种程度上变成了流量密码。我们做人物群像报道，编辑部也会重视、把握时代情绪，比如中产的滑落焦虑，发展到现在可能变成了“躺不平”的焦虑、意义感的凋零。我们如何去表达这种情绪变化，其实是值得琢磨的。

现在，情绪不仅通过新闻媒体单向传导给读者，而且会经由读者出现二次、三次再发酵，甚至与报道初衷背离。比如去年5月武汉小学生在校内被教师撞死的新闻，事件的重点本来在于追责肇事人，但后来慢慢偏移到关注孩子母亲的妆容、着装，变成“她怎么还有心情打扮？”在经历轮番网暴之后，孩子母亲从24楼坠亡。类似的还有2018年德阳女医生自杀案、2022年刘学州自杀案。悲剧在不断上演，一位同事直言，“不要让我们的键盘沾满鲜血”。

周睿鸣：刘老师怎么理解互联网的“情绪价值”？新闻人可以怎么做？

刘于思：应当承认的是，相比于价值中立、情绪温和、较少涉及道德判断的新闻来说，观点鲜明、易于激发自豪、愤怒、悲伤、恐惧、厌恶等激烈情绪的信息通常会在移动社交媒介平台上引发更多的关注、转发、点赞和评论。这不意味着当前的数字新闻从业者应当无视这一潮流，在媒体高度镶嵌于平台经济结构的当下依旧恪守原教旨主义意义上的客观性、平衡性原则；这也不足以说明，媒体人必须顺从流行趋势，努力“提供情绪价值”。如前所述，无论多么尊重客观事实的新闻报道，都会被拥有不同背景、持有不同观点的用户通过自己的“滤镜”加以观看，并在评论、转发等信息再生产过程中为其渲染上自己想要的颜色。情绪具有高度的主观性，而新闻业的数字化趋势又无可避免，那么，认识到无论新闻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接纳了情绪的作用，都可能被用户选择性地注意、解读和传播，而未必能够产生如新闻人预设和预料的后果，解决如何在移动社交媒介平台上开展新闻生产和分发的问题，似乎又将自主的决定权重新交回了新闻工作者手中。如果说一定要开掘情绪的可利用价值，那么，适当地动用情绪，将公众的注意力吸引到真正值得关注、具有公共价值的议题上来，可能是数字新闻业履行专业把关角色的正当手段。

周睿鸣：人物报道可能因其叙事特色更容易吸纳“情绪价值”。但我知道，有着多年从业经验的新闻人不会一味拥抱它。彭玮，你觉得“情绪价值”对新闻人意味着什么？

彭玮：有位同事说，她最近沉迷于看某位曾经的KOL制作出品的短剧，她形容观看那部短剧的感受是：每15秒就做一次精神按摩。所以我毫不意外这位同事在团队里经常能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以及也善于开掘各种新的现象，发现更细微的时代情绪变化。

我们希望新闻能让人洞见某种公共性的情绪更迭，但更重要的是，新闻报道需要负责呈现复杂性以及背后的成因，这种冷静的剖析并不总能给人“情绪价值”，有时候可能还会引起人们的不适。我觉得，获得直接的情感刺激、情绪价值是容易的，而坚持去保卫复杂和真实反而是困难的。

我们报道过以开掘“情绪价值”为名的生意，比如“学霸猫”的星球（主持人注：参见澎湃新闻2023年12月14日报道《学霸猫星球，投机情绪价值》），其中就有类似电影《周处除三害》后半段的情节。有许多日常生活中无法打开的情绪，你好像可以在某个团体里去展开叙说；无论关于贫穷还是不伦，你都能获得接纳。但前提是，你需要完完全全地信任一个人、臣服于一个人，而记忆是不可靠的，人也是不可靠的。你觉得无法在社会中获得接纳的部分，哪怕全退缩到自己的个人世界里，也无法真正解决。我觉得困难不在于接受这样流行开掘互联网“情绪价值”的趋势，而在于看见这种社会的变化肌理，始终带着问题，仔细审慎地去显现它。

周睿鸣：人物报道书写情感的边界在哪？如何既达成传播效果又避免可能的网络争议？

彭玮：做人物报道要让人回归真实的人，有血肉也有复杂性，这就少不了对人物情绪、心理的捕捉。展现人物乐善好施的一面，也不妨碍去书写他的私心；展现一个人宽容大度的一面，也可以去书写他精明算计的时刻。最终能充分解释人物的行为动机，那就是好的情感细节。但我认为，这个情感细节的边界是，不应让报道传达的情感对人物造成逼视、构成网络审判。世上无完人，人物报道的意义至少在于增进人与人之间的理解。

我们编辑部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处理一些溢出的情绪，克制和准确是编辑铁律。举例来说，在华中农业大学学生举报导师的事件中（主持人注：2024年1月，该校十余名研究生在社交媒体发文，联合实名举报导师不端），牵头举报的学生以“孤勇者”的形象登上了热搜，他在社交平台上发的内容也极具情绪感染力，但我们在考虑引用时反而非常谨慎，避免给他贴上性格标签——一个人的性格不足以解释一群人的集体维权，否则可能会模糊事件的重点，比如导师的行为究竟是否构成学术不端。

在“澎湃人物”《被伤害的与伤害的：14岁女孩迷失丛林》这篇稿件中，我们编辑部对情感结构和逻辑结构有过一番讨论。这个故事从一群未成年女孩殴打一个女孩说起：被殴打女孩的家长在网上悬赏嫌疑人，此事因此得到了关注，而带头殴打的一个女孩又牵出了一系列强奸与被迫卖淫的残酷案件。初稿从殴打案切入，顺叙一个带头施暴的女孩如何成长为如今的样子，以此揭开未成年人犯罪的隐秘角落。我们讨论下来，觉得这样写会强化读者对一个“坏女孩”的憎恶，最终导向“受害者有罪论”，而文中又披露了大量少女的情感、心理、生活细节和家庭往事，她容易掉入被网暴的境地。于是我们决定调整结构，在殴打案件后，先倒叙说这个施暴者早年也曾是一个受害者，她在遭遇霸凌时同样经历无望无助的时刻，她如何想从这个泥沼中爬出，却一次次泥足深陷。报道还配发了编后记去探讨家庭、学校、社会有没有可能在某一刻拉住她，尝试解困。报道的整体内容没有变，但因为叙事逻辑结构的改变，调节了报道的情感结构，更多去挖掘人物内心的情感、心理的细微变化，呈现报道的“同情之理解”。

周睿鸣：彭玮提供的这些案例告诉我们，要在“情绪价值”中珍视公共情感的复杂性，在专业实践中反复推敲不同叙事模式等因素可能在情感上激发的社会影响。刘老师怎么看待公共情感和新闻业的未来？

刘于思：当前的信息传播正在面临从“广播”时代到“窄播”时代的剧烈转型。也就是说，无论数字新闻业如何精确计算、努力设计信息，在新闻消费群体构成和个体心境瞬息万变的当下，都无法确保传播效果的实现，更难以避免信息被扭曲和引发争议的可能。也许，关于数字新闻情感转向根本问题的一个更适合的表述是，如何通过专业的新闻书写，尽力将被网络维系在一处但各取所需的“原子化个体”的私人情感转化为“可公共的情感”，包括但不限于激发用户与他人的共情、鼓励符合公共讨论原则的参与式新闻和新闻评论的生产、促进多元而非一元或极化的情感表达及对话等有效路径的尝试。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可公共的情感”不应当以人数或流量众多作为评判的主要或唯一标准，因为较大的群体规模同样可能代表私利而非公共利益。因此，从本质上来讲，通过数字新闻促进“可公共情感”的实现，需要以确保多元的、畅通的和独立的表达渠道作为前提，无论这一渠道是提供给平台用户的，还是提供给专业新闻生产者的。否则，缺乏制度保障的、高度自我中心的情感宣泄就会如同其在人类进化早期所发挥的功能那样，服务于建构和强化“我们”与“他们”的边界，服务于群体间仇恨和不宽容的动员，最终带来不可挽回的后果。

来源：传媒评论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nhbchbbuwfUILB3DYaR32A

编辑：刘诗扬

刘海明

【案例】

巴西亞馬逐叢林部落首領亦開始規定村民的上網時間

科技讓人們的生活變得更方便，尤其現代人已很難想像活在沒有網絡的世界。巴西一個隱居在亞馬遜叢林深處的原始部落，已經歷近百年「與世隔絕」的日子，數月前靠馬斯克旗下的星鏈計畫（Starlink），終於連上網絡，但連網9個月卻令當地發生翻天覆地的改變，有長老嘆年輕村民不再捕魚打獵，每日沉迷色情影片，甚至試圖在部落內嘗試「激烈式性行為」。
《紐約時報》報道，星鏈最一開始被認為可對這個偏遠的原始部落帶來巨大幫助，包括可在緊急情況下聯絡當局尋求幫助，例如野外容易發生的被蛇咬傷。此外，部落成員還可以與其他亞馬遜部落共享教育資源，並與居住在其他地方的朋友和家人聯繫。
然而，自從巴西這個擁有2,000人的「Marubo部落」在9個月前首次連接上網絡以來，卻導致部落內因為這項服務產生嚴重分歧。現年73歲的村民Tsainama Marubo表示，一開始大家都很興奮，但現在情況卻很糟糕，「年輕人因為沉迷上網變得懶惰，甚至開始學習白人的生活方式。」
由於Marubo部落主要靠村民自給自足，因此年輕人必須打獵、捕魚以及務農，否則三餐都成問題。但是有部份年輕人自從部落連接上網後，卻開始整天只顧著玩手機，甚至終日在社交平台上與陌生人聊天，恐成網絡詐騙的受害者。
當地更有長老直言，Marubo是一個保守的部落，甚至不允許公開接吻，然而自從有了網絡後，當地許多年輕男性開始在群組中分享色情影片，甚至對部落女子做出「具攻擊性的性行為」。
這樣行為讓部落首領擔心，部落的歷史和文化會因為過度上網而消失，因此開始規定村民的上網時間，包含每天上午2小時、晚上2小時以及周日全天。但他也強調，認為網絡為他們帶來的好處仍遠多於壞處，「至少目前是這樣，沒有網絡我們就無法生活」。


来源：Yahoo finance链接：https://hk.finance.yahoo.com/new ... GcdTY069Jm0vZb7IBYL

编辑：刘诗扬

刘海明

【案例】

张维为《这就是中国》观众的小秘密。还是要可靠，不能问永居，也不能问野鸡大学。

来源：Jim博士

链接：https://www.toutiao.com/w/1804423463446537/?app=×tamp=1721032926&use_new_style=1&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m_campaign=client_share&share_token=4edaf30a-f97d-41e8-b461-6c97cd5f32aa&source=m_redirect&wid=1721039308226

编辑：刘诗扬

刘海明

【案例】

编辑：王晨雅

刘海明

【案例】

35岁以下的年轻人对新闻的兴趣是如何崩溃的，我们能做些什么？

数据显示，年轻人对新闻的兴趣大幅下降，哪些新闻机构在留住他们方面做得最好。

自从二十年前我开始在媒体行业工作以来——最初是一名研究专家——如何让年轻受众参与新闻的问题一直是新闻机构和新闻发布会上最常讨论的问题之一。我们都同意，新闻业必须做得更好。但直到我开始写这篇文章时，我才意识到这个行业在过去十年中做得有多糟糕：自 2013 年以来，千禧一代和 Z 世代对新闻的参与已经崩溃。

在英国，自2013年以来，所有成年人对新闻的兴趣下降了四分之一，而35岁以下的人则减少了一半，数据表明，新闻消费者越年轻，他们对当前新闻的兴趣就越低。

美国的情况也类似，36%的35岁以下人群（18-24岁人群中的27%）现在声称对新闻特别或者非常感兴趣，而2013年这一比例为56%。

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到2034年，在英美两国，可能只有不到10%的35岁以下的人对新闻非常感兴趣。

在新闻媒体中，关于如何吸引年轻受众的研究叙述通常集中在哪些平台（例如Tiktok、Instagram）或使用什么新闻格式来发布不同的新闻报道呢？

他们很少关注如何制作与千禧一代或Z世代相关的重大新闻，而且几乎从来没有发现和消除导致新闻制作脱离年轻一代的组织挑战。

简言之，年轻一代在新闻中很少看到自己的影子。新发布的《下一代新闻》(Next Gen News)报告认为，他们的新闻需求没有得到充分满足。该报告基于对全球45名18-25岁年轻人的人种学进行了深度调查。

部分问题在于新闻提供者和年轻受众之间的叙事距离，这种距离表现在相关性不足的故事/故事角度和难以理解的语言上，这对年轻人产生了一种被剥夺权力的感觉，导致年轻受众退缩。

为什么新闻机构与年轻受众脱节？

为什么那些制造新闻的人与千禧一代和Z世代越来越脱节？很多时候，这归结为编辑和记者属于不同的世代和背景。

根据《新闻世界》研究（2013-2023），英国记者的平均年龄为43岁，美国为47岁。他们也可能受过高等教育：英国86%的记者拥有大学学位。

此外，编辑和记者更有可能是男性。2024 年，在路透社研究所研究的 12 个市场（包括英国和美国）中，男性占记者的 60%，占全球 240 个新闻机构的高级编辑的 76%。在拥有多种族人口的国家，高级编辑也更有可能是白人。

因此，这也许并不奇怪，新闻往往会过度服务于年龄较大、白人、受过教育和更富有的男性群体（割草机）。他们相对同质的生活经历带来了大量偏见，阻碍了在为年轻人服务方面的进步。如果不加以控制，千禧一代和Z世代将不可避免地得不到充分的服务。在不同的偏见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群体内偏袒（in-groupfavouritism）和年轻主义（youngism）。

群体内偏爱表现在我们无意识地喜欢和奖励那些与我们长相和想法相似的人。这种偏见是普遍的，并不局限于一个群体。因此，与千禧一代和Z世代明显不同的、人数过多的审稿人群体，更有可能决定一个故事的构成，更有可能成功地驾驭他们这一群体在新闻媒体中建立起来的不成文的文化规则，更快地推广其他审稿人，并为与他们长相和思维方式相似的观众提供过多的服务。

年轻主义（“年轻化”）本质上是影响新闻媒体中年轻记者和编辑的反向年龄歧视。它表现在年轻和年长的领导人/记者之间的权威差距，能力不成比例地归因于年龄。

它往往与性别偏见相结合，导致年轻女记者/编辑与年长同事之间的可信度差距更大。年轻的编辑和记者也更有可能仅仅根据他们上一个项目来评判，这种现象被称为“再证明一次”的偏见。同样，年轻女性更有可能经历外貌歧视，这将她们的感知价值与外表联系在一起。

所有这些偏见都导致了实质性的组织挑战，包括年轻编辑和记者的代表性不足，年轻女性员工的交叉性不可见，以及所生产的内容与年轻受众的相关性大大降低等等。

哪些新闻媒体在吸引年轻受众方面做得最好？

英国和美国的一些媒体是否比其他媒体更好地服务于年轻观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AKAS使用Similarweb从2024年1月开始的数据进行了分析，测量了英国前25名和美国前49名(有年龄数据的)新闻机构在35岁以下人群中的绝对覆盖率和百分比。

在每个国家，就35岁以下人群的网站访问量而言，有三个新闻品牌占主导地位：BBC（2.25亿，尽管这包括BBC.com上的所有内容，包括娱乐节目）、英国的《卫报》（1.39亿）和《每日邮报》（1.16亿），以及美国的《纽约时报》（2.53亿）、MSN（2.2亿）和CNN（1.67亿）。

其中三家新闻媒体吸引的35岁以下人群的访问比例也高于平均水平：BBC和《卫报》为39%，纽约时报为40%，而英国和美国的平均水平分别为35%和32%。

在英国，就35岁以下人群的访问比例（但不包括数量）而言，表现最好的三个品牌是Channel 4（46%）、ITV（41%）和Evening Standard（41%）。Channel 4 和 ITV 的数据都包括他们的娱乐产品，而不仅仅是新闻。在美国，排名前三的是《连线》（48%）、《时尚先生》（47%）和《Vice》（47%）。

相比之下，2022 年，18-34 岁的人占英国成年人口的 27%，在美国占 29%——尽管数据还显示，年轻人比年长的观众更有可能上网。

如何让千禧一代和Z世代对新闻感兴趣

有很多方法可以提高千禧一代和Z一代对新闻的兴趣。但他们需要新闻机构领导人认识到并接受固有的组织偏见的存在，这种偏见阻碍了新闻机构充分发挥年轻员工的潜力，也阻碍了新闻机构更好地满足年轻新闻受众的需求。这里有三点值得分享。

首先，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有必要在组织内部支持一种针对不同年龄的战略和价值观，包括为年轻记者、编辑和受众设定目标，以及按年龄分类跟踪他们各自的产出表现。

其次，培养跨代、跨性别的职业关系和团队是关键。最近的研究表明，工作场所的年龄多样性会带来更好的组织绩效，包括更高的敬业度和满意度。因此，采用这种方法的新闻媒体更有可能成功地提供吸引千禧一代和Z世代的新闻。

第三，为了相互学习和理解，新闻领导团队应该为编辑和记者创建自愿指导和反向指导计划。这些计划将促进对观众需求的代际理解，而这种理解正是亟需解决但目前却很缺乏的。

用我为撰写《从愤怒到机遇》(From rage to Opportunity)报告所采访的一位资深新闻负责人的话来说，就是关于新闻中缺失的观点:“现在进来的一些年轻人，带着一种更坚定、更强烈的认同感，以及那些没有被谈论的故事和事情。我们需要对这些人说，‘我们现在错过了什么?’”

千禧一代和Z世代掌握着他们自己参与新闻的关键。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能看到、倾听和咨询他们的新闻行业。

来源：媒变前沿MediaChange（公众号）

编辑：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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