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你是“砍柴”,还是“挺柴”?2013-03-02 10:23:15 浏览量: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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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报道空中跳伞,记者是否可以与故事的主角同时跳伞?台风来了,为什么要派记者到风中,左摇右摆地报道?采访时,是否该对受访者表示赞许和肯定?
2005年,柴静在青岛采访同性恋者。在闾丘露薇看来,新闻采访“只关心新闻中的人,而不是背后的原因”是不合格的,邱立本却对这种“人文情怀”十分赞赏。 “采访是一种抵达。”这个略显玄妙的句子,伴着鲜花和鸡蛋,在2012年底成为柴静最广为人知的“金句”。它源自2012年10月柴静受邀在清华所做的一场演讲,这句话是她当天的题目。 可是她的电视同行闾丘露薇对这句话“想了半天,就是不明白”。“抵达体”出现两个月后,闾丘露薇发表博文《说说电视记者这行吧》,称自己“忍了很多天,不吐不快”。她在文中严格区分了记者和主持人的界限,同时直截了当地反驳:“其实采访一点也不玄乎,就是提问,把事实弄明白,把原因找出来。” 香港大学新闻学教授陈婉莹也弄不懂柴静说的“抵达”。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她将之理解为物理上的“到达”。 2002年,陈婉莹受CBS的新闻专题栏目《60分钟》之托,去说服李文和(美国华裔科学家,被指控为中国窃取关于美国核武库的机密)接受采访,从香港赶到位于美国中部小镇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李文和在这里工作。她带去鲜花,用中文写了字条塞在李文和家门下,对方没有露面,但有了这次铺垫,李文和最终接受了迈克·华莱士的独家访问。“我是第一个到。所谓抵达就是这个意思。”陈婉莹说。 闾丘露薇的批评博文迅速引发了一场“论战”。正反双方很快找到了各自的阵营。足球评论员董路将对柴静的批评上升到了“新闻不专业”的高度,认为观众错把柴静的表演视为新闻。 只有A叠才是新闻? 闾丘露薇认为新闻是件“冷峻”的事。“所谓的冷峻,就是没什么表情,不管是悲伤的事情,还是快乐的事情。”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003年伊拉克战争,闾丘露薇从巴格达回来,同事批评她:你知不知道你在做连线的时候,情感表述的倾向很明显,义正词严地站在巴格达人民这一边?闾丘露薇反省:“你的用词、措词,甚至表情都会影响到观众对一件事情的判断,所以我要很小心。” 彼特·赫福德表达了同样的严格要求。这位CBS前副总裁、《60分钟》前制片人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提到,比如关于美国军队的报道,就不应用“我们的军队”,而用“军队”。美国的地方电视台总是违反这种准则,特别是当报道本地的士兵时,经常使用“我们的男女军人们”、“我们的英雄”。“这违背了新闻准则。”赫福德对南方周末记者强调。 在闾丘露薇看来,电视记者应该把自己隐藏在当事人和新闻事件的后面,“不会利用镜头去塑造记者的细心、体贴、关怀。面对任何人,镜头上记者的表情,都应该是中性的。”除此之外,记者还应为节目撰稿,如果节目最终由编导制作完成,那么,出镜者就是主持人,而非记者。 学者陆晔不同意“不撰稿者就不是记者”的说法。她以CBS的记者迈克·华莱士做比,认为尽管40年来华莱士的工作主要是为《60分钟》出镜采访、录演播室、配音,并不亲自撰稿,但仍是出色的主持人和记者。 这位以采访邓小平和江泽民为中国人所熟知的电视记者,惯常的采访方式是“强硬的”。这在闾丘露薇看来,是“1960年代的新闻模式”。 “按照闾丘露薇的标准,一般都市报中只有A叠才是新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张志安从1月21日至1月26日,陆续发表了关于柴静争议的14条微博。在他看来,闾丘露薇的标准是硬新闻的标准,而《看见》是“不那么硬的新闻”。 就像“apple or orange”,陈婉莹说:“苹果跟橘子怎么比呢?她们是用不同的形态来表现新闻。” 闾丘露薇理解的苹果和橘子,和陈婉莹又显然不一样:李安获得奥斯卡,这是新闻。但要是新闻版面,而非文化版面,讲他一部电影,就有广告嫌疑了。 文艺腔会不会隐藏事实? 闾丘露薇感到着急:“大家对新闻的判断能力、对新闻的要求太低。” 在李阳家暴案中,很多报道讨论李阳的病态,闾丘露薇希望了解的是:家暴后面有没有深层次的原因?为什么它会普遍存在?施暴者有什么后果?被施暴者有没有庇护的渠道、申诉的渠道? “一个记者只关心新闻中的人,而不是背后的原因,这样的新闻报道是不合格的。”闾丘露薇更深层的忧虑是:“这样做会很安全,也很讨巧,但是最终受益的,是媒体人本身。” “砍柴者”诟病柴静的罪责之一,是她只提供“心灵鸡汤”,却不直言核心问题。 在“砍柴事件”前,南方周末记者曾向柴静抛出过这些质疑,她提到两个人作为回应:“得了普利策奖的华人记者刘香成,被认为是拍中国政治最优秀的摄影师。他说‘我从不拍政治,只拍普通人,只不过普通人的生活反映出了政治’。中农办主任陈锡文,谈到中国农村问题时,他不从意识形态,也不从概念出发,不刻意站在谁的对立面,就从普通人生活里的具体问题出发,为解决这些矛盾一步步往前走。” 央视内部传来的声音则为柴静抱不平。“柴静在《新闻调查》时采的猛料太多,差点被各种关系封杀,片子播出后,也时常有人‘咆哮着来骂’。”某新闻栏目的前制片人说。 《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一直关注柴静的节目。这位在香港从事新闻工作的媒体人,曾被《新闻调查》的一期节目感动,“一直擦眼泪”。 名为《陈店的伤痛》的这期节目,讲述汕头陈店镇工人刘双云为讨薪而纵火,导致13人丧生的故事。节目调查了事件过程和纵火者背景,发现这个纵火“恶魔”,实际上一直遭受到剥削和歧视。“它把一般的社会新闻追根溯源,能对当事人有某种同情,讲出中国目前底层的生存状态。”邱立本说。 邱立本认为央视新闻节目“比香港好很多”,而柴静的节目“有人文情怀,很多问题谈得细致”。 这恰恰是闾丘露薇反对的。“我不太愿意用很文艺的、很情怀的方式描述新闻。” 闾丘露薇最初想当记者时曾经读过很多报告文学,后来又在记者和报告文学作者中间划清了界限。她经常在地方采访,听到宣传人员说,有个记者来了。“那是记者吗?那是写报告文学的。但大家觉得那是记者。” 闾丘露薇欣赏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训练,其中一项是写一篇800字的影评,“不可以有一个形容词”,完全白描。 “过于文艺”是“砍柴者”反对柴静的另一个理由。 一本记录《新闻调查》十年历程的书中,收录了众多相关人的回忆文章,其中包括柴静两篇讲述采访经历的文章,标题分别为《青草,你为什么喧哗?》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除“抵达”之外,她还用过其它的比喻,总结对采访的理解,比如“采访是人与人之间的生命往来”。在《看见》一书中,她引用同事王开岭的话作为一个章节的标题:“采访是病友之间的相互探问。” 在清华的演讲里,柴静为“抵达”二字接上了宾语:真实。语义终于变得明确。她追述,起初她认为做新闻是为让世界变得更好,后来发现“记者的道德就是让人明白这个世界本来面目是怎么样的”。 陈婉莹推崇美国学者科瓦齐和罗森斯蒂尔所著的《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并用作新闻本科学生的教材。书中提到的第一原则,就是真实。 “他说”,“她说”,都是鬼话 闾丘露薇还记得两年前关于邓玉娇报道的一场讨论。“有一篇写得比较煽情。律师居然会哭,这点很恐怖,这可能是中国的特色,用情怀去打动公众,告诉别人,道德上我是对的。” 闾丘露薇认为这万万不可:“任何尝试透过节目或报道,想引导出某种结论,或是某种情绪的,都违背了做新闻的原则。”尽管她承认自己也不能杜绝倾向性,“但它应该是一个努力的目标”。 2013年1月26日,央视在达沃斯论坛上专访了已经淡出公众视线的比尔·盖茨。在盖茨介绍完他的基金会2013年的计划之后,记者姜秋镝接话道:It would be fantastic.(那很好。)闾丘露薇觉得这有点不可思议:“采访的时候,对你表示赞赏、肯定,那我就是帮你在宣传,或者我已经有倾向性在里面。” 但闾丘露薇也认同,倾向性很多时候能带来更高的收视率:“福克斯就是收视率比CNN高,CNN想用一些比较中立的方式,情绪化少一点的,结果发现做得很辛苦。” 被闾丘认为是“1960年代新闻样本”的《60分钟》,尽管也有像华莱士这样在提问中带着明显倾向的记者,但也在尽量“避免倾向性”。 彼特·赫福德提到,CBS新闻甚至不允许将音乐加入新闻故事或纪录片中。但是同时,“作为制片人,我们当然有欺骗行为,我们会放一段广播进去,如果是广播中播放的音乐,就可以用了”。 在《60分钟》,执行制片人会评估记者的报道计划,决定做或者不做。“主观的判断。事实上节目反映的就是执行制片人的观点。”赫福德形容《60分钟》是“独裁制”,创始人唐·休伊特要下大多数的决定。 闾丘露薇认为避免倾向性,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让事件双方说话。比如“涉及批评政府的报道,我就要去找政府,他不回应是他的事情,但如果我只报道批评他的声音,就有违平衡”。 《纽约时报》记者威廉·萨菲尔的看法完全相反。加入《纽约时报》前,他曾是尼克松的演讲撰稿人。他认为记者并不一定要给正反双方给予同等关注。“评论上做到平衡,可以;但是在文章字数或节目时间上追求‘平衡’,不行。” 他更激进地表示,对“那些在人群中实施恐怖袭击、有意杀害平民的人”,可以直接把他们称作“恐怖分子”,而不必用更温和中性的“好战分子”、“行动主义者”,或是“持枪歹徒”。 “你说中立,美国很多报道是‘He Says……,She Says……’。你都知道他讲的是鬼话,所以还是得根据事实,有所判断。”陈婉莹说。她推崇的《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中提到一个例子:多数的科学家认为地球变暖是科学现实,但如果报道给人的印象是“不同科学有不同意见,双方势均力敌”,那就是对公众的误导。 “信息时代,记者、新闻人的角色也在变,越来越需要的是把浩如烟海的信息整合,解读出来,给读者一点判断。”陈婉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有时候“主观”甚至是必须的:“在叙利亚,要反抗暴政,能不能主观一点?当然可以了。” 在邱立本看来,“中立”这个标准“很诡异”:“这要具体分析,看你是否能超越所谓的利益关系。比如说我家开了个工厂,却写文章去赞扬这个工厂,这就有个利益问题。” 《新闻调查》曾就东北某地级市做过三期报道,跟市委、市政府关系很好,后来当地发生一起股票案,对方委婉建议《新闻调查》不要报道此事,结果就没有做成。 制片人张洁为此头疼,也立下一些规矩,规避“利益关系”,比如“不能让报道对象埋单”——哪怕是在做正面报道。 在香港,闾丘露薇接受完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略一欠身:“这单我就不埋了。因为记者不能让采访对象埋单。” 专业地“演”完记者的角色 陈婉莹“抵达”李文和公寓、给他塞了小纸条后几个月,华莱士专访了李文和。“华莱士出场对话时,利用身体语言,让人觉得他很投入,和李文和真那么有交情。你可以说他在‘表演’,可以不喜欢他的表演,这是风格问题,不是有关专业主义的原则问题。” 对电视新闻来说,镜头前的呈现几乎和采访技巧一样重要。 “真是好演技。”赫福德谈到美国的明星记者机制时说,“有的主播只是演员,不认为自己是新闻工作者,读新闻只是有效专业地‘演’完他们的角色。但也有一些主播同时是节目的总编辑。” 演播室外,记者也会表演。“台风来了,为什么要派记者到风中,左摇右摆地报道?央视、香港无线、美国,都这样做。受到很多批评,但还是延续,赋予新闻现场感。”陈婉莹说。 记者往往还面临一个更困难的问题:要不要参与?赫福德举了一个例子:报道空中跳伞,记者是否可以与故事的主角同时跳伞?许多人出于节目效果,认为可以。但另一些人认为不行:记者必须是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 “没有正确或错误的答案,只有不同的标准。”赫福德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但他同时提到CBS对记者的要求:你永远是记者,不是参与者。 在中国,记者打破职业身份的界线却是常事。2011年4月2日,邓飞牵头,联合五百多名记者、国内数十家媒体,以及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正式启动了公益项目“免费午餐”,倡议每天捐赠3元为贫困地区学童提供免费午餐。这之前,他在微博上掀起“打拐热”,并成功找到一些被拐儿童。当时,邓飞是《凤凰周刊》的记者。 前《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在做了《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调查报道后,应各地出租车司机邀请,在当地组织行业联盟,帮司机跟政府议价、维权;又在报道山西尘肺病人后,发起公益活动“大爱清尘”。 这种“过界”的行动在中国赢得的赞扬远大于批评。“侠客文化在中国的一些调查记者身上非常明显,就是‘我要参与’,过了头就有‘杀富济贫’的味道。”张志安分析说。 闾丘露薇也承认,自己所提倡的新闻标准,实际上会面对“很纠结的媒体环境”,她担心这会使观众受到蒙蔽。“观众是被动的,尤其在中国,你给我看什么就看什么。只用一套东西喂给大家,观众的素养只会越来越低。” 而“官方媒体人”则因常处于夹缝中而另有一种立场。参与《新闻调查》创办的制片人张步兵曾经建议节目命名《调查》,“因为新闻这个词会限定栏目必须是对新闻事件进行调查,但节目有时做不到这一点”,而很多时候,不得不选择一些“中性话题”。 张洁2006年在“新闻调查十年发展论坛”上做的总结发言中,提到坚守专业主义原则的艰难。他表示收视率是最大的压力,第二大压力是节目安全播出的问题。“这种压力是年年的、月月的、天天的。” http://ndnews.oeeee.com/html/201303/02/276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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