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级硕士程博学术日志

刘海明

2023年11月20日
今天了解到框架一词翻译的有关争议。框架概念，是一个舶来的舶来品。
一方面，框架作为来自心理学、社会学的舶来品，引入新闻传播学领域就存在定义、边界模糊混乱问题。
另一方面框架作为来自西方的舶来品，国内对其翻译同样存在混杂、难以统一的问题。
框架（Frame）
框架理论（Frame Thoery）
框架分析（Frame Analysis）
框架（化）/架构（Framing）
框架（化）分析/架构分析（Framing Analysis）
框架（化）分析/架构研究（Framing Reperch）
框架效应/架构效应（Framing effect）
Framework（架构）

Frame较为统一翻译为框架，但对其变体framing就显得混乱。
潘忠党用“框架”和“架构”来分别表述Frame和Framing，认为frame兼具名词和动词两种意涵，译作“框架”太过静态。
但有的学者不同意潘的译法，他们认为，Frame与Framing是同一词根的不同词性而已，若另造一个新词，势必造成误解，应该把Framing翻译为框架化。
总而言之，架构、框架化都是指framing。
另外，也有学者将Framework翻译为架构，但很少有学者这样使用。
中文的框架分析是指Frame Analysis还是Framing Analysis？
从关系上看，有学者认为框架化（framing）的概念是框架理论（Frame Thoery）中的一部分，是在框架理论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新概念。Frame和Framing是框架理论在后来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不同阐释的维度，Frame侧重于社会学的视角与静态的理论描述，Framing侧重于传播学的视角与动态的分析方法。
另外，从学者使用来看，框架分析应该还是指Framing Analysis。

2023年11月21日
新闻传播学中对框架存在多种定义与认识。
作为日常生活词汇的“框架”：作为一个日常词汇，“框架”通常指图画、文章、家具、车辆、房屋等事物的骨架或结构。
戈夫曼对框架的说明：“人们对情境的定义，必须建立在一系列的组织规则之上，这些规则支配着事件以及人们的主观参与。我用‘框架’一词来指称这些基础要素，这就是我对‘框架’的定义。对于日常经验的组织情况进行考察，就是‘框架分析’。利用框架，或者诠释图式(schemata of interpretation)，个体得以界定、认知、辨别和区分事件或信息”。概言之，戈夫曼的“框架”就是人们将客观真实转换为主观认知的凭借。
但有学者认为，戈夫曼的定义并不能作为新闻文本框架分析的直接参照，因为他是在社会建构意义上探讨个人如何组织社会经验，并未谈及新闻对事实的建构。
吉特林在《整个世界都在看》一书中将框架定义为：框架是一个历久不变的认识、阐释和叙述模式，亦即稳定的选择、遗漏和凸显的范式，面对变幻不定的社会现实，新闻人通过“框架”快速处理信息，并按照惯例(routine)组织话语、有效地呈现给观众。（这里吉特林提出“框架化”的三种机制，即选择、遗漏和凸显）
恩特曼的框架定义：恩特曼的思路与吉特林也是异曲同工，他把“框架化”机制简约为选择和强调两个环节，“选择某些感知的事实，将其凸显在新闻文本之中，以此宣扬被报道现象的某种问题定义、因果诠释、道德评估以及处理策略。”这个定义在框架机制之外，又界定了框架的四类功能，为新闻文本的框架分析提供了较为明确的操作指南，并且将框架与新闻观点、主题等文本属性区分开来，因此影响甚为广泛
苏利文等人给出了一个较为全面的框架定义:“媒体框架就是进行选择的原则———是强调、解释与表述的符码。媒体生产者通常使用框架来建构产品与话语，不管是文字抑或图像。在这种情境下，面对错综繁乱、往往互相矛盾的大量信息时，媒体框架使得新闻人可以快速地加工和包装。由此，在对媒体内容进行编码的过程中，框架就成了重要的制度化的环节，并在受众的解码活动中仍能发挥关键作用。
坦卡德最早以画框来喻指框架的形成机制。在他看来，把一张照片(或图画，指代社会现实中的某个场景)放置在画框之中，就是将其与周围的环境隔离出来，以吸引注意力。与此同时，画框还能够营造观看的气氛，不同风格、色彩、质地的画框，所营造的观看氛围殊为不同。
坦卡德关于框架的另一个比喻，更侧重于媒介内容。他认为在画框之外，框架也可以指称建筑物的结构，既然框架是房子的骨干架构，那么挪用到新闻文本之中，框架自然指向报道的中心组织思想。
加姆森则使用了照相机镜头来喻指框架，指出了两种框架步骤:开始是框定(boundary)，只有纳入镜头的景观方能拍成照片，引申为对客观现实的选择和排除;然后是框架化(framing)，指的是对入围景观的塑造，引申为对社会事件的诠释和呈现。在这里，第一步是界定选择的范围，第二步则是意义的建构。

2023年11月22日
上面的学者们对框架的定义并不统一。但从诸多的描述与定义中，我们能了解到，新闻传播中的框架指两个大的方面。在这里，我觉得用南京大学杜骏飞提出的框架研究两个方向进行划分，有助于我们对框架概念的理解。
媒介框架：是指新闻媒体对现实世界的抽帧或者切片，其内容来于现实，经过媒体的选择、突出，但对现实是部分与静态的展现。
个体框架：指人们用来阐释外在客观世界的心理模式；所有我们对于现实生活经验的归纳、结构与阐释都依赖于一定的框架；框架能使我们确定、理解、归纳、指称事件和信息。这里的个体既指新闻工作者，也指新闻受众。

2023年1月23日
上述归纳了新闻中的框架是什么，但发展或者研究新闻框架理论，其目的还是希望了解新闻框架是如何影响受众认知的。所以这里有必要简要介绍一下新闻框架的运作机制。这里对运作机制的解释，实际上用的是臧国仁的三层次说。

新闻框架大致是这么运作的：客观现实发生后，新闻工作者根据自身认识框架/刻板印象对发生了的事情进行选择性报道——于是立体复杂的客观现实被新闻工作者切片、构建为媒介现实——被建构的媒介现实显然会影响受众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但受众对新闻媒体建构的现实又是全盘接受的，受众会根据自身认识框架对媒介现实进行解读。
三种现实的转换又可以被划分为高、中、低三个层次，在不同层次上，其运作。比如，高层次中的主旨，也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比如对北约轰炸我过驻南使馆这件事，报道《今北约轰炸我驻南使馆》，主旨是强调北约作为责任方；而《今我驻南使馆被炸》主旨强调的是我国是受害者。为表现主旨，中层对事件的归因、描述显然会有所选择与偏向。低层次就非常具体，也就是对字词句的选择性使用。

11月24日
除了理论上的含混不清之外，框架分析在研究问题和方法路径上同样纷繁杂陈。对于框架研究涉及哪些领域，学者们进行了不同的归纳。

甘姆森(Gamson)进一步发展了框架理论，他认为一个成熟的框架分析应包含三个部分:一是关注生产过程;二是考察文本;三是在意义协商中一个带有主动性的受众和文本之间的复杂互动。
恩特曼在以冷战为例进行分析时指出，框架至少存在于传播过程的4个位置:传播者、文本、接收者和文化。
传播者在框架的引导下作出判断，框架(在这里又常被称为图式)组织着他们的信念系统。
文本也包含着框架，它通过在主题上显示或者去除强调某些事实和判断的话语束(如关键词、常用短语、刻板印象、信息源和句子)来达成。
接收者头脑中的框架可能会(或不会)反映在文本框架和传播者的框选意图中。
文化是一种常常被调用的框架，实际上，文化可以被定义为一个社会群体中大多数人的话语和思维所显示的，并可用经验论证的普遍框架的集合。

薛佛乐也提出了框架研究的4个关联领域:
框架建立(frame building)，即在各种社会压力之下，媒体框架如何被建构。
框架设置(frame setting)，即媒体框架如何影响了受众框架。
个人层面的框架效果(individual-level effects of framing)，即受众框架如何影响了受众的态度和行为。
将记者视为受众中的一员(journalist as audience)，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又怎样影响了建立框架时所使用的策略。

2007年，薛佛乐等提出，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归纳框架的含义。不过，看起来，这种划分更类似于意义的阐发，而非新的类型学:联系薛佛乐此前的著作，我们可以发现，宏观层次类似上述4个领域中前两项，而微观层次近似于后两项。
潘忠党从建构主义的立场，指出框架研究有3大范畴:
话语(文本为再现的体系)，
话语的建构(框架建构的行动及过程)，
话语的接收(效果及其心理机制)

目前，从理论的应用方式来看，以及学者们的总结，新闻框架研究通常被划分为三个方面。分别是：
新闻生产场域，聚焦“如何建构框架”，即潘忠党所说的动词意义上的“frame”或“framing”(框架化)，通常采用民族志的方法(或者一般的访谈、观察、焦点小组等)来考察新闻生产者的实践;
新闻文本方面，往往使用内容分析、文本分析等方法，辨析“框架是什么”，或者说，考察沉淀在话语中的框架;
媒介效果领域，一般采用问卷调查、实验法、访谈法等手段，测量新闻报道对受众的影响，也就是“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

11月25日
总体来看，框架研究既涉及宏观的社会因素，又涉及微观的个体认知;既关注传播过程的互动关系，又关注文本内容的符号结构。
从实然性出发，框架研究可以从宏观与微观、过程与结构维度进行分类。
从应然性出发，对媒介生态背景下的架构过程进行了矩阵式划分，其中，横向维度为不同框架主体，纵向维度为不同架构过程，它们的结合呈现了更为复杂多样的研究旨趣。

11月26日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肖伟认为，传统认识论中新闻如镜子般反映现实的认识发生动摇，实际上，新闻不完全是对现实的客观反映，而是一种主观建构。
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社会学、符号学、现象学以及人类方法学的哲学思考和理论的不断融入，许多学者开始将新闻视为主、客观辨证关系中产生出来的社会真实，而非之前如镜子般反映真实。在这些认识之下,新闻媒体所呈现的信息并不是固定实体,而是文本制作者、受众与文本之间互动且受到社会情境影响的结果。框架理论无疑契合了这一转变。
新闻建构社会现实,是一个客观存在。从戈夫曼到塔奇曼、吉特林,从框架到新闻框架,我们可以看到框架的核心含义延续下来,那就是传播者经由主体认知对社会现实的建构。
如：对中国老一辈新闻工作者而言，这种建构新闻、建构社会的行为有过两次突出表现：一是1958年全国报刊和广播轰轰烈烈地报道中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到处是“一大二公”、高产田、吃饭不要钱，发扬共产主义风格。而实际上则是农田荒芜（农民去大炼钢铁），国家贫穷，群众吃不饱饭，一片怨声载道。二是1966—1970年，林彪、“四人帮”驱使所有媒体把全国动乱、人民缺吃少穿建构为全国形势一片大好、越来越好，到处莺歌燕舞。

但这种过于强调媒介的主观建构观点很快遭到批评，西方很多学者认为以主观建构为出发点的新闻框架理论，背离了新闻的客观论和反映论。虽然有很多学者支持媒介的主观建构性，否认新闻镜子理论，也有大量的案例证明媒介在建构甚至虚构现实，但这种观点的盛行反而为媒体掩盖事实、歪曲现实提供了理论依据。
不管记者的“镜子”记录了哪些事实，新闻框架必须是对社会真实的反映，再现客观事实交错存在的结构，让新闻叙事符合生活实际的架构。这是新闻框架元理论唯一正确的内涵。现在流行的新闻框架理论并不是正统理论，依据这种理论建构新闻，不是对新闻的科学报道方式，而是几个世纪以来被正直的新闻工作者坚决反对的新闻造假行为。

刘海明

2023年11月27日
继续看蜜蜂的寓言。“严格实施各种法律，以约束人使用暴力，这时，人自我保命的本能必定会告诉他要保持冷静。尽量避免受到搅扰，这是每个人的共同愿望，因此，随着人的经验、知识和预见性的增长，他的恐惧将不断被加强和扩大。其结果必定就是：在文明国家里，使人发怒的诱因将是无穷无尽的，因此，人扑灭这些诱因的恐惧也是无穷无尽的，所以，他不久便能依靠这种恐惧，学会扑灭自己的愤怒，学会通过另外一种与愤怒相反的方式，那同样是一种自我保护，大自然以前已经将那种方式连同愤怒以及其他激情，一并赋予了他。”【前面我还反驳了作者，但作者已经在后文作了陈述，在律法严明、秩序井然的现代社会中，诱发人们愤怒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出于对惩罚的恐惧，人们开始克制自己的愤怒，由此保持理性。传媒业者会因为外界的质疑而愤怒，但出于新闻法规与行业自律的恐惧，他开始克制自己的愤怒，保持理性，从而以理智的方式处理外界的声音，由此人与动物便得以区别开来。】
“可见，人身上有益于社会和平安宁的激情，惟有他的恐惧。你愈能唤起这种激情，他便愈遵纪守法，愈易于管理。这是因为：无论人作为单个动物独处时愤怒对他如何有用，社会也绝不会给他发泄愤怒的机会。”【愤怒对于这个秩序井然的社会毫无用处，唯有恐惧能够被利用，因为恐惧人得以安分守己。】

2023年11月28日
“愤怒的激情若压倒了人心中的全部恐惧(无论哪个等级的人，有时都会如此),他便会具备真正的勇气,马上就会狮虎般地勇猛作战。我将极力说明：无论将人的勇气称作什么,人在不发怒时，勇气也总是虚假的、人为的。”【作者这里想表达的是，人如果不愤怒而展现出偌大的勇气，那么这种勇气一定是为了掩饰自己对恐惧所展现=出的种种懦弱而产生的，这并非真正的勇气，而是一种虚伪。相反，只有心中充满愤怒，恐惧全无时，这是展现的勇气才是纯粹的，这里的纯粹应是一种如狮虎般的动物性的纯粹，出自于原始本能。但值得商榷的是，这种原始本能是否还可以被称作勇气？这只不过是出自于天性而非理智，勇气应是人类社会的造物，动物勇猛作战并非勇气，人类如狮虎般冲锋也只不过是行为结果的相近，而非真正的勇气。我认为真正的勇气恰恰是理智所主导的，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勇气是个体意志过程中的果断性和具有积极主动性的心理特征相结合而产生的士气状态。这个定义是建立在人类所具有的理性之下的。如果愤怒占据大脑，那么表现出的勇猛只能被称为鲁莽。】下文中作者又阐述了政治家如何利用人们的愤怒来保护本国领土主权，他认为政治家们需要通过演说来使人们蔑视敌人，使他们相信对方并不具备自己的善良与强壮。一旦产生这种蔑视，人们在战场上将会一往无前。但作者认为这种依靠愤怒产生的勇气一旦受到外部惊扰，就会即刻丧失。（霍布斯也认为愤怒是“突然的勇气”，而古罗马诗人贺拉斯也认为愤怒是突然的疯狂。）因此作者在这里认为一旦理智增长，那么自然的勇气一定会瞬间消失。
作者在后文也提到：“可见，虽说没有愤怒任何生灵都不会具备天然的勇气，愤怒在战争中还是毫无用处，既不能用于谋略，亦不能变成正规的技能。因此，政府必须找到一种与勇气相当的东西，才能促使人们去作战。”他认为这种依靠短暂的激情所产生的自然的勇气是无法战胜敌人的，这会让理智无所立足，所有的谋略将无法应用，因此需要寻找可以替代这种短暂激情的东西。

2023年11月29日
“只要去增加人的骄傲之心，人对羞耻的恐惧便会不断地相应增长，因为一个人自认的价值愈大，他愈是会煞费苦心地避免羞耻，并在避免羞耻时经历更多的困难。因此，使人勇敢的良策乃是：首先使他心中怀有这种英勇的信念，然后用尽可能多的恐怖，激励他去规避羞耻，正如大自然使他天生惧怕死亡那样。人对一些事情怀有(或者可能怀有)比对死亡更强烈的反感，而人对自杀的态度便是证明。【这便是作者在上文所说的可以替代愤怒这种激情的东西，这种信念并不像愤怒那样排斥理性。这便是由人的骄傲之心引发的人们对羞耻的恐惧，越是骄傲的人便越是害怕羞耻，因为他害怕羞耻会让他身败名裂，会让他失去的种种引以为傲的东西。于是政治家们便可利用这点，只要去竭力宣传种种恐惧，就能让人们去想尽办法避免羞耻，此时他们已经保有自己的骄傲看得比一切都重要，甚至是自己的生命。如作者后文举到的鲁克丽丝为了保有自己的贞操而在被强奸后选择自杀。自身的贞洁与声誉便是他引以为傲的，一旦被玷污，她便会产生羞耻，为了避免羞耻带来的连锁反应，她选择了自杀。作者在后文提到：“因此，勇气仅仅对从政者才有用，一般所谓“真正的英勇”乃是人为的矫情，它将阿谀奉承注入极度骄傲者心中，使他们对羞耻产生一种被夸大的恐惧感。”这里的勇气在一般情况下便是一种矫情，是对羞耻的恐惧。同样，传媒业中也存在这样的“矫情”，这种矫情令传媒业者害怕羞耻，想竭力保有自己的骄傲，保有自己无冕之王的称号，为此他们需要付出种种努力，如为底层群众发声、推动社会变革等等。因此可以认为这种矫情是传媒业发展不可少的。】

2023年11月30日
准备新闻传播理论课堂展示，了解策展新闻有关论文。对信息进行整理、加工是新闻业的一项传统职能，尤其是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信息超载开始成为一个困扰人们的现象。《时代》周刊创办人亨利·卢斯率先提出，随着世界事务变得越来越复杂，“《时代》应成为新闻世界的整理者、注释者”，将筛选过的事实按照一定的编辑思路呈现出来，以便于读者能够简洁高效地了解世界。尽管当时客观性理念已开始主导美国新闻业，但《时代》依旧张扬了传统新闻生产的另一种思维：强调对信息的综合与阐释，实际上《时代》的这种思维便是我们所言说的“策展”思维，这种行为也开始在网络时代被各大新闻媒体、网络机构、用户争相效仿。
进入网络时代，信息超载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并且与信息的肤浅化、碎片化、低质量等相伴相生。如何让汹涌奔腾的信息汪洋变得可控制、易处理、对决策咨询有用，成为现代知识生产的一个主流问题。针对信息超载及其衍生的信息脱序、低易读性和阅读成本高昂等现象，何飞鹏提出“curation=content+3C”的公式，认为策展是网络世界里新的全民运动，也就是“将讯息赋予关系（context），提出看法（comment），并说出结论（conclusion）的过程”，即通过组织化的信息整理，提升网络新闻的价值含量。我国台湾地区盛行的“懒人包”，就是一种典型的策展实践，指网络用户将社会热点事件整理成简要的说明，以利于一般人快速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而参与和关注后续事件。
同时，策展更多是按照社交媒体而非传统新闻生产的逻辑进行，包括大量使用草根信源、聚焦观
点而非事实、发动公众参与对事件的阐释和分析等，从而实现信源多元化和框架多元化两大转变，或者如帕帕卡利斯和梅拉兹所说的形成“透明主观性”（transparent subjectivity）与高度会话性影响下的协商性框架。
但一旦大量使用草根信源以及公众的观点，那么新闻内容的来源将变得无比混杂，其中的事实或观点不知是经过几手处理与加工。传统新闻采写中，一手材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手材料能做到“人无我有, 人有我独”，且由专业记者搜集到的一手材料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保持材料的可信度，这可以为新闻真实性把关。反观策展新闻中使用大量草根信源，这虽然能增加新闻素材的丰富度，多角度呈现新闻，但新闻的真实性将面临质疑。何以保证出自网络用户之手的材料的真实性？与网络用户的弱连接以及海量的草根信源让记者无法像在现实环境中那样核查信息的可信度，因此新闻的真实性便无法保证。

2023年12月1日
策展新闻既然强调对新闻的筛选，那么筛选的标准是什么？尼克·达洛伊西奥在一次访谈中
谈到：“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将人们应该了解的故事传递给他们，而不是传播那些他们想要知道的
内容。” 一直以来，“应该知道”与“想要知道”被认为是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在处理受众问题上的最大差异。传统媒体人站在新闻专业的立场上，以新闻价值为标准，提供给受众的是他们应该知道的新闻，而这一点也恰恰为新媒体不屑。新媒体津津乐道于自己与受众的亲密关系， 自诩最懂受众，提供给受众的都是他们想知道的新闻，也就是通过大数据分析出受众的喜好，从
而实现新闻精准推送和个性化阅读。但是，尼克却认为：“如果你阅读个性化的信息，你永远无法确定阅读的东西是否重要。”这便会使用户陷入信息茧房并沉迷其中。
由于新闻策展主体不同于传统新闻生产，策展主体的非职业化使得新闻记者、用户个体、社交朋友、广告商和算法（Thorson和Wells，2016）均可成为策展者。以广告商为例，其进行新闻策展必定优先考虑其带来的商业价值以及对用户的影响力，个性化算法也会以满足用户定制化需求为目标进行新闻策展，如此一来其在进行内容过的筛选时便会置传统新闻把关的专业理念于不顾，不考虑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以及新闻价值、对社会的影响等因素，如此一来策展出的“新闻”还能否承担维护社会公平等公共职能？

2023年12月2日
所谓的“策展”，并非简单的对社交媒体“内容池”的信息进行摘录和转发，而是在分析识别信息真实性的前提下结合媒体人自己的思考和判断对已有事实合理的编写与整理。有效的内容策展包含了“联系 - 重构 - 分享”三个部分，能够在混乱的社交媒体舆论中梳理出合理的新闻叙事线索，并为受众提供理解新闻议题的基本框架。在杂合媒介环境的背景下，机构媒体不一定需要抢占事实的第一落点，通过对信息进行核查和梳理，同样能够为受众提供一套完整且有效的新闻叙事。通过吸纳内容策展的生产逻辑，对于传统机构媒体重塑自己在杂合媒介环境下的角色和价值，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所谓文责，就是作者对文章内容的正确性以及在读者中发生的作用所应负的责任。具体来说，凡署名发表的文章、报道和其他著作，作者应对其政治观点的正确性、学术上的科学性、严谨性、准确性以及陈述事实的真实性负有责任。否则，就要承担由侵权带来的法律责任。这是就作者而言。那么对报刊社来讲，“文责自负”是否有意义，如果有又该怎么理解呢？我们知道，文章写出、投到报刊社后，还要经报刊社编发才能与公众见面。而在编发稿件的过程中，报刊社是能动的，一来是行使权利，二来是履行职责。有权利就有相应的义务，有职责就有相应的要求。因此，“文责自负”对报刊社也是有实际意义的。对报刊社来讲，“文责自负”就是要求报刊社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如审查职责等），如果失职甚至在刊发稿件的过程中产生过错导致侵权，则被要求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一旦发生新闻事故，编写该文的记者、编辑与报社都应该承担责任。那么杂合新闻时代的策展新闻若引发事故，责任又该归属于哪几方呢？首先作为内容发布方的记者与媒体自然要承担舆论谴责甚至法律责任，但该内容的信源是否也需承担责任？以上述“天价寻狗启事”的反转新闻为例，最后该消息源被绳之以法，因为其故意捏造事实造成不良影响，这种情况的责任归属也相当明确，即使媒体不对该假消息进行策展，信源依然要被处罚。但如若信源所生产的虚假信息并非其主观上的有意为之，并且该消息为媒体所策展且引发社会事故，那该信源又是否需承担责任？如果该信源是网络上的普通用户，并无影响力，并未想到自己随意生产的内容会被媒体选用并造成重大事故，那么其是否还需承担责任？

2023年12月3日
休息一日。

刘海明

2023年12月4日
P175“处在惊吓状态时，骄傲毫无用处，因为受惊吓时，我们无法思考。由于我们将恐惧看作一种耻辱，因此，惊诧一旦消失，人们才总是要对那些使他们害怕的事物发怒。当一个战场形势发生转变时，倘若胜利者毫不宽恕，非常残酷，这就表明：他们的敌人曾经很顽强地作战，最初曾使他们感到过极大的恐惧。”【作者说士兵用于作战的勇气只是一种人为的矫情，身体的力量、弹性以及各种更细微精神的恰当混合的体格可助长人的勇气，但若不考虑人为勇气的差异的话，那么最伟大的英雄与懦夫的差异也只是体格】【作者在这里尤其强调体格的重要性，他认为体格使人成为整体，使人得以存在，镇定、果敢、坚韧皆建立在体格之上。再骄傲的士兵，如果精神状态十分虚弱，即体格赋予其懦弱、恐惧，那么其已依旧无法表现出勇气，无法上阵杀敌。因此人为的勇气十分重要。作者认为这是液体原则的一个缺憾，正像其他的畸形皆为固体的舛错一样。（这是当时生理学的一种见解，它将神经的、生命的力量称作“液体”,认为它们在大脑和身体各部分之间循环，并由此将生命活力的强弱归因于“精神”活力的多寡。1730年，曼德维尔在一篇论文中承认：他所说的“固体”只是由这个理论生发出来的一种方便的假设）】【人为的勇气若不存在，那么人便会被体格的种种缺憾所左右。媒体业中，记者在进行战争报道、灾难报道是，同样需要这种人为的勇气，这种勇气来源于骄傲，来源于避免丧失荣誉而产生羞耻的恐惧。】

2023年12月5日
P177“我讨论了那种有用的作战之勇，并且表明了它是一种人为的勇气。要增进这种勇气，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实际操练。这是因为：男人从军以后，便会逐渐认识所有的杀人器具和毁灭敌人的机器，会逐渐熟悉叫嚷、呐喊、烈火、硝烟、伤员的呻吟、濒死者的可怖模样，以及各种充满尸体和血淋淋的残肢断臂的场景。他们的恐惧会迅速减轻。”【人的恐惧来源于未知，生活中未曾见到的或避讳的事物通常会让人恐惧。而战场上的士兵在熟悉各种血腥场面后便会减轻对这些事物的恐惧，从而愈战愈勇，并且产生对失去荣誉的恐惧，这让他们一往无前。媒体从业者有相当一部分群体会出现抑郁症或者情感焦虑，因为在与受访者进行交谈时会产生共情，这种共情让他们难以保持理智，并产生心理问题。但经历过多次采访后，他们会越发从容，因为对于各种突发情景的怯魅会让他们减轻产生心理问题的焦虑与恐惧，从而一往无前。】

2023年12月6日
P179“大多数人皆不愿去彻底了解人类的弱点，因此，他们也不熟悉人类天性的力量，不知道有些体格强健者无须任何助力，仅凭其激情，便能达到狂热状态。不过，有一点却是毫无疑问的：世上确实有一些人仅仅依靠傲气和体格，便熬过了最恶劣的困境，并能像那些最伟大的人一样，愉快地承受死亡和折磨；那些伟人曾在虔诚与献身精神的支持下，为了真正的宗教信仰而忍受酷刑，从容赴死。”【作者在这里提到了一种特殊，即无需依靠骄傲、恐惧等任何助力便能够拥有一往无前的勇气，这种人极为少见，他们能仅凭傲气与体格便从容赴死，并非出于因为信仰献身而获得更大的荣誉。如文天祥以身殉国，这是出于纯然的爱国之情，而非想借表现出的爱国之情而获得更多的赞美。如中国揭黑记者第一人王克勤，黑社会势力曾悬赏500万要取其性命，其一生都在与黑暗势力作斗争，先后将160多名罪犯送进监狱，出于对黑暗势力的憎恶让其置个人声明于不顾，这也是作者上面提到的情况。】

2023年12月7日
P182“在一些伟大的社会当中，倘若去除了人的荣誉观念，人们便会很快地堕落成残忍野蛮的恶棍和背信弃义的奴隶。”【尽管作者在书中讨论的是人性的弱点，但作者认为在使社会变得文明化上，没有任何美德比得上荣誉，尽管作者认为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已经不再那么看重荣誉。】【荣誉对于媒体业的重要性同样不言而喻，无冕之王的称号让他们的社会地位高于其他职业，但随着时代变化，这种荣誉愈发消散，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思想的蔓延使得荣誉感不被重视，媒体业者乱象层出不穷便是由于荣誉感的消散。】

2023年12月8日
整理一则史料，非常有趣。
名称在旧时代亦曰字号，有创始与摩仿两种。创始者，如便宜坊，王麻子等是。摹仿之便宜，乃趁借他人已造之势力，可以立时引起一部分之注意。其弊害则永远处于降等之地位。对于被摹仿者，固可混淆少许之耳目，而同时亦足增进其声势。故富有品能与道德，或精于广告者，必不屑于摹仿。
货品与技术之名称——以显明物品之品质功能价值为要义，如自来血，补脑丸，如强慧米，如味之素，如仁丹皆是。如中国之万应如意丹，百宝丹，皆失之太广泛。万能的名称，在常识普及之社会，必不能引起信用。
技术之名称，有用绰号式者，算命家之铁算盘，相命先生之金刚眼，影戏角色之闪电手lightening 飞天雷Thunder 马戏王King of Circus 之类，皆属于表征的意义，好似梁山伯及时雨，轰天雷，草上飞，神行太保等绰号。
常语有之，【人要衣裳，物要装潢】，凡物品之装潢，不外【新】【奇】【美】三种。店家之门面金碧辉煌，货品之包裹光明璀璨。盖动人观听，亦赖形式，表里相辅而行也。

2023年12月9日
继续整理史料，今天的内容来自于《新闻学刊》
中国自有报纸以来，在报界中享有极荣誉之盛名者,厥为申报。申报之历史，为一极长而极有趣味之历史。五十年来,天下共晓，传观所及，达于里巷。内地人士，申报二字，已深印于彼等脑海中。故申报二字已成为普通新闻纸之代名字，
村儒乡学,呼各报皆为“申报”也。申报之销路，每日有四万二千份之多，在中国当首屈一指。然若以中国之习惯，一人购报,邻居均传读之情形论之，苟阅读者皆购一份，则申跟之销数,且不止四万二千份也。此四万二千份之销数，诚不可与世界各国报纸之销行数较,然中国之大，交通不便，识字者少，得有此数,已非易事矣。
在中国报界中，申报为创设最早之报，其创立之日，在中华民国前四十年。然规模甚小，日仅出一小张，迨民国四年，始有法国式新式印机之购置。及民国十年双十节，今日高矗于汉口路宏丽新屋始成。此新屋为一钢铁水泥之高大屋，有五层，水火不毁内有最新式印机一架，每点钟印四万八千张，每张印四十八页，如此新捷之机器，实中国所创有。馆中内部之组成，亦渐有条理，服务人员，亦均各有专长者。全馆职员，亦能苦心孤诣为社会造幸福，故申报今日之在中国，为一最有实力之报纸。
今日报纸之在中国;何为而如此紧要乎?请略言之:中国今日之时代;一艰难困苦之时代，一重新建设之时代也。而内政外交难题杂至，不有强有力之舆论,国家大政何以能从正道而行。虽然，强有力之舆论,岂幼称若中国报界之所能当哉;非求各友邦渔轮之协助不为功。二十世纪，一世界交通之时代也。中国之盛衰，与世界之安宁，有重大之关系。若非求各友邦舆论之赞助，则非特中国之前途为可忧，即世界之前亦殊可惧也。
虽然文章有些信息不正确，但在20世纪20年代便对中国新闻业界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并强调舆论的重要性。

2023年12月10日
休息一日

刘海明

2023年12月11日
看吴毅的《小镇喧嚣：一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读扉页与引子。“作为一个田野工作者，我也如同其他同行一样，没有办法十分妥当地处理好我与田野报告人之间那种既作为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又作为私人朋友的关系。作为前者，尽力去“深描”(thick description)各种“发现”是一种职责；作为后者，我却无法把握朋友们将会如何理解这种执着对彼此关系的影响。我深知，这是所有的田野研究都会遭遇到的伦理困境，并且我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去消解它们，因此，除了深怀一份真诚，我别无能为。”田野工作难免会带有伽达默尔所说的前见与自己的主观意图，除了遵守程序，客观操作，怀有一份真诚，此外也无法避免了。


2023年12月12日
“乡镇的工作从吃饭和喝酒开始。”
——大江区小镇党委书记林靖南
这两句话，是我在初入小镇时听到的，它们使我印象深刻，且还觉得颇具格言意味。一年半以后，当我完成了在小镇的调研，试图重新回忆初入小镇时的点点滴滴时，却发现许多的琐细之事都已模糊，唯有这两句话不仅没有从记忆中淡出，反而一再从那数百万字的笔记和我在小镇经历过的无数繁杂事件中跃然而出，直入大脑。某种程度上，正是得益于对这两句话的琢磨，我才逐渐悟出了小镇乡域政治运作的特点，并最终以当地的方言将这一特点归纳为“擂与媒”。”初次看到这句话我感慨颇深，作为一个村里娃，村干部完全没有“干部做派”，他们更多以某家的亲戚兄弟出现的，所有政策的传达也均以这样的人情关系网络为依仗，这样的政治运作方式又存在何种弊端呢？

2023年12月13日
读第一章《迎检 迎检》。“他们俩虽然不一定知道什么叫作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但知识分子深入农村做调研却是懂的，既存的政治话语体系为理解此类事情提供了现成的语汇，他们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我调研的意义，并表示支持的。这次相识，我们相谈甚洽，不知不觉中，窗外暮色已现。”支持调研工作一方面是出于热情，一方面是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被记录，因此便出现了霍桑效应，但这种因观察者的出现而调整自我姿态的现象是否会影响研究者研究的客观性呢？

2023年12月14日
“去年春、秋两季开学时，学校按惯例替镇政府代收了教育附加，标准是每个学生100元，全村500多个学生，总共收了5万多元。去年下半年税改后，“三提五统”取消，这笔钱本来该退，但教育附加已经先缴给了学校，再由学校上缴，所以，也没有退。这也可以理解，上级文件不可能把所有的特殊情况事先都估计到，只要文件上有模糊与遗漏的地方，这装进口袋里的钱自然就不想退出来……所以，范委与村里的两位领导商量，请村里协助镇政府先将农户手中的条子收上来，至于钱如何退，再做商议。”这部分内容着实讽刺，因公事收起来的公款并未因事情不干了就退回，而是进了政府的腰包。但这也反应出基层政府财政问题的复杂性。

2023年12月15日
“因为有前车之鉴，我们与林书记关系好，反正是大共产党用了小共产党的钱（指上级用下级的钱），也没有统荷包，就不要紧。但长期这样下去，不是个事情。所以，这个事情不能说我们对政府不相信，到时候请武镇长打个条子（承诺），我们就去收（教育附加票据）。说这个话领导又不高兴，说我们不相信政府。这个工作其实好做，我把干部派下去，两天就可以收上来，但收上来又怎么做？我们各项工作都不差政府的，所以，这里把话讲清楚，范委明天将条子拿来，连同利息，5.5万划过来，这个账不与我们相干。我们是配合你们的工作，严肃认真地对待政府的工作，4月10日前保证完成任务。”这便是语言的艺术，下级对上级的意见加以否定，又不能直接拒绝，只能拐弯抹角地表明缘由。

2023年12月16日
乡村的互动之中，乡镇政权无疑仍然居于强势和上级的位置，但是，乡村之间的非科层化特征和利益独立角色，又的确给村干部留下了抵制乡镇依仗权力强势向村庄割取非体制化利益空间的可能。所以，当双方出现类似的利益博弈时，村干部首先担心的倒不一定是乡镇外显出来的体制性权力，而是政府干部，尤其是政府主要领导以人情、关怀和请求支持工作等理由表现出来的脉脉温情。对于这种温情，村干部往往会因为抹不开情面而上套。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也只能去上套，因为他们清楚支撑这温情外表的权力内核。所以，正如注释[6]分析的，乡镇好像是“外弱”，而村庄又好像是“外强”。

2023年12月17日
其实，乡镇的“外弱”，是因为它必须以感情和面子来填补因缺少科层化连接而出现的权力链条缺失，如果时时以权力的硬核示人，势必会增加行政运行成本，事倍功半。而村庄的“外强”一则是因为经济的独立性，二则是由乡镇这种人情与面子的“礼送”所塑造，并非一种真实乡村权力关系的反映。所以，只要村干部还打算继续在自己的位置上待下去，更为重要的，只要他们还生活在乡镇这一场域之中，就必须对这样一种强弱虚置的权力关系随时保持清醒的认识，即在政府领导表示温情与关怀之时恰到好处地对政府权威给予更大的支持，并借助于这种公对公的“事本主义”支持来“培植”与政府主要领导之间私对私的“人本主义”性质的个人关系，将体制的硬核包裹于个人关系的柔性之网中，并通过这张柔性之网来维护那些必须维护又能够维护得了的村庄公益。对此，我称之为十分必要的乡村政治关系术。在乡村做调研，我经常看到的就是这种双方都深知对方利益与态度底线的柔性化人际磨合，而非国家与社会结构二分性的权力对撞。与这种柔性的人际磨合相比较，硬性的制度规范在多数情况下其实早已为双方所默认，绝少有机会出现在博弈的前台。
乡村政权的运行绝非科层制的权力运行那样简单，村庄利益的独立角色使得上一级在对其进行领导时不能采用压力性的方式，而只能以“外弱”的形式来包裹自己的权力。而乡村一级看似的“外强”也是由自身经济的独立性与面子和人情所塑造的，实际上二者仍然是上下级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刘海明

2023年12月18日
“再说乡镇干部吃喝吧，这也是报纸和电视经常反映的问题。其实，这是整个社会风气的问题，并不单单是乡镇。领导来检查，你能让他空着肚子回去？来了不招待，不喝酒，又害怕领导心里有想法，认为你不尊重他，喝少了，还担心他认为你不热情。”“中午喝了酒，下午红着脸工作，农民见了，心里不骂你是一群吃喝官才怪。”“酒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们并不想喝，但不喝还没有办法，工作不好开展。村干部也难，没听别人是怎么说的吗？‘挣一点儿钱——输了；吃一点儿油水——吐了；家里的田——荒了。’”“迎接检查的花里胡哨我们愿意搞？但不搞就过不了关。过不了关就要挨批评，受通报，领导就提不上去，结果只有比着搞，不讲代价地搞。这一搞，减负也就变成了增负，增加了政府的负担。”【乡镇迎检的工作逻辑不是村干部想空做文章，而是在这种压力型的运作体制之下，他们不得已以各种形式工作来应付检察人员。这也是基层权力运作的弊病。】
2023年12月19日
无论是动员型体制还是动员型的政治与行政运作方式，都是权力集中化的一种表现，革命战争时期如此，后革命的政治运动时期也是如此，正因为有了权力的集中（它在当代中国政治中最典型的表现是党的一元化领导），才可能通过上级的文件下达及下级的宣传动员与贯彻落实这样一种序列来实现政治与行政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政治权力总揽一切的全能主义政治逐渐消失，以政治动员的方式来处理政治领域之外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性事务的情况大为减少，但是，就政治与行政权力配置领域之内的情况看，权力集中的基本格局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因此，当政权体系在面临诸种突发性事件及其他突击性的重大事件，以至于依靠科层化体系的惯常运作不能迅速地达到目标时，传统集权方式下所惯常的动员型政治运动方式（或曰运动化治理）其实是很容易重新浮出水面的。【动员性的政治运动方式在面对突发性事件时尤其有效，如最近的甘肃地震，随着国家中央发出召集，各地力量纷纷动员与响应，这也是中国在面临此类事件所具备的独有的优势。】

2023年12月20日
于是，我突然感受到，只要权力集中的现象不完全改变，运动型政治其实也就不可能完全消失，小镇此次的税改迎检就再突出不过地表现出了这一点。当县乡政权面临上级所下达的时间紧、压力大、任务重的突击性任务时，县乡政权重拾动员型的政治运作武器其实是十分方便并且得心应手的，在这种时候，压力型体制便与动员型政治自然地结合起来。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作为集权型管理模式的一个变种，压力型体制与动员型政治仍然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或者说前者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仍然必须依靠后者来运转，以确保中心任务和目标的实现。此时，通过高度的动员而非惯常的体制运行，或者说在惯常的体制中加入高强度政治动员的因素，将自然成为县乡领导行为的首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得以理解不计成本和不惜代价的行政理性，因为事情已经不仅是政府任务那么简单，它涉及超越于具体行政需要的宏观政治和自身的利益考虑。【这此的小镇迎检正是中国这种宏观政治特征的生动体现，其满足的不仅仅是乡镇干部的集体利益，也是为了适应中国这种压力型体制不得已做出的改变。】

2023年12月21日
可以说，如果没有挂村干部，当然还包括没有政府对村党支部书记和村主任的强有力影响，无论是压力型的行政体制还是动员型的政治运作方式，都不可能确保压力和动员能够有效地从县、乡传递至村庄。而这些制度和运作方式的继续存在与有效也在一个方面向我们表明，当下的乡村政治与行政其实也并没有完全超越历史。一定程度上，历史仍然在现实之中流动。【看似过去的理论经验不再适用于今天，但也只不过是换汤不换药，挂村干部的出现确保了过去的经验能够继续发挥作用。】

第二章《不开发，政府怎么办》
2023年12月22日
如果说，随着社会大转型的日益加深，当 下的中国学界已经不再像上个世纪80年代那样从整体上被一种理想的自由主义话语所笼罩，而是被发展和转型中的种种问题撕扯为不同的理论流派的话(如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战),那么, 这些工作在乡镇第一线的政府干部似乎并没有受到这些理论纷争的影响，这些东西离他们还太远，他们所要面临的主要还是如何摆脱 现实中的贫困与加快发展的问题。所以，他们似乎是清一色的“自由派”,并且不懈地将他们所信奉的理念付诸实践。尽管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人可能并不知道自己所持观点的理论源流，而是更多地将这些观点归结于上级政策宣传的结果。【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战是指中国上世纪年代两个学术派别针对中国经济发展展开的争论，但最终中国的经济发展走向并未按照两者的状况进行，所以作者认为这些争论只是理想的自由主义话语。而调查中的乡镇干部并未深陷于这些争论中，他们更多考虑的是实际问题，他们所做的是将上级宣传的政策付诸实际。】

2023年12月23日
这种状况是不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主流意识形态与主流学术话语日益融合的趋 势呢?我想大概是的，而之所以会是这样一种情况，又确实说明主流学术话语比反思性话语(如果可以这样划分的话)在当前的中国仍然具有更大的实践空间。【作者这里的言外之意是否是在说是中国的这种压力型体制导致了主流学术话语的实践性更强呢？反思性话语往往停留在理论层面的争论上，其难以成为主流，自然难以被付诸实际。相比之下，主流的学术话语因为符合多数期望，且实践性与效果更强，自然被用于实践操作。但也需考虑到反思性话语对发现体制弊病的作用。】

2023年12月24日
休息一日

刘海明

2023年12月25日
武镇长着重从政府财政运转的角度讲了招商引资和开发的重要性，他告诉我，如果不搞招商引资和开发，政府连正常的财政运转都无法维持……所以，说起来我们算是吃财政饭的，实际上是自己想办法养活自己。
“乡镇合并以后，乡镇的数目减少了，但区里的部门没有减少， 各乡镇的婆婆相当于比过去多了一倍，来的人也多了一倍，来了就要接待，每个月不足4万元的财政拨款光用于办公、招待都不够。 你说我们的压力大不大?还有，前些年上面政策失误所造成的种种亏损，如基金会、‘普九’达标等造成的债务等，现在也都要由乡镇政府来负担。基金会我们以前有300多万元的债，现在还得差不多了；‘普九’欠下的债务，到现在还有200多万元。这些都不是我们要搞的，但出了问题就要由我们背。不搞开发，我们哪里来的钱还?更不要说镇里还需要发展，也需要钱。所以，现在想办法搞钱是政府的第一要务，书记、镇长主要就是抓两件事， 一是搞钱发 工资，二是完成上级的财税任务，这样，开发就成了乡镇最大的政治。我们只有依靠开发来解决这些问题。”【上面造成的失误需要乡镇政府来承担，且乡镇政府维持运作还需要经费，没有经济基础政府的政治运作只能是空谈。但为何上头的失误需要下级承担呢，这是否也是这种压力性的科层制政治体制的弊端？】

2023年12月26日
“这正是目前乡镇工作中最头痛的一个问题。本来呢，土地属于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征用或占压的补偿，除了补给村里和农民，留下来的只能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可如果真是这样，政府又怎么办?……嗯……”说到这里，武镇长突然感觉到不太好往下讲了，于是，直爽的武镇长决定打住话头，“算了吧，还是不谈这个问题为好。
“说句不好听 的话，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们对农民也只有搞愚民政策。”【为弥补财政亏空，以开发土地的形式进行盈利，但土地本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开发所获得的利润应用于农村的开发建设，但如此一来政府的财政亏空又将无法填补，若有农民提出质疑，政府又该作何解答呢？】
我知道学界素有“厂商理论”一说，(邱泽奇，2000)说的是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下，乡镇政府直接进入经济建设主战场，深度介入和参与乡镇企业的经济活动，其行为特征在某些方面越来越表现出 “工业厂商”的特色(参见Andrew G.Walder,1995)[5]。在小镇的这些日子，我对这一点也有同感，虽然我的观察并不集中于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而是政府在地方开发中的作用，然而，政府通过开发来增强自身运作能力的动机却同样是充满企业理性精神的。……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种至少从既存理论上看似乎是越俎代庖的现象，即本来似乎应该发生于村庄和开发商之间的讨价还价，本来似乎应该出现在村庄和村民之间的商议和互动，都变成了一种实际上的政府内部决策，基层政府在事实上扮演起土地商人的角色来。【这里的乡镇政府成为了搞经济开发的企业，只有以企业的理性精神进行开发才能达到收益最大化，进而维持政府的运作。作者在这里提到政府的行为是越俎代庖，但仔细想作为最基层的村庄与村民群体是否有足够的能力与开发商讨价还价，或者说开发商是否能够信任村一级的领导班子？相对村一级来说，乡镇政府的牌子能给初次合作的开发商带来较好的第一印象，这也能大大提高合作的成功率。】

2023年12月27日
站在乡镇的角度看，这种政府扮演土地商人的角色除了推动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这一公共性理由之外，最为重要的驱动力就是武镇长所提到的实现乡镇财政利益的考虑，也正是基于这些考虑，政府成了地方开发中的真正主角，因为它必须在这一过程中通过掌控利益实现机制来确保社区利益和政府利益的实现，确保开发能够促进乡镇的发展。这样，反映到开发收入的利益分配机制上，就形成了“政府得大头，农民得中头，村里得小头”的分配原则。【财政利益是政府开发的第一原因，而推动地方发展则是附带影响，缺少经济基础政府无从运转。】
是的，站在政府的角度，政府得大头，包括政府对开发的深度介入，都自有其道理。如前所述，这种道理并不仅仅是如老洪所说的政府对地方发展的主持与投入，还包括武镇长所说的乡镇政府对自身财力严重不足的无奈诉求，而如果联系到政府在整个招商引资 和开发过程中所发挥的主导地位与作用，那么,这些因主持、投入与诉求而要求得到开发利益的“大头”,就不仅仅只是一种道理上的彰显，更是一种能够轻易做到的事实。
但是，如若换一种思维，站在村庄和村民的角度，联系到我国法律对现行农村土地权属问题的规定，那么,政府所得的这个大头，又是否会引起村庄和农民的异议呢?在这次谈话中，我把自己的疑惑也向老洪提了出来。
老洪承认我这样看问题很有道理：“这的确是一对矛盾，一方面，政府的卷入和支配是为了地方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卷入和支配又的确没有法律依据，这就会造成麻烦，造成各方之间 矛盾，主要是政府与农民的矛盾，这其实就是目前开发中所遇到的最大问题。”……

2023年12月28日
老洪从乡镇的角度为我分析了矛盾的具体表现：“我们的农地 制度存在缺陷，法律允许的，实际上缺乏可操作性。按规定土地属 于村集体，只有村组织才有权代表村民与开发商打交道，但在农 户分散经营的状况下，村一级实际上难以集中村民的意志，开发商 对村里的权威性缺乏信任，也不愿意与村庄直接打交道，他们更愿 意找政府。但政府对开发的卷入和土地的操纵缺乏法律依据，这就 带来一个麻烦，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规定，尽管并不能够阻碍政府 的进入与支配，却给农民表达自己的想法和维权提供了武器，加之 近年来中央的政策越来越趋向于鼓励对农民权利的维护，这样，这 种法律规定没有成为解决问题的工具，却好像成了专门制造麻烦的
武器。”【这也是农地制度中缺陷所在，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但在土地开发上却又乡镇政府主导，这是没有法律依据的，现存的法律反而更注重维护农民的权益，若真有想理论的村民，乡镇政府也占不到顺风。】
老洪说：“作为政府，它要向上级缴纳各种规费，要垫钱出来 搞基建，要养人，还不能不壮大自身的实力，否则，开发由谁来主持?经济靠谁来推动?靠村庄?村庄没有这个实力。村组织无力集 合农民的意志，开发商也不放心与村里打交道，只能是靠政府，所 以，政府是急需充实自己的财力的。作为村组织，它具有一种双重性，它既想维护农民的利益，又不愿意与政府对立，更想通过开发 来改变村庄的面貌，改善干部自己的收入状况，所以，他们有时候 是希望从政府和农民两边得利，而在现实中他们往往更顺着政府， 因为他们知道最后还是政府说了算。作为农民，他们很穷，一方面， 他们踮着脚盼开发；另一方面，为了从政府手里多争得补偿，他们又会千方百计地在开发中设置障碍，刁难政府，让开发无法顺利进 行。你说哪一方有理，哪一方又无理呢?现实就是这样明摆着，各方的利益有冲突，绕也绕不开，也不可能都满足，所以，就看你怎么去看了，而最后，肯定还是由政府说了算。”【在这场三方博弈的局面里，尽管看似各方都有说辞与自己的想法，但由于政府具有天然的权威性与更高的等级，因此另外两方最终都会选择顺从】

2023年12月29日
原来，乡镇的开发和招商引资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行为，它同时也是一种涉及政治和社会的行为，是一种政府、村庄和农民之间复杂而多面的利益互动与博弈。从那次谈话之后，我就想极力去揣摩在这一开发过程中形成的乡镇政府—村庄—农民互动行为的复杂特征，去理解在这一互动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乡镇政府—村庄—农民三者之间真实关系的多重样态，去推测这一博弈对各方行为所可能产生的复杂影响。这样， 在我还未身临小镇开发的第一线之前，我就让自己设法去体味开发背后所可能隐含着的种种政治角力因素，以及由这些因素所构建 出来的乡村社会中政府与农民关系的真实图像。后来，我把这一切都定名为“开发的政治学”,并总是想在实际的调研中去破解这一 “开发的政治学”逻辑。【这场看似是经济行为的博弈之后，其实是各方利益角色的政治博弈，各方的政治背景与社会角色不同，其在经济行为中呈现出的行动也不同。】

2023年12月30日
开篇便提到了洲头村土地开发中政府与村民的纷争，“矛盾之一是占压土地面积的确定问题。这里的难点主要是如何确定农户的承包土地面积和开发占压面积。矛盾的根源是“黑土地”的存在。即农户实际耕种土地面积与计税面积不符。农户实际向小  组承包的土地面积是268亩，向上填报的计税面积却只有168亩， 此外还有一些杂地。这些计税面积之外的土地即所谓“黑土地”。”后文提到“黑土地”自土地改革就已经出现，计税面积少于村民的开发面积一般是因为村民后续的开垦，而瞒报则可以少交公粮与赋税。而政府对于黑土地的存在自然清楚，但由于治理能力不足或是对农民的同情却无法杜绝。
此外作者作出反思，为何“黑土地”很少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呢？“应该指出的是，“黑土地”问题在历朝历代都存在，并且见诸历史记载。在传统社会，受国家治理能力的限制，这一问题更加突出，只不过随着现代国家治理能力的增强，尤其是其信息监控处理和统计能力的日益完备，现代数字化管理才在很大程度上将这一问题解决，尽管如此，似乎仍然无法从根本上将其杜绝……这说明官方统计学的发展仍然要受到各种来自非官方的民间利益考虑的限制。而我所要指出的只是，随着这一问题的缩小，一些地区仍然存在的“黑土地”现象似乎已经很少进入人们的视野而成为一个仍然应该研究的问题，这是否在说明日益完备和几乎无所不覆盖的官方统计作为现代世界的一个“构成部分”，（安东尼·吉登斯，1998）在帮助我们提高管理社会和反思性自我调节能力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屏蔽和限制了社会研究者的能力，以至于研究本身也已经被系统地纳入它们所要分析的现象之中而缺失了对其保持分析和批判的能力？”【这里想到海德格尔提出的技术是时代的座驾，即构成了世界的有机系统，决定了促逼与摆置，数字技术提升了官方的统计能力与社会管理效率，而“黑土地”作为灰色地带被排除在统计之外，研究者们依赖数字技术与官方统计可以快速找到研究内容与方向，但这也屏蔽了他们一部分实地调查的能力，从而忽略了一些研究领域。再者，这些官方统计具有完备的体系，已成为了现代世界的构成部分，因此部分学者们便认为其具有先天性而失去了反思能力，这是研究者们需要警惕的。

2023年12月31日
休息一日

刘海明

2023年1月1日
继续阅读《小镇喧嚣》，读到第十章。
这一次的观察进一步丰富和细化了我上一次在小镇酒家观察的感受。无疑，与上一次相同的一点是，即使工商所面对的不是一个有着特殊政治身份背景的村干部，他们也并没有以正式的制度规则去要求对方，而仅仅是借助于正式的制度性力量去逼迫对方让利，因为他们很清楚，国家规定在乡下是很难认真执行的。分手之时，贺所长就提到，在区里虽然要正规一些，但在政策允许的范围之内，实际上也还是有让步的。正是由于当事双方都已经充分地认知，并且承认这一现实。所以，正式的制度规定之于工商所，就只是行政的依托而非行政的依据，而作为工商户的女老板也才会公开地声称不能按政策执行，而丝毫不会觉得这种声明有何不妥。可见，制度是行政背景而不是行政依据，行政结果是执行者与行政对象谈判互动的结果，是乡域管理之不同于乡镇之上的其他更为科层化的管理的一个重要特点。【小镇看似只是中国科层制体系中最底层的板块之一，但这里的政治生态却完全不同于其他层级。不按政策与制度办事，而是要考虑人情，这点着实有趣。】

2023年1月2日
从私人层面上看，中国乡村社会的确仍旧是一个人情社会，100多年的现代变迁也并未能建构起事本主义的交往原则，当情与利处于相互纠缠错综的关系网络中时，农民关于利的理性考虑有时也不得不让位于情的牵扯。刘涛正是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在为自己挣得面子的同时也达成了政府的目标。如同他自己在事后总结的那样，他可以以亲缘关系作为特殊武器，去“勉强”自己的亲戚们。这里的“勉强”,既包含了别人必须得给他面子的意思，同时也意味着他能以亲情进行软强制，“迫使”别人难以拒斥他的要求。【人情社会与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本就是从农村衍生出来了，现代化都市虽说已然变成了“附近的消失”，但在乡村社会仍然保持着血缘连接的遗风，亲情交错的基层社会国家权力便难以以直接的形式运行，只有经过“变异”与“进化”才能推动各项政治工作的进行。】

2023年1月3日
不过，亲戚们给作为镇干部的刘涛面子，却不等于刘涛可以甘于自享这一精神礼物的馈赠而不做出相应的回赠。在熟人社会和亲缘网络中，面子总是相互给予，形成一种特殊的“礼物的流动”,(阎云翔，2000)物质形态的礼物如此，文化和精神形态乃至于政治层面的馈赠也是如此。一定程度上，也正是这一“礼物的互惠”才构筑并生产出得以继续维系的社会网络，所以，即使是处于这一社会网络上端的刘涛，也不得不遵从“互惠”的规则而做出相应的表示(哪怕只是表示出一种回赠“面子之礼”的姿态),以期能够借助于这一“礼物的流动”而继续生产出他所期望绵延的日常权威感。【人情社会的特点之一便是基于“人情”的彼此往来，一昧索取而无所表示那这样的人情无疑是脆弱的。因此在这里作为农户的亲戚的村干部，既然利用人情之便来完成收税任务，那也意味着他需要付出相应的人情代价，以此达到平衡】

2023年1月4日
在村庄和农民的制度性关联日益减少的情况下，一些农民已经不是将上缴税费视为种田纳粮的义务和责任，而是将其当作向乡村公共权力表达意愿、要求服务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相反，村里要解决拖欠户的欠款问题，也往往只有在对方向村里寻求某种帮助时，才能以“相互拉扯”的方式解决——“先补缴欠款，后处理问题”。于是，国家的权利与农民的义务就衍变成了以私对私的民间权力技术的相互施行与较量，村级组织作为村庄公共权力的形象也愈发呈现出非公共化的色彩。(参见吴毅《催收与拖欠》,2004)【这种民间权力技术的来回拉扯也体现基层社会公域与私域无法因为政治权力的运作而分开，权力执行人在乡村社会呈现出的多面向角色与事件本身涉及的多方面利益均是导致上述现象的原因。】

2023年1月5日
当我们在衡量一个乡镇政权的治理能力时，财政能力无疑是首要的指标，因为无论是要实现本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确保公共政策和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还是要实现对地方秩序和安全的掌控，保持一个不断增长的地方财政能力都是十分重要的前提。尽管我们不能将乡镇通过“协税”来实现财政增长视为政府财政汲取能力增强的正途，甚至也根本就无法将其视为是这种能力增强的表现，但是，若单纯从政府能够掌握和调度的财政盘子来看，“协税”的确以某种特殊的方式，在一定的条件下扩大了该政府得以掌握的财源，因而有可能对提高政府的办事能力产生影响。在不问前提只看效果、不看宏观只看微观的角度上，这的确会对一个具体的基层政府领导产生相当的诱惑力，这正是造成在财政增长中上下应合、相互追抬任务指标的根本原因。【按照王绍光和胡鞍钢对国家能力的分析，在衡量国家的四种能力当中(汲取能力、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强制能力),汲取能力是最为根本的，是国家能力的核心，是国家实现其他能力的基础。因为只有当国家掌握了必要的财力，才能够确保其他功能的实现。虽然“协税”并不能够算作增加地方财政的征途，但该途径确实有效，充足的财政收入才能够保证政府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强制能力的发挥，因此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上下层才会追抬指标，以此多分一杯羹。】

2023年1月6日
此时，我真不知道究竟应该去指责乡村干部的职业品性还是去思考基层治理的制度性塌陷，当正式的行政行为不得不普遍地依凭于此类“鸡鸣狗盗”之术去施行时，我忍不住会去反思这是否就是我们所要索要的基层体制改革和重建双强的官民关系的原初愿景?于是，我愈发疑惑，并且觉得对乡村政治的理解是一件比我所想象的更加复杂和困难的事情。【这种“鸡鸣狗盗”之术实则也是一种无奈，面对底层农民的困难乡村干部自然理解，但这种理解不意味着他们可以在从农民身上汲取利益这件事上让利，因为他们还面对着来自上层的压力，因此他们不得不以一些不够光彩的手段去保证权力的实施，这实际上也是作者提到的一种治理困境。】

2023年1月7日
老马其实一开始就没有准备为这一类行为做任何自辩的想法，而是径直使用“扯横皮”这一明确充满自我否定意义的词语来为自身和同类的行为定性。这就促使我意识到，农民其实是深知自身行为在现行道德评价话语体系中所具有的价值地位的，农民的道德评价标准与主流社会通过它的规训和教化机制所倡行的道德标准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只是明知站不住脚却还要照样去做，这便在道德标准与行动理性之间形成了一个错位。当你已经充分意识到这种错位也同样明显地为行动者所自觉时，你还能继续使用一些局外的话语，诸如“痞性”“素质低下”等去进行定性与评判吗?作为一个场域之中的思考者，你只可能对这一错位的自觉选择做更深一步的思考，去挖掘促成错位的深层原因，以及寻找错位对我们认识和理解乡域政治中的官民行为逻辑所可能提供的启示。【若仅仅将行动者的某种行为定性为“素质低下”，那才是研究浅表化的体现。作者认为应该要通过深入思考与调查去理解行动者的行动与道德标准错位是否为行动者所自觉，如果自觉，那么仅仅从话语层面去评价行动者便是幼稚的，还需要进一步深入考察，考察这样的错位是何原因，考察为何形成错位后行动者依然有承认的自觉。】

刘海明

2024年3月5日学术日志

继续阅读《蜜蜂的寓言》。P182“倘若允许每一个粗人都随心所欲地使用他们的语言，不必解释这么做的理由，那么，所有的谈话都会被破坏殆尽了。”【几百年前的论述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极强的解释力，社交媒体若P183不加强内容审查，便会导致如今的生态更为混乱。即使有多层审查，用户依然会使用各种符号代替无法被公开言说的内容，这些符号智能程序目前还无法全部识别，只能依靠人工进行筛查。规制这些低俗内容不仅可以从把关层出发，洞悉人性也是方法之一，如显示IP、网络大V实名化等等，只有将隐匿在后台的身份逐渐前台化，才能一定程度上阻止低俗内容的产生。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人性是恶的，并且只有通过外部条件才能限制这种恶。但随着社会发展与教育普及，这种恶也能够被个体自身的理性所统摄，而避免其无限制地生长。】

2024年3月6日

“你若打算制止决斗之风，那就不要宽恕任何参与决斗者，要制定尽可能严苛的法律，反对决斗，但不要禁止决斗这种习俗……要使一个人文明化，没有任何东西能比他的恐惧更有效。”【显然曼德维尔不愿相信人可以凭借自我理性来使自己文明化，他认为只有利用人的恐惧才能真正建立文明与秩序。但利用恐惧制定法律，这只能起到底线作用，这种文明是低级的原始的，要想变得更为高雅，仍需个体的理性发挥作用，外在的引导也必不可少，这就涉及到伦理问题。】

P184“我非常希望所有的人都满意地看到：个个社会的执政官和身居高位者比其余任何人都更热中骄傲。若不是一些大人物骄傲之至，若不是凡人皆懂得享受生活，谁愿意当英国的掌玺大臣，谁愿意当法国的宰相，或者去担当一个别的职位，即荷兰的省长①;它虽然比前两者更劳累，但收入却不及他们的六分之一?人们互相提供的服务乃是社会的基础。大人物们为自己的高贵出身而感到高兴，这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出身会唤起他们的傲气，激励他们去做荣耀的事情。我们赞美他们的血统，无论它值得不值得赞美。”【骄傲是一种动力，能够激起人们各司其职的活力，尤其是执政官与身居高位者，他们能够得到人们的赞美，这种赞美可能并非真心，而是为了让这些身居高位者保持骄傲之心，从而继续热衷于工作。骄傲是一种虚荣，赞美则是一种欺骗，曼德维尔写出了人性之恶。但实际上让执政官各司其职的不一定是骄傲，也可能是有油水可捞，人们的赞美有时也绝非假意，而是对执政官一心为民的赞美。】

2024年3月7日

P185“世上真正具备美德者如此少，而享有真正荣誉者却如此多，其原因是：对人合乎美德行为的全部报偿是做出这些行为时的快乐，大多数人都盼望这种快乐，但所获的报偿却微乎其微。然而，看重荣誉者的自我克制却服从于一种愿望，即借助他人的赞许而获得直接回报；而他克制自己的贪婪或其他任何激情，其代价也要加倍地返还给他的骄傲。此外，荣誉能给人大量的特许权，而美德却不是如此。”【美德伦理学追求人的卓越，美能够带给人们的是精神上的愉悦，正如一个拥有美德的媒体记者，能够在采访时享受这种乐趣，而绝非是因为这份工作能够带给他荣誉或物质上的奖励而快乐，这是美德与荣誉的区别。看重荣誉者会有所克制，其内心的恶德会不断反抗，这种克制需要回报才能够维持，而有美德的人却只追求怡然自乐，内心并不存在几种力量的制衡或挣扎。】

2024年3月8日

[S]没有哪个测绘师能声名大振，石匠和雕刻匠亦皆默默无闻。(第19页第11行)

P186“毫无疑问，一个国家若人人都诚实和节俭，那就没有一个人建造新房子，而只要旧的尚够用，亦不会有一个人使用新材料。”【作者认为恶德才是一个社会得以运行的基石，美德会使人安于现状，资本的运作必然意味着欺骗与剥削，但只有如此各种物质才得以生产，并且会因为贪婪不断发明与创造。一个只有美德的社会是无法想象的。】

[T]高傲的克洛亚为了过得豪华，曾经迫使她丈夫去抢劫国家。(第20页第6行)

P191“我首先确定一条原则，即在一切社会(无论大小)当中，为善乃是每个成员的责任；美德应受鼓励，恶德应遭反对，法律当被遵守，违法当受惩罚。然后我要说：考察古代和现代的历史，并看一看世上发生过的事情，我们便会看到，人的本性自亚当堕落以来始终如一，其优点和弱点在世界各地一直皆显而易见，且并不因年代、气候或信仰不同而有别。”【恶德自始至终便存在于人性之中，尽管其不被宣扬，但其作用也不应该被否认。作者的预测在几百年之后依然具有解释力，人性依然如故。因此向他人陈述其激情的本源并不应该认为是羞耻的，而正是这种正视才使得其认清自己，保持理性。】“同样，使人提高警惕，防范自己，防范自恋的隐秘诡计，让他学会区分出于战胜激情的种种行为，与完全出于一种激情战胜另一种激情的种种行为，即让他了解真正美德与虚假美德的区别，我亦看不出这有什么亵渎可言。”【媒体伦理中也应该有专门的一部分来向从业者展示虚假美德的种类，以避免让其在某些时候以这些虚假的美德为傲，从而放弃追求真正的美德】

2024年3月9日

P195“沙夫茨伯里(Anthony Ashley Cooper,3rd Eal of Shaftesbury,1671—1713),英国哲学家。他认为美德在于顺从自然，在于领悟到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是一致的和密不可分的。这里“自然”是指宇宙格局赋予每个人的位置。他虽然认为有时不必抑制个人欲望也能得到美德，但并不赞成纵欲，而认为最符合美德的行为来自最大自我克制(见他的《性格论》)。”

2024年3月10日

作者认为人的智力中存在着某种神秘的性质，他用一则寓言加以说明。即一个崇尚宗教的国度天生便馋酒，所有人都被允许适量饮酒，并认为这是一种上天的赐福。但他们将馋酒当做一种道德罪恶，若过度或在公开场合饮酒便会被加一苛责。但正因为人们爱酒，让他们掌握酿酒的技法并借此与他国交换货物，从而使国家越发兴旺。但在宗教会议中，他们会大谈饮酒的罪恶，并谴责这种行为，而神职人员或掌权者喝酒是为了恢复面色，而非为了寻找快乐，因此便不会被责怪。（不合宜的行为在这里会因为动机不同被归入不同的类型，同样是嗜酒，若是为了快乐，那边会被谴责，但若是神职人员或者掌权者为了恢复面色，那便是合理的。这种逻辑在偌大的国家被视作理所应当。但若在今天，法律与道德不会根据目的判断行为的好坏，而是会根据行为本身进行判断。如媒体记者为曝光黑心厂家会采用非正常手段获取新闻素材，虽然其目的是为维护正义，但其行为已违背道德甚至法律，因此仍会被谴责。靠非正常手段完成的新闻也难以正常发表。）

2024年3月11日

[V]而那种毁灭了勤勉的满足。(第21页第6行)

勤勉的克星是懒惰还是满足？曼德维尔认为懒惰是相对的且主观的，比如我们不会说自己的父母懒惰，不会说当权者懒惰，有时批评其他人懒惰实际上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懒惰；有时我们会因为不愿自降身段而被他人视作懒惰。【世上有两种没有工作的人，一种是由于缺少能使其尽力挣得最大收益的机会，另一种则由于没有干劲而怠惰懒散，宁愿挨饿也不去奋起工作，我们不应将这两种人混为一谈。】

作者将心意的平静与安宁称为“满足”，并区分了勤劳与勤勉，他认为勤劳虽然能勤俭与吃苦，但却安于现状；而勤勉则有更强的目的性，有对收获的渴望。而满足便意味着对现状的认同，会缺少对收获的向往，因此便与勤勉相对立。满足会导致懒惰。【因此媒体从业者也应具有勤勉的品质，而不能因获得某种奖项与社会赞誉而满足，一旦有所满足便会停滞不前。】

[X]……使一个伟大而诚实的蜂国(享有世上最多的便利)。(第23页第2行)

“在人民满足于贫困艰苦的地方，大概能够实现这一点。然而，他们若既要享受世上的安逸和舒适，又同时要像那些好战的国家一样富裕、强盛和繁荣，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正如前文观点，国家的繁荣强盛并非是依靠安逸与舒适换来的，在封建时代这种繁荣只能依靠暴力与掠夺，如果只满足与国家内部的舒适与享乐，便难以获得更多财富。但这一观点在持久和平的时代却不适用，武力并非国家获得繁荣的唯一武器。】

刘海明

2024年3月18日

继续阅读《蜜蜂的寓言》。[Y]享有世上最多的便利。(第23页第3行)

“我已提出过一条永远不可违背的座右铭，即应始终让穷人去工作；缓解他们的需求乃是明智之举，但满足其需求却是愚蠢之举；应当全面鼓励农业和渔业的发展，以保证食品供给，进而使劳动力成为廉价。我将无知称作社会结构的必要成分。从以上这一切看来，我显然绝不会以为一国应当普遍提倡奢侈。”【正因为无法满足，穷人们才日复一日地重复着简单的立体劳动，正因为无知，他们才只能从事这些低等的工作，若他们的需求能够被满足，并变得不再无知，那么这些工作将会无人代替，那么养育一个国家的基础将不复存在。但在未来智能机器人的出现是否能够将人从这种劳动中解放出来，但阶级的差异始终存在，劳动的内容与形式或许会有所不同，但仍有高低贵贱之分。有人认为过度的奢侈必定会毁掉一个民族，但实际上这种情况却不可能发生，因为奢侈对于穷人来说是可望不可即的，即使是小小的挥霍也会导致他们入不敷出，并立马调整自开支，没有哪一个民族会因为奢侈而灭亡。相反，贪婪与挥霍都是社会必不可少的成分，贪婪挥霍者虽可能败尽家产，但也能集聚大量财富，这只不过是社会沉浮的微小缩影。】

P209“我应当用以下的话来结束对《抱怨的蜂巢》的评论：我可以对提倡全民节俭的人们保证，我们若是让我们英国的女子少穿些亚洲丝绸，便绝不可能让波斯人和其他东方国家购买大量的英国优质棉布去消费。”【对现状的不满足或是奢侈与贪婪，会促进与领国的贸易，这才导致经济的流通与商品的生产，在任何一个领域都是如此，安于现状与勤俭节约换来的只是止步不前。】

2024年3月19日

（慈善学校流行的真正原因有三，一是权贵阶层们为了彰显自己的名声；二是它给人们产生一种体现现世幸福的印象；三是这一事业极易成功，可获得社会的赞誉）

P211“慈善(Charity)是一种美德，通过它，我们对自己的一部分真心之爱转化成了纯洁的、毫无疑义的对他人之爱，那种爱不是友谊或血缘关系加给我们的，甚至不是完全陌生的人加给我们的，我们对那些人毫无义务，也不想从他们那里获得什么。以任何方式减少这个定义的严格性，都必会部分地失去这种美德。”【作者在前文区分过美德与荣誉的区别，尽管两者外表都给人一副谦逊和蔼的印象，但美德更强调付出而不追求回报，即行为本身便可获得快乐与满足，同样，在这里慈善也是一种不基于任何关系的美德，是对社会中的他者无报酬式的付出（尽管这会让他们获得荣誉、赞美，但该品质本身并不应该引发争议）。按照媒体业所倡导的，其本身也应该属于“慈善”机构，能够不为追求实质性的回报而甘愿为他者付出，服务社会。但大多媒体机构并无长久稳定的资金来源，因此只能让服务社会、关爱他人的行为带上盈利的性质，这样以来，媒体便不能够被称为慈善机构，而至多只能被称为道德机构。】

2024年3月20日

慈善的要点：1、首先应该善意地看待他人的一切言行。2、其次，我们若付出时间和劳动，却一无所求，或我们若借钱给需要的人，却并不指望从亲朋那里获得如此帮助，我们的这种美德便十分昭然。3、放弃自己所珍视的，满足于自己拥有和享受更少，去救济那些需要的人，应是我们选择的目标。作者将这种慈善称作一种激情假冒，后者被称为怜悯（pity）或激情（compassion

），表现为对他人的困难与不幸感同身受。接着作者详细描述了怜悯这种激情，“我说怜悯来自目睹耳闻，这会使很多人惊讶；但我们若想到一个事实，便可知此言不虚，那就是：被怜悯对象离我们越近，我们就越感到痛苦；它离我们越远，我们就越少被它搅扰。观看处死罪犯时，我们离得很远，因此只会稍有触动。相反，我们若近在咫尺，能看到罪犯眼中的心灵活动，看到他们的恐惧和极度痛苦，看到每个人面部的剧痛，我们的反应便会大不相同。若对象离我们感官很远，那么,无论是叙述灾难，还是阅读灾难故事，都不会唤起我们那种被称为“怜悯”的激情。”【同样，在新闻报道的灾难叙事当中，具体的伤亡数字只能让我们了解事件本身并产生惊讶乃至惊恐之感，并产生与同情他人表现出的一致的痛苦，但这种痛苦却并非同情导致的，而是由于仁慈与理性，我们的理性告诉我们在这种灾难面前表现出除悲伤与痛苦外的任何情绪都是不合时宜的，否则我们变会被视作残忍或无耻之人。“正是仁慈吩咐我们同情他人的痛苦，而理性告诉我们：无论一个事物离我们的视野是远是近，我们对它产生的情感都理应相同。某个事物需要我们同情，我们却无动于衷，我们会羞于承认这一点。毫无同情之心者是残忍之徒。这一切均为理性与仁慈使然，但大自然却不会无端施舍。对象若不刺激我们，身体便感觉不到它。”但个体叙事却让我们感到忧伤并对当事人产生怜悯与同情，这种同情才是真正基于自然状态所产生的。因为当事者的各种细节很可能与我们的某些生活情境相吻合，从而让我们感到具象化的存在，这让我们心中的怜悯与同情油然而生。这里的距离应该不止空间距离，还有心理距离。】

怜悯与同情并不能等同于慈善，基于前者对弱小者做出的施舍只是一种自恋，因为我们是以高于弱小者的姿态给予他们施舍，以此换得其赞美以及社会的称赞以及荣誉。【但同情与怜悯对于现代人来说已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即使其是将其作为成名的手段，但其行为却为社会与弱小者做出了贡献，这笔冷眼旁观者要高尚许多，理性引发的同情也总比冷漠值得称赞。】

慈善这种美德并不好分辨，因为除怜悯与同情之外，还有太多激情能够假冒。如恐惧，有时人们对大街上的乞丐进行施舍并非是因为其具有慈善心，而是因为害怕被旁人所议论以及对乞丐的求助感到厌烦。此外，人们还会基于各种动机产生“慈善”行为，名誉、骄傲、洗刷罪恶，都是这些行为的理由。（作者列举了拉德克利夫的例子，这位贪婪虚伪的守财奴在死后将全部遗产捐给了牛津大学，但他并未如自己所愿获得社会的赞誉，人们反倒对他这种伪善的行为嗤之以鼻。他越是想尽力获得好名声，便越能说明他所犯下的罪恶。）

2024年3月21日

P228“因此，强大、富庶的国家中，滋生被抛弃的放荡者的永久温床，并非不会读写，而是一些更实在的恶德的同时存在与并发。无论是谁，若将无知、愚蠢和怯懦看作造就罪犯的首因，即医者所说的“先导原因”,那就请他考察一下生活，仔细检查一下常见的流氓、普通重罪犯的言行吧。他会发现相反的事实：应受谴责的，通常倒是过分狡猾精明的人，以及学问过多的人，他们是一国中最恶劣的堕落者和渣滓。”【作者通过列举慈善学校来说明教授给孩子基本的礼貌并不能阻止他们偷盗，传授给他们各种知识也并不能防止他们犯罪，因为这些行为是由于人们心中的恶德引发的。对财富的贪婪、不想劳动的懒惰都会引发这些行为。而作者认为那些学问高者应受到谴责，但并未提及原因，我想是因为这些人相比粗鄙不堪的偷盗者更懂得如何隐藏自己，高深的学问与华丽的说辞让他们竭力宣传读写与知识的重要性，由此他们便会得到尊崇。那么在传媒业中是否也存在这种现象呢？过去的媒体机构凭借着信息垄断让人们将其称之为无冕之王，但这也只是其以此盈利的一种手段罢了。】

2024年3月22日

P233“善于洞察人性者总是发现：这些人假装最拥护的，正是他们最不拥护的；他们彻底否认的，正是他们最重要的目的。最容易养成的习惯或人品，就是伪善(Hypocrisy);能最快习得的事情，就是否认我们心中的种种情感，否认我们的行事原则。但是，各种激情的种子却与生俱来，任何生于这个世界的人，都不会没有它们。”【原始的激情是与生俱来的，但贪婪、邪恶等种种恶德因不符合建立起的社会规范，因此人们学会了伪善，这一习惯最易形成，且用来伪装内心的种种恶德再好用不过。媒体从业者中是否也存在这样的伪善者，在进行报道时是否会隐藏内心的真情实感而利用伪善装出悲悯的申请以此获得舆论支持？这类煽动性报道最易蛊惑人心，且处于伪善的需求大多数受众也需表现出与内心不同的情感状态，否则便会招致道德的指责。】

2024年3月23日

P239“以上所有的言论表明：自由国家不允许存在奴隶，因此，最可328靠的财富便是众多艰苦劳作的穷人。这是因为，穷人除了是劳动力，又一向是造就海军和陆军的温床；没有他们便没有享乐活动，任何国家的产品都会失去价值。欲使社会幸福，欲使民众在最简陋的条件下生活安逸，大量民众就必须既贫穷又无知。”【唯有无知才能使一个国家长久运行下去，若人人都受过高级教育，那么其在寻找工作时便会考虑时间以及劳动强度等问题，若人人都因为这些问题而不去从事基础的体力劳动，那么社会生产将无法完成。即使科学技术在不断更迭，教育在不断普及，但不同阶层所拥有的知识总是存在差异的，这就保证了低级劳动会有相应的人去完成。生理上的绝对需求使人们可以忍受一切尚可忍受的事情，因为除此之外他们别无选择。且知识会让人的欲望发生变化，无知会让人变得容易满足，因此国家便只需提供必需品给穷人即可，这便保证了人们的幸福，社会也得以运行。知识的鸿沟导致人们通过媒体接受到的信息也有所不同，知识富有者会在原有知识的基础上不断汲取更为深刻的知识，而贫穷者则沉溺于大量基础的、无意义的信息汪洋中无法自拔。（因此作者在后文提到：“因此，各个国家或王国的福利与幸福，便都要求将劳动阶级的知识限制在其职业范围以内，而绝不可(像那些可见的事物一样)延伸到其职业之外。”）汲取过多的知识反而使其无法安于现状。】

2024年3月24日

休息一日

刘海明

2024年3月25日

读霍布斯的《利维坦》十七世纪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开启了人类社会的新时代，也将社会推向了近代史的阶段，这个时期造就了一大批向旧制度冲击、为新制度呐喊的思想家，霍布斯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对人性复归的呼唤是这个时代的主题，因此人性问题成为了这个时代的哲学家关注的重点。

霍布斯的人性观：由于霍布斯曾担任过培根的秘书，因此领会过许多培根的自然哲学观，培根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是构成自然界的一部分。而霍布斯则沿着这条道路研究了人的本性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论证了平等、自由、功利、理性的“合理性”，从而提出人生而享有的不可被剥夺的自然权利。在《利维坦》中他公开地以人性反对神性，以人权反对神权，坚持人造国家与君权神授。他的人性论基础是个人主义的利己之心，即人在本质上是自私自利的，个人利益是互不相容的，且他们彼此平等并拥有相同的自然权利，这便在所难免地会出于自保、掠夺等目的发生冲突，这便是霍布斯假定的自然状态，即“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因此为了生命安全与自我保存，就必须结束自然状态寻求和平状态。

霍布斯的契约思想：接着他便提出了他的契约思想：“于是出于人的理性，人们相互间同意订立契约(信约),放弃各人的自然权利，把它托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由多人组成的集体(如议会),这个人或集体能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能把大家的人格统一为一个人格；大家则服从他的意志，服从他的判断。据称，这样订立的契约就叫做社会契约(亦称信约或盟约),这个人或这个集体就是主权者，而像这样通过社会契约而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组成了国家。”“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用更尊敬的方式来说，这就是活的上帝的诞生。”《利维坦》第十七章《国家的产生》

在霍布斯这里，权利的交换就是契约，而不必是其他物品的交换。这便将原本作为经济活动之原则或方式的契约辅以自然法则，从而上升为了一种社会与权力的组织方式。一般认为霍布斯是近代社会契约论的主要创始人与系统阐释者，他的思想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后来的洛克、卢梭的契约论思想。

2024年3月26日

契约形成的两重基础——情欲与理性

作为一个机械唯物主义者，霍布斯认为人的生理活动以及感情、欲望、思想都会受到机械力学原理的支配。“生活本身就是一种运动，不可能没有欲望，也不可能没有畏惧，也正如同不可能没有感觉一样。”（《利维坦》第七章《论自觉运动的内在开端》），而人的天性便是利己，人生就是无限追求个人欲望满足的过程，而欲望的享受不会在某一刻享受殆尽，因此“为了确保达到未来欲望的道路，所有人的自愿行为和倾向不但是要求得到满意生活，而且还要保证这种生活。”（《利维坦》第十一章《论品行的差异》）因此为了自我情欲的满足，便需要个体之间签订契约，建立社会秩序。

另一方面，在霍布斯假定的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拥有同等的自然权利，而这种自然权利便是指“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存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存自己的生命——的自由。”（霍布斯《利维坦》第十四章《论第一与第二自然律以及契约法》）人的天性中包含着求安全、求利以及进行侵犯三种因素，而人生存的主要目的在于自我保护。因此为了摆脱自然状态中人人竞争的局面，人们出于理性考虑开始相互达成协议，形成契约以保证和平。这些恰恰出自人类天性中的另一因素——理性。

2024年3月27日

第一自然律与第二自然律：何为自然律，即“理性所发现的戒条与一般法则”“使人们倾向于和平的激情是对死亡的畏惧，对舒适生活所必需的事物的欲望，以及通过自己的勤劳取得这一切的希望。于是理智便提示出可以使人同意的方便易行的和平条件。这种和平条件在其他场合下也称为自然律。”第一自然律：寻求和平，信守和平；第二自然律：“”当一个人为了和平与自卫的目的，认为必要时都应当自愿放弃自然人那一种对一切事物的权利的要求，每个人都必须满足他人相当于自己让他人对自己所具有的自然权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达而达人）

基于以上两条自然律，为了获取和平，人们便联合起来，互相达成协议，每一个 人都放弃或相互 转让一部分权利，这种权利的相互转换，就是人们所谓的契约。

而第三条自然律则要求人们去执行所缔结的契约，这便是正义的开端与源泉。社会也是缔结契约的结果。契约行为充分体现了人的理性本性，正如霍布斯本人所说“因为人们所有出于意志的行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最有助于达成其目的的行为则是最合理性的行为。”（这里也可看见功利主义的影子）（霍布斯《利维坦》第十五章《论其他自然法》）契约不仅仅是人们为了保全自身，达到利己之目的，更是理性的承诺与最终选择。

第二自然律中的双重义务：契约的形成便是权利的相互让渡。在让渡权利的过程中，对于被让渡一方而言，让渡权利的一方便受到了约束，不妨碍后者的行动便是他让渡权利所产生的相对于后者的义务。因此霍布斯也认为任何义务的产生就其根源就是一个人放弃自己的权利。此外还有一种单方面的放弃权利，即自由赠予。在霍布斯的契约国家里，权利的相互让渡是个体间的，这导致人与人之间会形成相互尊重等多重义务，而自由赠予则是每个人将一部分权利交给了主权者，因此个人便产生了对主权者服从的义务。这种义务是单边的，却是建立在个体互相让渡权利而建立的义务之上的。由此可见霍布斯通过契约建立的个体对主权者服从的义务是一种双重义务。

2024年3月28日

以人性为基础的契约的价值取向

功利主义价值取向：自然人们订立契约，都是出于自愿行为，而“任何人的自愿行为目的都是为了某种对自己的好处。”人们遵循自然法则，信守契约，其最直接目的就是因为契约作为人与人交往关系的纽带，能带来利益的平衡，对缔 约者生存及生存方式有利，达到更好的自我保护。这也符合第一自然律的要求。“当一个人转让他的权利或放弃他的权利时，那总是由于考虑到对方将某种权利 回让给他，要不然就是因为他希望由此得到某种别的好处。”（霍布斯《利维坦》第十四章）

伦理价值取向：霍布斯认为履行契约也是自然法的一部分，而自然法本身便是永恒不变的，契约的内容本身便具有道德规范与道德约束力，契约依据的公平、互利等原则对人们的思想与行为起着规范作用。履行契约便意味着正义，违背契约便意味着不义。即使一则契约在旅行过程中已不再具备功利价值，但由于其依然有效，因此仍然起到约束与规范作用，因此这时便体现了其伦理价值，即契约内部的道德律令。此外，霍布斯也将契约关系看作人与人之间进行交往的道德模式，是联系人与人进行和平相处的道德律令要求。通过契约行为，人们的相处机制与交往行为会得到调整，从而达到一种和谐的自洽状态。“正如所有寻求和平的人都必须放弃某些自然权利，也就是不具有为所欲为的自由。”从一方面看这是达成契约自然人需要做出的牺牲，从另一方面看在基于契约关系形成的社会中，这种契约要求也升维成了普遍的社会规范。契约的存在为订约人划定了行动的界限（道德准绳），这不仅仅是为了确保自我利益的达成（利己）也是为了保证他者利益的实现（利他）。这样，守约而不毁约就是为善而不为恶的表现，这后来也导致了资产阶级的德性范畴。

政治价值意义：即契约的达成还需要外在的强制力量作为保障，即法律。基于契约建立的国家的统治者必须具有绝对的权威与强制力；此外，契约还要求统治者对人民负责，能够保障人们的基本权益与权利，否则其统治权也将不复存在，这实际上也体现了契约的一种制衡作用（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体现的也是契约的制衡作用）

2024年3月29日

霍布斯契约论的困境

霍布斯契约的前提是人生而平等与自由，但这种假定却经不起推敲，现实中的人从出生那一刻起便会存在智力、财富等方面的差异，因此契约并非是普遍与永恒的。且霍布斯认为人们出于自保和对死亡恐惧的目的会寻求和平，签订契约，但他忽略了个体的多变性，如历史上的戊戌六君子视死如归，并试图重新修订封建王朝的契约，这并不符合霍布斯对人性的假设。

在他的契约论中他假定人都是拥有理性的，因此会与其他个体签订契约，但在18世纪以后康德提出理性能力的有限性；休谟也认为“理性原则”也不过是一段历史时期人类的某种意愿，而非人类自身的固有合理性。

契约的价值与功能是割裂的。契约是出自人们内心的主观意愿而建立的，由于缺乏外在强制性，霍布斯提出用法律来限制签约者，但他也认为制定法律的统治阶级却不属于契约的立约者，因此是凌驾于契约之上的。在政治领域契约地价值与功能的割裂尤为明显。

2024年3月30日

信约的义务困境。自然状态下的个体为寻求和平获得利益而选择让渡权利、履行契约。这是出于情欲与理性的双重考虑。但在履约过程中，双方并不是即时的，一定会因为各种主客观因素存在延时履约的情况，这便导致履约有了先后之分，而处于对对方不遵守承诺、履行契约的考虑，会使人们产生猜疑与恐惧，因此霍布斯契约论的真正难题并非履约，而是信约的订立。既然人们能凭借理性产生建立契约的构想，自然也会产生“合理猜疑”，对对方是否能履约的考虑使个体停留在对信约的权衡之上。因此人与人之间便无法通过建立信约而形成约束性义务，更不要谈契约的履行。在签订信约阶段仅仅靠必须履行契约的理性规定注定了契约无法被履行，因为对对方是否能履约的合理猜疑也是理性应做的。若假设存在共同权力的威慑才能使订约双方按时履约，那么这一假设注定不是合理的，因此签订建国契约的目的便是建立这一强制性的共同权力，不能用果去反制因。霍布斯虽然考虑到了人性的合理猜疑，但他却从未考虑到这点对于契约建国的危害性。

2024年3月31日

休息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