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生态案例集锦

admin · 发表于 2018-7-19 16:25:28

【案例】媒体刊发男科医院监督报道称当地工商局干部要求删稿官方：正在调查

[size=0.4]源

[size=0.48]上游新闻[size=0.48]牛泰[size=0.48]2018-07-18 21:00

7月17日，楚天都市报2版的一篇报道引监督对象不满，被监督对象投诉至黄石市工商局，该局商标广告监管科副科长陈秋芬指责记者报道涉嫌失实。

7月18日，该局副局长明国林回复上游新闻记者（全国新闻热线：[email protected])称，陈秋芬与记者沟通言辞不当、态度不善，该局已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她是否涉嫌违规违纪，正在深入调查中。

媒体报道：

男子公立医院检查没病，民营医院检出性病

2017年7月17日，楚天都市报2版刊发了一篇题为《怀疑朋友被过度治疗他亲身求证》的报道。

图为楚天都市报报道截图。

报道核心内容为，7月5日，黄石市民冯某发现小便不适，前往黄石博大男科医院求诊，被诊断出患有“性病”和前列腺炎。在该院花费12505元治疗费后，病情却不见好转。无奈之下，他只好向好朋友李某借钱。

7月9日，李某陪冯某去黄石二医院检查，医生诊断冯某只是普通的尿道感染，检查加治疗共花了420元钱，治疗3天后症状消失。同时，李某也在黄石二医院做了一个尿道分泌物检查，检查结果显示正常。7月12日，李某来到黄石博大男科医院，向该院医生口述冯某同样的病由，在该院又做了一次检查，检查结果显示他患有性病。

李某提供给上游新闻记者的病例显示，黄石二医院检测结果为没病，黄石博大医院检测结果为：NG结果为“阳性”（淋球菌感染，性病指征），白细胞“12/HP”（正常值0-5HP）。

上游新闻记者了解到，每日稿件如何刊发，楚天都市报都会召开编前会。会上商定为是重要稿件，才能刊发至2版。

图为记者发帖爆料。

记者发帖：

工商干部认为报道失实强烈要求撤稿

上游新闻记者了解到，采访此稿的记者叫梁传松，是湖北日报传媒集团的一名老员工，原为楚天时报副总编辑，分管广告业务；现为楚天都市报深度地方部鄂东记者站站长。

7月12日，李某拨打了楚天都市报新闻热线，热线员将此线索转给了梁传松；7月16日，梁传松采访涉事双方及卫计、物价部门后，刊发了上述稿件。

7月17日，梁传松在前往黄石阳新采访时接到了陈秋芬的电话，电话中两人闹得很不愉快。7月18日凌晨，梁传松发表了一篇贴文：“陈秋芬是黄石市工商局分管广告的干部，态度强硬地指责报道不实，并要求撤稿，管广告的工商干部管起了新闻报道，‘手伸得太长。’。”

楚天都市报的报道刊发后，深圳一家知名网站黄石频道也转载了该报道，该频道负责人也接到了陈秋芬的删稿电话，“没办法，删了。”

黄石工商局的网络舆情报告。

涉事干部：

说了报道涉嫌失实，没说删稿

陈秋芬为黄石市商标广告监管科副科长，黄石市广告协会秘书长。

黄石博大门诊部投诉情况说明。

7月18日，她接受上游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她不认识黄石博大门诊部的人。7月17日，经黄石当地一媒体人士介绍，黄石博大门诊部相关负责人来到她的科室投诉此事。听完投诉后，她认为梁传松的报道涉嫌失实，所以打电话给梁传送并希望他来工商局说明情况。沟通交流中，两人发生了语言争执。

陈秋芬否认了要求媒体的删稿之说。

上游新闻记者问陈秋芬，只听院方投诉，不听患者意见，就认为报道涉嫌失实是否妥当。陈秋芬听到此问题后拒绝了记者采访，说记者是在“带节奏”。

管广告的工商干部管记者报道是否失实，是否有法可依吗？黄石市工商局总经济师章炜介绍，按照首问负责制，陈秋芬受理黄石博大门诊部的投诉并无不妥，但工商干部管新闻报道是否失实不妥。

黄石市工商局副局长明国林对上游新闻记者介绍，此事引起了黄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经初步调查，该局与黄石博大门诊部并无利益关系；陈秋芬与群众沟通言辞不当，态度不善，该局党组已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该局将成立专班对此展开深入调查，如陈秋芬有违规违纪行为，将严肃查处。

上游新闻记者牛泰

编辑：何林

https://www.cqcb.com/headline/2018-07-18/969242.html

admin · 发表于 2018-7-19 16:57:36

【案例】
媒体刊发男科医院监督报道称当地工商局干部要求删稿官方：正在调查

[size=0.4]源

[size=0.48]上游新闻[size=0.48]牛泰[size=0.48]2018-07-18 21:00

[size=0.72]7月17日，楚天都市报2版的一篇报道引监督对象不满，被监督对象投诉至黄石市工商局，该局商标广告监管科副科长陈秋芬指责记者报道涉嫌失实。

[size=0.72]7月18日，该局副局长明国林回复上游新闻记者（全国新闻热线：[email protected])称，陈秋芬与记者沟通言辞不当、态度不善，该局已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她是否涉嫌违规违纪，正在深入调查中。

[size=0.72]媒体报道：

[size=0.72]男子公立医院检查没病，民营医院检出性病

[size=0.72]2017年7月17日，楚天都市报2版刊发了一篇题为《怀疑朋友被过度治疗他亲身求证》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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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0.72]图为楚天都市报报道截图。

[size=0.72]报道核心内容为，7月5日，黄石市民冯某发现小便不适，前往黄石博大男科医院求诊，被诊断出患有“性病”和前列腺炎。在该院花费12505元治疗费后，病情却不见好转。无奈之下，他只好向好朋友李某借钱。

[size=0.72]7月9日，李某陪冯某去黄石二医院检查，医生诊断冯某只是普通的尿道感染，检查加治疗共花了420元钱，治疗3天后症状消失。同时，李某也在黄石二医院做了一个尿道分泌物检查，检查结果显示正常。7月12日，李某来到黄石博大男科医院，向该院医生口述冯某同样的病由，在该院又做了一次检查，检查结果显示他患有性病。

[size=0.72]李某提供给上游新闻记者的病例显示，黄石二医院检测结果为没病，黄石博大医院检测结果为：NG结果为“阳性”（淋球菌感染，性病指征），白细胞“12/HP”（正常值0-5HP）。

[size=0.72]上游新闻记者了解到，每日稿件如何刊发，楚天都市报都会召开编前会。会上商定为是重要稿件，才能刊发至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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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0.72]图为记者发帖爆料。

[size=0.72]记者发帖：

[size=0.72]工商干部认为报道失实强烈要求撤稿

[size=0.72]上游新闻记者了解到，采访此稿的记者叫梁传松，是湖北日报传媒集团的一名老员工，原为楚天时报副总编辑，分管广告业务；现为楚天都市报深度地方部鄂东记者站站长。

[size=0.72]7月12日，李某拨打了楚天都市报新闻热线，热线员将此线索转给了梁传松；7月16日，梁传松采访涉事双方及卫计、物价部门后，刊发了上述稿件。

[size=0.72]7月17日，梁传松在前往黄石阳新采访时接到了陈秋芬的电话，电话中两人闹得很不愉快。7月18日凌晨，梁传松发表了一篇贴文：“陈秋芬是黄石市工商局分管广告的干部，态度强硬地指责报道不实，并要求撤稿，管广告的工商干部管起了新闻报道，‘手伸得太长。’。”

[size=0.72]楚天都市报的报道刊发后，深圳一家知名网站黄石频道也转载了该报道，该频道负责人也接到了陈秋芬的删稿电话，“没办法，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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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0.72]黄石工商局的网络舆情报告。

[size=0.72]涉事干部：

[size=0.72]说了报道涉嫌失实，没说删稿

[size=0.72]陈秋芬为黄石市商标广告监管科副科长，黄石市广告协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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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0.72]黄石博大门诊部投诉情况说明。

[size=0.72]7月18日，她接受上游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她不认识黄石博大门诊部的人。7月17日，经黄石当地一媒体人士介绍，黄石博大门诊部相关负责人来到她的科室投诉此事。听完投诉后，她认为梁传松的报道涉嫌失实，所以打电话给梁传送并希望他来工商局说明情况。沟通交流中，两人发生了语言争执。

[size=0.72]陈秋芬否认了要求媒体的删稿之说。

[size=0.72]上游新闻记者问陈秋芬，只听院方投诉，不听患者意见，就认为报道涉嫌失实是否妥当。陈秋芬听到此问题后拒绝了记者采访，说记者是在“带节奏”。

[size=0.72]管广告的工商干部管记者报道是否失实，是否有法可依吗？黄石市工商局总经济师章炜介绍，按照首问负责制，陈秋芬受理黄石博大门诊部的投诉并无不妥，但工商干部管新闻报道是否失实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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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0.72]黄石市工商局副局长明国林对上游新闻记者介绍，此事引起了黄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经初步调查，该局与黄石博大门诊部并无利益关系；陈秋芬与群众沟通言辞不当，态度不善，该局党组已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该局将成立专班对此展开深入调查，如陈秋芬有违规违纪行为，将严肃查处。

[size=0.72]上游新闻记者牛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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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0.52]责编

唐文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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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何林

admin · 发表于 2018-7-30 18:34:44

【案例】很多地方开始尝到舆论监督凋零的恶果

原创：博士宝宝宝宝吐槽青年：曹林的时政观察

摘要：出一点问题就会被曝光，民众不会有这样的焦虑，新闻也不会是“爆炸性”的，“日常顺畅的曝光”会让人放心。前段时间一句话在网上被广为传播，代表了一种人心：报纸干净了，社会就脏了；反之，报纸上脏，社会反而让人放心。说的也是这个意思。让公众知道的真相越多，人心就越有安全感，这就是舆论监督的最大意义。

前几天，山东要求省级新闻单位要加大舆论监督力度，要求媒体要对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不闻不问，不担当不作为甚至违法乱纪的行为坚决予以曝光。——竟然发文要求媒体加大舆论监督力度，这个听起来怪怪的要求，受到了一些网友的讥笑。舆论监督是媒体的第一本能，就像猫捉老鼠、啄木鸟抓虫、老虎吃肉一样，不捉老鼠的猫，那还叫猫吗？那叫宠物猫。“媒体本能”竟还要发文去要求，这是对媒体的羞辱吗？当然不是。

很多人怀疑山东官方“求媒体加大舆论监督力度”的诚意，说实话，我倒不怀疑，而觉得这是一种清醒的认知，很多地方已经渐渐品尝到了舆论监督凋零的苦果和恶果。对“调查报道黄金时代”的集体怀旧，怀念调查记者之类文章的刷屏，是民间舆论场的反思；而像山东这样要求官媒加大舆论监督力度，则是来自官方的反思。

想到几年前类似的“求舆论监督”，四川纪委书记王雁飞跟当地媒体座谈时坦言：“主旋律不是说只大唱赞歌，批评报道有利于我们改进，批评报道同样是主旋律。”他说：自己在四川工作了四个月，还没有读到有关的批评报道，感觉媒体的思想还不够开放。他希望媒体加强监督，“包括针对我们的队伍，搞一些批评报道，没有问题”。

相信这些“求舆论监督”的态度都不是装出来媚众的公关之术，而是真正看到了舆论监督缺失带来的种种苦果，背后是对种种问题的忧患和危机意识。毫不夸张地说，舆论监督就是一个社会的YI苗，媒体通过批评报道给社会种牛痘，在暴露问题中给社会排毒，在释放压力中完成“减压阀”功能，在客观报道中给国人一面正确看待自我和他者的镜子，避免自上而下的认知失调。舆论监督的调零和缺失，带来了很多严重的社会问题。

一　失去减压阀门，舆情呈现无规律且爆炸式

不少地方官员都跟我过聊过一个话题，他们觉得越来越怕舆情，因为现在很多舆情越来越“无规律化”，一篇自媒体报道就能点燃一个爆炸式的舆情，一间之间形成病毒式的传播，迅速发酵，迅速升级，迅速敏感化，迅速不可控，官方既有回应系统根本来不及启动，舆情好像就决堤了。不是不想“及时回应”，根本就来不及啊。黄金24小时，黄金12小时，黄金8小时，黄金4小时，纸上谈兵，根本没有用。此次YI苗舆情就是如此，一夜之间，像决堤的洪水一样蔓延成一片焦虑的汪洋。

这就是舆论监督凋零带来的恶果啊！

这家公司的问题，以及公众在网上的诉求，不是一天两天了，如果日常舆论监督畅通，媒体对这种涉及重大民生的企业和领域的监督没有障碍，出一点问题就会被曝光，民众不会有这样的焦虑，新闻也不会是“爆炸性”的。一方面，日常的舆论监督会对企业形成约束，更重要的是，“日常顺畅的曝光”会让人放心。前段时间一句话在网上被广为传播，代表了一种人心：报纸干净了，社会就脏了；反之，报纸上脏，社会反而让人放心。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让公众知道的真相越多，人心就越有安全感，这就是舆论监督的最大意义。否则，平常看起来“岁月静好”，突然在食品或药品安全上曝出一个大新闻，对公众的冲击将是爆炸式的。人们会怀疑平常的那些“好消息”是不是假的，即使问题并不严重，但缺乏舆论监督报道的日常铺垫，人们会把问题想象得严重得多。――这种舆论黑箱下的一种心理补偿机制，也是信息不对称下本能的心理防卫，对“突发负面”的报复性反弹。

如果日常的舆论监督顺畅，人们一方面会觉得“负面无法遮掩”，对信息透明有信心，另一方面，日常的监督报道提高了公众的心理阈值，对问题会有一个稳定和理性的判断，不至于动辄被那些消费公众焦虑感的爆款网文带节奏，不至于不出事则已、一出事就是“大新闻”。

舆论监督顺畅的传播语境中，舆情是有规律的，这个规律就是新闻规律，日常点滴的释放成为问题的阀门，传递了常态的信号，很多“公众反应”是可以预期和预判的——日常零星的报道，给了官方窥见公众反应的机会，也让公众窥见政务、理解官方，信息对称之下保持良性的舆论互动和良性的舆情基本面。而舆论监督的缺失，打破了这种平衡，两个舆论场无法打通，舆情变得越来越没有规律，动不动就是失控的爆炸式，互动模式变成彼此充满敌意的“互相伤害”，而不是良性互动。这种互相伤害的状态中，官方既有的应对系统被爆炸式的舆情所碾压。

二　失去了舆论监督，舆论引导越来越无力

在过去的评论中，我经常谈到这个理念：舆论监督和舆论引导是媒体的一体两面，不能指望没有舆论监督的舆论引导。一些地方领导，只希望媒体能在地方陷入某个丑闻、卷入某个舆论麻烦时，能帮着政府部门去引导舆论，让公众相信官方。——却不欢迎媒体日常的舆论监督，甚至以软性或硬性的方式抵制媒体的监督，听不进批评，看不得“负面报道”。媒体如果没有舆论监督所积累的公信力，根本不会有舆论引导力，说什么公众都不会信。

舆论引导，不是想引导就能引导，引导是需要“资本”的，这个“资本”就是公信力。公信力的本质在于，说了别人会信，让别人相信自己的能力。对于媒体来说，就是通过日常报道证明自己是一个说真话、报道事实、捍卫公共利益、负责任的媒体。——而这种公共性，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舆论监督报道所形塑，激浊扬清，鞭挞丑恶，揭露腐败，追问真相，回应民众的诉求，尊重公众的知情渴求，与民众有着良好的互动。权力是依赖的函数，公众充分依赖一个机构，遇到问题去寻求曝光，有疑惑时向其寻求确定并权威的解读，这个机构就拥有了公信力。

当然，媒体要报道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不只是批评和监督，也有阳光、温暖、柔情和岁月静好，总之，要客观地反映这个真实的世界。在媒体公共性和公信力的塑造中，舆论监督报道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没有监督，没有批评，没有问题，媒体呈现的肯定不是一个真实的社会――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这话说得有点儿极端，但现实是，当人们从媒体报道中读不到真实、真诚和真相时，对媒体说的所有话都会持一种保留态度，媒体也就没有了公信力。

公信力是引导力的前提，失去了公信力，说的话没人信，那媒体怎么去进行舆论引导呢？可能很多地方干部已经尝到了“媒体缺乏公信力”带来的恶果，出事后，通过本地媒体发通稿，借助地方媒体发声，可媒体说什么老百姓都不信，人们把媒体当成官方“附庸”。

中国当下在公共管理中最缺的资源也许是“第三方资源”——即让谁去说公众才会相信。“第三方”是一个社会最重要的公信资源，也就是站在中间，利益无涉，切蛋糕的不分蛋糕，踢球的不当裁判员。如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身陷利益之中，老子儿子关系，上级下级关系，有着千丝万缕盘根错节的利益输送勾连，不是利益无涉的第三方，说话当然没法让人信。所以，舆情当前，很多地方常会陷入“谁说都没人信”的陷阱中，这个部门说，没人信，因为面子相连；那个部门说，没人信，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另一个相关方说，也不行，会包庇下级。无论谁说，公众都觉得不是客观中立的第三方，都有某种利益和权力关系。

第三方在哪里呢？一个健康的社会中，法院和媒体应该是最主要的“第三方资源”，权利受到侵犯，普通人起码有两个渠道可以寻求救济，一是法院，一是媒体――也就是法治社会人们挂在嘴上的两句话：到法院告你去，到媒体曝光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由法官做出裁决。可现实是，我们的司法存在不少问题，有时候判决缺乏公信力，维权者常去寻求媒体报道的救济。媒体应该成为另一种可依赖的“第三方资源”，站在客观中立角度，用符合新闻专业规范的报道，以事实和真相去“澄清谬误”和“明辨是非”。――可如果一个媒体平常看不到舆论监督，都是正面报道，都是歌颂赞美，人们怎么会把媒体看成是可信的“第三方”？

“塔西陀陷阱”这词这段时间很火，说的是公众对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失去信任，无论官方说什么，公众都不信——即使说的是真相，公众也觉得是政府在“洗地”，辩解就是掩饰，掩饰就是事实，老百姓成为“老不信”。其实，最怕的不是官方落入“塔西陀陷阱”，而是媒体也跟着一起掉进这个陷阱，媒体的报道也没人信了，人们觉得媒体跟官方“站一起”，那是最糟糕的。热点事件中，媒体应该能成为客观的第三方，用客观报道去还原真相，用事实和常识驱逐谣言，用理性驱散情绪，可当媒体因为失去舆论监督能力和批评功能，都是正面消息，都是点赞鼓掌叫好，跟政府绑得太紧，甚至完全成为地方传声筒，怎么能让公众相信“舆论引导”中所言是事实和真相呢？

三　舆论失压下，舆情回应能力的退化

我曾经写过一篇评论，批评某地是“一个没有新闻的城市”。——据说后来当地一个领导很不满地说：我们怎么可能没有新闻呢？我们只是没有负面新闻，而多是正面新闻。怎么可能呢？正和负是相对存在的，你能找到一张只有正面没有反面的纸吗？我说的“没有新闻”，当然不是指报纸上没有报道，而是指没有舆论监督类的新闻。没有新闻，权力和治理缺乏舆论监督的“修理”，一个地方的社会生态和官场生态肯定好不到哪里去。

没有新闻的地方，尤其是官员，一定缺乏面对媒体和公众诉求时的回应能力。对于官员与媒体的关系，著名新闻发言人武和平先生有个很妙的比喻，他说官媒关系就好像合作开一辆车，官方是踩刹车的，媒体是踩油门的。车要稳稳往前开，需要刹车和油门的精妙配合，媒体通过曝光推动问题的治理，官方通过回应避免舆情爆炸，就是刹车的功能。没有新闻，缺乏舆论监督的推动，一个地方平常死气沉沉，一旦出事，往往是爆炸式。而官方由于平常缺乏舆论监督的“修理”，舆情面对往往呈现出“不敢说、不会说、不愿说”的傻白甜状态。

说实话，如果我们的官员在日常没有面对一个真实的媒介环境，给他们营造了一种“出事反正会有上边给擦屁股”的预期，没有日常舆论监督的压力，回应公众的能力会越来越退化，这是课堂上那些所谓的“模拟演练”无法补救的。没有一般性的舆论监督报道的磨练，有些官员对舆情的心理阈值极低，一点小事也会如临大敌，一点小批评也会恼羞成怒，过度的“应对”只会刺激更强烈的反应，小事“应对”成大事。

四　马屁体下形成对已对人的战略性误判

前段时间上上下下反思了这两年盛行的吓尿体哭晕体，这些浮夸的文风不仅形成了舆论场上的膨胀，传播了浮躁、盲从和自大，更大的恶果是，造成了我们对自己、对他国的战略性误判。

整天被那些文章熏，眼中都是这厉害了那厉害了，美国人每天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起码尿10多次，欧洲人动不动就为中国的成就震惊流泪，印度日本动不动就跪就晕。——眼中都是这些浮夸风式的放卫星，都是各种马屁精的表白，久而久之，正像科技日报总编辑刘亚东所言，忽悠了自己，忽悠了领导。――反正别人是忽悠不了的。整天熏在这些文章里，能理性吗？能冷静吗？能客观看待自己吗？如此扭曲了世界扭曲了自己，能有一个健康的世界观价值观吗？

整天活在这种文章中，越来越走向心灵的封闭，误判了别人，觉得别人都是纸糊的，害怕中国，动不动就跪。误判了自己，觉得自己是老大，能主宰世界了。――可真相并非如此，没有对真相的揭示，没有让人冷静的凉水，都是让人狂躁的鸡汤，真打起来，不知己知彼，怎能作出准确的判断。

舆论需要平衡，信息应该尽可能地充分，不能失真。假如舆论场上多是那种吓尿体、马屁体、自拍美颜体，没有正常舆论监督的平衡，没有批评报道，传播就会形成扭曲的哈哈镜效果，失去了通过媒体客观报道塑造理性价值观和健康世界观的框架功能。

还有，舆论监督的凋零，也使当下传统媒体面临的最大危机，很多新闻在传统媒体上看不到，人们只会进一步抛弃媒体，塔西陀陷阱进一步加深。

舆论监督凋零，理性的负责任的报道跟不上，而碎片化的网络表达又呈爆炸之势，自媒体太多，调查记者太少，事实报道跟不上，事实缺席下情绪爆炸。

舆论监督凋零，没有日常舆论监督报道的脱敏，很多问题都会“敏感化”。――脱敏是最好的舆情减压方式，而缺乏日常脱敏，寄望突发事件的舆情压力下去脱敏，很难做到。

听得见最尖锐的批评，提高对批评和监督的耐受力，尊重新闻专业主义，尊重媒体的舆论监督，尊重媒体累积公信资源的公共性实践，而不能用过于工具化和功利性的心态看待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回归常识，尊重媒体成为有公信力的、让公众依赖的第三方，是媒体之幸，公众之幸，也是政府之幸，国家之幸。愿山东“鼓励舆论监督”之举真能落到实处！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rIvt5COx3Ahr1R0thrnmeQ

编辑：尹芳芳

刘海明 · 发表于 2018-8-3 09:28:57

【案例】

联合国斥特朗普攻击媒体:增加记者遭受暴力的风险
2018年08月03日 03:19 海外网

美国总统特朗普（图：路透社）美国总统特朗普（图：路透社）
　　海外网8月3日电当地时间2日，联合国言论自由报告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媒体的口头攻击可能增加记者遭受暴力袭击的风险。

　　据路透社报道，联合国报告员大卫·凯伊与美洲人权委员会报告员爱迪生·兰扎发布了一篇联合声明。在申明中他们表示，特朗普对于媒体的攻击违反了新闻自由的基本准则。“这些攻击与美国尊重新闻自由和国际人权法的义务背道而驰。我们特别担心这些攻击会增加记者遭受暴力袭击的风险。”

　　特朗普常常将自己不喜欢的新闻或是媒体称作“假新闻”，曾多次在公开场合炮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月25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名白宫记者因为提问引发特朗普不满，被拒绝参与采访之后的记者会。此举引发白宫记者协会投诉和美国媒体界普遍谴责。

　　报道称，两位报告员表示，特朗普的攻击是在质疑可验证的事实，他和他的政府试图破坏媒体对于潜在非法行为的报道。美国政府时常通过起诉记者来发现他们的消息源，并利用间谍法来抓捕这些提供消息的线人。大卫和爱迪生也在声明中敦促政府不要采取此类行动。（海外网胡俊焘）
http://news.sina.com.cn/w/2018-08-03/doc-ihhehtqh0284044.shtml

高慧萍 · 发表于 2018-8-7 12:59:50

【案例】退伍军人变身卧底记者，有人出30万悬赏他的人头

芋头一号哨位 2017-08-24

那个有血性的男人还在

文 | 芋头

他，扮港商装赌徒提着脑袋潜入赌场、抢劫团队只为还原事实真相；他，面对五把刀两把枪顶着头上的追杀被迫夜跳珠江死里求生；他，得知有人出资30万“悬赏”自己人头时，悍然将自己照片刊发在报纸上；他，当了十多年的政法记者，依旧一贫如洗，却会为采访对象慷慨解囊，哪怕自己受冻挨饿。这个有着“战狼”般精彩人生的人叫石野，被赞誉为“第一卧底记者”曾经是一名海军陆战队的退伍老兵。
“军中之军，钢中之钢，我们是祖国的热血儿郎，尖刀拔出鞘炮弹压上膛，只等着冲锋号角吹响……”虽然退伍了十多年，可只要唱起《海军陆战队队歌》，往日的军营生活就像电影一样在石野的脑海不断上演，激荡着他胸腔赤红的热血。
认识石野这个牛人，是源于记者团师兄介绍，说有位从海军陆战队的新闻前辈出过几本书，你们也算是战友，应该有共同语言，有机会可以见见面。
2013年，第一次见面，眼前的这位中年人梳着平头，中等个儿，国字脸，壮实的身躯，上着T恤衫，下穿牛仔裤，给人一种朴实无华而又坚忍不拔的感觉。令我奇怪的是，他不抽烟，不打牌，除了能喝点酒外，就是爱聊天，很健谈。席间我还了解石野早晚都要洗冷水澡，每天早晨还要打上半个小时的军体拳，俯卧撑一口气硬做100个，这样很“军人”的习惯他一坚持就是十几年。

除此之外，这个有过从军经历的卧底记者即便退伍多年，也依然有着一股血性。他说，如果把记者手中的笔当作一杆枪，他的每一个文字便是一粒粒子弹，作为一名特殊的持枪者，只要见到生活中的真善美，我会为之朝天鸣枪叫好；对社会中的假丑恶，无论条件多么恶劣，处境多么危险，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勇往直前，冲锋陷阵，将正义的子弹，射向他们罪恶的心脏。
有血性的石野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湖北大冶贫困乡村。当过民工，下过矿井，干过砖瓦厂工人，做过保镖，在南方和北方多家媒体做过十几年政法记者。值得一提的是，他应聘记者时，是一位没学历、没背景的退伍兵，他仅仅靠着自己的执着精神和一厚沓发表的稿件敲开了报社大门。
1998年，石野在南方的都市报供职时，曾暗访读者多次举报的一利用色相杀人抢劫的特大黑恶团伙，被黑帮认为是便衣警察并遭到歹徒的绑架，五把尖刀两只黑枪顶着石野的脑袋，在生死攸关之际，他以军人的勇敢和智慧带着同事死里逃生。
还有一次，他遭黑道追杀，为了逃生，被迫脱下羽绒服，跳入珠江，在寒冷的江水中差不多游了1000多米才得以逃生，劫后逢生的石野说，是以前海军陆战队的训练功底救了他的命。《战狼》里有血性的冷锋博得了龙小云的芳心，现实中石野那略带鲁莽的硬汉形象让许多年轻姑娘痴迷狂追。1998年，一个美丽的上海姑娘走进了石野的生活，石野回忆说，姑娘是个财经记者，非常漂亮，热情而又大方，追她的人非常多。2002年底，姑娘要去法国留学，他还是难以割舍下自己的新闻梦想，最终姑娘含泪而去，这段持续了4年的感情便随之烟消云散。
在此期间姑娘多次苦劝石野：有没有钱自己并不在乎，只希望能过上那种不用每天担惊受怕的平静生活。不如一起攒点钱，做点生意，哪怕是在街头摆摊也行。

正义并非全是打打杀杀，并非一剑封喉将敌人斩于马下，正义其实更多的是爱心。正因为如此，2008年5月12日，那场震惊世界的四川特大地震发生，石野也赶紧带着帐篷和简单行囊深入灾区，义无反顾地加入了浩浩荡荡的志愿者大军，和朋友一起，深入什邡、都江堰、绵阳和彭州等重灾区，运送救灾物资、抢救伤员、为灾区同胞做饭送菜。石野以一名普通志愿者的亲力亲为和感同身受，以一名志愿者的耳闻目睹，强烈地感受到了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凝聚力和绵绵的爱心。在这种动力的支撑下，他含着热泪创作了长达30万多字、附有100多张现场图片的长篇报告文学《志愿者在行动：来自汶川大地震的报告》。
当时的石野是穷，现在也不富裕，出过《卧底历险——我的第四次死里逃生》《我的北京记者生涯》《天理难容——中国首宗记者自诉案始末》等多本畅销书的他收入自然不成问题，可是多年记者生涯中，只要采访对象有困难，遇见不平事需要援手，石野总是慷慨相助，因为他过穷日子、苦日子，实在不愿那些不幸的人身陷绝境。
经历生死，看破离别，如今的石野供职某报社担任主编，日子平淡而又真实，可只要提起自己的卧底生涯，提起自己当兵的日子，这个中年男人总是两眼放光，前倾的身体让我明白了，那个有血性的男人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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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慧萍 · 发表于 2018-8-7 13:16:28

【案例】首席记者陈杰：新闻，所不可触碰的禁区
      我叫陈杰，是《新京报》的首席记者。先来说一下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我在2004年底拍摄的，是在河南上蔡的一个艾滋病村。这个女孩九岁，叫吴素敏，她的父母亲因为卖血染上艾滋病死去了，她也携带了艾滋病毒，身体状况一天比一天差。她的家是什么样的呢？土夯的房子，一半倒掉了，房子里面有一张床，上面堆着乱七八糟非常脏的衣服。孩子就靠一些亲戚给她施舍点食物活着。

      我拍完这张照片就走了，后来这个报道也发出来了，这张照片也得了很多奖。

      大概在几个月之后，有一天，同行的文字记者跟我讲，她说这个声音像猫一样的小女孩去世了。当时我的心被重重地撞击了一下。实际上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完全可以以我个人的力量来改变这个孩子的命运，比如说我找人资助她，让她有吃的、让她有住的等等。但我选择了走开，我的镜头是非常冰冷地走开的。

      到目前为止，这个孩子的眼睛一直在直视着我，一直在诘问着我。她让我从一个懦弱的摄影师、新闻工作者，变成一个坚韧的新闻工作者；从一个没有尊严的新闻工作者，变成真正有尊严的新闻工作者。

      在当记者之前，我在部队当了五年兵。当年在部队的时候我是兵王，大家看到我立的二等功、三等功、优秀士兵，荣誉很多。后来我还是选择到地方去，做我梦想的记者。

      2003年《新京报》在北京创刊，我就从地方到北京应聘。当时面试我的是现任的总编王跃春。她十几秒钟就把我精心准备的剪贴本和获奖证书翻完了，瞄了我一眼，说“你就这些？” 我当时非常的绝望，觉得自己没戏了。她又问我还会什么，我咬咬牙说：“我身体好。” 我说我一个小时能做1800个仰卧起坐，练过格斗，曾经抓过小偷、斗过劫匪，帮助警察抓过嫌疑人——到现在还是这样，前前后后有十几个这样的例子。当时她听了以后说：“哦。”

      然后我就收拾剪贴本，非常绝望地离开了报社，买了张火车票就离开了北京。车到石家庄的时候，社办的一个女孩给我打电话，她说王总让你来办入职手续。就这样，我成了《新京报》的一名摄影记者。

      多年以后，王跃春在一次聚会的时候跟我讲，她说为什么当年选择让陈杰进入《新京报》呢？她就看中了我的身体好。她说《新京报》创刊的时候，在北京肯定很艰难，需要一个敢打敢拼的人来打开局面。

      王跃春选择是对的。从2003年我进入《新京报》之后，到2004年、2005年，国内发生的空难、海难、矿难等等一系列重大的事件，我总是最快速度出现在第一现场，是拿到独家新闻最多的记者。北京的媒体一听说我在现场他们就特别紧张，他们甚至会派很多记者来盯梢我。

      2005年7月份的时候，视觉部主编跟我说：“陈杰，我太累了。” 他带了70多个人的团队。他说你帮我管理摄影部，当视觉部的副主编，分管20多个摄影记者。

      我当时一听：这么快就当官了，觉得挺开心的，而且待遇也好。后来我从副主编到主编大概经历了九年吧，这九年里面我生活得并不快乐。因为我渐渐离开了一线那种激情澎湃的时光。在这个九年过程中，我不断地给自己戴上枷锁，患得患失，内心懦弱，很多东西觉得被掏空了。

      在2014年7月份的时候，我选择了离开主编的岗位，回归到一线做摄影记者。迄今为止，在两年的时间里，我的行程达到30多万公里。几乎把国内走了两遍，很多省市走了很多遍。

      我离开管理岗位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腾格里沙漠污染的报道。

      腾格里沙漠是在宁夏、内蒙古和甘肃三省交界的地方。沙漠地下富含第三纪残留水，下面的水都是通的，非常珍贵，而且它的植被也是非常丰富的。在沙漠交界的地方，这三个省在比学赶超地建工业园区。这些工业园把污染的水直接排放到沙漠里，不做任何的处理，不仅污染了地下水，也威胁着8公里之外的黄河。而且这些工厂大量地抽地下水之后，会造成地下水下降，对本来脆弱的生态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环境污染事件是路人皆知的，环保、司法、媒体都知道。但是因为它背后巨大的利益链，没有人能撼动。

      我决定要触碰一下这个禁区。我徒步从腾格里沙漠腹地进入到这个地方。我平时经常跑一万米，成绩到现在还非常好，40分钟多一点，所以我的体能非常好。尽管沙漠到这个地方只有三公里，但当时这三公里我其实是跑的。因为天快黑了，如果黑下来我就拍不了照片了。我是等所有的管理人员撤走的时候往里去的，为了赶这个时间拼命跑，浑身上下都湿透了。后来央视播的我的那个视频，全部都是我的喘气声。这几公里跑得比我平时跑一万米还要累。

      《新京报》用两个版把这个事实呈现出来。宁夏迅速做出了反应，关停了企业，对企业负责人和环保局进行了追责。

      内蒙古恰恰相反，他们找了一些中央或地方媒体，做了一个颠倒黑白的报道。同时通过我们的上级主管部门，对《新京报》施压，对我个人施压。

      在这种双方角力的过程中，我再次跟中科院的专家、中国政法大学的律师一起到腾格里沙漠进一步取证。我要做最坏的打算，跟他们法庭上来对峙。

      在博弈的过程中，国~务院对这个事情做出了批示，专门成立了调查组进入内蒙古、宁夏和甘肃，对整个腾格里沙漠进行普查。出了40多项的整改意见。总~书记对这个事件先后做了三次批示。

      因为这个事件，内蒙古、宁夏和甘肃一共有100多名官员被问责，有几十名官官员，包括高职厅级官员被免职。这些污染的所有的区域都按照环保部的要求进行了彻底的整改。

      腾格里沙漠的报道也在法律界、环保界，包括NGO圈里面产生了巨大影响，我的朋友圈迅速扩大，线索蜂拥而至。此后我又做了十几篇重大环境污染的报道。

   2011年的时候，我在日本大地震的第二天进入日本，在那个地方待了十五天，发回了一系列海啸之后的惨状的报道。我更重要的关注到它的次生灾害，也就是大地震之后福岛第一核电站被冲击后带来的次生灾害。在福岛方圆四十公里的无人区，就是我独家进入的这个地方。

   当时的（辐射物质）浓度大概是四百到一千倍，我在这个地方停留了短暂的时间被劝回来了，然后做了这一篇报道。

      过去五年，这里一片死寂，包括这个超市里面。

      这个是中国水果，我还专门看了一下牌子。

      这也是超市。

      这个是什么呢？

      密密麻麻的，一个袋子大概1.6吨。日本现在在进行除染处理，也就是把受核辐射的污染大概30公分的土壤挖出来，放到这个软性编织袋里面存放五年。那么五年以后怎么办，他们也不知道。但是大量的土壤挖出来之后，怎么存放又是一个问题，所以说他们就存放在福岛这个沿海的地方。

      目前我们中国也在大力地发展核电，虽然日本是第三代核电，中国是第四代核电，相对来讲安全性要高得很多。但是当年日本也说它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核电，同样出现这样的问题。实际上日本这个核的污染的问题，应该作为我们的镜鉴，值得我们去反思。

      当然作为记者，我们有很多不能言说的东西，有很多报道的禁区，我们是怎么去应对的呢？天津大爆炸这张照片大家可能知道，（获得了）今年的荷赛奖，包括一些国内的大奖。这是我第三天去拍的一张照片。

      我们《新京报》整个团队在第三天的时候接到上面的通知，要求必须全部撤离，不能够再进行追踪报道了。当时也是正好在“大阅兵”前夕，一切需要稳定。这个时候我的做法是什么呢？别人可以撤，我坚决留下。我可以不报道，但是我不能够停止记录，这是我的最基本的态度。

      《新京报》在这个过程中连续给我发了多个版的报道。这些报道受到上面的严厉批评，但是报社一方面写检讨，一方面在内部来表彰我，鼓励我的行为。所以说我做的这些报道它不是我个人的力量，是整个团队的力量在支撑着我。

      这个报道是在湖南桃源。它这儿有一个铝厂，是全球民企五百强，是湖南省排前几位的纳税大户。它造成的癌症村，还有大量的水污染、土壤污染、森林污染，没有人去触碰它。后来我就做了一周的调查，做出了这篇报道。

      这篇报道出来之后，这个企业的二把手给我打电话说：第一，你帮我把所有网上的稿子撤掉，因为网上的报道写的是癌症村，对他们刺激很大；第二，我是管钱的，我给你打电话没有第二个人知道。我说，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其实他不知道我一般带着两个手机，一个手机免提，一个手机录音。然后我说，你继续说。他跟我说多少钱都可以什么什么的，跟我讲了很多条件。

      第二天我就写了一篇手记发出来了。

      发出来之后他们恼羞成怒，通过他们的关系——有钱能使鬼推磨嘛——又找到上级主管部门给我写了二十条罪状，要求《新京报》道歉，要求把我清理出记者队伍，说我做假新闻。他们同时在官方微博、官方网站写文章攻击我，弄一大堆水军咒骂我。

      后来我们报社领导王跃春找到我，跟我说这个情况。我说，我手里有更厉害的证据，足以让对方的这个负责人入刑。她说，那我们再去做追踪报道吧。当时《焦点访谈》找到我，说想做这个追踪报道，我说，正好我手里边有非常详实的证据，跟我走吧。第二天我们就进入了现场，第三天我就做出了追踪报道。

      这个报道之后，当地的环保部要求他们做了24项整改，我还专门看了它那个24项整改的指标。然后，他们把所有的官方的网站、官方的微博污蔑我的内容全部撤下来了。这个事件也平静过渡了。

      有一个省的县委常委，他是和我多次交锋之后成为朋友的。他说，陈杰，你是个好人，你能不能改行。我说，为什么？他说，太危险了，你这个报道影响了我们一大批官员，这些人都想各种方法构陷你，我听到都胆战心惊。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声音。当时我做一篇报道的时候，接到了一个短信，他说，谢谢你救了我。我就打电话回去，他始终不接。后来春节的时候，他给我发了一个短信，他说他是谁，他说现在这个事情风平浪静了，我敢跟你说了，谢谢你。还有更多的像他这样的人，会在春节的时候还有平时不断地问我的状况，会给我寄咸菜，寄各样的东西。所以说我朋友特别多，这是我真正的动力，我一直觉得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最近大家知道的悬崖村这个事件。悬崖村在凉山彝族自治州，凉山是目前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中国要求凉山在2020年脱贫。全国两会的时候凉山州委书记当场表态，说2019年脱贫。凉山，用一个著名的学者的话说，“三十年前是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很多地方甚至还不如三十年以前。所以说用三年的时间解决三十年的问题是非常匪夷所思的。

      这个地方叫阿土勒尔村，彝族居民大概占百分之九十几。过去战乱的时候，他们在这个悬崖村上面一夫当关。

      这个悬崖村我是在一个更高的梯上拍的，向下那个楼梯的山层是中间的那一梯

      伸出来的。进入这个村的这条路上面有十七个天梯，也就是藤梯。有的是垂直的，最高的一百多米，村民和小孩都从这个地方上下。实际上入村有好几条路。其中，一条路只有三个月的枯水期才能够走，而且也非常艰难；有一条路可能要走七个小时；另外的一条路已经废弃了。这几条路死了很多人，包括这个天梯，近几年死了有十个人。我就特别想去看。后来我徒步五个半小时进入了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采访之后，我了解到这个村里面有十八个孩子在村下面的小学里读书。这个小学它的落差只有八百米，但是一般外面人进来得三到四个小时才能上得上去。小孩的体能非常好，一般用三个小时就可以，像猴子一样爬得特别快。

   这个男士叫陈古吉，小孩叫陈木黑，六岁。他每次接他儿子的时候要带着背包绳把他拴着，防止他滑倒。

      这就是他们走的路，脚下都是万丈深渊。

      这就是孩子背着沉重的书包在上学的路上。当我用无人机拍这个画面的时候，我当时就震惊了。

      后来我在我微博里说，希望我的这个照片能够打动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汇聚力量来改变这里的现状。

   我是5月14号拍的，5月24号发的。正好汪洋副总理在凉山考察，他看到这个事件之后，就跟州里面和省里面问这个事。结果他们哑口无言，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事，不知道这个现状。这么多年死了这么多人他们根本不知道。

   当天晚上，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找到了我，问，陈杰你要多少钱，帮我们做一个平抑舆情压力的稿子。后来那个中间人就把当官的说了一通，他说，你这是不可能的，只有如实地把你的解决方案拿出来。

   后来我电话采访了州委书记，采访了县委书记，第二天做了一篇追踪报道。州委书记表态要按照我的意见建一个带扶梯的道路。首先解决孩子上下安全问题；第二，让规划部门到这个地方设计一条道路，把四个悬崖村贯连到一起。实际上这里是四个悬崖村，有198个孩子在山上下来读书。这个学校在四个悬崖村里边是状况相对稍微好一点的。

   在这个报道之后，全国的媒体、公益组织，还有官员频繁地去造访这个地方。但是我没有去，我一向不相信政府的表态，我只相信行动。我每次打电话给地方官员的时候，问怎么样，路修了没。他说正在修、正在修。我问老百姓，修了没有，老百姓说没有啊。所以我更相信老百姓，当然我更相信自己的实地考察。

   5月31号，我带着报社四人的报道组，带了视频直播的报道组一起去了。我们第一天做了七小时的直播。从学校到天梯路，就看你们到底修了没有。什么地方断的，什么地方没有护栏的，所有的这种危险的地方我都把它记录下来，同时给出解决方案。

   在6月1号到6号，我们先后做了十个版，再次把这个事情推到风口浪尖。

   在这个过程中，四川省还几次想让我们停止这个报道，但是我们报社顶住了。我们的总编说了一段非常让我感动的话，她说，我们所有人欠孩子一条路，我们必须要做，再大的压力一定要让这条路能够通达。

   在6月6号，孩子们上学的那一天，我们所有的视频报道组准备直播孩子天梯上学的这个路，那将是非常震撼的。但是在我们到达悬崖边的时候，村干部接到电话，县里面要求孩子们不能走天梯，必须要绕道走。我就跟着他们去绕道走。绕了六个半小时，走的都是断桥、隧洞、泥石流，所以天梯这条路反而是最直接的一条路。孩子们走下来之后说，我再也不想走这条路了。家长说，我宁愿不让孩子上学也不愿意再绕道了。

   孩子一个个都累成这样。

   实际上，悬崖村只是整个凉山问题的冰山一角，它也是我现在所做的社会影像调查的其中的一个点，我将以悬崖村这个点来展开更多的对当地的调研。我们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寻找解决方案。我们所有的报道不是批评政府，是跟政府一起探讨，找到一个解决方案。大家都要诚实地面对现实的困境，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样的话才能够共同地推动这个社会的进步。

   作为这个职业的人，我最喜欢的是王尔德这句话：不服从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美德。它将成为我职业的一种最基本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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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慧萍 · 发表于 2018-8-7 13:20:06

【案例】做记者不仅难而且险：我的一次死里逃生的经历

杜峻晓  司马文晨  2017-08-07

作者：杜峻晓

那场噩梦过去虽然已经快五年了，但它仍如刀凿斧刻般伫留在我的记忆里，让我感到做记者不仅难，而且险！

△祸起一瞬间

上个世纪末，我在人民日报驻广西记者站当记者。

1999年12月6日，我和中央驻广西，以及广西当地新闻媒体的10多名记者，乘坐柳州铁路局的一辆依维柯，前往广西百色参加南昆铁路通车典礼。

那天，南宁下着小雨，气候舒适宜人。在北方，人们早就穿上冬装；在南宁，穿一件衬衫，再加一件薄夹克足矣！从记者站出来，我在街头小摊吃了一碗饺子，看看快到集合时间，急忙到宿舍拿了包，装上洗漱用具，拦了辆出租车，向集合地赶去。我赶到目的地时，距发车只有10分钟了。

应当说，这不符合我的生活习惯。平时，无论开会，还是参加任何采访活动，我到达的时间都比规定时间提前半小时以上。这天不知怎么了，我到得比平时晚。车上已经坐了不少新闻单位的同行，除了中国青年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认识外，别的几乎全是陌生面孔。依维柯左边的座位全都坐满了，只有刚进门右边的单人座空着。我把行李包塞在座子下面，就坐下了。

已经到点，车还没开的意思。问原因，柳州铁路局新闻科长严群力说，新华社广西分社的记者没有来，再等一下。

大约过了10多分钟，一位模样很好看的女记者匆匆赶来。上车后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堵车，来晚了。说着，就坐在与我隔一个过道的车左边第一排。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名字叫卿莎婷。

因为是同行，大家沟通起来很容易。不一会，车里就一片欢声笑语。

车开得飞快，因为我与严群力更熟些，就隔着卿莎婷不停与他说话。小卿挺乖，对严群力说，咱俩换个位子，你俩说话方便。没想到，这么一换，小卿走上了不归路，而严群力侥幸生还。

车过平果县，车上的人都昏昏欲睡，我却没有丝毫睡意。雨还在有一搭无一搭地下着，柏油路面有少许积水。就在一个慢拐弯，我看到对面飞一般地驶来辆大客车，大客车要超它前面的面包车，打了一把方向，冲我们的依维柯开过来。我不由惊呼：不好！“不”字尚未喊出，只听“咣”一声巨响，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现场惨不忍睹

当我从短暂的昏迷中醒来，只觉得脸上有凉丝丝的雨点落下，四周死一般寂静。睁眼看时，依维柯的车盖子已被揭开。严群力就倒在我脚下，而他左边的小卿却无了踪影。我感觉舌头有些痛，那是舌头与牙齿相撞的结果，可见两车碰撞的力度有多大。左腿骨更是痛得厉害，我怀疑是不是腿断了，因为我的左小腿是与前面的一个小铁栏杆猛撞的。

我试着往起站，还好，能站起来。回想刚刚发生的一幕，事情来得太突然，我左手扶着栏杆，当发现大事不好，想再用右手时，已来不及。更让我庆幸的是，我没有用右手拽着车上方的拉手，那样我的身体将会随着掀起的车盖四分五裂。

我从车的左边下去（车被揭开，已经用不上开车门了），看到小卿和广西人民广播电台的女记者都一动不动地伏在车下，电台女记者的腿骨被折断，白森森的骨茬子刺出来，令人不寒而栗。电台女记者身后坐的是中国新闻社广西分社的女记者，她穿一身黑西服，双手插在兜里，掀起的车盖正好卡在她的脖子上，一动不动。她死在了梦中。中国青年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两位记者从车后打下去，掉在积水的公路上，想呼救却发不出声音。

坐在我身后的工人日报女记者小庞发生车祸时也在睡觉，她的头碰在我座位背后的抓手上，眉骨上方破了，流着血。小庞曾跟我同在人民日报驻广西记者站工作过，和我比较熟，她撑开雨伞，紧紧地依偎在我的身旁，哆索着问道：“杜老师，死了几个？”我说，那三个女的好像都死了。两行清泪从小庞的眼中落下：“太惨忍了，我害怕！”小庞继而问我：“我是不是毁容了，我还没有结婚呢！”我仔细看了一下她的伤口，告诉她只是皮肉伤，不要紧。

我打开依维柯车门，看到我们的司机正满面淌血从昏迷中醒来，从驾驶员的座位上挪下来，再也动不了。我冲他嚷：“你开那么快干什么，死了那么多人，伤了那么多人，你知道吗？”他已经麻木了，没有任何反应。

我在车前方找到一个黑色手包，那是严群力的，两车相撞后从车内飞到车外。车里的钥匙杂物都散在地上，我收拾起来装进包里，放到车上。

过了没多久，广西武警文工团开过来一个大轿车，他们和我们去的是同一个地方。文工团员将车停在路边开始救人，伤者被陆续送往附近医院。

△难忘黄卫革

离开广西好几年了，当年与我打过交道的许多人的名字已经记不起来，但黄卫革这个名字我始终没能忘记。

记得当时小庞问我怎么办，我说回南宁。小庞说没车，我说拦一辆。我拽着小庞，穿着身染鲜血的衣服，像难民似地站在公路上。正好有一辆越野车驶过来，我伸了下手，车停下了。我说我是人民日报记者，想搭你们的车回南宁。车上那个人说，快上来！

在车上，那人告诉我，他是广西百色市市长，名叫黄卫革，要去南宁参加自治区召开的一个会议。他说他曾在平果县工作过，希望我和小庞到平果县医院检查一下，没有大问题再回南宁。

黄卫革拿出手机给平果县负责同志打电话，说有一辆记者采访车在路上遭遇车祸，有两名记者需要到平果县医院治疗，请县里安排一下。

我们直接赶到平果县医院，医院已经做好急救准备。几名医生分头给我和小庞作检查，医生让我捋开左裤腿，左小腿骨蹭掉一大块皮，鲜血洇红了秋裤。医生急忙给我消毒、上药，这时我才感到有点痛。我的右胳膊不知什么时候给碰破了，但无大碍。医生给小庞缝合眉骨上部的伤口，小庞像祥林嫂一样反复问，会不会留下伤疤。医生很婉转地回答，应该不会的。较为明显的疤痕还是在小庞的额上驻留了许久时间，小庞在很久一段时间都戴着眼镜，因为镜框正好可以将疤痕遮挡。但就在一年后与大客车司机打官司，需要小庞出庭作证时，小庞的疤痕奇迹般地消失了。那时我已调回北京人民日报社总部工作，她在电话那头道：“你说怪不怪？”

小庞说她头晕，医生留她住院治疗，怕有脑震荡之类的后患。我让小庞安心治疗，我回去后给她家里打电话。

我催促黄卫革赶快上路，黄卫革说不急，反正也晚了，吃了饭再走，县里已备好薄酒，我为压惊。

酒是茅台，饭菜的品种也很丰富，但我吃到嘴里却没有任何味道。发生这样的事情让我始终难以接受，我想，假如小卿不迟到会怎样，假如再晚走一会又会怎样，假如我坐在车左边又会怎样。我想了很多假如，想得脑子疼。

饭局总算结束了，我与黄卫革一起踏上回南宁的路途。天已黑下来，黄卫革不停地叮嘱司机，开慢点，别着急。他是担心我心里害怕，多细心的人！

△记者的责任

黄卫革将我送到人民日报驻广西记者站楼下，已是晚上10点多钟了。那时我没有手机，记者站无法与我取得联系，大家都在办公室里焦急地等待，而且准备派车到出事地点找我。我一进门，他们立即围上来问长问短，我简单讲述了一下事情经过，就说我得写稿，把今天发生的事故写篇稿子传回去。

我打开电脑，强抑着不平静的心情，在报社夜班截稿前将稿件传回报社。

12月8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刊发了我写的《广西境内发生车祸  三名记者因公殉职》一稿。稿件全文如下：

本报南宁12月7日电　记者杜峻晓报道：昨天下午2时，记者本人与中央驻桂和广西新闻单位的9名记者乘车赴革命老区百色地区采访南昆铁路纪念碑揭幕仪式。当车行到邕色公路思林路段时，从对面驶来的一辆大巴车因下雨路滑刹车不及，与记者所乘的依维柯猛撞在一起。

当记者清醒过来时，发现所乘车的车盖被掀走，3位女记者已因公殉职，她们是：新华社广西分社实习记者卿莎婷、广西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唐柳燕、中新社广西分社记者李小霞。另有4人受重伤、4人受轻伤。正在记者打电话与南宁联系的时候，一辆满载着武警战士的大客车驶了过来。武警战士立刻停车，

将受伤的中国青年报驻广西记者胡平、柳州铁路局新闻科严群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驻广西记者刘发丁以及受了重伤的司机抬到车上，送到田东县医院紧急抢救。这时，记者发现了仍躺在血泊中的工人日报女记者庞慧敏，忙将她抱下毁损严重的汽车。一辆三菱吉普车停在记者与庞慧敏面前，车上的人向记者

招手：“快上车，快上车！”记者上车后，才知道乘车者是百色市市长黄卫革。黄卫革对司机说，马上去平果县医院。车上，黄卫革市长急向平果县联系就诊事宜。当我们赶到时，抢救准备已经做好。昨晚10时40分，记者从有关方面得知，受重伤的中国青年报记者胡平已脱离危险，其余伤员正在救治中。

今天上午，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和铁道部领导到医院看望了受伤人员。据悉，发生事故的详细原因正在调查中。

接着，各大新闻媒体都相继播发了广西发生车祸，三名记者殉职的新闻。发生车祸的当晚，我几乎一夜都没睡好，耳畔经久不息地回荡着两车相撞时的那声巨响。天未亮，我就爬起来，对着镜子梳头时，从头皮里拔出几块玻璃渣子。此时才觉得浑身如同散了架子般地痛。

△亲情友情围绕着我

在平果县吃饭中间，我曾借黄卫革的手机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当我听到电话那头传来正在上小学的儿子发出一声“喂”后，我的喉头像塞了一团棉花，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儿子将电话交给妈妈，说爸爸好像在哭。妻子抓过电话，紧张地问发生了什么事。我把发生车祸的事情简单讲了一下，妻子问，你现在怎么样，我说问题不大。妻子长舒一口气，说那就好。她说，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不要再去想它，回去把身上的血衣换一换，不要的就扔掉。

12月8日，儿子坐公交车从学校回来，看到车上有人在看《北京晚报》，几个乘客正在议论广西发生车祸的事。儿子要借晚报一看，说那上面有我爸爸的名字。回到家里，儿子对妈妈说，爸爸没事，报纸上都登了，说“人民日报驻广西记者杜峻晓无大碍返回南宁”。妻子说要到南宁看我，我死活不让，她一人带个孩子，负担已经够重，怎能再让她经受奔波之苦呢？

过了几天，我的父亲从运城到太原开会，他在那里给我打来个电话，平静的话语里满含焦急。我告诉他，已经没事了，这几天恢复得很好。我父亲对着电话不住地说：“苍天有眼哪！我们家祖祖辈辈没做过亏心事！”

我的岳父是一位十四级干部，他每天都要细读人民日报，除去了解党的大政方针政策外，更主要的就是看我写了些什么新闻稿件。当他看到《广西境内发生车祸  三名记者因公殉职》一稿时，对我的二内弟说，广西出车祸，峻晓又有一篇稿子登出来。我二内弟告诉他，我姐夫就在车上。岳父马上跳起来说，那他不会有事吧，我要去南宁！二内弟说，有事就不会写稿子了。那几天，我岳父整天嚷嚷着要去南宁看我，家里人劝他，说我一人在南宁，他到南宁只会增添我的负担，老人家这才罢休。

车祸后的几天时间里，人民日报编委会、人民日报记者部、广西各市县以及兄弟记者站的慰问电陆续来到我的案头。亲情和友情像空气般围绕着我，使我感到满足和幸福。

△永不言悔

在人民日报做记者是一件辛苦的事，而做人民日报驻国内记者更是一件辛苦的事。在人民日报驻国内记者队伍中，有数十人忍受着与家人长期两地分居之苦。他们无法顾家，无法照顾孩子的学习和妻子的日常生活，他们用安排得满得不能再满的工作排遣痛苦与寂寞。他们以事业为重，以驻地为家，发回了大量鲜活而又“三贴近”的新闻稿件，为人民日报新闻事业做出巨大贡献。

广西车祸发生后，我才知道，驻国内曾有10多人都有与我类似的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但他们没有畏惧，没有退缩，依然兢兢业业工作在自己的岗位上。

2000年3月，我结束了在广西当驻站记者的生活，回到人民日报记者部担任办公室主任。这个岗位是为驻站记者服务的，当过驻站记者的我，更了解驻站记者的酸甜苦辣，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他们排忧解难。

2002年3月，我再次“出山”，到人民日报驻宁夏记者站当站长。也许广西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把宁夏说成广西。一次与宁夏日报负责人交谈，我说广西日报如何如何，对方不解地望着我，我忙说对不起，原来说惯了，还没改过来。

做记者久了，更加体会到做记者的难处；更让人不可预料的是，可能还有不少凶险在等着你。但是，既然已经选择了这个职业，不管前面有急流，有险滩，还是有万丈深渊，我都会勇敢地去面对，永不言悔！

作者介绍
杜峻晓（1958～2013.08.23），男，山西万荣人，1982年毕业于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共党员，人民日报社陕西分社原社长。曾任人民日报驻宁夏记者站站长、党支部书记，中央驻宁夏新闻工作者联合会主席，宁夏回族自治区记者协会副主席等职。2013年8月23日凌晨1时25分，杜峻晓同志因病逝世，享年55岁。本文选自2004年第五届记者节作品，杜峻晓时任《人民日报》驻宁夏记者站站长。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fFjriTZ6BdVEnNueRFb_dQ

admin · 发表于 2018-8-9 15:22:21

【案例】

编辑：杨琦钜

admin · 发表于 2018-8-11 17:37:18

【案例】
台长去哪了？

来源：传媒内参-传媒独家

文/小叔

闫爱华从公众视野消失整整两年了，随着《猎毒人》的收官，作为出品人兼发行人的他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对象。

2016年7月，山东广播电视台副台长、山东卫视总监闫爱华辞职，这个曾说服莫言获《红高粱》影视改编权的卫视掌门人，先后策划制作了《红高粱》《大刀记》《石敢当》《继父回家》《搭错车》《三妹》等多部热播电视剧。

闫爱华离开体制后，先是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任教，后又出任文体上市公司当代明诚的总经理，并负责影视板块的一个创业平台。事物总是朝着相反的方向演变，如果说一切的沉积都是厚积薄发，那么一切的爆发都是沉积后的必然，消失整整两年的闫爱华再次回归便是佐证。

近年来，省级广播电视台台长、副台长辞职的消息屡见报端。笔者统计发现，自2014年以来，先后至少有9位台长、副台长离开了体制，其中以湖南和上海相对频繁。通过梳理我们发现，这些离职的台长们基本上有三类去向：一是大学教书，二是自主创业，三是投入资本市场。

由业界转入学界一直是不少媒体操盘手的去向。比如现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米博华曾担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现任暨南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范以锦曾担任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社长，现任华中师大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江作苏，曾担任湖北日报传媒集团董事长。

2014年12月，据媒体报道，云南广播电视台常务副台长、云南电视台原台长赵树清已办理完调离手续。公开报道显示，赵树清在2008年6月获聘云南电视台台长。此前，他的身份是中央电视台海外中心编辑部主任。此后，赵树清以中国传媒大学互联网信息研究院院长公开亮相。在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赵树清曾表示，互联网创新精神的复合型人才是未来目标。

无独有偶，2016年7月13日，央广人事部工作人员确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王晓晖从央广离职。彼时，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IP（即知识产权）跨界传播研究中心宣告成立，当时亦有消息称，王晓晖出任该中心主任。

闫爱华也曾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兼职研究生导师。公开资料显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兼职导师聘任仪式举行，山东广播电视台原副台长闫爱华代表兼职导师发言。闫爱华在发言时指出，职业新闻人的价值就是探寻真相并对社会现象加以专业的审视。

张大钟

相对于任教，离职的台长们大多投入市场的浪潮。2015年9月，阿里体育集团在上海成立，曾担任上海广播电视台副台长的张大钟出任阿里体育CEO。2017年阿里巴巴18周年大庆时，张大钟曾表示，阿里体育的布局策略似乎变得更加有迹可循，也依旧不改初心。没有砸钱买版权，依旧是专注于年轻人的运动。

2016年1月，湖南广电副台长王平离职，不久即加盟合一集团，担任优酷土豆高级副总裁，全面负责综艺娱乐版块。王平曾主控《火星情报局》，并与老东家湖南卫视在多档网综等头部节目展开深度合作。不过加盟优酷不到一年，王平被曝请辞优酷高级副总裁一职。

2016年7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王晓晖，辞职申请被批准。一个月后，王晓晖出任爱奇艺首席内容官。王晓晖在多个公开场合对爱奇艺的网络文学、爆款综艺、技术创新、内容排播和体育发表诸多见解。他认为，娱乐要有走心的价值观、要塑造有趣的灵魂，爱奇艺坚持引领年轻用户价值观，发力二次元、拥抱00后。

不难看出，上述三位投身互联网浪潮的台长们正处在互联网行业用人的关键时期。比如，张大钟加盟阿里体育的2015年，阿里体育才刚刚成立；王平2016年加入优酷距阿里收购优酷土豆不到半年时间；王晓晖加盟爱奇艺的2016年，互联网圈正兴起私有化的浪潮，爱奇艺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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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8-11 17:36 上传

杨文红

相对于大学任教和投身市场，副台长离职创业的案例，笔者目前仅发现一例。2015年8月，曾任上海电视台副台长的杨文红离职，成立电视内容制作公司兴格传媒。兴格传媒先后获得3.3亿元A轮融资和5亿元B轮融资，公众熟悉的《上海女子图鉴》正是由上海兴格传媒制作。兴格传媒还曾参与策划王菲上海演唱会、陈奕迅和陈伟霆演唱会的部分全国巡演。

在传统媒体转型关口，随着媒介变迁诱发了媒体人的离职潮。不难看出，这些离职的台长们也都处在媒体转型的关口，他们经历过传统媒体的黄金年代，在体制内就颇具创新意识，操盘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作品。

王晓晖

比如，王晓晖曾组织实施了全国广播第一个制播分离试点——央广第三套节目音乐之声的制播分离工作以及央广从台网互动到台网一体的新媒体转型；山东卫视制作出品的电视剧《红高粱》，闫爱华在电视剧的整个筹备制作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穿线作用；从湖南广电离职的聂玫曾担任湖南快乐阳光互动娱乐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主管湖南广电新媒体业务芒果TV。

相对于其他传统媒体人离职，台长离职影响更大，部分离职相当长一段时间后外界才得知其去向，部分依旧去向难觅。比如，2016年7月，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台长席伟航已经辞职，直到今年5月，席伟航才加入携程，任携程集团副总裁、首席政府事务官；曾任湖北广播电视台台长的王茂亮，在《贵州日报》的公开报道中，外界才得知其已担任宝能集团高级副总裁、宝能文旅集团董事长；而从湖南广电离职后的聂玫和从优酷离职的王平，我们依旧不知其去向。

而对于离职的原因，离职的台长们透露也相对较少。

闫爱华曾表示，“我在体制内工作20多年，大多数时间在频道一线工作，随着竞争压力越来越大，感觉自己身体状况越来越难以支撑，就想离开一段时间。”

杨文红则透露称，不是这些行业内的人或者体制本身出现了问题，核心的问题是随着观众消费形式的变化，载体本身变得不再是内容消费的中心，这才是本质问题。作为一个做内容的人，我不断感受到内心的呼唤，必须要去市场上去内容消费的中心感受创作的变化。王平从优酷离职的对内口径则是“ 想多陪伴家人”。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LPEogupeIMb-SlIYPQiNCQ

编辑：杨琦钜

admin · 发表于 2018-8-12 09:48:13

【案例】“留守调查记者”刘向南：既不暴虎冯河，也不气馁

2018年刘向南在香港诚品书店

刘向南

界面新闻任高级记者，居北京。

2001年入行，先是在广州的《南风窗》杂志社做记者，之后在《中国新闻周刊》、《凤凰周刊》、《瞭望东方周刊》、《经济观察报》、《中国经营报》等媒体工作。2016年初入界面新闻工作至今。

代表新闻作品有《都江堰“世遗”核心区建成无牌电站》、《吃空饷15年，山西女商人变身副县长》、《青年王立军》、《对话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复盘张扣扣杀人大案》等。

新闻机构界面近日公布了一个巨奖通知，有4位记者获得10万元的报道奖。这一消息刷爆了媒体界的朋友圈。

正中书院院长谷正中第一时间采访了其中一位有过17年调查记者经验的获奖者刘向南先生。近五年来，著名的调查记者纷纷离开了媒体，而刘向南是一位坚实的“留守”者。在接受院长采访时，他透露了自己近十七来的心历路程。

◎发一笔两笔奖金也富不起来。做了有利于公共利益的事的人真正被尊重，这才是最重要的。

◎“调查记者”的鲜明标签是“揭黑”、“扒粪”，张志安教授之前发表的文章中公布的这个175的数字，在我看来，在当前，只会更少，而不会再多。

◎做了10年乃至15年以上仍会到新闻一线采访的，几乎用几根指头就能数得过来。我要坚持写下去，写出那个令自己感到满意的好作品。

◎越困难越需要坚持。“行当所行，既不暴虎冯河，也不气馁。”这短短的一句话，我非常受用。行当所行，这就够了。

◎国内新闻圈我最敬重的前辈是杨继绳老师。因为他写出了传世之作。向他学习！

谷正中：能不能细述一下界面用10万元对你奖励的相关细节？

刘向南：这个是去年年会上公司管理高层公布过的一个决定。当时为激励记者多出好稿件，决定设立董事长特别奖，全公司奖池中专设1000万元，用于奖励写出有影响力的好报道的记者。这个是第一期，算是2018年上半年的一个评选。8月8号下午才在编辑部内部公布，结果公司内部邮件外泄，8月9日被媒体圈刷屏。本来公司内部是不想把细节公开的，没想到还是把具体内容流了出去，这是一个意外情况。所以对于更多的细节我也不方便多讲。（小编注：详情见附件）

谷正中：据说公司给你的奖励是因为春节期间的张扣扣杀人案报道。你在手记里透露了这组报道出炉的过程。能不能透露在网上流传手记中没有透露过的一些细节？

刘向南：对的。我在完成张扣扣杀人案的所有报道后，写过一篇记者手记，题目叫《张扣扣杀人案采访手记：真相永无尽止，真相永远在路上》，这个在网上可以搜到。在写这个手记之前，我很少写采访手记。写这个手记，主要是因为我的第一篇报道，也就是2月20日刊发在界面新闻上的《知情人讲述：我所知道的张扣扣杀人案》，既被刷屏，也形成非常大的争议。我在争议中坚持完成了所有采访。面对争论，我一直都想说一些话，在还没有完成最终的报道的情况下，一直隐忍着不发声，后来报道完成了，刊发了，也就是刊发了后来的又一篇调查稿《复盘张扣扣杀人大案》，这个也能在网上搜得到，这个时候我才决定写一篇张扣扣案的采访手记，即对网上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发出我这个方面的声音，也把采访这个案件的过程以及心路历程告诉公众，也可以让公众在另一个侧面对张扣扣一案有更多的了解。后来手记发出后，效果还是很好的。张扣扣杀人一案应该很快就有判决结果，我希望无论是对张家还是王家，在司法层面，都能做出公正处理。

刘向南在四川都江堰采访“黑电站”事件

谷正中：10万元奖励一篇报道，在中国的确是一个新闻。获奖后你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打心底说，这个奖励对你、对中国新闻界意味着什么？

刘向南：一不小心“被网红”，朋友们纷纷给我私信消息，问我关于获这个奖的问题，也说你也不发表一些自己的想法吗。后来我说过两次关于获奖的看法。我说：“真的要感谢我司的这种激励方式，当然不是奖金多少的问题，重要的是它以此搅动了新闻圈沉寂已久的‘一潭死水’，表达了对记者以及他下了功夫的新闻报道的尊重。让一个记者带着尊严行走在路上，迈出的脚步一定会更有力。”后来有人针对我司给同事们颁发这个奖项的事情，写了一篇公号文，叫《就得让一部分好记者先富起来》。针对这个文章，我说过：“这个观点我赞同。当然，绝不完全是钱的问题，发一笔两笔奖金也富不起来。做了有利于公共利益的事的人真正被尊重，这才是最重要的。”

打心底讲，能与多位同事一起获得这个10万元奖项，对我本人是一个很大的激励，我仍然要说，不是奖金多少的问题，是你的工作得到了肯定，当然它首先是在公司层面得到了肯定，而随着颁奖一事在整个新闻圈形成的影响与后续效应，我与同事们的工作也在更大的范围得到了肯定。这真的是一个极大的激励。我想，这是一针强心剂，我的其他获奖的同事也应该是一样，都会把它作为再出发的起点，争取在接下来做出更好的报道。

我司颁奖一事，绝对是2018年国内新闻界里的一桩有正向意义的大事情，它会让同行们看到，写出好的新闻作品，是会被肯定的，是会受到尊重的。希望它能给新闻圈提一下神，大家都振奋精神，做出好报道，服务社会。

2005年在广州从事新闻工作的刘向南

谷正中：张志安教授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现在缺乏调查记者,目前全国调查记者不超过175个。你是1/175。从工作压力、收入、社会认可度等维度，以自身为例，透露一下中国调查记者现在真实状态？

刘向南：最近几个月，关于中国调查记者从业现状的讨论又多了起来，我也在多个场合发表过我个人的看法，并专门写过一篇公号文章谈这个事情。

首先要讲的是，对于“调查记者”的定义。我个人的看法是，调查记者的核心特征应该是以走访调查为手段揭露侵犯公共利益的相关事件背后刻意被隐藏的真相。尽管任何类别的报道都应该进行踏实的走访调查，但“调查记者”仍旧不同于其他深度报道记者或特稿写作者。“调查记者”的鲜明标签是“揭黑”、“扒粪”，进行舆论监督，特别是监督公权力。

如果对照上述定义的话，可以说，国内很多被认为是调查记者或者自认为是调查记者的同行，其实并不是调查记者。张志安教授之前发表的文章中公布的这个175的数字，在我看来，在当前，只会更少，而不会再多。

最近几年，调查记者迅速流失是事实，很多人都转行做其他事情去了。之所以会如此，最大的困境当然是来自于从业环境的日益逼仄，很多人认为自己写不了自己想写的报道，感到灰心丧气；另外，也会有普遍浮躁、功利化的社会风气因素使然。高房价等沉重的生活成本也迫使一部分调查记者不得不选择更为赚钱的行业。调查记者注定是踽踽独行者。

刘向南微信近照

谷正中：事实上，你获得10万巨奖的报道已经404了，当年我编辑过你的那篇采访十分扎实的《青年王立军》也404。现实如此骨干，是什么信念让你没有离开调查记者这个行业？

刘向南：我是从2001年开始做记者的，到现在已经是第17年了。现在国内新闻圈的一个生态是，新闻从业者都是以90后、80后为主，做了10年乃至15年以上仍会到新闻一线采访的，几乎用几根指头就能数得过来。

但我还是坚持要做一线记者。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为什么？我的答案都是：我认为我还没有写出令自己感到真正满意的好作品。我要坚持写下去，写出那个令自己感到满意的好作品。

如果历数过往17年写过的东西，也得有几百万字了吧。但是能让自己稍感满意并值得对外一说的报道，也不过屈屈三两件而已。一个是，2011年我在《经济观察报》任职时写的过于山西文水县女副县长王辉吃空饷的报道，这篇报道刊发后，取得了良好的舆论监督效果，王辉很快被免职，它也多少推动了国家层面对吃空饷问题的重视。另一个，是2015年刊发在《中国经营报》的关于都江堰世遗核心区建黑电站的调查报道，这个报道同样达至很好的监督效果，当时做这个报道时，我就讲过：我希望最后的处理结果是把这个黑电站“炸掉”，后来这个电站不是被“炸掉”，而是被彻底“推平”，它发生在报道刊发三年后，也就是今年的7月份。这中间有一个博弈过程。对这个最后的结果我很满意。

再一个令我稍感满意的报道，就是关于张扣扣杀人案的这一组了。在同行们采写的多篇报道中，它应该是最深入最全面呈现了这个案件事实的报道。

我相信新闻报道的社会价值。所以我还要写下去。争取能写出更令自己满意且对社会更有益的报道。

谷正中：也就是说，你想一辈子从事调查记者这个行业。如果这个行业的空间没有了，你会如何坚持？

刘向南：能说一辈子，但我相信会很长久，一定会很长久。我相信无论如何，做这件工作的空间不会完全消失。困难是有的，越困难越需要坚持。前一段时间一位令我尊敬的新闻前辈曾寄语我说：“行当所行，既不暴虎冯河，也不气馁。”这短短的一句话，我非常受用。行当所行，这就够了。

谷正中：能透露一下，最近在做什么题材的调查？

刘向南：这个就不谈了。

谷正中：问一个很俗的问题，你职业的偶像是谁？

刘向南：国内新闻圈我最敬重的前辈是杨继绳老师。因为他写出了传世之作。向他学习！

附：界面新闻第一期董事长特别奖获奖名单（此名单不含蓝鲸、财联社获奖名单）

　　2018年7月12日，界面·财联社董事长特别奖评审委员会在委员会主任何力的召集下，根据《董事长特别奖评选方案》，经过充分讨论，评选出了2018年第一期董事长特别奖获奖作品。

　　在本次评选过程中，评审委员会以奖励头部内容为基本出发点。在当前形势下，本次评选以提升界面·财联社行业影响力为主要标准，包括全网影响力、在特定行业和领域的影响力等，同时也充分考虑各平台的实际风格、特点。本次评选不惟数量，不凑数量，不固定比例，不撒胡椒面，只奖励真正能够为界面·财联社带来重大影响力的稿件。

界面·财联社董事长特别奖评审委员会

2018年7月13日

　　情况说明：

　　1，奖金会随当月工资发放，并合并计税。涉及多人协作稿件会按总监和分管编委根据每个人的贡献提交的分配方案进行分配。考虑到编辑对选题和稿件的贡献，多数稿件的奖金也会在记者和编辑之间做分配，具体分配方案由总监和分管编委根据对实际贡献的判断做出。

　　2，对于10万档的稿件的记者，界面·财联社市场部会对每个人进行采访并制作小视频，在北京上海两地办公室大屏幕播放。

　　3，界面·财联社包括界面新闻、蓝鲸财经和财联社三个平台全部获奖名单，会在北京上海两地办公室大屏幕公示播放。

　　获奖名单：

　　界面新闻第一期董事长特别奖

　　10万元刘向南《【独家】知情人讲述：我所知道的张扣扣杀人案》《复盘张扣扣杀人案》（已下线）编辑：王强

　　业界第一家详细调查张扣扣杀人案的文章，记者大年初二即奔赴案发地，经常长时间调查，采访详实，细节充分，后来官方的案情公布也印证了调查的准确性。稿件扭转了当时的社会舆论，有全网刷屏效果，也是界面官方微信公号2018年第一个10万+。

　　http://www.jiemian.com/article/1948579.html

　　10万元梁宙鸿茅药酒系列调查编辑：王强刘海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