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史料集锦

刘海明

【案例】

秋乡//三十年前“6.6空难”新闻背后的挣扎与努力

30年前。1994年6月6日上午。
西北航空一架苏制图-154M型飞机从西安机场呼啸而起，飞往广州白云山机场。9分钟后，飞机在长安县鸣犊镇上空解体坠毁，机上搭载的乘客和机组人员共160人无一生还。
这是中国航空史上最惨烈的空难之一。

空难发生的当天，我值早班。那时的晚报都是当天中午1~2点上市。所以各家报纸比拼的都是当地上午12点以前的重大新闻。
大约是9点半左右，新闻部主任刘东明跑步进了编辑部，手里挥着一篇稿件大喊：“重大新闻、重大新闻，一架名航客机在长安县鸣犊镇上空坠毁。”
天哪，飞机坠毁、空难，这些传说中的大事件在我们身边发生了。那是怎样的悲伤惨烈、又是怎样的恐怖惊悚？

我问消息的来源，东明说是市公安局和民航的通讯员分头打电话告知的。
消息总共也就三四百字，发出来也就是常说的一块“豆腐干。”但新闻就是这样，字越少，信息量越大。
东明已经安排了文字记者陈伟、胡波和摄影记者赵康赶往现场。我赶紧安排在一版撤换稿件。
东明说：“《西安晚报》大概率还不知道这个消息。我们可能是独家。”
我说：“这种事情，独家不见得就好，没有底气，没有策应，出了事情独自承担。”
东明说：“你现在简直就是一只惊弓之鸟。这种事情人有办法吗？这也是百年难遇的~呸呸呸~的重大新闻。”
是呀，谁会盼望飞机失事呢？但是它千真万确的就是发生了。

时间一点一点走过去，10点，平安划过；11点，平安划过。快到12点了，我在最后的样子上签下了“付印”两个字，长长吐出一口气：“OK。一切顺利。”
看来这个重大的、独家的新闻发定了。
就在这个时候，电话铃声猛然想起来，那么刺耳，那么响亮。
我大脑”嗡~”的一声。意外一点都不意外地来了，响亮地、不留情面地、恰到好处地来了。
大家都看着电话，没有人去接。就像面对一个烦人的孩子，让它叫去吧。电话终于停下来，大家长出一口气，但是立刻又一次、再一次响起来，不屈不挠。

值班主任蔡百鸣最终还是拿起了电话。他喂了两声，把电话递给我。话筒里是一个熟悉的声音说：“有关空难的消息，一律不许发”。

“那什么时候可以发？”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那边已经挂机。

整个办公室都安静下来。东明一把把稿子摔在桌子上：“这还让不让人活了。”
我看了他一眼说：“可能就是为了让我们好好活着。”
东明又一拍桌子：“没有舆论监督谁，没有娱乐八卦谁，就是一场灾难，怎么了、怎么了？不发稿它就没有发生吗？”
谁也不知道怎么了？现实环境就是这样的。发什么或许需要原因，不发什么却不需要任何原因。
所有的编辑记者们大眼瞪小眼，一副不甘心的模样。七嘴八舌地喊着：“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
“怎么坚持？”我问了一声。
大家也都明白，一旦出问题，担责的就是我。
有人说：“就说报纸付印了，来不及撤稿”；有人说：“就说你突然晕倒了，送医院去了，不知道此事”。
东明说：“为了新闻，要有一点牺牲精神！”
我一下就有点炸毛：“把我牺牲了就像放个屁。报纸呢？报纸被牺牲了谁来承担责任？”
大家不吭声了。但是没有人离开办公室，都憋着一股气等待最后的结果。

我也不想放弃，再垂死挣扎一下总比直接死了好点。就将电话打过去，小心翼翼地说：“报纸已经付印了，稿子来不及撤了”。
电话那头只说了四个字：“停机。撤稿。”就像扔过来四块砖头。
放下电话，我无奈地摊摊手告诉蔡百鸣：“撤稿”。
东明气得抓起稿子夹进自己的公文包，连吼带叫：“发吧发吧，发你的形势喜人、效益大增、全面增长吧，简直没救了。”

《三秦都市报》关于6.6空难的消息就这样撤稿了。

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和海内外媒体，铺天盖地发了“空难”的消息。

我还是不甘心，想着怎样挣扎和周旋，才能让读者得到一些更多的来自现场的真相和报道。要知道，我们的记者可是全国第一家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媒体记者。他们手里有大量的现场采访和照片。这是新闻最珍贵的东西，全国独一无二。
首发完美错过，那么在后续报道上可不可以做点文章？比如，文字用新华社的通稿没有商量的余地，但是，可不可以配发我们的照片？

摄影记者赵康拿着自己在现场拍的照片前后跟着我叨叨：“你知道现场有多惨烈吗？你知道那些消防官兵和武警当时是怎么搜寻遇难者尸体的吗？你知道有人被吓晕过去了吗？”
我说：“我不知道，通通不知道。我只知道：不能发稿。”
赵康还是跟着我，不依不饶：“这么真实的现场照片不发，对不起读者”。
是啊，大灾难面前，给读者一个真相、给遇难者一种悲怀、给历史一种记录是新闻人的职责所在啊。

我终于坐不住了，一咬牙一跺脚：“发。豁出去了。中央电视台都发新闻了，还有那么长的现场画面，发几张照片，能把我咋了？”

刚把照片挑选好，一把手宋桂嘉走进来了。他有金刚菩萨一样的相貌，威严中透着慈祥。我把自己挑选出来的照片递过去，小声问道：“发还是不发？”

宋总背着手在办公室走来走去。每一个领导在做出重大决定的时候，都会这样走来走去，好像自己的脚就是历史的笔尖，正在地上写着什么。或者自己的脚步就是一粒粒种子，能扎进脚下的土地，长出什么。
大家一言不发，万分紧张的盯着宋总。良久，宋总猛然停下步子转过身说：“发！但一要保证画面在央视上出现过，二要保证画面上绝对没有尸体”。

我浑身一轻，好像卸下了什么东西。它们还存在着，只是转移到了宋总的身上。这需要一种胸怀和品质。
当时我们是动了心思的。上边对文字做了各种规定和要求，却遗漏了照片。这是我们唯一可以钻的空子。所以，我和值班主任们一起选了四张照片，尺寸很大。几乎占去三分之二个版。
最后样子出来后，宋总又来了。指着一张照片上模糊的背景说：“有尸体，立刻换掉。”
我装模做样的看看：“有吗？看不清楚。再说，时间恐怕来不及。”
宋总说：“让你换你就换。”
我不再多说一句话，跑步下去换了照片。

时间来到6月10日，距离空难发生已经4天。外报消息、通讯、照片等已经发的满天飞，而空难源地陕西的媒体除《三秦都市报》发了一组照片外，再没有任何关于空难的报道。

那几天的日子真是难熬啊。社会上谣言满天飞，市民能把热线电话打爆，询问空难具体情况，大骂“记者都是白吃饭的”。
新闻的沉默让读者费解，也让记者们牢骚满腹、怨气冲天。因为空难现场，几个记者在细雨烂泥和呛人的血腥中整整工作一天，掌握着大量、全面的情况，可是，什么都不能写。
我苦口婆心地劝解大家，但如骨哽喉的感觉让人绝望而痛彻心扉。

最终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跑到宋总办公室说：“我想给刘部长打电话，陈述记者的职责和看法”。
任何事情，没有水落石出之前总是顾虑前边有重重险阻，可能啥也做不成，想到了困难还是不放弃，努力再去争取一下，说不定就会柳暗花明。
宋总可能也是这样想的。他很郑重想了想，将自己的大脑袋点了点，嘱咐我说：“说话要有分寸，不要适得其反”。

回到办公室，我有一次用豁出去的姿态拨通了刘文义副部长的电话，刚说出自己的名字，刘部长劈头盖脸就斥责：“谁让你们发照片了？不出问题则罢，出了问题咱再说”。

再说的事情就等着再说吧。此刻的事情却是非说不可。我又喊了一声刘部长。部长问我：“有什么事？”
我深吸一口气，努力平息自己狂跳的心，因为这毕竟是直接的、赤裸裸的在“犯上作乱”了。
我恳切的说：“刘部长，我想跟您说一点关于空难报道的想法，不代表三秦，仅代表我个人”。
刘部长也平静下来说：“你讲吧”。

我又做了一次深呼吸，然后一口气说下去：“刘部长，陕西是空难的发生地，理应准确及时的将消息发往全国各地，以正视听。但是现在，全国各地发了各种各样的报道，陕西一直在沉默，成了一个新闻盲点和空白，陕西人民会问：陕西的记者和新闻官员干什么去了？面对这么大的人命关天的新闻事件无动于衷，是不是一种失职？此其一。”
刘部长在电话那边“嗯？”了一声，想插话，我赶紧抢在他前边说：“第二、第二，我们理解不让发稿是考虑事关重大，害怕影响社会稳定，但是现在谣言满天飞，说可能有炸弹、说失事地的农民捡钱。如果放任这些谣言蔓延发展，真的就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现在的选择应该是尽快加大报道力度，让新闻、让事实、让真相站出来说话，谣言不攻自破，民心安稳，社会才稳定”。

我一口气说完心中压抑了许久的话，就象火山喷完了炙热的岩浆，呼呼喘着粗气，等着刘部长骂我或者批评我。
但是，刘部长沉吟了一会说：“情况我们也知道，你说的也不无道理，我又没说连正面报道也不许发。”
我连忙说：“谢谢部长、谢谢部长，我明白了”。几乎是下意识地反应，我“啪”地果断挂机，将刘部长的“但是”两个字挂断在电流那边。
因为我不能让他说下去。他说了一句，就有可能说两句三句四五句，说着说着就有了责任和压力。而且他说出的是“但是”，这个词在汉语里有扭转乾坤的力量。任何好事情，只要但是一下，就有可能突然转身往相反的方向走去。

就让这次通话停止在这里，是最完美的。

但我还是电话机前静默地等了一会。如果刘部长觉得我做的不妥当，他一定会再打过来。谢天谢地，他没有打过来。

我知道，挂机挂对了，给自己和领导都留下了周旋的余地。

叫来东明、陈伟和胡波，我们一起讨论了稿子怎么写，写多长。坐在办公室等待，心里说不清楚是兴奋还是担忧，反正就是五味杂陈。新闻真不是人干的活。

年轻的记者陈伟和胡波都是我们报社的才子，两人分工合作，一夜未眠，洋洋洒洒出手一篇五千多字的长篇通讯。第二天，我们在倒头条位置刊发了全文：《一场特殊的战斗》。
报纸上市后，零售空前好，各报刊厅都打电话要求增加份数。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大家心里得到一点慰藉。

我却想去当面给刘部长鞠一躬。
这场新闻战役，我们输给了全国，却赢在了陕西。如果没有刘部长的包容和大度，我们也只能在读者的骂声中厄腕叹息。

空难的直接原因是维修人员插错了两个插口。

我们报社的最终结果，是我用长长的一篇检讨，对这件事情画了一个句号。因为据说同城的兄弟媒体都在告状：一样的媒体为什么不能同样的对待？凭什么对三秦网开一面，新闻面前不平等。
刘部长总是息事宁人地告诉他们说：“三秦的检讨都送上来了，你们还说什么？你们也想写检讨吗？”
想发新闻的很多，但是，愿意写检讨而且总是在写检讨的人，还有谁呢？
有时候自己也常常想，何必呢，一次次都这样？
但是不这样，对得起新闻和新闻人这个职业吗？

来源：秋之乡思（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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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诗扬

刘海明

【案例】

纪念王中教授诞辰110周年｜追忆我的导师王中：窥龙看蟹破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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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中，原名单勣，笔名张德功，山东高密人，曾在国立山东大学外文系读书，抗战爆发后加入中共东北军工委从事抗日宣传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新闻学院教务长、复旦大学新闻系系主任和复旦大学分校（现上海大学文学院）校长等职。

今年是著名新闻学家和新闻教育家、民盟市委原副主委、复旦大学新闻系原系主任王中诞辰110周年。王中教授曾于1952年3月至1957年9月、1979年5月至1983年5月担任复旦大学新闻系系主任。李良荣教授曾师从王中教授，切问新闻之“真”。

以下是来自李良荣老师的回忆文章。

窥龙看蟹破玄机——追忆我的导师王中

文 | 李良荣

2023年12月1日，李泓冰通过微信，发来王中老师的一首诗：

革海浮沉半世纪，窥龙看蟹破玄机。

荣辱毁誉由人道，悉心且看这局棋。

她问：“请教王中老师这首诗，是何时所写？”

这让我的思绪一下子重回四十五年前，当年的场景一幕幕重现眼前——隆冬的深夜，我们师徒俩围着火炉，抽烟喝茶，在烟雾中纵论古今，畅谈世事，时而激愤，时而叹息，还时不时放声大笑。王中老师的睿智、深邃、幽默，就像一股清泉，源源涌出，在很多方面给我一种颠覆式的认知，给我无穷启迪。夏日，师徒俩则穿着短裤，赤膊上阵，整理文稿，反复推敲，常常为一两个提法而煞费苦心。

王中老师在上课中

“我一本初衷”，完成五四未竟事业

我最初看到这首诗，是在1980年初，他抄录在一本笔记本上给我看。我联想到鲁迅的诗，就半开玩笑地说，“王老师，你这是自题小像。”

“就算是吧。”王中老师笑眯眯地回答我。

我拿起他的笔记本，前后翻翻，因为没有日期，就问：“什么时候写的啊？”

“几年前了。”他含糊回答。

直到2004年12月，《王中文集》正式出版，我才找到确切时间。王中在1984年5月18日《致大众日报华新同学的信》中说明：“1975年，我在东北军的老战友的女儿给我一首诗，为我的际遇鸣不平。我回她一首。”

人们常说，诗言志。诗面上写什么，大家解释大同小异，但诗中隐含了什么“志”，各人有各人的说法，各个时期有各个解读。王中的人生是通透的，他诗里的“志”不必猜，在信中，他坦陈他的志向和追求：“我一生无志做官，然而革海的风浪远比宦海凶险。每次‘运动’要运动出多少尸体。但是，我像海洋生物学家那样，浮上来看浅滩螃蚧（蟹），沉下去看海洋的蛟龙，这样才能把人们的奥秘看破。至于别人怎么说我，就随它去吧！我还是一本初衷，完成‘五四’运动未尽的事业，在此后的10年，更清楚地感觉到，中国是如何地需要科学和民主。近几年来，如果说我做了什么，只有这么一点可以告慰同学的。”

王中老师在上课中

“我一生无志做官”，这似乎是官场流行的套话，听听，一笑置之。但王中说的是真话。他1956年接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但只是兼任，当时还担任复旦大学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副教务长、政治理论教学委员会主任。这样一位“年轻”的老革命，又拥有大学学历，一路做官上去，仕途该是一片光明。但他一到新闻系，就把兼任当主业，全身心投入，放弃其他工作。按现在编制，他从副局级自降到正处级。

“我一本初衷”，这个初衷，就是把新闻学这门学科变成一门科学，进而影响中国新闻事业，影响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从1956年进入新闻系直到1994年过世，38年间，无论是精力旺盛的中青年还是躺在病床上的垂暮之身，无论是他意气风发的高光时刻，还是身陷囹圄、面临死亡的至暗时刻，他都矢志不渝。纵使数次被打翻在地，也没有打断他的研究、他的追求，始终不低头、不检查。如果王中心目中有什么偶像，那就是意大利科学家布鲁诺，为坚持真理而不怕死的英雄。

“要卧薪尝胆”，奠定了新闻学复旦学派的底色

王中老师在新闻学学科体系中所做的贡献，已有许多文章阐述过。在1957年7月一次批斗王中右派言论时，王中“老实交代”过他的目标：“要卧薪尝胆10年，搞出一个道理来。”在自己领导下搞成一个“学派”。

王中所说的搞出一个“道理”，就是构建中国自主的新闻学专业话语体系。结果，王中卧薪尝胆不止10年，而是整整38年，直到生命最后一刻。王中所做出的独特贡献：

第一，奠定了新闻学专业话语体系中基本概论和基本观点。

1956年，王中老师草拟了《新闻学原理》大纲，共18章，仅一千余字，却涵盖了新闻学学术话语的各个方面，勾勒出新闻学理论研究的全景图。在大纲中提出的“报纸两重性”“社会需要论、读者需要论”，是当时新闻学重大理论突破，在学界、业界产生振聋发聩的启迪及影响。在被打成“右派”时期，王中对“竖三民”的研究，开创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全新视角。在平反复出以后，接连写出的《论新闻》《论传播工具》《论新闻事业阶级性》《新闻学的第二课题》，阐述并奠定了新闻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观点，例如新闻定义、新闻价值、宣传定义、传播意义、新闻与宣传关系、媒体与受众（读者）关系、新闻活动与社会生活关系，等等。在王中老师直接指导下，我在1985年编著出版国内第一本《新闻学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以后陆续出版了3个版本的《新闻学概论》，到2023年出第八版，发行量达到百万余册，覆盖全国80%左右的高校新闻传播学专业。虽然该书追随新闻实践和理论研究的进展，不断修订，不断更新，但该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观点依旧是王中老师奠定的。

第二，奠定了新闻学复旦学派的底色。

建立新闻学的复旦学派，是王中老师为之奋斗的一个目标，经过近70年的努力，学界认可“新闻学复旦学派”已成共识。

新闻学复旦学派的形成，当然不仅是王中一己之力，而是以王中为代表的一个团队；也不是王中这一代人，而是以王中为起始的一代一代复旦新闻人的传承，志趣相投，学脉相连，道统不绝。王中的独特贡献，在于奠定了复旦学派的底色。

新闻学复旦学派的底色就是：开放包容，求新求变。

开放包容的内涵，具体体现在王中创办《新闻大学》期刊的追求上。1979年王中老师重任新闻系主任，就着手筹划一本公开发行的新闻学期刊。此前，新闻系出了一本内部的油印刊物《新闻学研究》，交流到各大学和各媒体，已具一定影响力。在新闻系内部讨论正式出版期刊的刊名时，不少老师建议就沿用《新闻学研究》，王中却一锤定音：用《新闻大学》作刊名。当时，王中老师让我在讨论会上做记录，我没敢发言，却很疑惑，觉得《新闻大学》不像是学术期刊的名称。会后，陪王中老师回家。走到校门口，实在憋不住，问他为什么要用《新闻大学》？王中老师停下脚步，用手中拐杖指着复旦大学校牌回答我：“大学就是各门学科知识的汇集之地。新闻大学，就是把各学科的知识汇总起来开展新闻学研究，把中外新闻学理论、观点都展示出来，把各种不同观点都表达出来。围在一个小圈圈里搞新闻学研究，那一定搞不出什么来。”

这是王中对《新闻大学》办刊定的基调，也是对复旦学派定的一个底色。

站在学术研究、实践探索最前沿，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不断提出新观点、新方法，敢为天下先，复旦学派求新求变，是由王中老师率先垂范的。这一点，已有许多文章提及，本文不再赘述。

光风霁月，“荣辱毁誉由人道”

我师从王中老师3年（1979年9月-1982年7月），每星期总有一两次在他房间里长谈。毕业后留校，保持一星期去一次，师徒俩可以说是无话不谈。但有两个话题，王中闭口不谈。

王中老师与77级学生在交谈

一不谈他的革命史。“革海浮沉半世纪”，这半世纪的经历，王中基本不谈，更不谈他的老领导、老战友。记得1980年初，我去王中老师家，看到一位与王中年龄相仿的人正和他谈笑风生。王中老师见我进来，就介绍：这是陈其五同志。噢，我知道，陈其五前天才正式任命为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其五正在喝酒，一瓶洋河大曲，一只小酒杯，但桌上什么菜也没有，只有一只皮蛋。陈其五右手一口酒，左手啃一口皮蛋，连双筷子也不用。我一看，也太寒酸了，立马说：“我去买点熟菜来。”陈其五却一把拉住我：“小伙子，山东人规矩，菜价不能超过酒价，你不能坏了规矩。”有此一说，我只好作罢。事后问王中，他只有一句话：“老同事。”

另一次是1980年秋，王中老师去兰州参加新闻工作座谈会。时任兰州军区第一政委的肖华特地来看王中。肖华开玩笑：“王中同志，好久不见。”然后敲敲自己脑袋说：“我该叫你王中教授。”王中老师见到肖华，立马迈上去，双腿一并说：“首长有什么指示？”两人哈哈大笑。看上去极其熟稔。事后问王中，王中老师还是淡淡一句：“老领导。”

革海浮沉半世纪，王中老师到底有过多少老领导、老战友、老同事，我确实知之很少。后来查资料，才知道当时国务院副总理方毅、谷牧都曾是王中的直接领导，但王中老师生前从未提及。

二不谈个人恩怨。自从王中老师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整整20年，不知挨过多少次批斗甚至挨打，参加对他口诛笔伐的不知多少人。如此屈辱，对每个人都是刻骨铭心的。但在我面前，王中老师从不谈及这些人这些事。李龙牧老师当年曾在报纸上发文批判过王中，王中被撤职，李老师接替王中长期主持新闻系工作，主持过多次批判会。王中复出，李龙牧老师照样在新闻系当老师，教授中国新闻史。李龙牧的儿子李新是新闻系77届本科生，常去王中老师家，后来和王中老师女儿王进军谈恋爱，毕业后不久就结了婚。“冤家”成亲家，王中老师坦然认下这门亲。

近来，有几篇论文谈及当年的一段纠葛，涉及到王中老师以及我很尊敬的甘惜分老师，我且说上几句我了解的事实，可以看出王中老师的光风霁月。

刘鹏先生在《为何是王甘——王中、甘惜分新闻思想及“甘王之争”的产生原因及时代背景》一文中陈述：1980年在兰州的新闻工作座谈会上，甘惜分 “见到王中，诚恳地说，‘我们之间的新闻观点，是可以争论一辈子的，但是1957年我对你无限上纲，现在向你当面道歉。’也有回忆称，甘惜分是亲自到王中的房间诚恳道歉，但王中始终不做声。”

文中“也有回忆称”，这里“也有”就是我。刘鹏先生在电话里向我了解当年场景，我如实告知，因为我在现场。

复旦大学新闻系一九八二届毕业合影留念

甘惜分已仙逝多年，如果在天有灵，我想真诚地告慰：王中老师尽管在甘惜分老师向他道歉时没有明确表达，但从来没有在任何场合对甘惜分老师发过怨言，从来没有把甘惜分老师当对手，更不会是敌手。

说到学术上分歧， 有人认为，“王中竭力想使新闻与政治分离”，更有人嘲笑，“王中在学术群体中显出一种‘政治无知者’的天真。”我衷心希望，那些“政治有知者们”读读王中老师的《论新闻事业阶级性》（1982年）、《谈谈新闻学的科学研究》（1980年）、《新闻学研究的三个问题》（1985年），他是如此清晰地论述了科学和政治关系，并把这些问题归为“科学研究中的一些基本常识。”

其实，我倒是希望，中国有一批批年轻学者像王中那样，在科学道路上，不计个人得失，不畏艰难，勇于攀登科学高峰。

后记

王中老师生于1914年，1994年谢世。2004年，为纪念王中老师冥诞90周年和仙逝10周年，出版了《王中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我应约写了一文《我的学术领路人——长忆我的恩师王中》。

20年匆匆而过，2024年是王中老师冥诞110周年、仙逝30周年，我极其怀念和王中老师相处的日子。王中老师是我学术领路人，更是我的人生导师，他的“一本初衷”，对既定目标矢志不渝的坚持、追求，永远在激励着我。

难忘师恩，难忘教诲。谨以此文纪念敬爱的王中老师。

资料来源：

[1] 赵凯主编《王中文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353-354页。

[2]《解放日报》1957年7月29日：上海新闻界再次揭发右派理论家。

[3]《国际新闻界》，2019.04

[4] 甘惜分，《满怀凄恻祭王中》，《新闻记者》，1995.02

[5] 向芬：《新闻学研究的“政治”主场、退隐与回归》，《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NO.1

来源：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Q-EyUx12tuzPOI1mfbWtAg

编辑：徐思凡

刘海明

【案例】

《延安文萃》

编辑：徐思凡

刘海明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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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佳

刘海明

【案例】

北京青年报43周年（视频）：“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

今年起，“转型Media人”计划给所有国内知名媒体做一轮“社庆日”策划。7月3日，是北京青年报复刊43周年的日子。

给新闻媒体制作周年视频，最大的困难是素材不好找。

感谢李晨、武三蒙、满羿向我提供了一些图片，我也从刘建湘老师的公号“东四牌楼”发布的文章中摘用了一些老照片，“转型Media人”团队在百度、微信端搜索也找到了部分图片（来源不可考了）。更多的，来自北京青年报九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初每年公开发行的《北京青年报年鉴》，以及《北京青年报现象研究文集》、《志在潮头——北京青年报社史》、《新闻冲击波——北京青年报现象扫描》、《报业经营论:北京青年报发展的轨迹》、《北京青年报的故事》、《北京青年报四十年》等图书。
说实话，图片里的人，绝大多数我都不认识。但制作过程中感动于，在那个纸媒全盛时代，每个人的眼里，真的是有光芒的。
那种年轻的、充满朝气的、积极向上的力量，透过一张张图片，感染到他人。

希望视频中出现的每一位，都能感受到制作善意，能宽容理解我们的“擅用图片”，还能多多转发。
祝每一位在北京青年报工作过的媒体人，都越来越好！



转型Media人”，以媒体从业经历为纽带，打造一个可以收获新知和人际的平台。欢迎加入我们的社群！


来源：转型Media人（公众号）
编辑：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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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明

【案例】
不可思议的1968年新闻联播！
来源：南风文起（公众号）
编辑：李佳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taDpHfvA3dd20KRHtQv6QA

刘海明

【案例】

历史上的舆论监督，和《京报》创办者邵飘萍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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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报纸，也没有记者这个行业，但是政府有舆论监督岗位。

皇帝权力很大，皇帝知道自己权力很大，于是就设了一些统称为“言官”或“谏官”的职位，他们的工作就是说话，专门提意见甚至唱反调。

注意，这个唱反调是皇帝赋予的职责，不唱反调反倒是失职，是尸位素餐。唐玄宗年轻的时候，还没有昏聩的时候，大骂身边的言官：我把你们摆在身边，你们一条意见不提，我要你们干啥？

这就形成了职业风险，在皇帝身边专门捋虎须，逆龙鳞，你说多危险！

这些官有的叫“拾遗”，东西掉了，给捡起来，比如杜甫，就当过左拾遗，他正是因为跟皇帝唱反调丢了官；有的叫“补阙”，有过失，得帮我弥补；有的叫“正言”，说真话说老实话说心里话，驳斥那些混蛋逻辑；还有的叫“司谏”，就是负责讽喻规谏。总之都是说话。

这个危险的岗位上死过很多人，比如商纣王的比干，有了他的死，比干就是千古楷模，纣王就是千古混蛋。皇帝，都怕成为纣王；言官呢，都以成为比干为荣。

古代什么天人感应等等胡说八道的事很多，但是由谏诤而产生的敬畏之心，竟然对权力有所制衡，真是一个奇迹。

皇帝最怕的就是谏官以及动辄谏诤的大臣，因为这些人不怕死。光武帝刘秀，这可是明君，有一次要出去玩，大臣申屠刚劝他不要去，天下还没有平定，你出去玩乐，合适吗？刘秀不听，命令开车。申屠刚把脑袋伸进车轮子中间：好，你开车，你轧死我算了，开车呀你！刘秀没辙，算了，旅游取消了。

唐太宗李世民最怕魏征，这个就不必细说了。魏征死了，李世民说，我失去了一面镜子。

宋徽宗治国不行，文艺方面是一流高手。一个叫陈禾的大臣来汇报，宋徽宗听烦了，站起来就走。陈禾跑过去拉住皇帝的袖子，不行，你得听我讲完。宋徽宗不听，甩袖子非要走，陈禾不撒手，结果哧啦一声，皇帝的龙袍被撕破了。宋徽宗大骂，你把我衣服都给撕破了！陈禾说，你不听我说话，不在乎自己的衣服，那我也不在乎自己的脑袋！

宋徽宗听了很感动，告诉太监宫女，这件衣服原样保存起来，作为提醒自己的纪念物。

元朝英宗问大臣：我们这个时代，还有像魏征那样敢说话的人吗？大臣回答说：有什么样的皇帝，才有什么样的大臣。唐太宗有纳谏的度量，所以魏征才敢说真话！

2

言官除了劝谏皇帝，还有一个职能，就是掌控舆论，监督百官，实际上是作为皇帝的耳目，监督宰相的行政系统。

到宋代，言官和御史监察系统逐渐合二为一，统称“台谏官”。这个权力很大，因为他们独立于宰相权力之外，又都不怕死，所以苏轼说，“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

但是这个权力越到后来越扭曲，独立性越差。

比如王安石变法，台谏官没人同意，全都反对。宋神宗不听，最后15个台谏官或辞职或外任。

然后宋神宗任用的都是听话的，不唱反调的。苏轼在民间叽叽歪歪写诗，结果被台谏官抓紧监狱130天。至此台谏官已经不是在规劝皇帝、监督行政，而是成了权力的帮凶，。

明朝的文官制度是世界一流的，但是皇权不受任何制约，言论完全被压制，所以一流的行政制度也无法阻止中国陷入文化酱缸。万历三十年，皇帝病重，以为自己要死了，忽然良心发现，下令把自己发明的苛捐杂税全都取消，结果下旨第二天，病好了，他又后悔了，要求到内阁追回圣旨。身边的大太监拼命磕头：“皇上开恩，那些钱还是留给小老百姓吧！”万历大怒，抓起刀子就捅。最后二十多个太监到了内阁追回圣旨，首辅大臣不给，这些太监就下跪磕头，磕得血流满面，当然了，最后以首辅的屈服结束。

可见谏诤不止局限于言官，一点意见都不敢表达的，其人格，其胆色，还不如个太监。身体的残缺还不可怕，可怕的精神的阉割。

3

中国古代有“报”，叫“邸报”，唐代就有了，那是政府内部的情况通报，不是现代意义的报纸。邸报的内容老百姓一概不知道，正因为啥都不知道，小道消息才满天飞。

1895年甲午战争后，中国有识之士发现，要想强国，必须开启民智，世界潮流是公开发行报纸，让老百姓都能知道全世界的事。于是维新派就办了一种报纸，叫《中外纪闻》，主办人叫梁启超。这是中国第一份现代意义上的报纸。

赞助这份民间报纸的人，叫袁世凯。

官方仍然是那种邸报形式，他们一看，民间竟然这样搞，这还了得。一个御史大人说它“诽谤朝政”，于是西太后下令，封。

直到1906年，八国联军进北京，这是又挨了一次揍，清政府这回下令，民间可以办报，只要不是精神病、没有犯过罪的成年人，都可以办！

4

近代最著名的报刊是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他的《新民说》是一代中国人的启蒙，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甚至更重要的人物，都受过它的滋养。

待陈独秀、胡适走上历史舞台，中国民间出现了400多种报刊。《湘江评论》被胡适称为“好兄弟”，称赞连载三期的《民众的大联合》是“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很痛快”。文章的作者是毛泽东。

这时期有一份著名报纸，是邵飘萍创办于1918年10月的《京报》。创办不到一年，就因屡屡揭露政府腐败，被北洋政府查封，邵飘萍逃亡日本。

《京报》于1920年9月复刊，支持中苏建交，支持孙中山，支持国共合作，还出版过马克思纪念专刊。它的副刊也相当厉害，孙伏园主办的《京报副刊》、鲁迅主办的《莽原》，影响全国。

1926年4月26日，邵飘萍被张作霖杀害。张作霖曾经给他30万元封口费，被他退了回去。

邵飘萍于1925年经李大钊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他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古代杀害诤臣的，都是昏君暴君；到了民国时期，尤其是国民党训政，报刊被查封屡见不鲜，但是杀害记者这种事，杀害大学教授的事，也只有张作霖干得出来。

你说他不是土匪是个啥玩意？

人们都记住了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他还有一句流传千古的话：“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我以为后面八个字是前提，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心忧天下又何从体现？岂不是一句空话？！

什么是优秀传统文化，不平则鸣就是；什么是民族魂魄，不默而生就是，所以鲁迅才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为民请命的人，这是中国的脊梁。

来源：书写者（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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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梦瑶

刘海明

【案例】

钱江：“6·11黑画事件”——文革初打散人民日报编委会（1）

     1966年6月9日至12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陈伯达、康生等前往杭州，向住在那里的毛泽东汇报“文革”情况，并在领袖主持下讨论如何进行“文革”？

刘少奇汇报说，向人民日报派出工作组后，又向北京各大学和中学派出了工作组。

1.“工作组”凌驾编委会是“黑画事件”前奏

这些工作组的派出层面不同，陈伯达率领进驻人民日报工作组是中央派出的，刘少奇、周恩来曾提出请示，毛泽东亲自批准“同意这样做”的。

随后由张承先担任组长进驻北京大学的工作组，以华北局名义派出。6月1日，新任华北局第二书记吴德向张承先宣布进驻北大的任命。这时，张承先正要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调任高教部副部长。

吴德告诉张承先，代行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立即出发，赶在当晚中央广播电台全文播送聂元梓等7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之前，工作组必须进入北大。

周恩来负责起草了工作组（没有“中央”前置词——本文作者注）进入北大的新华社电讯稿，却不提“华北局”，而是写成“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这条电讯稿（6月4日刊出）经毛泽东看过，表示同意。  

   1966年6月4日《人民日报》1版（局部），宣布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

没有想到，在杭州的毛泽东听取刘少奇、周恩来汇报时，对派出大批工作组的做法不以为然，表示说，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不如让它乱一下，乱一下再一分为二。

但是，他对陈伯达带领中央工作组到人民日报夺权显然是首肯的，此前就有表态，听取刘少奇汇报时也没有说不对。

自陈伯达进入人民日报夺权，他麾下的中央工作组凌驾于报社编委会之上，他是要“换人”的。

2. 报社编辑部重起锣鼓另开张紧急约稿

陈伯达赴杭州汇报之时，排除吴冷西在人民日报的主要助手胡绩伟的机会出现了，而且以“黑色幽默”方式出现。

5月下旬，由于不断受到批评，人民日报各个编辑部门的工作秩序乱了章法。形势变化了，“五一六通知”是开展“文革”的动员令，各部门原有存稿中有许多就不能刊用了。进入6月，陈伯达执掌报社，"弃旧”的做法炽盛一时，对文艺部编辑来说尤其是这样。

要赶紧推上版面的新稿件从哪里来？找谁写？老作家、老作者们一时摸不着头脑，不敢贸然投稿了。甚至本报和新华社记者也变得格外谨慎，不敢写稿了。稿源顿时大成问题。

编辑们一要稿件组版，二来要积极投身“文革”，于是纷纷走出大门，到部队、工厂、农村约稿，若有“工农兵”自动投稿，在优先刊用之列。

文艺部美术编辑、著名漫画家方成，5月下旬向他初识的一位工人业余作者李锦德发出约稿信，请他即向人民日报投稿。

时年26岁的李锦德是北京永定机械厂的青年工人，自幼酷爱美术，于1959年进厂当工人，次年受推荐进入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职工美术进修班学习美术，五、六年下来很有创作潜力，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了多篇美术作品。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作品，足以使业余作者们感到激动，求之不得。

接到了方成的约稿信，李锦德当即挥笔，一口气画了4幅速写画，在画上写明成画日期——5月27日，马上寄给方成。

陈伯达到人民日报夺权之日，这几幅约稿画也寄到了方成的手里。李锦德根本没有想到，一场灭顶之灾会紧跟着降临到自己头上。   

《人民日报》社论的影响很大。1966年6月1日刊登出陈伯达定稿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北京随即出现“破四旧”“烧毒草”的场面。这是6月初的夜晚，在北京东单广场（现在的篮球场）焚烧“毒草”《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等书籍的场面。

3.李锦德插图怎样上了版面

6月10日，文艺部编辑为次日见报的副刊（第6版）排版。组版编辑是1965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来到报社的年轻女编辑解波。这些天，她的工作相当紧张，绷得很紧，生怕出现什么差错。   

谁知道，越担心什么，越是出现什么。画版时，有一块空白不容易安排妥贴，她就向比自己年长的女编辑朱宝蓁（zhen 音“珍”）请教。

         时年41岁的朱宝蓁经历丰富，果然有经验。

她是杭州人，出生在一个比较宽裕的家庭，即便如此，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几度失学，又几度复学。失学的日子里，她坚持自学，最终完成中学学业，抗战胜利后考入南京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读书。

在南京求学期间，朱宝蓁追求进步，于1949年南京解放不久即来到无锡，进入新建的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学习。1950年6月学习结束后到北京，进入国家新闻总署研究室工作。

她爱好文学，1950年9月转入负有盛名的《新观察》杂志，工作了10年，1960年调入人民日报文艺部任编辑、作品组副组长，行政级别17级。

朱宝蓁看了版面出主意说，这块空白可以用来刊登一幅画，版面就比较丰富了。一边说着，她到放着“部主任审稿通过”稿样的卷宗里翻了一下，挑出一组速写画，一共4张，作者正是李锦德。

按照编辑流程，这些画已由文艺部副主任傅真审稿通过，可以选为上版刊用稿。   

1966年6月11日《人民日报》6版刊登的李锦德绘制的宣传画，是最初的发行样。这个版面剪样是作者李锦德本人保存下来的。发行后若干小时，这个画面有改动，删去两行竖题再次印刷发行。不管怎样，今天的人们是怎么也看不出这是一幅“黑画”的。

根据版面空白大小，朱宝蓁和解波采用了4幅画中的2幅。

       画作已由作者拟了题目。一幅的题目是“义愤填膺看‘黑话’，满腔仇恨化力量”。画面为是一群工人围坐，中间放着一块写有“毛主席语录”字样的黑板，其中有一人在读报，表现宣传时事方面的内容。

另一幅叫做 “黑帮分子想翻天，我们坚决不答应”。内容与当时正在展开批判的“三家村黑话”有关。

将两幅画放入版面，大小合适。组版编辑画出版样，把两幅画横向排在一起，还作了一个共同的大标题“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画出版样送交值班副主任傅真看过无误，下午交车间排版。

       当晚，还是解波当班“跑拼版”。这天晚上排版时间拖得很长，直到11日凌晨3时左右才下班。一切还算正常，解波回宿舍休息，一觉睡去。

4.“黑画事件”以黑色幽默方式发生了

11日午饭后，为准备上夜班，解波在宿舍里又睡了一会儿。下午大约2时过后，突然有人大声拍打她的房门，大声叫道：不好了，今天的报纸出大错了，发生“反革命事件”了！你怎么还在屋里睡觉？

解波惊醒了，赶紧起来开门，询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未完待续）

钱江：“6·11”插图“黑”在哪里——文革初打散人民日报编委会的切入口（之二）

   1966年6月11日的《人民日报》版面真的“出事”了，而且就是年轻编辑解波负责拼版的第6版出了事。门外的人一边敲门一边说，好多读者“揭发”，版面上的两幅画是“反动黑画”！

1.“6·11”插图“黑”在哪里

6月11日这天的《人民日报》一早在北京地区发行，一到读者手里，马上发现了“问题”。

文革劫难爆发，孕育出一大群绷紧“阶级斗争”之弦、思维定向极端狂热的人，数量堪称庞大，非百千万之数不能喻之。他们头脑中充满了批判、厮杀，然后“打倒”的概念，看到任何事物，习惯性地先在“阶斗”萝筛里筛洗一番，上升到“纲”。

6月11日出版的《人民日报》，1版头条文章是《红旗》杂志1966年第8期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不点名地批判了彭真和吴冷西，点名批判了“三家村黑话”。   

1966年6月11日《人民日报》1版（局部）

从第1版看到末版第6版，本着“阶斗”的极端敏感，有人一眼认定，副刊上李锦德的速写画是“反革命黑画”。很快，人民日报编辑部各办公室的电话铃声不断，一片质疑讨伐之声。

这些“揭发”来电纷纷指出，李锦德的画大有文章。

请看：“义愤填膺看‘黑画’”的画面，一个工人展读《人民日报》，但是画面上写清楚的只有“人民日报”4字，文章内容用一排排虚点来表示，所谓“黑帮分子”的话并没有在画面中那张《人民日报》上清晰显示（要登出清晰文字其实是不可能的——本文作者注）。在人群中间的黑板上，只写了“毛主席语录”字样，要看语录内文，只有一行行小黑点——“可以用小黑点”可以代表领袖语录吗？   

       以揭发者的“火眼金睛”看来，读者在画面上只会看到标题“义愤填膺看黑话”字样，细看却找不到“黑话”在哪里？因此会“联想”到“黑话”就是放在画面“毛泽东语录”字样下面的“黑点点”，由此可以推论这段“语录”就是“黑话”。这不是批领袖了吗？还当了得，罪该万死！

按照“揭发者”的逻辑，画面上原有的两个竖标题从右边向左读来有大问题：“黑帮分子想变天，我们坚决不答应”，“义愤填膺看‘黑话’，满腔仇恨化力量”，那也是影射！

1966年6月11日《人民日报》6版刊登了李锦德的速写画，

    这个报纸剪样是作者李锦德本人保存下来的。两竖行用红笔圈出的文字被认为是“黑话”。

问题还不能到此为止，批判还要深入：

右侧画面上，完整的标题分成两截书写。揭发者说，这明摆着要“腰斩文化大革命”！

光天化日之下，《人民日报》登载“黑画”影射领袖语录，“腰斩”“文革”，岂非冒天下之大不韪？

蓄积已久、狂风乍起的“运动”搅昏了神经过敏的读者，他们头脑中“阶斗”之弦绷得太紧太紧，一触即发。发现“问题”的亢奋者指责甚至谩骂刊登“黑画”，“罪该万死”。这时候，报纸已经由邮局发行，覆水难收。

6月11日早上8时过后，有年轻工人和学生读者陆续来到王府井人民日报社大门口，声讨“黑画”。后来，人群中干脆打出了大标语：“强烈控诉人民日报黑帮反毛主席的滔天罪行”、“把人民日报文艺部的黑手揪出来”。到午后，人民日报社门外渐成声势，躁动的读者将报社大门挤得满满当当。

     当天采取了“补救措施”后重新上版印刷的1966年6月11日《人民日报》第6版。与此前有所不同的是，画面上两行竖排字样去掉了。据认为，这样一改动就没有问题了。   

2.革命几十年，老革命成了“反革命”

听说版面“出事”，又听说大门口挤满了前来“大批判”的人群，解波赶紧跑上办公大楼四层文艺部编辑部去找傅真。

文艺部副主任傅真神情沮丧地半坐半躺在自己办公室的长沙发上，看到解波进来，慨然长叹一声说：“没有想到，革命革了几十年，老革命成了反革命。”

     人民日报资深编辑傅真（1917—2006）

傅真是一位“三八式”“老革命”，行政级别11级。

傅真（1917—2006），原名傅翤真，山西太原人，地主家庭出身。上中学期间追求进步，因侵华日军屡犯华北，他在中学毕业后即投身阎锡山的晋绥军。抗战全面爆发后，他所在部队成为薄一波率领的中共武装“山西新军决死队”的一部分。

1941年，傅真进入挺进敌后的“抗大”学习，结业后担任八路军的连指导员、团宣传干事，1942年12月入党。不久到《抗战日报》新闻训练班学习，随后进入该报当记者，1948年转入《晋南日报》当编辑。1949年随军南下，到重庆《新华日报》当编辑。1952年调入人民日报任记者、编辑组长、文艺部副主任。   

对于陈伯达来人民日报“夺权”，傅真是不理解的，而且觉得危险在向自己靠近，但是没有想到这把火不几天功夫就烧到自己了。

傅真说自己“老革命变成了反革命”这句话说得很低沉，把解波吓了一跳，掉头去找文艺部主任张潮。

3.记者团成员说：事情发生在文艺部，根子在吴冷西这条线

得知报纸“出事”，踩着陈伯达脚后跟进入人民日报的“记者团”成员胡良民来到分管的文艺部办公室，来看看文艺部主任张潮在做什么？

张潮（1916-1988）也是一位老革命，浙江宁波人，1938年赴延安抗大学习，同年入党。后在鲁艺学习，1944年从事新闻工作，先后在延安《解放日报》等工作，1950-1952年任《陕西日报》总编辑，1953年调入人民日报，担任总编室副主任、文艺部主任、编委。

这样一位久经历练的资深新闻干部，此时也是惊弓之鸟。他用毛笔写了“多想”两个字，压在办公桌玻璃板下，以时时警示。看到胡良民进屋，张潮马上站起来，表示为今天的事情深感不安。

胡良民对张潮说，今天这件事情，表面上看来发生在你们文艺部，但根子是在“上面”。接着，他把“深层次”要害点了出来：“根子在吴冷西这条黑线，你看呢？”

这时，解波已先一步来到张潮的办公室，正向部主任仔细叙述昨夜拼版的前前后后。听胡良民走进来这么一说，愤愤不平，心直口快地说：“我来报社不到一年，吴冷西我认都不认识，我的错误和他有什么关系？”   

确实，此时的解波还没有见过吴冷西。

事态的发展容不得张潮、傅真多想，中央工作组已经通知下来，下午5时召开全社员工大会，责令签字付印的值班副总编辑胡绩伟当众检查。

胡绩伟会检查些什么呢？

（未完待续）

       （解波大姐多年前接受访问，记述当年经历，在此深深感谢！

          李锦德先生提供了他当年的绘画付印版，一并感谢！）

来源：钱江说当代史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jlKU3O6EfKV5ivno_vvhoQ https://mp.weixin.qq.com/s/YDmVL7em7Vgz3HWTQErfy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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