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教育案例集锦

刘海明

【案例】

张国良｜徜徉在时代与学科的光影之间 ——我和复旦传播学的若干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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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良

（上海交通大学 媒体与传播学院， 上海200240）

    [摘要]传播学引入中国大陆并迅速成长，既是顺应改革开放时代潮流的结果，也是积聚众多传播学人不懈努力的成就；在此过程中，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先辈们付出了辛勤劳动，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历经曲折，但包括作者在内的一批教师，坚守岗位，坚持理想，以实证化、国际化、理论化的取向，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在教学、科研、学科建设等方面，做出了开拓性、引领性的贡献；展望未来，中国传播学界需要以更宽广的胸怀、更高远的志向，繁荣学术、回报社会。

[关键词]时代；学科；复旦；传播学；回忆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B

Wandering between the light and shadow of the times and the discipline: some memories of Fudan's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d me

ZHANG Guoliang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hanghai 200240)

[Abstract] The introduction of communication into mainland China and its rapid growth is not only the result of the trend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era, but also the result of the unremitting efforts of many communication scholars. In this process, the predecessors of the journalism department of Fudan university paid hard work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Despite twists and turns, a group of teachers, including the author, stick to their position, adhere to the ideal. With the orientation of substantializ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theorization, this subject  has formed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made pioneering and leading contributions in teaching,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uture, China's communication academia needs to be more broad-minded and ambitious to flourish academically and give back to the society.

[Keywords]times; discipline; memories; Fudan; communication studies

——————————————

[作者简介]张国良，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黄河入海流

我与传播学的缘分始于复旦大学，属于中国较早接触传播学的人员之一，大体与传播学进入中国大陆的时间同步，即1978年，这一年也就是中国告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进入改革开放时代的开端。以我的感受，唐朝诗人王之涣的佳句：“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引自《登鹳雀楼》），恰可用来形容这一历史性巨变——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与文明犹如黄河，汹涌澎湃，无论经历多少曲折，总归不能脱离世界，而必然融入整个人类文化与文明的大海之中。

从另一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无论是新闻学还是传播学，亦如黄河，需要汇入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大海，方能浩气沛然、尽显所能。同理，个人则可比拟为水滴，河海固然由无数水滴构成，而水滴又必须被大河大海滋养，遂能有所作为。

我之所以能较早接触传播学，是因为我当时（仅24岁）恰好在传播学进入中国的前沿——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理论教研室）工作。[1]1978年7月，郑北渭先生主编的《外国新闻事业资料》创刊号问世，尽管只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且限于内部发行，仅仅印行了六期（1980年更名为《世界新闻事业》，1981年又改名为《新闻大学》公开出版，发行至今），但由于其中介绍了大众传播学的概要，被公认为中国引入传播学的第一个标志性事件而载入史册。记得当时系行政给每位教师都发了一本，于是，我平生第一次接触到了“公众传播”（即大众传播）、“媒介”、“社会责任论”等概念。

那时的我，只是感到新奇，并不了解传播学的来龙去脉和完整面貌，但无论如何，一种与传统的新闻学迥然不同的学术思路和风格，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加上后来于1978年10月、1982年4月相继来访的两位著名学者，即日本新闻学会会长、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内川芳美教授和美国传播学集大成者施拉姆教授，更是发挥了人际传播的特有影响，他们通过对师生的讲座和面对面交流，有力地推动了传播学在复旦大学乃至全国各地新闻教育与研究机构中的生根、发芽、开花和结果。

在此过程中，除了郑北渭老师作为杂志主编的突出贡献之外，陈韵昭老师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包括首次开设传播学课程，撰写题为《传学讲座》的系统介绍传播学概要的系列文章等，功不可没，对于以这两位先生（复旦大学以外还必须提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隆栋、林珊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先驱的光辉业绩，我们这些受益的后辈，自当深怀敬意，勉力薪尽火传。（张国良，2005：p.5-10、2010：p.662-667）

二、柳暗花明又一村

不过，今天回过头看，当时在大多数人（包括我在内）的心目中，传播学充其量是作为新闻学的一种补充和借鉴而引进的，因而，自然处于学科的边缘位置，以我所在的新闻理论教研室为例，大家并不觉得需要对传播学有更多（即超出基本情况）的了解，更谈不上对其历史、理论和方法开展深入的研究，如此，对传播学的学习和介绍，就成了仅仅是外国新闻事业教研室少数几位（即郑北渭、陈韵昭等）老师的工作。

过了不久，为了解决自己作为工农兵学员基础不够厚实的问题，在系领导支持下（为此，我由衷感激当时新闻系和历史系领导的胸襟和眼界），我于1985年在职考取了复旦大学历史系硕士生（后转为硕博连读），师从章巽、吴杰两位恩师，暂时离开教学、科研第一线，集中精力投入学业，主要兴趣则转向了对日本大众传播史的研究。

尽管如此，初步受到传播学启发的我，还是留下了一点印记，同在1985年，我发表了两篇小文，一是《也谈新闻定义》，认为新闻是一种信息，故其定义应落脚于信息，即传递新近变动事实的信息；（张国良，1985a：p.18-19）另一是《新闻事业=大众传播吗》，提出新闻事业与大众传播是一种有异有同的交叉关系，新闻学是以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中的新闻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张国良，1985b：p.41-42）这些思考，明显受到了传播学的影响。

从1985年秋到1991年春，我顺利地完成研究生学业，获得复旦大学与早稻田大学联合培养的历史学博士学位。我分别于1986、1992年出版的译著《日本新闻事业史》（内川芳美、新井直之主编）（新华出版社）、专著《现代日本大众传播史》（即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学林出版社），成为这段历程一头一尾的两个标志，从它们的书名可看出以下变化：这五年多里，我的研究重心从理论转向了历史，关注区域从中国转向了日本，同时，我的研究取向从新闻学转向了传播学——既然以日本大众传播（而非新闻）史为研究对象，则突破新闻学的框架，采用传播学的视野，自是题中应有之义。其间，我于1989年出版的一本译著《大众传播社会学》（复旦大学出版社），也显示了这一研究兴趣的转向。

可是，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我仍然是新闻学院（1988年新闻系改为新闻学院）新闻理论教研室的一名教师，按理应继续从事新闻学的理论研究，然而，我的研究兴趣却已转向了传播学或传播史，何去何从呢？这就让我陷入了一种困境，

再看全局和大势，宋代诗人陆游的名句：“山重水复疑无路”（引自《游山西村》），正可用来描绘当时状况，在1989年政治风波的影响下，尚处于幼苗状态的传播学遭到猛烈批判，几乎夭折，幸运的是，1992年春的邓小平南巡，挽救了它。

命运有时就是如此巧合。就在我为个人今后的学术方向感到踌躇之际，学院领导来征求我的意见：可否接替因政治风波而去职的那位青年教师（其时郑北渭、陈韵昭老师都已退休），承担传播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我经过郑重考虑，欣然接受了这一命运的安排，尽管那时（1991年夏）传播学的前路其实尚未明朗，但由于我对它的了解已从初识进入相对全面的状态，因而，也就有了信心：这样一门科学、合理、符合时代潮流的学科，终究不会被弃之不用，而必能为中国的人民福祉、社会进步贡献力量。

此后，无论是小到我个人的成长，还是大到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就都如同陆游吟唱的那样：“柳暗花明又一村”（同上），展现出了一片广阔前景。

三、只缘身在此山中

1978年以来，中国传播学走过了整整四十年历程。以我的认知，大致每隔十年，它就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是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萌芽时期，那么，90年代就是发育时期，重点在于，施肥培土、夯实基础。其时代背景的特点是，一方面，市场经济带来社会的蓬勃活力、学术的宽松环境；另一方面，随之而来的薪酬差异，也造成高校人才的流失、教师队伍的萎缩。以90年代中后期媒体记者与高校教师的收入为例，两者差距高达五六倍之多，同时，还有一些公派留学生，一去而不复返，更加剧了高校人才短缺的窘况。

当然，仍有一批教师留了下来，包括我在内，就我个人来说，虽然也希望提高待遇，但更在意的是，独立思考的空间和学术探索的人生，我想，这可能是留守教师群体的共同特征吧。总之，传播学就是在这样一种喜忧参半（社会需求不断增大而办学经费依然紧张、师资队伍青黄不接）的形势下，蹒跚前行，曲折成长。（张国良，1999：p.133-140）

在此过程中，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继续走在全国同行的前列，发挥了引领作用，这一作用体现在各个方面，举其大要如下。

教学方面——1995、1998、2001年，我主编的《传播学原理》（复旦大学出版社）、《现代大众传播学》（四川人民出版社）、《新闻媒介与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适时地回应了当时高校和社会对传播学教材的广泛而迫切的需要。

科研方面——以《新闻大学》杂志为主要阵地，一批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不断加深对传播学的理解，并开始在研究实践中积极应用，凸显了实证研究，尤其是定量研究的取向，例如，《上海工人与新闻媒介》（张国良、黎瑞刚等，1994：p.17-22）、《面向21世纪的上海市民与媒介文化》（张国良等，1998：p.30-34）等成果，逐渐形成了复旦传播学研究的一个特色，即实证化（科学化）；此外，还呈现出两个显著特色：一是国际化——及时追踪国际前沿，尤其是当时在世界范围内初露端倪的新媒体动向，例如，我撰写的《关注全球信息化时代的新动向》（张国良，1994：p.46-47）、《新媒介研究的主流化和实证化》（张国良，1997：p.37-40）等文章，向国内同行介绍了国际传播学界的最新趋势；二是理论化——我在回应“何为中国传播学研究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时，明确提出“关键是解决理论品格问题”，即“追求学术品位，提升理论水准”，为此，在加强实证化、国际化的同时，很早就开始了理论化的探索，包括传播学经典理论的本土化尝试，例如，我带领研究团队开展的“议程设置功能”、“知识沟”、“涵化”等研究，走在了全国同行的前列。（李晓静，2005：p.120-131）

学科建设方面——1997年传播学与新闻学合并、升格为一级学科之后的1998年，复旦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被批准为首批新闻学与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复旦大学的传播学二级学科带头人由我担任，当年招收了中国传播学史上首批两位传播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十年艰辛耕耘，根深才能叶茂。正是在众人不懈奋斗的基础上，进入21世纪00年代，即第三个十年的中国传播学，跨入了快速生长的“开花”时期，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进一步发挥了带头作用。标志性事件如下：

2000年，教育部启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的建设计划，成立于1985年的复旦大学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申报成功，被批准为全国唯一的传播学重点研究基地，并更名为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由我担任主任。

2001年，由复旦大学首倡、高校主导的“中国传播学论坛”成功举办，与原有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导的“中国传播学大会”并列，成为两大全国性传播学学术研讨会之一，每年举办一届，其目标为，瞄准国际前沿，遵循学术规范，打造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学术交流平台。

2002年，由复旦大学发起、高校主导的“中国传播学会”（全称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委员会传播学研究分会，英文名为：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of  China，简称CAC）成立，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第一个全国性传播学学术团体，其宗旨为，以人为本，以学术为本，团结全国同人，提升学科水平，建设国内一流、国际领先的中国传播学科，我被选举为会长，喻国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胡正荣教授（中国传媒大学）担任副会长，从该年起，“中国传播学论坛”成为其主办的学术年会。

以上工作，可以说是通过主观努力，起到了为中国整个传播学科的进步加厚基础、拓宽空间的功效，而在客观条件方面，这段时期里，高校教师待遇显著提高，促进了海内外人才的回流，加上整个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进一步增大了社会各行各业对传播人才的需求，在此背景下，新办或壮大原有新闻与传播院系之举，在全国蔚然成风，无论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东部高校，还是中西部的各所大专院校，纷纷加入这一行列。

如此，经过大约三十年的开拓和积累，传播学在中国的际遇，发生了三个根本性的变化：一、学科地位：不再仅仅是新闻学的补充，而成为一个具有主体性的独立学科；二、社会声誉：吸引了众多的学者、学子乃至业者和党政机构人员，使之成为一门名副其实的“显学”；三、研究方法：实证、定量方法逐渐得到普及，成为主流。

与此同时，一个疑问开始在我的脑海里浮现：传播学究竟是一门怎样的学科（与此相关，它何以在中国如此快速地兴起？它今后又应如何更好地发展）？这样一个基本问题，按理早就应当解决了，但为什么多年之后仍未获得清晰而令人满意的答案呢？

我从宋代文豪苏轼的《题西林壁》一诗里，找到了原因所在：“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四、更上一层楼

2006年春，在上海交通大学领导的力邀下，我离开工作了三十年的复旦大学，受聘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2018年更名为媒体与传播学院）院长，至2014年春卸任。在此期间，我个人的认识，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变化。

一、跨出复旦看复旦，才能更全面地感受其特点，正是这样一次离职和履新的体验，让我在上海交通大学的工作颇为顺利，尤其是我基于复旦经历而建构的“公正民主、求真务实、团结奉献、开拓创新”的学院文化，对学院进步和学科建设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中国传播学发展的第四个十年（即21世纪10年代，堪称茁壮成长的“结果”时期）里，上海交通大学的新闻与传播学科迅速崛起，进入了世界前百（2012年QS排名）、全国前五（2016年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排名），与全国兄弟院系一道，为提升中国传播学的整体实力和水准，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跨出学科看学科，即，将传播学置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范围来观察、思考，于是，我发现，原来它是一门以人类传播活动一般规律（而非特殊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领域的、横向型（关注人类特性即沟通与整合问题）的新兴学科，其学科特征为：具有很强的科学性（相对人文学科）、交叉性（相对关注社会结构即生产与分配问题的纵向型学科）、时代性（相对传统学科），而这些特性，就是传播学之所以在中国迅速发展的内因，至于外因，则可举出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等层面相继带来的动力和需求，在内因不变、外因照旧的条件下，传播学在中国仍将大有可为，未来前景看好。以上观点，详见我发表的《中国传播学40年：学科特性与发展历程》（张国良，2018：p.36-44）、《再论传播学的学科特性》（张国良，2019：即将刊出）。

三、跨出中国看中国，也就是说，立足于世界来考量中国，这一道理同上，但格局又不一样，即上升到了整个人类社会的高度，惟有如此，无论是小到个人、学科，还是大到民族、国家，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井蛙”和“夜郎”心态，既时刻保持谦卑，又永远不失自信，在全球范围里，向佼佼者虚心学习，与旗鼓相当者同台竞争，不断超越自己，从而，可望对人类的和平共处与持续繁荣，有所裨益。

行文至此，结语也就呼之欲出，即开篇引用的王之涣那首四句五言诗的后二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与前二句顺理成章地构成了首尾呼应，在此，当可细细体会：望远与登高、视野与境界，原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关系，不望远，自不必登高，不登高，则无以望远。

我衷心期盼，传播学在中国的第五个、第六个乃至更多个十年里，早日健康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傲然挺立于中国与世界学术之林。

注释：

[1] 关于复旦大学与传播学结缘的必然性，我曾在《复旦传播学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国传播学的兴起、发展和趋势》等访谈和论文中指出，一是历史悠久，二是思想解放，尤其是以王中、徐震、丁淦林等先生为代表的历任领导，对这一新兴学科的生长和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参考文献：

[1]张国良. 中国传播学的兴起、发展与趋势[J]. 理论月刊, 2005(11), 第5-10页.

[2]张国良. 传播学——我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A]. 王怡红等. 中国传播学30年[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

[3]张国良. 也谈新闻定义[J]. 新闻传播, 1985a(3), 第18-19页.

[4]张国良. 新闻事业=大众传播吗[J]. 新闻大学, 1985b(10), 第41-42页.

[5]张国良. 复旦传播学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A]. 袁军等. 传播学在中国[M]. 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

[6]张国良、黎瑞刚等. 上海工人与新闻媒介[J]. 新闻大学, 1994(秋), 第17-22页.

[7]张国良等. 面向21世纪的上海市民与媒介文化[J]. 新闻大学, 1998(夏), 第30-34页.

[8]张国良. 关注全球信息化时代的新动向[J]. 新闻大学, 1994(春), 第46-47页.

[9]张国良. 新媒介研究的主流化和实证化[J]. 新闻大学, 1997(秋), 第37-40页.

[10]李晓静. 中国传播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访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张国良教授[A]. 段鹏等. 传播学在世界[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

[11]张国良. 中国传播学40年：学科特性与发展历程[J]. 新闻大学, 2018(5), 第36-44页.

[12]张国良. 再论传播学的学科特性[J]. 江淮论坛, 2019(5), 即将刊出.

声明〡本文原刊于《新闻大学》2019年第10期。版权归原作者及原出处所有，内容为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如涉及版权问题，请与我们联系。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再建巴别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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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高杰

刘海明

【案例】

第七届范敬宜新闻教育奖颁奖仪式暨新闻传播学科高峰论坛在清华大学举办

11月23日，第七届范敬宜新闻教育奖颁奖仪式暨新闻传播学科高峰论坛在清华大学主楼举行。本届范敬宜新闻教育奖良师奖授予复旦大学教授黄瑚，良友奖授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译审关娟娟、经济日报社高级编辑姜波，学子奖授予武汉大学曹华威、华中科技大学曹梦怡、清华大学陈嘉林、复旦大学陈禹潜、中国传媒大学董思成、南京大学贾威、上海交通大学蒋钰、暨南大学李艾霖、中国人民大学刘楠、复旦大学吴雨浓等10位在校学子。

颁奖仪式现场嘉宾及观众合影。

清华大学副校长彭刚、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许正中、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辑米博华、中国外文局副局长高岸明、范敬宜新闻教育基金理事长、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柳斌杰等嘉宾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胡孝汉、中宣部新闻局局长张小国、辽宁报刊传媒集团党委副书记、副总编辑李增福、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吕鸿、紫光集团副总裁申小乙、加多宝集团董事长办公室主任冯志敏、中国矿业大学原副校长、范敬宜之子范迅、人民日报社研究部主任崔士鑫等与会嘉宾为获奖者颁奖或观礼。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陈昌凤主持了颁奖仪式。近三十所高校新闻院系院长、第七届范敬宜新闻教育奖获奖者以及部分师生代表出席了颁奖典礼和论坛。范敬宜新闻教育奖评委会执行主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书记胡钰介绍了本届范敬宜新闻教育奖的评选情况。人民日报社研究部主任崔士鑫宣布了本届获奖者名单。

复旦大学黄瑚获范敬宜新闻教育奖良师奖。经济日报社社长、总编辑张小影，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胡孝汉，中宣部新闻局局长张小国，清华大学副校长彭刚，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柳斌杰为黄瑚教授颁奖。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关娟娟、经济日报社姜波获范敬宜新闻教育奖良友奖。

南京大学贾威等十名新闻学子获范敬宜新闻教育奖学子奖。

柳斌杰在颁奖仪式总结发言中指出，范敬宜新闻教育奖体现了我国新闻学界和业界对学子、良师、良友的期待和肯定，要继续评好办好。柳斌杰对同时召开的新闻传播学科高峰论坛表示祝贺。他表示，新的国际传播形势需要更多新闻传播人才，希望与会各位专家能集思广益，深入探讨时代的新问题，回答中国新闻事业如何在变与不变中继续发展，推动新时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和新闻教育事业的继续前进。

柳斌杰在颁奖仪式现场发言。

在随后举行的新闻传播学科高峰论坛中，来自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二十一所大学及机构的与会专家，围绕“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教学实践与研究前沿”和“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热点概念与理论想象”两个主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探讨。

第五届新闻传播学科高峰论坛现场。

范敬宜新闻教育基金是为了纪念人民日报社原总编辑、原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我国声誉卓著的新闻工作者和卓有建树的新闻教育家范敬宜先生而设立的。范敬宜新闻教育奖作为中国唯一一个新闻教育类奖项，自2013年以来已经连续举办七届，共有61名学子、14位教师、10位业界人士荣获这项荣誉。范敬宜新闻教育奖已经在新闻学界和业界树立起了良好的公信力，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社会影响。

原文链接：http://yuqing.people.com.cn/n1/2019/1123/c429609-31471056.html?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文章来源：人民网-舆情频道

编辑：高杰

刘海明

【案例】

重庆大学《新闻评论》在线课程开课

看到新闻，大家难免有话想说。表达观点需要有自己的思想，表达的语言需要新颖， 要有能力说服别人接受你的观点。这看似简单，真要成为舆论场的“意见人物”，并非容易的事。新闻评论课就是指导学生如何透过新闻发现问题，寻找与众不同的观点。评论不会写？想提升自己这方面的能力？重庆大学《新闻评论》在线课程 （点击报名参与）于2019年12月18日正式开课啦，课程一共七周，干货满满，欢迎加入学习！小伙伴们Mark起来！

授课教师：刘海明

刘海明，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博士，现任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新闻史学会媒介法规与伦理研究委员会常务理事。曾先后在新乡电视台、《晶报》工作，在西南科技大学任教。主要从事新闻伦理、媒体版权、网络舆情和媒体应急管理等领域的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项、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项，发表时事评论作品千余篇，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出版著作5部，获绵阳市人文社科成果奖1项、西南科技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

关于这门课

Q:为什么要学习这门课？

A:作为当代社会的公民，需要具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表达问题的能力，通过自己的眼睛和大脑树立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是作为合格公民的基本前提。新闻评论课，就是引导你朝着走向成熟之路的路标。

Q:这门课的主题是什么？可以学到什么？

A:新闻评论课解决的是学生发现问题能力不足，分析能力欠佳，表达能力有限的课程。学习这门课可以帮助同学们训练自己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表达思想的能力。

Q:这门课有什么特色和亮点？

A:（1）通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新闻评论实践，告诉学生名家与评论写作的天然联系。

（2）现身说法，指导学生如何写评论。

（3）独创诗词评论和漫画评论，探索传统新闻评论课程向媒介融合时代新闻评论课程转型之路。

课程主要内容

第一讲 绪论

1.新闻评论的定义

2.新闻评论的功能

3.新闻评论的要素

第二讲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新闻评论实践

1.新闻评论的党性原则

2.经典作家的评论实践

第三讲 新闻评论的选题

1.媒介素养与新闻阅读

2.新闻评论选题的标准

第四讲 新闻评论的立论

1.寻找角度

2. 立论的原则

3.立论的方法

4.论点与标题

第五讲 由头写作

1.压缩新闻

2.由头如何承前启后

第六讲 新闻评论的论证

1.论证概说

2.论证的方法

3.逻辑推理

第七讲 新闻评论的语言表达

1.评论的语体

2.评论的语言要求

第八讲 杂文

1.杂文的定义和演变

2.杂文的特征和作用

3.杂文和评论的关系

第九讲 社论写作

1.社论的作用

2.社论与个论

3.社论的特点

4.社论和社评

第十讲 广播新闻评论

1.声音与观点表达

2.广播评论的特点

3.广播评论写作

4.广播评论节目的问题

第十一讲 电视新闻评论

1.电视评论的发展

2.电视评论的类型

3.电视评论的特点

4.网络视频脱口秀

第十二讲 跟帖评论

1.跟帖评论的发展

2.跟帖评论的特点

3.跟帖的盖楼现象

4.跟帖评论的借鉴意义

第十三讲 诗画体评论

1.诗体评论

2.画体评论

来源：红网

作者：李松林

链接：https://hlj.rednet.cn/content/2019/12/18/6384304.html

编辑：宋婷

刘海明

【案例】

重磅 | 中国传媒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成立，众多文化名家共襄盛举

2019年12月25日上午，中国传媒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揭牌仪式在图书馆圆形报告厅隆重举行。




50余位领导嘉宾、文化名家、业界知名人士齐聚中传，见证中国传媒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成立、共议“通识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校领导、职能部门及各学院负责人、教师代表200余人出席仪式。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先生发来贺信。

揭牌仪式由中国传媒大学校长廖祥忠主持。中国传媒大学党委书记陈文申代表学校致辞。




陈文申书记在致辞中，热烈欢迎各位领导嘉宾、专家学者、业界精英莅临中国传媒大学，为学校开展通识教育传经送宝，献计献策。

陈文申书记说，我们为通识教育中心揭牌，就是为因应时代的需要和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要求而迈出的重要步伐。成立通识教育中心，是从体制机制上确立通识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搭建立德树人的基础平台，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通识教育中尽快发挥作用，提升同学们的人文底蕴和写作表达能力。




廖祥忠校长在主持时指出，教育部正在大力倡导新工科、新文科建设，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改善人才供给结构。我们的社会形态，正在向融合跨界方向发展，我们的学科专业，正在向交叉融合方向迈进。中国传媒大学成立通识教育中心，既是对习近平总书记“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要求的积极落实，也是对融合跨界时代的主动应对。

唐双宁、李中华、万俊人、施战军等文化名家先后致辞，祝贺中国传媒大学成立通识教育中心，并提出希望建议。




中央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文化学者唐双宁先生提出，王阳明践行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还应加上一个“立艺”，构成“四不朽”。这个“艺”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美，是对美的理解、认知和践行。




北京大学中国哲学暨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李中华教授指出，通识教育涉及到对人内在心灵的培养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的传授，通识教育可以借助现代传媒的力量，现代传媒人尤其要重视人文素养的养成与提升。我们非常支持中国传媒大学设立通识教育中心，愿意一起来为学校的通识教育做出努力。




清华大学资深教授、人文学院院长万俊人教授认为，通识教育核心是教化，立德树人。通过丰富多彩、差异性的教育，让学生不仅了解知识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也了解人类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并且在差异、多样当中确立自己的兴趣爱好。传媒对社会、对世界的影响巨大，传媒大学开展通识教育，有助于更好地培养出具有人文情怀的传媒人才。




《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则从自身经历出发，指出通识教育有助于增强鉴别能力、提高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中国传媒大学开展通识教育，有助于学生更好地成长成才。




中国传媒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揭牌暨聘书颁授仪式由段鹏副校长主持。段鹏副校长宣读了中国传媒大学成立通识教育顾问委员会、通识教育指导委员会的决定。学校聘请北京大学中国哲学暨文化研究所所长李中华，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温儒敏，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葛晓音，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谢维和，陕西师范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尤西林，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清华大学新雅书院院长甘阳，清华大学资深教授、文学院院长万俊人，武汉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主任、珞珈杰出学者李建忠，陕西师范大学关学研究院院长丁为祥，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张帆，复旦大学哲学院院长、通识教育中心主任孙向晨，北京大学元培学院院长李猛，南京大学教务处处长徐骏，中山大学博雅学院院长谢湜，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院长仲呈祥，中国传媒大学资深教授、人文学院院长张晶，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学部长兼电视学院院长、长江学者高晓虹，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院长、长江学者隋岩等22位教授为通识教育委员会顾问。廖祥忠校长向受聘专家学者颁发了聘任证书。




中国传媒大学陈文申书记、廖祥忠校长，全国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何丕洁，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教育部统编中小学语文教科书总主编、国家级教学名师温儒敏共同为通识教育中心揭牌。




通识教育中心主任李有兵作履职发言，表示要牢记重托，勤勉工作，推动通识教育落地落实，为提升师生人文素养、写作能力做出贡献。




揭牌暨聘任仪式结束后，举行了“通识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论坛，我校教务处处长王晓红主持论坛。北京大学教授温儒敏、葛晓音、张帆、刘建波，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王能宪，南京大学教务处处长徐骏，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工商联副主席、昆仑堂商学院院长孙陶然，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办公室主任刘丽华分别作了主旨发言，畅谈对通识教育的理解、开展通识教育的重要意义、存在的问题以及因应之道。




北京大学温儒敏教授指出，中国传媒大学建设通识教育中心是很重要的事，可以为全国很多大学，特别是艺术类院校树立一个榜样，对于提高高校的教育质量也会带来积极的影响。




北京大学葛晓音教授结合自己多年来从事古代文学的教学实践，指出教育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提高作品阅读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二是提高文学感悟能力，三是提升精神境界，培养高尚情操和健全人格。中国传媒大学成立通识教育中心来回应在教育中如何传承传统文化的需求，是行之有效的举措，她愿意尽自己绵薄之力尽快完成通识教材编写，以实际行动表达支持。




北京大学张帆教授从当前历史学科教育出发，指出通识教育不仅可以让学生立体地而不是平面、多线条而不是单线条地看到历史，也可以培养学生养成读史的习惯，提高史学素养和历史意识。




中国艺术研究院王能宪教授认为，通识教育是系统工程，内容涉及很多方面，不仅是人文科学，还有自然科学，科学理念、科学精神、科学的规范性。但是传统文化是通识教育之本，是通识教育的重中之重，是根本的根本、基础的基础。




作为中国传媒大学通识教育中心的两大分支机构，今天上午同时进行了阳明书院、修辞学堂的揭牌仪式。

新华网、人民网、央广网、《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电视台、《北京日报》、北京电视台、《北京青年报》、《新京报》、澎湃新闻网等媒体对活动进行了报道。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2N9SfJ8F0R6H3110X1ePKQ

编辑：张凉

刘海明

【案例】

重磅 | 中国传媒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成立，众多文化名家共襄盛举

2019年12月25日上午，中国传媒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揭牌仪式在图书馆圆形报告厅隆重举行。




50余位领导嘉宾、文化名家、业界知名人士齐聚中传，见证中国传媒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成立、共议“通识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校领导、职能部门及各学院负责人、教师代表200余人出席仪式。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先生发来贺信。

揭牌仪式由中国传媒大学校长廖祥忠主持。中国传媒大学党委书记陈文申代表学校致辞。




陈文申书记在致辞中，热烈欢迎各位领导嘉宾、专家学者、业界精英莅临中国传媒大学，为学校开展通识教育传经送宝，献计献策。

陈文申书记说，我们为通识教育中心揭牌，就是为因应时代的需要和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要求而迈出的重要步伐。成立通识教育中心，是从体制机制上确立通识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搭建立德树人的基础平台，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通识教育中尽快发挥作用，提升同学们的人文底蕴和写作表达能力。




廖祥忠校长在主持时指出，教育部正在大力倡导新工科、新文科建设，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改善人才供给结构。我们的社会形态，正在向融合跨界方向发展，我们的学科专业，正在向交叉融合方向迈进。中国传媒大学成立通识教育中心，既是对习近平总书记“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要求的积极落实，也是对融合跨界时代的主动应对。

唐双宁、李中华、万俊人、施战军等文化名家先后致辞，祝贺中国传媒大学成立通识教育中心，并提出希望建议。




中央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文化学者唐双宁先生提出，王阳明践行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还应加上一个“立艺”，构成“四不朽”。这个“艺”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美，是对美的理解、认知和践行。




北京大学中国哲学暨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李中华教授指出，通识教育涉及到对人内在心灵的培养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的传授，通识教育可以借助现代传媒的力量，现代传媒人尤其要重视人文素养的养成与提升。我们非常支持中国传媒大学设立通识教育中心，愿意一起来为学校的通识教育做出努力。




清华大学资深教授、人文学院院长万俊人教授认为，通识教育核心是教化，立德树人。通过丰富多彩、差异性的教育，让学生不仅了解知识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也了解人类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并且在差异、多样当中确立自己的兴趣爱好。传媒对社会、对世界的影响巨大，传媒大学开展通识教育，有助于更好地培养出具有人文情怀的传媒人才。




《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则从自身经历出发，指出通识教育有助于增强鉴别能力、提高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中国传媒大学开展通识教育，有助于学生更好地成长成才。




中国传媒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揭牌暨聘书颁授仪式由段鹏副校长主持。段鹏副校长宣读了中国传媒大学成立通识教育顾问委员会、通识教育指导委员会的决定。学校聘请北京大学中国哲学暨文化研究所所长李中华，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温儒敏，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葛晓音，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谢维和，陕西师范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尤西林，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清华大学新雅书院院长甘阳，清华大学资深教授、文学院院长万俊人，武汉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主任、珞珈杰出学者李建忠，陕西师范大学关学研究院院长丁为祥，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张帆，复旦大学哲学院院长、通识教育中心主任孙向晨，北京大学元培学院院长李猛，南京大学教务处处长徐骏，中山大学博雅学院院长谢湜，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院长仲呈祥，中国传媒大学资深教授、人文学院院长张晶，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学部长兼电视学院院长、长江学者高晓虹，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院长、长江学者隋岩等22位教授为通识教育委员会顾问。廖祥忠校长向受聘专家学者颁发了聘任证书。




中国传媒大学陈文申书记、廖祥忠校长，全国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何丕洁，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教育部统编中小学语文教科书总主编、国家级教学名师温儒敏共同为通识教育中心揭牌。




通识教育中心主任李有兵作履职发言，表示要牢记重托，勤勉工作，推动通识教育落地落实，为提升师生人文素养、写作能力做出贡献。




揭牌暨聘任仪式结束后，举行了“通识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论坛，我校教务处处长王晓红主持论坛。北京大学教授温儒敏、葛晓音、张帆、刘建波，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王能宪，南京大学教务处处长徐骏，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工商联副主席、昆仑堂商学院院长孙陶然，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办公室主任刘丽华分别作了主旨发言，畅谈对通识教育的理解、开展通识教育的重要意义、存在的问题以及因应之道。




北京大学温儒敏教授指出，中国传媒大学建设通识教育中心是很重要的事，可以为全国很多大学，特别是艺术类院校树立一个榜样，对于提高高校的教育质量也会带来积极的影响。




北京大学葛晓音教授结合自己多年来从事古代文学的教学实践，指出教育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提高作品阅读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二是提高文学感悟能力，三是提升精神境界，培养高尚情操和健全人格。中国传媒大学成立通识教育中心来回应在教育中如何传承传统文化的需求，是行之有效的举措，她愿意尽自己绵薄之力尽快完成通识教材编写，以实际行动表达支持。




北京大学张帆教授从当前历史学科教育出发，指出通识教育不仅可以让学生立体地而不是平面、多线条而不是单线条地看到历史，也可以培养学生养成读史的习惯，提高史学素养和历史意识。




中国艺术研究院王能宪教授认为，通识教育是系统工程，内容涉及很多方面，不仅是人文科学，还有自然科学，科学理念、科学精神、科学的规范性。但是传统文化是通识教育之本，是通识教育的重中之重，是根本的根本、基础的基础。




作为中国传媒大学通识教育中心的两大分支机构，今天上午同时进行了阳明书院、修辞学堂的揭牌仪式。

新华网、人民网、央广网、《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电视台、《北京日报》、北京电视台、《北京青年报》、《新京报》、澎湃新闻网等媒体对活动进行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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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凉

刘海明

【案例】

致78岁同校教授十级伤残，安大新闻学院原院长芮必峰获缓刑

原标题：致78岁同校教授十级伤残，安大新闻学院原院长芮必峰获缓刑

　　事发于2018年5月的安徽大学（以下简称“安大”）教授伤人案已于2月27日一审宣判：被告、现年62岁的安大新闻传播学院原院长芮必峰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4个月，缓刑1年6个月，并赔偿原告、现年78岁的安大文学院教授顾祖钊各项经济损失11.6万余元。

顾祖钊对该案罪名不持异议，但认为芮必峰系被公安机关传唤到案，不应认定为自首，并反对适用缓刑。2月28日晚，顾祖钊向澎湃新闻表示他将提出上诉。

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2月27日，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蜀山法院”）对芮必峰故意伤害案作出一审判决。2月28日，顾祖钊向澎湃新闻提供了该案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2019皖0104邢初477号，以下简称“判决书”）。
　　根据判决书，蜀山法院经审理查明：芮必峰与顾祖钊均为安大退休教师。2018年5月18日7时许，芮必峰在安大附中操场外遛狗，顾祖钊在操场内见到芮必峰，双方发生口角，后芮必峰穿过操场围栏进入操场内，用手先推了一下顾祖钊，后用拳头击打顾祖钊头部，致顾祖钊左眼部受伤。经合肥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鉴定，顾祖钊左眼眶下壁骨折损伤程度为轻伤（二级）。后由公安机关委托，经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重新鉴定，顾祖钊遭外力作用致左眼眶壁多发骨折构成轻伤一级；遗留复视，构成轻伤二级。
　　蜀山法院另查明：2018年6月22日，芮必峰因本案被传唤至公安机关，后被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决定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款500元。2018年9月26日，芮必峰经公安机关立案后电话通知到案，后如实供述上述案件事实。

蜀山法院再查明：2018年5月30日，顾祖钊因左眼部受伤入住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疗，入院检查为左眼眶内壁及下壁骨折，并于2018年6月1日全麻下行左眼眶骨骨折修复术。2018年6月6日，顾祖钊出院，诊断为左眼眶骨骨折。

CT检查报告单

　　2018年6月22日至7月31日，顾祖钊先后6次在上海市第一、四人民医院就诊、检查并购买药品，后于2019年1月30日入住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治疗，入院检查为术后5个月各方向注视仍均有复视，左眼球凹陷，并于2019年1月31日全麻下行左眼眶骨折整复术，术后抗炎抗感染对症治疗。经安徽全诚司法鉴定中心鉴定，顾祖钊因外伤致左眼眶壁骨折，遗留复视，构成十级伤残。
　　案发后，芮必峰于2018年9月26日、2020年2月25日分别将8万元、5万元赔偿保证金向安徽省合肥市庐州公证处进行提存。
　　判决书称，顾祖钊及其诉讼代理人对该案的事实和罪名不持异议，但认为芮必峰系被公安机关传唤到案，不应认定为自首，同时被害人在该案中没有过错，并要求法院依法就顾祖钊因该案造成的经济损失作出判决，对被告芮必峰依法判处刑罚，建议不适用缓刑。
　　蜀山法院认为，芮必峰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轻伤（一级），另有一处轻伤（二级），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依法应予惩处。公诉机关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检察院的指控成立。芮必峰经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后到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且当庭表示认罪，属自首，依法可对其从轻处罚。芮必峰到案后能如实供述全部犯罪事实，且通过向合肥市庐州公证处提存赔偿款保证金的方式，预交了所有民事赔偿款。同时，经蜀山法院调查评估，芮必峰符合社区矫正条件。
　　综上，结合该案的事实，蜀山法院认为芮必峰符合缓刑适用条件。在具体量刑时还应考虑到芮必峰造成被害人十级伤残的后果等情节。被告人芮必峰的犯罪行为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该案的起因、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案经蜀山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芮必峰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4个月，缓刑1年6个月（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二、被告人芮必峰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顾祖钊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116157.69元。
　　三、驳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顾祖钊的其他诉讼请求。
　　《刑法》第67条第1款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第72条第1款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18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75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一）犯罪情节较轻；（二）有悔罪表现；（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依据上述规定，顾祖钊认为芮必峰的行为不构成自首，也不符合缓刑适用条件，他将针对一审判决提出上诉。
　　公开资料显示，芮必峰，1957年7月生，安徽马鞍山人。芮必峰曾任安大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江淮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新闻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教育学会理事，安徽省第九届、第十届政协委员，安徽省记协常务理事。芮必峰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新闻传播理论。

顾祖钊，1941年11月生，安徽太和人。顾祖钊是安大中文系教授，文艺学学科原负责人，安大中西文艺理论融合研究所原所长，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新加坡南洋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研究员，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安徽省美术理论研究学会理事。顾祖钊是全国优秀教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学及中国古典美学。

原文链接：http://news.sina.com.cn/o/2020-02-29/doc-iimxxstf5278192.shtml

编辑：张凉

刘海明

【案例】

编辑：贾梦琪

刘海明

【案例】

《新闻通讯社》（河北大学）

《新传印象》（南京师范大学）

《每日川外》（四川外国语大学）

《新传通讯社》（河南师范大学）

《师盛校园助手》（内蒙古师范大学）

《新潮》（南京大学）

《新记者》（南京大学）

《新传播传播OUC》（中国海洋大学）

龙新通讯社（西南科技大学）

《十传媒》（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排名不分先后

编辑：贾梦琪

刘海明

【案例】

关于清新改革的一点思考

  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此次改革的重点有二：一是扩招研究生，二是取消本科招生。这次改革“一石激起千层浪”，已引起各方热议，本人在此谈一点粗浅的看法，仅供参考，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改革之解读

  此次改革表明了清华新闻传播教育追求的目标：一是高，以研究生教育为起点，培养高层次的新闻人才，追求的是高起点、高层次、高水平。二是宽，未来新闻传播专业的研究生，不一定来自新闻专业，有可能是其它专业的本科生，强调的是宽口径。三是厚，自梅贻琦校长开始，清华一直重视通识教育、博雅教育、人文教育，今天清华的“强基”计划，强调新型书院教育，重视夯实文史哲基础学科，在厚基础上发展自己的专业教育。通专并举、学科交叉，为的是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和综合能力。通识教育作为一种关于价值观、方法论和知识结构的教育，与清华大学所倡导的“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位一体的教育可谓高度契合。四是融，继承上个世纪“清华国学院”的办学传统，坚持“中西会通”、“古今会通”、“文理会通”，把传统书院教育与现代大学教育相融合，将人文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五是特，秉承清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独特的办学理念，不随大流，不求面面俱到，而追求高、精、尖。总体而言，清新改革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趋势相适应，与当前高等教育改革趋势相一致。

  二、改革之缘由

  有人说，清新的改革是逼出来的，我认为，此话有一定的道理。清新改革是在新形势下新闻传播教育的一次大胆探索，动作力度很大，超乎人们想象。原因是，我们当前的新闻传播教育出现了不少问题。一是低，许多新闻传播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不高，与技校差不多。只有术，没有道，违背了现代大学理念。1918年9月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说：“大学为纯粹研究高深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如今一些大学的新闻传播专业确实办成了“职业训练所”“职业培训学校”。二是窄，学生从本科开始接触到的只是新闻传播专业的知识，很少学习其他专业的知识，比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新闻传播专业成了“无专业的专业”，无法适应当今“专业化分工”的社会。三是薄，许多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对文、史、哲所知甚少，缺乏基本的人文知识和人文素养，缺少基本的价值理念和独特的思维方式。走入社会后，虽然上手很快，但无后劲，无潜力，无法和其他专业的人才相抗衡。四是分，专业过分细化，无法相融。目前的专业分类实际上是按媒体分类或载体分类（报纸、广播、电视、广告、编辑出版、网络新媒体等），无法适应当今社会大传播的趋势，无法适应融媒体发展的需要，无法适应社会对于人才能力综合化的需要。五是同，全国新闻传播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结构模式、层次模式、课程模式面临高度的同质化，尽管各个学校也在努力体现自己的办学特色，但整体而言缺少大的突破，缺少个性和特色。

  三、新闻传播教育的“主体性缺失”

  除此之外，新闻传播教育还面临“主体性缺失”问题，也就是学科与专业的“自性”不足。主要表现在：

  一是新闻学不是以记者和作品为中心，而是以媒体传播和新闻现象为中心。新闻学变成新闻传播学，我们的新闻教学活动不是以研读著名记者的经典新闻作品为中心，而是喜欢泛泛的介绍和分析一些新闻现象。

  二是传播学不是以中国传播思想为主体，而是以西方传播思想为主体，传播学讲的基本内容都是西方的，而且是经验学派的，几乎没有中国的内容。我们缺少对于中国传播思想、传播体系、传播架构的挖掘和整理，而是“言必称希腊”，不如此，好像不时尚。

  三是新闻史不以记者、作品、新闻思想为主线，而是以新闻事业和新闻媒体为主线。新闻史的叙述存在“见物不见人”的现象。在新闻史中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一个的媒体概况，而看不到中外新闻事业的内部变化和思想变革，看不到新闻事业与社会变化的内在联系。

  四是整个学科专业跟风现象严重，缺少恒定的学术体系、价值体系、专业体系。新闻传播学成了新闻形势学、新闻解释学，要么是对政治、领导人讲话和政策的图解，要么是对媒体热点和学术热点的追逐。新闻传播学固然与政治、媒体及社会有密切关系，关注、研究、阐释也是正常现象，问题是作为大学教育、专业教育、素质教育应该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定位，相对独立的分工，相对独立的使命。如果一味地跟风，跟着形势跑，缺少相对的独立性、稳定性、持续性，跑得太快、跟得太紧，就有些像“墙头草”，丧失了自我。就没有了大学的尊严、学术的尊严、学者的尊严、教育的尊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长远的事业，是培养人才的事业，应该有长远的考虑和计划。现在是什么专业热，我就上什么专业；什么方法新，我就用什么方法。不是说这些专业不可以上，这些方法不可以用，而是说存在一窝蜂的现象。一说量化、数据，现在的论文都是表格，数据，至于能不能说明问题，有没有新鲜的见解，没有多少人关心。说到底，我们在学术理想、学术信念、学术立场、价值观、方法论方面缺少坚守。

  总之，与传统的文、史、哲学科相比，新闻传播教学研究偏离了本体与主体，人们可能只记住了一些概念、名词，学会了一些专业知识和技能，而恰恰缺少对于新闻传播专业“道统”、“学统”、“文统”的认识，对于新闻传播专业“自性”和“主体性”的认识，对于新闻传播专业精神和专业理想的认识。

  四、需要廓清几种认识

  一是新闻传播是实践之学。经常听到一些人说，我们新闻传播学专业是以实践为主的，只要让学生掌握基本的技能就行了，言外之意，新闻传播学不需要追求什么学理，不需要讲什么道理，会动手干就行。如果说新闻传播学侧重于实践的话，那么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更是如此，但从来没有听他们说过，不需要理论，不重视理论。事实上，学为术之理，术为学之用，任何一个学科和专业，学与术都是分不开的。“形而上者之谓道，形而下者之谓器”，道在器中，器为道用。清华国学院导师梁启超在《学与术》一文中指出：“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二者如辅车相依而不可离。学而不足以应用于术者，无益之学也；术而不以科学之真理为基础者，欺世误人之术也。”新闻传播学也是如此，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说：“凡事皆有术而后有学，外国之新闻学，起于新闻发展之后。”“苟不济之以学理，则进步殆亦有限，此吾人取以提出新闻学之意也”。由此可以看到蔡先生对于新闻学的“学理”是非常重视的。如果今天人为地割裂两者之关系，只重实践，不重理论，只关注怎么做，不知道为什么做，如此下去，“新闻无学论”的帽子难以扔掉，说得严重点，新闻传播学极有可能成为梁启超所说的“无益之学”和“误人之术”。

  二是新闻传播是信息之学。近二十年来，随着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进入新闻传播学，新闻是一种信息的观点颇为流行，特别是传播学被介绍到中国之后，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的观点更是大有市场，《理解媒介》一书被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奉为经典。而西方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早就在上个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就对此作了猛烈的批评：“享乐主义时代还有着它胜任的预言家——马歇尔·麦克卢汉。麦克卢汉这位作家不仅能利用编码方法为享乐主义时代下定义，而且在自己的文体中试用一套入时的公式，把这一时代的思想用号码法表示出来——真是精于此道，无与伦比！他的作法是把媒介看成是信息，因此思想仅占第二位，或不算数。” 在我看来，麦克卢汉的理论之所以只谈信息，不谈思想，是因为人们有了思想就会思考，就会有一种独立意识、反抗意识和批判意识，这是统治阶级所不愿看到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信息”这一科学术语进入传播学，不是揭示了传播的本质，而是掩盖了传播的本质。信息好像是客观的，中性的，但传递多少信息，多大程度上传递信息，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则是由人掌握的，人是信息的传递者和掌控者。因此，贝尔认为，麦克卢汉的理论是“缓解人们焦虑的祷文”，是“心灵的蒸汽浴”，是在“为人类的梦想作广告”。

  三是新闻传播是技术之学。近些年来，随着网络与新媒体的发展，新闻传播形势变化日新月异，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技术对于传媒格局的改变，对于社会的重构，对于人的影响。但同时，人们似乎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对技术的过度崇拜，技术成了无所不能的神话，人臣服于技术的权威之下。对此，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指出：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不再是中性的，它在带来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变成了一种操纵与统治的力量。技术统治的形式不是强权与暴力，而是财富与消遣。因此，它以合理的方式渗透于社会之中，让人们沉迷于技术营造的舒适氛围，从而失去思想和批判能力，成为只有技术而没有思想，只有顺从而没有反抗的“单面人”。目前，各个学校最热的专业就是网络新媒体专业，人们谈论的话题与研究的问题也是网络新媒体，但是人们忘了一个问题，无论技术多么发达，人应该是技术的主人，而不是技术的仆人，是人在支配技术，而不是技术支配人。特别是在信息海量让人应接不暇的情况下，人对信息的选择、甄别、处理、加工、重构、传播成为新闻传播的主要任务。在技术发达的今天，不是人的作用不重要了，而是更重要了。媒体的竞争、传播的竞争与其说是技术的竞争，毋宁说是人的竞争，思想的竞争，创意的竞争。新闻传播教育的任务不但要培养能够使用传播技术的人，更要培养具有思想创见和精神独立的人。在技术的大潮中，人永远应该是技术的引领者，主导者，而不是奴仆，奴隶。因此，技术越是发达，高校的人文教育越有必要，越是重要。

  四是文史哲是无用之学。据我所知，今天有不少新闻传播专业的学校很少开设文史哲方面的基础课，新闻传播专业的老师和学生也只读本专业的书，只关心本专业的事，而对文史哲不感兴趣，认为那是无用之学。我连续十几年给研究生上《传播批判学派研究》的课，列过一个50本书的书单，让学生读并写读书笔记，但真正能读完的学生并不多，由此可见学生对读文史哲经典兴趣不大。不是说这些书不重要，而是说很少有人能坚持下去。由于这些书大多不属于考试范围，阅读的人自然就不是很多。的确，相对于应试、谋职、赚钱而言，文史哲这些学问都好像是无用的，它不能立刻帮人们找到好的工作，赚很多的钱，但是从长远来看，它又是有用之学，而且是大用之学。《庄子·人间世篇》说：“人皆知有用之用，却不知无用之用也。”从辩证的角度看，有用与无用是相对的，眼下看有用的东西，长远看未必是有用的东西；眼下看无用的东西，长远看可能是有用的东西。从一定意义上说，无用之用，乃是大用。一个人要想成为优秀的人，卓越的人，成就大事业的人，就必须舍弃急功近利心态，少读一些“有用”之书，多读一些“无用”（文史哲）之书，因为“无用”之学确实能够提升人的思想境界和增强人的整体能力，而这些恰恰是“有用”之学所没有的。我曾给学生写过这样一段话：“读文学的书，让你体会细节的力量，以小见大，见微知著；读历史的书，让你知道真实的力量，使你的思想有一种纵深感，鉴往知来；读哲学的书，让你体会超越的力量，既宏阔又辩证，有一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文学使人细腻，历史使人深刻，哲学使人高远。”从新闻传播专业来说，如果不读洛克、卢梭、孟德斯鸠、弥尔顿、密尔、马克思的书，就很难深入和透彻理解新闻传播的本质和基础，学问之道需要从根本着手，不可拘泥于“饾饤之学”。因此，摆正新闻传播与文史哲的关系，是新闻传播专业老师和学生必须面对的问题。

  五、改革需要树立新的理念

  平心而论，不是社会适应媒体，而是媒体适应社会。新闻传播专业面临的问题，其实就是这个专业的人面临的困境。如何破解问题，走出困难，还需要整个学界解放思想，达成共识。

  一是树立分层办学的理念。分层实际就是分类，新闻传播教育不能一刀切。目前中国大学有一本、二本、三本，有教学型、教学研究型、研究型大学，全国开办新闻传播专业的学校有1000多所，平均每个省市就有30多所，情况不一，因此，在办学方针和人才培养模式方面不必强求一律，不一定都去追求本、硕、博一体化的大而全或高大上，而应该允许各个学校根据自己情况做出自主选择。

  二是树立融合办学的理念。人文教育和专业教育密不可分，两者不可偏废。没有扎实的人文基础，新闻专业教育难有大的发展。当前新闻传播教育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强调了专业教育而淡化了人文教育，专业是体，人文是魂，不能有体无魂。

  三是树立价值引领的理念。目前新闻传播教育存在工具理性与人文理性的冲突，过分强调工具性，使得学科与专业只强调实用技术，而缺少价值理性。切记，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新闻传播教育应该树立“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应该体现社会关怀与社会责任。

  四是树立内涵建设的理念。新闻传播教育普遍存在形式化的倾向，对于专业和学科评估，主要还是强调各种指标的数字化，而缺少对专业内涵的考查与体认。比如师资学历、海外背景、专业背景、项目级别、文章级别、获奖级别、招生规模等，数字化管理表面上“看起来很美”，但却很难触及到学术发展和人才培养的内在本质，这种评价导向和风向不改变，这种精神生态与文化生态不改变，所有的改革都很难奏效。

  六、对清新改革的几点提醒

  对清华新闻教育改革做几点提醒：

  一是研究生扩招，谨防研究生教育的“本科化”，“批量化”，谨防从“少而精”到“多而滥”。

  二是研究生来源，谨防本校化、推免化，而应敞开大门，广开进路，招揽天下英才，面向全国招生，不拘一格招人才。

  三是与各种各样的人才选拔方式相比，考试仍然是最公平的方式，所有的研究生都应该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拿真本事比拼。

  四是突破现在“学术型”与“专业型”研究生的僵硬划分，回归研究生教育的“研究”本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综合型人才。

  七、期望：培养有思想的新闻专业人才

  关于清华，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在1931年的就职演讲中提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著名论断。所以，衡量一所大学是否是一流大学，主要标准就是看其是否有自己的学术传统、学术氛围和学术大师。现在一些大学非常重视基础设施投入，而对“软件”投入远远不够，特别是对学术传统和学术氛围重视不够。清华大学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形成了久远而深厚的人文传统，曾经长期在清华任教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认为：“清华由游美学务处发展到现在，其发展过程反映了中国近代学术的发展过程，是中国近代学术独立的过程。清华校史不仅有一校的意义，而且反映中国近代学术逐渐走向独立的历史”（1987年）。清华大学由庚子赔款的留美预备学校发展成为中国最好的大学，引以骄傲的地方就在于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传统和学术氛围。

  100年来，清华大学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涌现出一大批影响中国的学术大师与学术名家，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胡适、冯友兰、吴宓、金岳霖、贺麟、汤用彤、陈岱孙、朱自清、闻一多、梁实秋、钱钟书、季羡林、费孝通、吴晗以及曹禺、王佐良、李赋宁、许渊冲、何兆武、资中筠等。水木清华，人才辈出，群星灿烂，各竞风流，他们好像从来没有形成通常意义的所谓学派，但从广义上说，他们好像又有一种共同的情趣与风貌，从而人们又将他们称为“清华学派”。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只有在清华园的熏陶下，才形成了独特的清华学派和清华气质，这是薪火相传的结果，这是口传心授的结果，这是耳濡目染的结果，这是“人文化成”的结果。1914年，梁启超先生到清华以《君子》为题做演讲，以《周易》“乾”、“坤”二卦的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激励清华学子发奋图强。此后，学校即以此八字尊为校训。1920年，清华毕业生献给母校一个礼物——日晷，现位于清华大学礼堂前大草坪南端，日晷是中国古代的计时器，它的含义是提醒人们 “惜时”，不负韶华，一寸光阴一寸金。日晷下部底座镌刻着“行胜于言”的中文及其拉丁文译文，“行胜于言”，提醒人们少说多做，脚踏实地。1929年，清华国学院导师陈寅恪先生在他所作的王国维先生纪念碑铭中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一直成为激励后代知识分子前进的力量。正是这种精神的“传”与“承”才构成了清华精神，清华传统，清华气象。

  有人说，大学有两种功能，一是培养有独立精神的思想者，一是培养各行各业的专门家，后者一般的大学都可做到，而前者只有很少的大学才能做到，但清华两者都做到了。今天的清华，在改革开放和融入世界的大背景下，一定会发扬优良传统，不负众望，在新闻传播教育改革方面走在时代的前列，当好排头兵，为社会培养出一流的有思想、有责任、有担当、有情怀的新闻传播专业人才！

来源：郑大文化产业中心

作者：汪振军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52junPyek4Amiu05X3s7Jg

刘海明

【案例】

青记独家丨全球疫情危局下的新闻实践与新闻学教育

导 读

新冠肺炎疫情对于传播业态的影响十分深刻。作为学院教育的提供者，新闻科系的培养除了实现技术类技巧类课程的强化，更应推动更深层次的新闻教育变革，翻开新闻教育“全新一页”。

从事新闻教育近20年，从未像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这样挂念在抗疫一线做采访报道的曾经教过的毕业生们。回想起来，在以往的新闻课堂上，很少教授自己的学生如何在战争、瘟疫、冲突中保护好自己的实用技巧。嘱咐毕业生的那句“什么新闻都不值得付出生命换取，保护好自己是第一要务”，现在听起来显得既肤浅又不得要领，还不如教他们怎样穿好防护服，以及做好哪些准备再进入疫情现场。

自然，没有人可以预见新冠肺炎的全球大暴发，如何进入疫情现场的实用知识也几乎没办法短期内进入我们的新闻学培养方案之中。因此，对学生的担心也顺理成章地延展成这样的思考：一个新科入职的记者，到底应该在哪里学习进入新闻现场必要的自我保护知识？如何在特殊的情境下保障安全，继而保证质量地完成新闻报道任务？

当然，对自己的学生的关心，不止于健康与安全。如果行动受限，只能线上工作，记者们能够充分核实信息吗？远程采访，仅依靠采访对象的口述，而缺少了记者的“田野调查”，报道还能够生动详尽吗？在种种网络平台上流转的消息、流言、未经核实的数据、有意无意的歪曲事实之中查找资讯、做采访准备的记者们，又该如何分辨真伪、提出有意义的问题？我们的记者们面对受到疫情冲击的采访对象并对他们的人生悲剧做报道时，能够坚守新闻伦理的底线吗？

实际上，这场疫情对整个新闻行业的影响超乎想象。直到目前，我们仍不能完全评估它到底将如何深刻地改变新闻传播行业的整体生态，这种影响又会如何反作用于我们的大学新闻专业教育。新闻行业变革的风潮已经开始，却不知落脚何处，此刻予以反思，正当其时。

疫情之下，

新闻报道坠入复杂窘境

报道新冠疫情的新闻记者，尤其是身处疫区的记者们，面临巨大的人身安全风险。法新社的全球新闻主编Phil Chetwynd就在今年4月报告，法新社全球200家分社的1700多名员工中，有超过80名疑似感染了新冠肺炎。虽然其他新闻机构很少公布记者感染新冠肺炎的情况，但至少法新社的数字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参考。除了向必须深入一线采访的记者们提供专门的安全事项培训，大部分新闻机构发布了疫情期间的工作指令，鼓励记者们居家在线工作。部分电视机构甚至取消了演播室内的录制。主持人被要求在公园、广场等空旷的地点录制串词。

现在新闻记者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在疫情流行的特殊情境下开展工作，然而因种种原因不能进入新闻现场带来的不便，正在侵蚀新闻行业必须坚守的尊重事实、客观报道、平衡观点的基本价值与伦理原则。

传统媒体针对新冠疫情的报道，受到疫情本身的冲击最大。除央媒等主流媒体外，地方与社区媒体几乎无法进入疫情现场，对当地疫情状况的报道也高度依赖地方卫生部门的信息发布。新闻媒体本应起到的独立调查、解释信息、分析问题、提供应对策略、服务本地受众的职责面临落空的情况。疫情期间，媒体提供的资讯同质单一，出现了资讯匮乏的窘况，不能充分发挥传播的主导权。

而新媒体的信息提供者，尤其是商业资讯媒体，片面追求点击率与传播热度，不仅把诸如“隔离三个月，车窗上长出植物”“离家两个月，进屋一看傻眼了”之类的娱乐新闻推上头条，也常常忽视信息的核实工作，让不准确信息快速传播，混淆视听，也对整个媒体行业带来负面影响。

与此同时，以社交网络为载体，个人用户则毫不抑制表达的冲动，常常分不清事实与观点，罔顾科学界清晰的研究结论，以讹传讹，释放情绪，朋友圈与微博账号中充斥着低质、混乱、言之凿凿却毫无理据的信息。

作为新闻传播行业最终服务对象的受众，则必须忍受低质量的新闻信息服务，对从大众传播媒介中掌握事实，并据此制定个人生活策略的期待只能落空。

疫情报道也使得新闻伦理问题凸显出来。如何核实信息，避免谣言的产生；如何报道疫情的感染者、因感染去世的人及其家人，避免二次伤害；如何平衡报道疫区新闻，避免标签化和污名化，都是摆在记者面前的现实问题。在疫情期间，新闻报道中出现的伦理问题值得关注与反思，我们的新闻人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以上还不是全部的坏消息。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流行将中国置于国际政治与国际媒体的聚光灯下。中国记者面临的所有问题，都出现在国际新闻界的地平线上，唯一的不同是，在全球新闻传播领域中，各种问题更加严重。

“国际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议题虽然几乎成为老生常谈，却在这次疫情传播过程中显得尤为突出。以英语为传播语言的发达国家的全球媒体占尽优势，成为国际新闻传播舆论的议程设置者。而处于弱势国家的新闻传播（包括中国新闻界在内），则似乎不得不自证清白，甚或悄无声息。美国的疫情是国际新闻报道的热点，而问题更严重的非洲地区的信息，几乎无法进入全球传播的信息版图。

与此同时，美国政客的冷战思维正在破坏全球合作抗疫的格局。美国总统更是不顾国际科学界的研究成果，坚称病毒起源于中国，并且直呼其为“中国病毒”。追责谬论更是沉渣泛起，不仅破坏全球团结，更伤害了本身作为受害者的许多中国人的感情。

这就是全球疫情之中的传播现实。新闻人受制于全球传播的恶劣局面，受限于采编行动的时空隔离，更受到低质量信息的不断袭扰，称之为新闻传播的“全球疫情危局”，实不为过。

反思危局，

新闻教育翻开全新一页

新闻学教育从来都有不可否认的实务导向。新闻教育常常以传播业态的现实发展为前提，提供应对式、前瞻式的“教学配方”。例如，从报道技术上，新闻教育常常紧跟传播技术的发展，提供诸如“数据新闻报道”“融合媒体报道技术”等课程；从采编技能上，新闻院校也紧跟前沿，提供“新媒体采编制作”“在线调查”“新媒体写作与编辑”等培训。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于传播业态的影响，则更加深刻。作为学院教育提供者，新闻科系的培养计划，不仅应该增加更多的“线上新闻采编”等技术类课程，也应该更新以往的“新闻伦理与法规”等传统课程，以观照诸如全球疫情中的新闻伦理问题。

上述的技术技巧类改变实行容易，但未来的新闻学教育不能停留在这个层面，而必须从此次疫情的传播中吸取经验教训，推动更深层次的新闻教育变革。称之为新闻教育“全新一页”，亦不为过。

第一，新闻教育中应该增加科学素养教育。传统新闻教育中设有“媒介素养”类的课程，而此次新冠疫情的传播中凸显出了整个新闻界科学素养低下，进而也降低了公众的科学素养，使得全球科学界的研究成果无法应用到全球抗疫的共同行动中来，形成巨大浪费。

对于病毒的传播途径，医学界早有定论：保持社交距离、封闭管理、限制公众出行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案。然而就连这些基本常识的传播都是阻力重重，许多国家的政客甚至无法认识到戴口罩、勤洗手的重要性，在对公众发言中语焉不详、漏洞百出。新闻界也没能坚守底线、“大声疾呼”，而是任由政客左右民意。公允地说，目前美国成为全球疫情传播的重灾区，与特朗普总统的科学素养低下、误导公众有直接的关联；也与美国新闻界未能准确、客观地传达科学界的确凿定论不无关系。

这提醒我们，未来全球化的进程会更加深入，全球性的风险亦不断攀升，我们培养的未来新闻人只有具备高度的科学素养，才能在推动全球舆论向着科学、理性、现代的方向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

第二，新闻教育也应呼吁公共政策的积极参与。这是此次疫情报道中暴露出来的伦理问题带给我们的启示。准确、客观、平衡、负责以及人道的报道准则是媒介伦理的核心诉求。传统的新闻教育也十分重视培养学生坚守核实信息、尊重事实、平衡观点的基本原则。并且公允而论，传统媒体在秉持新闻伦理方面做得更好。

无奈的是，社交媒体入侵新闻传播的工作场域，浑水摸鱼，干扰了传统媒体的报道情境，甚至有抢夺新闻热点、片面追求点击率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恶劣影响。在传统媒体、新媒体机构、个人用户“三分新闻传播天下”的局面里，专业、理性、坚守伦理的传统媒体记者的话语权被削弱。

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传统新闻报道中的伦理诉求，并不完全适用于个人用户。单以“客观”原则为例，我们如何要求一个“仅代表我个人”的社交网络用户“客观”地报道“他的新闻”呢？

既然不能将专业媒体的媒介伦理原则推及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发布者（个人用户），我们只能诉诸公共政策的介入。借此，将专业的新闻传播工作交还到经过专业新闻学训练的专业记者手中，并限制个人用户在社交媒体上的“新闻报道”。

然而，这个“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的工作，单由新闻界和记者团体的努力是无法完成的，毕竟从事专业新闻传播工作的记者们，无权干涉任何公民的网络发言行为。治理网络空间，甚至重新进行传播工作的合理合法的版图规划，只能诉诸公共政策的支持与纠偏，让新闻传播在整个传播格局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让受众在有需要之时，可以转向专业媒体，得到高质量、可靠的新闻信息服务。

公共政策的参与形式并不复杂，眼前的工作很可能“简单”到提高专业记者的工作待遇，让受过良好的新闻教育的新科记者们更乐意进入专业媒体，让他们的新闻坚守有真正的用武之地，而不必屈从于大公司的高薪诱惑，转身变为服务于公司利益的公关人员。

如果有公共政策的积极参与，我们可以预期的是，专业新闻工作者承担主要的新闻信息传播工作，而个人用户、社交网络并非被挤压到无所作为，他们完全可以在娱乐、服务信息等领域发挥特长。

有评论者指出，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是自二战以来全人类面对的最严峻的考验。在此全球疫情危局之下，反思我们的新闻传播实践，进而反思我们的新闻教育，本就是我国以求实为本的百年新闻教育脉络中的应有之义。期待此次的反思与转变不只是一次应时之变，而是未来新闻教育崭新局面的开端。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摘自《青年记者》2020年6月上】

作者：曹培鑫  

来源：微信公众号—青年记者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mk884WEbT28HuA_ady54Sg

编辑：宋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