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教育案例集锦

刘海明

【案例】南开大学组建新闻传播学院，科技日报社原总编辑刘亚东任院长

南开大学

正值南开大学建校100周年之际，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10月23日从多方获悉，南开大学正组建新闻传播学院(筹)，科技日报社原总编辑刘亚东任首任院长。
中共南开大学委员会下发的文件《关于组建南开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筹）的通知》（南党〔2019〕49 号 ）显示，经 2019年9月24日第二十八次党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 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战略部署，为国家培养新时代全媒体人才，使学校在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构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等方面发挥支撑作用，组建南开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筹)。
此外，南开大学办公室9月24日下发的文件显示，校长曹雪涛签署了《关于刘亚东任职的通知》，任命刘亚东为新闻传播学院(筹)院长。
《科技日报》10月22日报道第二届丝路商业航天大会受邀人员时，介绍刘亚东的职务为“南开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科技日报原总编辑”。
据公开资料显示，刘亚东原为科技日报社总编辑。上世纪九十年代，刘亚东被派往美国，任科技日报社驻联合国暨纽约首席记者。2007年，他被新闻出版总署评为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2008年荣获中国新闻界最高人物奖——长江韬奋奖（长江系列），2010年获颁国务院特殊津贴，2011年被评为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其主要著作有《新闻眼看美国》《圈点每日环球科技》以及《世界科技的历史》等。

来源：澎湃新闻

原文链接：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4750150

编辑：宋婷

刘海明

由CCF 主办的CNCC 2019 于10月17日—10月19 日在苏州金鸡湖会议中心举办。本届大会以“智能+引领社会发展”为主题，有1000多家机构代表，8000余人参会。在17日下午举办的“人工智能赋能未来教育”论坛上，哈工大人工智能研究院副院长、哈工大社会计算与信息检索研究中心（HIT-SCIR）主任刘挺教授做了题为《智能教育的理念变革与技术落地》的报告，展望智能时代下的未来教育。AI科技评论在征得刘挺教授的同意下，回顾和整理了本次报告的精彩内容。刘挺教授作为教育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专家组成员、教育部电子信息类、计算机类两个教指委的人工智能专家，对传统教育所面临的困境及智能教育所带来的革命做了深入的探究。在报告中，刘挺教授根据自己的研究经历介绍了大量NLP技术在智能教育中的落地应用案例，并对智能教育的未来做了具有指导性的展望。

刘挺，哈尔滨工业大学长聘教授，哈工大人工智能研究院副院长，人工智能专业负责人，计算机学院社会计算与信息检索研究中心主任。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教育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专家组成员，教育部高校电子信息类专业教指委人工智能专业建设咨询委员会成员、计算机类专业教指委人工智能专家。黑龙江省中文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主任，黑龙江省“人工智能”头雁团队带头人。多次担任国家863重点项目总体组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会评专家。中国计算机学会理事，中国中文信息学会常务理事、社会媒体处理专委会（SMP）主任，曾任国际顶级会议ACL、EMNLP领域主席。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智能教育和社会计算，是国家973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负责人。2012-2018年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顶级会议发表的论文数量列世界第6位。主持研制“语言技术平台LTP”、“大词林”等科研成果被业界广泛使用。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省科技进步一等奖、钱伟长中文信息处理科学技术一等奖等。以下为AI科技评论根据报告内容整理而成——（演讲正文）今天的报告主要是向大家汇报一下我最近对教育的观察和思考，因为一年前教育部成立一个人工智能专家组，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成员，所以觉得我自己有义务和责任去观察和思考人工智能与教育的关系。我报告的题目是《智能教育：理念变革与技术落地》，主要分为四个方面：传统教育的困局；智能教育的革命；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案例；以及智能教育的未来。
一、传统教育的困局在考虑人工智能与教育时，我们不能脱离教育的本质，因此我们需要去思考“到底什么是教育？”这个问题。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思贝尔斯在他的著作《什么是教育》中曾提出：“所谓教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声明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产教给年轻一代，使他们自由地生成，并启迪其自由天性。”我们把这段话拆解来看，其实教育主要有三个方面：

1．价值塑造：让人成为人。受教育的人和没有受教育的人本质的区别是教育能陶冶人的情操，使人更加富有理性，获得更加全面的发展，人能更容易在以后的发展道路上获得幸福。

2．能力培养：获得学习能力，以及生存技能，包括技术能力、社交能力。在所有的能力中，学习能力又是第一位的。

3．知识传授：已有知识的传承。

4．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当前中国教育，其实面临着很多的问题。

从教育的过程来看。首先，由于学生数量很多，教师很少，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忽视学生的个性，做不到因材施教。其次，教师个人的经验难以充分的展示。我们使用的教材都是经过教育部严格审定的，教师想要充分的展开自己对课程的独特见解并不容易，或者根本不可能。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时间角度来看学习成本都非常高，而另一方面学习效率却非常低，学生们非常辛苦，经常熬夜，但学习的效果却并不一定好。从教育的结果来看，应试教育是一种对创新能力的扼杀，标准答案容易固化人的思维。这个我有很深刻的体验，许多博士学生从小学到博士，一路考来，很适应应试教育，但结果在做研究时却做不了创新，只能去读国外的论文，拿回来修修补补。另一方面，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和社会的需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学生往往是学习知识有余，学习「能力」很难。当然中国的教育也同样造成了教育的不公平问题，主要体现在优质资源分布极为不均，城乡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在城市里出现各种学区房的现象。传统的教学模式，往往教师是学校制定的，而非学生选择的；而学生也非常多，教师没法关注到每个学生的个性化差异并予以照顾。而学生所学习的教材也是教育部指定的纸质课本，主要以文字为主，配以少量插图。教学的方式则主要以课堂教学为主。

但是伴随着信息时代到来，传统教学模式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学生获取知识的途径不再仅限于教师，学生可以通过互联网上各种公开课或百科来学习比教师所教授地更多的信息，而且学生之间还能够建立社交网络相互之间进行答疑解惑。而教材选择上也不再局限于某一本课本，而是可以自由地选择，而且可以从网上下载许多电子课件。学生许多的学习时间都是在课堂之外。当教师可选，教材可选的时候，“教”与“学”之间面临着巨大的矛盾。那么这个矛盾中，谁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呢？有人认为“名师出高徒”、“严师出高徒”等，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但也有人认为“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应当依据学生的个性化来定制学习路线。例如有人建议将知识点碎片化，然后学生根据个人的特点开发自己的学习路线。但我认为，学生本身是有惰性的，而且知识（特别是理工科的知识）是有次序的。因此也应当注意“教”的重要性。

不过我们要认识到，现在的教学逐渐在朝向以学生心智为主导的方向发展。随着学习的展开，学生的心智应当发生变化，从而能够更好地适应环境，这不但是一个知识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心智结构变得更为复杂。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和机器都是学生成长的助力。
二、智能教育的变革随着人工智能的再次爆发，现在大家都在提“人工智能+教育”。据我的观察这其实包括了三个方面，由于大家名词不加区分，所以这三方面经常交叠在一起。第一个是人工智能教育（ArtificialIntelligent Education, AI Education），讲课的内容是教人工智能，旨在培养掌握人工智能技术的人才，形象的表示如下图：

第二个是智能教育（ Intelligent Education ），是用AI来辅助教学，人工智能知识教育的手段，用来促进教学流程的自动化、智能化，来提高效率，提升效果：

第三个是计算教育学(Computational Education)，这个是通过人工智能的技术来进行教育学的研究，通过统计分析来研究教育学的原理：

在这里，我想要讨论的是第二个，智能教育，即如何利用人工智能的技术来促进教育。我们用一张图来看下教育、人工智能与智能教育三者之间的关系：

教育是由人教人，由有知识的人教知识匮乏的人；人工智能是人来教机器；而智能教育是机器来教人或者机器辅助来教人。这是它们三者之间的关系。其实有时候计算机的学习方法对我们人类学习也是有帮助的。我们能教会计算机，同时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教人。我也将传统教育与智能教育做了一个对比，如下表格：

传统教育主要是发生在教室，智能教育发生在空间里面，资源空间、物理空间、社交空间都可以；传统教育主要是知识的传递，而智能教育则代表能力的提升，是知识获取的引导者；传统教育是知识灌输，智能教育是互动探究式的学习；传统教育一般是以文字为主配少量的插图，我们知道只是用文字这种单一的形式会丢掉很多原汁原味的东西，文字的教学可能会限制我们的思维，智能教育则具有多元化、多模态的数字教育资源；传统教育只需要简单的技术支持，而智能教育则需要高级的数字化技术以及智能技术的支持。

从学习评价来看，传统教育受结果导向，主要表现是应试教育，智能教育是数据驱动的过程化评价，由于学生的整个学习过程可以被数字化的记录下来，所以我们可以在过程中像切片一样来看他们的学习过程。传统教育以分数为评价机制，智能教育是多元化综合评价，逐渐形成一个定量的精准化评价。从学习路径的规划来看，传统教育是模块化的，智能教育比模块化还要更加细致和碎片化。由于有碎片化所以内容点之间可以形成一个复杂的网络。在智能教育过程当中，学生可以动态的调整学习路径，每个学生可以有自己的学习路径。

如果将规模化和个性化作为横纵坐标。在农业时代的教育（例如私塾），是个性化教学的，孔子对子路、颜回会有不同的教育方法，同时，不同老师的独特经验也可以传授给学生。随着进入工业时代，为了培养大规模的人才，就制定了标准化的培养方案，教师严格遵循教育部审定的教材、制定的教育大纲，大规模的教学主要以文字为主体，只有少量配图，只有极少的多模态，这也导致从学校出来的人的能力和企业实际的需求有很大的差距，因为并没有得到基于实际的能力锻炼。到智能化时代，我们说智能革命，是在两个维度同时突破。它的规模比工业时代更大，同时又实现了个性化。这种学生的个性化培养能使老师的个人经验得以传承同时又是多模态化的，使我们能在时间和空间的两个维度上都突破限度。在时间上随时学不需要非得上课学，碎片化学习提高效率，还有终身的学习，在空间上随时随地可以学习。

这里可以借鉴下机器学习的三种学习模式，从规则系统的角度来看，规则学习很像是填鸭式教学，人制定标准的规则，让机器照着去做（直接告诉学生知识，技巧）。然后是神经网络，大量的训练数据（大量做题）。其次是强化学习，在与环境的互动中得到反馈，进而得到提升（在探索中学习）。在教育系统中的主要角色（学校、教师和学生），他们的主要工作以及在智能教育中所产生的产品形态，如下：

智能教育的目标如下：

· 致力于培养智慧型、创新型的人才

· 把老师从重复性的劳动中解救出来；

· 促进教育公平、区域教育发展平衡；

· 促进教育效果、教育体系运行效率和教育投入的效益。

在政策方面，人工智能+教育演进的速度非常快，最大的一个标志就是2017年7月国务院出台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随后在2019年2月国务院又出台了《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将“加快信息化时代教育变革”列入战略任务。在这些主要的政策中，其主要思路有六条：

· 推动教学改革，探索基于人工智能的新教学模式，推动教学方法改革，重构教学流程；

· 智能校园。变革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优化运行机制和服务模式，实现校园精细化管理；

· 智能评价。教学过程监测、学情分析和学业水平诊断，精准评估教与学的绩效；

· 在线学习。开发立体综合教学场、基于大数据智能的在线学习教育平台；

· 个性化。以学习者为中心，提供精准推送的教育服务，实现教育定制化；

· 终身教育。服务全民终身学习。

今年 5 月份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上，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与教育，一方面是要培养人工智能人才；另一方面就是智能教育。关于智能教育，他提到了终身教育，平等教育，个性化教育和开放灵活的教育。

国家各个部委响应国家的政策组建了F06，然后把人工智能和计算机和自动化并列组建了一个学科，叫F0701，专注于研究教育智能化、教育信息化。
三、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案例我们讲下 AI 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案例。下面是我从理工科的角度画的一张布局图，主要分成五个层次：

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包括自然语言处理、视觉、听觉等等都会在教育领域找到用武之地。我们从技术出发来找应用场景：

我最近在和学校的几位老师推动“智能监考”这件事情，其技术实质就是把异常行为检测应用到监考当中。我们学院唐降龙教授将机器视觉技术应用到体育运动当中，

例如分析滑雪的动作是否规范、什么时候应该有什么速度等。用在教学中，我们同样可以通过视觉行为分析对学生在化学实验中的实践操作过程与精度进行缺陷检测，并给出其优化学习指导，提升学校实践教学质量。哈工大做知识图谱已经有很多年了，我们的成果是2014年推出的《大词林》，2019年推出了2.0，拥有1000万个实体，上位词十八万，目前很多企业（包括腾讯、阿里、科大讯飞、360、搜狗等多家企业）都在付费使用。大词林的优势在于当给你一个课本时，无需手工参与，能够自动构建而成知识图谱。因此可以先把一门课构建成知识图谱，然后学生在学的过程中不断对学生进行评价，构建一个个性化的知识图谱，例如红色表示不会，绿色表示会的，黄色表示半懂不懂。这样能够引导孩子更好的学习。我的孩子在上高中时会有一个错题本，事实上错题本正是这样一个知识图谱。

我们做的情感分析技术可以用在教育资源的评价上。例如网上有很多老师讲“C语言”，但到底哪个老师讲的好？我应该跟着哪个老师来学？网上会有一些讨论，根据对这些讨论中的情感分析，我们可以给这些课程资源进行好坏的打分。

另外我们与科大讯飞合作的工作曾经在国际权威阅读理解评测中多次夺冠。现在的阅读理解技术虽然在评测中能够取得很高的分数，但还不能做到可解释。我们希望能够做到，当一个学生在选择答案时，机器不仅能够告诉孩子他的选择是否正确，还能够告诉他为什么正确或为什么错误，即解释阅读理解中的推理过程。另外是自动校对。我的硕士研究就是自动校对，但自动校对很难，特别是中文更加复杂。不过随着深度学习以及大数据的出现，这方面确实有很大的进展。我们希望能够把这项技术用来帮助孩子在写作文等方面起到辅助作用，例如能够自动校对语法错误等。

我们曾在国家863计划的支持下研制了首个中文作文自动写作系统，就是你给我一个主题，机器能够自动生成一篇文章，例如篇章结构、事实论据、点名主题等，一般自动生成的文章在满分50分的情况能够获得33~35分的成绩。此外也可以用来辅助写作，例如为写作提供素材，生成同义词、反义词、近义词等，对句子进行润色或翻译，或者直接写篇诗歌后作文作为参考。哈工大不仅做知识图谱，还做事理图谱，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的节点是名词，而后者是动词。我们根据实例图谱中记录的不同事情发展的脉络可以写出不同的故事。例如我们曾参加国际故事结尾预测（storycloze test）评测比赛，获得了第一名（相关工作发表在IJCAI 2019以及Coling2018），如下：

此外，我们也和科大讯飞合作了中文作文评阅系统：

中文作文评阅系统现在已经能够达到和人类相近的水平。我们的思路并不是机器取代人类阅卷评分，而是辅助。例如在高考中，阅卷老师会给作文打分，之后机器会快速地对已经打分的作文进行扫描并打分，如果人和机器之间的分数差别太大，再用专家进行二次审核。

我们也做了人机对话技术，这项技术在教育中的一个应用就是智能答疑系统。一个老师可以给几十万人进行授课，但却无法做到对每个人进行答疑。智能答疑系统能够自动地对用户的问题进行回答。另外就是能够自动地生成问卷，根据用户知识点的确实自动构建覆盖其知识点的题库。以上这些是我从我自己的老本行NLP出发，给大家汇报一些潜在的应用。这些应用做出来，会帮助提高自动化，推动智能教育的革命。
四、智能教育的未来对于智能教育的未来，我这里主要谈下最关键的个性化问题。现在的教育最大的问题是陷入了盲目低效的学习困境，导致培养出的人才千人一面。有统计显示有约60%的题目训练是无效训练，要么是重复训练，要么是超出了孩子理解难度的范围。另外孩子在日常测试中有约50%的错题在期中或期末考试中还会出错，原因在于孩子认不清到底是哪个知识点出错。我觉得要想走出困境，最为重要的是智能评价。在医疗和金融领域，常常会根据评价来改进个性化服务。同样的，智能教育领域也应当以评价为核心推动个性化发展。只有检测才能实现个性化。学习者在学习某个知识点时出现学习障碍，可能是因为学习者对于与当前知识点相关的其它知识点没有掌握，于是我们可以通过构建领域知识点间的逻辑结构关系来帮组进行诊断。然后根据诊断结果，定制个性化教材和课程，自动推荐个性化学习内容和练习题。

举个例子。这是真实的一个案例，一名同学4月份在金属部分的测试中仅得了54分，这里红色代表他还没有掌握的知识点，绿色代表他已经掌握的知识点，黄色介于二者之间。经过个性化学习后，5月平均分达到74分，6月份便达到了96分。

现在的教学主要是对知识进行考察，但是其本质则是在考察能力。例如历史，如果问你“商鞅变法”与“王安石变法”之间的异同，这在课本里是找不到的，这里考察的包括表达能力、推理能力、创新能力等。其他也是同样。因此我们应当从以知识图谱为中心的教学方式过渡到以能力图谱为中心的教学方式中。目前智能教育落地存在的问题包括数据壁垒，市场认识不足，学科的壁垒。应用模式上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本来AI+教育是为了降低教师和学生负担的，但现在却反而加重了他们的负担，好比因为原来学生们都只有步枪，现在大家都配上了机枪，甚至是坦克，应用模式没有改变，反而加重了他们的负担，成为教育领域的军备竞赛。所以要回归初心，看看本报告开头关于教育本质的阐述，教育第一位使命的还是提高价值观让人能够更加幸福，切不可让人工智能技术成为应试教育的帮凶。最后我总结一下，智能教育引导重大变革，最关键在于因材施教；国家的政策支持使智能教育的社会地位和经济价值不可估量；人工智能教育的各项技术在教育领域都有用武之地；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在自然语言学习和知识学习方面将发挥重大的作用。

作者：栗峰

来源：AI科技评论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PWb6Bo80VwQHjsdsU_LoDA

编辑：宋婷

刘海明

【案例】
全国高校传播影视专家齐聚昆明 共探讨新时代实验教学的新思路与新模式

来源：云视新闻

链接：http://1t.click/aM26

编辑：宋婷

刘海明

【案例】

2019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0503新闻传播学

2019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于2019年10月30日正式发布。

新闻传播学学科排名共有58所大学上榜，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位列三甲，完整排名名单如下：

关于中国最好学科排名

为了对高校各个学科的水平和发展态势进行分析，软科于2015年开发了高校学科发展水平动态监控系统。该系统使用高端人才、科研项目、成果获奖、学术论文、人才培养等方面的30余项反映学科竞争力的关键指标，跟踪测量中国高校数千个学科点的实时表现和相对位置。随着国家“双一流”建设的持续推进，一流学科的评价和遴选再次成为高教界和社会讨论的热点。在这样的背景下，基于高校学科发展水平动态监控系统的指标和数据，软科于2017年开始发布中国最好学科排名，排名的目的是用客观数据为高校的学科建设提供参考，也为学生择校和公众了解高校的学科水平提供信息。中国最好学科排名采用的学科口径是教育部最新《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中的一级学科。在每个一级学科，排名的对象是在该一级学科设有学术型研究生学位授权点的所有高校，发布的是在该学科排名前50%的高校。

关于软科

上海软科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简称软科）是全球领先的专注于高校绩效评价与提升的专业化研究与咨询服务机构，致力于为全球的高等学校、政府部门、国际组织提供高等学校及其内部组织和功能的绩效评价模型、优质数据和管理解决方案。软科旗下拥有众多在国内外具有深远影响力和业内认可度的排行榜，如2003年首次发布的 “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简称ARWU)”，是全球最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大学排名之一。ARWU多次被剑桥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世界顶尖名校官方报道；曼彻斯特大学、西澳大学等世界百强名校也将提升ARWU排名定为学校战略规划的明确目标。软科每年定期发布的“中国最好大学排名”、“中国最好学科排名”、“中国两岸四地大学排名”等受到《光明日报》《解放日报》《中国教育报》等国内权威媒体的关注和报道，排名指标和方法的客观性和说服力得到了国内高等教育著名专家的公开高度认可。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oLacnDD_gWxeErz4P6sc8g

编辑：张凉

刘海明

【案例】

大咖云集 | 论道传媒实践教学媒体化

为深入贯彻教育部、中宣部《关于提高高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能力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的精神,按照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建设五大“金课”的工作要求,10月24日至25日,由浙江传媒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和云南大学主办的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实验教学专业委员会年会、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传播学科组年会暨第四届媒体融合实践教学创新国际交流会议在云南大学召开。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实验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传媒学科组成员,与来自全国130余所传媒相关高校250余位专家学者,以及来自法国、马来西亚、尼泊尔、缅甸等多国高校传媒相关专业负责人出席。

中国高校影视学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胡智锋，云南大学党委常委、纪委书记朱宏，高等学校国家级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传媒学科组组长、中国传媒大学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处长刘杰锋,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实验教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浙江传媒学院全媒体实验创新中心副主任胡一梁,云南大学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单晓红，对与会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希望通过本次会议的召开，深入落实一流课程“双万计划”，充分借鉴国外同行的先进经验，指导各高校全媒体实践教学系统与混合式“金课”建设，持续提高实践教学的产教融合。

会上，我校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处长杨寿堂宣读了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常务理事、实验教学专业委员会主任、浙江传媒学院副校长姚争的致辞，指出为了适应全媒体人才培养的需要，实验教学专业委员会今后将秉持“协同创新、开放高效、共建共享”的理念，以增进互动合作，实现实践教学资源共建共享、协同创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积极推进传媒实践教学的共享平台——媒教云建设，推动全国传媒实践教学全媒体化、平台化和信息化。

本次国际会议重点探讨了媒体融合新形势下传媒高等教育的转型与创新，探索实验教学生态系统的建设思路与模式途径，下设一个主题论坛、五个中文分论坛以及一个国际论坛，力求通过各院校办学、教学经验的分享，推进传媒高等教育的转型发展，为培养全媒体时代的新闻人才提供经验与指导。近40位嘉宾围绕全媒体人才培养、“金课”建设、传媒教育变革、全媒体时代的国际新闻教育、VR/AR技术与虚拟仿真教学等主题，进行了会议发言。

一、国内专家学者探讨媒体融合实践教学创新

胡智锋在作题为《智能时代：视频传播发展的新态势及对影视实验教学的影响》的主题发言中指出，智能时代视频传播在互动方面交互性更强，视频传播在碎片化方面具有的非完整性与碎片化，用户可根据自身需求寻找合适的移动端，强调智能时代的视频传播是非线性的，采用更为虚拟的方式生产与传播，提供了多元、多层次和多角度的扩展性能。他表示，智能时代视频传播发展对影视实验教学既是一个新机遇，也是一个新挑战，需要坚持人文性、科学性、创新性，面对技术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两难，要警惕技术带来的隐患，不被技术裹挟，尊重规律，循序渐进，正确把握人文主义的道路前进。因此，各高校一方面要借助智能时代开拓与探索新型实践教学方案，另一方面也要根据学校自身条件，因校制宜积极探索。

胡智锋教授发言

胡一梁在作题为《全媒体教学系统规划与“金课”建构的思考》的主题发言中表示，传媒教育面临媒介社会、智能社会到来对实践教学系统规划和传媒人才培养带来的挑战，传媒教育的内涵和外延扩展到学习、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传媒高教已经从行业人才培养延伸到传媒素养和信息全要素培养；目前高校实验教学系统建设已经进入到智能媒体时代，产教必然融合，要以信息技术为动力，以融媒业务为基石，来推动传媒人才培养创新。他还就传媒智慧教学实验“金课”建设思路和浙传实践作了介绍，指出图书馆、实验室、教室等人才培养场景融合的必然性，系统提出了“媒体云＋AI＋5G＋多场景融合”智慧传媒实践教学生态系统的解决方案。

胡一梁教授发言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副院长张学波教授在作题为《全媒体实验课程与教材的共建、共开和共享思考》主题发言分别从实验教材建设、实验课程建设以及新闻传播专业核心课程群建设三个方面作了分享。在实验教材建设思路上强调既要强化实训又要文理兼容；在实验课程建设思路上倡导打造“金课“，重在“两性一度“，即高阶性、创新性、挑战度；对新闻传播专业核心课程群建设倡导与学科、业务发展和社会需求结合。

张学波教授发言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副院长程明教授在作题为《新文科背景下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思考》发言指出，新时代的新闻传播学相对于传统文科实现学科重组，文理交叉，而教学是一门艺术，教学不等于教育，新闻传播创新关键之一是人才培养创新，介绍了武汉大学一体两翼的新闻传播创新人才培养路径。此外他指出实验平台建设应该专注专业实践平台、综合实验平台、社会实践平台的搭建，在实验中心管理教学中，武汉大学采用教师标准考核实验人员，将实验中心做“实”。

程明教授发言

云南大学新闻学院常务院长单晓红教授就在作题为《媒体融合时代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路径与方法》的发言中她分享了云南大学在媒体融合方面的实践教学经验，提出“大传播“理念，旨在突破传统传媒人才培养目标，以更大格局，更广视野，改革实验教学跟着专业课跑的做法，实现实验教学倒逼专业课及其体系改革，达到技能培养适应社会需求，又具备媒体融合传播理念，思维和技能的人才。

单晓红教授发言

南方医科大学教授，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基础医学组组长董为人教授在题为《更新教育理念，构筑新时代专业课程思政金课堂》的发言中首先提炼出“新时代、课程思政、教育理念”三个关键词，指出“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要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课堂教育是培养人才的主渠道、主战场。”其次，解释了课程思政是在专业课程中融入思政理念和时代精神，同时列举了一些课程思政的设计路径。在教育理念方面，提出了“混合式教+学”的教学模式，并详细讲解了课前、课时、课后的实施方案。

董为人教授发言

刘杰锋教授在作题为《智媒时代跨学科人才培养的思考与探索》的发言从智媒时代与传媒高等教育、跨学科文化与跨学科人才、跨学科人才培养的思考与探索三方面进行阐述，在跨学科人才培养的实践探索方面，他认为应该提高站位，明确目标；面向传媒，超越传媒；强化体系，协同推进，智媒时代跨学科人才培养需要学校、学院、老师、课程共同努力，推进实践教学改革。

刘杰锋教授发言

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院长张文东教授在作题为《U-G-M虚拟实践教学平台建设与发展》的发言中，首先阐述了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的核心目标——“培养美的传媒人”，随后重点讲解了创新的大学(U)—政府(G)—媒体(M)实践教学理念和培养模式以及融媒体虚拟实践平台培养模式——虚拟仿真实训模式，介绍了东北师范大学的“中央厨房”融媒体实验室以及“大联创模式”——《联合创作综合实践》课程改革，最后总结说“虚拟实践教学未来应该向数字化融合，全系统链接，课程化管理发展。”

张文东教授发言

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专职副主任陆小华研究员在作题为《5G时代的传媒变革与传媒教育》的发言指出从战略上把握媒体融合决策的要点，解析了媒体融合深化的各个层面与路径，结合案例阐释了智媒体技术平台构建的七个原则，认为传媒高等教育需要培养一批既董业务又懂技术的全媒体人才。

陆小华研究研究发言

北师大港浸大影视系主任麦莉娟教授在作题为《全媒体传媒教育的创新和国际化实践》的发言内容涵盖全媒体时代的影视人才需求、当前影视教育存在的问题、国内外影视传媒的人才培养模式、人才培养模式和国际化分享等六方面，指出当前传媒人才培养模式应合乎全媒体的时代趋势，注重专业融合、方向拓展、校企合作。

麦莉娟教授发言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刘海明教授在作题为《虚拟仿真实验项目：理念设计与教学应用》发言中指出传媒虚拟仿真实验项目的理念设计方面选题要因地制宜、因才制宜，因技制宜；其次要有竞争意识，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全，人全我专，人专我高。在教学应用方面关键在于老师的理解、学生的诉求以及应变的灵活。

二、国外专家学者论媒体融合实践教学创新

国际会议首先由尼泊尔唯一的新闻传播教育机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创始人和负责人曼殊·米舍博士介绍了尼泊尔新闻教育的历史、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创建的过程以及在面对目前的新闻传媒发展的形势时该国新闻教育所面临的问题。

曼殊·米舍博士发言

来自马来西亚拉曼大学的大众传播系系主任辛迪娅·刘女士介绍了马来西亚境内及拉曼大学的新闻教育的情况，特别介绍了该校举办的一个以中国留学生为主的国际项目的情况，展示了他们在新媒体教学方面的一些做法和成绩。

辛迪娅·刘女士发言

来自马来西亚拉曼大学媒体系教师、创新产业研究员本·春·奇先生则展示了一个健康传播研究与活动的案例，即采用多媒体的方式宣传子宫内膜异位病症的巨大伤害，从而提高社会对此疾病的认识水平，并鼓励女性患者积极面对疾病。

本·春·奇先生发言

来自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新闻教育中心的尼克尔·高瑟娅女士则从教学方法、技术保障和多元的专业要求三重角度，分享了该中心在新闻专业硕士培养工作中的具体做法，聘请媒体资深记者参与教学，调动学生完全沉浸在新闻制作的过程中，在实践和操作中锻炼和成长的教学模式。

最后来自于缅甸唯一颁授新闻学位的缅甸国立管理学位学院新闻系的系主任辛玛珠博士对该学院开展新闻教育的情况进行了介绍，尤其是该校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建议课程体系指导下，为学生开设的面向平面媒体、广电媒体和新媒体的核心课程和教学方法，分享了未来在新闻教育中的一些设想。

辛玛珠博士发言

三、业界论道媒体融合实践教学系统构建与业务创新

成都华栖云有限科技公司执行总裁余军在作题为《融媒体实验教学平台定义及进化》的发言中指出融媒体实验教学平台产生的背景在于弥合政策，行业需求与实际实践教学的差距。基于传媒实践教学的现状提出培养具备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复合型专家型新闻传播人才的要求，分享了中国传媒大学全媒体教学系统、浙江传媒学院智慧设备管理平台等典型案例，强调重在素养建设以及理解平台内的工具原理，正确把握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边界。

余军先生发言

杭州当虹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江文祥在作题为《4K超高清视频在5G跑道奔驰的准备与实践》的发言中指出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纷纷大了5G建设投入，目前，当虹科技“5G＋4K”系统已经运用于杭州马拉松、俄罗斯世界杯赛事等视频直播中，获得了非常好的体验。

江文祥先生发言

北京艾迪普科技有限公司教育事业部副总吴春一在作题为《数字内容制作工具化在实验教学的创新应用》的发言阐述了在数字内容制作工具化软件的开发、实验室的建设、教材的撰写、数据可视化大赛中的应用，指出教学实训应用分为交互式演播实训平台、虚拟实验平台、大数据可视化实训平台、数字创意实验平台。

吴春一先生发言

松下中国新规行业部徐宏洲在作题为《拥抱万物互联时代，助力影视制作创新》的发言中分享了松下公司解决制作行业和教育行业的问题，介绍了在影视制作、制播系统、推流、录播及自动跟踪、虚拟演播室等方面的应用。

徐宏洲先生发言

中科大洋副总裁林刚在作题为《按需而行，解决全媒体人才培养的关键两点》的发言中他以理工科撰写文科书籍为例，指出目前融媒体时代需要更多跨学科人才，认为融媒体中心的建设关键之一在于融合认知的理念，解决全媒体人才培养的出发点，关键之二在于融合运营思维，解决全媒体人才培养的着力点。

林刚先生发言

上海日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杨锦杰先生在作题为《基于虚幻引擎的融合媒体内容生产平台的跨领域应用》的发言中指出虚幻引擎除了用于游戏设计制作，已经逐渐被应用于电视、电影预演、消费级娱乐内容生产中，将虚幻引擎及周边技术和设备整合打造从内容设计到内容生产的整套教学实验流程成为现实，可以实现产学研创良性有序发展。

杨锦杰先生发言

Insta360高级市场经理袁跃在作题为《如何用VR全景技术走向5G融媒体时代》的发言介绍在“融媒体”主题下包括5G、VR全景直播、全景vlog、全景漫游H5等在内的全新报道形式VR报道案例。

袁跃先生发言

华为公司中国区战略MKT产业发展总监陈亚新在发言中指出，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到来，人工智能将改变各行各业，有利于催生新的业态和商业模式，越是传统的行业越会成为人工智能的受益者，列举了华为公司“5G+4K+AI”应用的典型案例，表示华为公司今后将致力于将5G和人工智能与产学研相结合。

陈亚新先生发言

北京美吉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市场总监王玉涛在作题为《VR技术在融合媒体建设中的应用》的发言内容重点介绍了融媒体生态中VR频道的形成和应用，美吉克的VR技术方案已经打通了融媒体采编播全流程的VR应用，现场也分享了VR+融媒体技术在教育、电视台、文旅和体育比赛中的应用案例。

王玉涛先生发言

上海禾鸟科技季长勇先生在作题为《智能导播——直播一体机与视频分割器的奇妙组合》发言中重点分享了便携式导播直播一体机的多路导播、图层添加、多网络绑定等功能，介绍了视频分割器与直播一体机的巧妙组合。

季长勇先生发言

四、调研和年会

本次会议还举行了新技术行业务展示和INSTAL360培训活动，10月25日下午，与会人员前往云南大学新闻学院与云南电视台参观调研。

在云南大学新闻学院调研

在云南电视台融媒体中心调研

会议期间，还分别举行了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实验教学专业委员会第二届理事会第二次年会和高等学校国家级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传媒学科组2019年年会。

本次国际会议增进了业界与学界、国内与国外专家学者的深入交流，为媒体融合新形势下的传媒高等教育提供了变革思路，为智媒时代的人才培养指出了发展方向，今后还将继续搭建交流平台，持续发挥引领作用。

本次国际会议由中国高校影视学会、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指导，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实验教学专业委员会、浙江传媒学院电视编辑与导播国家级实验教学中心发起，浙江传媒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和云南大学主办，浙江传媒学院电视编辑与导播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云南大学新闻学院和中国传媒大学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和共同承办，新华社、中新社、云南电视台等媒体进行了报道。

来源：微信公众号：浙江传媒学院

作者：全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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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冯梦玉

刘海明

【案例】

                                                      底色：复旦新闻90年

1943年，重庆北碚。转战“陪都”的复旦校舍里，几十名新闻系师生正聚在一起讨论一件事——系训。

教授王一之提出“打成一片”。纷纷说好。通俗易懂，新鲜生动。而且，“新闻记者确实应该和人民站在一起”。

但陈望道不响。眼看就要举手表决，这位《共产党宣言》的译者、语言学家、新闻系主任、“复新通讯社”的社长说了4个字：“好学力行”。

他显然想起了《中庸》：“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或许也想起了自己的前人谢六逸。1929年，复旦新闻系的创始系主任亲自拟定了《复旦大学新闻系简章》：“示以正确之文艺观念，复导以新闻编辑之规则，庶几润泽报章，指导社会，言而有文，行而能远。”

陈望道所题的“好学力行”。（资料照片）

好学力行。话语一出，全场安静下来，好像突然间有所醒悟——学以致用，求真务实，更是新闻本质。

从那时起，直至今天，复旦大学新闻系搬了不下5次家，换过12位“掌门人”，发出了上万张毕业证书，建制从“系”变成了“学院”。这是全国首开“部校共建”先河的新闻院校，亦是少有的将本科生先往外系“赶”，接受了跨专业教育再回来学新闻的新闻院校……

2019年秋天，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迎来90周年院庆。当年“润泽报章，指导社会”的办系理想，历经时代变迁，亦不断有新内涵注入。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现任院长米博华说，今天的“复旦新闻”，目标是“努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教育事业的领跑者，建设具有一流质量和一流影响力的国际知名新闻传播学院。”

就和“新闻”这个东西一样，新闻系的方方面面，变动不居，每天都是新的。

但变动中，依然有始终未变的气质，有始终高悬的系铭——“好学力行”。

这是中国最知名新闻学府的精神密码。

一

“7713”班级群，系友朱大建一遍遍发着90周年院史文物展向系友征集文物的征询。

77是入学的年份，13指代新闻系。这是高考恢复后招收的第一批四年制新闻学专业本科生，共59人，年纪最大与最小者相差15岁。此时，院庆已经近在咫尺，征集似无斩获。

“院里对7713的文物寄予厚望。本人惭愧，一件也找不到。”9月21日，朱大建在群里写道。

之前始终没响的罗际明，反复斟酌，发出了这样一段文字：“这次征集文物，我推荐我们4位同学（陈明贵、罗晓岗、李北海和我）合作的毕业论文及原始调查资料。前些日子，我受另三位同学之托联系学院领导，想当面谈谈此事……”

这份有些特别的“毕业论文”，在院史上是留下一笔的。1981年下半年，大学四年的最后一个学期，行将毕业的4人萌生了调查探讨“记者成才之路”的想法，便从全国筛选了当时颇有名气的100位记者，包括范敬宜、郭超人、阎吾、南振中、周瑞金、金凤等，寄去了特别设计的调查问卷；又在上海选了新闻界前辈赵超构、徐铸成、陈虞孙、陆诒、王中、王维、马达等等，登门采访。

忙了几个月，最终形成一本51000字的调查报告《记者成才之路初探》。流传的故事版本是，当年的新闻系主任王中教授读后极为欣赏，决定免了四人的毕业论文。近40年后，罗际明对记者解释，“并不是免了论文，而是特批调查报告作为我们4人的毕业论文。”

论文封面。王潇 摄

他一度并不觉得这是件多大的事，也就迟迟未对“文物展”的征集令作出反应。在他眼里，这份没有硬性要求、纯粹自发完成的报告，原本算不上是什么“文物”——在那个年代，这分明是一种常态。

那是一个对“名记者”有浓重情结的时代，体现在新闻学子身上，既是“探”名记者的“路”，更在自身的模仿和尝试。罗际明的同班同学们曾拿出过多个引起反响的学生作品。

论文的四位作者今年夏天在广西合影。从左至右依次为陈明贵、罗际明、罗晓岗、李北海。（罗际明提供）

他们的学弟、学妹，则办过风靡复旦园的油印小报。再后来，复旦的校园媒体成规模出现，其中半壁江山来自新闻学院；再后来的学生们，做起了纪录片、微信公号、短视频……几天前，一群“95后”学生送给新闻学院的院庆礼物，是一份完全原创的《数读新院ers》。从数十年的数据资料里，他们发现了复旦新闻学院重名率最高的名字、毕业生最喜欢的去向，还有最常出现在复旦新闻学子名字中的字。

能做这些，首先得益于课堂内的日常训练。2014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在全国新闻院校中第一个开出了数据新闻与可视化课程，并很快将其明确为本科生必修课。学生们必须学会挖掘、清洗、分析数据，也要会写一些代码。而在报纸的鼎盛时期，新闻系本科生必修课《新闻编辑》的期末考试，就是做一份报纸——从选题挖掘，到采写稿件、拍摄图片，到编排版面直至付印，所有环节均由学生一手包揽。

当然还有观念的“灌输”。一位已身居领导岗位多年的系友，至今难忘30多年前刘海贵教授的一堂课。当天瓢泼大雨，上课铃响，刘海贵突然宣布，请学生们立刻跑出教室，在方圆一公里范围内每人采制一篇有价值的新闻稿件。

两节课后，浑身湿透的学生带着习作回来了。重新在教室里坐定，刘海贵告诉他们，当老师的其实也心疼孩子，“但今天这场练习，想告诉你们的是，日后真当了记者，每遇有价值的新闻事件发生，不要说是下雨，就是天上下刀子，你们也得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这是记者必备的素养。”

二

某种意义上，进复旦新闻学院的学生，就是注定要与“实践”结缘的。

作为新闻史专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黄瑚最看重的，是“实践”二字。他常常援引的例证是，复旦新闻系早期学生之一、日后的摄影名家、名教授舒宗侨，当年本科尚未毕业，已经被报馆招去当了记者。“那个时候，老师也在外面干活，学生也在外面干活，实践品格是非常强的。”

作为新闻理论专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李良荣最看重的，也是“实践”二字。

生于1946年的李良荣，在复旦任教近40年，带出了200余名研究生。其所著的“复旦版”《新闻学概论》，是中国最畅销的新闻理论教科书。从2002年复旦大学出版社首印以来，迄今已出到第6版，印刷50多次，发行量近百万，这还没算上其前身——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新闻学导论》，以及更早的福建人民出版社的《新闻学概论》。

但最令李良荣得意的不是教材的销量，却是自己在理论研究中强烈的实践志趣。“你必须站在实践的最前沿，回应他们（业界）的困惑。”他说，“如果不能与实践结合在一起，理论毫无用处。”

时钟倒推半个多世纪，在李良荣出生前一年，已经提出“好学力行”的陈望道，正在倾力将其落至实处。1945年4月，由其发起、社会募捐筹建的复旦大学新闻馆落成。陈望道在落成典礼上说，在中国，新闻教育机关急需解决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如何充实教学的设备与内容，使“有志新闻事业的青年更能学以致用”；二是如何与新闻事业机关取得更密切之联系，使“学与用更不至于脱节”。

1952年7月，摄于复旦大学新闻馆前。自左至右：前排，舒宗侨、王昌孝、陈望道、朱振华：第二排，张允若、俞康成、曹孚；第三排，张四维、蒋孔阳、余家宏、曹亨闻、黄纯初；最后一排，陈望道校长的通讯员、杜月邨、赵敏恒。（资料照片）

“筹建新闻馆，便是想尝试解决第一个问题的一部分，以为解决第二个问题的基础。”为示理想，新闻馆特别挂了两幅字——馆内是系铭“好学力行”，门口则是一副对联：“复旦新闻馆，天下记者家”。

后来的人们，对此各有理解，“记者家”，是培养天下记者之“家”，亦是天下记者拥有共同归属感的“家”。某种意义上，新闻系是没有围墙，也不应有围墙的——作为“天下记者家”，属于新闻学子的课堂，应当是“天下”。

此后几十年，复旦新闻人一直以自己的探索，拓宽“天下”的边界。而在21世纪之初开始的一场变革，更直接地将“学院”与“天下”连在一起。

2001年，上海首创“部校共建”机制，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与复旦大学整合业界、学界资源，共建新闻学院。

一个直观的变化是，新闻学院的学生们有了一批“校外导师”，并且能以至少每周一次的频率，听到来自业界的“新闻传播前沿讲座”。而“学院派”的师生们，亦有大量机会直接走入媒体机构内部，在第一线参与现实、直击“天下”。

18年后，“部校共建”成为通行全国的办学范式。在现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党委书记、执行院长张涛甫看来，新闻学院发展离不开制度创新，而其中，“‘部校共建’机制贡献尤为突出”。

三

张涛甫本人是“部校共建”的直接受益者。2013年，他曾在文汇报国内部挂职副主任，参与策划多项重大报道。

与他一样，不少中青年教师都有类似“在外面干活”的经历。学生也是。张涛甫的弟子陈禹潜今年刚刚直升硕士研究生，早在本科二三年级时，这位“95后”和自己的多位同班同学，已经在沪上乃至全国的主流媒体发表时事评论数十篇，成了媒体圈小有名气的“特约评论员”，甚至还出版了一本作品集。

对曾经埋首书斋的学者们来说，一线体验所带来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既教理论课、也教实务课的张涛甫一度感到，课上谈选题策划、新闻把关，光讲理论，学生听不进去。而“部校共建”让他们有了改变的机会。

“新闻战线在谈论什么，新闻课堂就要教什么，这要求我们去一线观察，贴近实际问题。”张涛甫说。

同时，共建也是双向的，处在改革转型期的一线媒体人会有困惑和迷惘，学者们可以给予智力支持和关心，亦可由此启发更开阔的研究视角、并提供鲜活的研究问题。

正是这样的意义上，“新闻学院会像一个家”。而在很多方面，“部校共建”所要赓续的，也是几代新闻人一直探索的道路。

陈望道主政的年代，新闻系每周六晚上举办“新闻晚会”。每次晚会通常有一个主题，比如“新闻与政治”“中国将向何处去”“我们的出路何在”等等，或座谈、或报告、或辩论。

在重庆时期，新闻系学生所制作的本系介绍。这一页上的“好学力行”是学生将陈望道题字描下制成。王潇 摄

其实，有多次“新闻晚会”，就是中共复旦地下党支部以复旦大学新闻学会的名义组织的活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自己的进步主张。这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日后复旦新闻系的底色——上世纪50年代起的相当一段时期，新闻系教学设置的重头是“两典一笔”。“笔”意谓采写实践，“两典”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论著。

几十年后，“全面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被视为“部校共建”的重中之重。2001年起，童兵教授领衔组织课程团队，推出全院本科生必修课《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很快成为复旦、上海乃至国家级精品课程。2019年，复旦版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教材出到了第三版，课程也有了“升级版”——2018年春季学期， 12期“新时代的中国”国情教育系列讲座举办；2019年，第二轮扩大到全市6所“部校共建”新闻学院的师生。

还有很多时候，复旦新闻学子的课堂，搬到了中国广袤的大地上。

上海浦东机场，6位大一学生第一次以记者身份离家远行。名为“记录中国”的暑期实践，意在知行合一，让学生们“以眼睛记录中国，以脚步丈量神州”。

今年的主题是“大国工程”。此前，新闻学院的学生们已有3年“记录”的经历。2016年的项目主题是“打赢扶贫攻坚战”，2017年是重走80多年前西南联大西迁之路，2018年则是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对很多人来说，这似乎是一场对话——与宏大而复杂的现实对话，亦是与历史对话。

他们的先贤早就告诉过他们，复旦新闻系的学生，要“有胆有识、学有专长”。目标，也是8个字：“宣扬真理、改革社会”。

四

这位先贤便是常年穿着一件疙疸布灰长衫、被学生唤作 “夫子”的陈望道。

陈望道寡言少语，加上又是一口浙江义乌话，实不易懂。但当年学生邵嘉陵对他的理解是，“有人认为新闻系系主任必须是口才出众的政治活动家，他却不是。他是实干的政治思想家”。

为什么要设新闻系？长期以来有“新闻无学”的说法，但对这种说法，从早期创立者到如今的学院教师，都不认同。

1929年新闻系初创时,谢六逸感慨当时的新闻界不遵新闻价值：“暑天数十万的上海闸北住户，不知什么原故，忽然有两天没有一滴自来水，报纸上没有只字的记载。但是某姓有姊氏死亡而妹往填房的新闻,却很有力地登载出来。”

“未受文艺陶冶之新闻记者，记事则枯燥无味，词章则迎合下流心理，于社会教育了无关涉。本系之设，即矫正斯弊。”他写道。

1929年，新闻系独立成系，使用“新闻学系”。虽一字之差，却可窥见办学旨趣的变化，有更加注重新闻学术研究的意味。创系后的办学实践，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早期的新闻学系课程由四方面组成:“基本工具训练”，包括本国文学、外文、心理学、统计学等；“专门知识灌输”，包括报学概论、编辑、采访、照相绘画、印刷等；“辅助知识旁助”，包括政治、社会、法律、经济、外交等知识；“写作技术训练”，包括评论练习、通讯写作、速记术等。

1942年夏，陈望道接任系主任，便进行课程改革，将学生按兴趣分成不同小组，如文史哲组、财政金融组、政治外交组等，学生根据分组，选修不同课程；与此同时，又邀请不同学科、不同专业领域、不同学术流派、不同政治立场的学者前来新闻系开讲座、授课。

与之相呼应的是，本世纪初复旦新闻学院制定并实行了“2+2”的培养方案和模式，即把四年制培养和课程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第一、二学年）需在经济学方向、法学方向、社会学方向、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方向等方向中任选一个，按所选方向学习；第二阶段（第三、四学年）按新闻传播学科专业的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学习。来自业界的反馈是，这一方案的实施，使学生毕业上岗以后适应性强，且后劲十足。

教材是课程的根基、是工具，也是延伸，能反映出时代的需求。在新闻学院（系）90年的历史中，已出版的新闻教材累计达200余本，近40套。这还不包括许多由于社会所需而在国内广为流传的内部自用教材。

2019年10月，首批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在北京授牌，新闻学教材建设基地，花落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新闻学院第五代教材出版已经崭露头角。

来源：上观新闻

栏目主编：宰飞；作者：朱珉迕 王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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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冯梦玉

刘海明

【案例】

我国高校新闻传播学专业开设现状

编辑：张凉

刘海明

【案例】

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9）》出版

《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9）》近日公开出版，将于11月9日在兰州大学召开的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委员会学术年会上正式亮相。这是以新闻传播教育为主题的年鉴系列的第四部。该年鉴由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委员会主持编撰。

年鉴编委会主任张昆教授将这本年鉴定位为以年为尺度的，以记录、保存年内发生的重大事件、重要过程、重要人物、重要政策，综述年内发展概况及汇总、统计重要数据的综合性、资料性、权威性工具书。

《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9）》以记录当代历史、反映新闻传播教育实态为使命，以133万字的篇幅，全面呈现了中国新闻传播教育改革与发展状貌。2018年适逢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创办100周年，也是改革开放后新闻传播教育恢复发展40周年。年鉴特别记录了“纪念中国新闻教育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 100周年”学术研讨会活动，并回顾与总结了改革开放40年来新闻传播教育的成就。到目前为止，设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的高校已增列至26 所，广泛分布于全国16个省市， 一级硕士点增加至115个，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授权点增至165所。

在主要栏目设置上，2019版年鉴延续了2018年版的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度综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综述、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地图、院系巡礼、教育家研究、口述史研究、院长论衡、行业组织和相关学会介绍、学科专业建设、本科人才培养、研究生与博士后流动站、各类获奖、学生竞赛、新闻教育研究、大事记及各种附录等版块设计，体现了年鉴编撰风格的稳定性。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综述”对内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状况进行全面扫描，藉此可以了解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新闻传播教育布局、发展理念、特色及存在的问题。“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地图”则聚焦了华东地区高校在专业设置、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部校共建、学术研究、社会服务、师资队伍、国际化等方面的结构状况。在“院系巡礼”部分，介绍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暨南大学、兰州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政治大学新闻传播院系的教育创新理念与实践。

在“教育家研究”部分，收入了丁树奇、周新武、洪一龙、郑贞铭等教育家卓越的新闻教育思想和独特的办学实践。在“口述史”部分，记录了邓长荪、白润生、郑保卫、李希光、张昆等教育家的教育理念与实践探索。在“名师风采”部分，“郑兴东: 一位有 ‘高度’的新闻传播家”、“程曼丽: 桃李不言而成蹊的学界实干家”、“李瞻: 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李金铨: 国际传播视野与文化中国情怀”深刻地诠释了“名师”内涵。

“新校（院）长施政方略”中，中国传媒大学廖祥忠、上海交通大学李本乾、湖南师范大学尹韵公、上海大学严三九、华中科技大学张明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侯迎忠畅谈他们的办学理念与治院规划。“卸任院长感言”栏目，由华中科技大学张昆、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杨魁、天津师范大学孙瑞祥等前任院长发表感言。

“新闻传播教育史钩沉”版块，请当代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史的见证人和亲历者，就新闻传播教育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重大问题、重要人物、重要过程、重要瞬间，撰写回忆文章，再现历史真相。本版年鉴，李良荣教授回忆了他担任新闻学科教指委主任的7年间(2006 年3月—2013 年3月)新闻传播学专业逐步转型的历程；黄升民教授用“生命之椿”“独立之榆”“共创之槐”三棵树的故事讲述了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专业成长的历程和未来；陈培爱教授讲述了他“在中国广告教育的荒原上开拓”的历程；段京肃教授回顾了《两岸新闻传播教育界的早期交流——1996 年大陆新闻学教授代表团访台花絮》；赵玉明教授撰写了《新闻传播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早期的回忆》；此外，肖伊绯整理了1933年《世界日报》对北平新闻专科学校开学典礼的报道，内含蒋梦麟、刘半农等知名学者的演讲。这些内容对于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研究而言，是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

“他山之石”版块，对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伊利诺伊大学、南加州大学及英国林肯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进行了扫描。

“新闻传播教育改革前沿”栏目，华中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山大学、武汉体育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分别介绍了各自在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方面的创新探索。

新闻教育家吴高福认为，“今日的年鉴，将成为明日的信史。它逐年的全面、客观记录，会弥补我们大脑记忆的缺损，保存了第一手原始文献、数据，可谓功莫大焉。”

来源：人民网

作者：何志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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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冯梦玉

刘海明

【案例】

“新时代高层次传媒人才培养”高峰圆桌会在浙江传媒学院召开

        

新蓝网—中国蓝新闻客户端11月9日讯（中国蓝融媒体中心 新蓝网记者 傅佳敏）今天（9日）上午，“新时代高层次传媒人才培养”高峰圆桌会在浙江传媒学院召开，本次会议由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和浙江传媒学院联合主办，浙江传媒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承办，中央新影集团微电影中心和浙江广电新媒体有限公司共同协办。政府部门、传媒行业嘉宾与学校相关学院、部门负责人代表共40余人参加会议。

浙江传媒学院校长徐小洲在圆桌会上进行了开场致辞，主要论述了其对高层次人才评价与培养问题的看法，徐小洲认为，划分衡量高层次人才的标准需因时因地而异，新时代需要对人才评价标准、传媒高层次人才特性、人才培养途径作出思考。高层次人才要做到“守初心、担使命”，应该明确四个“服务”导向，即为解放生产力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为中国发展服务、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

浙江传媒学院校长徐小洲

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秘书长施建祥从“一个理念、四个体系”出发阐述了高等院校教学工作发展。他认为高校教学工作应坚持“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理念，主张优化高校育人体系、人才培养体系高校课程体系、构建教学组织体系。

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秘书长施建祥

浙江广电新媒体有限公司总经理林非从用人单位的角度，探讨了社会对新时代传媒人才的要求，主要表现在“多专多能”，适应各种媒体、新技术；“跨界趋势”，综合运用多学科、多门路知识；能够“即插即用”，适应行业运行快的特点；“创新型特质”，具备自我否行、迭代的勇气；以及具备情怀和职业热忱。

浙江广电新媒体有限公司总经理林非

会议以圆桌讨论的形式持续进行了近三个小时，浙江传媒学院党委书记杨立平高度肯定了会议的意义和成果，她指出面对社会的各种需求，我们需要一种综合性的人才培养体系。下一步浙江传媒学院将把各位专家的意见综合运到用教学人才培养实践中，让浙江传媒学院从特色走向特强。

浙江传媒学院党委书记杨立平

本次圆桌会为理解高层次传媒人才的内涵特性、形成人才分类与评价标准、明确人才培养改革方向与途径提供了指引。未来浙江传媒学院将继续深化与各界的育人合作，推进全面合作、提升合作效能，着力建设学校育人体系现代化，培养适应新时代需求的高层次传媒人才。

来源：人民网

中国蓝新闻（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官方新闻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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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冯梦玉

刘海明

【案例】复旦新闻与中国新闻史学科建设

原文作者：黄瑚  

原文来源：新闻大学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pgk-m61HgFnvMRgZSYZVyQ

【作者简介】

黄 瑚，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

自1929至2019年的90年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系）在中国新闻史学科建设上经历了奠基与初步发展、新中国与新发展、改革开放与大发展三大阶段，在中国新闻史教学与研究方面人才辈出、硕果累累，为中国新闻史学科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复旦大学的新闻教育，自1924年该校国文部创设“新闻学讲座”开始起步，1925年8月25日在上海《申报》刊出《复旦大学新设新闻学系招生》广告，1929年9月正式成立新闻学系，1988年6月由新闻学系扩建为新闻学院。自1929年至今的90年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系）在中国新闻史学科建设上经历了奠基与初步发展、新中国与新发展、改革开放与大发展三大阶段，始终是中国新闻史教学与研究的一大重镇，为中国新闻史学科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

奠基与初步发展

1929年复旦大学新闻学系成立之初，系主任谢六逸十分注重新闻史的教学与研究。1930年，谢六逸在当时的《教育杂志》上发表《新闻教育的重要及其设施》一文，在阐述新闻学专业课程时，不仅要求位列诸课程之首的《报学概论》须讲授“报纸的发生，起源，变迁”，还要求开设《中国报学史》课程，“讲授现在国内著名报纸的沿革与概况，本国报纸发达的经过，注重压迫言论的事实的研究，本国报纸所受国外报纸的影响”（龙伟等，2010：27-28）。

据此，谢六逸在复旦大学新闻学系的课程设置中开设了讲授国内新闻事业发展历史与现状的《本国新闻事业》（一学期修完，共二学分），同时还开设介绍国外新闻事业发展历史与现状的《欧美新闻事业》《日本新闻事业》和《比较新闻学》课程，以资借鉴与进行比较研究。同时，谢六逸还积极推进新闻史学术研究活动。1930年，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在国内率先建立新闻学研究室，收藏国内外报纸、杂志及图书，凡有历史价值的报纸或资料均妥善保存。新闻学研究室主任黄天鹏还为该研究室捐献出一批个人收藏的报刊等新闻史资料。

1935年，复旦大学新闻学系成功举办首届世界报纸展览会，展出国内报刊近1500种，包括全张装裱的《申报》创刊号以及该报的每月合订本20余册、1884年出版的《点石斋画报》、1898年的香港《华字日报》、1880年的香港《循环日报》、晚清《京报》等新闻史上的珍品，同时还展出外国报纸500种，包括1833年出版的美国《太阳报》创刊号等。该展览会还开设专题对邵飘萍、史量才等献身于新闻事业的杰出人物作了重点介绍。首届世界报纸展览会的举办，作为早期中国新闻教育史上的一大创举，在中国新闻史学科建设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谢六逸在复旦大学新闻学系作出的上述推进中国新闻史教学与研究的建设性举措，为中国新闻史学科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复旦大学新闻学系随学校一起内迁重庆。在抗战的烽火岁月中，中国新闻史教学与研究工作始终没有中断，中国新闻事业史作为一门选修课程列入新闻学专业课程体系之中。1939年，留英归来的曹亨闻加盟复旦大学新闻学系，1940年后成为专任教授，主讲《中国新闻事业史》，主攻中国新闻史研究，后成为国内著名的中国新闻史研究大师。当然，鉴于当时所处的战时状态，中国新闻史学科与其他学科一样，发展步子十分缓慢。

1945年4月，时任新闻学系主任陈望道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帮助下建成复旦新闻馆，并成功举办第二届世界报纸展览会，促进了中国新闻史的学科建设，使复旦大学新闻学系的中国新闻史教学与研究水准得以提升。

复旦新闻馆设有图书室、资料室、阅览室，收藏有大量报刊资料，可供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师生从事中国新闻史教学与研究之用。第二届世界报纸展览会展出报纸、杂志2000多种，其中国内13省的报纸298种，分别是福建26种、浙江25种、广东32种、广西13种、云南23种、湖南23种、贵州5种、江西28种、湖北14种、四川43种、安徽11种、河南28种、陕西27种；各地《新华日报》8种，军中报纸42种，边疆23种，敌后2种，国内新闻教育机关10种，本系毕业生及在校学生创办报刊17种，敌伪报22种，对敌报2种。此外，还展出国外7个国家的报纸69种，分别是英国27种、美国16种、印度3种、苏联5种、法国7种、澳大利亚2种、波兰9种；国外5个国家的杂志90种，分别为英国30种、印度10种、美国16种、苏联27种、荷兰7种。其中不少新征集到的报纸、杂志在展后入藏新闻馆的资料室，供师生使用。复旦新闻馆的建成与第二届世界报纸展览会的举办，是战时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在中国新闻史学科建设上的两大重要成果。

解放战争期间，舒宗侨副教授先后编著出版的三本历史画册，是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在中国新闻史研究方面的又一重要成果。1946年，舒宗侨编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在上海出版；1947年，舒宗侨与曹聚仁合编的《中国抗战画史》在上海出版；1948年，舒宗侨与魏守忠合编的《二次大战照片精华》在香港出版。这三本画册，均以上海《联合画报》社的名义出版发行，用新闻图片真实地记录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抗击法西斯侵略斗争并最后取得全面胜利的历史过程。其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收录有3000幅照片，计37万字；《中国抗战画史》收录有1200多幅照片、100幅地图，计40万字；《二次大战照片精华》选录二战中部分精彩的战事新闻照片并配以简单的中英文说明，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而且还作为中国新闻史上的不朽名著而彪炳史册。《中国抗战画史》出版后，还被当时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审判中用作裁定日本侵略中国罪行的重要证据。

二

新中国与新发展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为中国新闻史学科建设开辟新路，中国新闻史教学与研究工作进入了新发展阶段。

当时，复旦大学新闻学系以苏联新闻教育工作为楷模，探索、建设新中国的新闻教育体制。有鉴于新闻事业史课程在莫斯科大学新闻学系教学计划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而中国新闻史教学与研究工作被视为新中国新闻教育工作的重点之一。中国新闻事业史课程不仅列为学生必修的新闻学专业基础课程，而且还成为教师学习计划中的共同科目。1952年后，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全体教师通过教研组讨论会议等形式，集体学习、研究中国新闻事业史，以提高教学与科研业务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中国新闻史教学大纲的讨论，探讨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路径。1954年全国新闻界学习苏联运动进入高潮后，复旦大学新闻学系重新编印教学计划，在新闻学专业课程设置方面进一步加强新闻事业史的教学与研究，不仅继续开设《中国新闻事业史》，同时新增《世界新闻事业史》《苏共报刊史》等课程，新闻事业史的教学内容分类更加详细。

值得一提的是，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在当时并未盲目照抄苏联经验，复旦大学新闻学系主任王中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有助于加强中国新闻事业史教学与研究的新观点。1954至1955年间，复旦大学曾邀请苏联专家到新闻学系讲课，由于脱离实际，讲得很枯燥。事后，王中对教师们说：不要听他的，苏联报刊史的路子太狭窄，我们不能照搬他们的做法，要总结我们自己的办报经验。他还批评苏联报刊史教材，认为那种一个党报接着一个党报的介绍不是好的报刊史写法。

1956年1月，毛泽东发出“向科学进军”的指示和宣布发展科学文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即“双百”方针）。据此，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制订了《十二年科学研究工作纲要》。在该《纲要》有关1956—1957年间的计划中，第一条“科学研究方向”的第一点就是“研究关于中国新闻事业史，特别是近代新闻史的研究”；第二条“目标和具体工作：解决各课教材及参考资料”的第一点也事关中国新闻史教学与研究：“争取自己编写一本‘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史’，出版若干册新闻史资料”。对于十二年的科学研究工作，该《纲要》提出要“发展新闻史资料室和新闻理论与实践资料室，具备全国所有的报纸、期刊、各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报刊”。

据此《纲要》，复旦大学新闻学系以中国新闻史为主要教学与研究方向的教师，制定了1956年上半年科学研究计划。其中宏观性的研究计划有曹亨闻的《如何把“矛盾论”诸法则运用到新闻史中去》，拟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对中国新闻史进行理性思考；中观或微观性的研究计划有汪英宾的《中国报刊编辑、印刷和出版的沿革》《改良主义维新派新闻编写工作》、余家宏的《中国人民新闻事业的沿革》、宁树藩的《革命报刊在“五卅”运动中的宣传鼓动工作》等。1956年初，宁树藩在《复旦学报》1956年第2期上发表他的第一篇中国新闻史研究论文《中国工人报刊的产生和初步发展》。

1956年5月，在王中主持下，复旦大学新闻学系举办了中国报刊史料展览会，展出实物和图片400多件，时间从1815年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报纸。5月至11月间，复旦大学新闻学系还召开了三次老报人座谈会，与会者提出新闻史料重要，上海资源丰富、大有作为等观点。王中在会上提出开展《中国新闻史料文集》的编辑工作，并在会后立即组织师生将此工作落到实处。第一辑编成后，拟交付浙江人民出版社作为不定期刊物出版发行，但因“反右”运动开始而未果。

1957年12月，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副主任丁树奇、教师李龙牧和《人民日报》记者陆灏奉调来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工作，丁树奇主持系务工作。丁树奇、李龙牧在中央党校工作期间即开始从事中国新闻史教学与研究工作，丁树奇主持、李龙牧参与制定了新中国成立后问世的第一份中国新闻史教学大纲《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草稿）》，后又据此大纲开展中国报刊史编撰工作。丁树奇、李龙牧来复旦大学后，把这一尚未完成的工作带进了复旦大学新闻学系。据丁淦林回忆：“1958年，丁树奇、李龙牧来复旦后，继续进行他们在中央党校已经开始的中国新闻史研究，分工是：李龙牧撰写五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各部分，并负责通稿；宁树藩撰写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部分；丁树奇撰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部分，他是系主任，工作忙，由我协助他查找资料。1959年，完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闻事业史（1919—1949）》初稿。1961年出版铅印本，作为校内使用的教材。但杭州大学新闻系将它出版了，内部发行，未署编者姓名。”（丁淦林，2012：128）1959年间，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刚完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闻事业史（1919—1949）》初稿，又开始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工作。据丁淦林回忆：1959年“9月底回校后，参加李龙牧主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事业史》研究，收集资料，撰写大纲。”（丁淦林，2012：56）

1959至1960年间，复旦大学新闻学系教师还集体编选了《中国报刊研究文集》《中国报刊评论文选》《中国报刊通讯报告选》等中国新闻史资料集，自1959年下半年起陆续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中国报刊研究文集》1959年9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所选文献或论文大都出自延安《解放日报》、新华通讯社、《人民日报》等党报上发表的社论或其他文章，也收录了一些党的领导人或新闻界领军人物以个人名义发表的论文或评论文章等。《中国报刊评论文选》1959年12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选辑中共党报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优秀评论。《中国报刊通讯报告选》，分上下两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10月出版，上集选辑政治和军事方面的通讯，下集选辑工业、农业、财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文化教育和国际等方面的通讯。

此外，复旦大学新闻学系教师还撰写并发表了一批中国新闻史研究论文。如李龙牧的《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新青年〉》发表于《新闻战线》1958年第1期，宁树藩的《福开森控制下的〈新闻报〉》《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先后发表于《新闻业务》1961年第12期、1962年第12期等。1962年5月27日，复旦大学举办校庆科学报告讨论会，新闻学系提交了曹亨闻的《关于梁启超后期著作中思想代表性问题的一些看法》、宁树藩的《评中国报学史》、王中的《从民立等报看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办报思想》等中国新闻史研究论文。王中被错划为右派后，并没有放弃学术研究，在新闻学系资料室工作期间翻阅了大量报刊史资料，研究了《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等数家资产阶级革命派报纸，并与资产阶级改良派报纸作对比分析，累计撰写了五万多字的论文，刚摘掉右派帽子即向校庆学术报告会提交论文《从民立等报看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办报思想》。

1966年5月“文革”开始后，中国新闻史教学与研究工作虽未完全停止，但时断时续，且不顾历史真伪、是非，中国新闻史学科建设基本上处于中止状态。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后，复旦大学新闻学系为了解决系内中国新闻史教学的迫切需要，立刻组织新闻学系教师在教学之余参加教材编写工作，于1978年完成《中国新闻事业史讲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初稿）并用铅印形式印行。当时，许多历史问题尚未解决，致使这本教材存在不少错误和历次政治运动留下的旧痕迹，但因它能应一时之需而销行甚广。

三

改革开放与大发展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新闻史学科建设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大发展阶段。此时，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在中国新闻史学科建设上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学术积淀深厚，形成了一支强大的中国新闻史教学与研究力量，其中李龙牧、宁树藩、丁淦林等还是在中国新闻史学界享有盛名的领军人物。1988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成立，又一次推进中国新闻史学科建设的步子。总之，中国新闻史教学与研究工作在这一时期不断向前推进，取得了大量优秀的教学与研究成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昌盛局面。下面拟对部分具有全国学术影响力的研究专著进行简要的介绍。

在综合性新闻通史研究方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系）同人撰写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稿》《简明中国新闻史》在80年代中期先后问世，对当时中国新闻史教学与研究工作具有很大的推进作用。1985年1月，李龙牧撰写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稿》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是改革开放后最先问世的中国新闻史专著之一，在学术上注重史论结合，力图融入作者“对新闻事业发展规律的一部分认识”（李龙牧，1985：358），着重阐释新闻宣传的政治思想倾向和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后获上海市社科优秀成果著作奖等奖项。1986年2月，丁淦林等撰写的《简明中国新闻史》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系复旦大学新闻学系编写、国内出版的第一套新闻学系列教材“新闻学基础教材丛书”的一种，为国内高校新闻学专业所广泛使用。80年代末，丁淦林还受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委托，主编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中国新闻事业史》，1989年5月完稿，1990年7月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90年代初，受国家教委委托，丁淦林主持编写了《中国新闻事业史教学大纲》，1994年5月定稿，1995年3月以“国家教委高教司”名义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是当时中国新闻史教学与研究的指导性大纲。据此大纲，丁淦林主编了两部教材，一是《中国新闻事业史新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二是《中国新闻事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为“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

进入21世纪后问世的《中国新闻图史》《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范式的变更：新报刊史书写》等专著或论文集，在中国新闻史研究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价值。《中国新闻图史》，丁淦林主编，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是国内第一部用图片展示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历程的专著。《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黄瑚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2009年第二版，尝试依据新闻事业发展规律与社会发展历史诉求相结合的理念探索历史分期问题，用新的中国新闻史分期法重新阐述中国新闻史的发展历程。《范式的变更：新报刊史书写》，黄旦主编，上海交通大学2018年版，是一部对中国报刊史作别样解读的论文集。

在地方新闻史研究方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系）同人宁树藩、秦绍德、马光仁等早在80年代后期就开始对上海新闻史进行研究。秦绍德自1987年师从宁树藩攻读博士学位起开始从事上海新闻史研究，1990年完成博士学位论文《上海近代报刊史论》，1993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马光仁后调至上海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工作，继续从事他在复旦大学开始的上海新闻史研究工作，他主编的《上海新闻史（1850—1949）》《上海当代新闻史》于1996年、2001年先后出版。宁树藩主持的《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是“八五”期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自1992年立项并展开研究，至2018年9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历时26年。该专著对中国地方新闻史进行横向的比较研究，全面考察了自1822年至2000年间中国所有省份的新闻事业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并在此基础上运用地区比较的方法揭示各地区新闻史的异同，不仅填补了中国地方新闻史研究的许多空白点，还开发出一个地方新闻史研究的新领域，在中国新闻史研究领域具有开创性意义。该项目自1992年立项起一直在宁树藩的亲自主持下不断向前推进，2016年宁树藩去世后转由秦绍德、姚福申主持并最终完工，撰稿人有39位。

在专题新闻史研究方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系）同人撰写与出版的专著有《人民的喉舌——邹韬奋论报刊》《邹韬奋年谱》《中国编辑史》《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论》《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新闻史学史卷》《中国当代新闻传播法制史论》《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9—2005）》《中国现当代新闻业务史导论》等，均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开拓性意义。《人民的喉舌——邹韬奋论报刊》，复旦大学新闻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是改革开放后最早问世的新闻界人物研究著作。《邹韬奋年谱》，复旦大学新闻系研究室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是国内第一部反映邹韬奋生平事迹的年谱类专著。《中国编辑史》，姚福申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是我国第一部阐述书刊编辑产生、发展的历史，探讨编辑工作、编辑业务演变、介绍著名编辑家业绩的专著，曾获第二届吴玉章奖金新闻学优秀成果奖等奖项，2004年经修订后推出该专著的第二版。《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徐培汀、裘正义著，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是一部为“新闻有学”立论、填补中国新闻传播思想史研究空白的专著，曾获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等奖项。《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论》，黄瑚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阐述中国新闻法制发展历史的专著。《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新闻史学史卷》，徐培汀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是国内第一部阐述中国新闻史学史的专著。《中国当代新闻传播法制史论》,陈建云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新中国新闻传播法制史的专著。《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9—2005）》，徐培汀著，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是国内第一部全面阐述新中国新闻传播学术史的专著。《中国现当代新闻业务史导论》，刘海贵主编，是我国第一本关于现当代新闻业务史的著作。

此外，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系）同人还积极参加国内其他有关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重大项目，凡有利于中国新闻史学科发展者无不出手相援。方汉奇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三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系）从事中国新闻史教学与研究工作的教师无不参加该专著的编写工作，宁树藩任副主编兼第二卷主编，丁淦林任编委，胡志寰、姚福申、马光仁、秦绍德等10人任撰稿人。方汉奇主编的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之一的《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出版，4位作者中两位是复旦大学同人，且承担该教材全部17章中的10章书稿的编写任务。

在中国新闻史教学方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系）在改革开放后开始在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3个层次开设有关中国新闻史的各类课程，如“中国新闻传播史”（曾名“中国新闻史”“中国新闻事业史”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史”“当代新闻史论研究”“中国新闻思想史”等，对不同层次的学生，分别提出不同的教学要求、运用不同的教学方式，初步形成了一个阶梯型的中国新闻史教学体系。

编辑：吴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