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刊·月览 | 涂凌波、张天放：延安时期中共与外国记者交往活动的阶段、机制与观念研究
涂凌波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张天放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硕士生 正文 Article
一、问题缘起
延安时期（或称“延安十三年”）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共党史、近现代史、国际关系史等领域已有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一时期也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经典议题。在新闻史上，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等外国记者在这一时期来到延安，打破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封锁和歪曲宣传，报道延安的真实情况，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介绍给国内外受众，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有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设。
近年来，新闻传播学界日益关注延安时期中共的对外（国际）宣传活动，对到访延安的外国记者也有过一定的分析，如：分析延安时期外国记者访问延安的原因和过程；考证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后文简称“中外记者团”）的史料，指出这场采访活动将中共的抗日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联系在一起，也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一次对外宣传战；考证了来访延安的外国记者，发现至少有95位美国人到访延安或在延安工作，其中有27位记者。相关研究初步揭示，中共对外国记者访问延安的工作开展是有序而充分的，中共广泛邀请外国记者到访延安、创造自由采访环境、提供新闻素材，积极与外国记者合作，毛泽东等领导人还直接接受外国记者采访。这些工作有效地设置了报道议程和话语策略，加强了中共在国际舆论中的话语权，外国记者有关延安的报道和著作将中共塑造为“民主”、“进步”、“文明”的全新“红色中国”形象。
不过，现有的研究大多聚焦在知名外国记者身上，主要分析记者的报道内容、文本等方面，尚缺乏系统分析延安时期中共与外国记者交往活动的深层动因、发展状况、基本特征以及交往观念。实际上，从中共早期开展对外（国际）传播工作的角度，如下一些问题还需要深入研究：（1）延安时期中共是怎样开展并改进对外交往、对外传播工作的？（2）这一时期一共有多少名外国记者进入延安采访和报道？这个群体具有哪些特征？（3）中共与外国记者是如何建立联系并展开交往活动的？主导交往活动的核心观念是什么？本研究围绕这三个主要问题展开，基于中共党史、中国新闻史、中共中央文件资料、领导人年谱、相关工作人员的回忆录和传记、外国记者的著述和回忆录等历史材料，通过史料考证与分析，探讨延安时期中共与外国记者交往的内外动因和交往活动的具体过程，整理和归纳访问延安的外国记者基本情况及其群体特征，进而论述延安时期中共针对外国记者的组织机制和对外传播工作观念与模式。
二、延安与世界： 中共与外国记者交往的内外因素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与国际社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接受其领导。除共产国际和苏联之外，延安时期中共也广泛争取国际社会的认可和国际援助，从而建立更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在这一时期，中共的外交活动受到国民党极大的钳制。国民党不仅展开多次军事围剿，还实施信息、经济、人员交往等多方面的封锁。 1935年中共中央抵达陕北后，虽然尚未建立外事部门，但是很快就发出关于对外交往和对外传播的决策部署。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指出要与日本相反对的国家和党派“进行必要的谅解，妥协，建立国交，订立同盟条约的关系”。1936年5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提出，有必要邀请友好国家的记者来苏区访问，促进中国与其他国家建立友好关系。1937年《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中提出要“扩大国际宣传和国际援助”。做出这些决策的原因在于，国内外对中共缺乏正确的、全面的了解，中共亟需突破南京国民政府的歪曲宣传和新闻封锁，掌握国内外舆论论场的主动权。在不可能直接与西方国家接触的情况下，中共开展对外交往只能从民间外交做起。直到抗战胜利后，中共在1945年12月发布指示，仍提出支持美国和其他国家记者在延安的报道活动，“使美国人员对我获得友好的印象，是能给美国对华政策以较进步的影响的”。可见，中共与外国记者开展交往活动同样是应对国内外局势变化，以影响欧美大国对华政策的战略举措之一。这就是中共在延安时期积极开展对外交往、对外传播的主要内部动因。
国际局势方面，1935年，日本发动“华北事变”，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1940年，日、德、意缔结同盟条约，1941年，日本空袭珍珠港，第二次世界大战能否全面爆发，国共双方能否在中国战场拖住日本成为了苏联能否避免双线作战以及美国赢得太平洋战争的重要因素。在这一意义上，远东战场对于苏联、美国以及反法西斯同盟而言，亦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因此，从外部因素来看，外国媒体和记者在这一时期密切关注中国的军政要事，也十分注意中共这一支重要的反法西斯力量。
从外国媒体和外国记者的角度来看，他们也有着与中共接触的动机和意愿。延安时期，因国民党当局实施对中共的新闻封锁，外国记者难以直接得到中共在陕甘宁边区的实际情况，加之国民党媒体的丑化和歪曲宣传叙事，被封锁的陕甘宁边区本身就具有极高的新闻价值。另外，1935年，埃德加·斯诺和海伦·斯诺参与并报道了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史沫特莱、贝特兰向世界报道了西安事变，这些早期进入延安的外国记者对中共抱有较高的兴趣，他们对中国的共产党政权也持有同情的态度。
延安时期，在国际关系和国内形势变化背景下，对于中共而言邀请外国记者访问延安，并与之建立交往关系、持续开展对外传播活动，这是由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所形成的。
三、交往活动的衍变： 中共与外国记者交往的三个阶段
根据政治军事局势、国内外关系变化以及记者进入延安的总体情况，本研究将延安时期中共与外国记者的交往活动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一）起步阶段：“扩大红军和苏区的影响”
1935年10月至1937年9月是中共与外国记者开展交往的“起步阶段”，外国记者访问延安是秘密进行的，数量上是零星的，但是在此阶段，中共已经意识到这项工作的极端重要性。1936年5月1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邀请外国记者考察苏区情况。两个月后，第一位外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访延安，之后陆续又有10位外国记者历经重重困难访问延安。1937年，周恩来在会见史沫特莱的第二天，便致电毛泽东和张闻天：“在红军中深入宣传新政策；从速训练一批接待人员；对延安、淳化、栒邑等重要地区加以整顿，以方便美国记者参观、摄影，扩大红军和苏区的影响。”在此阶段，中共一方面巩固并发展陕甘苏区，另一方面开始接待并安排外国记者访问延安，向国内外传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声音”。
（二）曲折发展阶段：“动员一切力量”
1937年9月至1944年5月是中共对外交往和对外传播工作的“曲折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以延安交际处的建立为标志，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也积极开展与外国记者的联络与交往工作。中共对于外国记者的接待、组织和交往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有力地配合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1.延安交际处的建立与对外交往工作的开展 1936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增设外交部，下设交际处，不久改为招待科。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外交部撤销，原招待科保留，负责外来宾客的生活接待。1937年冬，毛泽东决定在陕甘宁边区政府设立招待科（此后改名为延安交际处），用于接待“外边来延安找我们党、政、军、民、学的中外来宾”，其行政编制等由边区政府管理，但政治和业务上由中央组织部长李富春领导，毛泽东指出，对外工作“必须由边区政府出面，显示我边区政府独立存在的合法地位”。延安交际处的成立标志着中共拥有了专职接待外国记者的组织机构和工作人员，其主要职能是对外联络、接待来访宾客，尽可能满足来访客人的要求，不限制其行动，对来访者设宴招待。1939年5月，美国记者霍默记录了交际处早期的工作情况：“我们在延安城区最喧闹的餐馆与中共负责接待的官员见面……接待委员会由穿着蓝色八路军制服的年轻学生组成。”交际处直接负责人员方面的联络接待，对外宣传内容方面的工作则主要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所领导。1940年10月，中宣部成立国际宣传委员会，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部长张闻天主持，邀请延安的外籍人士研究开展对外报道的问题。1941年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央关于统一各根据地内对外宣传的指示》强调：“一切对外宣传工作的领导，应统一于宣传部。”
在此阶段，中共开始加强对外交往、联络和宣传工作的制度化建设。从组织结构上看，中共的对外交往与传播工作形成了清晰的两条工作战线：一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延安交际处负责对外来人员的联络和接待工作；二是中宣部对报纸、广播以及各级政府的公文、发言等对外宣传内容负责领导和把关。在实际工作中，延安交际处与中宣部的工作也会相互配合。
2.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对外交往、联络与动员工作 1937至1944年间，周恩来通过在武汉、重庆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与外国记者、使馆及各界人士建立了友好联系，促成了史沫特莱、美国海军情报官员卡尔逊等人赴延安采访、考察，为对外交往、对外传播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1939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周恩来任南方局书记。当时的重庆是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在远东的聚集地，苏、美、英、法等反法西斯阵营国家在重庆设立领事馆，塔斯社、美联社、路透社等国际通讯机构和《时代》、《生活》、《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著名报刊都在重庆派驻记者。南方局的外事工作主要任务是对外宣传、交友、了解国际形势，重点关注美、英等国的对华政策，了解各国各界在华人士的政治态度和动向，以打破国民党的外交垄断，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共的了解，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尽管1938年之后，国民党当局收紧了外国记者进入延安的政策，但是在重庆的外国记者仍有机会采访到周恩来。1942年5月，周恩来会见随美国军事代表团来到重庆的埃德加·斯诺，提出希望美国军事代表团和美国记者去延安参观的意见；在1944年中外记者团结束延安访问后，周恩来又宴请记者团中的福尔曼、爱泼斯坦、西奥多·怀特（白修德）几位记者。
周恩来不仅在国统区与外国使节和记者等人建立并维持良好的交往关系，还积极动员外国记者对国民党当局开展“宣传战”。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周恩来和南方局工作同志立即响应，组织力量为外国记者准备材料，动员外国记者分别带往香港、南洋和美国发表，并安排王炳南等人访问外国记者和外交官，使国外人士了解皖南事变的真相，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同年9月，周恩来组织出版英文小册子，选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对局势的讲话、解放区建设情况和外国朋友写的解放区见闻等内容，出版后向外国记者、外国使馆和各国友好人士散发。
（三）成熟阶段：中共对外交往观念与机制的基本成型
1944年后，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延安交际处在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下，组织和参与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美军观察组考察延安、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斡旋国共谈判三个重要的外事活动。1944年5月至1948年3月这个阶段是中共对外交往观念与实践机制的成型期，以上述三个重要外事活动为契机，在人员安排、组织接待、翻译审核以及机构与制度建设等方面，中共的对外交往与对外传播工作逐渐走向成熟。
1944年5月至7月，中外记者团在延安开展采访报道活动，中共接待、组织和安排外国记者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对外宣传方针收效显著。同年4到5月间，中外记者团出发在即，周恩来出席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全体干部大会，提出了“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根本任务。一方面，周恩来谈到对外宣传的两面性问题，“只有提出具体材料，说明具体事实，才能取信于人……宣传工作，要实事求是，介绍我们的成绩，也要说明我们工作中有错误、有缺点，说明我们有克服错误、缺点的办法，切不可搞浮夸，更不可弄虚作假”；另一方面，周恩来还谈到要善于与外国记者建立朋友关系，“善于求同存异……共同打败日本侵略者等重大问题上和我们取得一致……不能以我们的观点强加于人，这样我们交的朋友就会更广泛，更深入”。
在中外记者团访问期间，毛泽东强调要善于利用敌对观点来做宣传，“……搜集大批敌伪出版的关于称赞我党我军勇敢、巧妙，畏惧我军实力及其种种对策之言论及统计数字，用新闻密码火速发来。”在中外记者团访问活动获得成功后，中共在外事、军事和新闻记者等方面的交往采取了更为积极主动的政策。1944年，《中央关于外交工作指示》指出：“同盟国的军事人员及其武装力量，可进入我们地区……欢迎盟国给我军以军火物资药品和技术上的援助……欢迎盟国通讯社或其政府新闻处在延安设立分社，或派遣特约通讯员及记者来延。”两年后，针对紧迫的内战形势，中共希望能通过宣传工作，“争取美国广大人民与民主分子对我了解同情，以便迫使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作可能的改良”。总的来看，经过延安时期十余年与外国友人（包括外国记者）的交往活动，中共形成了明确的对外传播观念与实践机制，总结起来就是“宣传出去，争取过来”。
四、“外国记者名单”： 到访延安的外国记者概况与群体特征
通过史料考证与对比分析，本研究发现在1935至1948年间，至少有44位外国记者进入延安开展采访报道活动（见表1）。从记者的国籍来看，美国籍记者最多，共计31位，占比达705%，其次是苏联籍记者，共4位，占比91%。36名记者可统计详实的出生年份，到访延安时平均年龄为36岁，年龄中位数为34岁，可见到访的以年轻记者为主。从性别比例来看，男性记者占绝大多数，计34人，占比773%，女性记者共8人，占比182%，2人性别不详。此外，耶娃·萧和李敦白进入延安时并非拥有外国记者身份，但在进入延安后加入了新华通讯社成为外籍雇员，从事国际新闻业务。
到访延安的“外国记者名单”中，美国记者占比高达七成，具体分析主要有三方面因素所致。第一，美国新闻业的繁荣发展，使其国际新闻报道业务大增。20世纪上半叶，美国迎来了“驻外记者的黄金时代”，驻扎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从事国际新闻报道的美国记者人数增多。第二，20世纪30年代开始，国际局势迅速变化使得美国政界和传媒界对远东战场和中国局势的关注度上升。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军方和官员还为美国媒体提供交通资源。第三，记者群体内部的影响，即驻扎中国的美国记者，尤其是到访过延安的记者之间联系十分紧密。1933年，几位左倾外国人在上海组成了小团体，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支持中国共产党，成员包括史沫特莱、陆茂德、汉斯·希伯、马海德、魏璐诗等人，这些外国人与宋庆龄有所交往。史沫特莱在延安期间，就曾邀请维克多·基恩和厄尔·利夫来到延安。
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时期，中共与共产国际、苏联的交往都十分密切。然而，到访延安的苏联记者仅有4人，基本情况如下：罗曼·卡尔曼受斯大林指派，来到中国拍摄抗战影片；耶娃·萧是随丈夫萧三举家搬至延安，后在新华社任职；孙平既是塔斯社记者，也是共产国际的联络员、苏军情报员；普罗岑科作为塔斯社记者，随1944年中外记者团到访延安。
为何到访延安的苏联记者比较少？分析原因如下。首先，延安时期中共与共产国际、苏联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这是重要的政治背景。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强调：“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中共中央这时已经从如何正确地“把马列主义的方法运用到中国的具体情况中间”的高度出发，开始尝试独立自主地分析和认识问题，与苏联和共产国际拉开距离。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将几乎所有精力投入欧洲战事，援华物资停运，大量苏联援华人员迅速撤回；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中共走向了完全的独立自主道路，而此时除了派驻延安的联络员外，莫斯科“几乎没有尝试去与毛泽东或中共中央建立任何更直接的联系方式”。其次，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延安与苏联之间的交通往来并不通畅，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层层阻挠。根据霍默的记录：“……在苏区的苏联人数量比中国其他地方的都少……蒋介石只允许小部分（苏联物资）分配到延安。在苏联和苏区之间没有公路连接。”因为交通的限制，苏联记者同样需要从西安或其他国民党控制的城市进入延安，这也增加了记者到访延安的难度。再者，苏联的传播体制是高度一体化、以政治为主导的，这与当时已经十分商业化的美国新闻界有所不同，苏联外派其他国家的媒体数量和记者人数都落于下风。从上述四位记者的身份也可以看出，苏联记者同时还担任了情报员、联络员等角色，这是在战时环境下的一种特殊状况。 外国记者撰写的有关中共与中国革命的报道和书籍，对国际舆论和中国国内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斯诺作为第一位进入延安的外国记者，其报道和图片在《密勒氏评论报》、《每日先驱报》等报刊上刊发。《红星照耀中国》一经出版，在英国一个月内再版5次，其首版售出达12万5千册，在美国共售出6万5千册。1938年，在上海外国租界的中共地下党同志将该书译成中文，以复社的名义出版，并将书名改为游记式的《西行漫记》，规避国民党政府的新闻检查。史沫特莱是第一位到访延安的女性记者，离开延安后出版了《中国在反击》、《中国的战歌》等著作。这些外国记者通过新闻活动在延安与世界之间搭建“桥梁”，帮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主张、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
五、常规化与制度化： 中共与外国记者交往活动的机制探索
在延安时期，中共逐步建立对外联络的组织机构，形成一套相对成熟的工作机制，中共与外国记者的交往活动走向常规化、制度化。由于相关组织工作的正式资料仍较为缺乏，下面围绕外国记者到访延安的个案，从“进入延安”、“接待工作”、“翻译与审核”和“交往策略”四个方面，论述中共与外国记者的交往活动是如何具体运作的。
（一）进入延安
外国记者能否以及如何进入延安，是随着时局变化有所不同的。延安时期国共关系几经曲折，西安事变、第二次国共合作、皖南事变、抗日战争胜利等重大历史事件都直接影响着国民党当局对延安的封锁情况。在较长的时间内，外国记者需要突破封锁、冒着较大的危险和困难才能进入延安。
在1937年9月国共第二次合作关系正式建立前，国民党当局不允许外国记者进入陕北地区。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海伦·斯诺、美亚小组（毕森、拉铁摩尔、贾菲）和贝特兰都是通过秘密方式进入延安的。1936年春，埃德加·斯诺经宋庆龄介绍，与中共华北地下党取得了联系，时年7月5日，斯诺和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马海德）从西安动身，在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刘鼎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邓发协助下，奔赴西北苏区。1937年6月，美亚小组利用一个“精心编造的借口”躲过了国民党的封锁：贾菲装作一个有肾病的美国富人，希望能够进入山区寻找药材，拉铁摩尔充当贾菲的翻译，毕森则当作他的一位朋友，三位记者、贾菲的夫人和一名外国司机驱车前往延安，进行为期三天的采访活动。
直到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后，外国记者进入延安的“大门”在名义上才打开了。1937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武汉设立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八路军驻国统区办事机构，其中西安办事处的主要工作就包括安排外国友人进出延安。尽管如此，外国友人想要进入延安仍然面临诸多困难。贝特兰就写道，他收到毛泽东的电报邀请后，前往延安的公路并不能通行，于是他跟随一些学生乘坐卡车辗转多地，才得以进入延安。
1939年9月埃德加·斯诺再次试图进入延安，但此时国共关系开始恶化，国民党当局再次实施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每周只有一两班卡车被允许从西安开往延安，对来往人员均有严格的盘查。埃德加·斯诺终能成行，一大原因是其持有宋子文的信件，写给国民党前线部队将领，并且作为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委员会的代表，奉命检查延安仓库。1941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共关系彻底恶化，国民党军队在陕甘宁边区构筑封锁线，阻止边区人员来往，这期间还相继发生了三次“反共”高潮。虽然1939至1944年间有零星外国记者访问延安，但是总体而言困难重重。埃德加·斯诺自称他是这段时间中“最后一个被批准的外国记者”。
1943年，许多外国学者、观察家和媒体激烈批评国民党存在腐败失职、打压言论自由、消极抗日、欺骗等问题。1944年，国民党当局迫于外界舆论压力，批准6位外国记者与国民党的官员和记者组成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考察延安，之后又批准《纽约时报》记者布鲁克斯·阿特金森、《时代》和《生活》记者白修德赴延安采访。这一时期访问延安的外国记者增多，形成了一个小高潮。然而，此后国民党当局又采取新的封锁政策，“封锁各解放区的情况比从前亦变本加厉……任何记者都不能进解放区了”。
解放战争期间，由于战事的变化和国内外局势的影响，外国记者进入延安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干扰影响有所缓解。需要说明的是，1944年后，因延安修建了机场，延安与外部可以通过飞机直接往来，斯蒂尔、斯特朗、罗辛格等记者都是通过飞机直接降落延安。1946年前后，延安迎来了外国记者到访的又一个高潮。
（二）接待工作
1935年至1937年间，中共并没有专人负责接待外国记者的工作，因为到访的记者少，加之中央对此十分重视，一般由中央领导人亲自接见。埃德加·斯诺作为第一个来到延安的外国记者，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热情接待。1936年7月进入保安时，毛泽东亲自看望埃德加·斯诺和与之同行的海德姆，毛泽东还与之连续详谈了几个晚上，话题涉及苏维埃政府的对外和对内政策、抗日战争、联合战线，以及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苏联的关系等重要问题。1937年，美亚小组访问延安，据毕森回忆，中共领导人完全配合他们的采访和拍摄需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他们进行了几个小时的交谈。
1939年，交际处工作人员石峰被中央派至西安，一路陪同埃德加·斯诺到延安第二次访问，交际处处长金城以及斯诺的旧友海德姆、诗人萧三、英文翻译黄华等负责接待。这一时期，交际处成立后直接负责陪同、接待到访的外国记者，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也尽可能亲自参与招待。当时，外界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十分有限，到访延安的外国记者能够免受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审查，是中共与外界沟通的宝贵“渠道”，他们在外国报纸上发表的新闻报道能够引起国际关注，这对于中共争取国际援助、获得国际舆论的支持意义深远。
延安时期规模最大的外国记者访问活动是1944年的中外记者团。中共中央对这次接待工作十分重视，由周恩来亲自主管，各机关的优秀干部和翻译人员也被借调、支援延安交际处的接待工作；记者团走访了缺少医疗资源的医院、党的新闻机构、边区政府、轻工业工厂、抗日根据地等，采访中共主要领导人，听取叶剑英关于抗战情况的汇报，与延安文艺界进行座谈，还现场观摩八路军与日军作战；许多记者在既定采访活动外，希望能够单独采访中共领导人，延安交际处均满足其采访要求。在外国记者的衣食起居方面，延安交际处也安排周详：在山腰打了三十多孔冬暖夏凉的窑洞；在山脚下建造了二十余间客用平房和工作人员宿舍；建造了可供七八十人使用的餐厅和会客厅，为记者提供中餐和西餐。同年7月，中外记者团返回重庆，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分别到交际处为记者饯行，除夏南汉外，五位外国记者还于8月赴晋绥抗日根据地参观。
1946年8月，路易斯·斯特朗以61岁高龄来到延安。斯特朗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一生六次来到中国，1937年曾到山西八路军总部采访，1940年到重庆采访周恩来，此后又两次来华，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斗争和人民军队的英勇抗战。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接待了斯特朗，毛泽东答应斯特朗谈话的要求，并由陆定一担任翻译，也正是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整个延安时期，中共从设立招待科、联络秘书，到后来专门设立延安交际处负责对外国记者的联络、组织、接待工作，相关工作机制一步步走向成熟。1944年后，延安交际处已经具备较高规格接待记者团的能力。一般情况下，中共主要领导人不再直接接待外国记者，而是由延安交际处负责具体工作。当然，斯特朗访问延安是一个特别的案例。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共的对外接待工作中，除记者之外交际处还接待作家、商人、医务人员、军人、军事观察家、宗教人士以及华侨、学生团体等。据史丹利名单记录，1935年以来共有145名外国人士进入延安，虽然无法一一考证是否都由交际处的工作人员负责接待，但是作为专门负责对外宣传联络的机构，延安交际处承担了大量的接待工作，中共的对外联络组织能力和机制建设越来越成熟。
（三）翻译和审核
由于语言和文化等因素，外国记者在延安的采访报道一般需要配备专门的翻译，同样也需要有一定的审核流程。这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交往和传播工作中是一个重要的环节。
以1936年埃德加·斯诺进入延安访问的经历为例，在前往延安之前，由他的朋友、燕京大学学生黄华随行并担任翻译。当他采访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日作战以及毛泽东个人经历时，由吴亮平和陆定一帮助翻译，埃德加·斯诺按吴亮平的口译再做采访笔记。对于这个翻译任务，吴亮平的传记中有着生动记录：“那天我在保安街上碰到毛主席……他说，斯诺来了你知道吗？我说，知道。他说，我要你翻译。我说，哪行呀？抓个驴子当马骑。他不答应：行的，就是你了。我这样就给主席和斯诺翻译了。”采访之后，毛泽东为慎重起见，请埃德加·斯诺把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与政策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由黄华译成中文，再由通信员专程送回保安，交给他审阅修改，黄华照改英文稿后，再交给埃德加·斯诺。埃德加·斯诺回到北平后，将经吴亮平翻译后的文稿——7月16日谈当前抗战形势（《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9月23日谈统一战线政策问题（《论统一战线》）加以整理，以《共产党领袖毛泽东访问记》为总题目，于1936年11月5日发表在上海出版的《密勒氏评论报》上。这是外文报刊第一次公布毛泽东的言论，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响。
随着延安交际处的建立，从事对外翻译、审核的专职人员队伍发展起来，相关机制建设也逐步完善。1944年交际处在接待中外记者团时，已经具备了比较成熟的工作模式，对记者提出了详细的注意事项：“……（二）外国记者先生们发新闻稿，按战时各国惯例，需经过检查才能发出，为了做到方便迅速，我们委托翻译组组长浦化人负责，由他审阅签发。（三）中国记者的新闻稿亦须经柯柏年同志检查。”1946年8月斯特朗访问延安并生活了近半年时间。毛泽东在杨家岭会见斯特朗，斯特朗将她同毛泽东的谈话记录做了整理，交给负责翻译的陆定一，请他对记录的“政治准确性方面”把关、核对。
1944年后，已经有专人负责外国记者的翻译和审核工作，中央领导人一般不直接参与文稿的审定。在与外国记者的交往活动中，如何克服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将党的主张准确、有效地传播出去，这离不开专门的翻译人才和成熟的审核机制。
（四）交往策略
在与外国记者的交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展现了普遍的热情和尊重，十分注意人际网络的重要性。根据外国记者对中共的态度、政治倾向、个人经历等具体情况，中共采取针对性的策略，建立不同的交往关系。
首先，中共十分注重与友好的外国记者建立紧密而长期的交往关系。1937年3月，毛泽东接受史沫特莱的采访后，分别致信埃德加·斯诺和《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希望对方根据与史沫特莱的采访加以“宣播”。毛泽东在3月10日与埃德加·斯诺的信中写道：“自你别去后，时时念到你的，你现在谅好？我同史沫得列谈话，表示了我们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骤，今托便人寄上一份，请收阅，并为宣播。我们都感谢你的。”1947年2月斯特朗离开延安时，毛泽东和周恩来也与她离别谈话，并向她提供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边区经济和财政报告》，希望通过她向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介绍经验。周恩来用英文给她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中写道：“我们将尽一切努力与你保持联系……你如有什么事情要我们做，他们都可以为你服务。”
其次，中共在团结大多数外国记者的同时，也注意辨别部分记者的政治立场，采取不同的交往策略。如1944年中外记者团西北参观团的外国记者的个人背景和政治立场差异很大。中共在获得记者名单后，对其中6位外国记者的政治倾向提前做了分析：普罗岑科是来自苏联塔斯社的记者；爱泼斯坦和斯坦因是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福尔曼是个很严肃的记者但对政治不感兴趣；武道与国民党宣传部有较密切的关系；天主教神甫夏南汉则对共产主义思想抱有敌视态度。周恩来在接待外国记者的干部大会上直言，要针对每一位记者提出不同的交往策略。毛泽东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有针对性地讲了一些问题”：他对普罗岑科谈论了中共的组织和发展、战后计划的方针路线等问题；他向斯坦因阐述了中共的外交方针，批评国民党片面亲美，并提出中国在战后能成为美苏之间的桥梁。
采取有的放矢的交往策略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外国记者从延安发出的报道“大多描述我党民主实施、抗战工作及生产建设之努力和成绩”。同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在《中央关于外交工作指示》中还专门提到夏南汉“……对我成见颇深，但经我们争取，他即表示好感，拒绝国民党利用他反共的要求”，该《指示》进一步指出：“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亲自推动和示范下，中共注重建立与外国记者的良好关系，甚至建立私人朋友关系，这对传播中共主张、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援助有所裨益。
六、余论：宣传出去，争取过来
亲爱的斯特朗同志： ……虽然你已经离开延安，但我们仍能密切地在一起工作，如你在这里工作一样。我相信，通过你的影响和著作，你对中国人民将做许多有益的工作，正如毛主席所说，你在欧洲旅行时，将是一个很好的“中国人民的宣传家”…… 周恩来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日于延安
在到访延安的外国记者中，有不少如斯特朗这样的“中国人民的朋友”和“中国人民的宣传家”。“宣传出去，争取过来”作为中共开展对外交往工作的方略之一，是在1944年接待中外记者团期间正式提出的。但总的来看，这是代表延安时期中共与外国记者开展交往和对外传播活动的整体观念，并且逐步形成了一套具体的制度性举措和工作方法。通过接待、组织、安排外国记者参访延安，一方面，中共将各种政策、成绩、主张“宣传出去”，打破了国民党在舆论场上的信息封锁；另一方面，还把那些之前不了解中共和中国革命的中外记者“争取过来”，使其认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与主张，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延安时期中共积累了十分宝贵的与外国记者交往和对外传播的经验，如：注重与外国记者建立良好、密切、长期的交往关系；在与外国记者的交往过程中实事求是，尊重新闻规律，多做解释而非劝服工作；在重大的外事活动中主动作为，有计划地设置传播议题，积极开展舆论引导等。
基于史料考证和历史分析，本研究认为，中共的对外交往和对外传播工作从初步建立到逐渐走向成熟：一开始，对外交往工作是零散的、非组织化的，到逐步建立起对外交往工作的专门机构，再到完善相关工作制度，开展常规化、制度化的交往活动，进而形成了对外交往的核心观念——宣传出去与争取过来。本研究还详细梳理了访问延安的外国记者名单及其群体特征。外国记者是对外（国际）传播中的重要行动者，他们既代表了各自国家和媒体的立场，其新闻工作实践又深受各种交往关系、交往活动的影响，具有主体性和能动性。聚焦外国记者群体本身的研究，正是从交往主体的视角出发，揭示我国在开展对外传播工作中交往活动的重要性。延安时期对外交往和对外传播工作的观念、方法、策略等经验，对我国当下开展国际传播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最后需要指出，本研究侧重考察中共与外国记者的交往活动和机制，而对这些外国记者的新闻报道和著作内容本身讨论不多，因为这方面的文献已比较丰富。此外，本文中的对外交往主要是指与外国记者的交往活动，尚未详细考察其他诸如作家、教育家、商人、医务人员、军人等外国友人，中共与这些群体的交往活动同样十分重要，有待于以后深入展开研究。
来源：新闻与传播研究 编辑：程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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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16 19:36: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