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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雪

第五章 量子人性



—— 总 说

  

经过前面两章的阐释，我们明白人性善与人性恶都是人性中无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善是人这种动物能代代相传的必要条件，而恶是人这种动物本身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有着不同背景、不同侧重点的某种意义上必然是偏执的人性本善、人性本恶学说，必然也是偏颇的，各自导出了不同的文化心理，最终导出了不同的治政方式，人性学说对人们的影响是非常之深远的，我们前后左右上下里外不停地瞻顾，发现真正算得上完美的文化心理、治政方式在历史上、在现实中却寥若晨星。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因为对人性的理解的偏颇，所以人们的文化心理、治政方式必然也会是偏颇的。

导正因为理解人性的角度不同而形成的文化心理的偏颇，离不开对人性真义的全面理解，把人性分割成善与恶，分而理解，再把两种理解简单叠加起来，我们是否就可以全面理解人性的本来面目呢？然而我们归纳的历史的现实的各种人性现象，我们演绎自己内心的各种想法（设身处地地设想自己在某个场景中），发现简单的叠加远远还够不着对人性真义的理解。基于人性的测不准特性，我们在引子中，做了人性的量子猜想，在第一章中做了这种猜想的延伸，提出了人性的量子假说。

为使我们的假说比一些先入的哲学理念和先验的神启观念更具说服力，我们在这里重新理顺一下我们所以得出这种假说的来龙去脉。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各种有影响力的理念的基础是否可靠。

神启的各种哲学理念，既然是神启的，那么自然不可以用经验去验证它，也就说是先验的。上帝如果说一个针尖上可以容纳六个天使跳舞，那么别人说一个针尖上可以容纳七个天使喝茶就是错误的，既然如此有什么好说的——与神启相冲突的地方就是错误的——当我们观察到地球不是宇宙中心的时候，是我们的观察错了，而不是神启错了；当我们考察推论出人是猴子变来的时候，我们的考察推论又错了，不是神启错了。当我们所有的观察都有问题之后，一切的知识积累都没有了意义。然而身边的众多事实——3G手机、互联网、神舟六号，都告诉我们，我们的知识积累是没有错的。除非这些都是梦幻——一不小心神舟六号变成了航天飞机。看来神启与我们的3G手机、互联网、神舟六号是有冲突的。

儒家学说的终极的理论依据应该是“天”，现在我们知道“天”并不是“青天”，“青天”只不过是一层薄薄的“洋葱皮”，“青天”之外的“天”是无穷无尽的黑天，“青天”也不是那么不可得罪的，我们现在就把它捅了一个窟窿（臭氧层大洞），比孙悟空厉害多了，所以儒家理论的依据是靠不牢的——“青天”自身都难保，还能保谁？！

道家以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道”作为无可怀疑的理论依据，但这种“道”常常存在于“恍兮惚兮” 中，其实也就是常常存在于神智不那么清晰的时候的“顿悟”，我们知道神智不清的时候，常常产生各种各样的幻觉，这种幻觉其实是经验到各种事物后产生的各种想法的杂糅，“道”如果存在于这样的杂糅之中，那么此“道”就非彼“道”，彼“道”非天“道”，天“道”非地“道”，地“道”非人“道”，人“道”非你“道”，你“道”非 我“道”，“我”道非他“道”了。“道”既然有N种解释，那就和胡思乱想差不离了，这样的“道”，有没有、要不要都无所谓了。

马恩哲学的一切演绎出于“人首先要吃穿住行”，这自然没有错，人如果没有吃的东西早就饿死了（可能除了个别气功大师外），如果身上不穿衣服，要不就冻死了，要不就重新长出毛来变回畜生了（人就剩下热带地区可以不穿衣服的黑人了），如果没有住的地方，老是在树上爬上爬下的，也算不上人了，当然如果老呆在一个地方一辈子不“行”，那不是人，甚至也不是动物了，而是植物或什么无机物。然而如果以此为仅有的出发点，难免陷入“唯一主义”的泥潭，见其一不见其二其三其N。拜物、崇物是其必然的结果。人首先要吃穿住行，必然要吃穿住行的物质资料，要拥有这种物质资料最重要的必然是拥有生产这种物质资料的资料——生产资料，有了生产资料就有权，没有生产资料就没有权，这是必然的推论。但对照我们的身边情况，看到的事实却不是这样的，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不是真的全民所有，而是几个有权者所有。这要倒过来了：有生产资料的人——全民，没有支配生产资料的权力。同样有太多拥有厂房机器设备——生产资料的民营企业家，可以不让他们拥有话语权，甚至一有小小调控就可以让其生产资料灰飞烟灭。有权者可以买进也可以卖光生产资料仍不失去权力，有较高份额的生产资料的人也可以没有权。现在极少打工者——正宗的工人阶级——会认为，自己和老板的矛盾是不可调和、你死我活争夺生产资料的敌我矛盾。看来仅仅根据“人首先要吃穿住行”来推演，也是很有问题的。当今中国人常常为此自缚手脚，令人感叹中国人崇古情节的深厚、怀疑精神的淡薄以及创造精神的萎靡。

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因为有了神、恶魔存在所以把外于的感觉主体的感觉对象弱化了，导致了唯心主义。偏颇了“心”，必然弱化乃至虚化了“物”，发展到了极至会导致世界的存在只有“我”这一个感觉主体，而其它的一切都是虚幻的。这与我们感觉到的，感觉主体和感觉对象真实地相互作用着，是有出入的。

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唯理主义、唯人主义、唯美主义…..，虽然我们没有可能对所有这些哲学理念都有一个清晰的把握，但不管怎么样，如果按他们的理论的立足点一直发展推理下去，结果和我们对历史的、现实的观察有出入，而这种出入该理论承继者必须要用牵强的方式、诡辩的方法来弥合的话，那么我们基本可以断定，这样的理念的基础、立足点是有问题的。

经过了全盘的怀疑，我们最终发现有一点似乎是不可怀疑的，这就是在引子中我们已经阐明的“只要有感觉，就能证明感觉主体和感觉对象的存在”是很难怀疑的。这个理念应该是确定无疑的。这在前言中、第一章《科学的真确性》中做了一定的论证。在“第六感觉”起作用前，我们就姑且当这样的理念是真的（如果有一天这导致了某些与观测的出入，我们将坦然领受这个理念的终结，不会试图做无聊的诡辩，将努力寻找另外的真正的立足点）。在此基础上，我们推论出了科学的真确性，否定了认为科学是虚幻的理念。

量子力学是当今物理科学的重要基础，不管量子世界如何的幻化，如何的无法用平常经验去理解，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就是这个世界的各种现象都是可以通过实验反复观察到的，这是无法否认的真实的存在。我们的观察和经验还告诉我们，大体上我们理解客观世界的水平越高，我们的科技发展水平越高，我们理解宇宙越深入，我们的思路就越开阔，越容易激发新思想的诞生。而没有很好的科学启示，一味沉迷于各种先入的哲学理念或神启的各种理念，则会极大的束缚思维空间的拓展，甚至使些微的新思想都无法萌芽。我们不想用任何先入的哲学理念去“束缚”任何人，只是为了阐释方便不得已引入一个不同于其它哲学的理念。对科学，我们以此论证它的真确性（我想科学的真确性即使不用我们假设的前提，只要稍微现实的一点其它的前提都是可以推论出来的），而对科学给我们展示的世界，既然是“真确”给我们展示的世界，我们自然可以领受它带给我们的启发。同样，我们领受量子力学展示的世界带给我们的启示。

当初爱因斯坦发明了相对论，相对论展示的世界给了我们很多的震撼，如光线竟然可以弯曲、时间竟然是不统一的（有的地方快、有的地方慢）等等，我们领受了许多的启发，相对论启发出来的哲学理念有哪些我们不知道，但通过时间隧道可以往复来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这样的想法被激发出来后，引发了无数的科学幻想，却是真的。光线速度的限制，使得我们看到的天空都是“假”的（我们看到的太阳是八分钟之后的太阳——光线到达地球要八分钟，我们看到的离开我们一亿光年的星系，是一亿年前的星系——我们只看到了历史），如果有某颗智能星球距离我们三四十光年，而且这颗星球上的人们能观察到中国发生的事情，并且现在正在观察，那么他们这段时间看到不是神舟六号，他们看到的是“文化大革命”、三巨头的陨落、唐山大地震等等，要看到神舟六号，等到光线走三四十年之后吧。我们看到的是历史，他们也一样，因为观察用的媒介，光，速度是被限制了的。感觉好像很奇特，但在光速被突破之前，这都是真的。

现在我们逐渐习惯了相对论世界光线的弯曲、光速的限制、时间的不统一等等带给我们的感觉上、观念上的不适。但当科学把量子世界展示给人们的时候，连相对论的宗师爱因斯坦都感觉适应不了。

我们在《量子假说》中展示了量子世界的一些特征：波粒二像性、能量是一份一份的、测不准原理、概率可测性、电子可以“同时”通过两道门、叠加态等等，并做了一定的解释。习惯了日常经验的人们实在无法适应电子“同时”通过两道门这样的念头，电子怎么可以分身呢？怎么分的呀？习惯了确定性的人们怎么也无法适应“测不准”竟然成了“原理”！它给我们带来的震撼太大了，根本无法用身边的经验去理解，更无法用任何的先入的哲学理念去剖解。虽然有人试图创造一些理念去解释，但常常解释得面目全非，不知所云。

既然太多的解释都只流于苍白，那么我们不如转换态度，体认这个世界的存在，接受它带给我们的各种启示，迟早我们对“分身术”、“测不准原理”会像“时间停滞”、“光线弯曲”、“看天空就是看历史一样”等一样习惯而自然。

这一章《量子人性》是《量子假说》中各种人性的量子现象的展开，是在领受量子世界带给我们的启示的基础上的展开。有了《人性之善》和《人性之恶》两章的阐释，我们明白人性无可回避的两个方面，不过，单独的阐释常常顾及其一而舍弃另一方面，无法真正展示人性的真实状态，量子世界的一些特征启发我们，人性的这两个方面，有着重大的特点是：善恶跃迁性（不连续性）、善恶纠缠态等等。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把人性的善与恶作为两个方面，是有些简单化的，但为了描述方便，我们姑且把假、丑之类贬义的人性归入恶，把真、美之类褒义的人性归入善。总体的人性现象，就是各种假、恶、丑和各种真、善、美相互作用体现出来的。

人性之善，经过我们的分析，我们看到，是植根于伟大母爱的，而人性之恶则是根源于感觉主体与感觉对象有着无法消除的分别的，善与恶都天然地存在于感觉主体之中的。《量子人性》侧重于分析、阐释人性之善与人性之恶的相互作用，以及这个作用过程中激发出来的各种现象。是对量子假说的进一步厘清和细化。虽然难免会让人有一种附会的感觉，但根据量子世界真实存在的现象进行附会，总比抓住脑中一闪而过的念头或偏颇狭隘的生活经验进行附会更切实一些。

白雪

一、波粒二像性



光到底是一种波还是一种粒子，在光的波粒二像性被广泛认可之前，人们一直陷于非此既彼的迷雾之中：要不是就是粒子，要不就是波，几乎没有人认为光既是一种波，又是一种粒子，以人们日常经验到的东西，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把波动性和粒子性同时揉合到自己的理解中去的，直到人们既无法否定光有波动性，也无法否认光是一种粒子，直到有了量子力学，人们才把光的波动性和粒子性揉合到一起，认可了光的波粒二像性。经过了一系列的实验，人们还发现了微观粒子如原子、电子等都像光一样存在衍射、干涉现象，以此人们推论出并最终证实所有的粒子都有波动性（宏观的大物体，其波动性也存在，但波动性因为质量大，可以忽略不计）。

人性，是感觉主体在与外界产生作用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是感觉主体的思维活动、精神活动的外在表现。而感觉主体既非身体的哪个部分，亦非身体的哪个系统，但又真实地寓于身体之中的。如果我们把身体某种意义上（虽然不是感觉主体本身，但我们可以约略认为是感觉主体的物质外延）比喻做粒子状态的存在，我们或可把思维活动、精神活动比喻成波一般的存在状态。感觉主体的波粒二像性，我们或可描述成：身体可以说是一种粒子存在（感觉主体的物质外延），思维活动、精神活动可以说是一种波的存在；那么感觉主体思维活动、精神活动的外在表现——人性的波粒二像性我们或可描述成：单纯的善与恶是人性较稳定的粒子存在状态，而善与恶之间的辗转幻化则是人性的一种波的存在状态。

在理解人性的波粒二像性前我们先看看感觉主体的波粒二像性，也许对理解波动中的波动——感觉主体思维活动、精神活动的波动性，有一些帮助。

人身体的粒子状态（物质状态）的存在是无可怀疑的，感觉主体能感觉到身体的某个部位的不适，如某处发炎能感觉到痛，某处皮肤有霉菌作用能感觉到痒，某种情况下能感觉到生理的冲动需要宣泄等等，证明这个身体是真实地存在着的感觉对象（我们也可以说：这个感觉对象——身体，应该是感觉主体的物质外延，但不是感觉主体的核心，是感觉主体与感觉对象之间的必需的媒介）。同时，痛、痒、生理冲动等等信息，能够被感觉到，证明信息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是说信息被接受到了，既然是一种信息的接收，或可玄点地理解成是一种波的被激发态（类似频率相近可产生共振），也就是说感觉主体的核心是一种波一般的存在状态。

感觉主体的外在表现形式是一种实体的状态，感觉主体的核心是一种波一般的存在状态，这就是感觉主体的波粒二像性。我们的研究对象人性，是感觉主体的核心，既波一般的存在状态，这种波动性应该是人性的主要特征。但这种波动性何以又存在一种粒子性呢？感觉主体的核心是一种波的状态，但也具有稳定的地方（单纯的善与恶相对稳定），就是可理解性，我们姑且把这种可理解性（因为善恶相对稳定）比喻成粒子性。

无疑善与恶是一种信息的存在状态，是对人性的状态的一种描述。

人性的粒子性表现为善与恶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相对稳定的存在着。当一个人长期以来受一种或几种固定的教条影响（这几种教条是可以相融的），没有其它可以影响他的思想，或一个群落、一个民族深受某一种或几种固定的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也应该经过了熔融的）的熏染而没有其它可以有重大影响的意识形态作用的时候，其表现就是一种人性的稳定的状态。一些地方表现为固定的善，而另外一些地方则表现为一种固定的恶，而在没有固定教条、固定意识形态影响的地方则处于一种自发状态，表现为基于母爱的善和基于自私的恶综合作用的状态，这种状态是自然的也是相对固定的状态。只要环境相对稳定，没有新的思想对旧思想相冲击，人性的状态就是一种安稳的状态，没有对刻入灵魂的意识形态重大而深刻的刺激，人性之善与人性之恶的表现形式不会有大的改变，人性就处于相对固定的状态，既表现为粒子性。

不难理解一个人生活环境如果是这样的：父母、祖父祖母、哥哥姐姐，总之身边所有的人都是上帝虔诚的子民，那么他一生出来，就决定了他最可能成为一个虔诚的信徒。神的存在，所有人都会告诉我是不可怀疑的，怀疑是一种莫大的罪过，当然我们的神是唯一的真神，其他的偶像都是魔鬼，崇拜魔鬼是莫大的罪恶，是对神的莫大不敬。神爱世界上所有的人，包括那些孱弱无助的人，我们应该像上帝爱人一样爱世界上所有的人。身边所有人都是这样告诉我的。我心中于是就有了许多的理念：我要培养我的爱心，爱身边所有的人，甚至爱我们的敌人，所有人都是上帝的羔羊，有罪待赎的羔羊，我们要宽容，要容许别人悔过。但我们绝不可以容忍任何对全能、仁慈的上帝的不敬，不可以容忍人们崇拜偶像，对无神论者对上帝进行否定和亵渎的行为无论如何是不可容忍的，不如此不足以维护上帝至高无上的荣耀。

这样在这个环境中出生成长的人，就基本有以神为基轴的固定的理念了。在这样的理念的作用下，人性的善基本表现为一种平等、博爱的情怀，有耶酥为全人类赎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故事感化的博大胸怀，同时人性之恶则表现为一种对异端、对无神论者的仇恨、“布道”精神的病态传承（就像美国用武力推行其意识形态）等等。这种相对固定的善和相对固定的恶在基督教世界广泛、深刻而长远。这是在基督教世界的人性的粒子特征。

同样，在儒家的意识形态的作用下，人性之善相对固定于对国家、对君王的忠孝上，体现在晚辈对长辈的孝顺上，体现在一种包容“异端”（如对佛、道的包容）上，体现在一种中庸而不偏执上。而人性之恶则固定在三六九等激发出来的各种不平、不公上，体现在对弱者的蔑视、轻侮上，体现在欺软怕硬的阿Q精神上。这是在儒家社会的人性的粒子特征。

在宏观上如此，在微观上，如果一个人出生、并始终成长在一个充满爱的环境中，无我状态比有我状态多，这个人的性格基本固定于大部分的善中。而如果出生、并始终成长于爱心缺乏，充满暴力和欺凌的环境中，有我状态总是比无我状态多，那么，这个人的被天然激发的恶容易固定在这个人的灵魂深处。当然大部分人处于这两个极端的中间状态。但只要环境相对固定，或环境变化对人影响小，这种恶的成分和善的成分基本就是固定的（用固定的意识形态进行教育是言教，善与恶是价值观的善与恶，而生活环境的影响更多的是身教，善与恶是直观的善与恶）。这种大致的固定就是人性的粒子特征。通过对人性之善与人性之恶的辗转阐释，我们知道人性是基于母爱的善和基于自私的恶的综合体现，不能简单地说人性本是什么，人性的粒子特征不是指人性本如何，而是指人性在一定的条件下的相对固定性或相对稳定性。

人性的波动性体现在各种各样人性的幻化演变之中，如迁善为恶，迁恶为善。浪子回头，人心不古，道德堕落等等，都证明人性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变幻的，或说是处于波动状态的，是一种波一般的存在状态。

人性的这种波动，基本由两种因素激发，一种因素是现实生活环境的改变，与自己曾经的生活环境有许多的不同之处，在需要重新适应才能生存的情况下，常常引发人性的波动。而另一种因素是外界的东西对感觉主体产生了刺激，这种刺激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如外来的思想，外来的意识形态，甚至只是一个故事等等，在这种刺激的作用下产生了波动。

不难理解，当一个一直生活在受呵护的环境中的人，突然来到了一个充满欺诈的环境中，人们不是在爱护他，而是在利用他欺侮他，一般人很快就会失去平衡，在寻求平衡的过程中，激发出种种为恶的心态来。而那些大度能容的人，在不适应一段时间后，感觉自己无力改变环境，只有适应环境的时候，为了不再“不谙世事”， 不再受到伤害，必然要从根本上改变自己才行，就算自己有智慧把握自己不变，也不一定有力量把握自己，改变有时连自己都没有感觉，无意中做出来的事情已经不像以前的自己了。这是恶的相互刺激的效果。

同样，一个从备受欺凌的环境中走出来、心中充满仇恨的人，到了一个受呵护的环境，一开始总有一种怀疑和警惕的心，怀疑周遭环境人们的目的，但在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之后，发现人们并没有什么目的，只是体认了他是这个环境中的公平的一份子的时候，就慢慢地转化了他愤世嫉俗的心态。这是善相互感染的效果。

人性的波动性重要的根源在于本然存在着人性之善的相互感染性和人性之恶的相互刺激性。一个感人的故事常常可以让人迁恶为善，而一个领导一次不小心的“身教”，也可以让崇拜他下属从此迁善为恶（一个形象非常清廉，并且经常教育下属向他学习，下属因此非常敬佩的领导，不小心让下属看到了他贪污索贿的恶行，下属在受骗、受辱的感觉的作用下，自然也会效仿）。这是人性波动性再好不过的证明了。

社会性的善和社会性的恶的相互幻化也许比较复杂。

不同意识形态的撞击其实就是不同意识形态所指向的善、恶的标准的撞击，这种撞击常常引发社会性的善、恶标准的变迁，在整体上使人性产生剧烈的波动。当儒家社会的仁爱的理念受到了西方社会平等、博爱的理念冲击的时候，中国人善的标准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在比对过程人们在看到了儒家的伪善，当扫除这种伪善的意图遭到了传统势力的极大阻挠的时候，便激发了剧烈的革命，中国人的性格产生了剧烈的变迁。由温顺而变为激烈，有保守而变为激进，由三六九等意识变为普遍平等意识，由不能容忍不忠不孝变为不能容忍长辈限制我们自由。观近现代历史，社会性的人性波动最剧烈的莫过于中国。

在儒家的、革命的以及当代西方各种意识形态综合作用下，中国人的人性一直处于波动状态，有儒家伪善的复萌，有再次进行革命的冲动，更有急于推进民主、自由的巨大冲动，当然这种不善（儒家的伪善以及任何急迫的冲动都不能算是善），并没有成为主流，只是不同时期波动幅度各有不同，不管怎么样，这种波动是对社会的一种危害，减小这种振动幅度，是安定的一种保证，其中具有真正减振作用的是学人们永不停息的努力，这也许才是真善的潜行：努力改变民族的文化心理，从而最终影响结构的调整甚或重塑，最大程度地把人性的“终极”的善从制度之善中充分体现出来。

波粒二像性告诉我们，人性的波动性和人性的粒子性一样，我们无法消弭，只能承认它的存在，我们最大的善也许就在于营造一个环境，让迁善越来越多可能，让迁恶越来越受遏止，人性都正向波动，通过巧妙的方式，最大程度地消弭负向波动。这是庞大的工程，也许首先要学人们克制盲目的冲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逐步改观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必先让普遍平等观念深入大众人心，才能逐步减小社会性的不平心理产生的波动的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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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雪

二、不连续性



在传统的物理学理论“无颜面对”“紫外灾难”的时候，普郎克提出了“能量是一份一份”的假说，很好地解释了“紫外灾难”，量子力学从此登堂入室，最后煌煌然成为物理学世界最重要的“常任理事国”之一，没有中国的作用，当今世界或会失衡，同样，没有量子力学，当今的物理学世界或会残缺不全。能量不是连续的，现在这是被确认无疑的。

按前面一节的假设，如果说人的思维活动、精神活动的是一种波一般的存在状态，那么这种波或可说对应着一定的频率，这种波对应的能量就是普郎克常数乘以这个频率（E=hv，E是能量，h是普郎克常数，v是波的频率）。也就说这种波蕴涵着能量的，按量子假说“能量是一份一份的”，说明思维活动、精神活动就是一份一份的，也可以这么说，思维活动、精神活动的外在表现——人性，某种意义上对应着一种能量，是不连续的。也就是说人性具有“不连续性”特征。这里我们大胆附会出“人性是不连续的”，但还没有大胆到附会“人性是一份一份的”，因为，尽管思维活动和精神活动某种意义上是波指向的一种能量，能量是“一份一份的”，但人性是一份一份的，很难找到由事实的归纳和自我的演绎而来的合适的证明，也许将来能找到一些合适的证据，但还不是本书人性的“量子假说”有能耐找到的，我们不想以形而上的方式糊弄自己、糊弄读者。

人性的不连续性，可以解释为：善与恶相互幻化的不连续性，就是说无法用连续的确定的函数来表达人性的变化过程。概率性的变化应该有规律可循（将在后面“概率的可测性”中详细解读），或许可以用某种波函数来表达，但因为衡量具体某个行为，或善或恶是基本确定的（处决杀人犯，虽然是某种社会性的善，但本质上是一种恶，不过是以恶制恶而已，一定意义上是一种仇恨的宣泄，而不是以善制恶），所以人性的善与恶之间没有界限模糊的中间状态（儒家单纯的忠、孝是真善，但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的要求是伪善，是真恶，两者之间应该没有中间状态——对待领导、长辈是善，对待弱者是恶，或善或恶界限分明），那么善与恶的变迁幻化，应该不是连续的。

在基督教世界，人性的善是一种平等、博爱，是对所有人的爱，自己人，与自己无关的人，鳏寡孤独，甚至包括敌人。按道理，在这样的一个神启的世界中，应该没有恶行，有一种普遍的同情、友爱和宽容，但事实上，这种善常常在不知不觉中突然跃迁到滔天的大恶（为维护神的尊严，必然要维护各种神启的先验的观念，这种维护虽然看似为维护天然的平等、博爱的理论的根基，但在事实上正因为这种根基非常不牢靠，所以必然引发先验与经验之间的剧烈的矛盾，当神的“面子”下不来的时候，就是基督教原教旨的恶被激发的时候），这种恶和同情、友爱、宽容如此格格不入，根本没有中间状态可以言说。这种恶就是几百年的宗教战争（有时仅仅为是否是“三位一体”之类今天看来非常搞笑的意识形态）导致无数的流血、死亡和毁灭；这种恶就是为维护原教旨而对科学进行肆意的打压，就是对“侮辱”神的行为的“深恶痛绝”——受不了地球不是宇宙中心，受不了亚当、夏娃是猴子变的；就是对布鲁诺的火刑；就是对进化论的全力抵制；当今还是美国宗教界想要消灭委内瑞拉总统查威斯的冲动。平等、博爱等令遭受集权压迫的族群向往不已，无疑是人们普遍向往的有“终极”意味的善，异端、魔鬼、偶像、圣战、十字军东征等无数罪恶的名词，则把基督教原教旨的恶演化得淋漓尽致。此中体现的人性的善与恶是如此的天差地别，而由善而恶的变迁、幻化又是如此地自然而然，中间看不到什么过渡阶段，我们不难由此推论出人性变化的不连续性是真确地存在着的这样的一个结论。

同样的推论，我们可以从儒家社会的善恶跃迁中进行。传统中国为寻求秩序这一最高的社会善，在中国这样的地理历史条件下，必然要通过寻求统一和中央集权来寻求最终的秩序，当地方权力越来越大中央无法控制的时候，常常会引发地方势力之间频繁的征战，没有中央的绝对权威，很难控制全局。这样的情况下，导致人们必然认可对权威的服从为善的根本。没有这种植根于秩序稳定的忠、孝观念，要根本保证社会不被四分五裂几乎是不可能的。忠、孝从形式上看，是对领导、长辈的尊重，因为谁都需要尊重，领导和长辈也一样，所以这是一种善，从实质上看，则是保证中央权威的文化基础。对中央权威的最终认定，必然无形中激发了等级意识的膨胀，在这种意识的作用下，等级秩序最终被建构起来。当最终发展到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时候，忠、孝的这种善常常突变成现代人无法容忍的种种恶。“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意识，是儒家文明之恶的集大成者。一个儒官，对皇帝的忠诚无可挑剔，对皇帝赋予他的地位感激涕淋，有万死不能报皇帝之恩的思想，在发现自己的儿子与皇帝的某个被冷落的妃子有私时，必然杀自己的儿子以体现忠心（主观上完全有可能对儿子充满了仇恨），他绝对不会冒着生命危险为儿子向皇帝争取这个妃子（即使有这种念头，对他来说也是莫大的“恶”），对皇帝的忠心可以说是一种善，而杀儿子这种举动在我们看则是一种恶（消灭人的肉体如果不是恶，就没有东西不是恶了）。此中善与恶的迁化，也不是连续的，对儿子有天然的爱，是一种人性的自然善，对皇帝的忠心是一种社会性的善，从这种善直接到恨儿子乃至杀儿子这种恶（儒家意识越深厚，这种对儿子的恨常常越深）的变化，不是一种连续的变化，而是一种突然的跃迁，这里我们也看不到善与恶之间有什么中间状态。

基督教的平等、博爱之善，儒家寻求秩序和安定之善，一定意义上说，都是伟大的善，但这种善常常因为遭到刺激而跃迁成滔天的恶。唯一的神对“异端”的极其残暴的罪行，权威对弱者的苛刻暴戾、对“不敬”者的疯狂屠戮，都是由伟大的善跃迁而来的。

每个社会都在寻求一种适合自己的意识形态，或为寻求安定，或为寻求幸福，或为寻求尊严，或三者兼而有之。所以寻求某种“真理”一般的意识形态，从出发点来说是一种善。但绝大部分的意识形态因为其特定的环境的缘故，都直接的有向恶跃迁的因子。“面子”越薄（“面子”薄指掩盖矛盾的能力小）的意识形态越容易跃迁到罪恶。且不说基督原教旨在面对日心说，面对“人是猴子变来”的时候“面子”挂不住，儒家社会皇帝三千宠爱中的某一个被臣子“侮辱”时，“面子”挂不住，等等的时候，会跃迁到恶，就导致新中国得以成立的传统意识形态来说（视阶级斗争为必需手段），因为曾经依靠这种意识形态，我们统一了中国（完成了千年传统意义上的“伟大事业”），因为曾经依靠这种意识形态，我们拒敌对势力于远离国门的地方，扫除百年屈辱，树立了大国的尊严，所以我们对这种意识形态情感深厚，必然千方百计维护她的尊严。在维护尊严的过程中，苏联人挑战了它（在核武器阴影下，对武装斗争产生了怀疑），侮辱意识形态的纯度，一定意义上也损毁了我们的“面子”，于是恶化了和他的关系；因为太多的“右派”在怀疑，又必然刺激我们千方百计打压可能损伤意识形态尊严的任何思想和个人。于是就有了现在不停地在被反省、指责、愤恨不已的，在各种各样运动中的恶行。同样，美国人把他们制定的民主、自由制度作为终极的善（在比对过程中，我们确实无法否认其先进性），但这种善在面对朝鲜、伊朗、萨达姆的伊拉克等国家的“羞辱”的时候（与他们的标准出入很大），便把这些国家列入“邪恶轴心国”，试图以武力推行民主、自由制度，于是就有了无数在“炸弹之母”下作死亡哀号的生灵，就有了宗教极端势力被释放后惨遭屠戮的大量无辜。一般一种意识形态的“面子”越薄（先天的缺陷越大），就越容易“丢脸”（意识形态的理论被怀疑、指责乃至否定），用这种意识形态武装的社会越容易跃迁到恶中去。民主自由制度所生之善，虽然是经过了大规模的汰选之后，留下的精华中的精华，先天条件最好，但如果推行方法有问题，一样会突然跃迁到大规模的恶中去，历史和现实事件不胜枚举。

另外社会性的恶向社会性的善的跃迁也一样，当一种恶行人们普遍厌恶时，在寻求普遍的内心安宁的时候，激发人性中善性的复盟也是很平常的事情。这不必太多的推论了。

社会性的善与恶是一种不连续的跃迁，同样从基于母爱的天然善跃迁到基于自私的天然恶，或基于自私的天然恶向基于母爱的天然善的跃迁，也不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虽然因为遗传的、文化环境的等等因素导致人的心理能量的不同（可描述为面对不同事物的容纳性、波动性、承受力等等）有所不同，显示为不同的人在相同的扰动下，变化的不同（有容易跃迁，也有很难跃迁的）。可以说，正如电子在不同轨道的之间跃迁是吸收或释放了一定的能量的缘故，人性的跃迁也许也可以理解成是接受到了一定的能量，或释放了一定能量才产生的。不同的人，“频率”不同，产生跃迁所需的扰动（外界的感染或刺激的信息的能量大小）不一样。除了天生的一些遗传因素，一定的修身养性对心理能量的贡献也许是真实的，人们在学到了克制冲动、保持冷静的各种知识的同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练习，会在一定范围内、在一定程度上尽量减少外界因素对自己的扰动，不会轻易发生跃迁。

但再怎么伟大的人，从飞机上摔下来基本都会死的，这说明了感觉主体的物质外延——身体，不是能无限承受的，正如计算机的CPU不可无限负重一样，感觉主体的信息载荷能力、波动承受能力必定也是有限的。面对原子弹的时候，像毛主席那样气魄的人，地球上从此往后不会有第二个。在有足够的感染或刺激的条件下，无论是谁都会向善或向恶突然跃迁，就像水温降到零度的某一时刻会忽然结冰一样，要就是水、要就是冰、要就冰水混合物，不可能出现又是水又是冰东西。中国人费了太多的精力在修身养性上，这太浪费了，就算就修养成“圣人”一般的胸怀，感染了周围大批的人，但如果不小心什么事情激发了你的恶行，同样会刺激身边的人。再者，“圣人”修养到的东西，很难像科学知识那样能严格地代代相传，人死之后，大部分的“修炼”都烟消云散，影响所及非常寥寥，古人富尚且不过三代，“修炼”能传两代也许就已经很不错了。当然，我们在这里不是否定提升心理能量的重要性，而只是说人性的各种特性决定了片面的强调修身养性的重要性是一种误导，是一种需要修正的文化心理。不必说自己或某人“伟大”，大家都是平常人，在一定的条件下，都会善、恶跃迁、幻化，这也许至少是目前需要树立的新的文化心理。

水和冰之间没有中间状态，特定的善与恶之间也没有中间状态，人性的迁善为恶或迁恶为善，都是一种不连续的跃迁。所以对善与恶的直接考察，不如间接地考察激发善与恶的因素更容易理清来龙去脉。我们不必叹人心不古、道德堕落，因为这都是某些因素激发之下的跃迁，不考察这些因素而徒然长叹，于事无补。

不使社会性的善跃迁为社会性的恶，也许只有淡化任何意识形态的痕迹，不试图寻找任何的“终极”理论，广泛地领受各种启示，激发更多的创新，在大规模的比对过程中逐渐沉淀精华。而要使个体的自然善不跃迁为恶，除了增加心理能量，遏止自己迁恶的冲动外，更重要的也许在于大家共同努力，刷新文化心理，把“公民”意识更多地普及到尽可能多的领域（营造平等、宽容的文化氛围，可增加善感染的概率、减少恶刺激的概率——参见“概率可测性”），当然也包括思想界：在思想的世界，包括孔丘和亚里士多德，马克思和洛克，你和我，都是普通公民，不管是谁，都没有在思想上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权力。

白雪

三、测不准原理

  

对传统物理学绝对具有颠覆性的概念就是量子世界的“测不准原理”。当初提出这样的概念的时候，人们一时无法适应，甚至相对论的创立者，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开创者爱因斯坦，也适应不了，他至死也不愿在与玻尔（当时量子力学的领军人物）的争论中妥协，“上帝不掷骰子”——“测不准”怎么可以成为“原理”？！爱因斯坦认为，人们总可以找到合意的（也许为合上帝之意，也许为合传统物理理论必须的确定性之意）方式方法打破这种“测不准”。事实上，只是因为奇特，与我们日常经验出入太大，所以在人们意识深处感觉不“适意”才有这种否认的冲动。但不管曾经对牛顿的传统理论大破特破的爱因斯坦此中表现如何保守，“测不准”的事实却是无法质疑的，因为重复的可验证性是明摆着的，“测不准原理”最终为科学家们普遍领受。

    这里的测不准，不是指测量手段受到了限制而测不准，而是对微观世界的测量行为到了测量的极限，已经无法突破了，所以成为了原理。在《量子假设》中，我们做了一定的解释，因为我们不是科学的专业人士，难免与专业的科学解释有出入，但大概的意思应该不会错。一般的解释是，微观粒子（如电子）的位置和速度不能同时测准。为了更好的进行阐释，我们也不怕读者厌烦，对这个原理再做一些简要的解释：我们测量任何一个物体，必然要有光线从这个物体上反射出来，进入我们的眼睛或被照相机、摄影机记录了下来，在我们测量电子之类与光子处在同一“级别”的微观粒子的时候，情形就会很“诡异”——当我们想精确测量位置的时候，必然有波长短频率高的光子去碰撞，我们测准了电子的位置，但因为频率高，光子过大的能量已经扰动了电子的速度；当我们要测量精确测量电子的速度的时候，为不扰动电子，我们必须用波长长频率低的光线去探测电子的时候，我们测量电子的位置常常因为光线波长太长，测出来的精确度低于允许的误差，甚至会而“绕”过电子，看不到电子。   

测不准原理，带给了传统物理世界以颠覆性的感觉，是对物理世界确定性的颠覆，同时，这个原理也给哲学世界也带来了一种“前途未卜”的不确定性，上帝竟然也掷骰子！哲学世界的决定论遭到了重大的冲击，决定论的许多辩护都开始变得孱弱无力，面对测不准原理垂头丧气。

如果我们对测不准原理感到理解的困难，不如用日常生活来打比方，我们或可描述成：一个小孩给它调皮的小猫穿衣服，因为小孩太小，而小猫太灵活了，所以当小孩用两只手好不容易抓住小猫的时候，他腾不出手来拿衣服，而当小孩腾出手来拿衣服的时候，小猫又挣脱了他的控制溜走了，或抓住小猫或拿衣服但不能两全，根源在于小孩的小和小猫的灵活。把小孩比作光子，在把小猫比做电子，也许可以对测不准原理做一些大致的理解吧。

测不准原理，其实是根源于两个因素的：一是被测对象和测量工具光处于微观的同一“级别”，二是测量工具和测量对象有波动性特性。在《量子假说》中我们提到，测量人性的工具，也许只有人性本身（常常反映特定时代的特定的善恶标准），同时通过前面章节的阐释，我们理解了人性的波粒二像性，因而我们也许就不难理解测不准原理对人性的适用性。“测不准”是量子人性的重要特征之一，这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人性自然的善与恶的分野应该是明晰的，人性中的爱、宽容、克制、耐性、尊重等等都是善的标志，而仇恨、忌刻、冲动、伤害、侮辱等等都是恶的标志（任何人为制定的各种善的标准如果从根本上损害了这种自然善或激发了这种自然恶，就必然是一种伪善的标准）。但善与恶的明显分野，不等于人性是可测的，因为一方面，善与恶是同时寓于人性之中的，同时，测量具体的人性，非得有一个工具，而这个工具同样是“人性”，社会善与自然善常有的不相容性，善的相互感染和恶的相互刺激等等，导致测量过程必然是一种胡乱的扰动的过程。

战国时代，天下分崩离析，没有太多的东西可以限制和约束各种势力的各色各样的冲动，频繁的征战导致百姓无法安生，各种恶性普遍被激发出来。但因为人性的母爱因子，学人们的悲天悯人可以说是一种自然的善，希望寻求各种可靠的方法免于混乱和灾难，当用人性最基本的善——安定的生存，去测量此时普遍的人性时，发现人间尽是野兽，几乎看不到任何人性善的迹象；反过来，当人们用人性恶的标准去测量人性的时候，常常发现人们有渴求安定，渴求家人平安的自然善，而不尽然是恶。普遍的恶，掩盖不了寻求安定的渴望，零星的善，是苦海中的人们的一线希望。

原来的商、周形式的中央加上分封的诸侯这种治理方式导致无穷无尽的纷争和混乱，在这种情况下，用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借用商鞅一系列严酷的律法，用中央集权的方式统治天下是没有其它选项的选择，因为其它的意识形态都似空中楼阁，可望不可及，再是美妙都没有任何的现实可行性。如果在中国的地理政治条件下，在没有中央集权就没有安定的情况下，那么统一就是最大的社会性的善，没有统一和中央集权就根本没有任何保证秩序的条件，也就没有百姓安生的时候，在这样的意识下，那么“统一”这个中国最大的社会善，常常容易成为衡量人性之善之恶的重要标准之一。当秦始皇以及各朝开国皇帝们扫平了各种势力，进入统一时代时，历史就常常给予重大的肯定，因为在中国，衡量或测量重大的社会善的标志就是统一和统一带来的秩序。那么这种测量确乎正确吗？恰恰相反，这种测量彻底扰动了人性的自然善，把人性的善与恶搅成了一锅粥。统一对人性自然善的破坏是很明显的，这就是以杀制杀，以更高水平的屠戮压制其它的屠戮，这种习性到了开国的时候也常常有强烈的承继，以杀取威，在传统中国是不得已的选择，对人的不尊重况且是一种恶，当然这种屠戮更是毫不含糊的恶。如果测量到了统一是传统中国一种带着“终极”意味的社会善，那么就会模糊统一过程中充斥着的无穷无尽的杀戮这种完全的恶。

身体是感觉主体的物质外延，而感觉主体的核心或可描述成波、能量、信息等等，感觉主体思维活动、精神活动的外在表现人性，一定意义上说，是波的扰动，是能量吸收或释放，是信息的集散。测量身体的各种物理指标并不难，但对各种波、能量或信息很难进行精确测量，用波对波进行影响的时候必然会产生干涉现象，用能量探测能量就会产生能量的消解或叠加（正能量和负能量相消解，正能量之间或负能量之间相叠加），而信息被人共享之后，难免产生一定的整合。感觉主体的核心的微观存在状态（波粒二像性），或许已经决定了当思维活动、精神活动被人探测的时候，必然受到扰动而失去精确度。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的这种解释也许难免有些形而上的附会，不过说到底我们的学说只是一种假说而已，是对量子世界和人性在一定程度上的契合进行某种挖掘而已，读者只当看风景就可以了，不必当做万世不变的“真理”来看待。

在《量子假说》中我们说过：人性不可测不是指人性是无法理解的，而是说当你用一定标准的善去衡量别人的时候，常常或模糊了善恶界限，或扰动了被观测对象。不用太多的推论，我们或许还可以知道，测不准原理所指的以下一些事实。

当我们用儒家的权威主义之善（寻求统一和秩序），去衡量人性，自然难免扰动人性中本来存在着的对弱者的怜悯之心（自己的孩子无助的时候引发的一种感觉），会产生漠视弱者的恶，如“不杀猪，哪来猪肉吃”、“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等等。

当我们用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之善，去测量人性的时候，自然难免激发对“异端”、无神论者的仇恨等等不善。

当我们用新中国得以创立的革命的意识形态既人人平等的社会善去测量人性的时候，会激发人们的仇富情结，试图扫灭一切“压迫”现象，不仅仇恨等级意识，也仇恨“资本”两个字，这种仇恨是一种本然的恶，它指向的常常是冲动的革命和残酷的阶级斗争。

同样当人们用比较公认的民主、自由的社会善去衡量某个社会的时候，常常会抛弃对环境认真的分析，激发某种急迫的冲动，甚至革命。或用杀戮生灵的方式来推进民主、自由，这是一种耐性的缺乏，这种善的测定常常搅扰出滔天的恶。

如果以自然善的标准：普遍的爱、宽容、耐性和克制等等进行测量，也会因为一定程度上善的善感特性而荫庇和遮盖了一些恶的本来面目。一个胸中充满仇恨的人，因为受善行的感染而“翻然悔悟”，但这种“悔悟”的可靠性是非常值得怀疑的，由于习惯性心理无法一时改变，完全可能在一点小的扰动下故态复盟，此时人虽然表现为一种善，但完全可能是假象，所以这种测量是非常不精确的。

同样如果用恶的标准：仇恨、忌刻、冲动、伤害、侮辱等等去测量，去作用于人身上，常常因为人性恶容易相互刺激的特性，而模糊了人的善性，虽然各人可能会因心理能量不同而表现各不相同，但要“精确”测量，必然要加大仇恨、侮辱等的力度，只要是人总会激发出恶性来的。这时越要求“精确”，对人性的扰动就越厉害。当人们从被“测量”的陷阱中出来的时候，忽然会有一种不认识自己的感觉：自己那时为什么会这样？！

“圣人”、“伟人”们有一定程度的透视人心的能力，能在最大程度上控制自己不被扰动，以保证智力的正常。但再“伟大”的人都是人，只要是人就有人性，所以当你对他的尊严，对他的学说，对他的为人，尤其是对他赖以保持内心安宁的原则进行肆意侮辱的时候，他一样会受到扰动，他的智力就像平常人一样会不正常。这解释了很多“大师”在平时表现为一副宽能容人的大度形象，但在遭到自己量极相当（也是“大师”级人物）的对立面攻击的时候，常常会失去“宽能容人”的形象。“圣人”们和“伟人”们一样也是人，他们人性一样具有测不准性，测量只要深入精确到一定的程度，就一定会受到扰动，不复有“伟大”的形象，所以我们大可不必迷信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任何一种人造的思想（只有人造的思想，没有神造的思想，任何神造的思想事实上都是人附会上去的）。

由上面的这些推论和描述，我们或许可以说：试图一劳永逸的测定人性是本善的，或人性是本恶的，或人性的善和恶是按某种比例存在着的，都是不可能的。人性之善的相互感染性和人性之恶的相互刺激性，指向的必然是：人性的本既非善也非恶，当然也不会是善与恶按比例“分成”的，虽然在大部分情况下相对固定的环境中人性是是相对稳定的，但在外部因素的激发下是一种流变的状态。大大小小程度不同的流变状态是也许才是人性存在的真实一面，这种人性的特征或许真的只有量子世界的现象可以描述。在描述了人性的量子世界的测不准原理之后，我们将对人性的另一个量子特性“分身术”进行论证，确切一点或谦虚一点说，是对量子人性的另一景像进行描述。

白雪

四、“分身术”



如果说“测不准原理”是对传统物理学确定性的颠覆的话，那么量子世界的“分身术”则是对日常感官的巨大挑战，一定意义上说是对日常经验的颠覆。在《量子假说》中我们对电子的“分身术”做了一定的描述，在这里我们不妨再细品一下。

在电子经过的路径上，我们总共开启两道缝隙（缝隙大小尺度应和电子同一量级，我们简称为“门”），我们进行两次试验：第一次我们分先后开启两道门，在显示屏上，电子的分布是开第一道门时打在显示屏上的电子和开第二道门打在显示屏上的电子的简单叠加；第二次，我们同时开启两道门，按日常经验，我们看到的应该和按先后开启门时的电子分布一模一样，同时开启门和有先后开启门应该没有什么不同。然而我们错了，反复试验的结果告诉我们，两道门同时开启的时候，电子的分布情况完全不同于有先有后开启门时的情况，有些地方电子去了多了，而有些地方竟然没有电子去了（而按先后开启的时候有电子去）。电子，这种粒子竟然会产生干涉条纹。也就是说，在两道门同时开启的时候，电子在通过其中一道门时，另一道门对它产生了影响！直白一点说，也就是电子竟然是“分身”而过了，电子竟然有“分身术”。

如果大家还是感觉难以理解，我们不妨这样理解：电影院有两道出口，当电影散场的时候，我们先开一个门，大家都通过这到门回自己家或到自己想去的另外地方，过了一会我们关了这道门，开另一道门，剩下的人们自然还是各回各家或到自己想去另外地方。但，当我们同时开这两道门的时候，有些人本来想回家的，竟然不想回家了，有些人本来不想去酒吧的竟然去酒吧了，也就是说按先后开一道出口，和同时开两道出口，许多人的去向就不同了。当然，这在我们身边是不可能的事情，不管按先后开一道门，还是同时开两道门，该回家的还是回家，想去酒吧的自然还是去酒吧，但如果人变成了电子，而门变成了电子通过道路上的缝隙，这就是千真万确地存在着的。

电子的“分身术”让数不清的哲学家大喊头痛，只是因为它与我们日常经验格格不入。我们又如何应对这样一种与日常经验格格不入的现象？相对论世界在人们头脑中从拒斥到领受这个过程给了我们启发。当初相对论出来的时候，有太多的人指摘其荒谬：光线竟然会弯曲？！质量和能量竟然能互相转变？！时间竟然不统一？！说不定能进行时空旅行？！我们看到的天空竟然都是“历史”？！太荒谬了！但看看我们现在的想法，我们已经坦然领受了相对论给我们带来各种好处以及各种启示。同样，对量子世界的这种“分身术”，我们不必以日常经验去穷究它是什么或它究竟怎么样发生（日常经验太偏隘，日常经验是无法承受看天空就是看历史这样的感觉的——三四十光年之外的外星人如果在观察我们，他们现在看到的竟然是我们的“文化大革命”而不是神舟六号？！这你受得了吗？我也受不了，但这是真的），正确的态度也许就是承认它的真实的存在，并领受它带给我们的各种启示。

把感觉主体的物质外延——身体劈开来，恐怕不行，一旦身体被劈成两半了，感觉主体的核心——各种信息、能量或波动等等就失去了依附的对象，我们的研究就没有了意义（因为如果研究身体被劈开情况下的“人性”，恐怕非得引入“第六感觉”不可了），所以身体基本是分不开的。我们这里所说的“分身术”自然是感觉主体的思维活动、精神活动及其表现形式——人性的“分身术”，而不是崂山道士“修炼”出来的“分身术”。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论述了人性的波粒二像性、不连续性以及测不准原理，在理解了这些现象的基础上，我们也许不难理解人性具有的“分身术”。人性的“分身术”或可理解为不同的“地点”或“门”可以同时对人性产生作用——这里的“地点”或“门”可以理解为影响人们判断和行为的各种意识形态、思维方式、伦理道德等。不同的意识形态、思维方式、伦理道德对人性的善的感染和恶的刺激作用各不相同。当两种或两种以上体现着不同的善的标准的意识形态、思维方式或伦理道德同时洞开时（应该具有相当的影响力的意识形态等），由于人性中本然存在着的善的善感性和恶的刺激性，必然同时对人性产生影响，此时的人性自然是“同时”通过了各种意识形态等之“门”了。

正如我们在《量子假设》中描述的，当或只有儒家的意识形态、伦理道德，或只有革命的意识形态、思维方式，或只有其它的意识形态、伦理道德（如宗教的，流行于世的民主、自由）等一道门打开的时候，在人性的显示屏上显示出出现在固定区域的一些特征。

在传统中国，占意识形态绝对老大地位的是儒学，真正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深刻影响的是儒家的意识形态，虽然佛、道对人们也有一定的影响，但它们对儒家起的常常是一种补济作用，而没有任何威胁儒家意识形态根基的东西（外来的佛教教条中对儒家形成挑战的东西或被同化于儒家中，或被抛弃：众生平等之类理念对儒生来说只能是笑话——皇帝是不可能和一只青蛙相提并论的），在检视人性的路径中只有儒家这一道门。

除了短暂的乱世和每朝开国时候短暂的廉洁之外，儒家真正起作用之后，人们体现出来的性情普遍表现为：自满、知足、温顺、保守、多礼、腐朽、畏惧强权等等，当然这主要指大部分的“小民”，因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作用，使处于高层的皇族成了“狼”，中间的大批官员成了集“狼”性与“羊”性于一体的变态怪物，广大“小民”成了理所当然应该为高层人士牺牲的“羊”了。因为“小民”毕竟占据大多数，所以这种种特征，尤其是“羊”性很容易刻入民族的灵魂之中代代相传、千年不衰（这种“羊”性当今仍然有所体现，如面对“洋大人”的时候中国的足球运动员们）。

这是只有儒家一道门的时候，在人性的显示屏上，我们看到的人性的上述分布状况。那么当历史封闭了儒家之门，当另一道门，革命的意识形态之门开启之后，在人性的显示屏上显示的人们性情的分布状况又是如何的呢？

近现代历史是中国人充满羞辱的历史，恰恰只有这种彻底的羞辱，人们才会反省传统意识形态带给我们的到底是什么，才会彻底激发对传统的剧烈革命，半吊子的革命无法改变羞辱的局面，只有彻底扫清传统意识形态的革命才会给我们带来尊严和自信。在这样的条件下，历史彻底封闭了儒家的意识形态之门，开启了全新的革命的意识形态之门。在历史的羞辱感和赶超先进的焦躁感的支配下，除了革命的意识形态外没有第二种意识形态可以占据独大的地位。此时显示在人性的显示屏上的人们普遍的性情是：平等、激情、激烈、奋进、冲动、盲目、忙碌、无礼等等。从国家领导人到知识分子到人民大众，都怀着一种激烈的情绪，如：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仇恨，对特权阶级的仇恨，对传统等级秩序的仇恨，对未来的盲目憧憬等等。

虽然这样的革命的意识形态确实给我们带来了短暂的自信和尊严，但并未给我们带来长久的自信，在“十年、二十年之内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弄得我们狼狈不堪之后，我们多少有点自卑地承认自己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在被我们自己的激情以及无止境的运动和斗争弄得精筋疲力尽后，我们毅然放弃了“阶级斗争”，淡出所有意识形态的争论，以务实为最终归依。

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淡出”，发展至今，“第三世界”的自卑感逐渐远离我们（虽然在国际政治上我们仍需要这个称呼，但国人心底已经不会把自己纳入非洲贫弱小国的行列，相反是想要恢复“中央帝国”的“威严”），“中央帝国”形象时隐时现，已经让不少国人醉心不已。

在这样的形势下，难免有人会去发掘中国不同于别的国家的特别之处，试图发现中国发展的文明的根基，标识与人的不同之处，好像非如此不足以“保护”传统文明，好像不“保护”传统要“亡国灭种”一样。当这种意识的市场占有率扩大到一定的程度后，儒家的意识形态复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在文明差异需要“标识”，为了国家统一而需要“认同”的时候，我们这个社会的儒家之门又开始洞开。仁爱意识（二人之爱，一家之爱）、中庸思想、权威主义、一些领域（如官场）的等级秩序开始慢慢为一些人领受。但当新儒家提出类似“要像控制马一样去控制百姓”之类的理念的时候，得到的却是八面围攻，当有人提出“腐败是润滑剂”（在传统儒家社会，当官致富是被默许的）的时候，遭到的则是剧烈的讨伐。这是怎么回事？

原因在于，我们在开启儒家之门的时候，革命之门没有关闭，同时当代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因为其在当今世界上的重大成就，在比对过程中，深深地刻进了无数知识精英甚至普通民众的意识中，成为第三道绝不可忽略的门。普遍的人性在通过儒家的意识形态检视的时候，同时又通过了革命意识形态，以及当今世界主流的民主、自由的意识形态的检视，在人性的显示屏上显现复杂的干涉条纹就很自然了。上述儒家遭遇的攻击正是这种干涉在起作用。

比如，儒家视百姓为“马”（需要进行控制）的意识被存留的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意识抵消了，同时出现了新的“公民”的思想形态——你不能鄙视种田人，他们手中有选票；你也不必仇富，社会可以给你公平的机会。因为干涉的原因，第三种意识常常在另外两种意识抵消处起作用。

真正的民主、自由是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中国人的渴求，这是在不担心吃穿住行之后，人必然会生出来的需求，是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尊重的必然结果。所以这道门的洞开是必然的。既然这道门在起作用，我们关闭了儒家的和革命的意识形态之门，单单开此一门，人性的显示屏上又会体现出哪些特征呢？

因为选民是最大的，所以政治家不必像传统中国人一样去伺候领导，只要讨好选民就可以了。这样，普通人得到的是像国家领导人一样的尊严，谁教选民是老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权力被选民们极端小心谨慎地赋予了他们的代表，在维护公共利益的同时，决不允许别人侵扰自己的安宁。但同时，我们看到的历史有无数这样的事实，这种意识形态在其推行过程中，常常因为不顾及别人的历史政治地理等条件，导致很多的罪恶，当初中国和美国在朝鲜的冲突（朝鲜由共产主义统一，最差或像今天的越南逐渐走向开放，朝鲜或不会像现在因三八线的存在而神经兮兮——马恩意识形态不过是世界走向多极化的工具性意识形态，充其量是历史长河中的“惊鸿一瞥”，消解淡化是个自然过程，恐怕不会因朝鲜是否统一而改变），今天美国用“炸弹之母”强行推动“中东民主进程”等等，都是这种罪恶的体现。当今世界对伦敦、马德里的爆炸感到震惊，而对巴格达无休止的爆炸却非常平静，民主、自由之下的人民是“贵族”，而专制之下的人民的生命好像就不怎么高贵了——现在几乎全世界都这么认为！这是民主、自由下的罪恶。

当今的中国，应该说上述三种相对平行的意识形态都在起作用，也就是说，检视人性通过之门有三道，当普遍的人性通过这三道门的检视之后，因为人性的波粒二像性，也可以说因为人性的“分身术”，就必然出现复杂的干涉条纹，而不是简单的叠加。对此干涉条纹进行分析甚至只是描述，都会感到困难重重。当今世界对中国问题理解的困难，根源也许就在于此，在于各种意识形态综合作用的过程太复杂，“干涉条纹”难以很好的剖解。

不过，剖解再怎么困难，有一些“条纹”还是比较显见的。比如，把百姓当作低等动物来看的意识在很大程度上被革命的意识形态干涉而消解，仇富的革命心态被“资本”的贡献干涉而大量消解，而重视现实的物质利益的意识在儒家的现世观、革命的唯物论和资本的逐利性共同作用下推到了无与伦比的高度，崇物、拜物、完全利益观盛行全国，等等。

人性所以在通过不同的意识形态（或思维方式、伦理道德）之门时候，会“分身”而过，正如前面的分析，是因为各种意识形态都有一定的社会善性，更有此中自然蕴涵的恶性或推行过程引发的恶性，人们既受各种善的感染，也无法避免受各种恶的刺激，在各种善与恶的综合作用下，受人性的波动性影响，必然表现出干涉条纹。干涉条纹（有些地方加强，有些地方消弭），大致能证明了人性的“分身术”的存在，非“分身”无以解释干涉现象（不是简单叠加），正如电子如果不是有“分身术”，就无以解释通过两道门时的干涉现象一样。

白雪

五、概率可测性



测不准原理颠覆了传统物理的确定性，而“分身术”则对我们的日常感官形成了重大的挑战，面对如此飘忽不定的量子世界，难免会让人产生无法控制、无法把握的畏惧感，在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东西是“决定性”的，某种意义上，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不仅感受到了人类理解力的贫乏，更感受到了人类在类似量子领域的诸多领域中的困顿。同样，如果说人性的一些现象是和量子世界的一些现象是相通的，如波粒二像性、不连续性、测不准原理、“分身术”等等，那么我们一样对人性的理解，对人性的把握也会感受到很多的困顿。

但，不管如何困顿，我们如果引入了神启的概念进行解释，或用“第六感觉”进行解释，那么我们和几千年前的人们用直觉去理解、去感受这个世界就没有本质的区别了，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是要绝对摈弃神启或引入“第六感觉”这种懒惰的做法的。现在还有许多自命的哲学家，置科学提供的具有严密的计算和推理基础的重大成就于不顾，另辟“捷径”，发明了一套又一套玄惑人心的宇宙生成论，这与盘古用斧子劈开天地的说法又有多少区别呢？这只会搞晕不懂科学常识的人的大脑，而徒让稍有科学常识的人笑话罢了，想要获得盘古一般的名声现在已经没有可能了。

量子世界虽然有玄惑人感官的一面，如单个电子的飘忽不定的“分身术”等等，但我们仍然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方法去理解它，那就是找到了不同于个体不确定性的概率的确定性，也就是说，虽然单个电子飘忽不定，但它出现在某位置的概率却是确定无疑的，或者说大量的电子它们的分布情况是确定的，据此，我们得出结论：量子世界中还有一个重大的“确定性”的原理，就是概率的可测性。人类的理解力因此被充实了，不仅可以轻松排除神启和“第六感觉”的骚扰，也开始从困顿的感受中走出来。当理解人性我们感到困顿的时候，我们也不妨引入概率这个概念，我们可以论证人性的变幻其概率是可测的。

在电子“分身”而过，“同时”通过两道缝隙的后，具体去往部位是无法精确测定的，但通过对大量的电子进行统计，我们发现，电子分布呈现一种干涉条纹状，据此可以肯定，有些地方电子去得多，有些地方电子去得少，而有些地方竟然没有电子去！也就是说有些地方电子去的概率是零，这启发了人们对电子出现在某一位置的概率的思考。在量子力学发展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终于发明了一种方法，就是用波函数可以精确地测定电子出现在具体位置的概率，测定某些部位电子出现的可能性的大小；而一群电子我们可以确定它们在一定区域内的分布情况。或者某种意义上说，电子的行为开始被“确定”下来。

这在哲学上也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它扫除了许多形而上的迷雾，重新回归了某种“确定性”（精确一点说也许应该是可理解性，不是真正的单个电子的确定性）。彩票获得头奖不是神在起作用，而是运气好，因为总有一个人会摸到，有人会摸到头奖的概率是100%，但具体某一个人买一张彩票摸到头奖的概率只会是百万分之一（假设彩票有一百万张，而头奖只有一个）。只要彩票全部售完，就有人会摸到头奖，这个事实是确定无疑的。

而人性的某种概率，论证起来并不困难。比如一个人一直生活在人人自私、忌刻、欺诈或伪善的环境中，因为恶的相互刺激，其被激发出来的恶自然占据主导他心灵的地位，心中可能充满因不平产生的仇恨、忌刻、冲动等等，表现出恶性的概率自然要比善性高出很多。反之，如果一个人长久生活在一个被关爱的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相互坦诚相待，相互宽容等等，其被感染的善自然占主导地位，无我状态自然要比有我状态多，表现出来善性的概率自然要比表现出恶性的概率高。

影响善意或恶意的心理趋向的，既有后天环境的作用，自然也有上代人的心理趋向一定程度上的遗传（比如一个人经常保持一定的心理定势，这种心理定势就会刻画在他的脸上，以至把这种代表一定心理定势的相貌特征遗传给后代）。不同的心理趋向在相同的刺激下（一般性的刺激），会表现出不同的人性之善或恶，这种概率是心理趋向决定了的——面对相同的挫折，有人善于化解，从中汲取教训，以为后来鉴，而有人则可能会怨天尤人，甚至充满仇恨，此中人性向恶的概率的大小就由先天的遗传因素和后天的环境熏染综合作用造成的，预测此中概率必然要联系其心理趋向；同样，同一个事件可以感化一个人，却影响不了另一个人，此中向善的概率也是一样的道理，通过对遗传的和后天的各种因素综合分析或可大致测出其向善的概率。但如果刺激的作用力非常强大（如具有强烈感染力的故事，或非常大的侮辱力度），则即使不同心理趋向的人，也会同时表现出同一种善或恶，此中的概率也是可以估摸的——比如，如果有人要抢夺你心爱的人，那么你生气的概率基本在99%以上；再比如，国家如果给了民众渴望已久的东西如秩序、民主、自由等等，那么民众感激而不是仇恨的概率或在80%以上。（这是著者的猜测，不甚严密，通过一定的方式如调查问卷的形式或可获得比较精确的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测定人性坐标系里善与恶的分布状况，也就是善与恶在特定情况下出现的概率，取决于下面几个因素：先天的遗传因素、后天的环境熏染、外部刺激（或感染力）的强度三个因素，只要这三个因素基本确定，那么我们就大致可以测出人性向善或向恶的概率。具体到人是这样，具体到某个群落、民族也可适用。一个民族的性格在特定的情况下所体现的是善多还是恶多，就和该民族的生存环境、文明传承、外部环境的刺激有着直接的关系。

古来马背民族自然就有种嗜好杀戮的“本性”，是其习惯于游牧的环境决定了的。当与游牧民族相邻的定居民族靠其农业文明创造出无数的物质资料时，贫乏的游牧民族（习惯悠闲的游牧，不习惯生产）自然难免有垂涎之意，各种因素决定了他们最终总只有通过掠夺而不是商品交换（他们可交换的东西太少）来满足自己各方面的欲望，久而久之，自然形成了攻城掠地的习惯，习惯于杀戮的生活。杀戮的习性就浸染了游牧民族的灵魂，成为“文化”而代代相传。这种天然的恶性，在现代文明普及以前无法更改。在成吉思汗的队伍中随便抽取一些士兵，他们的习性90%都爱好杀戮，屠戮别的国家的人民，夺取他们的财物，就象杀羊吃羊肉一样的自然而然。（在我们的教育中，对成吉思汗武功的赞赏甚至崇拜多，但对不断屠城的滔天罪恶却几乎没有什么指摘，这不能说是教育体现出来的人性的“善”。）

不管是谁，只要生活在古代的游牧民族中，那么拥有人性的这种嗜杀的恶的概率，不敢说有十成，但至少会有八九成吧。

同样，我们也可以推论，在儒家文明的完全影响的社会中（其它的意识形态没有重大影响），随便抽取一些官员，我们基本可以肯定官员伪善（集“狼”性和“羊”性于一身）的可能性应该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或者说十个官员中有至少九个是伪善的。在儒家文明下，官员伪善的概率是基本可以肯定的。

同样，我们也不妨推论在特定的环境下，在一个结构精巧、制度至善的社会中，因为腐朽时时被清理，官员在制度的全方位提醒、监督和限制之下，腐败的可能性被降到最低，没有腐败的机会而不是没有腐败的胆量（用严酷的刑罚来恐吓官员，一方面不是用制度来体现人性善的一种标志，另外一方面，也是效果不太明显的一种做法——看今天某些岗位的官员的“前腐后继”，虽抓之杀之而吓不住，就可以知道），官员能基于人性的自然善和法律体系体现的社会善公正办事，司法体系能独立而公正（而不是高效率——为维护“终极”的善，公正永远是最重要的）地处理纠纷。这样的社会体现出来的一种人性，因为长期没有社会性的不平的累积，是一种普遍的平和和宽容。在这样的社会中随便抽一个人，我们基本可以肯定这个人和古老游牧民族中的人的性格是不同的，嗜杀的概率极小，爱和宽容的概率应该比较大。

我们论证了在特定环境、特定的文明的影响下，人性的概率基本上可以说是可测的。但，当人们从小环境中走出，到了大环境（如中国人从“斜坡”上走出来，到了地球这个“球”上），习惯的文明、习惯的意识形态遭受了外部的强烈冲击之后，又如何测定此时人性善、恶的分布情况，或者说人性的概率呢？

在上一节中我们阐释了人性的“分身术”，我们理解了在不同的占有重要地位的意识形态共同作用下，人性的显示屏上会发生干涉现象。要测准人性在两种尤其是两种以上意识形态作用下，善恶的分布壮态会变得非常困难，要比较精确地测定这种分布状态，首先必然要对独立意识形态分开进行分析，在没有外在影响下的善恶分布状况，同时更要理解各种意识形态所蕴涵的善和恶是如何相互作用的，作用的结果又是什么样的，等等。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较好地测定人性善、恶的分布状态，测定人性的概率。

电子的干涉条纹证明了电子去往不同地点的概率是不一样的，可以通过统计的方法精确测定电子在不同地方出现的概率，这并不困难。那么，人性在两道或两道以上意识形态之门的影响下又会如何？是否也可精确测定？我们不知道人性受到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门的影响的程度到底有多大，已经影响到了什么样的程度等等，所以测定起来比较困难，显示在人性的显示屏的条纹也模糊难辨。但一旦各种门相对固定的时候，这种条纹会渐渐趋向明晰，通过观察显示的图像，可以逐渐趋向于精确测定概率。

比如，影响当今中国人性概率分布的三道意识形态之门是，儒家的意识形态，革命的意识形态，当代主流的并为大部分地球人基本认可的民主、自由的意识形态。最初因为儒家的伪善和腐朽导致了革命，后来因为革命的许多误区（如对资本的曲解）人们淡出了革命的意识形态，今天因为杰出的经济成就使人们需要标识“文明差异”而导致儒家复萌，更因为中国问题空前的复杂，从传统的理念中（不管儒家的还是革命的）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好方法而使民主、自由理念逐渐成为当代中国重大的意识形态之一。这三道门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人群有着各不相同的市场占有率，所以从总体上把握这个社会人性善恶的分布状况还很困难。但同时，因为当代信息技术的发达，所以各种思想、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还是无法避免，各种干涉一直在进行过程中。要测定电子显示屏上电子分布的概率，必须要有稳定的“门”和足够多的电子进行试验，同样要测定我们这个社会的善恶分布图景，或说测定当下人性的概率，一方面我们基本要明晰各种意识形态之门的开放度，同时也需要足够的时间进行干涉试验以采纳足够的数据，只有这样，我们才有进一步统计分析的可能。

虽然，打在显示屏上的人性因子还不是很多，我们无法很好地测定其中的概率，但有些地方出现的概率我们已然比较清晰。在上一节中，我们说到，革命意识形态中仇富的意识不能成为主流，是因为“资本”的重大贡献，抵消了它的作用；漠视底层百姓的儒家权威主义思想，当然也被革命的意识形态以及民主思想而抵消不可能成为主流。这种地方出现恶的概率已大大减小。同时，因为儒家现实主义、革命的唯物论以及资本的逐利性，使的崇物、拜物的意识膨胀，这种地方非常容易引发藐视人们的心理需求、藐视环境保护等等恶的因子，在这些地方恶出现的概率增加了。

革命的平民意识和当代的民主意识作用，必然使儒家的权威主义很难复盟，同时，革命纪律意识和儒家的控制意识共同作用，必然使自由意识一时很难深入，此中产生一定的干涉条纹，此中的善与恶的分布也可测定一二。

只要关照环境因素、先天的文化因素（对个体来讲是遗传因素），同时考察各种刺激的综合作用，我们就可以测定人性善与恶的大致分布状况。或者说，在条件满足的情况下，人性的概率可测，这个量子人性的假说，应该是有其可验证性的。

量子世界是令人眩目的，只是因为测不准原理、“分身术”等奇怪的特征，但我们因为知道了量子世界里面还有概率的可精确测定性，使我们免除了许多形而上的迷雾；同样，人性的幻化虽然让我们感到理解的困难，但当我们知道了人性善恶分布的某种图景，也就是某种概率的可测性时，也就不会再有太多玄虚的感觉了——当我们的脚重回大地的时候，不再感到不塌实，我们不必引入神启的观念或“第六感觉”，照样能寻找到理解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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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雪

六、纠缠态

   

除了众多奇特的现象如波粒二像性、“分身术”、测不准原理等等之外，量子世界中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量子体系的纠缠态。简单说来，量子体系（如原子）不仅能处于一系列的定态，也可以处于它们的叠加态，测量处于叠加态原子的某种性质（如能量），一般说来，有时得到这一个值，有时得到另一个值。可以构造处于纠缠态的双原子体系，使得两个原子共有相同的性质。当这两个原子分开后，一个原子的信息被另一个共享（或者说是纠缠）。

要直观地理解这段专业话语，对没有较好的科学常识基础的人来说，难免有些困难，我们也只了解其现象，对其根源也不甚了了。为方便理解，我们不妨对这个现象对照日常生活打个比方：两个素不相识的男女，因偶然的因素碰到了一起，从相遇到相知，最后到相爱，我们可以说这两个人纠缠到了一起。纠缠态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两个人分开了，即使两个人中一个上了月球或到银河星系之外，地球上的这个人和在月球上或“天外”的那个人的信息还是共享的，也就是说通过曾经的纠缠，你中有了我的信息，我中有了你的信息，通过了解一个人，可以捕捉另一个人的一些信息。

玄乎一点，我们可以说一个人挨打了，另一个人可能有痛的感觉，一个人感受到了快乐，另一个人也会感到心情舒畅。再玄乎一点，我们可以进行超光速电视直播：比如，我们把甲和乙两个人（或某种机器、有机或无机物等）最大程度地“纠缠”一下，然后把甲送到距地球三四十光年外与地球有“外交关系”的智能星球上，那么我们和这颗星球的信息传播不需经过一个来回七八十年那么漫长，我们和那个星球看到的就不会总是对方三四十年前的事情了，因为甲和乙信息是共享的，所以甲在那个星球上看到的，通过乙我们可以实时看到，而乙在地球上看到的，那颗星球上的人也可以通过甲实时看到，通过甲和乙的纠缠作用，那颗星球上的人们看到的就不再是“文化大革命”，他们可以看到神舟六号了。自然要看电视直播也就不难了。我们和地外文明可以实时信息共享，却可以永远相安无事——我们要影响他们或他们要影响我们很难，比如：打个炮弹就算像光那么快，也要三四十年后到达！这种影响——三四十年后不知影响到什么样的情况中去了，智力稍微正常一点的人都知道是没有意义的！当然中国足球队要引进“外援”（外星球员）来对付欧洲球队也是没有可能的——我们看中的地外球员，就算他愿意到地球来，愿意帮助中国队，他到达地球，至少也是三十年后的事情——因为相对论的缘故，我们不知道他是否会变老，但三十年后用不用他，怎么用他都是很大的问题，“中国人的那一套”使我们已经失信于地球人了，我们不能再失信于地外人那！

我们扯得有点远了，上面的这段话大家只当作科学幻想来看吧，不要当真。不过，微观世界（如原子）的纠缠态是真实的存在着的，同时我们也可以肯定的是，两个曾经相爱过的人，性格的相互影响也必然是存在着的，也就是说当两个相爱的人分开后，你的性格因子在我的性格中有些体现，我的性格因子在你的性格中有些体现。这在我们日常生活的体验中并不是虚幻的。某种信息，比如性格方面的信息，在相互纠缠之后，某种程度地被纠缠的双方共享了。

人性的存在所以还是一种纠缠态的存在，不仅在于在各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文化之下，特定标准的善与这种标准蕴藏的恶或引发的恶是相互纠缠的，更在于不同标准的善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会产生相互的纠缠，不同标准的善引发的各种恶相互纠缠，所有不同标准的善与其蕴涵或激发的恶在相互作用过程中会纠缠到一起等等。因为信息传播的迅捷，使地球整体文明呈现出一种各类人性信息共享的状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展现一种空前复杂的状态，此种复杂状态尤其以我们国家为甚，这是因为纠缠到我们国民人性中的不同标准的意识形态过于丰富。

革命的意识形态，缘其初衷，必然是为寻求创造一个人人平等、自由的社会，最终使每个人都得到幸福，而寻求每一个人的最终幸福，无疑是一种“终极”性的善，无疑也是极具感染力的，不然无以解释革命的旗帜之下，有那么多的传统“小民”和知识精英被吸引到一起。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更是因传统中国“小民”地位极端的低下（对没有品尝过平等的感觉的中国“小民”来说，无产阶级革命带来的平等的感觉，消受起来多少有些受宠若惊），再加上中国曾有过的辉煌历史（对知识精英而言，恢复中国的“本来面目”，恢复“超级大国”的尊严，更是一种强烈的心理渴望），而具有了广泛的基础。

虽然革命的初衷是一种至善，但历史上无数的事实让我们看到，革命的意识形态中并非主动地但真实地纠缠着数不清的恶的因子。以我们的传统的革命的意识形态来讲，因为理论有着某些先天的缺陷（目前许许多多的拆补都难免给人一种诡辩的感觉），如对资本的曲解，对“阶级斗争”作用的迷信等等，所以，当我们极力维护意识形态的纯度的时候，就是我们开始破坏人性自然善的时候，从中我们看到了无数的革命的意识形态本身纠缠着的恶。这种恶的体现不必太多的赘述，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反省”之作了。

同时，我们也不必讳言，如“中央帝国”之类的理念，虽然有恢复中国人尊严的某种善在其中，但无疑更纠缠着数不清的罪恶。历史上“中央帝国”对周边小国时不时的冲动，新中国历史上，我们对邻国“不尊”的敏感，等等，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中的某种恶。革命者若怀有过度的“中央帝国”情结，就是一种恶的纠缠。只有我们把地球上的国家分成三六九等的时候，才会体现出“中央”或“领导”的感觉，美国人一直有的领袖欲，就是美国国家行为在世界上作恶的心理根源，当中国人在寻求或在将来需要维护“中央”的“威信”的时候，就是开始做恶的时候。不始终保持一种国家之间平等的理念（只要想要“中央”的感觉，就会区分三六九等，只要区分三六九等，就会激发别人的心理不平，这种不平的爆发反过来会刺激“中央”的恶，如此恶性循环，指向的是地球治理结构的腐败和崩溃），不摈弃“中央帝国”情结，要扫除“中国威胁论”很少可能——你要做“中央帝国”，一定要让别人敬服你，谁不怕？！“中央帝国”的理念一开始就是纠缠着恶的。

同样，儒家意识形态寻求秩序与统一的善，因为对等级秩序超常的渴求，纠缠了一系列的恶，比如对权威的逆来顺受，比如对弱者的藐视，比如对智力发展空间的封杀，再比如腐败的必然性、对社会公正的必然破坏等等。儒家意识形态如果不是善与恶的叠加和纠缠，就既不会有稳定的王朝的存在，也不会出现王朝的覆灭、更迭，既不会有中华文化如此连续、完整的传承，也不会导致现代文明进入儒家社会如此困难重重，既不会有当今如此多的新儒家崇奉着这种两千年前造的意识形态，同时这种意识形态又如此多地受诟病。这种种看似矛盾现象的出现，无疑是因为这种意识形态本身存在着的善与恶的纠缠。

在满足了吃穿住行的基本生活要求之后，人并不是无所追求的，人们会寻求一种平等的感觉，寻求一种做人的尊严，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民主、自由这种意识形态成为一定意义上“普适”的意识形态，成为大部分地球人基本的“共识”并不是很难理解的。不仅尊重人的生存、发展权，更尊重人的“面子”问题，这应该算得上是一种较为“高级”的善，但这种善，仍然纠缠着种种罪恶，但这种罪恶与其它先天不足的意识形态还是有区别的，这种罪恶并不是理念本身先天有太大问题，而是纠缠在了推行过程中。比如美国人，当发现别的国家不怎么“自由”、“民主”的时候，不管不顾别人的历史条件、文化传承等等，常常污蔑别的国家为“邪恶轴心”、“流氓国家”等等，常常斥之武力，用“炸弹之母”毁灭一部分人生命权的方式来推行。这种污蔑别国国格甚至消灭别国“有生力量”的做法，本身是对国际间民主、自由理念的莫大破坏，常常激发被侮辱国家的仇恨，结果相互刺激，恶性循环。

这种意识在中国的推行过程中，如果我们漠视了儒家意识形态的传承，革命的意识形态的传承的深刻存在，完全可能会激发重大的社会变故。儒家的权威主义的存在，是对民主意识的重大妨碍，儒家的“御”的理论和革命意识形态中的“纪律”意识是自由意识深入的重大障碍。如果我们不创造不同于西方的（服中国水土的）、不同于儒家传统的、不同于革命传统的全新的意识形态或文明形态，徒留恋于过去的或别人的东西，那么我们很难形成强大社会共识，没有这种强大社会共识想要推进真正的社会进步几乎没有可能。不形成共识的任何强行推进，都难免纠缠了巨大的罪恶，甚至包括消灭人的肉体。所以，从根本上来说，我们需要文化乃至文明的重大创新，而不是总流连于对古墓的无谓挖掘和对西洋景的简单效颦。惟其如此，方能在全新的文明形态的熏染下，拓展广泛的共识。

当各种意识形态开始相互作用时，人性的纠缠态，不仅体现在各种意识形态本身具有善和恶两面的自相纠缠，更体现在各种标准不同的善以及其中蕴涵的恶或产生的恶之间的复杂的纠缠。比如如果有两种意识形态：儒家的意识形态和革命的意识形态起重大作用，列举一下，可以有：儒家善与革命善纠缠，儒家善与革命恶纠缠，儒家恶与革命善纠缠，儒家恶与革命恶纠缠，比较明显的总共有4种，如果再加上现在有相当影响的民主、自由意识形态，那么可以有明显的2×2×2=8种纠缠态，如果各种衍生出来的善与恶进行再纠缠，其种类就很难计算了。

具体是如何纠缠的，我们也可以打几个比方：比如儒家有一种统一和秩序的善，而我们国家革命的意识形态中也有寻求秩序（把平等意识普施于每一个中国人，以寻求最好的秩序）和统一的善，两种善相纠缠，统一意识成为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有这种观念可以防止地方势力之间的纷争演化为战争，这对中国人来讲是一种大善；比如儒家寻求“御”（对“小民”和下属进行控制）和革命的超强的“纪律”意识（“纪律”与“规则”或“规矩”不太一样——简单地说就是：这件事我们这帮人知道，但不可以让别人知道，不可以告诉别人——说的难听一点也就是“不可告人”——这个词应该只有在对敌斗争的时候用用）纠缠到了一起，一度使人们畏自由如畏野虎，谈自由而色变——让人民对正当的表达感到恐惧，终归算不上一种善。

再比如当儒家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唯物论纠缠到一起，形成了人们对现实物质世界的最重大的关注，而对人的心灵的需求则更加漠视，当又有资本天然的逐利性影响到中国人时，使资本意识也纠缠到中国人的意识形态中，这自然激发了人们对用GDP或RMB来代表的物质的疯狂追求，因为重现世自然轻未来，因为重生产资料，自然轻生产过程，因为重产量，自然轻质量，这样人们的心理需求必然被漠视、环境必然被漠视、未来必然被漠视，这也是种种意识纠缠后的发扬光大。

这是此善与彼善，或此恶与彼恶的纠缠，当然还有此善与彼恶或此恶与彼善的纠缠。如民主、自由的理念本身是一种善，而革命的血腥则是一种恶，这里的善与恶常常会纠缠到对推行民主、自由的意识形态失去耐性的“愤青”们的意识中去。

各种意识形态造就的或善或恶的意识在当今中国空前复杂地纠缠在了一起，我们要理解这种状态也只能概率性的进行理解，在前面的一节中，我们讲了量子世界的概率的可测性，为我们理清这种复杂的纠缠提供了方法。

另外，不仅当今中国受到了各种意识形态或善或恶意识的纠缠，因为全球一体化的深入，各种意识形态或善或恶意识相互之间的纠缠也在世界各个国家之间、各种文明形态之间展开，我们虽然难免被外来的意识形态纠缠，但同样别的国家也难免被我们的传统的意识形态纠缠，如，当一些西方人在面对竞争压力的时候，发现两千年前中国的老庄很能解忧；当然中国人传统的三六九等意识也很容易为美国人制定外交政策提供“思路”：民主国家高居“领导地位”，这些国家公民的生命非常值钱，而“流氓国家”则应该打之压之，“邪恶轴心”的老百姓的命就不怎么值钱了。

在人与人之间的深入交往过程中，难免相互影响，各种各样的信息一定程度上共享，你中有了我的影子，我中有了你的影子。因为善的善感性和恶的刺激性，人性的善和恶自然也会共享，文明之间的交往当然也一样，这种人性的纠缠态的存在并不难用事实来验证。

一般意识形态存在着先天的缺陷越大，那么这种意识形态越容易纠缠恶；如果一种意识形态虽然看起来完美，找不到明显的缺陷，但如果推行的方法有问题，不从改变人们的意识、社会的文化形态入手，而在没有形成共识（人们还没有消化、还不能承受）的时候强行推广，便会激发恶，此恶激发彼恶，彼恶反过来又激发此恶，再伟大的善也会与恶纠缠到一起。

白雪

结 语

  

当初孔子从如何驾御马匹中得到了重大的启示，发明了关于“御”的理论：要控制局面，就要控制下属以及百姓，要控制下属和百姓，就要学习驾御马的艺术，“融会贯通”、“举一反三”，从而懂得“治国平天下”的一些道理。因为孔子在传统中国至高无上的意识形态之父的地位，他的学说自然为两千年来的儒生们领受。三国时代称统领一方的首领为“某某牧”，此中的“牧”实际就是从“御”中演化而来——当百姓的性情由奔腾不息的“马”变成温顺柔和的“羊”的时候，就不需要“御”，而只需要“牧”就可以了。孔子一不小心受到的“启示”，把大部分中国人变成了畜生，最后变成了没有任何脾气的畜生——绵羊。根据生活点点滴滴经验附会出的某些理论，常常因为生活经验的局限性，导致反映事物真相的巨大偏颇性，以这种理论作为“终极”性东西必然产生巨大的不适乃至祸患。孔子的“御”的理论说得好听一点是一种“启示”，说得难听一点是偏颇的生活经验太过牵强的附会（严格来讲每一种通过“启示”得来的理论都是一种附会，只是牵强度不一），当代中国人中还有许多尊奉这种理论的思潮，潜意识中常常把人民当作畜生看待：为防止底层百姓的革命，应该抽空他们中的智者，弱化他们的反抗意识等等，而不是给予百姓更多的尊严，真的令人啼笑皆非。

同样，在理解人性的过程中，大部分学说难免根据生活的经验进行了一些并不全面的归纳和偏颇的演绎，得出的或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恶的结论，因为各有基于生活经验的根据，各有一定的支撑点而一直争执不下。然而，生活的经验总是偏颇的，两千年前的人们也只能根据他们的生活的经验来附会各种理论，但今天的人们如果还只以生活的经验来附会各种理论，那与两千年之前的人又有什么不同呢？一方面，两千年前的人们无法理解我们现在的生活经验（他们要理解我们登陆月球，除了靠“神启”帮助外，还能靠什么？！），同样我们也完全可能无法理解两千年后人们的生活经验，生活经验总是在变化的；而另外一方面，科学的基础是非常牢靠的，我们的许多新生的生活经验都是在科学的作用下产生的，与其用科学给我们创造的生活经验来附会各种理论，不如我们直接进入科学的内核领受启发更好！再者，许多的真实存在着的科学现象根本无法用日常生活体验到的东西去“剖解”，更证明了生活经验的贫乏性和偏颇性。

虽然领受科学的启示和领受生活经验的启示创建的任何理论都可以说是一种“附会”，但毕竟贫乏而偏颇的生活经验是无法和真确而丰富的科学现象相提并论的，如果我们把“御”之类源于两千多年前的生活经验的理论当作“真理”看待，那么我们又凭什么贬抑从科学现象中启示出来的理论呢？！

古墓里的东西固然值钱，但只有鉴赏的价值，没有实用的价值。但从科学得来启示则完全可以随着科学的进展而拓宽，我们可以不停地修正我们的“附会”，决不执泥于固定的条框。量子人性的假说，正是抱着这样一种精神，在认可科学真确性的前提下，直接领受科学的启示，不拘泥于日常的生活的经验；同时，我们并不认为这是“终极真理”，我们为大家展现的只是一幅人性的图景，一道风景而已。如果真有某种“真理”的意味，不过也是百家之言中的一家之言而已，每种理论领受启示的途径不一样，自然就有了不同的倾向，量子人性只是其中倾向之一而已。

在这一章中我们通过量子世界的一些现象“附会”出了一套人性的量子特征：波粒二像性、不连续性、测不准原理、“分身术”、概率可测性、纠缠态，并做了较为详细的阐释和描述。虽然看似纷繁扰攘，有一些地方甚至游离于生活经验之外，但从总体上归纳我们历史的、身边的事实，从我心设身处地的演绎，在不停转换视角过程中，我们看到量子力学现象和人性现象，是有着很高的契合度的。相比在有了驾御马匹的经验，或看到人首先要吃穿住行（而不管其次如何、然后如何、最后如何），然后进行附会和演绎，似乎更接近真实一些。

通过两个途径，我们排除了如“分身术”一般对我们感官、对我们的日常经验进行挑战的形而上的迷雾。首先，我们的感官对外部世界的感知是有问题的，对相对论展示的世界的诸多错觉就可以证明：时间不统一、光线弯曲、看天空等于看历史等等，同样对电子的“分身术”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是感官的问题（这并不是说感觉在某些时候是虚幻的，这种感觉一样能证明感觉对象和感觉主体的存在，只不过是一种镜像反应，需要用科学去发现其中的“镜子”）。再者，从整体上看，电子出现在某个位置的概率是可以测定的，一群电子的分布规律是可以肯定的，这样我们在“不管”个别电子会如何的情况下，我们的脚回到了坚实的大地上，都变成了可测而不是“虚幻”的了。在扫除了形而上的迷雾之后，我们在一定意义上打通了量子世界与感觉世界的通道，对理解量子现象所对应的人性现象更容易一些。

人类历史的纷繁变换，当今世界的纷纭复杂，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人性的幻化是真实地存在着的。因为任何简单的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恶的学说都无法说明在人性的影响下，展示的历史和现实的复杂性。我们引入量子人性的假说，是试图剖解这种复杂性的一种努力。如果能为人们理解这个世界开一条路径，就感到非常万幸了。

为了对人性的量子特性有一个整体的感觉，以更方便理解我们后面对量子人性理论的延伸阐释，我们不妨再在总体上观察一下，对这一章做个总结：

一、波粒二像性。人性因为有善的善感性和恶的刺激性，不仅存在在外部感染或刺激微弱的情况下的相对稳定性，同时也存在在特定的感染或刺激下的波动性。在意识形态相对固定的情况下，存在社会性的人性的稳定性，在不同意识形态的感染或刺激下，又会产生波动性。

二、不连续性。善与恶之间的变化，不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是在一定的感染或刺激下的一种跃迁。

三、测不准原理。用某种善恶标准去测定某人、某团体或某族群的人性特征，或因为测量工具的波动性而“绕过”被测对象而测不准，或在测定过程中一定程度地改变被测对象的善恶状态，导致结果的偏差。

四、“分身术”。当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意识形态同时作用于人的时候，人性会同时受到影响，通过一道意识形态之门的时候，会同时通过另一道意识形态之门，在最终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干涉现象，而不是简单叠加现象。只因为是“分身”而过的，所以是干涉的（某些意识抵消，某些意识增强，而不是简单地加在一起）。干涉现象证明人性的“分身术”的存在。

五、概率可测性。对个体来说在相对固定的环境下，配之以先天遗传因素的考察，其某种感染或刺激下体现的人性虽然无法100%肯定，但大致的概率是基本确定的。对社会性的人性来说，在意识形态、文明传承相对固定的情况下，一定条件下体现出来的人性的概率也是大致可测的。当不同的意识形态共同起作用的时候，虽然呈现出一种纷纭复杂的情形，但因为人性的“分身术”的缘故，通过干涉条纹仍然可以测出人性善恶分布的情况。虽然作为个体行为的人性是飘忽不定的，但总体的人性的善恶分布图景还是可以描绘出来的。

六、纠缠态。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因为善的善感性和恶的刺激性，导致相互之间信息的共享，性格相互影响、纠缠。在意识形态上，人性的纠缠态是指这几种情况：固定意识形态体现的善与这种意识形态自身蕴涵的或激发的恶相纠缠；不同意识形态所体现的善之间的纠缠；不同意识形态蕴涵的或激发的恶之间的纠缠；不同意识形态体现的善与恶之间的交相纠缠等等。纠缠的结果是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信息的共享，相互的影响、渗透。

正如本章总说中说的，对人性的不同理解，无疑会导出不同的文化心理。而不同的文化心理必然导出不同的制度建构，而这种制度的建构反过来又会对人性产生重大的影响。我们知道制度之善是最大的善，而最大的社会性的恶则是制度的缺陷。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对人性的较为全面和较为深入的理解，要导正我们的文化心理是不可能的，没有一种普遍健康的文化心理，要形成共识也是不可能的，没有必要的共识，要推进社会结构的调整或重塑，最大程度地把善从制度中体现出来也是不可能的。

人性本善与荀子理解的人性本恶，最终导出了教化与控制相结合的社会治理方式。而西方人理解的人从亚当、夏娃那里继承过来的本恶说，最终导出了限制与平衡的社会治理方式。那么我们要通过对量子人性的理解，要导出的应该是什么样的文化心理？它最终导出的将会是什么样的社会模型呢？

我们的野心没有大到在短时间内改变我们社会的文化心理的程度。但我们知道的是儒家的权威主义一直是中国的千年痼疾，阻遏着我们的怀疑精神和创新活力，至今还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另外，一种完全的、均等的民粹主义，又时时在惹动着我们的革命神经；而西洋景虽然美妙，但我们彷徨顾盼上下索求，仍难觅其在我们身边的精确的契入点。此情此境中，我们如果没有一种超然的、甚至也是“野性”创造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的企图，那么，要挣脱这种种困扰真的很难很难。创造新的文明形态，这个庞大的工程恐非几个人力所能及的，但总得有一些人先做一些尝试性工作。

在量子力学的启示下，我们附会了许多人性的现象，在此基础上，我们不无野心地试图推演新文化心理乃至新文明形态的雏形（既然人性本善和人性本恶可以演化出一定的文化心理、文明形态，那么量子人性又为何不可？！），虽然这难免要遭人诟病，甚至讥我们为“狂人”，但这不是我们要重点考虑的。

在接下去的章节中，我们将从阐释“教化与控制”以及“限制与平衡”思路的起因、发展、逻辑后果等等开始，理顺量子人性下的种种“乱像”，试图探询新的社会重大共识的雏形，为新文化形态、道德形态、文明形态的出现，或为推进文明的创新探寻思路。

白雪

第六章 教化与控制



人类从野蛮状态走向文明状态，其中常常经过大规模的冲突与磨合。在没有冲突的情况下，人群之间多数处于相对独立的生存状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于原始的团结合作状态。当生存能力增强，生存空间扩大，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的时候，必然因人性的恶的因素（自私的因子）而引发冲突，一般冲突越激烈，磨合就越迅速，因为人们总是渴求尽快摆脱冲突带来的死亡和流血。为最终防止和减少大规模的死亡和流血，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些原始的思考者，创造出种种不同的理论，并从中衍生出形态各异的道德体系，这些体系的最终希求多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不同的地理、历史条件，产生不同的道德伦理体系（在对各种理论进行汰选后，最终会选择合适自己特定环境条件的体系——如东亚最终选择了儒家道德体系而不是墨家或其他家），在特定的条件下，形成了不同于靠直觉和情感冲动支配行动的野蛮部落的“文明”形态。“文明”是相对于动不动就厮杀的野蛮状态而言的，是一种相对情况，而不是一种绝对的存在。保证秩序，就要保证“文明”的传习，在很多地方“教化”成了大多数文明赖以传承的重要手段，在信息技术不发达的古代，一般教化越深入，文明传承往往就越完整，比如儒家文明形态、基督教文明形态、伊斯兰教文明形态等等。教化起因于为使后代变“文明”，使人们远离动不动就厮杀的野蛮状态。

但仅仅依靠教化的作用，是很难做到真正全面的安定的，教化虽然是为了使得人性向善，但因为教化的作用仅仅限于善的相互感染，对时不时冒出来的恶，人们还需要加以控制。没有对恶因或“恶人”的很好的控制和惩罚，要保持社会稳定是很难的。控制，意味着对局势的把握，对动乱因子的敏锐捕捉，控制人性中恶因的大规模爆发等等。在古老的环境中，没有控制，教化就失去了必需的环境。因为人性中有恶的因子，所以用各种各样的手段进行控制，在那样的环境中，也是必然的一种现象。

不管处于什么样意识形态的古老的年代，要看到一个能保持暂时安定、秩序良好的社会，都有教化和控制的作用的鲜明的痕迹。在量子人性的视野下，教化和控制是必然的一种现象，因为人性中有善的因子，是能够通过言教特别是正向的身教感染出善的因子，使人变得“美好”变得“文明”，但这样的状态因为人性中存在的善与恶的演化，而不可能是固定的永恒的存在状态，“美好”、“文明”只是人性中存在的一个方面，不是所谓“本来面目”；人性中的恶因常常因为受到有意无意的侵害、侮辱等等而被激发出来，控制这种恶的爆发、传染就是必然的，不然就怎么也解释不了世界上永远也取消不了警察这个行业这样的现象了（军队也许迟早要取消——只需保持核威慑部队、灾难应急部队和维护统一需要的少量部队就足够了——现在迹象好像越来越明显，国家之间在核武器的阴影下，相互牵扯越来越深入、彻底的年代，也许没有进行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了）！

自汉武帝时代开始，传统中国社会采用的治理社会的方式，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教化加控制的模式，其来源是儒家的学说，特别是孟子的人性本善的学说和荀子的人性本恶的学说。

当人们认识到秦始皇用苛暴的律法、用暴力来进行控制的方式，是一种残暴的行为之后，认为单单依靠简单的控制是无法保持王朝长久的气数的，是无法保持社会的长治久安的，“暴秦”成了传统中国人的反面教材。人们领悟出了一个重要的道理就是，要使儒家倡导的“仁义道德”畅行于世，方能使老百姓变温和柔顺，而不能像暴秦一样靠武力进行简单地控制。

在传统中国，提出教化的是孔子的一整套礼教模式，提出控制的就是关于“御”的理论——如何像控制马匹一样去控制下属和百姓（系统化提出的应该是荀子）。

不同于剧烈变化的当代生活，传统社会简单重复的特点，一般使年纪大的人的经验丰富于年轻人的经验（这在当代并不适用——年轻人适应现代生活的能力往往比年长的人强，对正在变化中的事物的理解和把握，年轻人的经验更丰富），在这样的条件下，人们自然对年长的人有一种敬重之情，为保持社会稳定，那么年长的人应该有比年轻的人高的地位才行，才能用“丰富”的生活经验去“指导”年轻人。在这样的一种意识的支配下（当然更有特定的中国历史地理条件产生的“一统”的要求导致的对中央“威信”的认定），孔子的礼教说，很容易能为人们接受。儒家学说把人人为分成了：父与子、君与臣、男与女、君子与小人（地位高贵的人常常称君子，地位卑贱的人常常称为小人）等等，然后创立了一整套繁缛的礼仪礼节，使得长幼有序、君臣有序、男女有别，不得僭越，不得破坏。为上的人温厚仁德，为下的人温顺忠孝、安分守己——这就是“文明”的征像，是不同于没有等级秩序的混沌一片的蛮邦的。教化的功效在儒家看来就是使人们懂得礼仪礼节，使社会呈现出一种文明的景像，这种教化方式（礼教方式）盛行于儒家社会系统之中，至今在一些领域仍存着重大的痕迹（如上下级无穷无尽的“联络感情”等等——礼者，礼节、礼仪、礼貌、礼物也！）。

在认可人人都可以被教化成“尧舜”一般的修养的同时，对下属和百姓还要有一种控制的意识，要像孔子领会驾御马的经验中体验到控制之术一样，领会控制下属和百姓的技巧。原因在于，人性在没有教化的状态下，荀子认为是本恶的，孟子认为是容易被恶劣的环境熏染而抹杀本善的，教化总有不及的时候，所以控制自然是不能避免的。控制不及的时候（山高皇帝远）需要教化，教化的影响所及可以入于无穷遥远之处、无穷细微之地，而教化不及的时候就要利用强权、耍弄手腕来辗转控制，就像控制马匹一样控制人。

在中国这样一个特定的条件下，教化加控制模式是历史的选择，这种模式为中国的统一和文明传承的连续性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虽历尽轮回而命脉不断，我们民族无疑避免了文明的断层，这里面儒家的这种意识形态有着重要的作用。虽因天然的腐败性而导致崩溃，但也因为这种“文明”的巨大活力、传承的连续性而容易恢复。在没有其他可供参考的意识形态起作用之前，任何的改变都很少可能，因为这种模式已成为惯性，甚至成为人们的情感归依。

但是，教化加控制模式虽然有着巨大的历史贡献，无疑以今天的眼光看却蕴涵了重大的无法弥补的缺陷，原因在于这样的模式本质上是对人性的复杂性，既人性的量子特征的特大误解。这种模式在今天的顽固沿用而不图革命式的改变，将会像以往一样造成轮回的惨祸。所以具体分析其中的弊端，回顾分析其后果，对转变人们对老祖宗的东西的迷恋有一定好处，对建立一整套“预警机制”，消解社会性、制度性的不平，真正消祸于平时，有重要的意义。

人性的量子特性，人心的辗转迁化，导致对人的简单处理，都难免失之偏颇，导致严重的后果。教化和控制这种处理人的方法自然也难免蕴涵着巨大的偏颇，难免失之于简单和武断。我们先来看看教化作用的偏颇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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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雪

一、教化通常需要施教者，那么施教者必然需要一套理论体系，作为教化的依据，也就是教化的标准。那么这种标准是由谁来确定的？为了防止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各执己见，在大家相互之间无法形成统一认识的情况下，常常只能在权力的帮助下，从古人那里寻求统一，中国的儒学成为传统中国的“准国教”、古代西方和当代中东许多国家的把宗教教义作为教化的标准等等，某种意义上都是为行教化寻求统一认识的结果。以儒学为例，在汉武帝时代，各家都师从自己的学术宗师，对如何应世处事，治理国家，人们纷纷乱乱，没有统一的意见，但当只有儒家学说很好地契合了统治者的实际的乃至心理的需要之后，董仲舒这个当时最大的儒家学者，才借汉武帝之力罢黜百家，独独尊奉儒家学说。事实上，恰恰因为人们无法靠自发的力量形成统一的意见，证明了这个世界的复杂性，各种学说各有其不同的视角，各有不同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础，都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所以舍弃其它学说，独尊一种学说的做法，无疑是把自己的眼光局限在了一个视角——只可以从左边看，不可以从右边看，不可以从上面看，不可以从下面看，不可以从前面看，不可以从后面看，当然更不可以剖开来看——甚或规定只能斜着眼看。因为某些人的自我而不是全体人的自我，摈弃别人的视角，专门采用自己的视角自然难免。但专门的视角自然也难免专门的偏颇，以偏颇的视角确定下来的意识来选择的教化用的学说，自然常常只对这个视角的人来讲是正确的。当人们把一种偏颇的意识形态作为教化的依据的时候，这种教化自然难以避免本身导致的各种偏颇，得一却难免失万。

儒学的教化让人们懂得了很多的“道理”：尊重长者，不会“吃亏”；克制自己不尊重长者和领导的冲动，否则是要“吃亏”的，不要去苛求长者、领导 “仁”“不仁”；要懂得“精忠报国”，尽量不要去思考这个国家是否邪恶皇帝是否荒淫；要领会领导、首长们的“精神”，不要自搞一套，自作聪明；要安分守己，摆正位置；“打死人要抵命，骗死人不偿命”——最恶心的领导你也要笑脸相迎——这是做人的“最高境界”。当人们被儒学彻底教化之后，因为其学说本身必然的偏颇性，导致人心的重大扭曲。要不变成了傻里傻气只懂顺从的绵羊，要不就成了一批笑里藏刀，善在表面，毒在心理的怪物。这种重大的扭曲无疑就是这种标准下的教化的必然结果。除了被宰时认命的“羊”之外，那些“披着羊皮的狼”或“披着狼皮的羊”的“怪物”们的人性无疑一直处于跃迁、波动的激发状态，一有小的因子刺激就很容易迁化到人性之恶。

二、如前面所说，既然是教化，当然需要有教化者，除了“自学成材”得到了教化的极小部分人之外，大部分人都必然有“恩师”（在基督教世界是先知、传教士等）进行“指导”。“恩师”们的教化就不仅仅是书面的理论的“指导”，更具有强大的“身教”的作用，正因为有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得人性的变幻就更为复杂了，在量子人性的视野下，人性因教化而产生的各种波动、跃迁、纠缠等等必然与“恩师”们的作用直接相关的。言教自然不必多说，在传授各种儒家理论体系的同时，配之以历史上各种感动人的“忠君爱国”的故事、家奴为主人献身的故事等等，用选择性的证据证明了儒家学说的正确性的同时，也感染了大批儒家学子，有万死不足以报皇恩的冲动。另外，千日言教，不如一日身教，这些“恩师”们又如何身教的呢？我们先看看，这些“恩师”们是如何被环境“教化”了的。我们知道腐败是儒家社会无法克服的痼疾，在腐败的社会氛围下，“恩师”们自然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其实，即使中国的神仙也是容易被贿赂的——钱可通神，更何况人！），不对领导或长辈报恩，就不足以体现知恩图报的善性，但这种报恩，百分之九十九都要用钱来体现，在收罗钱财的过程中，自然难免利用手中的权力，也就难免权力运用的偏颇和不公正，这种不公正引发的罪恶必然反过来刺激“恩师”们的恶性——对反抗者他们会说：你们怎么可以不认命呢？！当学子们有一天看到“恩师”的这种面目的时候，当然引发对这个社会的反思，当他们理顺思路之后，常常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谁不知道啊？对弱者人们要求他们安分守己、在权威面前吃再大的亏都要认命等等，学子们最终也会这么认为。我们现在可以知道学子们在“恩师”们的“指导”下，是如何认识清楚现实的形势的，在“恩师”们身教的作用下，到底被教化成什么样了。

“恩师”们的教化作用不仅限于用“忠孝”的善感染了学子们，更用腐败的身教，刺激了学子们在权衡中偏向强者藐视弱者而不顾公正的恶的性情，这种性情非常容易刺激起不认命的人的罪恶（如起义、革命等等），导致恶与恶之间的循环刺激，不停累积，最终导致整体的社会性善的破坏。我们看看宋江此人就可以明白一些：以儒家的视野看，宋江的造反而后归顺朝廷是值得称颂的。在宋江的眼中看，他可以宽容下面的人如李逵拿板斧把老百姓的头一排一排砍掉，但不会宽容手下对皇帝的任何不敬。即使宋江不是好的儒生，但他父亲却可以说是一个正宗的儒生，宋江正是在他父亲的影响下的一个准儒生。

宋江之类对老百姓的态度和对待皇帝态度的不同（砍落万千老百姓的头的罪过肯定不如给皇帝一个“大不敬”的罪过大），正是传统中国在儒学教化下，产生滔天罪恶的根源。可以说罪恶的根源就是儒家学说的偏激性和儒家社会腐败现象整体上的“身教”作用。

三、教化使人们变成绵羊或狼羊混合的变态怪物之后，对长辈、领导和权威的怀疑就成了最大的罪恶，当然没有了对领导的怀疑肯定就没有对领导的监督，谁敢监督领导？简直就是胆大包天、不想活了！我们知道人性中的对自家人的善和自私性综合作用，必然导致只要有权力，就很难避免为自己、自家谋取利益，至少有这样的冲动，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这就是政治学中“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的人性根源。小的如：“指示”公家配给自己的秘书，偶尔为自己的办点私事；大的如：利用权力杀人放火，宣泄情绪等等。不管大小，都可以定义为腐败。这种对长辈、领导、权威的无条件服从这样的教化，就是腐败的教育上最重要的根源。儒家学说的教化作用让大部分人教而化为绵羊，怀疑精神彻底消亡，创造活力彻底枯竭，最终导致中国传统社会的彻底停滞，而在侵略者面前如果没有类似共产主义的革命理念的武装，传统中国人会变成真正的挨宰而不敢呻吟（更不用说反抗了）的绵羊。

既然儒家对人道德的教化，传统中国的教育思想，其理论基础有问题，其“恩师”们有问题，导致其教化的有目共睹的严重后果，那么其它方式的教化呢？只要某些理论的视角是有问题的，只执泥于一两个视角的，就难以避免它的偏激的特点，一样也就有其相应的后果。基督教世界对神的敬奉作为所有教化工作的根本点，用万能、慈爱的神，用耶酥的献身赎罪精神来感化万千民众，但正因为这种教化是神启的，是先验的，所以当经验与先验发生剧烈的冲撞的时候，那种教化，既不容对神怀疑的教化，必然导致人们智力的大混乱。少数相信经验，摈弃先验的人，自然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这成为科学发展的重大阻碍（与儒家社会不同，基督教世界最终破了神的约束，激发了科学革命；而儒家社会始终无法突破儒学，只能靠别人的坚船厉炮和自己的惨烈革命来突破）。

所以，一定意义上说，正因为各种理论有必然的先天的不足，所以，以某种理论体系建立起来的教化方式，自然也有其重大的缺陷。真正的教化也许必须承认了人的普遍平等的原则（不光国内人与人之间，更有不同国家之间——民主国与专制国之间人与人的平等），不人为把本来应该平等的人分成君臣父子男女三六九等，也不引入任何先验的东西在这个宇宙中区分出天堂、人间和地狱，而只需要挖掘人性中本来就含有的善良部分就足够了。没有任何理论杂质的人间故事，也许就足够教化天下了。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以量子人性的眼光来看，老师是没有资格把自己当作学生道德的楷模的，传道，传的到底是神道还是魔道？是人道还是鬼道？我们实在无法逆料。当今许多高等学府因制度性的缺陷而惟利是图，凭这样的学府何以教化大学生从善如流？大学生的道德教育谁来担当？谁又有资格担当？除了科学知识，可以“授业、解惑”外，我看“传道”就不必了，道德教育就暂缓吧，先教化教化者自己再说。同样，青少年道德水准普遍低下的根源在于父母们道德感的缺失，也就是整个社会道德感的缺失，这种缺失的根源恰恰是腐败的身教作用，要从根子上解决青少年道德水准问题，必须从解决腐败的社会性入手，否则就是舍本逐末。“千日言教，不如一日身教”，再多的道德说教，都抵不上身边某个自己敬重或崇拜的人的一次不小心的身教！！教化作用（主要是言教）的贫乏，是植根于人性的各种量子特性之中的。

中国传统社会总时不时有短暂的“礼崩乐坏”，教化不行的年代，这其实不是教化本身无法通行，而是对偏颇的伪善的教化作用的一种平衡，是人心的社会性不平、人性之恶被伪善（比一般的恶更容易刺激恶）刺激出来后的一种大幅度宣泄。在传统中国人看来，首先是有控制然后才有教化，虽然简单的控制无法“长治久安”，必然要配置教化的作用，但潜在的把普通百姓看作动物的意识，使人们必然用尽量高超的控制手段进行控制，虎狼需要牢笼，牛马需要绳御，即使是羊也要管牧阿，所以不同的对象必然需要不同的控制手段，总之只要是动物就要进行控制，不管是蚯蚓还是猛虎。牢笼猛虎，驾御马匹，管牧群羊，都是重要的控制手段，是防止“礼崩乐坏”的重要手段，没有这样的控制，教化就失去了必需的环境，要驯猛虎为绵羊，驯化马匹的浮躁，必然首先需要控制。

在等级制度体系中，必然有“官大一级压死人”的现象，为求得控制权，必然要获得更高的等级，没有高位就没有控制权，所以所有的政治斗争围绕的总是获取更高的等级，获得更多的控制权。这种控制权的斗争演化出无数的权术，辗转幻化的都是以获取主动权，最后获取控制权为目的。谁都希望自己做人，最好做神，没有人希望自己做动物（除了生命权无法得到保障的百姓，宁为太平犬，莫为乱世人——但这不是常态，是恐惧状态下的病态，这种病学名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孔子在控制术中虽然只有关于驾御马的理论，但这种理论在被儒生们领受后，通过兵家、法家、纵横家（鬼谷子）的学说发扬光大，并演化得出神入化，中国人在对付人（或像动物一般的人）方面的智力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其他国家，恐怕没有几个人能有中国人（尤其是官场的人）这样高超的对形势估摸能力和对人心揣摩能力。在估摸清楚了形势、揣摩清楚了人心之后，主要的控制手段包括：说服、慑服、骗服、诱服、“敬”服（表示虚假的敬意，以收服人心）等等，不一而足，反正不服不行，不被控制也是不能被容忍的。

控制术的演化还在于，局势得到了控制时，教化的畅行也有了条件，但因为教化总有不及的时候，难免有失去控制的可能，所以为了所谓的防微杜渐，消灭祸患于未然，必然进一步提高控制的范围和深度。最杰出的地体现就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这就是说要从源头进行控制。这是教化与控制的相互渗透，控制中有教化，教化中有控制，从呀呀学语时开始教化，从蹒跚学步时开始控制。

但为什么从呀呀学语时就开始教化，从蹒跚学步就开始控制，还是无法免于中国传统社会的一次又一次的生死轮回呢？而在当下各式“凶兆”时隐时现（如局部的革命冲动、诸多领域的“众怒”等）？因为这种控制本身和教化一样误解了人性本然存在着的波动性、跃迁性（不连续性）、纠缠态等等量子特性，超强的控制常常不是使人畏服，恰恰相反，在特定的情形下，会激发恶的大规模爆发。

一、控制意味着对人自由意志的剥夺，在渴望能有自己的空间的人来看，这是无法容忍的，且不说恶意的控制，即使是善意的，也是对人平等地位的一种不尊重，这种不尊重作用于不认命的人身上，自然激起反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凭什么我要受你控制？就因为你喂我口饭吃？那么这与畜生又有什么区别？你把我当畜生了？！无疑这样的心理演化必然导致恶的激发。控制常常包含着愚弄的意味（当控制出现问题的时候，往往会不择手段），被愚弄的感觉必然会激发恶性。

二、握有控制权的人，必然是拥有绝对权力的人，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种腐败经常导向为所欲为，在为所欲为的过程中，必然激发种种不平衡心理，这种心理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必然要寻找宣泄的途径，这个途径不是当下的心理治疗，而常常是对他人、对社会的大规模的破坏。

三、在信息技术不发达的古代，人们可以被愚弄一辈子而不知道怎么回事情，那时控制之术能在相当长时间内起作用，控制人的人总抱一种侥幸不让人得知真相的心态。但在当今普通人智力逐渐发达起来，任何的手段的使用都可以完整解剖在通畅的网络上（甚至连制造原子弹的技术都难以保密）时，任何愚弄人民的控制手段都非常容易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还试图像一些新儒家一般（对儒学只要深入钻研，必然导致权威主义）用抽空民间智者的方式，来使老百姓变笨，根本没有可能。只要无法让老百姓变笨，那么任何的控制之术、愚弄之术，都只能被人晾起来观赏，控制者、愚弄者必然颜面丧尽。所以当下即使是一时一地的控制和愚弄之术，也会激发民众异常的愤怒，积累起不平的因子，一有风吹草动就可能会发生群体性的宣泄事件。

控制与教化一直是传统中国治理社会的不二法门，至今仍与我们的治理社会的思维模式、思想方法藕断丝连。我们不否认这种模式对文明连续性、优秀的语言（汉语虽然不是最美的，但或是目前世界上表达方式最简洁、平均单位音节信息含量最丰富、最能刺激智力发展的语言）的传承作出了巨大贡献。但通过我们的分析，我们看到，其中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需要从中挖掘点什么的话，那么我们至少在这段时间应该有这样的观念：教化最重要的是普及普遍平等的理念，排除各种体现任何特权的制度体系，从教化出平等的文化氛围，从文化氛围出平等制度建构，最终善行天下，不需言教，到处都是身教，何患真正伟大的教化不成？！如果说控制，不是怎么样怎么样去控制别人，而是控制腐败因子对社会性善的剧烈腐蚀作用，控制各种情绪的冲动等等。

无论如何，因为教化作用的偏颇和控制作用的重大局限性，教化与控制的模式，不应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法则，更不应该成为治理社会的方式方法。既已老去，理应让它成为典故，而绝不应让它成为解决现实问题的参照。

不管在等级秩序下还是在人人平等的氛围下，量子人性的特征是一样存在着的。量子人性使在等级秩序下用教化加控制的模式进行治理，能得一时的安宁，却难免一段时间之后的崩溃。那么在人人平等的氛围下，如何能保持真正的长治久安，舒解社会性的不平的积累，并免于最后的崩溃呢？我们在下一章中将对完全不同于控制加教化模式的另外一种模式：限制与平衡，进行阐释，梳理在这样的制度模式下人性幻化可能的方向以及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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