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评论写作案例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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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推介丨刘海龙：没有围墙的评论课

2015-08-27 刘海龙 RUC新闻坊
在一个心灵鸡汤大行其道、立场优先、情感鼓动压倒理性思考的时代，这样的公民教育既奢侈又十分必要。当公众的表达能力从140个字的微博进一步简化到转发点赞，丧失的不仅是表达能力，还是思考与参与复杂公共事务的能力。所以，这本关于评论的教学日志所谈的不仅仅关乎评论，它还关乎健全公民的培养。少华用自己的行动开了个好头。



少华和我是2002年秋季学期同时进入人大新闻学院任教，他曾是名满天下的《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我一直把他当成学习的前辈。接到为他的新书《新闻评论写作教学——开放的评论课堂》写序言的任务，第一感是这使不得。他的一句话说服了我：“咱们俩可是网友，交情不一般。”

确实是这样，我和少华一直以两种平行的身份交往，一个是网友，一个是同事。1999年底在朋友的推荐下，我用刚买的二手电脑登上了中青在线的青年话题版。在这个当时人气颇旺的BBS里，第一次体会到了身处网络江湖带来的快乐。从看贴，回贴，发展到发贴、论战，赶上了网络论坛黄金时代。在众声喧哗中，少华的时评独树一帜，严谨理性，说理透彻，文字朴实，发人深思。在讨论中，我们便成了“网友”——尽管这个词现在听上去有些过时。

成为同事之后，我们有了线下的接触，更领略了现实中少华谦谦君子的风采，但还是不如线上的交往更纯粹。2000年后，随着国家出台一系列严格的互联网政策法规，风云一时的网络论坛逐渐衰落。2004年左右又兴起了博客，这是更适合少华这类传统媒体评论员完整、独立表达的新媒介。他如鱼得水，几乎天天更新，写时评专栏、写读书，写生活感悟，其中关于乌托邦的篇目已经成为了一本有趣的书《想得很美：乌托邦的细节设计》。本书则是出自其中的评论教学日志等栏目。我把少华的博客地址列在自己的博客链接栏，登上自己的博客时总会习惯性地去他那里看看有没有新内容。遇上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时，还会肆无忌惮地评论几句（所以我也是此书的众多合作者之一）。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我都在第一时间读过。作为多年来忠实读者，写点读后感就成了难以拒绝的义务。

到2010年左右，当大多数自媒体人转向微博时，少华仍坚守在博客。对于追求整体的、复杂的表达者来说，微博显然是太缺乏表达的深度了。年复一年，少华博客上这些零散的评论课思考越攒越多，逐渐显现出体系来。少华真是个有心人，博客空间被他改造成了教学改革的实验室。这些偶然出现在课堂内外的师生讨论被他写成博客二次传播，又引来更多学生与同行的参与，然后再反哺课堂，现在还成为了富有特色的新闻评论课案例教材。少华可谓是真正打通了新媒体与传统课堂的界线。

读少华的书稿时，我一边脑中浮现当时阅读这些文章的情景，一边赞叹他对教学的投入和对教学方式的探索，身上网友和同事两种平行身份终于汇合。和第一次在纸上读到这些文章的读者不同，当年在网上阅读这些文章时都有特定的政治、文化语境，评论也不像纸版这样经过筛选，一次性完整呈现。博客上有更多不适合写入书本的人际间互动，同时还有时间因素带来的特定节奏。有时是数人短时间内的争论，有时是一两天之后路人甲的精彩言论。和临场发挥的博客文章相比，书是按照评论的知识体系编排的，很难兼顾展现问题和讨论本身的演进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文集可以看成是老媒介（印刷书）对新媒介（博客）的模仿，原始传播的语境信息在转化过程中不可避免有所衰减。

面对以印刷书本呈现的内容，读者自然会有重新语境化之后的观感。而作为一个原始文本的读者，我有幸比普通读者多了解一些“语境信息”，因此就不揣冒昧，谈些个人感想。

作为同事，我印象最深的是少华对教学方法的探索。和整个社会一样，高校也在经历着剧变。随着前些年高校的扩招，学生增加，再加上高校评估体系向科研倾斜，高校的教学质量下降明显。教师干着国外公立学校的工作量，却被要求达到私立学校教学质量与科研水准，其中的分裂可想而知。课上得再好，学生评价再高，但是现有工作评估体制基本不承认。而为这种不合理管理方式最终买单的还是学生。这导致师生双方对于课堂教学的期待与参与意愿都大大下降，课堂变成背英语单词或上网冲浪的场所，师生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稀薄。但是在少华的教学日志里面，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种景象。他对教学充满热情，经常把自己的见闻与所思所想带入课堂，与同学们讨论。他把发言学生的名字写在黑板上，录下同学的课堂发言并将其中精彩的部分写进他的日志。从他的日志中可以看出，他记得每个发言同学的姓名及其发言内容，这种本事真是让人忘尘莫及。西方人曾总结说一个好统帅必须随口叫得出每个士兵的名字，这样才能获得他们的忠诚。少华尊重在课堂上和博客空间上与他讨论问题的每个人，只要是独特的观点，不论他们是知名的评论员还是本科生，都一视同仁。这种开放的态度在课堂内外培养了一批忠实粉丝，据我所知，当学生看到他们的名字和文章、信件出现在少华的博客中，常感到兴奋，像得到嘉奖，这刺激他们下次拿出更好的观点。正是由于他们热情的深度参与，少华的课堂总是充满活力。

中国的高等教育受传统苏联教学方法影响较大，一般先从抽象的概念、理论讲起，强调知识体系的构建，这常常导致实务课程教学与实践的脱节。然而从少华博客里这些题目充满趣味性的日志可以看出，少华的课堂是以学生为中心的。他从案例和具体作品出发，让学生在讨论和写作中自己领悟。教师只是个主持人，学生才是课堂真正的主角。这与近年来流行的翻转课堂背后的理念不谋而合。学生在课堂上并不是来被动地接受知识的，这些工作可以通过课下的资料阅读完成，课堂的时间应该留给思考、讨论和完成作业。这样，学生在与教师、同学的充分互动中才能将知识真正变成自己的经验。这突破了以知识点识记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方法。任何一门学科的知识都无穷无尽，日新月异，即使记住了，考试结束后也总会忘记。与其让学生面面俱到地掌握一个学科的所有知识，还不如让学生通过探索自己感兴趣的几个知识点，真正体会某种新的思维方式带来的解放效果。事实证明，少华的这种方法行之有效，激活了课堂。

本书有一个独特的栏目——考试判卷说明，这也是少华对目前高校教学体制的一点个人的修正。在现有高校教学体制中，期末考试的主要功能是给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评定等级，只能算是教学的附属物。基于相互的不信任，我们所在学校要求所有期末试卷必须在考试后整理上交，以备查考。也就是说学生除了分数外，看不到自己错在哪里，对在哪里，失去了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

在以往判卷子的过程中，我都有一个遗憾：如果教学过程中每一次看同学的作业都是一次教学和交流的机会的话，那么，最后判卷子却不是这样的机会。因为你虽然看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也看到了同学非常好的表达，但却没有机会与同学交流了。这个检验学习结果的最后过程，对于他们永远是一个黑箱。因为，学校在制度上就没有安排出老师对考试结果与判卷标准向同学们做出说明的机会――我们再没有“课”了。这意味着在学校里，我们再没有时间也没有教室来合法地进行这种“最后的教育”了――尽管学生和老师实际上都有这种需求。（《最后的公正如何实现：我正在判卷子》）

上述对期末考试的看法，体现了少华对于教学的理解：它的每一个环节都应该是以师生交流为中心的。他通过自己的新媒体平台，弥补了现有期末考试制度设计上存在的弊端。其实本书还在许多地方体现了少华的这种良苦用心。他引入了教学博客，让同学重新发现课堂发言中未来得及展开的内容，将学生有代表性的问题及他的回答发给所有同学参考。这些博客在课堂之外，给了学生第二次讨论的机会。新媒体提供了一个更开放的平台，这次参与讨论的不再限于上课的师生，参与者有其他课堂的师生、编辑和记者、时评作者，甚至普通的网民。他的博客像是个没有围墙的小型专题研讨会，把对某个问题感兴趣的人聚集在一起。少华的谦虚中立使得许多讨论的结果变得异常开放，经常会导向新的未知领域，每个参与者都有所收获。可能多年后学生未必会记得在这个课堂上学到的新闻评论技巧，但是这种探索带来的意外与快乐一定会让他们终生难忘。

少华的课堂之所以有这个效果，和他对每个学生的尊重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人人平等的态度表现在他对于学生作业的看法上。他就像一个报社的编辑，把学生作业看成真正的评论作品：

……其实我一直不愿意把评阅同学习作说成是“判作业”。因为我看到的，都是独立思考的真实的评论作品，甚至是可以直接公开发表的作品；而我，除了是一名教师之外，也是这些作品真实的读者，尽管可能只是唯一的读者。我是怀着一种怜惜的心情来看待它们的，尽管它们从我这儿得到的可能只是一个分数。（《新闻评论教学应该有怎样的专业自信》）

这种态度会影响到学生的自我认知，如果他们把每次作业看成实战，就会以更认真的态度全力以赴。据我所知，这些作业中就有不少优秀作品后来见报发表。与此同时，课堂内外的研讨也经常吸引知名媒体的一线评论员们在博客上参与交流。比如在《一篇评论背后的编辑思考》中，《新京报》的编辑为少华课上所讨论的评论提供了编辑策划过程的细节，让同学们对一篇评论的生产过程有了直观认识。新媒体的参与感把同学带入编辑部和作者的书房，了解作者和编辑们在写作中的思考和困惑，破除了专业写作的神秘感和距离感，让他们树立“我也能做到”的信心。这无形中打破了我们一直在批评的教学与实践之间的那道看不见的壁垒。

除了在新闻评论写作的教学方式上多有创新外，少华近年来在教学内容上也有新的尝试。对于不同观点，他向来抱着宽容的态度，但是一涉及到论证与表达的规范，他就变得苛刻、较真起来。想必读者会在这本书里找到不少例子。这既是他多年来养成的职业习惯，同时也蕴含了他对于理想社会的某种期待。理性、规范的表达方式是通往协商与真相的必经之路，以此为基础的社会才能称为民主的。因此评论教学不仅是技术传授，而且是理性思考与表达方式的系统学习，它不仅涉及专业的新闻评论写作，也与新媒体条件下日益增长的公民表达息息相关。

近些年来，少华开的课程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评论写作，开始走向一般的论证与辩论。这也和媒体技术发展所导致的新闻学院人才培养结构的变化有关。一方面专业从事新闻工作的学生比例在减少，但另一方面，传统媒体的话语权被更多人分享，公共空间的意见表达者更加多元。如果新闻传播教育还是固守边界，路只会越走越窄。未来的新闻传播教育不会局限在传统的专业记者培养上，还会走向针对大众的媒介素养教育。本书的《论证与辩论分析》课教学日志就是这方面的探索，尽管才刚刚开始。这是专业的新闻传播教育向通识教育、公众媒介素养教育靠拢的尝试。在一个心灵鸡汤大行其道、立场优先、情感鼓动压倒理性思考的时代，这样的公民教育既奢侈又十分必要。当公众的表达能力从140个字的微博进一步简化到转发点赞，丧失的不仅是表达能力，还是思考与参与复杂公共事务的能力。所以，这本关于评论的教学日志所谈的不仅仅关乎评论，它还关乎健全公民的培养。少华用自己的行动开了个好头。

本期小编：高璐  2015级新闻学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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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全国大学生评论大赛写作指引：怎样写出好评论？

原创 2015-08-25 大赛组委会 中国教育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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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全国大学生评论大赛启动以来，有近千名大学生在大赛官方网络互动平台注册成为评论员，并发布了数百篇稿件。作为主办方，我们被大学生朋友们的热情深深打动，应该肯定的是，这些参赛作品中不乏犀利、有思想的佳作。但是，组委会在编辑整理大学生们的来稿时也发现，很多同学还不太清楚评论该怎么写？什么样的评论文章容易赢得点赞？文章质量颇有参差不齐之憾，经过梳理，我们列出一些比较常见的共性问题，供作者朋友们参考。
一、评论写作七种常见病，你有木有？
常见病1：偏题跑题
症状：结构不清，主旨不明。
事例：政府在保障民生特别是确保人民群众健康上必须加大财政支付保障力度。要让人民群众就医时不再感到“过度医疗”、“药费太贵”，让看个感冒花费上千，得场大病就会“返贫”的事件不再发生，让人民群众切切实实感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红利”。只有社会环境和医疗卫生行业的风气整顿好，让医患关系回归到正常状态，才能“栽的梧桐木，引得凤凰栖”，内地“高考状元”才能“择木而栖”，招生才能真正不用愁。
点评：就医环境与“高考状元”是否选择医学专业究竟是什么关系？到底要谈什么？
常见病2：八股文章
症状：格式僵化，语言呆板。
事例：事实一：1977年以来，全国34年的高考状元（高考分省计分，3300名÷30个省市区÷34年≈3.2名，应该一个没漏啦），都没成为社会活动家、或企业家、或艺术家，也没在任何一个行业成为领军人物。
事实二：不知科学家的工作属不属于一个行业？如果属于，那就意味着：高考状元们也没成为一流科学家。
事实三：社会活动家、企业家、艺术家能获成就的大小跟他所受的学校教育并非正相关——即是说，学习成绩优秀的不见得能成这些“家”，而学习成绩不怎么样的则不见得不能成这些“家”。
事实四：科学家的成就与学校教育有一定关系——“一定关系”是多大的关系？强正相关、弱正相关、不同层次的科学家正相关程度不同？我们都知道，爱因斯坦读书的时候成绩并不怎么样，而且这样的例子还不少。
综合结论：中央教科院院长袁振国教授认为：“创新根本不是靠教育出来的。”请注意：此中的“教育”是指“中国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到2014年6月的教育”。
点评：由几个事实得出结论，或者是“首先，……其次，……最后，……”这种格式，过于死板。
常见病3：观点空泛
症状：不懂硬写，空发议论。
事例：足球兴盛于欧洲，现在认定其起源于中国，则在无形中将中国与欧洲的关系拉近了一步，就好比欧洲把足球当儿子养大成人了，现在足球来中国认祖归宗了，这两者的关系自然亲近了些许，如此一来，在国际政治方面，欧洲就更能站得住脚了。
点评：作者显然对足球和政治缺乏真正的了解，更多的只是乱写一气。
常见病4：大而无当
症状：话题宏大，不接地气。
事例：“素质教育”是一项跨世纪的“远程教育”，也是一次终身受益的“终身教育”。当今社会的各行各业和各条战线上的人才都必须接受素质教育的熏陶，努力提高自身素质，才能适应新世纪的潮流，否则将会被时代和社会所淘汰，因为“素质教育”对于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点评：素质教育这个话题很大，作者却想用一篇千字文来说清楚，显然不恰当。
常见病5：情绪宣泄
症状：情绪失控，思想偏激。
事例：我们的国家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许多富贵人士在攫取完环境带来的财富之后，都不遗余力地逃到外国去了，留下了糟糕的环境给那些规规矩矩的纳税人，这样的人如果不采取强有力地举措，任其作孽，恐怕国家的GDP上去了，后世子孙就得遭殃了。我想，为啥每天都会有大量的森林消失，许多物种从地球上灭绝，这不就是那些所谓的精英们过度追求成功的结果吗？
点评：有正义感是好的，但是作者显然有点流于情绪宣泄，逻辑混乱，难以让人信服。
常见病6：新瓶旧酒
症状：观点泛泛，思路老套。
事例：我记得我初中，高中就读于普通学校，普通班，可照样还是考上大学。可很多进入重点学校，重点班的同学，也照样有人没有考上大学。关键问题不全在学校，还得看你的孩子自身，如果你的孩子是一个爱学习，善于学习的，我相信在普通学校会更好，因为在普通学校老师和同学的赞扬，比你上多少个补习班都有用。
点评：作者简单地从自身经验出发，太流于泛泛，思路老套，毫无说服力。
常见病7：字词错误
症状：错别字多，时有语病。
事例：恕我直言，期刊收版面费发论文，已经见怪不怪了，曾几何时，我还接到过类似的推销电话，“发文容易，价格公道”，对于他们收费的“童叟无欺”，坚持商业道德，我十分佩服，然而，换到学术上，则让人不知所措了。
点评：修改一下，应该是这样比较好：我曾经接到很多期刊出版单位打来的推销电话，所以对发论文收版面费这种事情见怪不怪。“发文容易，价格公道”，他们看似“童叟无欺”，坚持“商业道德”，实际上严重违反学术伦理。
二、评论写作五条小贴士

Tip 1：话题有关痛痒
动笔之前，先想清楚：我为什么要写这个话题，这个话题有什么价值，痛点在哪里？如果只是无关痛痒的小事，如果只是歌功颂德的文章，创作的价值就没那么大。评论文章终究还是要有态度、有锐气的。青年大学生更要有这样的勇气和胆识。
Tip 2：语言干净利落
评论文章不同于其他文学形式，与诗歌、散文、小说等有所不同，不要把重点放在炫耀写作技巧上。评论文章永远是以观点取胜，而不是辞藻。语言干净利落是一种基本要求，当然，大学生朋友也可以尝试不同的写作风格，但重点是说清观点。语言方面如果能做到新鲜活泼，让人喜读爱读，就最好了。
Tip 3：立场鲜明坚定
评论文章是通过阐述观点，去影响甚至改变读者对某一个问题的看法。如果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就是模糊不清的，显然无法达到说服人的效果。当然，一些较为敏感的话题另当别论，但那不是主流，也未必适合大学生来写。立场鲜明，必须建立在对问题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因此，对于不了解、不熟悉、不擅长的话题和领域，不建议妄发议论。对于大学生来说，建议结合自身专业学习、生活经历、兴趣所在来写。
Tip 4：逻辑严谨缜密
一篇千字左右的评论文章，要想出彩，逻辑严谨缜密必不可少。选择适当的角度和力度非常重要，切忌动辄把一个原本属于微观层面的话题刻意拔高到宏观层面，即便要是延展至中观层面，也要建立在扎实的论据和严谨的逻辑基础上。不要试图在一篇简短的评论文章中，把你心中所思所想全部道尽，这不可能，也不符合基本的写作技巧。
Tip 5：坚守理性精神
批评他人、批评社会是最容易的一件事情，而一味地指责、挖苦、讽刺、谩骂于事无补，徒增戾气。为文应以理性精神为依托，以事实为依据，以公心为准绳。如此，才能让人信服。
三、范文示例

看过了评论文章写作的几种常见病，可能有大学生朋友会问：那么好的评论文章究竟长啥样？我们遴选了几篇较为有代表性的作品，供大家参考。
范文1
专家哪里去了
张显峰
这似乎是一个很无聊的设问。如今专家遍地走，企业的产品推介会上，政府组织的项目论证会上，电视荧屏上的养生节目里……满眼都是专家身影，充耳皆是专家声音，怎么会生出这样的疑问呢？
但大家不知有没有这种感觉：每遇攸关公共利益的重大事件发生，人们期待专家通过媒体给出权威解读时，专家却好像突然销声匿迹了。
君不见，“三聚氰胺”从奶粉里跑出来时，“聚二甲基硅氧烷”借洋快餐端上桌面时，“二啞烷”或能致癌的消息从洗发水中流出来时，人们对这些冷僻的化学名词充满了未知的恐慌。致癌，还是不致癌？能吃，还是不能吃？人们期待权威的答案。但在这些事件曝光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你可曾见到哪位权威专家主动站出来解答过公众的疑虑？
你就很奇怪，明明一些专家曾在企业的产品推介会上，大讲科学常识以佐证产品的功效；明明一些专家在政府组织的发布会上，以这些领域的权威专家自居……为什么当他们走下推介会或者发布会的主席台，你再问，他不是笑而不答便是无可奉告了呢？当然，还有一些专家，确实是某些领域的权威，有着相当的公信度，但当媒体寻到他时却是尊口难开。
不能排除一些专家担心缠身纠纷的顾虑，但大多数时候，专家不是被经济利益左右，为人情圈子所困，便是被行政权力所囿。他们需要照顾的情绪太多，也就只好装聋作哑。我的同事前不久受命采访某“国家局”专家，解答公众对极端天气频仍的疑惑，不料没一个专家敢接受采访，说是领导的指示，不能随便说话。专家丧失了独立性，成了经济利益或者政治权力的奴婢，要么乱说话要么不说话也就在所难免。
真正的营养专家不能给公众科学的知识，张悟本、李一这样的“大师”和“神仙”就会乘虚而入；地震专家、气象专家不能给人们权威的解读，各种谣言就有了市场。最终，政府的公信力、专家的信任度和公众的利益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损伤。
聪明的政府应该学会给专家发声的自由空间，这种公开、民主的态度只会平息恐慌而不是制造恐慌。而有担待的专家应该努力争取发声的机会，要有勇气打破利益和权力的控制，做独立的知识分子。有人会说，这对专家不公平，他们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作为掌握专业知识的公共知识分子，专家必须承受这样的挑剔。不为私利和权力鼓噪，只为公共利益代言，这是专家本应信守的道德底线。
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在该出现的时候不见，对专家来说，都是不可宽恕的丑闻。（本文发表于2010年8月31日《科技日报》，五版“显峰冷言”，本文荣获2010年度中国新闻奖二等奖。）
点评
这是一篇杂文式短评，语言犀利诙谐，论述严谨深入，读后令人深思。文章以“专家哪里去了”设问，以公众普遍的感受落笔，给人以强烈的共鸣感。文章对一些重大公共事件中部分专家失语的现象进行了有力抨击，并指出专家失语和为利益集团代言在本质上并无二致，是一样损害学界公信力的丑闻。文章从感性落笔，以理性收尾，读来畅快而有力。
范文2
把校舍真正建设成第一避难所
刘涛
4月25日人民日报报道，针对一些媒体在芦山灾区拍到的汶川地震后重建房墙体开裂、脱皮等情况的照片，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和求证。专业人士表示，对有些校舍墙体的开裂、脱落要科学认识，主体结构受损才能算危房。芦山县初级中学部分建筑物的墙体受破坏在预期之内，达到《建筑抗震设计规范》要求的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的抗震设防目标。另据中国教育报4月22日报道，在芦山地震发生时，该县在汶川地震后修建的校舍无一垮塌，有效保障了在校师生的生命安全。
汶川地震中的校舍坍塌事故可谓教训惨痛，后续的诸多声音为中国的国家形象抹上了厚厚的阴影，校舍安全问题一时间成为灾难报道中的一个敏感话题。相比较而言，芦山地震中“在汶川地震后修建的校舍无一垮塌”值得肯定。它传递了一个暖人的警示信号：安全不再是一种奢望，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和结果，我们完全有能力将生命寄托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在灾难面前，给生命一个安全的承诺，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
“要把学校建成最安全、家长最放心的地方。”中国政府于2009年实行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新一轮的校舍安全排查工作，对校舍安全做出了明确的防震级别和安全指数要求，以期推进农村中小学标准化建设。在这次芦山地震中，新建校舍承受住了七级地震的摇晃，它托起的不仅仅是生命本身，更是一种新的希望。
学校是孕育理想和希望的地方，保障校舍安全，关乎民族的未来。在校舍安全问题上，如何强调都是理所当然的。在地震频繁的日本、智利、美国等国家，政府不遗余力地推动校舍安全的民生保障立法进程，学校被列入了紧急避难场所的建设范畴，校舍的安全标准因此更为“苛刻”。
1933年，美国长滩发生6.3级大地震，众多校舍被毁，加州政府随即通过“菲尔德法案”，详细规定了建筑设计标准、监管机构、审查程序、惩罚措施等内容。在智利，为了推行更高标准的建筑抗震规定，政府出台了完善的责任追究机制，确保所有校舍都能够“按抗9级地震设计”。日本早在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后就着手制定校舍安全政策，1995年阪神大地震后开始实施“校舍补强计划”，对不具备抗御7级地震的校舍进行加固，2008年中国汶川地震后，日本政府迅速启动了面向45万所公立中小学的“五年补强计划”。
这些国家的防震思路非常清晰，学校是所有灾难的第一避难所，无论地震有多严峻，孩子们的校舍不能倒。一旦发生灾难，学校的功能不仅仅是保护孩子们的安全，更是立即成为人们避难的中心。
国外的成功经验进一步提醒中国，加强校舍安全建设，必须走法制化道路。其实，中国的校舍安全政策并不是一片空白，从1986年发布的《中小学校建筑设计规范》开始，目前发布的有关校舍安全建设的政策和规定不下二十个。其中，汶川地震后，多部委联合颁布的《关于做好学校校舍抗震安全排查及有关事项的通知》成为最具分量的一份指导性文件，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对各级各类学校校舍进行一次全面排查”。
在校舍安全问题上，每一次灾难发生，总是促使我们重新审视相关的法律或政策保障问题。然而回过头来才发现，相关的政策并不是没有，也不是很少，而是早早地搁在那里。在如此之多的政策框架内，为什么校舍安全事故无法根除？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除了政府投入不足、政策制定时对现状估计不足、对校舍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认识不足、校舍安全的责任主体比较模糊之外，更为关键的是，相应的监管机制未能跟上。许多政策依然停留在“规范”和“呼吁”层面，虽然对校舍安全指标给出了明确界定，但鲜有惩治性的监管措施。
在坚固的混凝土结构深处，把校舍建设成真正的第一避难所，同样意味着要赋予校舍一个特别的人文关怀维度。在牢固的建筑中间，流动着的是某种暖人心扉的细节，这才是安全的全部真谛所在。在美国加州，校舍规划之初，就划定了存放求救哨、安全帽、应急水、耐火救生绳、逃生呼吸器等防震设备的特别区域，以备紧急之需。教室墙壁和课桌外侧都增设了特殊的储藏装置，那里存放着花生、牛肉干之类的高能量食品。显然，这些人性化的细节设计，不仅给了孩子们紧急求生的希望，还给了孩子们日常生活中的淡定，因为“心中有数”，所以不再惧怕地震，这种可贵的从容恰恰是校舍安全在人文关怀维度上的微妙注脚。（文章发表于2013年4月26日《中国教育报》二版，作者系西北师大传媒学院副院长，本文荣获2013年度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点评
这篇评论具有非常重要的观点价值和时代意义，在国内创造性地提出并诠释了把校舍建设成“第一避难所”这一长期被忽视的观念。这是国际上目前普遍推崇和践行的一种公共服务观念，即“学校建设必须推行更高标准的安全指数和抗震要求，一旦发生灾难，学校的功能不仅仅是保护孩子们的安全，更是立即成为人们避难的中心”。
在评述逻辑上，这篇评论站在高位，角度独特，借助校舍安全来思考学校在公用服务领域的功能识别和重新定位问题。相关论述并非空泛呼吁，而是言之有物，句句到位。在国内外资料的深度挖掘和纵横比较基础上，特别强调案例和细节的合理使用，既强化了论证的科学性，同时提出了一系列可供借鉴的宏观设计和微观举措。
范文3
防范和克制我们的“灾难情绪”
曹林
有网友爆料称：余姚三七市镇某领导下乡视察水灾，因穿着高档鞋子，迫不得已由年近六旬的村书记将其背进灾民家里——水灾汹涌下民众苦不堪言，穿着高档鞋来视察的领导却让六旬书记背，这消息自然在舆论中炸开了锅，当地也在舆论压力下迅速严惩了那名干部。可据媒体最新调查称，那名干部穿的是布鞋而不是高档鞋子，也不是耍官威“骑”在村民身上，而是两人关系很熟很好，支书背他不乏玩笑成分。
综合常识和在场其他人的表述看，这名干部被舆论和网友“冤枉”了，成了救灾舆论场中“由不得你解释”、“一点就着”的情绪化舆情的牺牲品。
这事儿刚一曝光就在网上炒得很火，网愤滔滔之下，板砖和口水如雨点般砸向那个干部，并借此批评余姚救灾不力时，我一直没有参与评论。这种沉默，是刻意与这一情绪保持距离。因为事实和背景不清楚，针对“余姚镇干部视察水灾让老人背”的爆料，只是一个网友语焉不详的描述和一张图片，很容易根据这些进行义愤填膺的想像。不评论，是因为对网友的描述有不少怀疑，但不在现场又无法求证，只能等待后续报道；不评论，是想与网愤的距离远一些，也能与事实近一些。保持距离，在静默中等待更翔实的报道，才能客观理性。
果然，记者对此事的调查颠覆了网友轻率的曝光。记得芦山地震救灾时，也有一名基层干部被冤枉而受到处理，他并没有脱岗，只是深入了更艰难的灾区抗震救灾。舆论后来对被冤枉者充满愧疚。眼见未必为实，有图未必有真相，尤其是在我们看来很陌生的基层尤其如此，不能用自己的经验和想像妄下结论，有时候，自以为是的大义凛然和远离事实的道德优越感，可能只是不明真相下对他人的伤害。
这里想谈一个词：灾难情绪。通过这几天对余姚救灾网络舆情的观察，我注意到一个无法回避的现象，就是灾难来临时，舆论会弥漫一种与平日不一样的“灾难情绪”，这种不冷静的情绪如果得不到防范和克制，会滋生很多冲突，带来很多与自然灾害相伴生的“次生社会灾害”。
灾难情绪有很多方面的表现，它表现在灾难来临时人们天然产生的消极心态、发泄需求、安全焦虑和归咎追责的冲动。一方面是受灾者的不安和不满，突然遭遇地震或洪灾，猝不及防，日常生活被打乱，财产受到损失，生活产生不便，甚至不少人的家人失去生命，身处其中的人肯定会有情绪的。另一方面是围观者的不满，尤其在信息传播极为发达的新媒体时代，人们眼看到一座城市陷于洪水之中，看到很多人的求救，目睹灾难带来的伤害，自然感同身受，并习惯性地去追问责任，追问政府在救灾工作中的不力，批评相关部门预警的滞后与应急的不足。
这就是灾难情绪。这种情绪，一方面源于弱小弱势的人们在自然灾害前的惊慌，一方面源于对政府工作习惯性的不满。“余姚镇干部视察水灾让老人背”事件的发酵，就是灾难情绪的产物，人们带着负面情绪看待政府和官员行为，把一个情况不明的行为想像和解读成为“骑在人民身上”，然后对着这个假想敌发泄不满。
这种灾难情绪还会驱使民众带着放大镜和“找茬”心态去解读官员的一言一行，官员言语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强烈的反弹。灾难舆论场中人们的心态比平常要敏感和脆弱很多，容易被激怒和点燃，也容易发酵成集体的不满，将对灾难的不安和伤痛，都转移和发泄到一个假想的“稻草人”身上并大加鞭挞。这种失去理性的情绪所激发的冲突，会耗散救灾的力量，形成社会性的“次生灾难”。
政府和官员需要重视这种灾难情绪，意识到公众的脆弱和敏感、不安与不满，少说话，多做事，以实际行动安抚民心。另一方面，舆论和公众也应该防范和克制我们的灾难情绪，不要不分青红皂白去苛责，不要不问真假就轻信轻疑，不要被别人一两句话就点燃。客观看待所发生的灾难，是天灾还是人为，是否人力不可及？不是所有的灾难下都有一个不负责任的部门。危难之时，共同的敌人是灾难，而不是官民，放纵灾难情绪只会造成更大的伤害。（本文发表于《 中国青年报 》 2013年10月17日02 版，荣获2013年度中国新闻奖二等奖。）
点评
浙江余姚发生水灾，引发舆论围观，甚至引发围攻市政府的群体性事件，评论员敏锐地把握到了这一舆情，第一次提出“灾难情绪”这一概念，通过有说服力的案例分析，引导情绪失控的公众意识到自己身上因灾难而滋生的情绪，指出：这种不冷静的情绪如果不得到防范和克制，会滋生很多冲突，带来很多与自然灾害伴生的“次生社会灾害”。
评论角度独特，提法新颖，提出了能引起共鸣和反思的新概念；论据充分，论证有力，以令人信服又充满理性的逻辑，说出了一个让人有所感悟的道理，对余姚舆情起到了很好的引导效果。
结语：
要想写出较高水平的评论文章，给大学生朋友的几条实用建议：1.多读。有针对性地阅读新闻评论作品集，揣摩、学习写作方法和技巧。2.多练。从自己熟悉、感兴趣的话题入手，从短评入手，多练习评论文章写作，正所谓“拳不离手，曲不离口”。3.多思。多关心社会、时政话题，打开视野，深入思考，在参考他人意见的基础上，逐渐形成自己的独立见解。
可能有的大学生朋友觉得，一些优秀的获奖新闻评论离自己太遥远，其实并非如此。仔细阅读这些优秀的作品不难发现，他们选取的新闻事件并不奇特，很多也是大学生关注的热点话题。关键在于从这些新闻事件、社会现象中发现问题所在，练就火眼金睛，最终形成了比较优秀的新闻作品。
希望大学生朋友能够从中有所收获，展示出自身才华，奉献更多精品佳作。
首届全国大学生评论大赛组委会
201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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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译允

【案例】
黎明：穷人的孩子这辈子改变中国

    安徽六安市高二学生陈伟（化名），8月31日留下两张似乎“遗书”的字条后，没带手机和钱包，离开租住的房子出走。字条有云：“亲爱的爸妈，我实在忍受不了了，也实在不想多说，这个世界太累了，而我又是个弱者，我走了，不用找了，七天，就七天，我便可以脱离了。”“我死后，请不要再去烦其他人了，我的死只和我个人有关……下辈子不做穷人家的孩子。”一个高中生对父母留言称“下辈子不做穷人家的孩子”，一经报道惊动舆论，因为这句不像人话的话，打在了人心的敏感节点，很刺激人，尤其刺激穷人。陈伟出走七天后被家人找到，一场家庭悲剧得以避免，同时也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舆情震荡。倘若那孩子真的寻死，一大波“负面信息”则如潮而来。由此亦可见：减少现实中的悲惨与荒唐事件，“负面舆论”则相应减少。
    这位发生极端行为、说出惊人之语的孩子，心理轨迹究竟如何，我们并不具体知情。大概，是孩子精神压力过大而濒临崩溃，他主观承受的压力，应该是综合性、复合式的，而自认的经济地位低下，无疑严重影响着他的精神世界。或许，希望父母多一些关爱与交流，是其首要的真实需求；不过，他若将缺少关爱与沟通的原因，一并归结为家庭经济状况，也有一定的道理。 “因缺钱而缺爱”，至少存在部分事实根据。
这位高中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穷人孩子”的观察视角。豆蔻年华且心智基本正常，因拼爹无望而绝望，看不到一丝光明前途，以至于痛感作为穷人家孩子生不如死且死不足惜——这孩子的痛苦体验，有没有对世相的观察为根据呢？
    答案是明确的，有。讲得学术一点，即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公平渠道接近堵塞。不少“穷孩子”体会到了上进之难，不再相信个人奋斗之效能，或者，因进取代价过高而放弃追求。一度衰竭的“血统论”收复失地拓展市场，背景与条件是“阶层流动”的局势恶化，似乎有一种叫“穷人基因”的东西，正在稳定遗传。“狗不嫌家贫”，这是“狗文”而非人文，孩子嫌家贫也属正常现象。逆袭路上，许多屌丝采取伤害他人、损害社会的招数，而这位内向而偏激的孩子，只是怕苦畏难，因此起心走一条自行了断的无争之路，应该说，这孩子未失良善。著名的“四大自由”当中，有“免于贫困的自由”这一条，如此，即便抱怨和控诉贫困，也是他正当合理的权利。
    不管怎么说，仍算是一位问题少年吧，心理素质差，胸无小志又目光短浅。然而，一味指责孩子于事无补，所以，应特别注意家庭和学校教育由此显出的严重缺陷。连青春活力和希望本能都收拾干净了，这是怎么搞的？最低级的谬误发生在这儿：家庭、社会都告诉了孩子世界太累、人间不平，但同时，大人们灌输给孩子们一个压倒其他道理的歪理——你只是一根小草，你不可以欲图改造世界，你不可以对抗社会不公。于是结出一个腐败透顶的恶果：孩子心田里除负能量满满外，一贫如洗。
    中国第一届留守儿童早已进入社会江湖，仍继续着消解或加重童年心病的过程。往后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穷二代、穷三代和少量脱穷入富的人，都会回顾走过的心路。面对富人和富人社会，自卑、屈辱、愤懑、嫉妒等情绪，于他们刻骨铭心。这记忆，或成其动力，或成其负担。
心穷，乃无望之穷。其实，世事艰难是常态，后生之所以可畏，就在于能解决前辈不敢解决、解决不了的难题。比如，迎难而进，将铲除不公作为理想寄托和进取方向，似这么简单的活动，已经是在从事伟大事业了。而对这样的年轻人，尽管放心好了，他们断无自绝于社会和亲人的可能。
    我要告诉当世的穷孩子、富孩子、不穷不富的孩子：你们的前途一片光明——即便你们全盘接受了狗屎教育，命运仍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国当世的孩子，包括穷人的孩子，都是幸运的，原因只有一个，他们是年轻的人类生命体，中国社会今后的劳动力。
    今年2月，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中国经济周刊联合发布《中国老龄社会与养老保障发展报告（2014）》，报告指出：2013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上一年的9.4%升到9.7%；老年人口赡养比（老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为13.1%。而如果按实际赡养比测算，中国老龄化形势更为严峻。中国在2010年前即进入了深度老龄社会，可能在2020年提前进入超级老龄社会。在这一不可抗拒的历史进程中，穷孩子的升值同样不可抗拒。没有任何一个当代的牛X人物可以阻挡、贬低穷孩子的升值，因为牛X们注定要衰亡。
    不错，我指出的穷孩子升值的原因是生物性的。对历史进程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中，生物性因素其实居首，其次才是人文、经济等等，而这一点，往往被最优秀的思想者与观察家所忽略。我还要指出，当世中国穷孩子生逢特别之幸运时代。之所以获此机遇，只因他们的爷爷辈特别倒霉，赶上了特殊的历史时代和特大的人生厄运。当今中国，由50、60代当家治人，而这些人的成长时期，教育断档，同胞相残，其中盛产了大批的流氓、文盲及无能之辈、糊涂虫。不难理解，在50、60代作为社会中坚引领生活领潮的时段，社会出现文明倒退现象，亦可谓“历史的必然”与“人民的选择”。
    当今的穷孩子，面临的是受什么教育的问题，而他们的爷爷辈，是受没受教育、有没有教养的问题。无论老前辈们眼下自我感觉多么优越，也不管其中有多少希望他们的传统千秋万代，他们的时代不久就会结束，中国的穷孩子和所有孩子，都将迎来一个他们的新时代。我老人家已经用心血营养了穷孩子。希望所有听到这些话的人都会有所思，尤其穷家长、穷孩子，都能得到冰冷而切实的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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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译允

【案例】
你“选题”的时候，到底在确定什么？

昨天是本学期新闻评论课的第二次课，在上次课讲完了“新闻评论思维和表达的特点”之后，这次课讲“新闻评论的选题”。“选题”是新闻评论教学体系（大纲）的开头，因为它是每一篇评论写作的自然起点。但是，我一直感到，“选题”这一讲在实际授课中既可能讲得过空、过于抽象；也可能讲得过于经验化、个别化。这都是因为：选题作为一个思维过程，是深藏在每一个评论作者的大脑里的，它难以像一篇评论作品那样作为一个“文本”放在我们面前进行分析。那么，我讲这一“选题”这部分，就尽可能把教科书中关于选题的抽象定义和概括性描述与每个同学评论写作的实践经验（或想象性经验）接通，与评论名家对选题过程的经验陈述接通，与那些偶然在作品文本中透露的选题过程接通，由此探讨选题究竟是怎样一个思维过程，它都包含什么，又受什么影响。总体来讲，我倾向于把选题这样一个写作的“起点”，与整个作品接通——它们是连成一体的思维过程，而不是相互分割的。也就是说：我要与同学一起探讨的是：当你选题的时候，你到底确定了什么？我自己的教程一般不愿意确立定义，如果别人的定义可以接受的话。在课程上，我首先介绍上海老报人丁法章在复旦大学《新闻评论学》中关于选题的定义：“新闻评论的选题，简而言之，即选择新闻评论所要评述的事物或论述的问题，它规定着新闻评论的对象与范围。”我在讲义中把“事物”、“问题”这两个词描红，提示同学们注意这是两类对象——它实际上约略对应着后面提到的两种选题类型：“事件性选题”与“非事件性选题”。我在讲义上把“对象”和“范围”两个词描红，提示大家注意：“对象”即上半句提到的“事物”、“问题”；而（规定）“范围”则是另外一种不同前者的思维。这也许是更接近写作过程的思维。即我们在上节课谈到的“集中”。接着，我又介绍了四川大学殷俊老师和他的同事编著的《媒介新闻评论学》对“选题”的定义：“新闻评论的选题，就是从诸多纷繁复杂的新闻事实或社会生活中选择适当的评论对象，确定合适的论述范围，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论题。”
在讲义页面把其中“评论对象”、“论述范围”和“论题”三个词描红，意在提示同学们注意：这个定义中比丁法章对选题的定义“多”出来了一个概念：论题。本学期，我在这个过去仅仅介绍定义的环节设置了一个课堂提问：上述对于“选题”的定义和描述值得注意的是：选择“评论对象”、“论述范围”与“提炼论题”，在认识的层次和进程上是不同的，其影响因素也不同。谁能说说为什么？在8点钟和10点钟开始的两个班上，有好几位同学对此问题主动发言。前一个班的同学何仁亿首先发言，他说：“评论对象”、“论述范围”与“提炼论题”，好像是一个递进的步骤。他尤其谈到了“论述范围”的作用：写评论的时候特别天马行空，想起什么写什么，就变成了扩散式思维——而划定“论述范围“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显然，他对于上节课讲的“新闻评论思维与表达的特点”中关于“集中”的讲授有自己的理解与把握。我在那个环节讲到，新闻评论是一个“切割”出来的认识框架，刚好对应着选题环节的“论述范围”。对于“提炼论题”，何仁亿认为，这有点像是我们写作最后的“拔高”，就是我不能就事论点，要最后有一个相对来说“形而上”的思考。（少华按：其实是抽象化、普遍化的思维。）接着何仁亿发言的女同学周玮认为“提炼论题”相对于前两个选题环节，是一个更为抽象的思维过程。而第一个环节——选择“评论对象”决定整个评论的意义。我感到，周玮的发言把“意义”赋予了“选择对象”。这使我当时心里有一点疑虑（但我没说出来），因为这可能给人一种印象：就是“意义”藏在对象之中。这就不能解释为什么人们对同一新闻事实所做的不同判断。我倾向于认为，“意义”作为一种价值判断，在认识的主体一方，或者说主要决定于认识的主体。而接着周玮发言的唐旭则不同意何仁亿关于“提炼论题”是一个“拔高”的思维理解。他谈到：确定“论述范围”，是从你的评论对象中抽离出一些有评论价值的角度；而“提炼论题”而是从上面一堆角度中提炼出你自己的论点，而所谓“拔高”，则是把核心论点提出来之后，还可能有的思维过程。这两位同学的发言，都能让我感到他们虽然谈得抽象，但有着具体的文本经验，至少是文本的阅读经验。唐旭，我久闻其名，读过他在学生媒体《新闻周报》上写过许多评论。就像许多实际写过评论的同学一样，他当然也有自己的选题经验。但是，这样将自己的选题记忆与对选题的概括性描述对接是否有益于对选题过程的深刻把握，我心里也没有数。但他在发言时，可能在头脑中搜索自己的写作记忆。而在后面10点钟开始的评论课上，来自新闻法学实验班的课代表林诗瑭在这个环节发言认为：与“评论对象”和“论述范围”不同，“提炼论题”是一个观点性的思维。同学们面对这个环节的提问发言之后，我翻开讲义页面，展示了我自己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选择“评论对象”和“论述范围”，虽有主观的判断，但更多地取决于新闻事件外在的客观影响。不管大家对同一事件的看法差别，由于其客观的影响，人们可能都会把它作为“评论对象”。而“提炼论题”则不一样，虽然它并不一定表达为一个明确的判断，但是，它已经形成了对一个事件的认识层次、认识视角。其实，现在我觉得，把“论述范围”与“评论对象”一起放在“更多地取决于新闻事件外在的客观影响”的位置上是不太合适的。“论述范围”在认识上的深入程度虽然比不上“提炼论题”，但已经是一个更具有主体认识性的思维过程了。因为它是作者对自己对“评论对象”的思考认识的一个收拢、集中和议论边界切割的过程。而我们把“评论对象”、“论述范围”与“提炼论题”这三个“步骤”作静态的划分，虽然在分析性思考上有一定意义，但是，在实际的动态思维过程中，它们连成一体：也许，当你选择了“评论对象”的时候，已经在“提炼论题”了。或者说，如果你不是已经有了“提炼论题”——对这个“评论对象”的独特认识，你就不会选择这个“对象”来评论。就像孙航同学如果不是确认了从老年医保的角度来认识“老人讹人”，把就不会把“老人讹人”当作自己的“评论对象”，尽管这类事件已经被许多人选择了。前面周玮所言选择评论对象决定评论的意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立。我也正是在课堂的这个环节，插入了对孙航昨天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的习作《有医保的老人还会“讹人”吗？》作为案例，以消解“选题”这一讲可能过于抽象的探讨。我用这个案例来说明：“论题”的选择，包含在选题这一认识过程之中，是这一认识过程更深更高层次的认识。新闻事件，因为作者不同的积累、不同的认识视角，可能提炼出不同的论题。
本学期我在选题这一讲中加入的新内容，除了作品案例之外，就是在“选题类型”的“周期性选题”环节，编入了我最近应凤凰评论主编高明勇之约为凤凰评论正一本文集而写的关于“纪念性评论”的文章中的见解。正是在写作这篇文章中，我对于周期性选题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我把文章中的一段抄录在讲义中。我们也在讲义的这一页结束课程：
其实，在这一页后面还有两个案例：2015-7-21凤凰网-凤凰论《三年了，还记得北京的那场暴雨吗》和2015年7月23日凤凰网-凤凰论《动车事故四周年：单纯地祭奠生命》。当时时间不够了，我只是在11点半下课的那个班的最后提到了这两篇周期性选题的评论。大家课下可以阅读一下。我们下次课可以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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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

［案例］

价值判断，作为认识、选择 和权衡——评论教学日志

原创 2015-09-30 马少华 少华读书
昨天是新闻评论课的第4次课，接着讲“新闻评论的观点”一讲，开始讲新闻评论中的价值判断。
在这一环节，我介绍2009年我阅读杜威作于1943年的《价值判断与直接性质》时的一个感悟：价值判断作为一种判断，它是一种明白清晰后果的认识。即，只有认识到事物的“条件和后果”，才算进行了价值判断。而“与这种价值判断有关的满足：喜欢、享受，它们本身还不是价值”，而只是“价值判断的潜在材料”。“如果仅仅宣布事实上人们享受或喜欢某一事物，还不是对所享受的这一事物的价值所下的判断。”
这个环节中的案例，我介绍了我们学院的学生媒体《新闻周报》2014年9月29日的评论《“方便”不是评价门禁的标准》，还有2015年1月28日《新京报》评论《以尊重生命的名义改造限高杆》。前者判断“安全”的价值高于“方便”的价值。而后者，在针对一次因公交车撞上限高架而导致人乘客死亡事件，判断人的生命价值才是道路设施安全最终要保护的价值。
在这个环节，我新引入的一个案例是：今年9月24日微信公号“腾讯新闻”发布的《法律认定“扶不扶”责任不难》，（作者特约评论员戴昕，中国海洋大学副教授）中的一个段落：
如果在五五开案件中，法院限于司法事实认知能力的天然局限，不得不在放任鲁莽撞人者和错误追究见义勇为者这两种错误中做出选择，那么犯前一种错误好于犯后一种错误。除了维持诬告成功需要支出的成本、避免所谓好人“寒心”、社会“转冷”外，这样的制度选择也不会为撞人者逃逸制造额外的激励。
    我在这个案例下设置了一组提问：
你如何理解这种特殊情境中的价值判断？它与前面案例中的价值判断有什么差异？它的普遍性又在哪里？
同学们对于这一组问题发表了见解，因为这涉及到的是一个涉及司法的、相对专业的判断情境，一些法学专业之外的同学可能不够了解。虽然发言的同学较多，但讨论和理解，也许并不深入。
实际上，以往的讲义中，我曾引用过美国批判性思维教程《批判的思考》中的这样一段话来说明这种价值选择情境，更容易理解这种“消极意义”的价值选择：
在刑事法庭上，证明有罪是原告的责任。被告无须证明自己无罪。正如我们所说：“在证明有罪之前是无罪的”。实际上，如果举证责任由原告和被告均等分担，更多的审判可能会得出正确的结论（也就是说，有罪者被判有罪，无罪者被判无罪）。但是，我们明智地做出了判断，即如果我们要犯错，我们宁愿犯让有罪者逃脱的错误，而不是宣判无罪者有罪的错误。
——即使这一段话，其实文面也没有详细论证，它需要诉诸人心，诉诸深远的社会效果，诉诸像赵作海、佘祥林、呼吉格勒图那样的案，才能够理解。

而在后面一节课提到的2011年9月17日《新京报》社论《“无尸不诉案”体现出的法治精神》，则对这个价值权衡原则有所论证：
2001年北京女孩刘婷婷突然失踪。八年之后，刘婷婷继母李某的儿子范某，因涉嫌盗窃被刑拘，范某为了立功，举报当年母亲李某伙同崇某杀害了刘婷婷。随后李、崇两人向警方承认了杀人罪行，并讲出埋尸地点。但因时隔太久，虽经办案人员挖地三尺，也没找到尸骨。检察院以证据不足，决定“不起诉”两人。刘婷婷的生母高秋红，对此不能理解，上个月她提出了刑事自诉。
“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错杀（哪怕只是错抓）一个好人，对社会的伤害也远比放走一个坏人更大。大家想想佘祥林、赵作海的蒙冤，和两案中两具无名尸体至今找不到凶手，就应明白前者的危害更大，因为司法机关一旦降低证据标准，冤枉好人，就会让整个社会陷入恐慌之中。
文中提到的“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语出《尚书》。其文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优秀的法律思维资源，尽管“罪疑惟轻”离现代司法的“疑罪从无”还有很大距离。但确实体现了在“疑”——事实判断困难情况之下的价值判断权衡。
这正是我引用第一个案例想要提示的特点。因为我觉得，这比较突出地显示出价值判断的特点。
当然，也有一位上学期选修过我别的课的小曲同学认为：司法判决只应该在原告、被告两者之间考虑公平公正问题，不应该考虑到案件之外的社会引导效果。她指的是类似“彭宇案”等“扶老人”纠纷。她说的有一定道理。但赵作海案、佘祥林、呼吉格勒图案等由国家起诉，关涉到公民生命的刑事案件，哪怕就是美国那个被人普遍认为是被“枉纵”了的辛普森案，则正是涉及到案件当事人的。

在讲到价值判断的一个特性“选择性”的时候，我列举了。《催生一场伟大的爱情还是制造一个悲剧》中“我们宁愿看到平凡的喜剧，也不愿意看到伟大的悲剧”一句所体现的生命价值至上的原则：
2008年1月23日，一名在深圳打工的女子乘长途大巴回老家途中，滞留在株洲，失去联系。男友为找到她，沿京珠高速的雪地徒步走了100多公里。结果，冻倒在路上，衣服结成了冰，头发上结满了霜。他说，“爬也要爬到她跟前。”
针对舆论对这一事件当事人的热烈关注，社评写道：
……催生一场伟大的爱情，还是制造一个悲剧，是在感动之余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而我们每一个旁观者，都是参与者。隐隐地，我们能看到一种危险的倾向：数家媒体参与了报道，以全程电话跟踪的方式向读者传递着每一个细节，鼓励并推动着杜登勇“将爱情进行到底”，未见只字劝阻；网友们的关注热情一浪高过一浪，些许的质疑之声被彻底淹没，显得有些不知趣———恕我直言，我想起了杨丽娟，一个在媒体和大众的怂恿和操纵下，追星追得几近疯狂的悲情女子。
与其等待理想中最浪漫的事发生，不如现实地做点事情吧。要么劝阻杜登勇停下脚步，要么在能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再前行。路途漫漫，对爱情如此，对人生亦如此。在切实的困难面前，我们宁愿看到平凡的喜剧，也不愿意看到伟大的悲剧。
在后面的新法班的课上，由于时间相对宽裕，我提到了一个不符合这个价值原则的反例——中国古代男青年尾生与女生相约桥下，因“抱柱守信”被涨上来的洪水淹死的故事（《庄子·盗跖》）。我在一次给小学生讲到中国古人“守信”的品德，差点讲到这个故事，事后一位家长为此惊出一身凉汗。李白《长干行》（就是那个“青梅竹马”的诗）中“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一句就藏着这个典故。中国古代常有这一类“畸节”。我还讲到十几年前某银行在歹徒的威胁之下交出银行保险柜的钥匙而被银行开除的真事——因为她没有为保卫国家财产与歹徒“殊死搏斗”。
这些“反例”都反映出：生命至上的价值观和价值序列并非天然普及，它至少曾经需要在评论中论证和传播。其实，十多年前，我在中国青年报的评论岗位上，真的曾为那位被开除公职的银行职员写过一篇评论：《不是英雄，也有权利》，其中阐发的，就是生命高于财产、个体生命高于国家财产的价值观。也曾经把它当作教学案例。后来删掉了。
接着，我根据孙伟平《价值与事实》中谈到的“价值推理”的原理，讲到一个案例——2014-1-3《北京青年报》“青评论”周刊上的文章《设立“弃婴岛”与追究遗弃罪并不冲突》。这篇评论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价值推理，它根据价值序列在不同的社会和法律价值之间进行排序，然后对看起来冲突价值困境给予清晰的、合理的判断。同学们课后可以找来这篇好好体会一下。
这个议题涉及的争议是有关部门设置“弃婴岛”而（至少是暂时）引发了更多的弃婴行为。文章对此分析道：
理论上讲，法律具有生命、自由、财产、秩序等多重价值。这些不同法律价值对应着人类生理和社会等不同层面的基本需求，它们之间并不是完全平等、不分上下的，而是有主次、先后之分的。生命自由价值任何时候都优于财产和秩序价值。在法律实践中，不同的法律部门、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分别实现不同的法律价值。
这必然导致在具体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之间也有主次和先后之分，同样道理，那些致力于保障生命自由价值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理应优先于维护财产和秩序价值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如此一来，设立“弃婴岛”与追究遗弃罪，孰主孰次，孰先孰后，便一目了然了。设立“弃婴岛”是为了切实保护弃婴的生命健康权，使其免受“二次伤害”，而追究遗弃罪只是为了处罚违法犯罪者，旨在恢复被遗弃这种违法犯罪行为损害的社会秩序。显而易见，在保障生命健康权这种最高位阶的法律价值面前，制裁犯罪这种维护秩序的法律价值必须“退居二线”。

因为离11点半下课还剩五分钟时间，我又给他们介绍了我本来从案例是删除的一组评论：2013年9月16日《今日美国》围绕着一项强迫厂商给生蛋的鸡更开阔的生存空间的法令两篇对立观点的评论文章。

其中社论《Chicken cage compromise is not radical》强调的鸡的cruelty处境：
Granted, （诚然）it's easy to make jokes about peoplepushing "rights" for chickens. But there's nothing funny aboutcruelty — which includes forcing egg-laying hens tospend their entire lives in spaces so tiny they are barely able to turn aroundor spread their wings.
而“反对的观点”，则是众议员STEVE KING的文章《Protect free trade among the states》——它强调的是美国人民享有的自由贸易体系，以及给消费者带来的利益损害：
When Californians voted to ban the use of certain cages for egg-laying hens,California egg producers were disadvantaged. So the California Legislature banned the sale of eggs not produced under these standards, thereby applying the will of the majority of one state onto the rest of the nation.
This policy is called protectionism, and has failed throughout history. Such policies undermine the efficient system of trade we have always enjoyed, andthe burden of regulation will drive food costs up.
所以，在这一讲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向同学们介绍了自己理解的价值判断的两个标准：
功利标准：以一个事物所能达到的客观效果作为标准。
非功利标准：纯以主观的道德或美学为标准，不管事物的客观效果。
这两个标准，基于我读《Rhetoric of Argument》第三版的这样一段话：
Judgments based on moral standards can sometimes conflict with judgments based onconsequences.
Many actions may have neutral or even harmful consequences, but we still choose thembecause we judge them to be the right thing to do.(p230)

考虑到课时的原因，我删掉了原来为说明这两个标准而准备的相应案例，但是，如果以上面那个美国的动物福利法令的争议来看，那种认为虽然我们会承受鸡蛋涨价却仍然主张给让鸡活得更舒服一点的判断，正是后一种价值判断：非功利标准的判断。因为：we judge them to be the right thing to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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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

【案例】

“征用”男厕，背后是男女厕比例失衡

原创 2015-10-06 杨雄 红网红辣椒评论

——本文系大学生“评论之星”选拔赛参赛作品
　　
　　今年的黄金周，为均衡景区内的厕所资源，中山陵景区将部分男厕临时“征用”为女厕。在厕所内拉起屏风，原本全部属于男厕所的蹲位便被一分为二，其中的一半被隔开成为女厕所。工作人员告诉现代快报记者，“征用”男厕所，主要是出于提高利用率的考虑。（10月5日《现代快报》）
　　
　　男女厕位比例设计不合理的问题由来已久，早在2012年，广东女大学生就组织了一场名为“占领男厕运动”的街头行为艺术，旨在引起政府和社会对男女厕位不均衡问题的重视，从而消除女性在公共场所如厕排队现象。几年前的难题，到现在，又集中爆发出来。据了解，十一黄金周期间，包括故宫、中山陵等国内知名景区，都出现了女厕门前排起长龙的情况，多数景区临时改男厕为女厕。
　　
　　调查显示，由于入厕方式不同，女性的入厕平均时间为3分30秒，是男性平均时间的三倍，且由于生理结构的不同，女生在等待入厕的过程中，相比于男性更加难受。所以，于情于理，男女厕位1：1的比例都不合适。
　　
　　实际上，早在1989年，建设部就制定相关标准，城市公厕男女厕位比例必须达到2∶3，至少是1∶1。但是标准只是标准，不是命令，更不是法律，能不能被采纳执行，还是建筑物的设计者和拥有者说了算。
　　
　　在这方面，香港就优于大陆，香港特区政府早已通过立法的方式，要求所有公共场所男女厕位的比例至少达到1：1.5，相对大陆来说，在相关标准不能被执行的情况下，大陆政府也应当采取相应的法律措施，通过立法的方式，让标准更有执行力。
　　
　　世界厕所组织发起人杰克·西姆先生曾说，“厕所是人类文明的尺度”，所以，男女厕位比例的设计是否合理，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一把标尺。厕所虽小，文明是大，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不应让多年争议的问题停留在讨论阶段，更不能让厕所问题阻碍国家的文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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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

【案例】

马少华：我看大学生评论大赛 [复制链接]
红辣椒评论


发表于 2015-10-12 16:11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少华按：有朋友注意到，最近吸引大学生参加的评论写作比赛好像特别火。的确，目前同时正在举办的就有中国教育报与中国人民大学联合主办的；由著名的红网红辣椒评论频道主办的；由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系和钱江晚报社联合主办的；以及《新京报》评论部虽然没有那么大张旗鼓，但已连续举办过数届的“超级实习生”评论比赛。
　　
　　“趁着我们风华正茂，趁着我们青春作伴，关注公共事务，习练理性表达”——今天在《钱江晚报》及其网站首次正式发布的阿里巴巴首届全国大学生新闻评论大赛的发刊词中的话，也许表达了上述所有这些主办单位和整个社会对于在校大学生观点写作的期望。
　　
　　我当然希望我的学生们和我们学校的同学们抓住机会，积极参加这样的活动。
　　
　　我作为在学校讲评论课的教师，非常感谢主办单位举办大学生评论比赛。我想，这对于引导大学生观察、思考社会事务，表达、论证自己的观点，并且尝试在公共言论环境中说服他人并接受他人的说服，是非常有意义的。至少可以调动同学们的表达热情和参与热情吧。
　　
　　这就是经风雨，见世面。一个人对于公共问题的思考，不能停留在自己的脑子里面；一个人对于公共问题的观点表达，也不能停留在只有老师看到作业中。因为在这种封闭或半封闭的状态下，不仅思考本身不大可能得到充分伸展，更重要的是，思考没有机会在真实的观点环境中与其他观点碰面的机会，并在这种碰面的机会中，得到质疑、挑战或认同。
　　
　　在这个意义上，学校的新闻评论教学和写作练习环境，都是不够充分的。而由高校与媒体合作主办的大学生的评论赛，就为在校大学生对公共事务的思考和观点表达创造了一个伸展的机会和交流的机会。交流、碰撞，才是观点的理想环境。
　　
　　在这样的环境中，那些深入、艰苦的思考，开阔的视野、丰富的论据和创造性的表达，会在观点的相互碰撞中自然胜出，就像它们在真实的社会舆论中胜出一样。
　　
　　这样的机会和这样的功效，当然不只是为评论教学提供的。而高校的评论教学，也不只是为了媒体输送职业评论人才。我们共同的目标，与其说是培养人，不如说是给社会增加更多的理性和批判性思考的含量。如此而已。（节选自微信公众号“少华读书”）

http://bbs.rednet.cn/thread-44778006-1-1.html

万家凝

【案例】
不是李军林
29分钟前 来自 iPhone 6 Plus
华表，相传尧时立木牌于交通要道，供人书写谏言，针砭时弊。历来都是当政者把它当作一种广开言路的姿态，华表上那一尊兽，也叫望君归，就是督促当政者出去了不要流连山水，赶快回来处理政事。华表代表着“纳谏和勤政”，现在大连政府居然把它给废了。是不是太直接了

http://m.weibo.cn/5945166489/4005235183612317?sourceType=sms&from=1068095010&wm=20005_0002

万家凝

【案例】

高慧萍

【案例】评论课期末考试讲评
2017-01-09 马少华 少华读书
上周四下午考试之后，几天来，我已判完了周一上午上课的两个班68份期末评论考试卷子，并在教务系统上提交了成绩。（还有周二上午课上三十几位同学的卷子判了一半）。感觉同学们写得不错。一些平时作业成绩不佳的同学也能够在考试中得到超过90分的成绩。两个班68位学生考试成绩整体上差距不大，小于他们平时作业成绩的差距。一方面说明大家总体上考场发挥不错。另一方面也可见这份试题出的比较容易。
我把判卷的着眼点和判卷过程中随手记录下来的情况向同学们做一个汇报。
这个学期的评论试卷像以往一样，只考实务，而不考死记硬背的东西（评论课也没啥需要死记硬背的东西），因此开卷考试。但与许多同学猜测的不同，我这次出题，并不是给出一个新闻事实让大家写一篇评论；而是给出一篇评论成稿和一篇评论的第一段叙事性内容，出四道题，让大家进行分析和改写。
第一题是：分析“材料一”（《中国传统制造业正在终结》）这篇评论的论证特点、结构特点；并分析其在结构上存在什么问题（30分）。一些同学准确地指出作为第一个材料的评论中的归纳论证——或者从现象到本质，由特殊到一般，以及“归因”等论证特点；还谈到了总-分、（局部关系）并列或（整体）递进的结构特点。也指出了以及议论松散、入题太晚、作为分论点的主题句不突出等结构上存在的问题。还有同学指出了结尾三段超出了论点。
一些对论证效果特别敏感的同学在分析中也不免对原文的论证提出了质疑。这是我在题面上没有要求的。比如有一位同学就提出：“从信心缺乏推导出中国传统制造业（低成本生产、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已经终结，逻辑并不严密，低成本生产、劳动密集型并不必然导致对产品质量失去信心，低成本生产是优势（其实作者是说这个优势已经不存在了），劳动力密集是产业特点而已。要说明这一点，应当从传统制造不关注技术创新和服务质量，缺乏竞争优势的衔接（原文如此）说明，因为不管怎样，有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依旧是可以受到欢迎的（在保证服务质量前提下）。劳动密集型产业所生产出的产品并非都是可以走高端制造的。”
这位同学平时的课堂发言也特别专注于逻辑论证。
     但有的同学把文中旅游业与制造业的关系看作是“类比论证”。这是错误的。但我扣分不多。
你说有演绎，或者类比，都没关系，问题是你要合理地解释出来，而不是简单说出这两个逻辑名词。

   第二题是：请重新为“材料一”这篇评论写出包含观点的第一段。（20分）。大家基本写得不错。但有的信息选择得过于密集、意思层次过多；有的则判断层次过浅；也有的在具体的海外购买信息与对国内实业的判断之间距离过远，缺乏概括性的过渡。
第三题是请利用“材料一”这篇评论中的材料或自己添加论据，重新组织两个由分论点构成主题句的论证段落。（30分）。同学们普遍答得较好。主题句的形式基本具备——即段落开头有一个概括性的判断句；而全段以具体内容围绕着它进行论证。
但有的同学的主题句提炼、概括得不够，仍停留在具体层面，与后面的段落内容没有一个抽象度的差别。实际上是没有具体的论证材料。还有的主题句写得过长，概括性和表达力就减弱了。另有的同学主题句的断句不合适，与后面的具体论证连成一体。有的主题句含义过于密集，因此整个段落的内容也过于密集。这些都会扣减一点分数。
实际上，提炼主题句是议论文写作的一个技巧或能力，它反映的是切合评论思维的抽象思维能力和清晰思维的能力，在评论文本中也有较好的结构效果。这是我在评论课第一讲“新闻评论的思维与表达特点”中讲主题句，并为此写过相关教学日志的一个原因。
     第四题，是针对“材料二”（《交巡警拄拐执勤，除了敬佩还应反思）的第一段》，要求将这一段叙事改写得更为精练，并说明为什么这样修改（20分）。同学们的在修改原稿首段叙事时效率意识和信息选择意识都不错。这比较清楚地体现在对修改的说明中。从少数同学的卷面看，修改说明显然对原文叙事存在的问题有清晰的意识。
   比如，有的同学在修改说明中写道：
   “在注意力经济时代，如何尽快地吸引读者目光，是新闻文体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这则新闻的亮点在于‘拄拐执勤’，根据‘首因-近因’效应将最人的元素提前，会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
   另外，原文中对汪春华的背景资料介绍较为琐碎、罗嗦，主语‘他’出现了三次（‘当天不是他值班’、‘他还是一个……’、‘他才顶替队友上岗’），让人觉得重复，因此可以合并到一句中，显得较为精炼。”
还有的同学在修改说明中写道：
“修改中把‘刚上岗几个月’‘由红绿灯罢工引起的’‘当天不是由他值班’信息删除，因为这些信息无用或者重复。另外还把‘拄着拐杖’、‘刚出院’‘腿部受伤’提前，进行强调，因为标题就是《交警拄拐执勤，除了敬佩还应反思》，显然‘手拐执勤’为评论的重点。”
  还有的同学写道：
“单是说明事实这一点，原文确实太罗嗦了。有的句子一个意思说了两遍。从朝天在家已能读出事件大体情况，而且可见文章的重点在于反思，那么就没有必要说明交警的职务和具体的伤况了。这些细节如有和论点相关联的地方，可以在后评议叙述。新闻评论不是歌功颂德的煽情贴，要求使用尽量客观的语言。而原文的语言太像讲故事，很多主语可以合并，副词也可省略，只要说清要素即可。后面的观点更重要。最好不要在说背景上浪费读者时间。”
——修改说明中这些清晰表达的意识，既显示出一般的新闻价值判断，也显示出评论意识。这便我感到。我这学期在评论试题中设置这样一个关于首段叙事的小题和修改说明，是有意义的。
对第四题材料的信息取舍，有的同学认识到：“原文直接出现人名缺乏身份介绍容易使读者摸不着头脑，所以先以一个长句简要说明新闻事实，再对主人公身份作介绍。原文对汪春华为何拄拐值勤描述拖沓，修改为一个长句说明更加简练。”——这都是很清晰的意识。也有的同学基于这种考虑，干脆没有出现汪春华的姓名。但有的同学的句子重点落在叙述人物而不是事件，就不像是新闻评论的叙事，而像是通讯了。
但一些同学虽然对原文信息的分析有清晰的意识，但自己在叙事信息选择的排序上仍然不够果断。有的句子过长，有的还有一点语法问题。
比如，有的同学直接提“拄着拐刚出院，汪春华就顶替了身体有恙的队友”，然后再说他是谁。这是通讯写作的语序。
比如：“近日，重庆渝北区公安分局交巡警拄拐杖替生病队友执勤指挥罢工红绿灯成网红”一句中，“指挥”与“红绿灯”不搭配。
       还少数同学对原文叙述的事实有错误理解。比如：“近日，交巡警汪春华顶替同事拄拐执勤，在指挥交通过程中导致多个红绿灯罢工的十字路口发生大混乱。”
还有写成：“然而，其指挥多个红绿灯罢工引起多的多个十字路口的大混乱，也应该反思。”
       这是对事实的一个确认。这样的确认与原文叙事句子有问题有关。原文为：“汪春华顶替刚上岗几个月的同事执勤，指挥多个红绿灯罢工引起的多个十字路口大混乱。”
      从原文句子看，显然是语法错误，即谓语“指挥”与宾语“大混乱”不搭配。但意思还是清楚的，即“十字路口大混乱”是由于“多个红绿灯罢工”引起的。但同学在叙事中却把“汪春华顶替同事拄拐执勤”是导致“多个十字路口大混乱”的原因。
对于这个可能产生歧义的问题，确实有同学在修改说明中注意到了：“原句中‘指挥了……大混乱’容易产生歧义，误以为汪春华作为始作俑者，改为‘成功指挥疏导了因……’，可以更进一步说明他工作成功且不会引起歧义。”
还有四位同学在上周末参考了B卷考试。因为目前已阅的68位同学中只有一位同学考的是B卷，所以我先就不谈B卷了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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