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学案例集锦

万家凝

【案例】
舆情回应 “最迟24小时” 是底线
2016-08-20 02:24:31　来源: 晶报(深圳)举报

0（原标题：舆情回应 “最迟24小时” 是底线）

邝飚/漫画

本版主持：李鸿文

8月11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政务公开工作中进一步做好政务舆情回应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对于涉及特别重大、重大突发事件的政务舆情，最迟应在24小时内举行新闻发布会；同时对于出面回应的政府工作人员，要给予一定的自主空间，宽容失误。

“最迟”两字设底线

《通知》涉及舆情，同时也引发新的舆情，当然，这是积极的舆情，是得到正面肯定的舆情。

首先，舆论赞赏《通知》明确了政务舆情的第一责任主体。涉国务院的，由国务院相关部门担当第一责任主体。涉地方政务的，由涉事责任部门或地方政府担当第一责任主体。明确了第一责任主体，也就是将舆情回应明确为现代政府的日常工作，回应舆情不再由网友自下而上地“倒逼”，而是由国务院自上而下地督促与问责。

其次，舆论肯定《通知》为舆情回应设置最后期限。有媒体注意到，此次《通知》是国务院办公厅在3个月内的第二次专门发文。第一次发文是今年4月国办印发的《2016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以下简称《要点》）。《要点》明确要求遇有重大突发事件时，负责处置的地方和部门是信息发布的第一责任人，主要负责人要当好“第一新闻发言人”，快速反应、及时发声。对于特别重大、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应在24小时内举行新闻发布会。而《通知》则在《要点》中的“应在24小时内举行新闻发布会”的基础上，增加了“最迟”两个字，也就是设定了最后期限。

过去，一些地方遇到舆情，能躲就躲，能拖就拖，总是期待下一个热点事件“掩埋”自己负责的舆情事件。但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往往事与愿违，从而导致舆情迅速扩散蔓延，谣言四起，民众猜疑，从而损害政府公信力。因此，《通知》为舆情回应设置最后期限，也就是为事后问责制定了标准。

要做“第一定义者”

值得说明的是，《通知》要求“最迟24小时”，只是规定了最后期限和底线，明确了问责标准，但并不是将它当作舆情回应的操作标准。

在新媒体崛起前，官方处置突发事件有一种“黄金24小时”的说法，即在事发24小时之内官方发布权威消息主导舆论，是平息事件的关键。但新媒体崛起后，传统的“黄金24小时”法则渐显失灵。从2009年的杭州飙车案、昆明螺蛳湾事件、赤峰自来水污染事件、湖北石首事件、巴东邓玉娇事件开始，几乎每一起事件的背后都频现新媒体的身影，新媒体能快速渗透并深刻参与到各种突发事件中，这就给舆情回应提出更高要求。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基于多年对网络舆情的分析以及对当下媒体环境的判断，提出了突发事件处置的“黄金4小时”理论。该理论指的是新闻发布的及时性，政府要在第一时间处理问题，在第一时间发声，做突发事件的“第一定义者”，掌握事件的命名权、定性权，掌控舆情方向的主导权。

反面典型是今年7月下旬发生的邢台洪涝灾害。在7月20日凌晨洪水灌进大贤村后，当地媒体对灾情只有零星报道，接受采访的官员甚至表示“没有人员伤亡”。可在网络世界，大量有关灾害的悲惨画面开始传播，有传言甚至提到，是上游水库泄洪导致了此次洪涝灾害，“人祸说”就此甚嚣尘上。

“人祸说”是网络舆论对邢台洪灾的定义和命名，它之所以能快速传播并“深入人心”，与当地政府忽视舆情回应有一定关系。由于官方新闻发布会在事件发生超过48小时后才姗姗来迟，再由于“灾情统计、核实、上报不准确、不及时”，权威信息严重滞后，使当地政府失去对事件的定义权、命名权、定性权，导致当地村民围堵高速公路，要求与政府对话。

不必苛求发言人

要做“第一定义者”，必须抓住“黄金4小时”，而抓住“黄金4小时”，功夫不仅仅在“4小时”上。

上期“鸿文开腔”提到，应对突发事件或舆情回应，一些地方政府或机关单位容易走极端。过去是对传统媒体产生路径依赖，现在是对新媒体产生路径依赖：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舆情，标准动作是在自家官微上发一个情况说明或者公告，以为这样做舆情就能迎刃而解、烟消云散。

但舆情应对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正确的做法是两条腿走路，将新媒体的快捷、便利与传统媒体的权威、专业有机结合，各尽所长。

传统并不意味落后与保守，比如召开新闻发布会，设置新闻发言人，这都是传统方式，在舆情回应时，新闻发布会的内容，新闻发言人的表态，既可在传统媒体上呈现，也可在新媒体上传播，两者“互证”对方的权威性与时效性。

值得观察的是，《通知》对于出面回应的政府工作人员，提出“要给予一定的自主空间，宽容失误”。这是在做减压工作。包括新闻发言人在内的舆情回应工作，是一个“上下不讨好”的高危岗位，一句话失误，一个眼神、手势不到位，就很容易成为公共舆论的牺牲品。焦虑之下，相关人员宁可不说不愿少说，宁可少说不愿多说，非要说，也只能捡最安全的官话、套话去说，很多新闻发言人甚至沦为“不发言的发言人”，这与新闻发言人制度设置的初衷背道而驰。

当然，不必苛求不是指没有要求，为此，国办《通知》还特别规定，“回应内容应围绕舆论关注的焦点、热点和关键问题，实事求是、言之有据、有的放矢，避免自说自话，力求表达准确、亲切、自然。”这是对包括新闻发言人在内的舆情回应工作人员提出的基本素质要求。

“黄金法则”作评价

国办下发《通知》的目的，是督促地方政府建立舆情回应的标准程序和长效机制。这就需要相应的评价体系。

对突发事件的处置，或舆情事件的回应，不同的专家、学者以及舆情研究机构，提出了不同的评价体系，咱们深圳新闻网舆情工作室也有一套自己的评价标准。而在林林总总的评价指标中，美国福莱灵克公司发明的（3W+4R）8F＝V1或V2危机公关公式被公关界称为危机管理的“黄金法则”并被广泛运用。

该公式的评价指标兼顾态度、行动多个层面，其中，3W是危机信息收集的评价指标，包括我们知道了什么，我们什么时候知道，我们对此做了什么，这是舆情回应或危机应对展开的信息前提和判断基础。4R强调的是在收集真实信息之后政府在危机或舆情中的态度定位，包括遗憾、改变、补偿、恢复。8F则强调危机或舆情沟通行为应遵循的原则，包括第一时间、迅速、坦率、感觉、论坛、灵活性、反馈等关键词。

舆情回应或危机应对的态度、行动产生相应结果。如果3W、4R和8F都做得正确，那么，政府的表现会成为V1，向公众呈现出“勇于承担责任者”（Victim）形象。否则，则会被当成V2，即呈现出“恶棍”（Villain）形象，而被公众再认知。

而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这一评价体系的核心内涵，无非就是主动、快速、真诚、有效。这也是《通知》所强调的内容。

本文来源：晶报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http://2016.163.com/16/0820/02/BUSL4JHA00050IU4.html

万家凝

【案例】
中国青年报：舆论场里的尘埃可以汇聚成风暴
杨鑫宇

2016年08月26日07:13  来源：中国青年报分享到： 原标题：舆论场里的尘埃可以汇聚成风暴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这是17世纪英国诗人约翰·多恩的著名诗句。在大千世界中，每个人都和其他人通过种种社会关系彼此相连。个人的命运，可能会令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他人与其同喜同悲。当别人遭受不公，面临困境的时候，如果独善其身，同样的命运将在更多人身上重演，甚至落到自己头上，伸出援手才是更好的选择。

　　最近，一个年轻生命的逝去，让我们感受到这种每个人愿意伸出援手的情怀。女教师刘伶利在罹患癌症之后，不仅没有得到供职单位的关照，反而被无理解雇，最终在困病交加中不幸逝世，这个悲剧激起了整个社会的同情。媒体曝光后，无数普通人在社交网络上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表达他们对刘伶利遭受的不公待遇的愤慨，追问涉事学校的责任。

　　绝大多数网友人微言轻，只是舆论场中一粒无足轻重的“尘埃”。然而，无数尘埃汇聚到一起，就可以形成一场风暴。普通人的愤慨和追问，将这一事件发酵成了一场舆论风暴，这场风暴最终让涉事学校看到了事态的严重性，恢复了逝者与学校的劳动关系，并作出了有关赔偿。虽然刘伶利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是她不是一座和我们毫无关联的孤岛。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低估普通人形成的合力。当个体遭遇不公与不幸时，往往会觉得自己的力量太弱，不可能和强权与命运相抗衡。但是，积土成山，积水成渊，互联网让素不相识的普通人彼此联结。无数普通人的力量通过网络叠加起来，由量变产生质变，成为一种强大力量。

　　在21年前的1995年，互联网刚进入中国，清华大学在校女生朱令患上了一种离奇的怪病，真正的病因一直未能确诊，治疗几乎毫无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她的同学们想到在互联网上求助。他们把朱令的症状翻译成英文发布在几个较大的国际医疗论坛上，没想到，这一求助信息竟然能传播得如此广泛，上千封来自全世界热心医护人员的回信接踵而来。

　　一时间，如何对朱令开展治疗，成了全球医疗界共同关注的一件大事，“地球村”的寓言似乎在这一刻成了现实。最终，参考了网上多数医疗专家的意见之后，朱令被确诊为铊中毒，并得到了相应的解毒治疗，在濒死的边缘活了下来。可以说，是普通人的爱心接力，拯救了朱令的性命。

　　近年来，类似的“爱心接力”越来越多。一方面，社交网络出现后，人们越来越容易接触到需要帮助者的信息，并参与到接力中；另一方面，社会的共情心变得越来越强，人们对身边其他人的命运有了更多的关怀和责任心。有些“爱心接力”为身患重病的穷人募集到了善款，有些则让和家人失散的孩子重新回到父母身旁，有些为急需特殊帮助的人找到了能帮上忙的“高人”，有些则帮助遭受不公的人讨回公道。

　　互联网让需要帮助的人获得了“自救”的机会，他们不再需要独自承担一切痛苦，而可以向社会大众求助。而无数普通人也愿意利用自己的闲暇践行“他救”，帮助别人。互联网时代的这种自救和他救，让人类成为真正的命运共同体，并且在命运遭遇不公时，可以团结在一起拼搏，不再因个体渺小和脆弱而手足无措。

(责编：宋心蕊、燕帅)
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6/0826/c40606-28666908.html

高慧萍

【案例】李良荣：2016年网络舆论场的新生态、新业态、新取向
原创 2017-01-17 李良荣 新闻记者
2016年第一期《新闻记者》，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发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良荣发表文章，根据大数据研究资料，对网络空间舆论场的基本特征做了梳理。

一、多平台协同影响格局形成，结构性特征初显

1.微博重新崛起，重回舆论高地

2016年，微信舆情下沉，微博重新崛起。这主要表现在，在本年度，包括和颐酒店事件、王宝强离婚事件等众多掀起巨大影响力的舆论事件都酝酿和发端自微博。微博逐渐表现出大众媒介的特性，而其作为舆论场地的功能在弱化。舆情事件在微博上发端后，逐步分散，转向微信、贴吧、头条号等各网络平台，在各大平台上展开激战。

2.从过去“一家”独大到“三网”并重

过去，中国的网络舆论经历了以论坛、贴吧为主导的“社区时代”，以博客为主导的“书房时代”，以微博为主导的“广场时代”和以微信朋友圈为主导的“客厅时代”，在一个时期，往往是一家独大。2016年，各大网络舆论平台都出现爆发，其中，微博重回高地、微信爆发和动员能力空前提升，“知乎”“果壳”等网络社群和知识问答社区平台崛起，形成“三网”并重的多平台协同影响网络舆论走势的新格局。

3.中产阶级取代“三低人群”成为主力军

长期以来，互联网上充斥着“低年龄、低收入、低教育水平”的“三低人群”，中产阶级作为网络上沉默的少数存在。如今，中产阶级走上网络舆论前台，网民的基本诉求发生重大转变，特别表现在2016年以“雷洋事件”为典型案例的一系列以“安全”为关键词的舆情热点事件中。中产阶级对自己的未来，对中国社会的未来表示强烈关注。他们担心社会保障机制，教育、住房、疾病等问题能够轻易改变他们现有经济地位，一夜之间从中产阶层沦落为贫穷阶层。中产阶级的安全感直接影响公众对国家未来和国家前途的判断。



4.大V、中V转身自媒体，自媒体转型商业化，资本与公知合流，商业与资本逻辑加速影响中国网络舆论场

一方面，曾经的大V，或失声，或转场（微信等），或转型（变营销号），网络大V“群雄割据”状况不复存在，意见领袖从高度“政治化”转向高度“商业化”，在细分市场里精耕细作，针对体制的批判情绪降温，冲击减缓；另一方面，资本力量与网络公知、舆论平台乃至境外势力合流炒作的趋势露头，资本对网络舆论的操控能力空前强化。商业化团队以“一己之力”调用几乎所有网络媒体、平台和大V等资源，人为操纵舆情，把控互联网传播权，其议题设置能力，远远超过一般省市级媒体的舆论掌控能力。资本成为掌握舆论场核心资源的真正操盘者。民间舆论场资本的组合形式，及其和政府的合作态度，将成为中国网络舆论场未来能否健康发展的重要变量。

5.90后、00后的网络力量开始显现和爆发

2016年上半年，“帝吧出征事件”被贴上了“小粉红”“极端民族主义”等标签，但事实上，事件本身并没有那么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而是在一个带有网络娱乐化色彩的背景下，青年群体对民族文化和国家认同朴素情感的流露。当代青年在诸多社会议题、舆情事件上表达出复杂甚至相互矛盾的态度，很难归属于“某翼”或某种意识形态。这种复杂性主要是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和快速变化的阶层结构所决定的。但这两年，一些青年亚文化议题激起青年观念阵营的厮杀，比如“猫狗党”和反对者、“烧死异性恋”运动等。在部分领域，青年群体中也产生着撕裂性的极端观点，如极端民族主义、极端地方主义，极易点燃，也屡屡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但总的来说，目前的青年思潮，因其自发产生，仍然处于混沌状态。也正因为其朴素、未成型，青年群体成为诸多意识形态派别的争夺对象。“帝吧出征”过程中，台湾媒体、舆论对“小粉红”进行“反争战”，亦“俘虏”了大量人心。这些复杂的情况意味着，90后、00后作为互联网上数量最多也是最中坚的力量，他们的力量和影响力已经开始显现。

二、网络舆论热点转移，新兴思潮势头强劲

1.网络舆论热点转移，“安全”替代“反腐”成为新主题

2014年和2015年，“反腐”一直是网络上最热的舆论话题。2016年“反腐”不断向纵深发展，揪出军中最大老虎郭伯雄，且对令计划等公开审判，但网络舆论反应平平。中央、国务院力推的“供给侧改革”“一带一路”“津京冀一体化”等战略在网络上也没有形成传播热点。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网民对人身安全的关注飙升。本年度，“涉警涉法”“人身安全”成为网络舆论的两大主题。“人身安全”（雷洋事件、和颐酒店女子遇袭、深圳两女孩逛街遭强制传唤）、“财产安全”（A股熔断事件、易租宝卷钱跑路事件、徐玉玉电信诈骗案）、“健康安全”（山东非法疫苗案、魏泽西事件）等安全事件成为网络舆论和意识形态论争高发地。相关舆情案件“你方唱罢我登场”，连绵不断，此起彼伏，为近年来所罕见。这反映出，网民对切身利益的关注超过了对国家重大议题的关注，而其中，安全问题是网民关注的焦点。

2.具有垄断性权力的机构和个体成为舆情批评的最主要指向对象

一方面，公检法、职能部委、各级政府等涉及公权力的机构和个体成为高度关涉主体，与社会民生相联系的国家与地方政策、某些政府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持续成为关注焦点和民众“痛点”；另一方面，2016年，以百度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成为网民集中“声讨”的对象，这本质上是拥有信息入口垄断权的企业正在激起网民问责浪潮。总体来看，大约有75%的网络舆情直接或间接指向政府，具有垄断性权力的机构和个体（包括政府和官员）成为网络舆论的“靶子”。



3.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势头强劲，被极左、极右两翼思潮争相诱惑、利用，极易导致网络极端情绪蔓延，在医患冲突、警民冲突、外交冲突中频频发威

数据显示，民粹主义者使用网络暴力和参与在线抗议的可能性最高，容易导致极化情绪蔓延，使极化舆论放大，并具有比普通人群更高的从极端情绪到极端行为的转变概率。更复杂的问题在于，各思潮派别争相诱惑、利用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在网络空间已经从一种思潮，转变成一种工具性的传播符号。具体而言，极右意识形态沉降到社会底层，获得大量的道义同情者；“极左”意识形态间歇式活跃，也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两种极端意识形态都强调底层路线，且对现有秩序持有破坏性的态度，在对问题的定义方面也有广泛交集。例如，关于延迟退休的话题，一部分具有极左倾向的网民大量转发右翼的帖子；又如，部分涉及底层群体的事件（如工人罢工\动拆迁\环保等），同时得到了双方的关注。极左、极右两翼势力利用网络民粹主义，抓住公众对当下中国贫富差距、官场腐败等现象不满，以及由此引发的对社会矛盾激化的担忧，把中国当前一系列问题都归结为体制问题，争夺改革的话语权和社会舆论的制高点，在一系列舆情事件中绑架政府、绑架民意，是当前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重大难题。

4.以网红为代表的网络文艺、广告、游戏等励志性与腐蚀性并存，拜金主义、一夜成名（一夜暴富）、以追求及时享乐为核心的新消费主义，容易成为网络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根据新浪微博数据，2016年1月至5月，36410名网红总共覆盖粉丝3.85亿，在上半年的5个月中获得7157.1亿的博文阅读量，9.15亿转发次数和16.5亿的博文点赞数，影响力空前强大。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以多种形式渗透于各类网络娱乐化产品中，其直接影响是，不但危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而且可能刺激“仇富”情绪，成为网络上仇官、仇富、仇权力、仇资本的社会意识“酵母”，增大网络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三、网络表达更趋于理性化，狂欢时代难掩娱乐化

1.理性化

随着国家对于网络的治理和中产阶级在网络上的积极发声，2016年，网络上理性的声音越来越响亮，网民在各类网络舆情事件中的表达都比以往更为成熟理性。例如，2016年初的上海女回江西过年假新闻中，在舆论炒作初期，便有网友根据已有信息抽丝剥茧，对事件进行细致的分析，最终通过众多网友“接力式”的探索，发现其中漏洞，趋近事件真相。互联网的“自净功能”在网民的理性表达中逐渐显现。又如在奥运舆情中，众多网友“不重金牌重拼搏”，从对金牌的关注转到赞赏运动员的拼搏精神，因为运动员的失常发挥而引发的网络暴力基本消失，这也体现了如今网友的理性心态。

2.娱乐化

无娱乐，不新闻。各类网络舆情事件向娱乐化发展，“娱乐狂欢”的时代已经来临。既包括傅园慧现象引发的奥运舆情的娱乐化，王宝强离婚、林丹出轨激起网民“集体狂欢”式的热议；就连美国大选，也随着特朗普的各种表情包的涌现朝娱乐化的方向发展。以中产阶级为主力军，以90后、00后为主体的这一代网民，成长在中国高速发展时期，他们的生活态度更为活泼随性，也比以往任何时候的网民都更具有创造力，任何事件在他们那里，都有可能以一种娱乐化的方式被再造。

3.视频化

多媒体、全媒体尤其是视频的广泛采用成为事件传播主要手段，“视觉政治”成为网络舆论运作重要爆点的新格局将长期存在。“无视觉，不新闻”，“无反转，不新闻”。视频直播、图像直播造成时间、空间的零距离，“人人直播时代”来临，这是信息时代的突破，因成本下降而普及化，也符合人们眼见为实、探究真相的心理预期。互动传播转向参与性传播、体验式传播，对舆论事件冲击巨大。

（本文摘自李良荣：《新生态 新业态 新取向——2016 年网络空间舆论场特征概述》)
链接:http://mp.weixin.qq.com/s/DGCMrgFFQo3_sB-6gaPAdg

万家凝

【案例】

看官，特朗普总统和媒体第一仗，是这么打起来的

2017年01月25日 08:20:46 | 责任编辑: 田颖 | 来源： 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1月25日电 美国新科总统特朗普宣誓就职还不到3天的工夫，就把一桩茶杯里的风波，搞成了一场舆论风暴，靶子依然是和他互怼了一年多的美国媒体。

　　白宫还挑明了，打持久战。入主白宫第二天，特朗普就专程来到中央情报局总部。此前，因美国主要情报机构共同指称俄罗斯通过网络黑客帮助他赢得大选，加上一份指称俄罗斯可能掌握特朗普私人生活“黑料”的未经证实情报曝光媒体，特朗普曾屡屡痛批中情局等美情报机构。按常理，这是为改善关系去的。

　　孰料，在中情局，特朗普张口就说，他对中情局和美国情报部门的“感情比任何人都热烈”，所谓他和情报部门关系紧张是“最不诚实的人类”——美国媒体虚构的。中情局大厅有堵“星墙”，上面每颗星代表一位殉职中情局特工。特朗普的访问，一项必不可少的安排就是向星墙致敬。然而，原本在星墙下致着敬，特朗普说着说着就把话题转向抨击美国媒体造假。

　　他说，早起打开电视，看见就职典礼的电视画面显示出一块空地。而他发表演讲时望过去，观礼人群怎么也得有150万，美国媒体的报道严重缩小了观礼人群规模。他说，他和美国媒体在进行“一场持续的战争”，“我们把媒体抓了个正着，我想他们会付出很大代价”。当天傍晚，特朗普任命的白宫新闻秘书肖恩·斯派塞首次在白宫新闻厅亮相，但这位白宫发言人发布的第一份声明无关美国内政，也无关美国外交，而是斥责美国媒体就特朗普总统就职观礼人群的规模故意造假，“既可耻又错误”。

　　斯派塞说，20日观看特朗普就职的人群“是历来观看总统就职典礼的规模最大的观众。句号。个人和全球范围（都最大）”。且慢，社交媒体上流传着那么多特朗普和八年前奥巴马就职典礼的比对照片和视频，从相关机构的估计数字、就职日地铁营运数据及航拍图像直观对比看，特朗普就职的观礼人群明显要少得多呀！

　　斯派塞说：这些比对照片和视频“进行了蓄意设计，用来把（对特朗普的）支持最小化”。得，一旦归结到阴谋论，真相没法不浑浊。斯派塞说完抬腿就走，没有回答任何问题。但他当晚就成了美国社交媒体上的网红，他发表声明的视频，他口述的“句号”，给无数美国段子手带来灵感。21日这天，全美多个大城市举行女性大游行。在华盛顿特区，游行规模远超就职日的观礼规模。但整整一天，特朗普和他的发言人都对此保持沉默。斯派塞的声明不仅惹恼媒体，也惹怒了他的多位前任。从前共和党总统布什时期的白宫新闻秘书到奥巴马第一个任期时的白宫新闻秘书，都发声指责斯派塞说谎。

　　22日上午，特朗普的前竞选经理、新任白宫高级顾问凯莉安妮·康韦接受NBC电视台采访，为斯派塞打圆场救火。她的解释是：无从知晓有多少人观看了特朗普就职仪式，“我们都知道，没法确切量化人群规模”。就是说斯派塞说谎了？康韦回答：“是你在说那是谎言……肖恩·斯派塞，我们的新闻秘书，对此（观礼人群规模）给出的是可供替代的事实。”NBC电视台 Meet the Press 新闻栏目主持人查克·托德当即回答：“可供替代的事实不是事实，它们是谎言。”（记者徐剑梅，新华国际客户端报道）

http://news.xinhuanet.com/asia/2017-01/25/c_129460729.htm

admin

【案例】
崔范之争背后的那些舆论、税负往事 —— 更新于2018年6月4日 11:44 FT中文网专栏作家 刘远举
刘远举：神仙打架，百姓看戏，最终吃瓜群众中的少数人发现身上负担又重了一层，而更多人则陶醉在打土豪的幻觉中，以为自己福利多了一点。

崔永元与《手机》剧组的恩怨、指控范冰冰阴阳合同偷税漏税等等，已有众多评论。范冰冰如果真有偷税漏税，则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这一点无需重复。我想说的是，由此想到的一些关于舆论、税负的历史片段。
媒体小历史：1998-2018
崔永元成名于《实话实说》节目。与实话实说同时代，有一个名气更大的节目，那就是《焦点访谈》，它几乎是上一个时代舆论监督的代名词。
焦点访谈有这样的地位，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它的一位忠实观众：朱镕基。
2011年，《朱镕基总理讲话实录》出版。据统计，在300多篇讲话中，有60多篇提到《焦点访谈》。
朱镕基是焦点访谈的强力支持者。
曾有部长半开玩笑地对敬一丹说：“现在我晚上都不敢出去吃饭，因为怕耽误了看《焦点访谈》。总理常在会上问：‘你们看昨晚的《焦点访谈》了吗？’答不上来怎么办？我如果有事看不成，就让秘书看，让家人看，再告诉我。”
朱镕基是真喜欢焦点访谈。朱镕基有约法三章，不题辞、不剪彩、不受礼，他少有破例，而焦点访谈就在其中。
恰好20年前，1998年，朱镕基视察焦点访谈。那天的题词，是敬一丹代表全体编辑、记者向朱镕基提出请求的。在敬一丹的书中，详细的记录了这个历史的片段：
敬一丹说：“总理，现在您看到的这些记者，只是我们《焦点访谈》的十分之一。”
总理说：“你们那么多人啊？”
我说：“是啊，我们很多年轻同事都到各地采访去了，他们都想和您交流，但有工作回不来，您能不能给他们留句话？”
中宣部部长丁关根说：“不要请总理题辞。”
我赶紧说：“不是题辞，是给我们年轻记者留句话。”
总理笑了。
我感觉，总理同意了。我甚至在猜想，总理也许想到那些在天南海北采访的记者了吧？在屏幕上，总理见过他们，知道他们在奔波忙碌，在一个个新闻现场行使着舆论监督的职责，对他们会有一种熟悉和信任。总理会乐于和他们交流的。
在大家的注目中，总理落笔了：“舆论监督，群众喉舌。”白岩松站在总理后面鼓起掌来。总理说：“我还没写完呢！”总理又写：“政府镜鉴，改革尖兵。”演播室一片掌声。所有的目光和镜头都聚焦在题辞上。
中国的历史真相，即便在众目睽睽之下，也需要多方拼接，才能得到一副完整的历史图景，以及其中的意味深长。
敬一丹的书中，缺失的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
根据其他的记载，朱镕基写完后笑着对大家说，不是临时想出来的，是昨天晚上想了一个晚上，以至于血压都升高了。
显然，朱镕基的题词，是早就想好了的，他愿意给焦点访谈题词。那么，为什么短短16个字，朱镕基要想一个晚上，以至于血压升高？
完整的历史、政治含义，还缺少一块拼图，需要顺着时间长河继续上溯。
时间向前溯50年，1948年10月2日，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指出：“你们的笔，是人民的笔，你们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
于此，历史的拼图才拼上了最后一块，留待世人品味与评说。刘少奇对王光美所说的最后一句话，不也是“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喜欢焦点访谈背后，是朱镕基对舆论监督的看法。
《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三卷中，《和〈焦点访谈〉节目组座谈时的谈话》一文披露了当时朱镕基的谈话内容：
“过去我们经常说，宣传工作要‘以正面报道为主，以宣传成绩为主’，这是正确的方针，但这种观点也束缚了我们。什么叫以正面报道为主？是指99%都应该正面报道吗？98%、80%就不行吗？我看51%不也行吗？大部分节目以宣传成绩为主，有这么一两个节目来指出我们前进过程中的问题，动员全党的力量去解决它，这样做的效果比仅仅宣传成绩好得多。”
如今在人民网上，还能看到这样的文字：“朱镕基总理到中央电视台视察后，美国的CNN和《新闻周刊》记者前来采访，他们了解中国国家电视台有一档《焦点访谈》节目，公开批评干部腐化堕落、官僚主义、不正之风和社会不良现象，感到出乎预料，认为这是中国向民主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美国《纽约时报》也以赞扬的文字评价《焦点访谈》是“每天吸引三亿人”的电视栏目。”
从1998到2018，二十年过去，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很多媒体人转型，新闻事实的稀缺成为媒体行业，甚至全社会的担忧，而另一方面，媒体人成为网上舆论中的众矢之的，“都怪媒体带来了负能量，搞坏了中国”成为普遍性的观点——当然，直到发出这些声音的人，自己遇到不平之事。
当年在焦点访谈演播室的历史拼图，被时间与历史冲刷，早已面目模糊。焦点访谈自然也泯然于众。而崔永元，站在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背后，与转基因斗争，与范冰冰这样的富人斗争，反而以适者生存的方式，继续成为中国的顶级意见领袖，受到诸多拥戴。
与大多数老百姓所想的不同，崔永元的敢于发声，实际上是恰好躲过了所有的硬骨头，而迎合民粹、反智之情绪。所以他才能在媒体监督没落之后，逆势翻红。
黄宗羲定律与互联网
中国历史的怪异之处在于，神仙打架，百姓看戏，可最终在看完神仙的斗争，心满意足之后，吃瓜群众中的少数人，会诧异的发现自己身上的负担又加重了一层，而更多的人，则懵懂无知，陶醉在打土豪的幻觉之中，以为自己的福利多了一点。
中国王朝税负中，有一条著名的黄宗羲定律。
黄宗羲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他说“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从而限制君权，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所以，亦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
黄宗羲定律是秦晖先生根据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的有关记述和评论总结而成的，语出他的论文《并税式改革与“黄宗羲定律”》。
黄宗羲定律，描述了中国历史上历次税制改革的一些规律。简单的说就是税制改革，会把多种税目合并，一定程度上能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但时间久了，统治者又会以那些曾经减掉的税目来征税，老百姓的税负又会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但这个时候老百姓早已忘记了税目合并，并不认为是再重复征税。
唐初的租庸调制度本来分为土地税，征收谷物；人头税，征收绢；户税，征收麻布。晚唐税制改革为两税法，全都以贫富，即占有土地的多少为标准来征收。虽然没有了户税和人头税的名目，其实这两项征收已经并入了土地税中。从此，相沿至宋朝。在土地税之外，重又开征新的人头税目，但人们却习以为常，并不认为是重复征收。
嘉靖末年改革为一条鞭法，把两税、丁口、差役和各项杂派全都归并到一起征收，原来每十年中轮值一年的差役负担，如今分摊到十年里征收了。这实际上是把银、力二差又归并到了两税中。但不久每到轮值之年，各种杂役又纷纷派了下来。后人习以为常，认为“条鞭”只是两税，而杂役则是该着轮流当差的，并不觉得那也是重复征收。
2003年3月6日，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参加湖北省人大代表讨论时说：“历史上每次税费改革，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都会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走进‘黄宗羲定律’怪圈。”并郑重表示“共产党人一定能够走出‘黄宗羲定律’怪圈。”
然而，黄宗羲定律，在现代技术之下，有了新的形式。
世界银行和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发布关于全球企业税负情况的报告，统计了190个国家和地区反映企业税费负担指标的总税率，2016年所有国家（地区）平均总税率为40.6%，而中国总税率为68%，远高于平均水平，位列世界第12。
与此同时，中国是一个低福利国家。以医疗开支占GDP的比例为例，根据2014年世界银行的数据，当年中国医疗卫生投入占GDP比重在榜单上的15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23位，系倒数第28位。不及美国的零头，也不到欧洲大国的一半。
中国是一个高税负、低福利国家，这是没有太大争议的。
在这种情况下，某种程度上，逃税是一个全民的灰色行为。在外私人消费、吃了饭，填一个单位的名字，拿给单位抵税；或者收了一笔劳务款项，用自己的汽油发票抵消；或者单位用各种报销发奖金；再或者，为了小孩读书、落户口、医保按一个高工资报税，但同时，却按一个基本水平交社保。这些行为，都是偷税漏税。一直以来，因为核查成本太高，实际上处于全民皆行的状态。这些行为实际上抵消了税率。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税务系统就开始推行税务系统的计算机化、联网化。这就是金税工程。这是技术浪潮之下的必然变化。
在经历了1994年开始的金税一期、2001年开始的金税二期（地税未完全覆盖）后，2013年，“金三”终于来了。经过在广东、山东、河南、山西、内蒙古、重庆6个省（市）级国地税局试点后，终于在2016年完成全部推广工作后开始实施。
在金税三期之下，企业与个人，在税务、工商、社保、统计、银行等接口，个税社保、公积金、残保金、银行账户等，在税务系统里面一览无余。诸多对个税降税的努力、增值税、营改增等等税改，都会在征收技术的提升下，被部分、甚至全部抵消。
个税起征点降了，却被公司财务告知，以后奖金不再需要发票了，公司一律代扣。
营改增了，原来买来的发票却不能用了。
这些当然是违法，但仍然意味着，黄宗羲定律在互联网技术下重焕生机。
过去五年我国率先大幅减税降费，共减轻市场主体负担3万多亿元。但是，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在大力减税降费的背景下，2017年财政收入增长7.4%，依然实现较快增长，这个增速，也超过了当年中国经济6.9%的增长速度。
当然，黄宗羲定律，横跨长达上百年的历史时期比较税收的名目，某种程度上，是舍税负之实质，逐税目之表象。
但是它仍然从某种程度上揭露出历史的一个真相：中国从来不缺纳税光荣，而缺无代表不纳税之精神，以及在这种精神之下，民众对于纳税与福利的博弈。
那么，对于税收执法程度之讨论，从来不能缺失了对立法正义之审视。缺失了后者的正义，是遗憾的，甚至是危险的。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编：闫曼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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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杨琦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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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民主与民主实验主义（上）

[color=#999999 !important]2018-6-27 18:37| 发布者: [color=rgb(153, 153, 153) !important]admin| 查看: 2| 评论: 0|来自: 实验主义治理|[color=rgb(153, 153, 153) !important]编辑 |[color=rgb(153, 153, 153) !important]删除

【摘要】: 杜威、民主与民主实验主义（上）Charles Sabel【编者按】实验主义治理（experimental governance）是实用主义（pragmatism）政治哲学在治理领域的推进。实用主义是由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等在20世纪初提出的。近年来， ...

杜威、民主与民主实验主义（上） Charles Sabel 【编者按】实验主义治理（experimental governance）是实用主义（pragmatism）政治哲学在治理领域的推进。实用主义是由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等在20世纪初提出的。近年来，西方分析哲学在数理逻辑似乎走到尽头时又重新回到实用主义，杜威被重新发现，实用主义也成为西方最前沿的哲学研究。实用主义哲学与现代中国渊源也很深。从2010年开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陆续推出了38卷之巨的中译《杜威全集》，使中国知识界兴起了一股“杜威归来”的惊叹。早在20世纪初年，因胡适的大力推动，杜威哲学已经开始参与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大论战。但是，胡适对杜威哲学的理解仅局限在“实验的方法”，即以经验事实来检验理念的真理性，从中总结出著名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种工具主义理解庸俗化了杜威的思想。瞿秋白在“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中说：“中国五四前后，有实验主义出现，实在不是偶然的。中国宗法社会因受到国际资本主义的侵蚀而动摇，要求一种新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才能适应中国所处的新环境——实验主义哲学，刚刚用它的积极方面来满足这种需要”。重新全面认识杜威，尤其是既要认识他关于公众的形成、民主理想的塑造等思想对于中国社会的重要性，又要注意他在来华访问仅仅5天之后就遇到的五四运动对于他本人思想的冲击（五四运动强烈吸引杜威，致使他一再延长访华时间直至1921年7月），以及更重要的是关注在这种相互影响之中，充分展现了的杜威哲学最深刻的层面，即“手段与目的相互转化、相互界定”，这将是“杜威归来”中无法绕开的重大研究课题。值得指出的是，瞿秋白的“实验主义”可能是比“实用主义”更好的译法，避免了“实用主义”给人的庸俗和缺乏理想与价值观的误解。不过，按约定俗成，本公号讨论的哲学层面，依然使用“实用主义”，在治理层面，则使用“实验主义”概念。 本期推送文章的作者是“实验主义治理”的代表学者，哥伦比亚大学Charles Sabel教授。他指出杜威的民主思考中存在着“自然主义”的局限，并强调，当治理难题从“无知”转变为不确定性时，强化不同利害相关者相互沟通学习的机制建设，会对民主理想及其制度设计产生深刻的影响，可能形成与传统代议制民主（向后问责）不同的”实验主义民主“（向前问责）。刚刚于5月5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提出：“在部分区域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是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的重要举措”。杜威关于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制度相互促进以便拓展共同处理问题的社会智识的论述，正可呈现出新的意义。此文中对2011年美国“食品安全现代化法”和奥巴马最新医改方案的“实验主义治理”视角的分析，也对中国目前相关领域的治理机制改革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对于如何组织民主改革的问题，杜威的方法聚焦于重新思考民主参与这一理想，或进一步说，他关注的是最终塑造民主参与理想的那些相互沟通的条件。他把推动共同解决问题和促进个人发展的制度设计留给了这个过程的结果。就杜威已有的具体制度方案而言，其关注点在作为整体的社会与直接接触的地方社区之间摇摆。“民主实验主义”则着眼于把这两个层面相互连接，以纠正排他性地集中于其中任一层面的缺陷。 一引介 杜威不朽的成就在于他提供了一个有关个人和社会相互构成的引人注目的解释，他们共同斗争拓展知识的极限，以应对那些他们认为已经熟知的事物带给他们的措手不及的困境，并且建立起作为自治形式的民主理想，以此在每一个新环境下，提供最大可能范围的解决问题的社会智识，以及作为其条件和成果的丰富的个性。杜威同意马克思有关生产具有社会性而且对这种社会性的否定将造成自我的扭曲的观点；他与罗尔斯一样，承认拥有完整而独立人性的公民是政治秩序首要且最基本的约束。然而，他有一种意识，认为技术世界在道德和政治上具有可塑性——生产组织既影响政治，又同样深刻地受制于政治。他对于民主制下的个人的恰当理解是马克思所陌生的。他从个人与社会鲜活的互动关系中所得出的有生产性的智性理解也是罗尔斯所不知的。在当今不确定的世界上，生产过程中的创新与个体生命过程和性别角色的变化相互颠覆对方，确保社会团结的传统形式丧失了，传统的代议制民主看起来更像是这些变化过程的制度牺牲品，而不是有效的公众应对工具。此时此刻，坚定的民主派应该从杜威那里汲取养分。 然而，当触及到制度设计方面的问题时——关于具体规定可以如何组织不同领域的行动以推进共同解决问题和个体发展——除了有限的并且最终具有争议的关于学校的意见以外，杜威已然明显地触怒了他最忠实的拥趸和亲密的读者，因他近乎不置一词。他在这些问题上的沉默是一种令人费解的双重缺失。首先，杜威著作中总体上缺乏关于什么可以被称作实验主义制度的讨论（仅在争论中偶尔谈到）。没有人比杜威更能理解，通过把注意力集中在对于（习惯性）预期的破坏上，习惯或者积累演变成默示的预设的经验，使行动更有力量；没有人比他更理解，习惯同样可以固化为常规，使默示的预设无法被修正，并且将我们困在单一的经验之中，如果我们不试图在事件中充分地审视它们。杜威也强调个体与制度之间彼此依赖，一旦其中一方受阻也会波及到另一方。因而制度和个人或同时变化或都不变化。鉴于此，他并未提出如下的问题令人感到困惑不已，即如何设计制度以减少组织性习惯凝结为限制性常规的几率，抑或者可以检测并“打破”那已然构成障碍的常规。 第二，更为具体也更常引起注意的缺失在于民主制度设计本身的讨论，即关于适用于现今环境下能促进个人充分发展的民主理想的公共选择制度。杜威是彻底的“试错论者”（fallibilist）。他认为典范的研究——在实验室里——是一个向错误学习、持续自我校正的过程。而他在实验室之外所推进的那种联合探索或社会研究，假如有什么不同，则是更容易犯错误也更需要校正。总体而言，他坚持目的与手段的相互转化——就好比在艺术中，绘画行为变成了画面——或换一种说法，理论或第一性的原理在应用它们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被重新界定。他一般性的观点对于民主制度来说尤其真实；他经常出现的论点之一是，服务于民主制度的手段及其最直接的目的必须随环境的改变而重新反思。马背上的经验主义（Horseback empiricism）足以证明他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19世纪美国民主的制度，受小所有者的理念而形成（即使不是以此为前提），与20世纪20年代大公司和大团体构成的规模生产、大众消费型社会，是完全不适应的。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充分说明民主也可能做出或有助于恐怖的选择。新政的官僚制、集权化倾向令杜威感到困扰，表明他区分了民主授权的决策与服务于其民主理想的组织决策。在背景中（但并非在思考之外），是关于司法至上以及通常认为塑造了进步主义时代的人民与宪法之间关系的持久公共争议。[ii]然而，尽管对民主的理解和捍卫与对它的设计的问题，在事实上并且根据他自己的思考来看，似乎是密不可分的，但是，杜威关于民主制度避免错误和纠正错误的机制几乎不置一词，这与他对一般性制度设计的态度一样。 民主实验主义解决的是实用主义制度设计方面的问题，以及相关的制定和完善民主决策的问题。其目的当然不是试图说明杜威可能或应当如何表态，也不是责备他保持沉默。毋宁说，民主实验主义的目的是建立一种概念上更可辨识、经验上更可行的民主形式，它在今天必定是处于变动不居的经验叢，这与杜威将适应性的社会学习与最大可能的个体发展相连接的愿望是一致的，并且（综合了信念与经验的评估）主张，不能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这些最高的公众目标。[iii] 实用主义制度设计是比尔·西蒙（Bill Simon）这次讨论会论文的主题。他表明，私人企业和公共部门机构各自独立地设计出这样的机制，通过这些机制，操作中出现的微小故障触发大范围而且并非不可行的持续探查，以寻找故障的深层或根源性动因，并且在需要时，对引发故障的程序，甚或对启动这些程序的目的，加以完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私人部门范例是丰田生产系统，在那里，取消库存（转向即时生产）意味着故障必须被修理，而且一经出现就需即刻根除——所以，如果要持续生产，改进必须同时进行。在许多监管领域中，触发机制（triggering mechanism）是一个登记、分析和排除迫近的事故因素的系统——（航空管制或核能发电中的）事故的发生不会是偶然因素，因此，恰当地理解，是揭示出了一些别的方式无法观察到的导致灾难的条件。在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比如儿童福利，触发机制可能是一种对于随机抽取的案例进行的研究性评估，目的在于确定那些诊断和回应特殊困难家庭问题的常规方法是否能带来良好的效果，而如果并非如此，那么，问题的成因是在于决策过程中的局部缺陷，还是机构的常规方法或目的有缺陷。在所有这些案例中，遵守规则包括了思考规则是否需要被完善、以及如何完善的责任。在这些新型的制度条件下，负责任的行动意味着要么是行动遵循规则，要么是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通过相似情况下的同行经验来评估）：为什么局部的甚或是总体上的偏离规定的实践是合理的。“问责”是向前看的，也是向后看的。 本文把实用主义制度的讨论延伸到民主的一些核心组织上。中心主题在于，就实用主义制度总体而言，现有条件下的创新扩大了参与和实验的可能性，因而可以兼容并且很好地推进实现杜威民主理想某种变体的机会。许多、也许是大多数这样的创新，在当前对立宪民主制法律和行政国家的理解下都是被允许的。在许多案例中，它们的发展并未干扰国家的日常运作，至少部分出于这一原因，它们不为公众所见。而本文主张——并且经验也初步显示——随着越来越多的既有和新的政治行动者被吸引去利用实验主义创新所提供的机会，关于这种创新合法性和可允许之范围的讨论将愈发活跃，这将为公众重新阐释民主理想以及创建更具包容性的参与制度创生潜力。 与此相反，对于如何组织民主改革的问题，杜威自己的方法聚焦于重新思考民主参与这一理想，或者再进一步，他关注的是最终塑造民主参与理想的那些相互沟通的条件。他长期倾向于把制度设计留给了这个过程的结果。就杜威已有的具体制度设计而言，其关注点在一个作为整体的社会与直接接触的地方社区之间摇摆。民主实验主义着眼于把这两个层面相互连接，以纠正排他性地集中于其中任一层面的缺陷。杜威的思想在这里将作为以上表述的陪衬，而这正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 二．杜威的两种民主思想 杜威有两种关于在他所处的时代条件下民主如何能成其为民主的思想。第一，如在《公众及其问题》所简单陈述的那样，把民主的出现与在公共和私人行为之间任何有效区分的出现联系在一起。私人交往，以双边合同形式为典型，经常会给不是缔约方的其他人带来各种后果，即我们所说的外部性。当那些受制于外部性的当事人开始意识到，他们共同为他们不能加以控制的决定所左右，则形成了一个公众（apublic），而且在此形成的过程中，授权国家的官方机构来规范影响公众的交往。民主是最鼓励也最能顺应公众形成的政府形式，并且与此同时，允许自然倾向于相互依存和相互交往的交易者的社会，审慎地反思其自发的交流状态，并以共同利益为导引，形成一个有自我意识的共同体。20世纪20年代的公众问题，如上所述，不得不面对大公司和组织的兴起以及它们对地方社区和交流方式的破坏性影响，而在杜威看来，正是这些社区和交流允许美国的民主自建立时起就单纯地起着作用，没有实质性的自我反思和修正的需求。补救的办法是把实验室的研究文化引向更广阔的社会，支持并鼓励创造新的交流形式（这种交流形式不似大众传媒和广告联合主导的20世纪20年代那样被商业主义与哗众取宠所影响），以及用新的不易被腐化的艺术形式传达经验。如果成功的话，这一补救措施将会把全国性的、有着高度相互依存性但却缺乏自我反思的20世纪20年代的伟大社会，转变成新型的、在道德上对民主必然性有着自我理解的“伟大”共同体，因为民主“就是共同体生活自身的理念”。[iv] 但是，当涉及到改革的提议时，杜威却提出异议。“就民主的政治形式提出改进性建议”是没有意义的，除非交流和提升集体自我认知的问题已获得解决——而一旦如此，改革的提议就是多余的： 首要的困难……是发现一种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分散流动和多样性的公众可以因此认识自身，即界定并表达自身的利益。这一发现是任何（政治）机器根本性变革必要的先决条件。[v] 使改革成为一个相互间自我发现（几乎是自动进行的）过程的结果，这一点与杜威思想中的进化或“自然主义”维度相共鸣：根据目的和手段相互决定的思想，选择的标准（这里是指民主的思想）与被选择的单位（这里是指与该思想相对应的民主制度，以及在此制度中的公民的角色）共同演进，以至于公众及其要求的改革只能同时出现。实际上，杜威把普选权、多数决原则和其他典型的代议制民主制度描述为“在时代前行的方向上演进，演进中的每一个波段就当时的动力而言，都是对先前习惯和法律的微小背离。这些制度装置服务于某个目的；但是，该目的是为满足因过于迫切而无法忽略的现实需求，而非推进民主理想。”[vi] 然而，既然说民主或者其他社会组织形式是进化的理性狡计的产物，人类主观能动（human agency）的可能性则当然被削弱了，而且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丰富交流的思想也让位于有机体和环境的盲目竞争及调整。至于这种进化论所描述的民主发展，即便不谈其悖论式的败坏，其实是杜威自己在其他场合嘲笑过的糟糕的历史学。关于在法国和美国建立共和国、或者19世纪在英国及其他西欧国家拓展普选权的争论，都专注于把特定的民主理念与特定的民众特性联结起来以便在当时产生良性循环的制度安排，即那些鼓励民众美德发展、限制他们的恶起作用、从而反过来使他们更强大的制度。这些争论并不是出现在白纸上；由于其前提假设的错误以及目标的模棱两可，它们所造就的宏大设计被实现时非常不完美。但是，它们对于塑造以后的发展以及特别是人民此后将在其中讨论宪法的环境，有着深远的影响。它们可类比为杜威不断援引的那些关键时刻在公共生活中的对应物——在那些关键时刻里，个人（他们努力推测新颖的、合乎目的的意义）既利用又改变习惯，甚至随着它们为他们的个性添加新的解释。考虑到其著作的整体性，杜威本可以很好地援引此项类比，并且从它提示出的有利角度研究20世纪20年代的民主状况。他没有那么做。但是，他允许或邀请我们思考《公众及其问题》的局限性这一事实，说明《公众及其问题》更多是对一些智力挑战的间接回避，而非其民主思想之基本缺陷的表达。[vii] 十余年后，杜威的写作回归到民主改革的主题上来，以一种相关却又不同的方法，更为细碎却更为生动。在《公众及其问题》里作为工业化牺牲品的地方社区，现在变成保留着的遗迹或再生的元素。杜威接受了杰斐逊所长期关注的以财产的大致平均分配作为一个共和国的物质基础，以及他后期把弗吉尼亚乡村切分为小的共和国的思想：以新英格兰镇会议为模型，与特定行政权力进行协商的议事会，依赖公民的直接参与并拒绝代表制。[viii] 要理解杜威对于这种地方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localism）的亲和力——“地方是最终的普遍之物，近似于全部的存在”，他在《公共及其问题》中写道[ix]——联系如下内容来思考，是有益的：共和主义的大众主义政治理念以及青年时代的生产者合作社运动对他的思想和政治形成所产生持续影响，特别是他对亨利·乔治（HenryGeorge）这位最激进的小所有者及其地方社群捍卫者的推崇。乔治的主要改革建议是对涨价的地租征税。明确把杜威吸引到这个理念的，是乔治对于地价上涨的深刻社会根源的思考。乔治把这种上涨看做一个过程，借此过程，个人理性甚至计算决策导向一种更为复杂的社会分工，并且伴随更为密切的合作以及随之出现的社区。在乔治的寓言里，第一位定居者确定选择的是这块土地而非邻近那块，他吸引了相继而来寻求伙伴关系和友邻帮助的拓荒者；日益增长的聚集吸引来工匠和商人；这个商贸中心最后变成一座城市和学府；思想得以积累并发生冲突。这里，在乔治的《进步与贫困》的篇章里，杜威或许发现了一个比他有关商业与社区联合发展的视野中其他任何东西更关键的启示：把政治嵌入合作的文化之中从而形成民主。[x]这种朝向地方的吸引力，以及在它之上重建民主的欲望，是杜威的这样一种信念的基石：抽象与具体、手段和目的，必须放在一起以实现有用的目标。地方行为——产生自直接经验，并产生出直接的地方影响和校正性回应——似乎是维持这一联系的必要条件。 如果杜威能前瞻于时代，他毫无疑问将会被已通过杰斐逊与乔治思想的混合物而启发其想象的那种“社区共和国”（ward republics）的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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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从博士到渣男：“霸座男”被扒出一车皮的变态故事 原创： 止水上人  廉政空间   “霸座男”劣迹： 博士论文抄袭； 伪造房东委托书，玩人间蒸发； 在校散发带有诱惑性质的流氓传单和相亲广告； 硕转博考试作弊被抓…… 文/宾语（微信公众号：廉政空间 ID：Lzkj328） 时令已是“末伏”，节气到了“处暑。《诗经·国风·豳风·七月》里说：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意思是：农历七月，“大火”恒星下行，天气渐渐转凉。到了九月就该缝制寒衣了。 8月21日是农历七月十一，雨后的济南云淡风轻，早上气温21℃，东北风3级，是个适宜出行的好天气。 这一天，对于在北京的济南人孙赫来说，是个重要的日子。在此之前，孙赫不但是人，还是人上人。学业有成，事业有成，博士学历，有车有房，省会有房，首都有房，无需炫耀，自带光芒。 这一天，孙赫完成了从人到渣的衰变—— 北京人不承认“霸座男”是北京人，说他是济南人；济南人不承认“霸座男”是济南人，说他是临沂人；临沂人不承认“霸座男”是临沂人，说他是莒南人；莒南人不承认“霸座男”是莒南人，说我们莒南没有这号人。 如果没有去霸人家女孩的座，如果人家要求让座能主动回到自己座位上去，如果列车长来了以后自己不再那么“装”，如果乘警来了以后自己不再那么屌，如果女孩没有录自己那段视频，如果录了视频没有上网……孙博士还是孙博士，孙总还是孙总，孙老师还是孙老师。太阳天天从东方升起，这天上的太阳还在头顶红彤彤地照着，自己咋就跌进黑洞洞里了呢？ 是脓包就有挤破的时候，是狐狸就有露出尾巴的时候。世上没有“如果”，没有后悔药。 再怎么说，博士还是比狗屎要吃香，但孙总活生生把博士整成了臭狗屎，吃香变成了吃翔…… 1.jpg (159.56 KB, 下载次数: 0) 下载附件 12 分钟前 上传 8月21日07:13，济南站——北京南站的G334次高铁从济南站始发。孙赫没有坐在自己的5车05A号座位上。见车上有许多空座位（济南西还要上人，当然有许多空座），他一屁股坐在了前面同样靠窗的F座上。 07:29，火车经停济南西。女乘客上车后，拿着车票找自己的座位，发现座位上已经有人了。她与这位占着她座位的男乘客商量，让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不抢别人的糖，不占别人的座，这是幼儿园宝宝的课程。女乘客没想到，男乘客不肯起来，还给她指了三条路：“谁规定一定要按号入座?要么你自己站着，要么去坐我那个座位，要么自己去餐车坐”。 火车在济南西站停车4分钟，女乘客没有讨回原本属于自己的座位。 女乘客遇到无赖了。她找到列车长求助。 07:35，列车长过来劝说。下面的视频是女乘客录制的。为女乘客的机智点赞！ 列车长来了， 乘警来了…… “霸座男”就是站——不——起——来…… 荷兰阿姆斯特丹一所大学曾运用“情感识别软件”，分析出蒙娜丽莎的微笑包含的内容及比例：高兴83%，厌恶9%，恐惧6%，愤怒2%。 09:18，车子停靠在北京南站。“霸座男”带着蒙娜丽莎般的微笑走出站台，汇进了人流当中。（注意，这里不是说把“霸座男”给人流了。） 2.jpg (21.07 KB, 下载次数: 0) 下载附件 11 分钟前 上传 “把一车厢的人耍得团团转”， 这是何等的得意。出了北京南站，孙赫就开始“公羊与母羊谈恋爱——洋洋（羊羊）得意“地炫耀自己的“霸座”成绩。 别看我外表像是一只羊 羊儿的聪明难以想像 我本是A座位呀A座位 我就是一屁股坐在了F上 小姑娘呀小姑娘 占着你的座位我心情奔放 列车长呀列车长 你让我的心追赶着太阳 乘警哥呀乘警哥 有什么危险在我面前也不会去心慌 别看我外表像是一只羊 其实我就是一只装死的狼 装死的时候你看我满脸是沮丧 站起来我满是开心笑容都飞翔…… 33.jpg (104.46 KB, 下载次数: 0) 下载附件 10 分钟前 上传 8月21日11:40，有着580多万粉丝的知名本地博主“北京人不知道的北京事儿”发表@用户56678394的投诉：今天早上开往北京南站的G334次列车上，这男的死霸着这个靠窗的座位，不肯坐到自己车票上的座位，被他强占了座位的姑娘只能站着劝他，他竟然还趾高气昂的对人家姑娘说：“谁规定一定要按号入座？现在你有三个选择：要么你自己站着，要么你坐在我那个座位上，要么你自己去餐车上坐着去！”乘务长来了之后，这男的开始耍无赖装病，依旧不肯起来……遇上这样的该怎么办？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事儿真的挺难忘。吃瓜群众一声吼，霸座男子渣名扬。 8月21日下午开始，“霸座男”视频开始在朋友圈、微信群和微博疯转。 虽然说法律界人士对“人肉搜索”大多持反对态度，《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第7条也规定：“用户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利用国际联网侵犯用户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但不得不承认，这些年在道德规范、民意表达、舆论监督、推动社会进步等方面，“人肉搜索”发挥了重要作用。“人肉搜索”是否合法，关键看搜索的内容是否是他人已经自行公开的地址、联系方式等个人信息。如果超出了这个范畴，就超越了法治社会表达自由的限度。 8月21日晚上，有网友开始对“霸座男”进行“扒底撕秃他”（巴蒂斯图塔）。 虽然是先是有网友扒出，“霸座男”名叫孙赫，是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人，接着被扒出了企业登记信息。这当然是已经公开的内容。 “霸座男”是个老板，老板名叫孙赫。孙赫以前在济南开办蓝天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做教育培训，赚钱后在济南买了两套房子。 4.jpg (58.39 KB, 下载次数: 0) 下载附件 9 分钟前 上传 “霸座男”是个在读的博士，后来进的社科院，拿了北京户口。单身，热衷相亲交友，骚扰过不少妹子。 5.jpg (49.97 KB, 下载次数: 0) 下载附件 9 分钟前 上传 6.jpg (27.5 KB, 下载次数: 0) 下载附件 8 分钟前 上传 还登报相过亲呢！ 7.jpg (99.14 KB, 下载次数: 0) 下载附件 8 分钟前 上传 越扒越光！“霸座男”怂了，开始求人帮他“说说话”，把他的道歉“多多转载”： 8.jpg (57.47 KB, 下载次数: 0) 下载附件 7 分钟前 上传 22日21：40，有媒体报道称：22日，当事男子孙先生回应称，当时态度不太好，现在对自己的行为很后悔，并向女乘客表示道歉。 9.jpg (37.68 KB, 下载次数: 0) 下载附件 7 分钟前 上传 10.jpg (39.57 KB, 下载次数: 0) 下载附件 7 分钟前 上传 这个“回应”因为无图无真相，没有网友理会。 今天（23日）03:55，新京报发布【高铁“霸座”男子夜晚录道歉视频：深表悔恨和自责 并对当事人道歉】 孙赫道歉全文： 对于网上曝光本人乘坐高铁霸占座位这一事件，我深表悔恨和自责，在此，我向当事人和全国人民表示诚挚道歉。我深刻反思，我的这种行为严重违反了社会公德，对当事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对社会造成了恶劣影响。痛定思痛，我保证在今后不再犯此类错误，一定加强个人修养，提高个人素质，也恳请全国人民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深深鞠躬） 我们看看网友是怎么看待“霸座男”的道歉的： 11.jpg (90.7 KB, 下载次数: 0) 下载附件 6 分钟前 上传 12.jpg (97.16 KB, 下载次数: 0) 下载附件 6 分钟前 上传 1937年的爱情：绝不接受道歉，请按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追究其寻衅滋事罪。对以后的烂人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风险教育。 岁月无恙人依旧：根源没有解决，至少格式化的道歉，带有淡化问题的电话采访录音说明了口服心不服！ 中山激光打标加工：谁要你的道歉，我们只想乘警严格执法，全中国14亿人，每个人都耍牛逼一次道个歉就好了，要法律法规干嘛？ 心碎之觞：他以為念個台詞就可以混過去了，垃圾。 凉白开-最解渴：不是瘫了吗？站不起来了，以后都不要坐火车了，要不是舆论压力会出来道歉吗？谁知道是不是悔改了，恶心！ 说点什么呢说吧：小编，什么叫疑似不让座？视频清清楚楚，就是没让座！这个垃圾人还是社科院的？道歉有个什么用？为了保护自己的饭碗吗 小妖遮：被人肉了，怕了才出来道歉。你占座那精神头那去了。 E-Chung：感觉像二十年前报告，极其敷衍，你打个🐴什么意思，全国人民还不知道你？ ExcelMenG：德不配位，请社科院辞退烂人，请公安部门依法严肃处理，请铁路部门将烂人列黑名单，都“瘫痪“了还坐嘛高铁？ 好尴尬呀！ 网友不原谅“霸座男”的道歉是有原因的。在道歉视频的后面，还有一段电话采访。“霸座男”是这么说的： 我昨天去济南站坐高铁，早上7点多发车。上了车之后，由于车上的人比较少，我就坐下来了，就在我座位的旁边。我的座位也是靠窗的，座位号是5车的05A号。后来在济南西站又上来了一位女士，她（女士）上来以后我已经睡了一会儿了，迷迷糊糊的跟她说我和你换座吧，然后她就没同意。后来她就去找了列车长，列车长一过来之后就完全向着她，我就有点不理解，所以就态度不太好。然后又叫来了乘警，经过商量，乘警说让我坐在那个（女士的）位置上。 看了上面的电话采访，你还会选择原谅吗？ 网友们继续扒皮。相关方纷纷表态。 点下面广告，打赏， 点赞，转发，  都是对廉政空间（ID：Lzkj328）的支持！ 23日上午，济南铁路公安局回应称，目前此事正在调查中，如有调查结果将会及时发布。 中国铁路总局的客服人员表示，会根据《铁路旅客信用管理办法》对当事乘客进行处罚。 13.jpg (52.01 KB, 下载次数: 0) 下载附件 4 分钟前 上传 今天（23日）09:45 ，躺着中枪的中科院官方微博“中科院之声 ”回应网友称：【统一回复】感谢关注，这里是“中国科学院”。 中科院回复了，社科院当然不能沉默：经过查证，网上所列孙某姓名和原籍所在地无误。孙某确为社科院2013级法学系的法学理论专业研究生，已于2016年毕业，但在社科院没有任何博士学籍信息，而工作人员中无论是正式职工还是外聘职工均无此人；查询此前孙某在社科院所留就业信息，显示为“回省待业”。 网上的扒皮还在继续！今天 12:18 ，“北京人不知道的北京事儿”刊出网友私信： 2016年在北京海淀，孙博士伪造房东委托书，把租来的房又租给了好几个租客，拿了租客们的钱，也不给房东交房租，玩儿人间蒸发……导致房东直接找到租客们要钱，租客们最后费尽千辛万苦找到孙博士的家，把他扭送到派出所，博士这才把钱吐出来…… 14.jpg (197.27 KB, 下载次数: 0) 下载附件 3 分钟前 上传 15.jpg (90.73 KB, 下载次数: 0) 下载附件 3 分钟前 上传 “霸座男”孙博士的论文也出问题了！知乎网友邹禹同扒出孙博士2017年的论文跟两位学者2014年发表的论文“长得挺像”的…… 16.jpg (49.62 KB, 下载次数: 0) 下载附件 2 分钟前 上传 17.jpg (42.31 KB, 下载次数: 0) 下载附件 2 分钟前 上传 “霸座男”孙博士同校同学也站出来了！在校散发带有诱惑性质的流氓传单和相亲广告，硕转博考试作弊被抓……原来，原来，原来这孙博士就是人渣中渣渣渣呀！ 18.jpg (163.87 KB, 下载次数: 0) 下载附件 1 分钟前 上传 19.jpg (157.76 KB, 下载次数: 0) 下载附件 1 分钟前 上传 20.jpg (225.44 KB, 下载次数: 0) 下载附件 1 分钟前 上传 截至廉政空间（ID：Lzkj328）发稿，警方对此还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当法律不能对这种人进行有效制裁的话，扒皮施压不失为一种方法。 事情到此，廉政空间（ID：Lzkj328）给出“霸座男”孙赫一个相对完整的信息： 孙赫，男，汉族，生于1985年，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人，山东大学本科毕业后创办蓝天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做教育培训，赚钱后在济南买了两套房子。2013，孙赫考上社科院法学系法学理论专业研究生，于2016年毕业。期间硕转博考试作弊被读博资格，后成为韩国圆光大学在读博士。单身，热衷相亲交友，勾搭妹子。 妹纸们，擦亮眼睛啊！ “霸座男”事件启示一：世上本没有渣，做人太“霸座男”了，也便有了渣！ “霸座男”事件启示二：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唯一的办法就把他踹起来；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死的人，唯一的办法就把他用土埋起来…… 网址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zbQap6-ILwkLkNns9R5CyA 编辑：臧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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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陈心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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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原标题：美企在印度高薪招募“删帖员” 被指在适应印度严格网络监管措施
[环球时报驻印度特派记者 胡博峰]美国企业正在印度高薪招募删帖员。据印度《经济时报》5日报道，一家美国企业正在印面向大学生招募互联网内容维护员。此职位的主要目的是杜绝一些不实、不良信息。

“我们正在招聘社交网站内容评审员，欢迎任何拥有大学毕业文凭的你报考……工作地点：海德拉巴；工作内容：保护和推广社交网站信息；薪资：年薪12.5万卢比至40万卢比+提成……”（1元人民币约合10卢比）这是印度就业招聘网站Naukri日前发布的一则由业务流程外包企业简柏特提供的招聘启事。该企业提供的薪酬可谓十分诱人。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美国公司简柏特在不久前赢得了向脸书公司提供内容管理服务的合同。为更好提供相关服务，目前简柏特正在印度招聘掌握泰米尔语、卡纳达语、奥里亚语、旁遮普语等的应届大学毕业生，作为社交网站信息内容评审员。据悉，他们的主要工作内容是筛选并过滤社交网站上任何涉及性侵犯、恐怖主义、虐待儿童、宣扬自杀等内容的信息或视频。

分析认为，此举是脸书公司为适应印度对外国科技公司日益严格监管措施的主动作为，甚至可以被视为“投名状”。此前，印度执法部门曾表示，将通过立法等手段，获取脸书等社交媒体及其旗下即时通信软件等的私人客户数据信息。

据印度媒体此前披露，通过脸书等社交媒体和即时通信软件散播谣言和虚假信息的情况愈发严峻。今年上半年，一则涉及儿童绑架的虚假信息在社交网络流传，结果造成多名无辜的人被打死。此外，脸书今年爆发了数据泄露丑闻后，引发印度高层震怒。这也是印度严控网络信息的一个重要原因。

编辑：冉玲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