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教育案例集锦

刘海明

【案例】

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9）》出版

《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9）》近日公开出版，将于11月9日在兰州大学召开的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委员会学术年会上正式亮相。这是以新闻传播教育为主题的年鉴系列的第四部。该年鉴由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委员会主持编撰。

年鉴编委会主任张昆教授将这本年鉴定位为以年为尺度的，以记录、保存年内发生的重大事件、重要过程、重要人物、重要政策，综述年内发展概况及汇总、统计重要数据的综合性、资料性、权威性工具书。

《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9）》以记录当代历史、反映新闻传播教育实态为使命，以133万字的篇幅，全面呈现了中国新闻传播教育改革与发展状貌。2018年适逢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创办100周年，也是改革开放后新闻传播教育恢复发展40周年。年鉴特别记录了“纪念中国新闻教育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 100周年”学术研讨会活动，并回顾与总结了改革开放40年来新闻传播教育的成就。到目前为止，设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的高校已增列至26 所，广泛分布于全国16个省市， 一级硕士点增加至115个，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授权点增至165所。

在主要栏目设置上，2019版年鉴延续了2018年版的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度综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综述、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地图、院系巡礼、教育家研究、口述史研究、院长论衡、行业组织和相关学会介绍、学科专业建设、本科人才培养、研究生与博士后流动站、各类获奖、学生竞赛、新闻教育研究、大事记及各种附录等版块设计，体现了年鉴编撰风格的稳定性。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综述”对内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状况进行全面扫描，藉此可以了解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新闻传播教育布局、发展理念、特色及存在的问题。“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地图”则聚焦了华东地区高校在专业设置、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部校共建、学术研究、社会服务、师资队伍、国际化等方面的结构状况。在“院系巡礼”部分，介绍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暨南大学、兰州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政治大学新闻传播院系的教育创新理念与实践。

在“教育家研究”部分，收入了丁树奇、周新武、洪一龙、郑贞铭等教育家卓越的新闻教育思想和独特的办学实践。在“口述史”部分，记录了邓长荪、白润生、郑保卫、李希光、张昆等教育家的教育理念与实践探索。在“名师风采”部分，“郑兴东: 一位有 ‘高度’的新闻传播家”、“程曼丽: 桃李不言而成蹊的学界实干家”、“李瞻: 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李金铨: 国际传播视野与文化中国情怀”深刻地诠释了“名师”内涵。

“新校（院）长施政方略”中，中国传媒大学廖祥忠、上海交通大学李本乾、湖南师范大学尹韵公、上海大学严三九、华中科技大学张明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侯迎忠畅谈他们的办学理念与治院规划。“卸任院长感言”栏目，由华中科技大学张昆、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杨魁、天津师范大学孙瑞祥等前任院长发表感言。

“新闻传播教育史钩沉”版块，请当代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史的见证人和亲历者，就新闻传播教育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重大问题、重要人物、重要过程、重要瞬间，撰写回忆文章，再现历史真相。本版年鉴，李良荣教授回忆了他担任新闻学科教指委主任的7年间(2006 年3月—2013 年3月)新闻传播学专业逐步转型的历程；黄升民教授用“生命之椿”“独立之榆”“共创之槐”三棵树的故事讲述了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专业成长的历程和未来；陈培爱教授讲述了他“在中国广告教育的荒原上开拓”的历程；段京肃教授回顾了《两岸新闻传播教育界的早期交流——1996 年大陆新闻学教授代表团访台花絮》；赵玉明教授撰写了《新闻传播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早期的回忆》；此外，肖伊绯整理了1933年《世界日报》对北平新闻专科学校开学典礼的报道，内含蒋梦麟、刘半农等知名学者的演讲。这些内容对于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研究而言，是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

“他山之石”版块，对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伊利诺伊大学、南加州大学及英国林肯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进行了扫描。

“新闻传播教育改革前沿”栏目，华中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山大学、武汉体育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分别介绍了各自在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方面的创新探索。

新闻教育家吴高福认为，“今日的年鉴，将成为明日的信史。它逐年的全面、客观记录，会弥补我们大脑记忆的缺损，保存了第一手原始文献、数据，可谓功莫大焉。”

来源：人民网

作者：何志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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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冯梦玉

刘海明

【案例】

“新时代高层次传媒人才培养”高峰圆桌会在浙江传媒学院召开

        

新蓝网—中国蓝新闻客户端11月9日讯（中国蓝融媒体中心 新蓝网记者 傅佳敏）今天（9日）上午，“新时代高层次传媒人才培养”高峰圆桌会在浙江传媒学院召开，本次会议由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和浙江传媒学院联合主办，浙江传媒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承办，中央新影集团微电影中心和浙江广电新媒体有限公司共同协办。政府部门、传媒行业嘉宾与学校相关学院、部门负责人代表共40余人参加会议。

浙江传媒学院校长徐小洲在圆桌会上进行了开场致辞，主要论述了其对高层次人才评价与培养问题的看法，徐小洲认为，划分衡量高层次人才的标准需因时因地而异，新时代需要对人才评价标准、传媒高层次人才特性、人才培养途径作出思考。高层次人才要做到“守初心、担使命”，应该明确四个“服务”导向，即为解放生产力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为中国发展服务、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

浙江传媒学院校长徐小洲

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秘书长施建祥从“一个理念、四个体系”出发阐述了高等院校教学工作发展。他认为高校教学工作应坚持“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理念，主张优化高校育人体系、人才培养体系高校课程体系、构建教学组织体系。

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秘书长施建祥

浙江广电新媒体有限公司总经理林非从用人单位的角度，探讨了社会对新时代传媒人才的要求，主要表现在“多专多能”，适应各种媒体、新技术；“跨界趋势”，综合运用多学科、多门路知识；能够“即插即用”，适应行业运行快的特点；“创新型特质”，具备自我否行、迭代的勇气；以及具备情怀和职业热忱。

浙江广电新媒体有限公司总经理林非

会议以圆桌讨论的形式持续进行了近三个小时，浙江传媒学院党委书记杨立平高度肯定了会议的意义和成果，她指出面对社会的各种需求，我们需要一种综合性的人才培养体系。下一步浙江传媒学院将把各位专家的意见综合运到用教学人才培养实践中，让浙江传媒学院从特色走向特强。

浙江传媒学院党委书记杨立平

本次圆桌会为理解高层次传媒人才的内涵特性、形成人才分类与评价标准、明确人才培养改革方向与途径提供了指引。未来浙江传媒学院将继续深化与各界的育人合作，推进全面合作、提升合作效能，着力建设学校育人体系现代化，培养适应新时代需求的高层次传媒人才。

来源：人民网

中国蓝新闻（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官方新闻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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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冯梦玉

刘海明

【案例】复旦新闻与中国新闻史学科建设

原文作者：黄瑚  

原文来源：新闻大学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pgk-m61HgFnvMRgZSYZVyQ

【作者简介】

黄 瑚，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

自1929至2019年的90年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系）在中国新闻史学科建设上经历了奠基与初步发展、新中国与新发展、改革开放与大发展三大阶段，在中国新闻史教学与研究方面人才辈出、硕果累累，为中国新闻史学科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复旦大学的新闻教育，自1924年该校国文部创设“新闻学讲座”开始起步，1925年8月25日在上海《申报》刊出《复旦大学新设新闻学系招生》广告，1929年9月正式成立新闻学系，1988年6月由新闻学系扩建为新闻学院。自1929年至今的90年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系）在中国新闻史学科建设上经历了奠基与初步发展、新中国与新发展、改革开放与大发展三大阶段，始终是中国新闻史教学与研究的一大重镇，为中国新闻史学科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

奠基与初步发展

1929年复旦大学新闻学系成立之初，系主任谢六逸十分注重新闻史的教学与研究。1930年，谢六逸在当时的《教育杂志》上发表《新闻教育的重要及其设施》一文，在阐述新闻学专业课程时，不仅要求位列诸课程之首的《报学概论》须讲授“报纸的发生，起源，变迁”，还要求开设《中国报学史》课程，“讲授现在国内著名报纸的沿革与概况，本国报纸发达的经过，注重压迫言论的事实的研究，本国报纸所受国外报纸的影响”（龙伟等，2010：27-28）。

据此，谢六逸在复旦大学新闻学系的课程设置中开设了讲授国内新闻事业发展历史与现状的《本国新闻事业》（一学期修完，共二学分），同时还开设介绍国外新闻事业发展历史与现状的《欧美新闻事业》《日本新闻事业》和《比较新闻学》课程，以资借鉴与进行比较研究。同时，谢六逸还积极推进新闻史学术研究活动。1930年，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在国内率先建立新闻学研究室，收藏国内外报纸、杂志及图书，凡有历史价值的报纸或资料均妥善保存。新闻学研究室主任黄天鹏还为该研究室捐献出一批个人收藏的报刊等新闻史资料。

1935年，复旦大学新闻学系成功举办首届世界报纸展览会，展出国内报刊近1500种，包括全张装裱的《申报》创刊号以及该报的每月合订本20余册、1884年出版的《点石斋画报》、1898年的香港《华字日报》、1880年的香港《循环日报》、晚清《京报》等新闻史上的珍品，同时还展出外国报纸500种，包括1833年出版的美国《太阳报》创刊号等。该展览会还开设专题对邵飘萍、史量才等献身于新闻事业的杰出人物作了重点介绍。首届世界报纸展览会的举办，作为早期中国新闻教育史上的一大创举，在中国新闻史学科建设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谢六逸在复旦大学新闻学系作出的上述推进中国新闻史教学与研究的建设性举措，为中国新闻史学科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复旦大学新闻学系随学校一起内迁重庆。在抗战的烽火岁月中，中国新闻史教学与研究工作始终没有中断，中国新闻事业史作为一门选修课程列入新闻学专业课程体系之中。1939年，留英归来的曹亨闻加盟复旦大学新闻学系，1940年后成为专任教授，主讲《中国新闻事业史》，主攻中国新闻史研究，后成为国内著名的中国新闻史研究大师。当然，鉴于当时所处的战时状态，中国新闻史学科与其他学科一样，发展步子十分缓慢。

1945年4月，时任新闻学系主任陈望道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帮助下建成复旦新闻馆，并成功举办第二届世界报纸展览会，促进了中国新闻史的学科建设，使复旦大学新闻学系的中国新闻史教学与研究水准得以提升。

复旦新闻馆设有图书室、资料室、阅览室，收藏有大量报刊资料，可供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师生从事中国新闻史教学与研究之用。第二届世界报纸展览会展出报纸、杂志2000多种，其中国内13省的报纸298种，分别是福建26种、浙江25种、广东32种、广西13种、云南23种、湖南23种、贵州5种、江西28种、湖北14种、四川43种、安徽11种、河南28种、陕西27种；各地《新华日报》8种，军中报纸42种，边疆23种，敌后2种，国内新闻教育机关10种，本系毕业生及在校学生创办报刊17种，敌伪报22种，对敌报2种。此外，还展出国外7个国家的报纸69种，分别是英国27种、美国16种、印度3种、苏联5种、法国7种、澳大利亚2种、波兰9种；国外5个国家的杂志90种，分别为英国30种、印度10种、美国16种、苏联27种、荷兰7种。其中不少新征集到的报纸、杂志在展后入藏新闻馆的资料室，供师生使用。复旦新闻馆的建成与第二届世界报纸展览会的举办，是战时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在中国新闻史学科建设上的两大重要成果。

解放战争期间，舒宗侨副教授先后编著出版的三本历史画册，是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在中国新闻史研究方面的又一重要成果。1946年，舒宗侨编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在上海出版；1947年，舒宗侨与曹聚仁合编的《中国抗战画史》在上海出版；1948年，舒宗侨与魏守忠合编的《二次大战照片精华》在香港出版。这三本画册，均以上海《联合画报》社的名义出版发行，用新闻图片真实地记录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抗击法西斯侵略斗争并最后取得全面胜利的历史过程。其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收录有3000幅照片，计37万字；《中国抗战画史》收录有1200多幅照片、100幅地图，计40万字；《二次大战照片精华》选录二战中部分精彩的战事新闻照片并配以简单的中英文说明，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而且还作为中国新闻史上的不朽名著而彪炳史册。《中国抗战画史》出版后，还被当时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审判中用作裁定日本侵略中国罪行的重要证据。

二

新中国与新发展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为中国新闻史学科建设开辟新路，中国新闻史教学与研究工作进入了新发展阶段。

当时，复旦大学新闻学系以苏联新闻教育工作为楷模，探索、建设新中国的新闻教育体制。有鉴于新闻事业史课程在莫斯科大学新闻学系教学计划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而中国新闻史教学与研究工作被视为新中国新闻教育工作的重点之一。中国新闻事业史课程不仅列为学生必修的新闻学专业基础课程，而且还成为教师学习计划中的共同科目。1952年后，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全体教师通过教研组讨论会议等形式，集体学习、研究中国新闻事业史，以提高教学与科研业务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中国新闻史教学大纲的讨论，探讨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路径。1954年全国新闻界学习苏联运动进入高潮后，复旦大学新闻学系重新编印教学计划，在新闻学专业课程设置方面进一步加强新闻事业史的教学与研究，不仅继续开设《中国新闻事业史》，同时新增《世界新闻事业史》《苏共报刊史》等课程，新闻事业史的教学内容分类更加详细。

值得一提的是，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在当时并未盲目照抄苏联经验，复旦大学新闻学系主任王中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有助于加强中国新闻事业史教学与研究的新观点。1954至1955年间，复旦大学曾邀请苏联专家到新闻学系讲课，由于脱离实际，讲得很枯燥。事后，王中对教师们说：不要听他的，苏联报刊史的路子太狭窄，我们不能照搬他们的做法，要总结我们自己的办报经验。他还批评苏联报刊史教材，认为那种一个党报接着一个党报的介绍不是好的报刊史写法。

1956年1月，毛泽东发出“向科学进军”的指示和宣布发展科学文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即“双百”方针）。据此，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制订了《十二年科学研究工作纲要》。在该《纲要》有关1956—1957年间的计划中，第一条“科学研究方向”的第一点就是“研究关于中国新闻事业史，特别是近代新闻史的研究”；第二条“目标和具体工作：解决各课教材及参考资料”的第一点也事关中国新闻史教学与研究：“争取自己编写一本‘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史’，出版若干册新闻史资料”。对于十二年的科学研究工作，该《纲要》提出要“发展新闻史资料室和新闻理论与实践资料室，具备全国所有的报纸、期刊、各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报刊”。

据此《纲要》，复旦大学新闻学系以中国新闻史为主要教学与研究方向的教师，制定了1956年上半年科学研究计划。其中宏观性的研究计划有曹亨闻的《如何把“矛盾论”诸法则运用到新闻史中去》，拟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对中国新闻史进行理性思考；中观或微观性的研究计划有汪英宾的《中国报刊编辑、印刷和出版的沿革》《改良主义维新派新闻编写工作》、余家宏的《中国人民新闻事业的沿革》、宁树藩的《革命报刊在“五卅”运动中的宣传鼓动工作》等。1956年初，宁树藩在《复旦学报》1956年第2期上发表他的第一篇中国新闻史研究论文《中国工人报刊的产生和初步发展》。

1956年5月，在王中主持下，复旦大学新闻学系举办了中国报刊史料展览会，展出实物和图片400多件，时间从1815年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报纸。5月至11月间，复旦大学新闻学系还召开了三次老报人座谈会，与会者提出新闻史料重要，上海资源丰富、大有作为等观点。王中在会上提出开展《中国新闻史料文集》的编辑工作，并在会后立即组织师生将此工作落到实处。第一辑编成后，拟交付浙江人民出版社作为不定期刊物出版发行，但因“反右”运动开始而未果。

1957年12月，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副主任丁树奇、教师李龙牧和《人民日报》记者陆灏奉调来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工作，丁树奇主持系务工作。丁树奇、李龙牧在中央党校工作期间即开始从事中国新闻史教学与研究工作，丁树奇主持、李龙牧参与制定了新中国成立后问世的第一份中国新闻史教学大纲《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草稿）》，后又据此大纲开展中国报刊史编撰工作。丁树奇、李龙牧来复旦大学后，把这一尚未完成的工作带进了复旦大学新闻学系。据丁淦林回忆：“1958年，丁树奇、李龙牧来复旦后，继续进行他们在中央党校已经开始的中国新闻史研究，分工是：李龙牧撰写五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各部分，并负责通稿；宁树藩撰写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部分；丁树奇撰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部分，他是系主任，工作忙，由我协助他查找资料。1959年，完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闻事业史（1919—1949）》初稿。1961年出版铅印本，作为校内使用的教材。但杭州大学新闻系将它出版了，内部发行，未署编者姓名。”（丁淦林，2012：128）1959年间，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刚完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闻事业史（1919—1949）》初稿，又开始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工作。据丁淦林回忆：1959年“9月底回校后，参加李龙牧主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事业史》研究，收集资料，撰写大纲。”（丁淦林，2012：56）

1959至1960年间，复旦大学新闻学系教师还集体编选了《中国报刊研究文集》《中国报刊评论文选》《中国报刊通讯报告选》等中国新闻史资料集，自1959年下半年起陆续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中国报刊研究文集》1959年9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所选文献或论文大都出自延安《解放日报》、新华通讯社、《人民日报》等党报上发表的社论或其他文章，也收录了一些党的领导人或新闻界领军人物以个人名义发表的论文或评论文章等。《中国报刊评论文选》1959年12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选辑中共党报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优秀评论。《中国报刊通讯报告选》，分上下两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10月出版，上集选辑政治和军事方面的通讯，下集选辑工业、农业、财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文化教育和国际等方面的通讯。

此外，复旦大学新闻学系教师还撰写并发表了一批中国新闻史研究论文。如李龙牧的《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新青年〉》发表于《新闻战线》1958年第1期，宁树藩的《福开森控制下的〈新闻报〉》《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先后发表于《新闻业务》1961年第12期、1962年第12期等。1962年5月27日，复旦大学举办校庆科学报告讨论会，新闻学系提交了曹亨闻的《关于梁启超后期著作中思想代表性问题的一些看法》、宁树藩的《评中国报学史》、王中的《从民立等报看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办报思想》等中国新闻史研究论文。王中被错划为右派后，并没有放弃学术研究，在新闻学系资料室工作期间翻阅了大量报刊史资料，研究了《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等数家资产阶级革命派报纸，并与资产阶级改良派报纸作对比分析，累计撰写了五万多字的论文，刚摘掉右派帽子即向校庆学术报告会提交论文《从民立等报看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办报思想》。

1966年5月“文革”开始后，中国新闻史教学与研究工作虽未完全停止，但时断时续，且不顾历史真伪、是非，中国新闻史学科建设基本上处于中止状态。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后，复旦大学新闻学系为了解决系内中国新闻史教学的迫切需要，立刻组织新闻学系教师在教学之余参加教材编写工作，于1978年完成《中国新闻事业史讲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初稿）并用铅印形式印行。当时，许多历史问题尚未解决，致使这本教材存在不少错误和历次政治运动留下的旧痕迹，但因它能应一时之需而销行甚广。

三

改革开放与大发展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新闻史学科建设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大发展阶段。此时，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在中国新闻史学科建设上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学术积淀深厚，形成了一支强大的中国新闻史教学与研究力量，其中李龙牧、宁树藩、丁淦林等还是在中国新闻史学界享有盛名的领军人物。1988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成立，又一次推进中国新闻史学科建设的步子。总之，中国新闻史教学与研究工作在这一时期不断向前推进，取得了大量优秀的教学与研究成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昌盛局面。下面拟对部分具有全国学术影响力的研究专著进行简要的介绍。

在综合性新闻通史研究方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系）同人撰写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稿》《简明中国新闻史》在80年代中期先后问世，对当时中国新闻史教学与研究工作具有很大的推进作用。1985年1月，李龙牧撰写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稿》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是改革开放后最先问世的中国新闻史专著之一，在学术上注重史论结合，力图融入作者“对新闻事业发展规律的一部分认识”（李龙牧，1985：358），着重阐释新闻宣传的政治思想倾向和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后获上海市社科优秀成果著作奖等奖项。1986年2月，丁淦林等撰写的《简明中国新闻史》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系复旦大学新闻学系编写、国内出版的第一套新闻学系列教材“新闻学基础教材丛书”的一种，为国内高校新闻学专业所广泛使用。80年代末，丁淦林还受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委托，主编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中国新闻事业史》，1989年5月完稿，1990年7月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90年代初，受国家教委委托，丁淦林主持编写了《中国新闻事业史教学大纲》，1994年5月定稿，1995年3月以“国家教委高教司”名义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是当时中国新闻史教学与研究的指导性大纲。据此大纲，丁淦林主编了两部教材，一是《中国新闻事业史新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二是《中国新闻事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为“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

进入21世纪后问世的《中国新闻图史》《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范式的变更：新报刊史书写》等专著或论文集，在中国新闻史研究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价值。《中国新闻图史》，丁淦林主编，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是国内第一部用图片展示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历程的专著。《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黄瑚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2009年第二版，尝试依据新闻事业发展规律与社会发展历史诉求相结合的理念探索历史分期问题，用新的中国新闻史分期法重新阐述中国新闻史的发展历程。《范式的变更：新报刊史书写》，黄旦主编，上海交通大学2018年版，是一部对中国报刊史作别样解读的论文集。

在地方新闻史研究方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系）同人宁树藩、秦绍德、马光仁等早在80年代后期就开始对上海新闻史进行研究。秦绍德自1987年师从宁树藩攻读博士学位起开始从事上海新闻史研究，1990年完成博士学位论文《上海近代报刊史论》，1993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马光仁后调至上海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工作，继续从事他在复旦大学开始的上海新闻史研究工作，他主编的《上海新闻史（1850—1949）》《上海当代新闻史》于1996年、2001年先后出版。宁树藩主持的《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是“八五”期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自1992年立项并展开研究，至2018年9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历时26年。该专著对中国地方新闻史进行横向的比较研究，全面考察了自1822年至2000年间中国所有省份的新闻事业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并在此基础上运用地区比较的方法揭示各地区新闻史的异同，不仅填补了中国地方新闻史研究的许多空白点，还开发出一个地方新闻史研究的新领域，在中国新闻史研究领域具有开创性意义。该项目自1992年立项起一直在宁树藩的亲自主持下不断向前推进，2016年宁树藩去世后转由秦绍德、姚福申主持并最终完工，撰稿人有39位。

在专题新闻史研究方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系）同人撰写与出版的专著有《人民的喉舌——邹韬奋论报刊》《邹韬奋年谱》《中国编辑史》《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论》《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新闻史学史卷》《中国当代新闻传播法制史论》《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9—2005）》《中国现当代新闻业务史导论》等，均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开拓性意义。《人民的喉舌——邹韬奋论报刊》，复旦大学新闻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是改革开放后最早问世的新闻界人物研究著作。《邹韬奋年谱》，复旦大学新闻系研究室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是国内第一部反映邹韬奋生平事迹的年谱类专著。《中国编辑史》，姚福申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是我国第一部阐述书刊编辑产生、发展的历史，探讨编辑工作、编辑业务演变、介绍著名编辑家业绩的专著，曾获第二届吴玉章奖金新闻学优秀成果奖等奖项，2004年经修订后推出该专著的第二版。《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徐培汀、裘正义著，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是一部为“新闻有学”立论、填补中国新闻传播思想史研究空白的专著，曾获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等奖项。《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论》，黄瑚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阐述中国新闻法制发展历史的专著。《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新闻史学史卷》，徐培汀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是国内第一部阐述中国新闻史学史的专著。《中国当代新闻传播法制史论》,陈建云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新中国新闻传播法制史的专著。《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9—2005）》，徐培汀著，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是国内第一部全面阐述新中国新闻传播学术史的专著。《中国现当代新闻业务史导论》，刘海贵主编，是我国第一本关于现当代新闻业务史的著作。

此外，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系）同人还积极参加国内其他有关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重大项目，凡有利于中国新闻史学科发展者无不出手相援。方汉奇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三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系）从事中国新闻史教学与研究工作的教师无不参加该专著的编写工作，宁树藩任副主编兼第二卷主编，丁淦林任编委，胡志寰、姚福申、马光仁、秦绍德等10人任撰稿人。方汉奇主编的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之一的《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出版，4位作者中两位是复旦大学同人，且承担该教材全部17章中的10章书稿的编写任务。

在中国新闻史教学方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系）在改革开放后开始在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3个层次开设有关中国新闻史的各类课程，如“中国新闻传播史”（曾名“中国新闻史”“中国新闻事业史”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史”“当代新闻史论研究”“中国新闻思想史”等，对不同层次的学生，分别提出不同的教学要求、运用不同的教学方式，初步形成了一个阶梯型的中国新闻史教学体系。

编辑：吴悠

刘海明

【案例】

张国良｜徜徉在时代与学科的光影之间 ——我和复旦传播学的若干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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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良

（上海交通大学 媒体与传播学院， 上海200240）

    [摘要]传播学引入中国大陆并迅速成长，既是顺应改革开放时代潮流的结果，也是积聚众多传播学人不懈努力的成就；在此过程中，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先辈们付出了辛勤劳动，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历经曲折，但包括作者在内的一批教师，坚守岗位，坚持理想，以实证化、国际化、理论化的取向，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在教学、科研、学科建设等方面，做出了开拓性、引领性的贡献；展望未来，中国传播学界需要以更宽广的胸怀、更高远的志向，繁荣学术、回报社会。

[关键词]时代；学科；复旦；传播学；回忆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B

Wandering between the light and shadow of the times and the discipline: some memories of Fudan's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d me

ZHANG Guoliang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hanghai 200240)

[Abstract] The introduction of communication into mainland China and its rapid growth is not only the result of the trend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era, but also the result of the unremitting efforts of many communication scholars. In this process, the predecessors of the journalism department of Fudan university paid hard work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Despite twists and turns, a group of teachers, including the author, stick to their position, adhere to the ideal. With the orientation of substantializ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theorization, this subject  has formed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made pioneering and leading contributions in teaching,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uture, China's communication academia needs to be more broad-minded and ambitious to flourish academically and give back to the society.

[Keywords]times; discipline; memories; Fudan; communication studies

——————————————

[作者简介]张国良，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黄河入海流

我与传播学的缘分始于复旦大学，属于中国较早接触传播学的人员之一，大体与传播学进入中国大陆的时间同步，即1978年，这一年也就是中国告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进入改革开放时代的开端。以我的感受，唐朝诗人王之涣的佳句：“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引自《登鹳雀楼》），恰可用来形容这一历史性巨变——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与文明犹如黄河，汹涌澎湃，无论经历多少曲折，总归不能脱离世界，而必然融入整个人类文化与文明的大海之中。

从另一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无论是新闻学还是传播学，亦如黄河，需要汇入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大海，方能浩气沛然、尽显所能。同理，个人则可比拟为水滴，河海固然由无数水滴构成，而水滴又必须被大河大海滋养，遂能有所作为。

我之所以能较早接触传播学，是因为我当时（仅24岁）恰好在传播学进入中国的前沿——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理论教研室）工作。[1]1978年7月，郑北渭先生主编的《外国新闻事业资料》创刊号问世，尽管只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且限于内部发行，仅仅印行了六期（1980年更名为《世界新闻事业》，1981年又改名为《新闻大学》公开出版，发行至今），但由于其中介绍了大众传播学的概要，被公认为中国引入传播学的第一个标志性事件而载入史册。记得当时系行政给每位教师都发了一本，于是，我平生第一次接触到了“公众传播”（即大众传播）、“媒介”、“社会责任论”等概念。

那时的我，只是感到新奇，并不了解传播学的来龙去脉和完整面貌，但无论如何，一种与传统的新闻学迥然不同的学术思路和风格，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加上后来于1978年10月、1982年4月相继来访的两位著名学者，即日本新闻学会会长、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内川芳美教授和美国传播学集大成者施拉姆教授，更是发挥了人际传播的特有影响，他们通过对师生的讲座和面对面交流，有力地推动了传播学在复旦大学乃至全国各地新闻教育与研究机构中的生根、发芽、开花和结果。

在此过程中，除了郑北渭老师作为杂志主编的突出贡献之外，陈韵昭老师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包括首次开设传播学课程，撰写题为《传学讲座》的系统介绍传播学概要的系列文章等，功不可没，对于以这两位先生（复旦大学以外还必须提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隆栋、林珊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先驱的光辉业绩，我们这些受益的后辈，自当深怀敬意，勉力薪尽火传。（张国良，2005：p.5-10、2010：p.662-667）

二、柳暗花明又一村

不过，今天回过头看，当时在大多数人（包括我在内）的心目中，传播学充其量是作为新闻学的一种补充和借鉴而引进的，因而，自然处于学科的边缘位置，以我所在的新闻理论教研室为例，大家并不觉得需要对传播学有更多（即超出基本情况）的了解，更谈不上对其历史、理论和方法开展深入的研究，如此，对传播学的学习和介绍，就成了仅仅是外国新闻事业教研室少数几位（即郑北渭、陈韵昭等）老师的工作。

过了不久，为了解决自己作为工农兵学员基础不够厚实的问题，在系领导支持下（为此，我由衷感激当时新闻系和历史系领导的胸襟和眼界），我于1985年在职考取了复旦大学历史系硕士生（后转为硕博连读），师从章巽、吴杰两位恩师，暂时离开教学、科研第一线，集中精力投入学业，主要兴趣则转向了对日本大众传播史的研究。

尽管如此，初步受到传播学启发的我，还是留下了一点印记，同在1985年，我发表了两篇小文，一是《也谈新闻定义》，认为新闻是一种信息，故其定义应落脚于信息，即传递新近变动事实的信息；（张国良，1985a：p.18-19）另一是《新闻事业=大众传播吗》，提出新闻事业与大众传播是一种有异有同的交叉关系，新闻学是以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中的新闻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张国良，1985b：p.41-42）这些思考，明显受到了传播学的影响。

从1985年秋到1991年春，我顺利地完成研究生学业，获得复旦大学与早稻田大学联合培养的历史学博士学位。我分别于1986、1992年出版的译著《日本新闻事业史》（内川芳美、新井直之主编）（新华出版社）、专著《现代日本大众传播史》（即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学林出版社），成为这段历程一头一尾的两个标志，从它们的书名可看出以下变化：这五年多里，我的研究重心从理论转向了历史，关注区域从中国转向了日本，同时，我的研究取向从新闻学转向了传播学——既然以日本大众传播（而非新闻）史为研究对象，则突破新闻学的框架，采用传播学的视野，自是题中应有之义。其间，我于1989年出版的一本译著《大众传播社会学》（复旦大学出版社），也显示了这一研究兴趣的转向。

可是，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我仍然是新闻学院（1988年新闻系改为新闻学院）新闻理论教研室的一名教师，按理应继续从事新闻学的理论研究，然而，我的研究兴趣却已转向了传播学或传播史，何去何从呢？这就让我陷入了一种困境，

再看全局和大势，宋代诗人陆游的名句：“山重水复疑无路”（引自《游山西村》），正可用来描绘当时状况，在1989年政治风波的影响下，尚处于幼苗状态的传播学遭到猛烈批判，几乎夭折，幸运的是，1992年春的邓小平南巡，挽救了它。

命运有时就是如此巧合。就在我为个人今后的学术方向感到踌躇之际，学院领导来征求我的意见：可否接替因政治风波而去职的那位青年教师（其时郑北渭、陈韵昭老师都已退休），承担传播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我经过郑重考虑，欣然接受了这一命运的安排，尽管那时（1991年夏）传播学的前路其实尚未明朗，但由于我对它的了解已从初识进入相对全面的状态，因而，也就有了信心：这样一门科学、合理、符合时代潮流的学科，终究不会被弃之不用，而必能为中国的人民福祉、社会进步贡献力量。

此后，无论是小到我个人的成长，还是大到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就都如同陆游吟唱的那样：“柳暗花明又一村”（同上），展现出了一片广阔前景。

三、只缘身在此山中

1978年以来，中国传播学走过了整整四十年历程。以我的认知，大致每隔十年，它就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是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萌芽时期，那么，90年代就是发育时期，重点在于，施肥培土、夯实基础。其时代背景的特点是，一方面，市场经济带来社会的蓬勃活力、学术的宽松环境；另一方面，随之而来的薪酬差异，也造成高校人才的流失、教师队伍的萎缩。以90年代中后期媒体记者与高校教师的收入为例，两者差距高达五六倍之多，同时，还有一些公派留学生，一去而不复返，更加剧了高校人才短缺的窘况。

当然，仍有一批教师留了下来，包括我在内，就我个人来说，虽然也希望提高待遇，但更在意的是，独立思考的空间和学术探索的人生，我想，这可能是留守教师群体的共同特征吧。总之，传播学就是在这样一种喜忧参半（社会需求不断增大而办学经费依然紧张、师资队伍青黄不接）的形势下，蹒跚前行，曲折成长。（张国良，1999：p.133-140）

在此过程中，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继续走在全国同行的前列，发挥了引领作用，这一作用体现在各个方面，举其大要如下。

教学方面——1995、1998、2001年，我主编的《传播学原理》（复旦大学出版社）、《现代大众传播学》（四川人民出版社）、《新闻媒介与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适时地回应了当时高校和社会对传播学教材的广泛而迫切的需要。

科研方面——以《新闻大学》杂志为主要阵地，一批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不断加深对传播学的理解，并开始在研究实践中积极应用，凸显了实证研究，尤其是定量研究的取向，例如，《上海工人与新闻媒介》（张国良、黎瑞刚等，1994：p.17-22）、《面向21世纪的上海市民与媒介文化》（张国良等，1998：p.30-34）等成果，逐渐形成了复旦传播学研究的一个特色，即实证化（科学化）；此外，还呈现出两个显著特色：一是国际化——及时追踪国际前沿，尤其是当时在世界范围内初露端倪的新媒体动向，例如，我撰写的《关注全球信息化时代的新动向》（张国良，1994：p.46-47）、《新媒介研究的主流化和实证化》（张国良，1997：p.37-40）等文章，向国内同行介绍了国际传播学界的最新趋势；二是理论化——我在回应“何为中国传播学研究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时，明确提出“关键是解决理论品格问题”，即“追求学术品位，提升理论水准”，为此，在加强实证化、国际化的同时，很早就开始了理论化的探索，包括传播学经典理论的本土化尝试，例如，我带领研究团队开展的“议程设置功能”、“知识沟”、“涵化”等研究，走在了全国同行的前列。（李晓静，2005：p.120-131）

学科建设方面——1997年传播学与新闻学合并、升格为一级学科之后的1998年，复旦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被批准为首批新闻学与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复旦大学的传播学二级学科带头人由我担任，当年招收了中国传播学史上首批两位传播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十年艰辛耕耘，根深才能叶茂。正是在众人不懈奋斗的基础上，进入21世纪00年代，即第三个十年的中国传播学，跨入了快速生长的“开花”时期，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进一步发挥了带头作用。标志性事件如下：

2000年，教育部启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的建设计划，成立于1985年的复旦大学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申报成功，被批准为全国唯一的传播学重点研究基地，并更名为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由我担任主任。

2001年，由复旦大学首倡、高校主导的“中国传播学论坛”成功举办，与原有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导的“中国传播学大会”并列，成为两大全国性传播学学术研讨会之一，每年举办一届，其目标为，瞄准国际前沿，遵循学术规范，打造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学术交流平台。

2002年，由复旦大学发起、高校主导的“中国传播学会”（全称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委员会传播学研究分会，英文名为：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of  China，简称CAC）成立，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第一个全国性传播学学术团体，其宗旨为，以人为本，以学术为本，团结全国同人，提升学科水平，建设国内一流、国际领先的中国传播学科，我被选举为会长，喻国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胡正荣教授（中国传媒大学）担任副会长，从该年起，“中国传播学论坛”成为其主办的学术年会。

以上工作，可以说是通过主观努力，起到了为中国整个传播学科的进步加厚基础、拓宽空间的功效，而在客观条件方面，这段时期里，高校教师待遇显著提高，促进了海内外人才的回流，加上整个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进一步增大了社会各行各业对传播人才的需求，在此背景下，新办或壮大原有新闻与传播院系之举，在全国蔚然成风，无论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东部高校，还是中西部的各所大专院校，纷纷加入这一行列。

如此，经过大约三十年的开拓和积累，传播学在中国的际遇，发生了三个根本性的变化：一、学科地位：不再仅仅是新闻学的补充，而成为一个具有主体性的独立学科；二、社会声誉：吸引了众多的学者、学子乃至业者和党政机构人员，使之成为一门名副其实的“显学”；三、研究方法：实证、定量方法逐渐得到普及，成为主流。

与此同时，一个疑问开始在我的脑海里浮现：传播学究竟是一门怎样的学科（与此相关，它何以在中国如此快速地兴起？它今后又应如何更好地发展）？这样一个基本问题，按理早就应当解决了，但为什么多年之后仍未获得清晰而令人满意的答案呢？

我从宋代文豪苏轼的《题西林壁》一诗里，找到了原因所在：“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四、更上一层楼

2006年春，在上海交通大学领导的力邀下，我离开工作了三十年的复旦大学，受聘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2018年更名为媒体与传播学院）院长，至2014年春卸任。在此期间，我个人的认识，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变化。

一、跨出复旦看复旦，才能更全面地感受其特点，正是这样一次离职和履新的体验，让我在上海交通大学的工作颇为顺利，尤其是我基于复旦经历而建构的“公正民主、求真务实、团结奉献、开拓创新”的学院文化，对学院进步和学科建设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中国传播学发展的第四个十年（即21世纪10年代，堪称茁壮成长的“结果”时期）里，上海交通大学的新闻与传播学科迅速崛起，进入了世界前百（2012年QS排名）、全国前五（2016年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排名），与全国兄弟院系一道，为提升中国传播学的整体实力和水准，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跨出学科看学科，即，将传播学置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范围来观察、思考，于是，我发现，原来它是一门以人类传播活动一般规律（而非特殊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领域的、横向型（关注人类特性即沟通与整合问题）的新兴学科，其学科特征为：具有很强的科学性（相对人文学科）、交叉性（相对关注社会结构即生产与分配问题的纵向型学科）、时代性（相对传统学科），而这些特性，就是传播学之所以在中国迅速发展的内因，至于外因，则可举出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等层面相继带来的动力和需求，在内因不变、外因照旧的条件下，传播学在中国仍将大有可为，未来前景看好。以上观点，详见我发表的《中国传播学40年：学科特性与发展历程》（张国良，2018：p.36-44）、《再论传播学的学科特性》（张国良，2019：即将刊出）。

三、跨出中国看中国，也就是说，立足于世界来考量中国，这一道理同上，但格局又不一样，即上升到了整个人类社会的高度，惟有如此，无论是小到个人、学科，还是大到民族、国家，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井蛙”和“夜郎”心态，既时刻保持谦卑，又永远不失自信，在全球范围里，向佼佼者虚心学习，与旗鼓相当者同台竞争，不断超越自己，从而，可望对人类的和平共处与持续繁荣，有所裨益。

行文至此，结语也就呼之欲出，即开篇引用的王之涣那首四句五言诗的后二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与前二句顺理成章地构成了首尾呼应，在此，当可细细体会：望远与登高、视野与境界，原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关系，不望远，自不必登高，不登高，则无以望远。

我衷心期盼，传播学在中国的第五个、第六个乃至更多个十年里，早日健康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傲然挺立于中国与世界学术之林。

注释：

[1] 关于复旦大学与传播学结缘的必然性，我曾在《复旦传播学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国传播学的兴起、发展和趋势》等访谈和论文中指出，一是历史悠久，二是思想解放，尤其是以王中、徐震、丁淦林等先生为代表的历任领导，对这一新兴学科的生长和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参考文献：

[1]张国良. 中国传播学的兴起、发展与趋势[J]. 理论月刊, 2005(11), 第5-10页.

[2]张国良. 传播学——我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A]. 王怡红等. 中国传播学30年[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

[3]张国良. 也谈新闻定义[J]. 新闻传播, 1985a(3), 第18-19页.

[4]张国良. 新闻事业=大众传播吗[J]. 新闻大学, 1985b(10), 第41-42页.

[5]张国良. 复旦传播学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A]. 袁军等. 传播学在中国[M]. 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

[6]张国良、黎瑞刚等. 上海工人与新闻媒介[J]. 新闻大学, 1994(秋), 第17-22页.

[7]张国良等. 面向21世纪的上海市民与媒介文化[J]. 新闻大学, 1998(夏), 第30-34页.

[8]张国良. 关注全球信息化时代的新动向[J]. 新闻大学, 1994(春), 第46-47页.

[9]张国良. 新媒介研究的主流化和实证化[J]. 新闻大学, 1997(秋), 第37-40页.

[10]李晓静. 中国传播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访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张国良教授[A]. 段鹏等. 传播学在世界[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

[11]张国良. 中国传播学40年：学科特性与发展历程[J]. 新闻大学, 2018(5), 第36-44页.

[12]张国良. 再论传播学的学科特性[J]. 江淮论坛, 2019(5), 即将刊出.

声明〡本文原刊于《新闻大学》2019年第10期。版权归原作者及原出处所有，内容为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如涉及版权问题，请与我们联系。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再建巴别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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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高杰

刘海明

【案例】

第七届范敬宜新闻教育奖颁奖仪式暨新闻传播学科高峰论坛在清华大学举办

11月23日，第七届范敬宜新闻教育奖颁奖仪式暨新闻传播学科高峰论坛在清华大学主楼举行。本届范敬宜新闻教育奖良师奖授予复旦大学教授黄瑚，良友奖授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译审关娟娟、经济日报社高级编辑姜波，学子奖授予武汉大学曹华威、华中科技大学曹梦怡、清华大学陈嘉林、复旦大学陈禹潜、中国传媒大学董思成、南京大学贾威、上海交通大学蒋钰、暨南大学李艾霖、中国人民大学刘楠、复旦大学吴雨浓等10位在校学子。

颁奖仪式现场嘉宾及观众合影。

清华大学副校长彭刚、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许正中、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辑米博华、中国外文局副局长高岸明、范敬宜新闻教育基金理事长、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柳斌杰等嘉宾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胡孝汉、中宣部新闻局局长张小国、辽宁报刊传媒集团党委副书记、副总编辑李增福、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吕鸿、紫光集团副总裁申小乙、加多宝集团董事长办公室主任冯志敏、中国矿业大学原副校长、范敬宜之子范迅、人民日报社研究部主任崔士鑫等与会嘉宾为获奖者颁奖或观礼。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陈昌凤主持了颁奖仪式。近三十所高校新闻院系院长、第七届范敬宜新闻教育奖获奖者以及部分师生代表出席了颁奖典礼和论坛。范敬宜新闻教育奖评委会执行主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书记胡钰介绍了本届范敬宜新闻教育奖的评选情况。人民日报社研究部主任崔士鑫宣布了本届获奖者名单。

复旦大学黄瑚获范敬宜新闻教育奖良师奖。经济日报社社长、总编辑张小影，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胡孝汉，中宣部新闻局局长张小国，清华大学副校长彭刚，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柳斌杰为黄瑚教授颁奖。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关娟娟、经济日报社姜波获范敬宜新闻教育奖良友奖。

南京大学贾威等十名新闻学子获范敬宜新闻教育奖学子奖。

柳斌杰在颁奖仪式总结发言中指出，范敬宜新闻教育奖体现了我国新闻学界和业界对学子、良师、良友的期待和肯定，要继续评好办好。柳斌杰对同时召开的新闻传播学科高峰论坛表示祝贺。他表示，新的国际传播形势需要更多新闻传播人才，希望与会各位专家能集思广益，深入探讨时代的新问题，回答中国新闻事业如何在变与不变中继续发展，推动新时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和新闻教育事业的继续前进。

柳斌杰在颁奖仪式现场发言。

在随后举行的新闻传播学科高峰论坛中，来自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二十一所大学及机构的与会专家，围绕“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教学实践与研究前沿”和“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热点概念与理论想象”两个主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探讨。

第五届新闻传播学科高峰论坛现场。

范敬宜新闻教育基金是为了纪念人民日报社原总编辑、原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我国声誉卓著的新闻工作者和卓有建树的新闻教育家范敬宜先生而设立的。范敬宜新闻教育奖作为中国唯一一个新闻教育类奖项，自2013年以来已经连续举办七届，共有61名学子、14位教师、10位业界人士荣获这项荣誉。范敬宜新闻教育奖已经在新闻学界和业界树立起了良好的公信力，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社会影响。

原文链接：http://yuqing.people.com.cn/n1/2019/1123/c429609-31471056.html?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文章来源：人民网-舆情频道

编辑：高杰

刘海明

【案例】

重庆大学《新闻评论》在线课程开课

看到新闻，大家难免有话想说。表达观点需要有自己的思想，表达的语言需要新颖， 要有能力说服别人接受你的观点。这看似简单，真要成为舆论场的“意见人物”，并非容易的事。新闻评论课就是指导学生如何透过新闻发现问题，寻找与众不同的观点。评论不会写？想提升自己这方面的能力？重庆大学《新闻评论》在线课程 （点击报名参与）于2019年12月18日正式开课啦，课程一共七周，干货满满，欢迎加入学习！小伙伴们Mark起来！

授课教师：刘海明

刘海明，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博士，现任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新闻史学会媒介法规与伦理研究委员会常务理事。曾先后在新乡电视台、《晶报》工作，在西南科技大学任教。主要从事新闻伦理、媒体版权、网络舆情和媒体应急管理等领域的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项、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项，发表时事评论作品千余篇，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出版著作5部，获绵阳市人文社科成果奖1项、西南科技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

关于这门课

Q:为什么要学习这门课？

A:作为当代社会的公民，需要具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表达问题的能力，通过自己的眼睛和大脑树立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是作为合格公民的基本前提。新闻评论课，就是引导你朝着走向成熟之路的路标。

Q:这门课的主题是什么？可以学到什么？

A:新闻评论课解决的是学生发现问题能力不足，分析能力欠佳，表达能力有限的课程。学习这门课可以帮助同学们训练自己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表达思想的能力。

Q:这门课有什么特色和亮点？

A:（1）通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新闻评论实践，告诉学生名家与评论写作的天然联系。

（2）现身说法，指导学生如何写评论。

（3）独创诗词评论和漫画评论，探索传统新闻评论课程向媒介融合时代新闻评论课程转型之路。

课程主要内容

第一讲 绪论

1.新闻评论的定义

2.新闻评论的功能

3.新闻评论的要素

第二讲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新闻评论实践

1.新闻评论的党性原则

2.经典作家的评论实践

第三讲 新闻评论的选题

1.媒介素养与新闻阅读

2.新闻评论选题的标准

第四讲 新闻评论的立论

1.寻找角度

2. 立论的原则

3.立论的方法

4.论点与标题

第五讲 由头写作

1.压缩新闻

2.由头如何承前启后

第六讲 新闻评论的论证

1.论证概说

2.论证的方法

3.逻辑推理

第七讲 新闻评论的语言表达

1.评论的语体

2.评论的语言要求

第八讲 杂文

1.杂文的定义和演变

2.杂文的特征和作用

3.杂文和评论的关系

第九讲 社论写作

1.社论的作用

2.社论与个论

3.社论的特点

4.社论和社评

第十讲 广播新闻评论

1.声音与观点表达

2.广播评论的特点

3.广播评论写作

4.广播评论节目的问题

第十一讲 电视新闻评论

1.电视评论的发展

2.电视评论的类型

3.电视评论的特点

4.网络视频脱口秀

第十二讲 跟帖评论

1.跟帖评论的发展

2.跟帖评论的特点

3.跟帖的盖楼现象

4.跟帖评论的借鉴意义

第十三讲 诗画体评论

1.诗体评论

2.画体评论

来源：红网

作者：李松林

链接：https://hlj.rednet.cn/content/2019/12/18/6384304.html

编辑：宋婷

刘海明

【案例】

重磅 | 中国传媒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成立，众多文化名家共襄盛举

2019年12月25日上午，中国传媒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揭牌仪式在图书馆圆形报告厅隆重举行。




50余位领导嘉宾、文化名家、业界知名人士齐聚中传，见证中国传媒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成立、共议“通识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校领导、职能部门及各学院负责人、教师代表200余人出席仪式。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先生发来贺信。

揭牌仪式由中国传媒大学校长廖祥忠主持。中国传媒大学党委书记陈文申代表学校致辞。




陈文申书记在致辞中，热烈欢迎各位领导嘉宾、专家学者、业界精英莅临中国传媒大学，为学校开展通识教育传经送宝，献计献策。

陈文申书记说，我们为通识教育中心揭牌，就是为因应时代的需要和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要求而迈出的重要步伐。成立通识教育中心，是从体制机制上确立通识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搭建立德树人的基础平台，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通识教育中尽快发挥作用，提升同学们的人文底蕴和写作表达能力。




廖祥忠校长在主持时指出，教育部正在大力倡导新工科、新文科建设，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改善人才供给结构。我们的社会形态，正在向融合跨界方向发展，我们的学科专业，正在向交叉融合方向迈进。中国传媒大学成立通识教育中心，既是对习近平总书记“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要求的积极落实，也是对融合跨界时代的主动应对。

唐双宁、李中华、万俊人、施战军等文化名家先后致辞，祝贺中国传媒大学成立通识教育中心，并提出希望建议。




中央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文化学者唐双宁先生提出，王阳明践行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还应加上一个“立艺”，构成“四不朽”。这个“艺”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美，是对美的理解、认知和践行。




北京大学中国哲学暨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李中华教授指出，通识教育涉及到对人内在心灵的培养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的传授，通识教育可以借助现代传媒的力量，现代传媒人尤其要重视人文素养的养成与提升。我们非常支持中国传媒大学设立通识教育中心，愿意一起来为学校的通识教育做出努力。




清华大学资深教授、人文学院院长万俊人教授认为，通识教育核心是教化，立德树人。通过丰富多彩、差异性的教育，让学生不仅了解知识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也了解人类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并且在差异、多样当中确立自己的兴趣爱好。传媒对社会、对世界的影响巨大，传媒大学开展通识教育，有助于更好地培养出具有人文情怀的传媒人才。




《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则从自身经历出发，指出通识教育有助于增强鉴别能力、提高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中国传媒大学开展通识教育，有助于学生更好地成长成才。




中国传媒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揭牌暨聘书颁授仪式由段鹏副校长主持。段鹏副校长宣读了中国传媒大学成立通识教育顾问委员会、通识教育指导委员会的决定。学校聘请北京大学中国哲学暨文化研究所所长李中华，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温儒敏，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葛晓音，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谢维和，陕西师范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尤西林，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清华大学新雅书院院长甘阳，清华大学资深教授、文学院院长万俊人，武汉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主任、珞珈杰出学者李建忠，陕西师范大学关学研究院院长丁为祥，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张帆，复旦大学哲学院院长、通识教育中心主任孙向晨，北京大学元培学院院长李猛，南京大学教务处处长徐骏，中山大学博雅学院院长谢湜，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院长仲呈祥，中国传媒大学资深教授、人文学院院长张晶，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学部长兼电视学院院长、长江学者高晓虹，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院长、长江学者隋岩等22位教授为通识教育委员会顾问。廖祥忠校长向受聘专家学者颁发了聘任证书。




中国传媒大学陈文申书记、廖祥忠校长，全国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何丕洁，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教育部统编中小学语文教科书总主编、国家级教学名师温儒敏共同为通识教育中心揭牌。




通识教育中心主任李有兵作履职发言，表示要牢记重托，勤勉工作，推动通识教育落地落实，为提升师生人文素养、写作能力做出贡献。




揭牌暨聘任仪式结束后，举行了“通识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论坛，我校教务处处长王晓红主持论坛。北京大学教授温儒敏、葛晓音、张帆、刘建波，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王能宪，南京大学教务处处长徐骏，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工商联副主席、昆仑堂商学院院长孙陶然，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办公室主任刘丽华分别作了主旨发言，畅谈对通识教育的理解、开展通识教育的重要意义、存在的问题以及因应之道。




北京大学温儒敏教授指出，中国传媒大学建设通识教育中心是很重要的事，可以为全国很多大学，特别是艺术类院校树立一个榜样，对于提高高校的教育质量也会带来积极的影响。




北京大学葛晓音教授结合自己多年来从事古代文学的教学实践，指出教育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提高作品阅读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二是提高文学感悟能力，三是提升精神境界，培养高尚情操和健全人格。中国传媒大学成立通识教育中心来回应在教育中如何传承传统文化的需求，是行之有效的举措，她愿意尽自己绵薄之力尽快完成通识教材编写，以实际行动表达支持。




北京大学张帆教授从当前历史学科教育出发，指出通识教育不仅可以让学生立体地而不是平面、多线条而不是单线条地看到历史，也可以培养学生养成读史的习惯，提高史学素养和历史意识。




中国艺术研究院王能宪教授认为，通识教育是系统工程，内容涉及很多方面，不仅是人文科学，还有自然科学，科学理念、科学精神、科学的规范性。但是传统文化是通识教育之本，是通识教育的重中之重，是根本的根本、基础的基础。




作为中国传媒大学通识教育中心的两大分支机构，今天上午同时进行了阳明书院、修辞学堂的揭牌仪式。

新华网、人民网、央广网、《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电视台、《北京日报》、北京电视台、《北京青年报》、《新京报》、澎湃新闻网等媒体对活动进行了报道。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2N9SfJ8F0R6H3110X1ePKQ

编辑：张凉

刘海明

【案例】

重磅 | 中国传媒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成立，众多文化名家共襄盛举

2019年12月25日上午，中国传媒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揭牌仪式在图书馆圆形报告厅隆重举行。




50余位领导嘉宾、文化名家、业界知名人士齐聚中传，见证中国传媒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成立、共议“通识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校领导、职能部门及各学院负责人、教师代表200余人出席仪式。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先生发来贺信。

揭牌仪式由中国传媒大学校长廖祥忠主持。中国传媒大学党委书记陈文申代表学校致辞。




陈文申书记在致辞中，热烈欢迎各位领导嘉宾、专家学者、业界精英莅临中国传媒大学，为学校开展通识教育传经送宝，献计献策。

陈文申书记说，我们为通识教育中心揭牌，就是为因应时代的需要和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要求而迈出的重要步伐。成立通识教育中心，是从体制机制上确立通识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搭建立德树人的基础平台，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通识教育中尽快发挥作用，提升同学们的人文底蕴和写作表达能力。




廖祥忠校长在主持时指出，教育部正在大力倡导新工科、新文科建设，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改善人才供给结构。我们的社会形态，正在向融合跨界方向发展，我们的学科专业，正在向交叉融合方向迈进。中国传媒大学成立通识教育中心，既是对习近平总书记“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要求的积极落实，也是对融合跨界时代的主动应对。

唐双宁、李中华、万俊人、施战军等文化名家先后致辞，祝贺中国传媒大学成立通识教育中心，并提出希望建议。




中央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文化学者唐双宁先生提出，王阳明践行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还应加上一个“立艺”，构成“四不朽”。这个“艺”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美，是对美的理解、认知和践行。




北京大学中国哲学暨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李中华教授指出，通识教育涉及到对人内在心灵的培养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的传授，通识教育可以借助现代传媒的力量，现代传媒人尤其要重视人文素养的养成与提升。我们非常支持中国传媒大学设立通识教育中心，愿意一起来为学校的通识教育做出努力。




清华大学资深教授、人文学院院长万俊人教授认为，通识教育核心是教化，立德树人。通过丰富多彩、差异性的教育，让学生不仅了解知识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也了解人类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并且在差异、多样当中确立自己的兴趣爱好。传媒对社会、对世界的影响巨大，传媒大学开展通识教育，有助于更好地培养出具有人文情怀的传媒人才。




《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则从自身经历出发，指出通识教育有助于增强鉴别能力、提高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中国传媒大学开展通识教育，有助于学生更好地成长成才。




中国传媒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揭牌暨聘书颁授仪式由段鹏副校长主持。段鹏副校长宣读了中国传媒大学成立通识教育顾问委员会、通识教育指导委员会的决定。学校聘请北京大学中国哲学暨文化研究所所长李中华，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温儒敏，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葛晓音，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谢维和，陕西师范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尤西林，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清华大学新雅书院院长甘阳，清华大学资深教授、文学院院长万俊人，武汉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主任、珞珈杰出学者李建忠，陕西师范大学关学研究院院长丁为祥，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张帆，复旦大学哲学院院长、通识教育中心主任孙向晨，北京大学元培学院院长李猛，南京大学教务处处长徐骏，中山大学博雅学院院长谢湜，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院长仲呈祥，中国传媒大学资深教授、人文学院院长张晶，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学部长兼电视学院院长、长江学者高晓虹，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院长、长江学者隋岩等22位教授为通识教育委员会顾问。廖祥忠校长向受聘专家学者颁发了聘任证书。




中国传媒大学陈文申书记、廖祥忠校长，全国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何丕洁，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教育部统编中小学语文教科书总主编、国家级教学名师温儒敏共同为通识教育中心揭牌。




通识教育中心主任李有兵作履职发言，表示要牢记重托，勤勉工作，推动通识教育落地落实，为提升师生人文素养、写作能力做出贡献。




揭牌暨聘任仪式结束后，举行了“通识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论坛，我校教务处处长王晓红主持论坛。北京大学教授温儒敏、葛晓音、张帆、刘建波，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王能宪，南京大学教务处处长徐骏，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工商联副主席、昆仑堂商学院院长孙陶然，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办公室主任刘丽华分别作了主旨发言，畅谈对通识教育的理解、开展通识教育的重要意义、存在的问题以及因应之道。




北京大学温儒敏教授指出，中国传媒大学建设通识教育中心是很重要的事，可以为全国很多大学，特别是艺术类院校树立一个榜样，对于提高高校的教育质量也会带来积极的影响。




北京大学葛晓音教授结合自己多年来从事古代文学的教学实践，指出教育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提高作品阅读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二是提高文学感悟能力，三是提升精神境界，培养高尚情操和健全人格。中国传媒大学成立通识教育中心来回应在教育中如何传承传统文化的需求，是行之有效的举措，她愿意尽自己绵薄之力尽快完成通识教材编写，以实际行动表达支持。




北京大学张帆教授从当前历史学科教育出发，指出通识教育不仅可以让学生立体地而不是平面、多线条而不是单线条地看到历史，也可以培养学生养成读史的习惯，提高史学素养和历史意识。




中国艺术研究院王能宪教授认为，通识教育是系统工程，内容涉及很多方面，不仅是人文科学，还有自然科学，科学理念、科学精神、科学的规范性。但是传统文化是通识教育之本，是通识教育的重中之重，是根本的根本、基础的基础。




作为中国传媒大学通识教育中心的两大分支机构，今天上午同时进行了阳明书院、修辞学堂的揭牌仪式。

新华网、人民网、央广网、《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电视台、《北京日报》、北京电视台、《北京青年报》、《新京报》、澎湃新闻网等媒体对活动进行了报道。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2N9SfJ8F0R6H3110X1ePKQ

编辑：张凉

刘海明

【案例】

致78岁同校教授十级伤残，安大新闻学院原院长芮必峰获缓刑

原标题：致78岁同校教授十级伤残，安大新闻学院原院长芮必峰获缓刑

　　事发于2018年5月的安徽大学（以下简称“安大”）教授伤人案已于2月27日一审宣判：被告、现年62岁的安大新闻传播学院原院长芮必峰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4个月，缓刑1年6个月，并赔偿原告、现年78岁的安大文学院教授顾祖钊各项经济损失11.6万余元。

顾祖钊对该案罪名不持异议，但认为芮必峰系被公安机关传唤到案，不应认定为自首，并反对适用缓刑。2月28日晚，顾祖钊向澎湃新闻表示他将提出上诉。

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2月27日，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蜀山法院”）对芮必峰故意伤害案作出一审判决。2月28日，顾祖钊向澎湃新闻提供了该案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2019皖0104邢初477号，以下简称“判决书”）。
　　根据判决书，蜀山法院经审理查明：芮必峰与顾祖钊均为安大退休教师。2018年5月18日7时许，芮必峰在安大附中操场外遛狗，顾祖钊在操场内见到芮必峰，双方发生口角，后芮必峰穿过操场围栏进入操场内，用手先推了一下顾祖钊，后用拳头击打顾祖钊头部，致顾祖钊左眼部受伤。经合肥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鉴定，顾祖钊左眼眶下壁骨折损伤程度为轻伤（二级）。后由公安机关委托，经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重新鉴定，顾祖钊遭外力作用致左眼眶壁多发骨折构成轻伤一级；遗留复视，构成轻伤二级。
　　蜀山法院另查明：2018年6月22日，芮必峰因本案被传唤至公安机关，后被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决定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款500元。2018年9月26日，芮必峰经公安机关立案后电话通知到案，后如实供述上述案件事实。

蜀山法院再查明：2018年5月30日，顾祖钊因左眼部受伤入住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疗，入院检查为左眼眶内壁及下壁骨折，并于2018年6月1日全麻下行左眼眶骨骨折修复术。2018年6月6日，顾祖钊出院，诊断为左眼眶骨骨折。

CT检查报告单

　　2018年6月22日至7月31日，顾祖钊先后6次在上海市第一、四人民医院就诊、检查并购买药品，后于2019年1月30日入住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治疗，入院检查为术后5个月各方向注视仍均有复视，左眼球凹陷，并于2019年1月31日全麻下行左眼眶骨折整复术，术后抗炎抗感染对症治疗。经安徽全诚司法鉴定中心鉴定，顾祖钊因外伤致左眼眶壁骨折，遗留复视，构成十级伤残。
　　案发后，芮必峰于2018年9月26日、2020年2月25日分别将8万元、5万元赔偿保证金向安徽省合肥市庐州公证处进行提存。
　　判决书称，顾祖钊及其诉讼代理人对该案的事实和罪名不持异议，但认为芮必峰系被公安机关传唤到案，不应认定为自首，同时被害人在该案中没有过错，并要求法院依法就顾祖钊因该案造成的经济损失作出判决，对被告芮必峰依法判处刑罚，建议不适用缓刑。
　　蜀山法院认为，芮必峰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轻伤（一级），另有一处轻伤（二级），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依法应予惩处。公诉机关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检察院的指控成立。芮必峰经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后到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且当庭表示认罪，属自首，依法可对其从轻处罚。芮必峰到案后能如实供述全部犯罪事实，且通过向合肥市庐州公证处提存赔偿款保证金的方式，预交了所有民事赔偿款。同时，经蜀山法院调查评估，芮必峰符合社区矫正条件。
　　综上，结合该案的事实，蜀山法院认为芮必峰符合缓刑适用条件。在具体量刑时还应考虑到芮必峰造成被害人十级伤残的后果等情节。被告人芮必峰的犯罪行为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该案的起因、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案经蜀山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芮必峰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4个月，缓刑1年6个月（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二、被告人芮必峰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顾祖钊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116157.69元。
　　三、驳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顾祖钊的其他诉讼请求。
　　《刑法》第67条第1款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第72条第1款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18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75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一）犯罪情节较轻；（二）有悔罪表现；（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依据上述规定，顾祖钊认为芮必峰的行为不构成自首，也不符合缓刑适用条件，他将针对一审判决提出上诉。
　　公开资料显示，芮必峰，1957年7月生，安徽马鞍山人。芮必峰曾任安大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江淮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新闻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教育学会理事，安徽省第九届、第十届政协委员，安徽省记协常务理事。芮必峰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新闻传播理论。

顾祖钊，1941年11月生，安徽太和人。顾祖钊是安大中文系教授，文艺学学科原负责人，安大中西文艺理论融合研究所原所长，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新加坡南洋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研究员，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安徽省美术理论研究学会理事。顾祖钊是全国优秀教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学及中国古典美学。

原文链接：http://news.sina.com.cn/o/2020-02-29/doc-iimxxstf5278192.shtml

编辑：张凉

刘海明

【案例】

编辑：贾梦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