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
重磅!中国新闻周刊总编辑离职,纸媒是否必然面对失败?2016-04-21 作者 | 李广
来源 | 蓝媒汇
无论是中国新闻周刊官网“关于我们”的介绍,还是李径宇个人微博的认证,他的身份都还是“《中国新闻周刊》总编辑”,而蓝媒汇获悉,李径宇已于近日确认离职,相关手续正在办理之中,至于李径宇的继任者尚不确定。
去年11月,李径宇曾发表长文《态度鲜明地支持“内容创业者”》,反思作为传统媒体人,应真正回归到“传播者”角色,才能改变内容创业的格局。
据了解,昨天李径宇去单位跟同事进行告别,他在和同事交流时表示,自己不再停留在纸媒做融媒体的尝试,而要因应趋势,投身新媒体的运营与孵化。
李径宇曾撰文《内容创新是媒体转型的根本》,他认为让媒体人安心做基于内容创新的各种探索,再塑造话语体系和传播方式,才是正道,虽然正道但布满沧桑。也许尘埃在我们的职业生涯里都难以落定,但可以相信的是,优质的易于传播的内容,将会继续给附着在其上的盈利路径以更持久的支持。”
为何要放弃体制内的职位选择去转型?有观察者指出一个现象,这些受到关注的离职的高管都处于人生的中年阶段,古人讲“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实际上这个时期的人更易思变,只不过人到这时候不像年轻时有冲劲儿,一个决定需要权衡再三,脑子里也是有好几个小人在打假,就看谁能打赢。
去年10月14日,李径宇在微博上说,“到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越来越没有能力改变自己了,一副死什么不怕开水烫的样子。但有两点,当别人提醒时,还是要立马改变,一是保持善良,别再麻木,二是保持轻松,别太沉重。”
《中国新闻周刊》创刊于2000年,被称为“中国第一时政周刊”,这本由中新社主办的杂志,曾被认为是中国社会敏锐的观察者与记录者之一,在纸媒界曾具有标志意义。
如今,作为这本杂志的掌舵者卸任转身,李径宇自陈希望能“离开一个既有的、运转成熟的体制,重新探索一种新的可能性。”
在李径宇前,大批媒体高层已相继离职,投身转型。《新周刊》前执行总编辑封新城离职,加盟黎瑞刚华人文化基金;《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秦朔辞职创业,创办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甚至如传统门户网站,新浪网总编辑陈彤、网易总编辑陈峰等也相继离开。
如今,业界对媒体人离职的消息已然见怪不怪,“他去由他去,我在故我在”。不过有点反常的是,进入2016年以来,媒体人尤其是媒体中高层离职的消息十分稀松。
不反常的是,2016年传统媒体广告市场形势依旧不容乐观。从一季度前两个月的情况看,传统媒体的广告经营在盈利与亏损之间苦苦挣扎。也不反常的是,媒体融合、内容为王依然是不变的话题。
2015年最后一期《中国新闻周刊》,李径宇撰写了刊首语《我们特别珍视不变的力量》,他这样写道:“人总是不太在意悄然瓦解和微变革时代里所发出的信号,不能拼起一跃而采取大的行动”。
附 | 《中国新闻周刊》总编辑李径宇:在读者寡情的新媒体时代,纸媒是否必然面对失败?
在纸媒转型的大氛围下,《中国新闻周刊》的固定订阅量连续几年来呈上涨趋势,并且,借助新媒体的推动,杂志社全媒体架构开始发力。
近日,就纸质媒体的危机和挑战,记者与《中国新闻周刊》总编辑李径宇进行了深入对话。 记者:有人说,我们所从事的职业越来越受到挑战,好像佛学里说的“末法时代”,你觉得呢?
李径宇: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我不懂佛学,但这个比喻挺有趣。据说,佛陀快要涅槃时开示弟子,有一天世间有人加入佛门,但宣扬的东西和我们不一样,佛陀说,那就是正法即将灭尽之时。
我倒觉得,自媒体人本身就是媒体的一部分,传播的东西纷繁各异,但本质上跟媒体是一样的。因此,不能说新闻业进入了末法时代。
这两年,所有的职业记者都面临一个问题,所谓独家新闻已经大多数不是由职业记者所首发,而是由自媒体人和各种当事人所生成。职业新闻人所行持的专业操作手法,往往只用于跟进证实和证伪。记者独家披露的功能被淹没于无形。
随着互联网新技术的出现,几乎所有人都成了新闻的制造者和媒介,新闻业貌似告别了学院派,告别了专业主义。这种专业主义,是由纸张的特定质感和有限空间建构起来的,现在纸张的功能式微,所以建构在纸张之上的专业主义给新闻从业者提出了更高的标准,这个标准的底线就是“值得付印”。
前段时间天津发生爆炸,《中国新闻周刊》第一时间就派了几名有调查经验的记者,这当然是作为一本权威的时政杂志的应有之义。
但同时,你会看到,各行各业的各种微博微信公号,都在关注这件事情,而且很多公号不是简单的转载《中国新闻周刊》、新京报等专业新闻媒体的稿子,而是在做延展性内容整合。比如,知道现场疑似有700多吨氰化钠后,一些公号就整合了氰化钠的解释性文章;知道牺牲了消防员后,很多公号就整合了历次消防员突进火场的感人场景。
有的稿件可读性比较强,有的观点也颇有见地。在这种情况下,职业新闻人的压力可想而知——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值得付印呢?
记者:像《中国新闻周刊》这样媒体的记者,压力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径宇:也说天津爆炸事件,当时媒体用一个很感人的概念称颂消防员,叫做“逆向英雄”。消防员当之无愧,他们用血肉之躯逆流而战。事实上,逆流而战的也有记者。
据我所知,有几家纸媒记者都进入了爆炸的核心区域。《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深夜挺进硝烟弥漫的现场,一晚上只睡一两个小时,有的记者一连在爆炸现场周边工作了10天。
为了抢时效性,几乎所有现场的纸媒记者,都在第一时间发出了稿件。日报还稍微好点,像《中国新闻周刊》这样的杂志,既要力求在几天后杂志内容要有独到价值,又要在第一时间给读者发出有效信息。
重大事件发生时总是不到现场的新闻媒体,很难说是主流新闻媒体。
有新闻理想的记者从来不怕吃苦受累。有一句话说“成就感是最好的春药”,但现在,成就感确实在衰减。记者日行千里奔赴一线时,心里其实是不安的,总是在担心,这篇稿子出来之后,还有没有人再关心此事。自媒体在第一时间内已经狂轰滥炸了一轮,读者的好奇心和同理心已经麻木了。同时,人人都是发布者,使得热点随时出现,此伏彼起。你奔着一个热点去了,公众已经跟着下一个热点走了,纵有新的发现,但很难拉回读者的注意力。
记者:记者的辛苦,读者不需要关心,读者关心的是内容,不是内容的制造者。
李径宇:读者天然是寡情的,这没什么奇怪。记者本质上只应该是无名之辈,个别记者有点名气也都是速朽的,不能真把自己当知名人士。当一个记者不再生产内容,读者立刻就忘记了他。读者终极意义上只关心内容,除非记者本人成为新闻事件的当事人。当然,以出名为目的的记者,喜欢站在前台的记者,也可以理解,任何职业的人都会有此想法,不足为怪,何况名记者可以给自己所在的媒体带来品牌价值的增益。
记者:也可以接受为了出名而出名的编辑记者?
李径宇:欢迎。只要尊重自己的媒体和同事就好。
得允许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追求名利的方式。名利无罪,如果有人把名利当真,那就尽管追求,这是个人的选择,没什么不好。
但最好的名利是基于本职正精进的。行胜于言。新闻行业能出名的机会太少了,记者还可以署名,编辑更是只能作嫁衣裳,偶尔有同行和同事出名,那是值得高兴的事情。
记者:在“外围记者”如汪洋大海时,读者并不会关心你们记者是否去了现场,不会因为舍生忘死搞原创而更偏向于你们的杂志。
李径宇:这是目前很流行的一个观点,也自有它的道理。大家都这样认为,所以都不去现场。去现场干什么,花钱冒风险,不如在电脑前喝着茶聊着天就能整合几篇像模像样的稿子,还能抢在第一时间发出,用一个貌似有料的标题吸引来10万+。
媒体本质上也有生意的属性,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新媒体已经形成自己以小博大的路径依赖。偶尔有一些从纸媒转型到新媒体的专业新闻人,想搞原创,大张旗鼓之后大都偃旗息鼓。为什么,与新媒体的路径依赖相抵触。
但天津爆炸事件后,专业人士梳理总结后发现,真正有增量价值的新闻都是几家纸媒发出来的。如果没有原创的增量新闻稿,很多新媒体客户端就成了无源之水。
当然也有新媒体愿意花大成本,毕其功于一役,将原创进行到底,这是新闻人最愿意看到的景象,假以时日,他们的成功也是可期的。
记者:可是,读者会因此选择你们的杂志吗?
李径宇:第一,想进一步了解深度新闻的读者仍然会选择我们的杂志。当然,前提是我们杂志还有没有这样的能力——提供给读者更多的有深度的原创内容。
第二,新闻媒体本质上是一个公信力承载物,公信力是靠流血流汗、客观理性、日积月累建立起来的,有公信力的媒体永远有读者。
第三,新闻媒体的内容不是供消遣阅读的,而是推动事实披露和重建,对社会具有干预性。这样的内容放在新媒体上,新媒体就有价值,放在纸媒上,纸媒就有影响力。
很多人在讨论新闻纸媒的误区在于,将它与一个供人茶余饭后阅读的内容载体相提并论,觉得这种内容新媒体完全已经取代,不需要纸媒了。其实,新闻机构的内容,表面上是内容,本质上是力量,有种力量触动了你,你不去看看它怎么回事吗?
记者:你所说的干预式报道,就是批评报道吧?
李径宇:更准确的说,是调查报道。媒体没什么资格批评人,无凭无据批评人的不能算是负责任的媒体,有凭有据批评人的也不能等同于有担当的媒体。媒体只是一个呈现工具,记者只是将值得调查的事实告诉给读者而已。如果这个事实恰好触动了利益攸关方,就为推动社会进步尽了一点力。
记者:正面报道呢?
李径宇:调查报道都是正面报道,是基于建设性深入发掘真相的报道。
记者:调查报道也不是纸媒的独家秘笈,新媒体也可以做。
李径宇:第一,大多数新媒体不会这么做,因为对新媒体来说性价比不高。
第二,即使有新媒体去做,也并不与《中国新闻周刊》这样的纸媒有冲突,这个焦灼的世界,从来不缺少新闻资源。
第三,调查报道向来不会赢得所有读者,定位大而全的新媒体亦无法持久坚持。
第四,调查报道也要穷尽其专业逻辑,满足于之前大多数纸媒调查报道的质量,是不够的,需要更专注,更专业,深入成就力度。
记者:可是,大量做符合纸媒内容标准的新媒体,也都不容乐观。
李径宇:大多数的效果很差。
第一,纸媒的专业化本身才刚刚在中国成型,正要迎来自己的黄金时代,但是出现了新媒体,所以,大多数纸媒的新媒体内容跟纸媒内容一样,都是不够专业的,没有料也就罢了,还无趣。
第二,相对专业的纸媒做的新媒体有如温吞水,原因还是纸媒里真正有分量的报道不够。
纸媒的容量少,一些新闻纸媒,平均每年只能生产出少量的有分量的报道,就靠这几篇稿子扬名立万。现在这几篇稿子放在新媒体的汪洋大海里,如泥牛入海,只能激起一点涟漪。加上对原创保护的不足,转载的到处都是,一些新媒体在转载时会把出处删改掉,因此没有读者会专门留意是哪家媒体做的,也不会专门买来你们的杂志或报纸给你点个赞。
如果每期能有一篇这样的作品,纸媒也好,新媒体也好,还是会声名远扬的。但显然,这是非常难的。
记者:做调查报道的风险未免太大了吧,有关部门会支持吗?
李径宇:这一点,我比较乐观。
10年前发生一起重大事件,全国各地有影响力的媒体都会派记者前往,几乎每个省会排名第一第二的都市报都会出动记者,很多全国性媒体也会派记者。现在,即使发生天津大爆炸这么大的新闻,只有几家纸媒派了记者。假如连这几家纸媒都不派记者,大家只能接收到通讯社、央视和自媒体上的消息。如果事件更小一点,连通讯社和央视都没有记者,就只剩自媒体的信息了。自媒体的信息是最快的,具有传播的穿透力,但呈散点状,不利于读者全面了解和理解事件。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趋势,10年前有价值的新闻现场,现在没有记者去了,或仅有三两家媒体派记者去。这种局面不利于信息公开,不利于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监督和领导。仅仅靠下级呈报的信息和道听途说,显然不足以掌握全局,不足以支持科学有效的研判。
所以,调查报道是建设性的,不是破坏性的。
记者:可是目前来看,与纸媒定位相匹配的新媒体很多,大多数还是失败了?
李径宇:这是一个十年前的老话题了。我理解,再多的失败者不能证明失败是必然的,三两家成功者也不能证明成功是必然的。但成功者可以证明的一点是,成功的逻辑是存在的,九死一生后这个事情是有戏的。
这方面没有经验可以分享。原来大家都说新媒体搞原创这一行为本身就与互联网思维相抵触,有人认为这是新闻类纸媒的新媒体之所以失败的根本原因。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其实是一个误区,问题不在于原创,而是原创的模式,照搬纸媒的原创方式和内容当然是不服水土的。
在新媒体时代,只重内容不重传播的原创,是没有价值的。有的编辑部特别较真于一个选题的是与非,而不注重这个是非本身有没有传播的价值做一些传播不动的内容。自己的朋友圈都不愿意转,读者怎么会转。如果说纸媒的内容标准是“值得复印”,新媒体的标准恐怕是“值得转发”。
建构在纸媒之上的内容标准和建构在手机之上的内容标准本来应该是一样的,但因为载体不一样,纸媒上的部分内容放在手机上后,原有的弱点就会被放大无数倍,以至于完全失效。
比如,纸媒上讲究可读性和必读性,在手机客户端上,可读性若没有必读性做内核或引子,就基本毫无意义。必读性,是指文章的干货含量。即使卖鸡汤,也得在里面扔两根骨头,否则,只能应付消遣类的读者。你总不能老是起哗众取宠的标题引导读者吧,没料的话终归还是行而不远的。
局限性是一个事物的终结属性,是纸的局限性而不是纸的优越性造就了纸媒的特质——包括它的内容生成体系、发行体系和广告体系。
同样,手机的优越性并不会定义新媒体内容的根本属性,反而是手机的局限性最终会定义什么样的内容是符合手机及相关客户端有效阅读和呈现的,以及会定义其生产流程和运营模式,因为手机的局限性不得不如此。
纸媒从业者之前总是从PC端或手持客户端的便利性来考虑内容的转化,直接把纸媒上的内容重新排一下版式放在网上,那当然是失败的。
也许,基于手持客户端的局限性,建构新媒体内容的标准和生产线,再造编辑部,打造原创,是新闻类纸媒新媒体的转型路径。
记者:所以,内容仍然是最珍贵的。
李径宇:新媒体是暂时的,旧媒体是永恒的,因为新媒体转眼就是旧媒体,谁都不要以新媒体的“新”自居来建构自己的商业模式,除非只想热闹那么三两年。作为内容提供者,我们更不愿意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某个新媒体平台上,根本的出路还在内容本身。
拿微信公号来说,前两年风口期时,靠整合和转载起家的“搬砖号”,现在或多或少遇到了瓶颈,粉丝不涨反掉,加上微信平台支持原创的政策,使得很多“搬砖号”不得不考虑原创,就得找有原创能力的高手。
纸媒的编辑记者若能“放下身段”,重视和研究自媒体的传播规律,很快能生产出“值得转发”的内容。
记者:也有一些专业记者辞职后,做了自媒体,他们会对传统媒体有挑战吗?
李径宇:他们从前的声名留在了纸上,成为传统,成为经典。要说的是,专业的新闻内容是一个流程性产品,靠编辑部的选题机制、采访机制、编辑机制等流程所控制,才会有一个标准的出厂产品。单个的自媒体人很难持续的生产内容,而跳槽到非媒体公司的媒体人,带有新公司的立场和需求,很难再生产出客观公正的新闻产品。
但是,遇到大事件,这些专业的自媒体人还是会发挥非常大的作用,他们某种程度上更超脱,会在瞬时爆发能量,生产或整合出优质的单篇内容。这些内容将与媒体机构相呼应,创造出一个完整的舆论场。
记者:悲观的是,不管做什么内容,纸媒的广告模式已经出现问题。
李径宇:新媒体的广告模式更会出问题。广告是跟着流量走的。你有没有足够的流量,并且一直保持足够的流量?很多纸媒做的新媒体的流量,也许自己觉得可观,放在流量市场上根本看不见。
而且广告总量会越来越少,因为大的广告主除了自己做新媒体外,还可以收购成熟的新媒体,并且和销售平台直接绑定——大的销售平台本身就具有直接的广告效应,最后只会漏一点给新媒体。一个有几万粉丝或者几十万粉丝的公号,如果不能垂直到销售产品和其他地面变现,最终还得考虑自己的出路。并且,垂直领域也是一个专业的行业,不是谁都可以做的。
因此,更悲观的是,对于任何媒体形态而言,广告模式本身,不是永远成立的。
记者:但是一些新媒体平台上出现了大量的广告。
李径宇:10到15年前,纸媒的广告多得排不下,都在扩版,催生了厚报和厚刊。当年,广告只青睐行业内做得最好的纸媒,剩一点给排名第二第三的媒体,后面的媒体就只能苟延残喘。现在,广告主起初不知道投给什么新媒体,调整姿势后,马上就会将广告投向行业第一的新媒体。
当然,新媒体会细分出比纸媒更多更密的行业。和纸媒不一样的是,纸媒版面和发行的硬成本比较高,新媒体类似的硬成本增加量微乎其微,广告位置理论上说是无限大的,所以,最具广告价值的第一新媒体会有广告的虹吸效应,剩给第二名第三名的残羹冷炙会很少。遍撒胡椒粉的效果不管是在纸媒还是新媒体上,都会有问题。
广告模式不是新媒体的应有之义,依赖传统广告模式的新媒体不会有根本出路,只能图一时。事实上,广告模式也正在自我革命。广告本身也是一种媒体行为,本身就可以是新媒体。
记者:广告模式被颠覆后,纸媒只能求包养了?
李径宇:有人说,纸媒应该被公益企业包养起来,因为社会需要纸媒。
几年前,有个美国的传播学者提出“单向度”的现象,说互联网时代,貌似信息海量,但人们的阅读面反而收窄,变成单向度。喜欢体育的人只关注体育,喜欢军事的只关心军事,喜欢游戏的只关心游戏,他们上网后大部分时间只关注自己喜欢的东西,长此以往就形成了“单向度”,知识结构和性格都会因此出现问题。而纸媒的好处是,他拿到手里后都会翻一翻,知识结构更有综合度。
此类看似合理的观点,更多是一厢情愿,其实行不通。即使有人包养纸媒,但你要让沉迷或习惯于手机阅读的读者放下手机立地读书,他们是不情愿的。所以除非你的纸媒值得他这么做,其他办法都是白搭。
还得说一句,广告市场处于深度调整期。最终广告投放方会将纸媒和新媒体放在一个标准来选择,一个有几十万订阅量的杂志,广告的打开率比几百万粉丝的新媒体,哪个更高,广告的受众哪个更精准?这一切,最终还得理性衡量。
记者:现在先不关心新媒体,我只关心纸媒究竟靠什么生存?
李径宇:不靠什么,靠自己,若自己没有造血功能,就长久不了。广告靠不住,发行费靠不住,什么能靠得住呢?目前很多纸媒已经做了一些有价值的探索,我们也在做,并且有所成效。
靠自己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而要把自己的小利益小算盘小逻辑放下,将自己的一切都给予读者和合作方,自己什么也没有了,也就拥有了一切,和自己相匹配的资源自然就来了,这些资源会重塑一个新的你。
有的纸媒恐慌,拼命想抓住一线稻草,结果什么也抓不住。这也许是一个哲学命题。纸媒能不能重生,前提是敢不敢涅槃,向死而生。涅槃并不是闭上眼跳到火堆里壮烈就义,不是拿根绳子把自己挂到树上。涅槃前,你得做足功夫,你得有正法护持,没有正法护持的涅槃仅仅是自杀,不会重生。
记者:不懂。
李径宇:嗯,我也不懂,静待其变吧。
你一开始就讨论“末法时代”,我觉得,想不堕入末法,就得依据和守护正法,所谓正法,就是安身立命的本来。优质的内容提供商只会越来越稀缺。
新闻的本质是满足和引导人的眼耳鼻舌身意的需求,与人的欲望没关系的新闻,就不是新闻。所以,现在应该是新闻人的盛世,因为人们的欲念炽热。各种智能软件的推出,阅读量越多的新闻越被各种客户端所推荐,恰好呈现了人们最粗粝的情感和精神需求。
这些需求暴露出来后,本身会形成一些现象、秩序或者说一种趋势性的潮流。对这些现象和潮流,如何从发展中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去梳理和总结,如何从价值观的角度来判断和呈现,是摆在做深度内容的杂志人面前的挑战。显然不能人云亦云。
可怕的不是判断错了,而是没有判断。没有判断的纸媒,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因此,无论调查报道,还是其他报道,本质上都是判断,都是见地。没有见地的内容就是简单的资讯,资讯是人人都需要的,但在自媒体时代得来全不费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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