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理论与实务案例

刘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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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张敏宴
[话筒]//@SMG案件聚焦朱晨:接下来，《法制特勤组》是一档提供法律服务，化解矛盾纠纷的节目。如果您有什么问题，或者需要我们的帮助，也可以直接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节目做得更好，为广大观众所喜爱！
@SMG法制特勤组
[围观]由于节目调整，陪伴大家三十年的《法律与道德》栏目于2016年1月15日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多年来的陪伴与支持。接下来，我们将会推出一档全新的法制节目《法制特勤组》，在新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提供更直接更有针对性的法律服务，为您报道更鲜活更有贴近性的法治案例，希望继续得到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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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亚洲电视今日复播部分新闻报道

3评论2016年02月20日19:52         中国新闻网

　　原标题：香港亚洲电视20日复播部分新闻报道


　　中新社香港2月20日电 月初停播各频道新闻报道的香港亚洲电视(下称亚视)20日晚复播《六点钟新闻》及《夜间新闻》。亚视指，将密切留意情况，如条件许可，将研究恢复各频道各节新闻报道。

　　亚视是香港一家免费电视台，1957年5月29日成立，曾辉煌一时，但近年经历多次股权变动，近期屡次传出拖欠员工薪金。

　　2月6日，商人王征以亚视主要债权人身份，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临时清盘令。亚视当日宣布，即日起暂停各频道的新闻报道。

　　亚视指，投资者司荣彬向管理层表示，下周一(22日)将向仍未获发去年12月份薪金的员工发放12月份薪金。今年1月份的薪金正在安排中，将尽快安排发放。

　　特区政府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发言人月初表示，亚视须于每天下午6时至午夜12时在其中文及英文频道，各播放最少两次详尽新闻报道，每次不少于15分钟。若持牌机构违反《广播条例》或牌照条款的规定，视乎违例事件的严重程度及性质，会施加不同程度的罚则。

http://news.sina.com.cn/o/2016-02-20/doc-ifxprqea4826586.shtml

刘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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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无线TVB播放普通话新闻用简体字幕引争议
2016-02-24 01:58:00　来源: 环球时报

（原标题：香港无线TVB播放普通话新闻用简体字幕引争议）
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即无线TVB)旗下电视台在播放普通话新闻时，出现简体字字幕，在香港社会引发争论。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TVB数码频道22日将高清翡翠台改为J5台，并在晚上8点半黄金时段播放普通话新闻时，被细心的民众发现使用的是简体字字幕。有媒体注意到，报道内容的图说、字幕全部使用简体字，家用电视不论选择繁中、英文或关闭字幕，均不能转换字幕。

这样的举动引发一些争议，有网民称，既然TVB是香港电视台，就应该使用粤语和繁体字字幕。一些激进团体称，无线电视的普通话新闻字幕用简体字，正式完成“央视化”，此举将使香港渐渐丧失文化主体性。香港“新民主同盟”议员范国威质疑称，TVB未以香港观众利益为先，“谋杀本土文化”，且利用大台的地位强迫观众收看相关节目，将发起一人一信行动向相关部门投诉。截至23日下午5时，通讯局共收到逾万宗投诉。通讯局称，有关中英文字幕表达形式，本地免费电视节目服务牌照并无规管，由电视台自行决定。

对于引发的争议，无线企业传讯部副总监曾醒明称，将来希望可以加强普通话新闻的服务，因为香港同两岸的接触越来越多，来自内地、台湾等地的朋友未必听得懂广东话新闻。他还表示，J5台大部分时间都是制作广东话及繁体字节目，只有晚上8点半的时段播放45分钟的普通话新闻，而既然是普通话新闻，使用简体字有什么问题？23日，无线又发表声明，强调香港是国际城市，“新安排既可为各方观众提供更多选择，亦照顾不同观众的需要”。香港中通社注意到，23日下午3时许，J5播出的财经新闻，以广东话播出，配以繁体字字幕。

繁简之争近来成为香港社会的敏感话题。去年12月，香港教育局提出关于小学中文科的咨询文件，提及学生除了学习繁体字外，还应具备认读简体字的能力。一些人士和团体随后表达不同意见，中文大学本土学社发言人刘颖匡称，改课纲是“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内地是想借语言文字融合香港政治。浸会大学前语文中心副教授胡燕青甚至称，“为简体字花费课时，不如多学习一首唐诗”。2月，足球明星贝克汉姆的妻子维多利亚宣布即将在香港开设新店，却没想到因使用简体字翻译意外引发陆港网友的论战。15日，香港教育局宣布，香港所有中文教育课程均以繁体字为主，现在的咨询没有计划、也没有打算强推简体字，所有指“政府要推简体字”的说法均属没有根据的谣传。

推广简体字的运动，最早源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视之为有助基层学习、帮助扫盲之举，内地在上世纪50年代起大加推广，简体字取代繁体字成为规范汉字。评论员沈帅青撰文认为，已熟用繁体字的学生，要看懂简易版的简体字，本身很快上手，加上近年内地图书、电视节目流行程度上升，年轻人上网看的最新最快的美剧、日韩综艺节目，大多也是简体字字幕，他们看得多自然学会，何须学校再设课程来教？因此公众实在无须过度反应。文章认为，说到底，学不学简体字，与其说是教育问题，不如说是政治问题，港人着眼更多的地方并不是简体字是否会拖累学生学习，而是担心简体字的“入侵”，将会取代繁体字的地位，触及最敏感的港人身份认同问题。沈帅青同时提到，事实上，不少港人有时候也会贪方便使用简体字，就算台湾的“台”字，无论在内地还是港台，大部分人也会为方便而使用简体字。香港星岛日报网23日援引相关评论称，如果将繁简强分优劣甚至当作身份标签，是太过浅薄无知，而将问题泛政治化，强分正宗旁门，甚至给使用者扣帽子、安罪名，就无理且失礼了。
http://news.163.com/16/0224/02/BGI9Q0GQ00014JB6.html

刘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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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影响美国网络安全政策的电影
纽约时报中文网
FRED KAPLAN2016年2月25日

左起：达尼·科尔曼、马修·布罗德里克与艾丽·西蒂在1983年的《战争游戏》中。这部电影导致了关于电脑安全的第一项全国性指令。
MGM
电影很少能够影响到公共政策，但是华盛顿对于网络攻击、电脑监控和可能的网络战争的政策，却直接受到1983年票房大片《战争游戏》(WarGames)的影响。

该片于当年6月3日在全国公映，片中马修·布罗德里克(Matthew Broderick)饰演一个天才技术少年，无意中侵入了北美航空航天防御指挥部(NORAD)的电脑，差点发起了第三次世界大战。上映第二天，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就在戴维营看了这幅片子。于是本文讲述的这个奇怪的故事（来自相关人士的访谈和里根图书馆的档案）就从那里开始了。

接下来的星期三，回到白宫的里根与国家安全顾问们以及16名议员开会讨论即将与俄国人开展的核武器谈判。但他的心思似乎还在那部电影上。

后来他推开面前的资料卡，问其他人看没看过那部电影。其他人都说没看过，于是他就把故事情节详细讲述了一遍。几名议员不禁忍着笑，扬起眉毛环视四周。三个月之前，里根刚刚做了“星球大战”讲演，要求科学家们开发激光武器，从外太空击落苏联的导弹。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想法简直太疯狂了。这个老家伙现在又想干什么？

讲完剧情，里根转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小约翰·W·维西将军(Gen. John W. Vessey Jr.)，问道：“这种事真的会发生吗？”也就是说，真的会有人侵入我们最敏感的电脑中去吗？维西将军答应调查一下。

一周后，维西将军带着答案回到白宫。调查结果表明《战争游戏》并非不着边际。“总统先生，”他说，“这个问题比你想的还要严重得多。”

里根的问题引出了一系列各部门协作的备忘录与研究，15个月后，这些研究达到了顶峰，里根签署了机密的国家安全决策指导方案NSDD-145，名为《电子通信与自动化信息系统安全国家政策》。

当时，第一批笔记本电脑几乎还没上市；公共互联网服务商还要过一两年才会出现。但是NSDD-145提出警告，这些新机器——当时政府部门和高科技产业已经开始大量采购了——“很有可能被侵入”。恶意的外国势力已经“广泛地”黑入了这些机器；“恐怖组织与犯罪分子”也有了这个能力。

维西将军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地回答总统的问题，国家安全部门的工作人员之所以能够以这样详细的措辞起草NSDD-145，这都是因为在官僚机构内部，有一小群科学家与间谍，十几年前便已经开始关注这个即将到来的威胁。

20世纪60年代，国防部的高级研究计划署(Defense Department’s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开展了一个名叫ARPAnet的项目。它是互联网的先驱，目的是令国防部的实验室与承包商分享数据资料，在同一个网络内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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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项目于1967年4月启动，在此之前，一个名叫威利斯·威尔(Willis Ware)的工程师写了一篇论文，名为《电脑系统的安全与隐私》。早在40年代，威尔便已经是电脑领域内的先驱，他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塔莫尼卡的智库——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领导着一个电脑科技部门。

在论文中，他赞美了ARPAnet的目标，但也解释了他所谓的“在线”网络系统中的一些危险。只要电脑是孤立的，安全就不成问题。但是一旦许多用户都可以从未经保护的地址获取信息，有些具备某些特殊能力的人就可以黑进网络，一旦他们进入网络随意漫游，就可以窃取公开或机密文件之类的东西。几十年来，威尔的警告都没有受到重视，尽管他仍然是一位经常受到资讯的顾问（他于2013年逝世，享年93岁）。

1980年，耶鲁的同班同学、快30岁的劳伦斯·拉斯科(Lawrence Lasker )与沃尔克·帕克斯(Walter Parkes)写了《战争游戏》的剧本——它后来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剧本奖提名，但最终败给霍顿·福特(Horton Foote)的《温柔的怜悯》(Tender Mercies)。一个黑客朋友给他们讲了“魔鬼拨号软件”的事情，意思是，一个电话调制解调器会通过自动拨打一个地区内的其他电话号码找出其他调制解调器。它会让对方电话响两声，之后拨打另一个电话号码。如果对方调制解调器应答了，就会发出粗糙的声音；这个魔鬼拨号软件就会记下这个号码，黑客过一会儿再拨回去。在剧本里，主人公正是这样闯入了NORAD。但是两个编剧不知道这种事情是不是真能实现：军方难道不应该把自己的电脑隔离在公共电话线路之外吗？

拉斯科当时住在圣塔莫尼卡，距离兰德只有几个街区。他知道那个公司有人可能能够帮助自己，于是就给该公司的公共事务办公室打了电话，就这样联系上了威尔，威尔请两人去自己的办公室见面。

他俩可真算找对了人。威尔不仅早就了解电脑系统有多么容易受到攻击，而且还参与设计了现实生活中NORAD的电脑软件。威尔知无不言，非常友善。听了两个编剧的问题，他一口就打消了他俩的顾虑。没错，他告诉他们，军方的电脑本应是关闭的，但有些军官希望周末回家工作，所以他们就让端口开着。任何人如果拨对了号码都可以连接进来。

“唯一彻底安全的电脑就是根本没有人使用的电脑，”威尔带着顽皮的微笑说。

威尔给了两个编剧信心继续写下去。《战争游戏》中的情节引起了里根的好奇心，结果就是第一个强化电脑安全性的国家政策出台，而这些情节很大程度要归功于那个第一次提出警告，说电脑非常容易遭受攻击的人，这是非常适宜的。

与此同时，里根的指令遇到了困难。它让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负责国家电脑服务商与网络的安全，其中包括政府网络、商用网络与个人网络。国家安全局1952年创立时，是为了拦截外国通讯；它特意被禁止侦查美国公民。得克萨斯州民主党众议员杰克·布鲁克斯(Jack Brooks)是一位坚决的公民自由拥护者，他不愿让一纸秘密的总统命令模糊了其中的区别。他提起一项法律，推翻这条指令，最终获得了通过。

里根的NSDD-145指令的起草者是国防部对国家安全局的联络员唐纳德·莱瑟姆(Donald Latham)，他本人之前在国家安全局担任联络员。维西将军派遣他去回答里根关于《战争游戏》的问题（“这种事真的会发生吗？”）莱瑟姆照实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比你想的还要严重得多”），因为他知道，国家安全局一直都在侵入苏联和中国的通讯系统——我们对他们做的事情，他们有一天也可以这样对我们做。

威尔是最早得出这种结论的人之一。莱瑟姆也早就知道，因为两人是老朋友。威尔曾经在国家安全局的科学顾问委员会工作过。国家安全局当时是美国情报部门中最隐秘的一个分支。里根对《战争游戏》的关注令威尔的忧虑得以第一次进入最高决策圈。引发了关于互联网安全与隐私之间紧张关系的第一次公开讨论，以及国家安全局与议会之间的第一次公开权力斗争——这样的讨论与斗争一直延续至今。

翻译：董楠

http://dd7ze01uhpti7.cloudfront. ... campaign=newsletter

刘海明

【案例】

美国女记者直播中流鼻涕 观众目睹其滴地上
2016-3-1 09:44| |来自: 环球时报
摘要: 原标题：糗大了！美女记者流鼻涕坚持做直播


【环球网综合报道】据英国《每日邮报》2月28日报道，日前，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的女记者哈莉瀠克逊(Hallie Jackson)在进行电视直播时，右侧鼻孔突然流出鼻涕，而她对此不为所动，坚持做完现场直播，最终鼻涕在众目睽睽之下滴到了地上。

近期，美国大选选情不仅使两党绷紧了神经，也让各大媒体记者忙得焦头烂额，他们往往为了采访而进入忘我状态。为了坚守工作，女记者哈莉甚至不惜在全国观众面前出丑。在报道克里斯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支持唐纳德礠湲朗(Donald Trump)时，哈莉的右鼻孔突然流出了鼻涕，然而她并没有进行擦拭，而是继续做着现场报道。最终，在全国观众的注视下，鼻涕滴到了地上。哈莉未透露是否注意到当时鼻子下挂着鼻涕。直播几小时后，哈莉才看到了自己的糗样。

事后，哈莉在“推特”上传了一张照片，照片里是她的网上购物车，里面有价值53美元(约合人民币347元)的纸巾和一本名叫《度过羞耻期》的书。目前，哈莉的出丑视频正在网上疯狂传播。

http://news.163.com/16/0301/08/BH2C442Q00014JB6.html

万家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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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仰：谁掌握着中国电视指挥棒
2016-04-14 刘仰 马新观
　（看到好文章，不要忘了分享，同时记得关注“马新观”。）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发表重要讲话，对文艺创作提出一系列要求，例如，“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充分讨论”等等。我认为，这个座谈会开得很好，习总书记的讲话也看到了当前文艺存在的问题。然而，要落实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就目前来看，我认为有相当大的难度。

　　电视是当今中国文艺的最重要的领域，仅以电视为例，如果把习总书记的讲话作为对电视文艺的要求或价值标准，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今中国的电视文艺还存在着另一套价值标准。而且，这套要求标准以数字化、标准化、科学化、世界化的面目出现，比习总书记的要求要强硬得多、致命的多。这就是收视率标准。收视率标准在相当大程度上与习总书记希望的价值标准是相违背的，或者说，收视率标准正是造成习总书记所批评的文艺倾向的根本原因。因此，即便习总书记的讲话能够鼓舞人心，在当前电视收视率标准大行其道、唯我独尊的形势下，广大电视工作者最多学习一下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能否贯彻落实，能否改变电视文艺的倾向，有很大的疑问。在收视率标准下，电视工作者面对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最多只能画饼充饥、望梅止渴，难以贯彻。

　　一、收视率是电视文艺的指挥棒

　　“没有收视率”，仅这一句话就能把一个电视剧、纪录片、电视栏目彻底枪毙。“收视率不错”，仅这一句话就能把一个电视节目推向大批观众，影响观众。在收视率标准长期贯彻的前提下，一整套价值标准就能长期潜移默化地影响观众。收视率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电视节目的投资与回报。如果被收视率否定，不管电视节目的内容如何，没有市场回报就没有生命，没有生命就没有资金持续投入，电视节目只能寿终正寝，偃旗息鼓。相反，如果得到收视率的肯定，就会有市场，就会有持续的资金投入，电视节目就能大行其道，风光无限。

　　把收视率只看成是一个科学调查、统计的纯客观数字，是很不全面的看法。收视率的确有貌似客观的纯粹调查统计的一面，但即使是这样，收视率所导致的结果也应该引起社会的关注。与收视率紧密相关的是广告，广告最强大的需求就是广为人知，甚至可以认为这是广告的唯一需求。虽然有些产品的广告会针对不同的、特殊的消费群体，但很多大众商品是广告的主力军，它不区分消费者的教育水平、职业划分、肤色民族等差异，一视同仁地要求得到最广泛的传播。由于大众消费品对于广告的这一要求，文化、教育的差别往往会成为传播的障碍。因此，这类广告必然诉诸与文化、教育、职业等无关的或影响较弱的收视关注点，而人的生理欲望和最原始的生存欲望可以超越文化、教育所造成的差异，成为最具普遍性的欲望刺激点。于是大众商品的广告需求非常容易或者说几乎是必然导致电视节目向色情、暴力、发财靠拢，突出人的动物性、弱化人的社会性，成为庸俗、低俗的强大推动力。这就是把收视率当成是纯客观调查统计数字的必然结果，但这还不是收视率的全部。

　　收视率数字靠的是抽样调查，中国有13亿人口，几千个电视频道，每天播出的电视节目或栏目数以万计，而中国最大的收视率调查公司在全国范围内一共只有三万多个抽样调查家庭，在一些超大城市，样本户只有二、三千，省会城市样本户几百。这样一个抽样率所反映的结果，能否代表真正的收视率，这牵涉到调查统计的方法、样本户选择等技术问题，非内部专业人员很难评说其是否合理。这些样本户数据信息甚至是收视率调查公司的核心机密，不能对外公开。合不合理，只能由收视率公司打着国际化、标准化、科学化的旗号，自说自话。当我们意识到收视率对于电视节目生杀予夺的巨大权力时，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人们常说的一句话：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拥有电视节目生命绝对权力的收视率公司，有谁监督制衡它?由此我们清晰地看到，资本要求限制政府权力，实际上就是要求把权力转移给资本。对于政府权力它一再要求监督，而对于资本的权力，监督形同虚设，民众只有被摆布，而不可能有监督。

　　假设，收视率调查公司的样本户都是某一种观点倾向的观众，结果会怎样?比方说，全国几万户抽样调查的家庭都是基督徒，收视率结果会怎样?当然，这只是一个极端的假设。但是，由于广告更倾向于有消费能力的人群，因此，样本户的选择容易忽视穷人，基本上是可以认定的。由于样本户名单几乎是收视率公司的核心机密，我们对此也只能猜测。然而，这种合理猜测可以推导出一个符合逻辑的结论，即，收视率公司通过样本户的选择，使得收视率数据在最底层就建立一种价值观的倾向，并非没有可能。于是，某一类价值观倾向的电视节目就极容易被收视率淘汰，某一类价值观倾向的电视节目就很容易获得喝彩。在科学化、数字化、世界化的旗号下，收视率便获得了对于舆论、对于话语权的最高权力。它避免了某一个机构裁决舆论的简单粗暴，而用非人化的、冷冰冰的数字展现出自己毋庸置疑的权力和地位。

　　还不仅如此，收视率公司的腐败也时常见诸报端，其腐败表现之一就是，谁给钱就给谁伪造较高的收视率数据，甚至可以明码标价。金钱导致价值观倾向或者金钱主导舆论，在这里呈现了清晰地链条关系。此外，还有一些收视率腐败的方式也防不胜防，连收视率公司自己都很头疼。例如，某一个省会城市只有几百个样本户，这份样本户名单就很值钱。收视率公司内部某些人在金钱利诱下，会出卖这份名单。某个栏目花钱拿到这份名单，给这些家庭送去财物利诱，条件是在固定时间收看本栏目。于是，这个栏目在这个城市的收视率就会很高，栏目广告就会增加。对于栏目来说，收入大于支付，效益满满。对于广告主来说就是一种损失，对于收视率公司来说，也会有被割肉的疼痛。虽然收视率公司自己也会防范这种腐败，但并不能掩盖其自身腐败的沃土。从收视率的产生及其腐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金钱就是电视文艺的指挥棒，它的指挥能力完全可以人为操纵。

　　二、谁掌握中国电视的指挥棒?

　　当前中国收视率调查最大的机构是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有限公司，简称“央视索福瑞”(CSM)。其前身是中央电视台总编室观众联系组，早在1991年开始筹建全国性的电视收视率调查网络。1997年，它与法国TNS集团(特恩斯市场研究公司，也译为索福瑞集团)合资成立了“央视索福瑞”。成立之初，中方拥有60%的股份。十几年过去了，央视索福瑞的股份已经发生了变化。2007年，TNS的股份已经超过了三分之二，达到67.6%，换句话说，外资在中国电视收视率领域已占据绝对大的股权。2008年，法国TNS被总部位于伦敦的WPP集团收购，央视索福瑞的外方股权等于被WPP集团控制。2013年，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的官方网站发布消息，它与Kantar集团(凯度集团)首席执行官对央视索福瑞(CSM)的股权调整事宜进行了沟通与交流。最终股权调整情况不得而知，但该网站新闻显示，Kantar集团是央视市场研究公司(CTR)和央视索福瑞(CSM)的外方股东。

　　Kantar集团隶属于WPP集团，因此，事关中国几乎所有电视节目生命的央视索福瑞的收视率数字，事实上被一家欧洲公司掌握。那么，WPP集团又是一家什么企业?它是全球最大的广告传播机构，旗下拥有奥美、智威汤逊、扬雅广告等多家全球著名广告公司。WPP的股权结构中，还有摩根士丹利、巴克莱银行这样的金融企业。简化一下这些关系，我们看到一个清晰的利益关联——广告公司控制了收视率公司。由于收视率是广告投放的指南针和晴雨表，因此，广告公司控制收视率公司，就像巴菲特控制评级机构一样，等于运动员兼任裁判员。电视节目的激烈竞争中，必然的结果是：WPP集团旗下的广告公司投放广告的电视节目，将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由此，这些广告公司对于电视节目的内容、形式要求，成为最强大的指挥棒，电视台的台长、制片人、主编等等，无非都是给广告公司打工的“电视民工”。

　　在中国的电视收视率市场上，还有一家尼尔森公司，但尼尔森占据的中国市场份额不大，有一度还经历退出、重返中国市场的过程。其中关键在于，WPP集团原先是尼尔森的大股东，尼尔森是索福瑞的竞争对手。但是，WPP集团后来收购了索福瑞，原先的相互竞争就没必要了。于是，在中国电视收视率的领域，出现了一家独大的独裁垄断。前不久，我们国家的有关部门对于不少企业开展了反垄断调查，并开出了罚单，我不知道央视索福瑞这样的企业是否也被纳入调查对象。我认为，央视索福瑞这样的垄断企业，即便营业额不如医药、汽车企业，但是，它的垄断造成的危害性是巨大的。它等于控制了舆论、新闻、价值观的电视传播，在中国形成了一个与中宣部、广电相抗衡的巨大权力中心。当我们说中国的话语权丧失，当我们为社会主流价值观不断遭遇强劲挑战，低俗庸俗在主流媒体上大行其道等现象而痛心着急之时，究其原因，收视率公司几乎被外国广告公司完全垄断，是最关键的症结。

　　回首央视从当年“观众联系组”发展到高度垄断的“央视索福瑞”，可以说，二十多年间，中国在不知不觉中，一步步让出了自己的话语权。在科学化、数字化、世界化的名义下，与世界接轨的过程，就是放弃中国自身的话语权标准和价值判断体系，“开门揖盗”，恭恭敬敬地引入了一套完全由外国资本制定的话语权标准和价值判断体系。党的宣传部门、媒体管理部门当初没能见微知著，在改革开放的名义下引入国际“先进”制度、“先进”方式，如今发现养虎为患。宣传部门、媒体管理部门的指挥棒开始失灵，另一个巨大的指挥棒时时刻刻从最细小的每一个媒体细胞和单元开始指挥电视媒体的运作。听命于收视率，如今几乎成为每个电视媒体人自觉的条件反射。宣传部门、管理部门时时发布的宣传管理条例，在收视率这一强大的指挥棒下，显得笨拙、滞后、被动、粗暴，并且因与金钱、效益的直接对抗而难以贯彻。因此，当习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了当今中国媒体的种种弊病时，仅就电视来说，如果不改变收视率被外国资本垄断的局面，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便难以落实，很可能只停留在说说而已、听听而已。一旦涉及具体的电视节目制作，收视率依然是高悬在电视节目头上的霸主鞭。

　　三、应该怎么办?

　　民意调查在西方社会与政党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民意调查的数据对于政党政治影响巨大。但民意调查即便在西方社会是否客观公正、是否能摆脱金钱的操纵，也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民意调查在中国有较为严格的资质要求，不是谁想做就能做的，这一点，在西方社会也一样。然而，这几年来，民意调查的资质管理比较混乱，尤其是市场调查这一块，乱象丛生。电视收视率调查统计，从一开始就与市场调查紧密相关，它成为资本势力冲开民意调查资质要求的突破口，并且已经获得垄断性的地位。从政治角度考虑，西方政治势力一旦需要，随时可能将收视率这种市场调查的网络转变为舆论、新闻、社情的政治类调查，从而达到操纵、左右民意的目的。因此，我认为，全国性的民意调查应该完全掌握在中国自己手中，不能允许外国资本染指全国性的民意调查。收视率虽然属于市场调查的范畴，但由于它事关媒体、涉及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极容易转化为政治类民意调查，所以也应该掌握在中国自己的手中。我们可以学习、借鉴西方企业的调查方法、统计手段，但决定权和主导权必须由中国自己掌控。

　　就电视收视率来说，首先应该打破外国资本的垄断，其次在全国性调查领域，逐步减少外国资本所控制的成分。第三，央视作为中国最大的电视媒体机构，自己从事收视率调查也不合适，容易发生监守自盗的腐败和暗中的利益关联。因此，中国应该有完全由中国自身主导的、非媒体机构管理运营的收视率调查机构。换句话说，如果收视率是电视文艺的指挥棒，这根指挥棒应该掌握在中国自己手中，而且不能掌握在某一家媒体手中。应该在政府部门能够有效管理的局面下，形成完全属于中国的、独立的第三方收视率调查机构，为全国各个电视媒体以及进入中国的外国媒体提供真正客观独立的调查数据。收视率被外国资本垄断的现象必须被打破，收视率被广告企业操控的利益关联现象必须被打破。收视率是引导媒体、引导舆论、引导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风向标，它不能由外国掌握，不能由资本掌握。
http://mp.weixin.qq.com/s?__biz= ... 2ejdsncrfcBsSWM5#rd

郭荞璐

【案例】

湖南卫视的危与机

2016-04-16 传媒1号
点击上方蓝字，订阅“传媒1号”


专栏作者 ｜ 青枝  （转载须经授权）
投稿邮箱 ｜ [email protected]

欢迎关注“传媒1号”，查阅作者4月12日文章《省级卫视新三国时代（上）——沪浙湘三足鼎立》

省级卫视新三国时代（中）
湖南卫视的危与机

       我在“省级卫视新三国时代（上）——沪浙湘三足鼎立”中对三大卫视的2016开局表现作了一番分析，接下来将重点探讨湖南卫视的危机与出路。面对2016年一季度的收视成绩，相信不少人会有这样的疑问：引领风骚多时的湖南卫视，究竟如何走到这一步？这是2012年的危机重现，还是新的机遇出现？

       危机从来不是一朝一夕突然发生的。要知道，湖南卫视走到现今这个求新求变的关口，既是环境使然，也是自身积累的矛盾和问题的一次显性爆发。

       作为户外真人秀和与韩国模式方合作的先行者，湖南卫视最早在中国如火如荼的真人秀市场上分得一杯羹，且凭借《爸爸去哪儿》、《我是歌手》、《花儿与少年》系列的制作与运营，为行业树立了同类节目的标杆。特别是《爸爸去哪儿》，从综艺到大电影，从图书到游戏，打造了电视综艺的一个旗帜IP，节目最火的那段时候一度大街小巷、地铁超市里都是“老爸老爸我们去哪里呀”这首主题曲。

       彼时的湖南卫视，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综艺节目似乎做一档火一档，广告商趋之若鹜。随着其他电视台、社会公司的加入，大量资本的流入，整个国内真人秀市场热起来了。群雄争鹿，你从韩国买宝典，我直接与韩方合作请导演、请编剧、请摄像；你与韩国模式方合作，我直接把韩国综艺的金牌PD挖过来；你从韩国挖人，我开始借他山之石自主研发。

       一方面是多屏的激烈竞争，当各家卫视迎头赶上、实力纷纷提高，湖南即显得不那么出挑。浙江手里握有好声音和跑男两张王牌，且以点连线扩及至面，把好声音和跑男两大IP的价值发挥最大化；东方卫视在黎叔改革后加快转型步伐，同时加强优质版权内容生产和购买，几年的布局和积蓄迎来2016年的发力。

       另一方面，湖南卫视一向引以为傲的创新能力出现裹足不前的迹象。湖南的2016广告招商总额虽然逆势上涨，但静下来观察就能发现，2015年湖南创新乏力，现象级综艺节目缺席，新节目的开发创新严重不足。两档老节目——《爸爸去哪儿3》口碑不如以前，关于未成年人参与商业化、成人化和过度娱乐化的真人秀的争议越来越多；《我是歌手3》稍好一些，选人成功，捧红新一代国民男神李健，总决赛直播时的孙楠退赛和汪涵机智救场名噪一时，湖南一时风头无俩，掩盖了此时还不甚明显的模式倦怠、歌手资源补给不足、观众审美疲劳等种种问题，等到第四季时问题全部爆发。新节目没有出现现象级爆款，被寄予无限厚望的《全员加速中》、《偶像来了》堆砌明星，变成一场粉丝的狂欢；《我们都爱笑》、《奇妙的朋友》、《真正男子汉》、《一年级》都略显平淡。2015年，湖南自比为一架“冲上云霄的飞机”，称“将加大棚内节目的创新，在创新上做足功课，在制作上也不要一味以拼明星资源为噱头……”如今看来都没有做到，事实上也没能“冲上云霄”，反倒在2016年第一季度被拉下云层。

       人才流失问题也浮出水面。在当下娱乐节目制播分离的趋势下，电视台只是一种载体；对制作人而言，节目生产平台有了更多选择。继易骅、张一蓓相继带团队出走后，2015年底，《变形记》、《爸爸去哪儿》制片人谢涤葵宣布个人离职，自主创业。

       从历史经验来看，湖南境遇转换的节点，与管理部门的导向、政策息息相关。娱乐立台，湖南的综艺总是游走在限娱边缘。2012年，在国家广电总局“限娱”、“限广”两道指令连发和湖南卫视暂停当年选秀的背景下，湖南遭遇空前危机。其中一条，“限娱令”要求娱乐节目播放时间安排在晚上10点之后，而在当时，实力较强的地方卫视中，只有湖南卫视的娱乐节目在晚上10点以前。早在2006年，湖南卫视首创晚间十点档的金鹰剧场，空出来的19：30到22：00黄金档，改播湖南卫视自制的娱乐节目，这种自制模式在2010年达到了鼎盛。“限娱令”之后，湖南卫视的黄金档上只能留下《天天向上》、《快乐大本营》两档老牌综艺节目，《我们约会吧》、《称心如意》调至午间档，还有一批节目被取消。相似的是，2015年底，“限真令”靴子落地，坊间猜测成真，亲子类真人秀节目遭遇寒冬，《爸爸去哪儿4》直接腰斩，新节目《妈妈是超人》项目夭折。

       至于一向强势的湖南剧场，2014、2015年的繁荣背后也潜藏着危机。湖南卫视对其播出电视剧的暴力剪辑一直遭人诟病，《最美的时光》每集长度从45分钟缩减至25分钟，分明只有80集的《因为爱情有多美》，最终变成了108集。到去年《花千骨》播出，观众的不满达到顶峰。为了博收视，湖南卫视盲目注水、拉长播出周期导致剧情拖沓，混乱剪辑乱加闪回，重头戏遭剪刀手。群情愤慨，一众网友声称再也不看湖南台的电视剧了，甚至有剧迷直接向湖南省委书记投诉。经调查《花千骨》重复播出和“前情回顾”时长过长问题属实，湖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责成湖南卫视立即整改。可惜，整改没多久，《伪装者》播出，大火，热度掩盖了之前暴露的严重问题。

       2012年，湖南广电遭遇严重危机。前有卫视混战群雄割据，后有新媒体虎视眈眈收割年轻受众，限娱令出台，新节目乏力，人才出走，湖南卫视一时收视如山倒，排名一度跌至十名开外，甚至有广告商要求撤资，“娱乐秀场”江湖的“芒果独大”地位岌岌可危。与现在的情况是不是颇为相似？

       危与机，常常可以相互转化。我们都知道2012年危机之后，是电视湘军的重新发力。2013年，《我是歌手》、《爸爸去哪儿》相继开播，让湖南卫视重回卫视第一。

       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电视湘军绝非大势已去，唱衰说不值一提。但现在的湖南卫视，还能重演当年的绝地反击吗？它还有什么法宝吗？我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给出猜测。

万家凝

【案例】
华盛顿邮报布局视频大棋：直播/短视频/全景“满血”发力 | 独家编译
原创 2016-06-16 腾讯传媒 全媒派
“视频要因为有趣而存在。但是我们不认为在文章中插入10分钟的小纪录片是我们所追求的交流方式。”

全新策略：垂直视频+讲解

九个月前，《华盛顿邮报》更新了它的视频策略，从每日视频和长篇幅故事改为垂直视频和配备讲解的形式。华盛顿邮报的高级编辑、视频主管Micah Gelman解释说：“我们所看到的视频的未来，不是指把电视内容搬到网站上”。

直到现在，华盛顿邮报的视频小组已有40人，他们正在测试使用包括360度视频、扩增实境、Facebook直播以及Snapchat等技术。但是在自身的平台上制作和发布视频时，华盛顿邮报采取的方法则是避免产生如Gelman所说的“孤儿”即缺少上下文，单独存在的视频。

几个礼拜前，在伦敦举行的国际新闻媒体协会世界大会上，Gelman发表了演讲：“一直以来，华盛顿邮报的视频总是作为大篇幅文章、照片和图片的一个部分存在。”“华盛顿邮报官网上75%到80%的视频都内嵌在文章页面中，且占据网站的重要位置。”


盛顿邮报官方网站上的视频

对于视频的内容，Gelman则解释说：“人们不会在早上排队买咖啡的时候阅读华盛顿邮报，期待我们提供一个13分钟的视频。所以我们希望提供一些比较短，与人们生活更相关的内容”。

全景视频里的诗与远方

上个礼拜，华盛顿邮报推出了一个多媒体内容合集“Out of the blue”，运用360度全景视频的技术让读者体验加拉帕戈斯群岛的生活。完美展现岛屿全貌的360度全景长镜头占据了网页的最显眼位置，但页面左侧的文字、地图和静态图片，其实也是为读者精心设计的内容。这不是华盛顿邮报的第一个全景视频作品，但它是目前用这种方式去探索话题的一个绝好的例子。

“Out of the blue”页面截图

“我们已经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探索360度视频，现在我们找到了最好的方法使用它，那就是把读者送到一个他们不能轻易到达的地方，比如加拉帕戈斯群岛。”“我们关注的问题是：一个故事中最吸引人的点是什么？如果最吸引人的是视频，那我们就着重强调它，另外的所有内容都成为附属。但是如果视频只是附属，那我们也很乐意做出调整。”Gelman说。

同时，视频团队也开发了智能手机版本，让智能手机用户也能体验加拉帕戈斯群岛。Gelman说：“手机对全景视频的运用带来了一些挑战，例如文件的大小，所以当我们把全景影像引入手机体验时，会更多的通过各种图片来讲故事。
如何玩转视频播放、Facebook直播和Snapchat

十二月份，华盛顿邮报推出了全新的视频播放器，可以让浏览者在浏览网页时不间断地观看视频。另外，在不久之前，他们上线了Flex播放器，这款播放器能为客户在桌面、垂直视频和全景视频中提供定制化的广告服务。例如，在垂直视频中，华盛顿邮报发现6秒钟的动图广告比视频前的贴片广告效果更好。“我们认为应该改善用户的广告体验。然而目前用户仍然会接触到大量质量不高的15秒或者30秒的贴片广告，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另外，华盛顿邮报还在试验Facebook直播功能，“Facebook直播目前还在不断改进，我们希望利用这项技术为用户提供更好的视觉体验。”Gelman说，“然而，我们目前没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将Facebook直播变现，所以我们把它和网站上的视频做调和，因为在网站上我们可以更好地控制使用者的体验。”

尽管没有在Snapchat Discover上占据最好位置，华盛顿邮报仍积极利用Snapchat的Stories功能。最近，一群来自多个大洲的华盛顿邮报记者，开始在Snapchat上共同讲述一个关于公共交通的全球性故事。

“基于这个平台，我们认为1到3分钟是视频的最佳长度。再长一点的视频对于Apple TV和Fire TV的用户来说，就是过度的体验了。”

原文链接：https://www.journalism.co.uk/new ... trategy/s2/a643589/


http://mp.weixin.qq.com/s?__biz= ... x0gCERvHh6U1PM4Z#rd

乔笛宇

【案例】喻国明：电视业真正的好日子没几天了，不要以为还有时间空间去扑腾
受访人｜喻国明（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文｜“广电独家”记者 林 沛

编按：每到岁末年初，《中国广播影视》（“广电独家”）都要采访业内专家，就未来一年的行业趋势进行预判。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喻国明教授是我们的老朋友，他对事的判断从来一针见血、不留情面。

此次采访中，喻教授多次对电视行业发出警示，数次提到“要有倒计时的紧迫感”。下面便是他对2017年电视及视频业发展的预判。



不要被收视数据迷惑

CSM经常用一些数字来说明电视仍然是非常牛的，收视率非常高。数据本身我不怀疑，我怀疑的是结论！电视人如果还在沾沾自喜于过去，报业的昨天就是电视业的今天！今天的报业不但早就不是主流媒体，而且是回天乏力。按照经验看，报业今年发生的问题，在未来4~5年间就会映射到电视业。

对于报业，20%的市场占有率是它成为非主流媒介的临界点，之后就会断崖式下跌。但相比电视，报业是一种轻质媒介，在下滑过程中可以很灵活地控制成本。电视却不一样，这是个重装备、高投入、高人员密集型的行业，一旦上星、落地，就要做好巨额投入成本的准备，成本基点很高，作为主流媒体的市场占有率的临界点也就相应地在30%~35%。

因此，不要看目前电视收视率还很高，一旦到达临界点，哪怕有再多的人力物力，也不足以维系正常的生产，直至出现断崖式下跌。

对与电视业来说，如何用有效的方式和手段维持住临界点以上的市场份额，是其能否履行社会责任的重中之重。不要被所谓的收视份额假象所迷惑，要有倒计时的紧迫感意识。

当电视在某一领域、某一品类当中获得优势的时候，可能暂时形成壁垒，无论是技术壁垒、标准壁垒还是市场壁垒也好。但这是短视的做法，无论在时间还是程度上，壁垒都不会持久。

目前电视仍然拥有视频网站不具备的东西，比如社会地位授予功能就是电视作为传统媒介的强项。如此，就会在跟视频网站的结合中形成更加良性的分工结构，这种新构造是双赢的。

但如果视频网站通过吸引人才、提升制作力量做出品牌影响力时，这个改革和转型的窗口期就会关闭。报业已经错过了，只能等待死亡。

电视业真正的好日子没几天了，要有倒计时的紧迫感，不要被数据的表象所麻痹，以为自己还有时间空间去扑腾。

传统电视当然有它的价值，但会纳入到视频的整体发展中，越来越成为视频建构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者不是完全的割裂对立状态，电视会融入到视频所开辟和构建的新的系统性构架中，某种程度上会成为视频中比较精英的分支。

谁也无法阻挡“趋势”

互联网时代，任何阻碍开放、阻碍连接的做法都是短视。

互联网靠连接一切改变世界，在这个游戏规则中，谁能够更多地开放、更多地连接、更多地共享，并基于共享实现更多的发展，谁就是互联网英雄、互联网时代的弄潮儿，这是大趋势。

我从来不用“融合”这个概念，谁融合谁？融合是业务环节的数字化，如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介早就解决了各个环节的数字化，却仍是一个没有完成互联网转型的传统企业。

真正的融入是整体运作模式的变革，从内容生产、包装加工到服务逻辑都要经历全面深刻的模式重组。

2016年，短视频和直播的流量增长几乎是过去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成为社交媒体中一个特别奇特的现象。视频无论在社会冲击力、易接受性还是社会融入度和渗透度等指标方面都明显高于文字、音频等媒介。

换句话说，视频是最有影响力的人类表达方式，但过去严格掌握在行政或商业力量手中，精英阶层“代替”社会进行视频表达，这是传统社会的特点。

由于技术进步，视频这种最具社会冲击力和影响力的语言表达方式第一次为草根掌握，这就形成了新的社会对话形式。精英和草根之间形成了一种更加丰富、多元的信息会冲。

信息流动性有巨大提升，这对社会来说总体是一件好事。虽然有时冲击传统秩序的乱象会有所增加，但如果缺少信息流动，就会造成社会结构的板结化，进而引发社会冲突加剧等问题。

未来，视频场景会汇聚更多媒体部门，将更多人联结在一起，通过场景进行关系的重新构造、重新嵌入——传统电视很难做到，这是视频巨大的未来价值。

短视频和直播成为现象级，这股资本的热潮2017年会转移到两点：一是平台竞争，二是支持手段的强化。

相对来说，视频平台在过去不是竞争的重镇，但网络视频一旦成为现象级的强势内容，就一定会促成“传播新格局”的产生，平台竞争会成为2017年甚至未来一段时间的竞争重点，会形成少数有实力的巨头。

专业化的支持手段也会有明显增长，如类似papi酱等网红如何包装、如何提升、如何在智力或技术支持方面开发新形态，打造具有市场洞察力的节目形态等——越来越多商业元素的导入，运营走向商业化、群组化，幕后整合力量的聚集会是2017年的现象级。

传统电视人要打破心智枷锁

台网联动还在破冰阶段，彼此之间还有很多共识没达成，行为方式还有很多差异，误解也很深，如很多电视人就觉得未来视频网站也做不了什么。

其实传统电视人最大的问题不是外在标准定在什么地方的问题，而是内在的心智枷锁的问题：你自己在市场面前蹲不下来，你的视角、姿态和模式做不出视频网站的样子。电视在表达丰富社会生活时为什么非要齐唱而不能合唱呢？

（记者：不过目前看来网生内容总体处于“游戏”阶段，远没有跨到文化审美层次。人才与资本的流动，好像并没有带来网生内容对电视的快速超越。）

这就如同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当资源、市场空间都比较有限时，必须要先满足吃饱穿暖的基础性功能。目前网生内容还处于竞争的初级阶段，所以目前付出精力最多的是共性市场的诉求。但当发展到一定成熟阶段，竞品之间的竞争就一定不是共性产品，而是非共性的个性化产品。从投入产出比来看，这些差异化产品会带来结构性的价值扩张。

急则治标、缓则治本，一个资源有限、财务约束的新市场上，大家只能解决生存问题，什么最能带来规模效益、带来产出就做什么。但当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一些相对成熟的视频企业出现，就会做结构性扩张。

从长远来看，这种品牌形象的打造会使交易成本下降。国际商业界曾统计过，慈善做得多的企业利润率反而是高的，为什么？慈善并不能直接创造效益，却改善了品牌形象，增进了社会信任，降低了社会交易成本。

二者的对比要从发展阶段上理解，而不能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数额做简单对比。电视是成熟产业，网络视频是新生产业，用一个上升期的产业与成熟产业对比，不具备对位性。重要的是要看到这个产业是在上升还是下行。
来源：广电独家（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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