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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红色报史｜党报：抗战中的号角与旗帜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高度重视宣传工作，战争时期，对思想舆论阵地的争夺，其意义绝不亚于战斗歼敌、攻城掠地。从中共创建到新中国成立，党的宣传事业不断发展壮大，为中国革命的成功作出了难以替代、不可估量的重要贡献。这当中，党的报刊事业居功至伟。
据不完全统计，从中共诞生前期到新中国成立的约30年间，由早期共产主义者和后来中共各级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机关、部队、团体、个人所创办的各种报刊，总计不下4500余种。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在难以想象的困难条件下，党的报刊坚持出版，在根据地、国统区、沦陷区直至海外，到处都有、始终都有党的喉舌和声音，重重迷雾里，战火硝烟中，它们像针砭时弊的药石，像指引方向的明灯，像激励斗志的号角，在中国新闻史上写下了富有传奇色彩的厚重一页。
战火中走出的“中国第一大报”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挺进敌后，建立起多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武装抗击、牵制侵略者的同时，数以百计的抗战报刊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如雨后春笋般创办起来，在中共创立的首个敌后抗日根据地——由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委的晋察冀军区，1937年12月11日，《抗敌报》在河北阜平县城文娴街应运而生，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创刊最早的大区党报”。
《抗敌报》创刊时由晋察冀军区主办，军区政治部主任、被毛泽东誉为“党内一支笔，红军书法家”的舒同兼报社主任(即社长)，著名摄影家沙飞任副主任，主持工作。从部队抽调的两名战士加上两名技工、两台石印机、一把裁纸弯刀组成了“政治部石印组”，负责印刷《抗敌报》。
初期限于困难条件，只能出版石印三日刊，四开毛边纸单面印刷两个版，发行1000份左右，靠军邮和地方抗日动员委员会沿各村转送。从1938年1月20日第12期起改为新闻纸，扩成四版，内容丰富，文字通俗，有社论、通讯、专刊、漫画等多种形式，使敌后的读者耳目一新。
1938年3月沙飞调离报社，参加过长征的越南人洪水接任副主任，编辑队伍也壮大起来，发行量很快突破了2000份。
1938年4月，《抗敌报》从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划出，成为中共晋察冀区党委机关报，邓拓任主任。邓拓党性甚强，对党报的性质、作用有着十分深刻的认识。
聂荣臻十分注重通过邓拓的工作主持尤其是社论的撰写、刊发来反映边区党的工作要求，突出工作重心。1979年聂荣臻回忆当时的邓拓时曾说：“重要的社论起草后，哪怕深更半夜，他也单身匹马赶到我的驻地，让我过目，共同研究定稿。”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和残酷的斗争环境中，《抗敌报》经受住了种种严峻的考验，无论是正在石印机上印刷的报纸被日机投弹炸毁，还是马驮人扛翻山越岭地转移，它始终将党的声音传向边区内外，传到民众中间。敌人千方百计剿杀《抗敌报》不能得逞，气急败坏，竟然盗用《抗敌报》的报头编排、印制假《抗敌报》企图扰乱视听，自然也是难以得逞，徒留笑柄而已。
1938年8月，《抗敌报》自第63期起改为铅印，三日刊改为隔日刊，发行量大增。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成立，《抗敌报》改为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
1940年11月7日，创办近三年的《抗敌报》改名为《晋察冀日报》，由隔日刊改为日刊，四开四版，即国际版、国内版、边区版、副刊，集毛泽东的字拼成报头。报纸改为日报后，社主任改称社长，邓拓继续任社长。下设编辑通讯部、材料供给部、出版发行部、电务队等，全社人员增至300人，到冬季进一步扩充到500人，报纸发行量达2.1万份。
党报结构的调整、健全、壮大，报纸内容质量的提高，发行量的大幅增加，都是空前的。
新的日报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指导边区多方面工作上呈现出了振奋人心的新气象，突出地表现在增加言论上。新日报在一年内关于对敌斗争、根据地建设等方面的社论就发表了278篇，比改版前的一年多发107篇，党报的指导性明显加强。
在日军重重封锁并常常“扫荡”的晋察冀北岳山区，坚持出版铅印日报，这在中国共产党敌后新闻事业上是一个创举，也是一个壮举。“我们既是新闻战士，又是游击战士。不光宣传游击战，还得学会游击战。”这是当时的编辑记者们始终牢记和贯彻的方针。为了适应游击办报，晋察冀日报的工作人员将铅字、字架、石印机等进行了多次轻便化改造，全部设备可用八匹骡子拉走，“八匹骡子办报”是中国新闻史上的一段佳话，也是世界新闻史上少有的奇迹。
1941年至1943年，是晋察冀日报在敌后出版最困难的时期。在敌人野蛮、疯狂的“扫荡”“清剿”“蚕食”和封锁中，报社的员工们一手拿笔一手拿枪，在不断的转移、隐蔽、突围中，抓住任何可能争取的时间坚持出报。1943年9月21日，在两路敌军进至离阜平县马兰村的报社仅20公里的危急情况下，邓拓等报社领导带领编辑和工人快马加鞭赶印出800张报纸，发行员随印随发，完成了在敌后游击办报中最大胆、最英勇的一次行动，在警戒哨连番报警声中，“八匹骡子”轻装转移，四小时后，合围的敌人扑了上来……
抗日战争胜利后，晋察冀边区党政领导机关进入张家口，《晋察冀日报》于1945年9月12日开始，在张家口出版城市大报，为对开四版，有时出六版，由于接管了一批较先进的印刷设备，每小时印报可达四万份，印刷质量也达创刊以来的最好水平。
内战爆发后，《晋察冀日报》对人民解放战争、土地改革运动、大生产运动的宣传，真正起到了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作用，有力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1948年5月，中共中央华北局成立，决定晋察冀边区晋察冀日报与晋冀鲁豫边区人民日报合并，两报在河北平山县里庄并为一个新报社。6月14日，坚持了十年半的《晋察冀日报》终刊，6月15日，两报合并而来的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正式创刊。创刊号上发布了华北解放区正式组成的消息和《华北解放区的当前任务——代创刊词》的社论。创刊当日的《人民日报》四开二版，发行约四万份。
自诞生至终刊，《晋察冀日报》共出报2754期(中因序号错误多标出100期，终刊号为2854期)，日发行量最高曾达5万份，从抗战初期到解放战争后期，它成为根据地创刊最早、连续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大区党报之一；终刊以后，报名虽改，血脉仍存，它的光荣使命仍在延续。1949年3月15日，华北局《人民日报》由平山县里庄迁至北平出版。8月1日，华北局《人民日报》升格为中共中央机关报，胡乔木任社长，张磐石任副社长，邓拓任总编辑。这一天的《人民日报》期号延续华北《人民日报》的期号，为407号，意味着当天的《人民日报》是此前报纸的延续。因此，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创刊纪念日被定为1948年6月15日，也就是华北《人民日报》创刊的日子。
活跃在国统区的“新华军”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曾这样说过：我们不仅有一支八路军、新四军，还有另一支方面军！这指的是“新华军”——抗战初期中共在国统区创办的、赫赫有名的《新华日报》。
西安事变后毛泽东就明确提出我们党要抓两件大事：一件是办学校，培养干部；一件是办报纸，宣传党的主张。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与国民党谈判时要求在国统区创办《新华日报》，作为党的宣传舆论阵地，蒋介石表示“所谈甚好，完全同意”。这样，《新华日报》便成为抗战时期中共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一份特色鲜明、影响巨大、富有革命性和战斗性的报纸。
《新华日报》最初拟定在南京创刊发行，但是由于国民党顽固派阻挠及日军逼近南京，报社被迫迁至武汉成忠街53号，并延至1938年1月11日才正式在武汉创刊。该报在武汉期间，由中共长江局领导，是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机关报，时任报社社长潘梓年，总编辑华岗。
在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背景下，周恩来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为《新华日报》题写报头，创刊号上还刊发了国民党诸多党政要人的文章和题词，这反映了国共两党合作初期倡导的“精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仅是一致抗战的基础，也是民众期望所向。创刊号上，周恩来题词：“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既昭示了该报办报方向，也鼓舞着军民抗战气势。
从创办起，《新华日报》先后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王若飞、吴玉章等人领导之下工作，尤其是周恩来，自始至终亲力亲为，亲自审阅、撰写社论和重要新闻，具体过问报社从编辑、出版、发行到财务等全面工作。苏德战争爆发时，《新华日报》的社论就是周恩来在报社营业部的楼上亲手起草的；皖南事变时，他亲笔写下两个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后，报社迁至重庆继续出版，受中共南方局领导。此后《新华日报》陆续在山西、重庆、广州、西安等地设立分馆，在黄陂、宜昌、郑州、洛阳、许昌、南昌、潼关等地设立代销处。
在10月25日这一天的《新华日报》上，四个版都浓墨重彩地报道了前方战事、揭露了日寇暴行，介绍了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如有一则消息说，晋北寇军陷重围我进袭五台迭获胜，曲阳击溃敌寇八百；消息《敌炸沉长江二商轮死乘客难民七千余人》报道说，襄阳轮于二十三日晨，由汉开往宜昌，驶至上游二十八英里一带，适遇敌机来袭，敌机见此商船，即猛烈投弹，并以机枪扫射。该船当即下沉。事后调查，该船乘客约两千余人，均在凶残敌机猛炸之下遇难……二十三日有铁壳大煤船一艘，在城陵矶被敌机炸沉，内有难民约五千人，遇救者仅百余人……
1940年8月20日至1941年2月初历时5个多月的“百团大战”，是我党领导的一次震惊中外的大规模战役。当年的《新华日报》在最短的时间内，用好版面、大篇幅、多形式，对百团大战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报道，大大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士气。
作为在国统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抗战方针政策的一张报纸，《新华日报》在抗战期间充分体现了我党识大体、顾大局，既讲团结又坚持立场，宣传抗日是它的中心主题。从报纸内容看，《新华日报》从创刊到抗战胜利的七年半中，其办报宗旨始终都没有离开抗日这一主题，直接反映抗日的内容占据了大部分版面，主要包括揭露日寇暴行、唤起民众抗战，报道中国军民与日寇血战的英勇事迹和辉煌战绩，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反应和支援，在战争重大转变时期对战局进行精当分析，解答群众抗战中的疑难问题以及宣传中共抗日统一战线思想等方面。尽管由于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新华日报》进行了直接或间接的批评反击，但总体上还是围绕着抗日主题，挥舞着抗日大旗。《新华日报》对国统区的社会生活进行了有力的干预，对国统区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工人、青年、妇女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政治动员，成为我们党联系国统区广大群众的重要工具和桥梁。
随着《新华日报》在国统区民众中影响越来越广，国民党当局十分恼恨和担忧，千方百计给《新华日报》“穿小鞋”，从新闻检查、报纸发行甚至纸张供应等方面严加控制，屡设障碍，其“新闻检查所”对《新华日报》实行最严苛的新闻检查，任意涂改和检扣送检稿件中的新闻和言论，凡宣传八路军、新四军重大战绩和解放区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重大成就的文章，一概予以检删，甚至一些名词术语如“共产党”“毛泽东”“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边区”“人民民主”等也不准见报。正如新华日报记者石西民所描述的那样：“国民党当局对《新华日报》的迫害摧残，其动员之广、检扣之厉、迫害之暴、手段之毒、花样之多、时间之长，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了。”
对此，新华日报的同志按照周恩来和南方局的指示，进行了坚决而巧妙的斗争。1940年1月6日，《新华日报》原拟刊登社论《论冬季出击的胜利》，但稿件在送审时被当局以“系军事论文”为借口扣留；《新华日报》决定改登另一篇社论《起来，扑灭汉奸！》，然而又未通过审查。为了抵制国民党当局的刁难，《新华日报》毅然采用“开天窗”的斗争手段以示抗议。这日的《新华日报》在原社论的位置仅刊印了八个大字——“抗战第一！胜利第一！”旁注两行小字，对“开天窗”缘由予以说明：“本日两次社论：一、论冬季出击的胜利；二、起来，扑灭汉奸！均奉令免登尚望读者原谅是幸！”
除对报纸外，国民党反动派对《新华日报》的读者也加以监视、迫害，甚至有读者给报社来信说，县党部书记通知，看《新华日报》要当心自己的脑袋！ 本来，《新华日报》头几年也是在第一版报头下面刊登社论、要闻。后来，有读者反映：每天拿到报纸，看见“新华日报”这四个大字就觉得十分亲切，但由于重要新闻、社论都在第一版，读完又需费很长时间，因此老是担心有特务、坏蛋盯梢，担心他们看到“新华日报”这四个大字。于是提出，希望把报头另排一个地方。报馆对这个意见作了慎重研究，决定把社论、要闻改到第二版上，第一版全部刊登广告。这样，读者拿起报纸读社论、要闻时，有“新华日报”四字的报头就折到里面，读者可以放心大胆地阅读——原来这种改版是为了保护读者！因此，我们今天看到的《新华日报》从1942年2月1日起，报头所在的第一版就全是广告，而第二版则登要闻、社论，第三版是地方消息，第四版是副刊，除极个别特殊情况外，这种形式一直延续到终刊。
从1938年1月11日创刊，到1947年2月28日被国民党勒令停刊，《新华日报》历经9年1个月零18天，中间除1939年5月至8月因日机轰炸重庆，而与重庆十大报纸共出《联合版》外，共出刊3231期，是我党第一张在全国公开发行并且极负盛名的党报，在国民党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占领了舆论制高点，被人民群众誉为“茫茫黑夜中的一座灯塔”，成为中国共产党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力工具和沟通外部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
大众日报：敌后不倒的旗帜
1938年5月，徐州陷落之后，山东全境沦为敌后。1938年4月在延安，当毛泽东听了山东省委书记黎玉的汇报后，当即决定派出大批干部进驻山东，创建以沂蒙山为中心的山东抗日根据地。
1938年5月20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郭洪涛带着两部电台和50名干部到达山东泰安。第二天，山东省委在泰安南上庄召开会议。这次会议是山东党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对深入开展山东的抗日游击战争和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郭洪涛在他的报告《为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而斗争》中，把创办报纸列为创建根据地的三大任务之一。
1938年12月，八路军山东纵队和中共山东分局几乎同时成立，这标志着山东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武汉失守后，全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为孤悬敌后的山东找到了一条出路。然而，当时山东地区的政治环境极其复杂。山东沦陷后，日本在山东地区到处设立伪政权，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就任后在各地“游击”。据1941年3月统计，在全省107个县中，日伪、共产党、国民党三个政权并存者26县；日伪占据、有国民党活动者28县。
复杂的环境最需要明确而坚定的声音。经过筹备，1939年1月1日，迎着新年的第一缕曙光，中共山东分局的机关报《大众日报》诞生了。由大众日报首任总编辑匡亚明起草的发刊词，明确指出：“本报的使命就是动员人民起来抗战，发表一切有益于抗战的言论！”《大众日报》是中共山东分局为了动员人民起来抗战，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向全省人民公开发行的第一张党报。中共山东分局通过《大众日报》向全省人民发出了明确而坚定的呼喊：我们要抗日，我们要胜利。从那一天起，《大众日报》从未停止过呼喊，到目前为止连续出版了81年，成为我国报业史上连续出版时间最长的党报。
大众日报自创刊，就树立了先进的办报理念——党的立场，群众的报纸。《大众日报》既是中共山东分局的机关报，也是山东人民忠诚的代言人。大众日报对所处的时代有清醒的认识，对自身的使命更是充满自觉。
《大众日报》通过每期头版头条的社论直接发声，登载政府重要文件，指导当下的重要工作，对当下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评价，作为机关报的指导性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1940年7月26日，中共山东分局坚决贯彻中央指示，在驻地沂水青驼寺召开了全省各界代表联合大会，选举产生领导机构，独立自主领导团结各界群众坚持抗战进行建设。大众日报组织编辑记者全力以赴进行报道。为了保证大会不被敌扰，大众日报并未马上对大会做报道，直到20天后的8月16日，才开始陆续见报。联合大会历时一月，选举产生了山东省最高行政领导机关——山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自8月16日至9月1日，六期《大众日报》共计发表社论、消息、通讯、文章、歌曲等67篇稿件，如实报道了大会的实况。
8月18日，敌人分三路进犯，联合大会代表及时转移，报社印刷厂工人将器材拆卸并埋好，职工们就近隐蔽，机关则随山东分局由青驼寺向北转移。扑空的敌人烧毁了会场席棚，以及青驼寺的两株千年银杏。当日，我军在鼻子山设伏，毙伤日伪军200余人，并乘胜收复青驼寺。印刷厂工人迅速扒出机器，马上开始赶印已经编好的19日的报纸。这次联合大会选举产生的山东参议会制定通过了《人权保障条例》，这个后来收入《世界人权约法总揽》的条例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的人权保障条例，也是我党组织制定并公开发表的第一部《人权保障条例》。这个光辉文献，全文发表在1940年12月10日的《大众日报》上。
1940年12月10日，《大众日报》全文刊载《人权保障条例》
《大众日报》通过社论把重大而复杂的问题说透，从而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共同抗日。1942年5月1日，《大众日报》头版刊登社论《纪念五一，切实进行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揭开了山东根据地大规模减租减息运动的序幕。社论重点批评当地党组织和政府过去对群众工作的忽视——“把党和政府当作群众的上司，不是群众的朋友，只知向群众要，而忘了给群众”，如果这样下去“山东抗战便不能胜利坚持，我山东党政军民亦恐难有立足之地”。
经过1941年的艰苦斗争，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依然没有走出困境，抗日斗争仍然处于被动局面。造成这种局面，除客观原因之外，主观上的失误也是原因之一。为此，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忧心如焚，他委托将要返回延安的刘少奇同志：山东“发生争论为时已久……你经山东时请加考查予以解决”。
刘少奇到山东后，立即展开工作。在掌握了全面情况以后，刘少奇充分肯定了山东工作成绩，同时也严肃批评了山东领导在工作中存在的错误，主要是没有很好地发动群众，在根据地内没有树立起基本的群众优势。对此，山东分局自我剖析后郑重决定：“以认真实行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和发动群众运动，为建设山东根据地第一位斗争任务。”
减租减息运动持续了三年，大众日报围绕这个运动报道了三年。这是《大众日报》创刊以来第一次系统地大规模地报道群众运动。从5月1日到7月4日，在20期《大众日报》上先后刊发17篇社论，针对减租减息运动，及时提出问题，指导运动发展。报社派出记者，参加山东分局农救工作团，和群众同吃同住同运动，既是工作团成员，又进行采访报道。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使根据地群众的生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抗日积极性提高了，在部分地区改造了村镇政权，组织起群众近200万人。当时，很多地方都是根据《大众日报》的社论来布置和开展工作的。
抗日战争中，大众日报不仅是工作队，也是战斗队。在战争中，大众报人不仅付出了汗水，更付出了热血。在山东分局的统一指挥下，大众日报社职工与分局其他部门一样在战斗中坚守工作，并拿起枪与敌血战在第一线。
1941年11月初，在日军对根据地的“铁壁合围大扫荡”中，大众日报社组建了三个战时新闻小组，分别执行鲁南巡视、跟随山东分局和留守就地游击的任务。由通讯部长郁永言率领的第二战时新闻小组，在大青山随山东分局机关陷入敌军的重重包围。突围中，他们与敌正面遭遇，随即被冲散，经营部卢再厉在搏斗中头被砍掉，文印员文白拒俘被敌当场枪杀，有的同志打光了子弹，把枪和机器砸了，文件烧了，拉响手榴弹与冲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郁永言同志也在搏斗中牺牲。
在这次反“扫荡”中，大众日报社有18位同志殉难。从创刊到新中国成立的十年间，大众日报共有578位员工壮烈牺牲，大青山十八烈士是他们的一个缩影。一家报社，在十年中有这么多人付出生命，在世界新闻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大众日报》这张用鲜血染红的报纸，既是大众觉醒的“日记”，也是山东人民抗战的编年史。创刊仅三个月，就以专刊形式全方位报道了“太河惨案”，并通过社论明确表明了党的立场和态度。此后，山东乃至全国在抗战中的历次重大事件《大众日报》均有反映，特别是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新闻记录，已经成为如今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大众日报》对抗敌壮举和胜利消息的报道，对处在艰苦之中的前线战士和根据地军民产生的鼓舞和激励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如1939年4月7日通讯《横山血战》中写道：“相持四小时，我左翼退守横山街团圆殿，敌即以猛烈炮火，强占横山……我办案第二中队第六班班长郭兴堂、李怀平等，率领全班战士，坚守第二院。郭班长手伤两处，犹用手榴弹炸死敌兵三名。班长李怀平在东北炮楼击毙敌军二名。不幸我李班长怀平亦受伤……”1944年5月13日通讯《何万祥》报道的英雄连长何万祥，2014年入选全国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名录。
1946年，大众日报社长匡亚明在总结大众日报创办七年的经验时说：“大众日报的历史和山东人民抗战史分不开，它是山东人民英勇抗战的史诗，也是山东人民艰苦抗战的缩影。”
来源｜《一张报纸的抗战——大众日报社史撷英》山东人民出版社 作者：严洁
编辑：王雅欣 | 
楼主: admin
发表于 2020-8-24 20:36: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