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不堪回首的大学生涯 （1962—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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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主要收获是：学习能力有所提高，能发展一些个人特点，“独立思考，自我判断”，有了些萌芽，尤其是知识积累明显加快。进了人大，最使我兴奋不已的，是有一个大的图书馆。中学时只有一个十几平方的图书室，而且不对学生开放，那个管理员因为知道我真的喜欢看书才让我能常进去翻阅。而今，面对这几百万册书的图书，真的是掉进了知识的海洋。说“如饥似渴”，恐怕不够谦虚，那几年真的是看了不少。可以说，我从图书馆里获取的知识要超过从课堂上获取的知识。知识的积累，对于一个人很重要。有多大的知识积累，决定了有多大的思维空间。头一、二年主要是看国际政治、地理、历史（近现代史）和文学名著。文学名著是按照国别，有计划地排着看。比如我所喜欢的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所有翻译成中文的，我都看了个遍。我觉得咱们国内，几乎没有科幻，有的只是魔幻。这里面的区别大了，这儿先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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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的负面感觉是：教学内容还是比较僵化。教学方法本质上还是死记硬背，但是在程度上比现在要好一些。那时的老师不划重点，要学生自己去体会。不像现在，不划重点，学生有意见；划了，就成了考试范围，学生就背那一点点。思维的活跃程度仍然不够，已经不是严谨的问题，而是感觉出是拘谨和沉闷。后来了解到，这也是政治运动的后遗症，不能怪老师。1957年的反右（出了个勇敢者林希翎）、1959年的反右倾（邹鲁风副校长的殉难），人民大学都是重灾区，1960年还有个对教学内容“反修防修”的检查，直到我们入学前的1962年5月还在对1959年反右倾进行平反，其间对教师的打击和压抑可想而知。

而且，个人特点的发展、思维的扩展，更多地还是靠体制外的那点空隙。只是相对来说，这点空隙，人大可能要大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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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有些弊端，如今不但仍在，而且更加厉害。当今的高等教育更有着种种功利和浮燥的色彩。社会上“权力过度”导致“管理过度”的现象，在高校也比比皆是。创造性发展的空间很有限。浓重的行政化，使学校成了官场的翻版。真才实学或追求真才实学，却被视为另类、黯然失色。对比起温家宝总理倡导的“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大学精神，无论那时还是现在，都相去甚远。当然，就这点来说，现在要比那时好一些，但还远远不够。（温总理是在2010年1月26日的一次座谈会上阐述“大学精神”时讲到：“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思考，自由表达。”各大报纸均有报道。）以至于很多学生在“糊”，有的老师也在“糊”，这能去怪学生和老师么？难怪钱学森老前辈要叹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原话请见2009.11.9央视《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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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是这样并不十分理想但还算是比较平静的学习生活，由于政治运动的来临，很快就离我们渐行渐远，最终变成了一种不可求的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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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教运动

1．远赴湖南

左倾狂热的1958年、59年大跃进以失败告终，随之而来的是刻骨铭心的大饥荒。党内高层在怎样认识这场灾难的程度、原因、责任以及应采取何种对策等问题上产生了分歧。社会上的干部群众也出现了一些疑惑和思想混乱，有的地方还自行采取了一些相对务实的措施，比如开放集市、重划自留地、分田单干等等，当然也出现了一些意志衰退、多吃多占，甚至贪污盗窃的现象。但是，当政者把这些都看作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是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是对无产阶级政权的严重威胁。为了整肃纪律、统一思想、消除权力隐患，故意夸大了阶级斗争态势，说是有1/3的权力不在我们手里，于是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原话请见：《“文革”前夜的中国》（罗平汉，人民出版社，2007年）。书中讲到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6月8日，毛泽东在会上说：“总之，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而掌握在敌人手里。”为此，先后发布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议”（前十条）、“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后十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等一系列重要文件，明确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第一次指明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组织了百万工作队员下乡开展运动。出手之重，下手之狠，打击面之宽，也是前所未有，号称是自土改以来最深入、最广泛、最伟大、最彻底的革命运动。

在“文科要以社会为课堂”的号召下，人大高年级学生也都停课参加，而且还是参加了从前十条、后十条到二十三条的整个运动的全过程。1964年2月29日，我随所在班级去了北京郊区的房山县良乡公社鱼儿沟，参加前十条指导下的四清运动，那时还没叫社教。为时一个半月，4月15日返校。鱼儿沟，一个很好听的名字，那是个很干净的小村庄，离西山山脉已经很近了。我们在时，地头路旁的桃花已经绽放，而天边那一排高耸的山顶却还是白雪皑皑。同村的，还有铁道学院来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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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秋，全国的社教运动进入高潮。那年的9月到10月，人大的高年级学生全部出动，分别去了湖南省湘潭县、陕西省长安县、山西省襄垣县。这三个地方分别是中共中央中南局、西北局、华北局的试点单位。国庆前，北京市委还在人民大会堂开了个参加社教工作的动员大会，彭真作的报告。那是我第一次走进人民大会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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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一过，我们就离开北京出发了。先在湘潭市里的专员公署招待所住了三天。进行战前的最后集训，当地领导介绍情况，分组编队。那个招待所就在湘江边上，风景还不错。三天后，我们大部队分乘几十辆大卡车，浩浩荡荡，一路南下。一时间，湘衡公路上，尘土飞扬。不断有卡车停下，他们到了，我们继续往前。一会儿，我们也到了。爬下车后，又背着行李走了好长的路。走一段路，留下几个；走一段路，留下几个。终于，在一个很偏僻的小山冲里，我一个人留了下来。那儿，只有孤立的一个泥土屋，一个孤儿住在那。那儿，就是易俗河南岸的中路铺。那时，运动已经开始一个月了。当地派来的干部，是工作队的主体。我们是分散插到各个队的。

四个月后，随着党内斗争的焦点逐渐转向高层和“二十三条”的颁发，对农村基层干部的高压态势和政策力度有所减缓，工作队的配置也作了相应调整。次年2月春节后，人大师生相对集中。我调到了湘江南岸的湖田大队。领队是我们系认真而又和蔼的王丽媞老师。6月回校。湘潭是中共中央中南局的社教试点单位，谭震林副总理化名林教授，担任总领队。

参加社教，对于我是全新的经历。尤其是在湖南的八个月，是我第一次长时间、远距离离开校园，第一次单独一个人住在偏僻的老乡家里，第一次被投入到农村、投入到社会、投入到政治运动里。工作队规定了种种清规戒律，要和群众实现三同，不但住在老乡家，吃也在老乡家，而且只能吃素，不能吃荤，甚至连鸡蛋、豆腐这些也不准吃。以便于接近贫苦农民，进行扎根串联、访贫问苦。当时又搞了很多神秘主义的做法，个人的单位、姓名还都保密，另外胡编了一套，没多久，连自己也搞糊涂了。

到了湖南,在下发的省委文件里，就常能见到湖南省委领导的名字。文件里都称呼为平化同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延春同志（省委书记处书记）、国锋同志（省委书记处书记）,亲切得很呢。华国锋早年是湘潭县委书记。那时就记住了他的名字，当然，谁也不会想到后来他会是党和国家的第一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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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社会为课堂

城市孩子到农村，有很多新鲜事。在北京郊区，进农舍，第一次见到了炕，见到了炕前的灶台和风箱，见到了水瓢和水缸，见到了贴在窗框上的纸张。这之前，还从没想到过原来窗户是可以用纸糊。难道这很重要么？值得这么大惊小怪，还要特地说一下么？是的，就是这些细微的体验，使我渐渐地体察到国情和民情，渐渐地积累起认识，开启了思维。当然现在的年轻人，有了电视，可以大大加快这一过程。但电视毕竟不能替代亲身的体会。

讲到农舍，湖南的又和京郊的不一样。我在湖南的两处，相互间也不一样。在中路铺，农舍很分散。沿着小山沟往里散落，每处仅一二户、二三户，像毛泽东故居那种样式。房子是用很厚的泥坯垒成，只是它的屋檐很宽，檐下可以堆放杂物，所以也不怕雨淋。而在湖田大队，我所在的那个生产队，则是十几户人家集居。房舍前后左右连在一起，像是把好多个四合院并拢。不过，朝向是东南西都有，而且院院相通。通道也都是上有屋檐的走廊。七拐八拐，生人进来，是很难找到哪家的。真有点庭院深深、曲径通人家的味道了。

这儿的自然风光还是蛮不错的。屋前是一片片的水田、一湾湾的荷塘。屋后是一层层的山丘，平缓起伏，树木葱浓。满眼望去青山绿水、高低错落，就像大公园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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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吃饭很不爽。可能是老乡自身生活条件的艰苦，也可能是对工作组的不欢迎，或是吝啬，总之给的饭很少。那是装在陶制的钵子里蒸的，，也就二两米的样子，吃不饱。可他们也是这样，你也不能说别的。再者，就是没有菜，连青菜、茄子这些都很少，顿顿就是红辣椒，辣得不得了。我又不吃辣，真是没办法。对于那些不习惯吃米饭的北方同学来说，更是苦不堪言。饿得不行，自己想了个办法，到镇上买了点熟猪油，放在饭盒里，每天悄悄地舔上小半匙。那时，都盼着哪天能上公社集中开会，中午能改善一下。这是我一生中唯一有过的盼着想开会的日子。大干部们都在公社吃住，是不用愁这些的。有个地委领导还说，为了注意影响，开会时不要吃得太好。好什么呀？有个五花肉就不错了。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大概等我们走了，他们开小灶就可以吃好的了。

语言的不通也带来一些麻烦。头几天，是一句也听不懂；一个月后，大体能听出来；临走时，已能简单说几句了。记得最典型的一句话是老乡喊我吃饭：“陆同志啊，吃饭啦。”用湖南话就念成“lou-deng-zhi-ai,qia-f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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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的气候也并不好：冬天的阴冷，春天的多雨，夏天的炎热。春天的雨季里，乡间的土路泥泞得难以想象。去公社开会，走在湘江大堤上，堤外是滔滔的洪水，堤内也是很大范围的积水。近处的稻田都已淹没，往日的山丘，簇立在波涛之中，像沿海岛屿似的，但却毫无心思去欣赏。因为脚下一步一滑，跌跌撞撞，寸土难行，当然最后也还是能走到公社。大概有多年的经验，老乡的房屋都在水平线之上，水稻也并不怕淹，这大水对既有的生产生活没有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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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学生在农村，对一些小事，也挺好奇。就说鸭子吧，因为水田多，这儿几乎家家都养鸭子，白天不用人管，自己上田里去觅食。傍晚也不用喊，自己就回来了。令人惊奇的是，它们是排着整齐的队伍一起回来的。而且是一列纵队，一只跟着一只，好长的队伍，摇摇摆摆，大大方方，嘎嘎地叫着，一起走回来，真是一副训练有素的样子。到了谁家门口，这家养的几只，也是排成一个小队伍，从大队伍里出来去自己的家。没人管，也不会乱。这情景，把我新奇了好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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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应当惊奇而不惊奇的。山上草丛挺密，常有蛇出没。我很少有几点是不像城里学生的，其中之一就是不怕蛇，而且还喜欢抓蛇。看见蛇区分开有毒无毒后，不但不跑，还穷追不舍。抓到后，还能把整张蛇皮活生生地就撕下来。这时，就是马上折下一段小树枝，最前头留几片叶子，从斜前方去撩拔引逗它。注意人、蛇、树枝不可在一条直线上。蛇，所有的动物都是这样，最注意的就是前面晃动得最厉害的枝叶，它会猛窜过去死咬。几次以后，它发觉对方咬不死，便泄气了，萎缩了。这时再直接打在它身上 ，它便精神崩溃、毫无斗志，只想逃跑。在它往外窜的时候，就可以直接伸手去抓。关键就是要准，手指一下就要捏住它的后颈，这时就生擒活捉了。这一手是我高中时在松江农村干活时学的。（提示：危险动作，请勿模仿。）



但有些常识不懂，也是要出事的。我就差点出个事。来湖南不久的一天，早晨上工前，有人牵了头水牛到了场屋上（就是屋前的空地），一些大人孩子围着看。我也是难得这么近距离接触到牛，站在墙边去摸牛的额头，突然看见对面的一位妇女脸色大惊，感到不好，连忙跳了出来。后来，生产队长跟我说，背靠着墙去摸牛头很危险。牛，越是在前面推它或是在后面拉它，它越是来劲，一下就能把人顶死，好在你出来得快。我听了直冒冷汗，原来差点就没了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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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及其附近一带出过很多名人。在村前的山头上，老乡指着隔着易俗河的远处树丛，告诉我说，那儿是彭德怀的老家。汽车开过的路边，也有人讲过，那儿是刘少奇的老家，那儿是雷锋的老家（这些已是湘潭外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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