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edirch Kittler）
转自九月虺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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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的张建华兄反复给我推荐了这个德国人，说在当今的德国思想界，基特勒占有一席之地，其地位不亚于我之前所关心过的彼得·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后来上网一查才知道，这位被建华兄所推崇的基特勒，刚刚在去年仙逝（2011年10月18日），在基特勒即将逝世一周年之际，我根据我所查阅的资料，将基特勒的大致情况介绍一下。
基特勒是当代德国最富争议，也最重要的原创性的传媒思想家之一。他的著作，远离了浓厚的德国式的文学背景（基特勒起初的职业就是语文学家），并致力于将技术、话语和权力等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理论思考，他的作品对过去三十年来的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与麦克卢汉不同（麦克卢汉的起家经历也是语文学），基特勒的理论并非人类学的认识论——他不会赞同麦克卢汉所宣称的媒介是人的延伸，相反，基特勒的理论是带有浓厚福柯式的考古学色彩的作品，同时也不像福柯仅仅将自己的研究局限在印刷媒介当中。
对于基特勒的作品，既有狂热的追求者，也有刻薄的批判者。对于他作品的反映，部分是由于他自己那特殊的学术风格，也就是说，他从来不避讳任何政论性的话题。基特勒早前所激发出来的那些话题，都是为了克服传统文学批评中的一些缺陷，如对意义生产 过程中的技术的冲击的忽视。这种缺乏反思尤其体现在“解释的艺术”当中（尤其是，当这种“艺术”将解释学作为其方法）。相反，基特勒的著作——受到香农（Shannon）的传播理论，拉康的精神分析以及其对语言的分析，还有福柯的人文考古学等的强烈影响——逐渐转向凸出技术性的设置（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何以对文化、社会和政治环境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
折中主义的德国后结构主义哲学家和传媒理论家弗里德里希·基特勒逝世于68岁，他曾写道：“我们都是小机械（gadgets）的主体，也是机械数据过程的工具。”对此，他十分严肃。在他的著作《留声机、电影、打字机》（Gramophone, Film, Typewriter (1986)）中，他提出：“那些早先看起来无害的机械有能力进行存储，因此，可以分离在信息的技术化中引出的声音、视像和书写。”
晚近的技术——尤其是互联网——进一步加强了技术对我们的统治的趋势。基特勒在2006年的一次访谈中谈到互联网几乎不能用来增进人们之间的交流：“互联网的发展，让人类成为对互联网技术的反映……毕竟，这是让我们去适应机器。而不是机器去适应我们。”
基特勒又是被誉为“数字时代的德里达”，这样，他看到了人们害怕被它们自己的工具所废除。《留声机、电影、打字机》写作与科幻小说的幻想风行的时代，那个时代有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1984））和当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合成人宣言》（A Cyborg Manifesto(1985)），而阿诺德·施瓦辛格的《惩罚者》第一集也在那时上映了，施瓦辛格扮演的是一个来自于未来的机器人回来摧毁人类。基特勒的观点并不是说机器会灭绝我们，相反，是告诫我们，我们处于认为我们自己是技术维度的主人的巨大骗局之中。
黑格尔曾说过，历史的进步的顶峰时人类获得绝对知识和绝对自由。基特勒转而说，哲学是其顶峰。基特勒的传记作者温托普-杨格认为基特勒的研究所探索的“并不是人类自由的胜利的时刻，而是我们不再执着于我们自己趣味的虚荣的快乐，而这种快乐所赋予人类的地位是错误的。”
《留声机、电影、打字机》对此十分义愤：“传媒决定了我们的状况。”基特勒还写道：“人们所能留下的就是传媒所能存储和传播的东西。”基特勒将矛头指向加拿大传媒思想家麦克卢汉，因为麦克卢汉将媒介看成是人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延伸，他对此反对说：“媒介并非是人类延伸的假肢，它的扩张逻辑是这样，这让我们和书写史都远远地落在它的后面。”
对于基特勒而言，扩张逻辑可以从军事上的革新来理解。例如，他很关注阿兰·图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纳粹军队中的那些实验，而这些实验加速了计算机的发展。基特勒认为技术改变了战争的本质：“这变得越来越明显，真正的战争并不是人们为他们的祖国而战，而是不同的媒介、不同的信息技术、不同的数据流之间的战争。”
基特勒如此关心军事上的革新，或许部分因为他是一个诞生于战争中的孩子，而他正好出生在纳粹军队在斯大林格勒战败的那一天。他出生于萨克森州的罗赫利茨，他早年的记忆就是从远处观看德累斯顿的大火（1945年2月由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陆军航空队联合发动的针对德国东部城市德累斯顿的大规模空袭造成德累斯顿陷入火海）。他也记得，他的妈妈多次带他去巴尔迪克岛参观希特勒研制的V2火箭。“那个地方和那些火箭所吸引我的”，他曾在一次提到，“就是没有人对他们说过一句话。为了不被发现，在这么一个充满着浪漫和诗意色彩的小岛上，展现了德国军事工业的特别成就的痕迹到处都是。”
他的父母于1958年离开了东德，这让基特勒得到了德国最好的大学教育。“这个经历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我是大学里一个聪明伶俐的学生，而这在某种程度上让我同其他朋友隔绝开来。”从1963年到1972年，他在弗赖堡的阿尔伯特·路德维希大学学习了德国文学，浪漫语文学和哲学。而马丁·海德格尔这位有着纳粹官方背景的哲学家就是这所大学的前校长，而他的影响在这所大学里无处不在。基特勒的博士论文就是写作的论德国诗人康拉德·费迪南德·梅耶尔（Conrad Ferdinand Meyer），这篇论文也没有越过海德格尔荫蔽。他从海德格尔那里习得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处在被技术腐蚀的风险之中。
在弗赖堡，他是第一个对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想家拉康和福柯表示赞赏的德国知识分子。和福柯一样，基特勒通过所谓的话语分析来对当今进行诊断——挖掘出人类实践的根本结构。在它的《话语网络 1800-1900》（Discourse Networks 1800/1900 (1985)）一书中，基特勒超越了福柯。对他而言，福柯所关注的是话语的生产，而不是话语的接收渠道。基特勒试图弥补福柯的这一缺陷。
但什么是话语网络？基特勒这样来界定：“技术和制度的网络，这让一个既定的文化进行选择、储存和推进相关数据。”因此，话语网络是一种制度化权力和选择的话语。其德语的原词是Aufschreibesysteme，这个与弗洛伊德所分析过的德国的丹尼尔·施雷伯（Daniel Schreber）法官有关，这个法官在1903年患上了精神病，并成为弗洛伊德书中的一个案例，而此后的德勒兹和迦塔利在他们《反俄狄浦斯》中又把这位法官拉出来大书特书。而在《话语网络 1800-1900》，是在一次大学的讲座中所激发出来的观念，即“疯子（如施雷伯）试图暗示说，在安全场所中他所说所做的一切都会马上被写来或者记录下来，没有人可以避免让其被记录下来，有时是从好的角度，有时是从坏的角度来记录。”基特勒开玩笑说，对于一个德国知识分子，通过记录一个疯子的文本来获得职位再正常不过了。
和福柯以及其他的一些媒介理论家如鲍德里亚、保罗·维希留不同，基特勒纵横于物理学、工程学、光学、光纤科学、甚至书写计算机编码——这些显然让他比同时代人具有对媒介更好的洞见。
在访谈中，基特勒自己显得是一个害羞且不善社交的人——他喜欢维持那种个体的生活，仅仅去面对他自己的作品。我们知道，他结过婚，例如，他在谈及它对拉康的兴趣时，他说他的老婆“在专业上对弗洛伊德保持忠诚。”这是他的第一个妻子，艾丽卡·基特勒，他与她在一起度过了一段时光，之后便离婚了。
作品列表：
1977: Der Traum und die Rede. Eine Analyse der Kommunikationssituation Conrad Ferdinand Meyers. Bern
1979: Dichtung als Sozialisationsspiel. Studien zu Goethe und Gottfried Keller (mit Gerhard Kaiser). Göttingen
1980: (Hrsg.): Austreibung des Geistes aus dem Geisteswissenschaften. Programme des Poststrukturalismus, Schöningh, Paderborn, Wien, Zürich 1980 (Einleitung; PDF; 698 kB)
1985: Aufschreibesysteme 1800/1900. Wilhelm Fink, München. ISBN 3-7705-2881-6 (engl. Ausgabe: Discourse Networks 1800 / 1900, with a foreword by David E. Wellbery. Stanford 1990)
1985: Diskursanalyse – Ein Erdbeben in Chili und Preußen. In: David Wellbery (Hrsg.), Positionen der Literaturwissenschaft, München.
1986: Grammophon Film Typewriter. Brinkmann & Bose, Berlin. (engl. Ausgabe: Gramophone Film Typewriter, Stanford 1999).
1989: Philosophien der neuen Technologie (mit Jean Baudrillard, Hannes Böhringer, Vilém Flusser, Heinz von Foerster). Merve, Berlin.
1990: Die Nacht der Substanz. Benteli, Bern.
1991: Dichter, Mutter, Kind. Wilhelm Fink, München.
1993: Draculas Vermächtnis: Technische Schriften. Reclam, Leipzig (Essays zu den „Effekten der Sprengung des Schriftmonopols“, zu den Analogmedien Schallplatte, Film und Radio sowie „technische Schriften, die numerisch oder algebraisch verfasst sind“).
1997: Literature, Media, Information Systems: Essays (Hrsg. von John Johnston). Amsterdam
1998: Hardware – Das unbekannte Wesen
1998: Zur Theoriegeschichte von Information Warfare
1999: Hebbels Einbildungskraft: die dunkle Natur. Peter Lang, Frankfurt
2000: Eine Kulturgeschichte der Kulturwissenschaft. Wilhelm Fink, München.
2000: Nietzsche – Politik des Eigennamens: wie man abschafft, wovon man spricht (mit Jacques Derrida). Merve, Berlin.
2001: Vom Griechenland (mit Cornelia Vismann; Internationaler Merve Diskurs Bd.240). Merve, Berlin.
2002: Optische Medien. Merve, Berlin.
2002: Zwischen Rauschen und Offenbarung. Zur Kultur- und Mediengeschichte der Stimme (als Hrsg.). Akademie, Berlin
2004: Unsterbliche. Nachrufe, Erinnerungen, Geistergespräche. Wilhelm Fink, Paderborn.
2005: Musen, Nymphen und Sirenen. Audio-CD. supposé, Köln.
2006: Musik und Mathematik I. Hellas 1: Aphrodite. Wilhelm Fink, Paderborn.
2007: Reflexion und Abbild. Shigeru Ban, Olafur Eliasson, Peter Geimer und Friedrich Kittler. gta Verlag, Zürich.
2008: Kunst des Schreibens. Leo Strauss, Alexandre Kojève, Friedrich Kittler. Merve, Berlin.
2009: Musik und Mathematik I. Hellas 2: Eros. Wilhelm Fink, Paderborn.
2010: Die letzten Tage der Ceausescus. Dokumente, Materialien, Theorie. (mit Milo Rau, Heinz Bude, Ion Iliescu, Thomas Kunze, Andrei Ujica). Verbrecher Verlag, Berlin.
2011: Das Nahen der Götter vorbereiten. Wilhelm Fink, Paderborn.
来源：个人图书馆
链接：http://www.360doc6.net/wxarticlenew/1107274863.html
编辑：李梦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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