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伦理案例集锦

刘海明

【案例】

编辑：王晨雅

刘海明

【案例】

编辑：王晨雅

刘海明

30年记者职业时间线的回顾与感悟

新闻这项事业，总是能给人无限的信息、事实和观点，在波澜壮阔中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记者这个职业，总是能让人获得许多新鲜的经历，于无声处，记录下生活的变化和人间冷暖。

从河南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后，我进入当时的河南电视台新闻采访部从事新闻宣传工作。30年职业生涯，一万多个日夜，我与新闻宣传工作血脉相融，常常枕戈待旦，不敢懈怠，虽不敢说“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却也努力做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在一次次的调查采访和新闻报道中，我在不经意间收获了许许多多的“人生第一次”。个人的从业经历就这样神奇地镶嵌进新闻的脉络和时代的印记。回望来路，有时莞尔，有时沉思，自己职业的时间线已然成为记录伟大祖国发展变化的动人注脚；展望未来，无限期待，更是对融媒体时代新闻宣传工作有着全新的思考和探索。

01

一、用脚步丈量 新闻内容“活”起来

在许多人的潜意识中，河南省位于黄河两岸，到处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笼统地讲，这种认识和判断基本上是对的，但并不完全准确。河南总面积16.7万平方公里，地跨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四大流域。北部的太行山脉、西部的伏牛山脉、南部的大别山脉和中部的黄河两岸并称“三山一河”。

凭着对文学的热爱与对记者职业的憧憬，我踏入电视新闻报道领域之后，既忐忑不安，又兴奋紧张，还充满了好奇。为了将大学所学专业知识化为工作方法，将新闻前辈教导化为报道成效，我暗暗对自己提出要求：每月至少完成20条新闻。要实现目标，唯有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火热实践一线。

1998年春，改革开放20周年之际，为展示改革开放以来河南与周边河北、山东、安徽、湖北、陕西、山西等省份接壤地区的发展变化，河南电视台精心策划了“沿边行特别报道”。作为该项重大主题报道的重要参与者，我随报道组连续一个多月深入伏牛山区、大别山区采访，行程2600多公里，捕捉到许多鲜活生动的新闻素材，采写的新闻翔实地反映了河南省沿边地区和革命老区在改革开放后发生的巨大变化。《河南新闻联播》“沿边行特别报道”总共播发的120期特别报道中，我本人担任主创的报道组发回播出的新闻节目就有30期。

带着感情踏访地理山河，深入城镇乡村，怀揣问题调查研究，做好报道。从渑池与山西交界的黄河大峡谷，到豫西伏牛山深处的卢氏县红军小道，再到桐柏山中的淮河源头，一路走一路记，一路拍摄一路报道，脚下的路越走越远，我们的节目也更加生动。在节目中我们选取省界线这一独特切口，通过当地居民、党员干部、文化传承人等省际边界上鲜活的人文故事，展示大美河南的发展新貌，讲述红色基因的时代传承。

作为第一次全面展示河南沿边当前发展盛况的电视节目，“沿边行特别报道”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传播力、影响力，河南省委、省政府给予了特别嘉奖。

02

二、抓事物本质 新闻价值“深”起来

“倘若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作为船头的瞭望者，新闻工作者需要练就一双慧眼，将社会生活中气象万千的景象尽收眼底，再加上手中的如椽之笔，将其记录下来，为公众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安排部署，“河南省对口支援江油市恢复重建前线指挥部”在江油市迅速成立。面临余震不断的情况，报道小组在我的带领下，随抗震救灾人员奔赴一线进行报道。本着新闻要“新”也要“深”的原则，我在报道灾情动态的前提下，一方面用数字来彰显河南人民对灾区的情意，如报道河南省确定18个省辖市对口支援江油36个乡镇；40名乡镇干部到江油乡镇挂职，具体负责乡镇项目的组织实施。另一方面，用细节报道救灾的进展，如河南省委书记、省长与工人们紧紧握手，鼓励他们从河南到江油：“一定要把工程做成样板，在支援灾区、造福灾区人民的同时，树立良好的形象。”

展现“灾”，但要将报道内容重点放在“救”上。

记得震后到达江油市太平镇龙门小学时正值日落时分，残阳照在坍塌的校舍上，画面令人伤感。春季学期还未结束，孩子们已经无法在教室正常上课。秋季开学，又该如何？我们在报道中提出了这一问题。远在千里之外的民盟河南省委盟员们通过《河南新闻联播》看到报道后，6800余名盟员采取自愿捐款的方式，筹集资金71万元用于学校的重建。在校舍建成、秋季开学之际，我们采用河南、江油两地同步报道、连线互动的方式，将援建“龙门民盟烛光小学”的过程进行了全景展示，取得了良好的报道效果。

新闻工作者的眼力练就非一日之功。

2003年非典暴发时，我担任河南电视台新闻部策划科科长。说实话，当时面对疫情我也有过恐慌茫然，但记者的好奇心让我想知道怎么了、为什么、怎么办，以及该如何做好报道，以更好地激发大家抗击非典疫情的信心。

为了从新闻事实中发现深层次问题、作出清醒判断，报道大家关心的信息，我发挥自己新闻宣传工作朋友圈广的优势，在卫生部门和权威专家指导下，利用《河南新闻联播》这一权威平台，连续策划推出有关非典疫情的报道。在节目中，既讲共同抗击疫情的行动，更讲防范疫情的措施，还注重展示历史上抗击同类疫情的经验，很有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

在2003年抗击非典近3个月的新闻报道中，我带领重点报道组充分利用河南卫视、中央电视台两个阵地，组织、参与了一系列新闻的策划报道，河南人民抗击非典新闻连续17天在央视《新闻联播》中播出，创下了央视《新闻联播》连续播发河南新闻的历史纪录。

03

三、重分析研究 新闻视野“宽”起来

当下，海量信息充斥着人们的生活，记者更需提升“四力”，才能使报道脱颖而出，发挥更大的舆论影响力。

“千锤百炼，美乐彩电。”曾几何时，美乐电视是河南人骄傲的本土电器品牌。从1988年起，美乐牌彩电连续8次进入全国电子百强行列。然而从1995年开始，因多种原因，企业经营陷入困境，至1997年底，累计亏损1.15亿元。1998年，经过国有企业脱困攻坚，美乐电视得到重组，液晶电视项目正式启动。

时任河南电视台新闻部副主任李富娥鼓励我放开手脚，扎实采访，报道时长不限，报道体裁不限，报道条数不限。我敏感地意识到这是非常重要的新闻素材。但是，怎么做，做成什么样，心中也没底。在对美乐电视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后，我觉得单单做一条消息进行报道，并不能将美乐电视的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表现好。

我和工厂管理者、生产一线工人、产品经销者、电视机用户等各层面的人员进行了广泛接触，经过多次调查研究、蹲点采访和材料研判，果断打破既有框架和认知边界，将单篇消息扩展成系列报道，以《美乐涅槃的启示》为题，通过多维度的思考和表达，在把握契机、时机的前提下进行了深入报道，节目播出后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获得当年度河南新闻奖一等奖。

新闻的活力在于发现，而发现力需要脑力。

河南农业大学教授郑祥义1994年至1997年在河南民权县人和乡开展科技扶贫工作，连年扎根在生产第一线，为指导当地农业结构调整、作物病虫害防治以及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作出了突出贡献。他积劳成疾，于1997年病逝。

在采访中，我们了解到，郑教授病重之时曾对家人交待，说自己从大学时代起就很少回家，对父母尽孝不够，希望能将骨灰安放在母亲墓旁。而对郑教授怀有深厚感情的民权县人和乡群众则恳请将郑教授的骨灰埋葬在他生前工作过的果园中，让他能够看到乡亲们的丰收景象。

最后，我们找到了新闻点——以郑祥义教授家人忍痛尊重乡亲们意愿，数万名干部群众参加吊唁为新闻由头，创作新闻专题《农民的教授—郑祥义》。

墓园青青，深情悠悠。20多年过去了，河南农业大学的师生们还常年坚持到民权县人和乡进行农业技术培训。郑教授当年播下的服务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火种依然熊熊燃烧，成为一种爱农助农兴农的精神延续和信念传承。

04

四、凝练新闻经历 持续理论升华

新闻工作者是时代风云的观察者，也是新闻思想的传播者。

2017年，河南电视台与河南人民广播电台合并组建河南广播电视台，台党组提出了“融合传播 转型发展 有用有效”的发展理念，确立了“双平台 多品牌 强保障”的发展战略，将河南台发展定位为“新时代 新文化”，实现了新闻出彩、文艺出圈、融合传播，打造了以“中国节日”系列节目、中国节气等为代表的文化节目矩阵。时任总编室主任的我着力培养自己发现选题的能力。正所谓“万事开头难”，选题作为生产新闻的第一步，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节目的成功与否。我时刻保持对新闻的敏感度，随时留意选题线索，思考报道的方向和意义，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从一次又一次的实践中练就“火眼金睛”。

近年来，我先后负责组织策划了“追寻初心——重走红二十五军长征路”“飞阅三山一滩”“非凡十年 出彩中原”“出彩项目看河南”等大型采访活动、直播项目，参与策划了《雄关》《总书记的回信》《从延安到红旗渠》《共产党员了不起》《江河同心》等重大新闻专题，监制了《黄河人家》《走进兰考》《太行·王屋》等人文类纪录片，推动了大象客户端、大象新闻中心等新媒体平台的融合发展。上述活动、节目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传播方式、表达方式，推进理念、内容、手段、体制机制等全方位创新，牢牢占领信息传播的制高点。多件作品获得中国新闻奖、中国广播电视大奖。

在做好新闻宣传工作的同时，我注重将报道实践转化为业务理论的思考，并将之与年轻一代分享共勉。利用业余时间，我撰写了《电视政论片“全流程制播”的成功案例——以河南广播电视台大型抗疫政论片〈雄关〉为例》等新闻业务类学术论文。同时，我也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先后到郑州大学、中原工学院等高校开展专题讲座和授课。

时刻保持热爱，用敏锐的眼光、质朴的感情去记录时代变革、讲好精彩故事，这是记者的使命。当前，我们身处媒体深度融合的时代，受众对于新闻报道、对于记者工作也有了更多、更新、更高的要求。新媒体传播的特性，要求新闻宣传必须“快一点，更快一点”，不断提升时效性和影响力。我们要着眼未来，把握受众群体特点和需求，以“Z世代”的所想所求为重要出发点和着力点，用赤忱与热爱刻录波澜壮阔的新闻历程。

新闻工作是一项常干常新的工作，也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工作。新闻工作者需要在不同领域摸爬滚打，才能成就一番事业。作为新闻史上的标杆人物，新闻界的先驱范长江的脚力之遥远，眼力之敏锐，脑力之深邃，笔力之强劲，令人敬佩。今天的新闻工作者，要练就一副深入实际的“过硬脚板”、一双透视现实的“火眼金睛”、一颗善于思考的超级大脑、一支妙笔生花的传神之笔，不断提升新闻写作和报道能力，力求以表达方式的创新性、新闻产品的多元化，为时代而歌，为人民报道。（作者系河南广播电视台党组成员、副台长）

作者简介：

卢慎勇，河南广播电视台党组成员、副台长，高级记者；中原文化名家，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河南新闻奖评委、河南省新闻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委。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新闻奖、中国广播电视大奖、河南省新闻奖一等奖等奖项30多件。

本文刊登于《中国记者》2024年第9期

原标题：《用赤忱与热爱刻录波澜壮阔的新闻历程》

新媒体编辑：梁益畅  安雨帆（实习）

来源：中国记者（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LrSpmtKijaeAq5i7X0-s2w
编辑：李梦瑶

刘海明

【案例】

伦理规约

编辑：李梦瑶

刘海明

财新传媒总编辑王烁：中国最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仍在努力精进

10月9日，财新传媒总编辑王烁出席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举办的“卓越记者驻校计划”欢迎仪式并发表致辞。“卓越记者驻校计划”是财新传媒于2010年发起的媒体访学项目，今年迎来第十五年。作为连接新闻传播教育界与实务界的桥梁，项目十余年来积极推动业界学界交流，已形成广泛、积极的影响。

今年是财新传媒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合作该项目的第二年，有34位记者编辑报名，经评审委员会联合审议，最终确定5位记者进入该计划，分别为财新传媒丁刚、澎湃新闻段彦超、中国青年报社王钟的、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徐列、人民日报社张深源。5位记者将在新闻学院开展为期3个月的访问学习，并通过导师指导、工作坊、专题讲座、学术沙龙等形式，展开学界与业界对话、记者与学生深入交流。

以下为王烁致辞全文：

早上好，谢谢人大新闻学院的各位领导，欢迎参加卓越记者驻校计划的各位同行。

卓越记者驻校计划已经有十多年历程。这个项目连接新闻的学界与业界。财新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参与这个计划至今。我们很荣幸有所贡献，与新闻业界和学界最优秀的朋友们同行。

比如说，今天在座的卓越记者中有徐列。徐列是非常资深的新闻工作者。26年前我作为新闻界的一名新人去南方周末参加活动时，他就已经是大前辈。今天看到他来参加卓越记者驻校计划，我很意外，很感动，也很欣慰。它说明中国最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仍在努力精进，也说明本计划得到了他们的认可。其他几位卓越记者也各有其精彩的职业生涯。我想，我们都相信，中国新闻业的活力、空间和机会，不是任何一家新闻机构单打独斗，也不是光新闻业界自己努力就行的，必须要靠业界和学界共同努力，互相滋养，彼此扶持。

去年我也有幸参加了卓越记者驻校计划的欢迎仪式。当时我说，财新传媒创办14年，核心团队成立在一起工作的时间则有25年。今天呢，这些数据都只需要相应刷新一下，增加一年。为什么就连说两句话都要套娃这么省事呢？因为变化的只有时间，财新秉持的新闻理念和操作准则是不变的，无非是历程又往前延展了一年。

这些年我们一直做同一件事，就是用专业的新闻操作方法，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做高质量的新闻报道。我们相信，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处于什么环境，无论媒体技术发生了什么演化，大众需要知道的事情是不会变的：就是到底发生了什么？它是怎样发生的？与他们有什么关系？这就需要我们做出高质量的新闻报道。这件事我们会一直做下去。就好像对卓越记者驻校计划的支持，我们也会一直做下去一样。它们是一件事的不同方面。

与人大新闻学院继续合作本计划，也是财新的荣幸。人大新闻学院是中国新闻教育的第一重镇，也是新闻业界群英们的黄埔军校。今年的卓越记者们都有着丰富的操作实践，对现实有深刻洞察，现在偷得浮生半日闲，汇聚在这块宝地，沉淀，反刍，为将来的职业生涯空中加油。同时，也别忘了要为学弟学妹们传经送宝，让他们懂得新闻操作的本相。相信对彼此都有极大的启发。

祝大家学习顺利，收获满满。谢谢大家。

来源：传媒见闻（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DVIOTWWsEz7SIPX4q6bFDg
编辑：李梦瑶

刘海明

【案例】新华社记者用生命写成关于深圳大逃亡的四份内参
广东省公安厅向《人民日报》社求援一条深圳河，把一个完整的宝安县切成了两半。
当年英国强占香港时，说实话，深圳河两岸几乎一模一样地穷，像同胞的两兄弟，谁也不比谁的兜里多一分钱。
岁月匆匆，对面的香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成了几百万人的世界级的大都市，而深圳河北边却风光依旧。
如今轰轰烈烈的深圳特区早已成为90年代中国改革的样板，而30年前的深圳是一种什么样子，恐怕99%的深圳人都说不出所以然吧。
作为宝安县城的深圳，坐落在梧桐山和羊台山边，全县的家当只有20多家生产小农具、小五金和加工农副产品的小工厂。深圳仅有4条宽不足10米、长仅0.5公里的道路，破房烂屋建筑面积109万平方米。
一般的年景也就罢了，深圳的老百姓和中国所有的老百姓一样有着世界上最了不起的承受力，就那样有一口没一口地过吧，只要还饿不死就行。偏偏赶上那可怕的三年自然灾害，深圳人望着对面灯红酒绿的香港，终于心动了。
再守着家乡非饿死不可。
有个罗芳村，距离深圳只有10分钟的路程，与香港新界隔一条几米宽的深圳河。河也太不像河了，又浅又窄。
不要说三级跳运动员，有的地方就是一般老百姓，一步也可以跃过，这里是当年逃香港最佳的地段。
至于罗芳村的人就更容易了，不用爬铁丝网，也不必游水、他们的飞地在香港那边，有耕作证，大大方方从小桥上过去就行了。那时以粮为纲，什么副业都是资本主义的尾巴，要坚决割掉。
飞地上好好的菜拔了，要种水稻。种水稻也成，没水，从深圳这边抽水过去种。香港的菜农直骂，真没一点经济脑瓜，香港菜价翻着跟斗往上涨，而你们种米干什么?
没办法，计划呀！
无奈经济水平相差太大，深圳河畔的这个罗芳村，人均年收入213元。而对面几百米远香港的较寮村，人均收入7.8万港元。

罗芳村的农民有罗芳村农民的办法，跑过去540个青壮年，比余下的多一倍，在香港边境对着深圳罗芳村的地段盖了屋，也建了个村，还叫罗芳村。
以后特区成立后，深圳罗湖区的党委书记汤锦森带工作组来到了这里，鼓励农民种菜，开展边境小额贸易，1989年罗芳村人均收人8096元，是深圳成为特区前最高一年的57倍。
罗芳村人说，现在让我去美国我也不去了。不少当年逃过去的罗芳村人又申请回来，经审查也确实回来了一批。
那些发生在60年代初期的鲜为人知的故事，就是当时穷困不已的深圳人也不一定说得清楚。
现在年长的人，也仅仅记得60年代初期，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和政策失误造成的那些可怕的饥饿，和由于饥饿引起的拼命逃亡。
那时，深圳是宝安县边境一带。一点不夸张地说，宝安县的10户人家中起码9户半逃进香港一带，有些村的男劳力全逃光了，一个不剩，只留下个把妇女和老幼。往日勃勃生机的村庄似乎一下子消失了温暖的炊烟。
据统计，1962年，宝安县跑出去12144人。就是到了1978年，还跑出17456人。那时有个统计，14000名团员锐减到3000名。
光在那里闭着眼睛说社会主义好有什么用?
那时县委的最大任务就是组织机关干部和国家企业职工，包括饮食店的妇女，再加上训练有素的警犬去堵截偷渡者。
民兵警戒，警犬狂咬，跑急了还鸣枪，甚至把被鳖鱼咬断腿的泅海者尸体展览在沙滩上。
这一切都吓不住偷渡者，照跑不误。
就在这种万户萧疏的时候，无奈的广东省公安厅向《人民日报》求援了，他们想请一位《人民日报》的记者前去参观采访。
当时，任《人民日报》社军事记者的连云山同时兼任着公安部的采访任务，于是去广州调查的事就理所当然地落到了他的身上。
这位年轻记者经过一段化装考察;广泛听取了当地干部的意见，写出了一份特别详细的内参——关于深圳大逃亡。
他大胆提出应该在沙头角到蛇口一带，包括深圳搞一个免除一切赋税、不搞统购统销、不使用票证等，同内地完全不同的特殊政策的地区。这个地区纵深100华里的地带，也可以叫做边境特区，以从根本上解决再次发生边境大逃亡的问题。


在现在看来，这么一份材料似乎没有什么了不起，很平常啊，我们现在不就是这样干的嘛。可是，在那个如火如茶的阶级斗争年代，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连云山冒着被扣上鼓吹资本主义的危险，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几经周折，送了出去。
这份带着极新鲜观点的内参，送到每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办公桌上。可以想见，每一位委员都认真读了，其中读得最认真的是邓小平。距60年代初那场深圳大逃亡将近20年后，邓小平终于在他三起三落之后，把新中国第一张经济特区的蓝图铺展到弹丸之地的深圳土地上。而后，经济特区如雨后春笋般地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争先恐后生长起来，成为中国改革大潮中的独特景观。
回想那鲜为人知的一幕，是多么艰难又是多么战战兢兢啊。化装去香港在事情过去了30多年后，连云山回忆了那永远忘不掉的一幕。
那是1961年的秋冬之间，广东省公安厅的两位处长邀请连云山去广东采访。采访什么他们没有说，也许是故意不说吧。连云山经常去公安系统采访，所以彼此是很熟很熟的。
30年后连云山回忆说，当时曾经在公安部看过关于深圳大逃亡的文件，但他当时并没有往一起联想，只是考虑自己已经跑了好多地方，却没有去过广东沿海。于是，跟报社一说，当即成行。到了广州后，广东省公安厅给他办好了边防证，又去宝安办理了耕作证。
当时，蛇口、深圳、沙头角一带的边境农村都有数量不等的农田在境外，俗称飞地。农民去飞地劳动凭耕作证出人。所以，边境农民是大摇大摆地出人香港的，根本用不着什么逃亡。广州方面请连云山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叫他向中央反映，深圳大逃亡还有别的原因。但连云山完全蒙在鼓里，以为就是轻松地看一看。
好，这一看就是一个多月，他被大大地吓了一跳。
当时的深圳就是宝安县城，只是一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镇，全是低矮的破烂房子，找遍整个县城，仅有一座两层小楼。连云山沿着大鹏湾、深圳到蛇口一线的边境，一个村子一个村子走访，由两位换上便衣的公安处长陪着，把那一线的100多个村子全都走了个遍。
真是惨啊!，沿着九龙和大陆边界的一二百里的土地上，像经历过一场战争炮火一样，非常荒凉。村村人迹罕见，几乎是整村整村跑光了，携家带口去了香港、九龙、新界那边了。有的村剩十来家，也大多是走不动的老人。
从沙头角到大鹏湾，基本上没了人烟，门窗都是怕人的黑洞，一派死气沉沉。一般不走的中老年是村干部。一问，村干部就哭，说对不起毛主席他老人家，不是不管，是管不了。活活饿死呀!现在没有经过极度饥饿的年轻人，恐怕不能理解60年代那三年自然灾害给中国人民带来的饥饿印象是多么刻骨铭心，死了多少人啊!
关于这些触目惊心的情况。连云山在广州时已看过材料。

但是他没有想到深圳大逃亡比材料上更严重，也没想到文件上关于阶级斗争的结论。
他觉得这和阶级斗争没有更必然的联系，这中间的事情恐怕并不那么简单。如果说是地富反坏右以及美蒋特务搞阶级斗争，给煽动出去了的话，那也不能说整村整村的都是地富反坏右呀。
在回北京之前，宝安县委在小食堂请他吃饭，摆了两桌，深圳等地区公社的一把手也全来了。
县里一再征求意见。连云山说什么呢?他觉得实在没法说。他觉得不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是他不敢说不是。
关于阶级斗争的问题，在当时强调得那么厉害，你怎么敢唱反调?当地政府官员觉得在自己的辖地发生了如此大的逃亡，乌纱帽很难再保住。
他们清楚这并不是他们力所能及的事，但一切责任又都要揽在自己身上，所以就不停地检讨自己，责备自己。这回记者挨村看完了，该回去了，跟中央怎么说，他们要讨个底呀。
但是他们又不好逼问，只好车轮辘话转着解释他们工作做得很不够，阶级斗争意识多么不强，对美蒋特务和地富反坏右警惕性多么不够，如此才造成大逃亡。
他们一再说明自己哪些地方认识不够清楚的，最后请老连同志说说吧。
连云山还是什么也没有说。他没法说，他实在没办法说。当然他在考虑。
连云山明白这个责任决不在宝安县委，宝安县委也承担不了这个责任。
广东省公安厅的两位处长也流露出这个意思。
这根本不是堵的事情，手把手放哨站上几万人也不行，那么多耕作口，一个口子把上一个连也不可能堵住。就是这两位处长，陪着连云山一个村一个村跑的，足足跑了一个多月。
3个人都化装成农民，光着脚板，拿着耕作证，白天过去，晚上回来。像这种持有耕作证的农民几乎每个村子都有，扛着锄头走过在边境铁丝网上开的一个仅能容一个人通过的耕作口，就大摇大摆地过了边境，根本用不着提心掉胆地偷渡。
当地在九龙半岛和新界土地属香港范围，但有很多的土地是深圳一带的农民耕种的，这是历史形成的。边界的铁丝网每隔一段就割开一个口子，农民推着自行车，挑着大粪凭耕作证自由出入。
对于这种情况，广东省公安厅和宝安县委当然很清楚，平时不能堵，要让农民去种地。在大逃亡期间，就是出动全部警力关押几百几千，一放出来，人家又会重新跑过去。香港方面对持耕作证的农民过境是不管不问，因为基本上都认识。
就是不认识，只要有耕作证，他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基本不问。因为这些人没有到破坏治安的份上，谈不上抓。而我们这边，生活困难，强迫人家回来饿死一大片吗?
连云山在这一个多月的早出晚归中，对香港也进行了考察。
香港是世界上第一大免税港，少数商品征税，税率也很低。最高的税率不到12%，大部分商品还没有税。
日本、英国等国最先生产出来的产品并不在本国销售，而是拿到香港先卖，赚足一笔自由外汇再在本国上市。香港是自由兑换区，可以购买黄金以及世界各国的货币，不受限制。比如日本人申请黄金还得等批，他们把制造出来的新产品先拿到香港，港元换美元随便。
所以有些外国商品运到香港出售，价钱反而比原产国还低。
像英国的三五烟和炮台烟，比在英国还便宜一半。有些海员在香港买上，再回英国卖还能赚上一点钱。这里，台湾地区、泰国等地的新鲜蔬菜，美国用飞机运来的各种水果，以及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的……应有尽有，有钱买就是了。所有的商品都便宜得不能想象。连云山身为中国第一大报的记者，也大觉奇怪。
60年代正是香港经济蓬勃发展的腾飞时期，香港的电子手表、打火机和半导体收音机，非常便宜。当时北京还没有的半导体收音机，在九龙和新界才区区二三十元。可以说见多识广的连云山，有一次在北京华侨信托商店的旧货架上才初次见过，一个旧半导体收音机卖价6000元人民币。
以前光宣传资本主义如何水深火热，如何是地狱，没想到这只讲了一部分情况，还有许多情况全不是那么回事。真是非常大的反差。深圳的边民们生活上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他们自然想到了香港。过去上飞地里干活，稻米挑回来自己吃，稻草就地卖给香港老板。稻草的价钱比稻米还高出好多倍，一公斤稻草上百港元，一亩地上的稻草可以卖上三四千人民币，而且头一年就先预定下来，先支付一半订金。
这并不是耸人听闻。
责任不能由宝安县委承担
在深圳边境采访的过程中，连云山陷人了深深的思索之中。
大逃亡的发生，既然不能完全用美蒋特务捣乱和地富反坏右破坏，以及成千上万人集体叛变祖国来解释，那是什么呢?是什么造成了这种情况呢?
表面上看是自然灾害，是集体吃食堂等等，实际上这是一个政策间题，只有从我们在宏观政策的严重失误上才能得到解释。
三年自然灾害和大锅饭造成了深圳一带的边民大逃亡，应当引起的思考是深刻的。
如何防止今后的大逃亡呢?
如果我们继续如此政策的话。从根本上断绝是不可能的。
连云山认为必须在边境一带取消统购统销，取消公社制度这种大锅饭，取消布票、油票等等，恢复到初级社或少数高级社的水平。他提出在大鹏湾到蛇口一线设立特别政策优惠区，在深圳这一带，像香港一样免除任何赋税，争取这个优惠区与香港的货物等价。就是不等价，也别相差太多，更别一辆国产自行车在大陆卖100多元人民币，而到香港才卖28元人民币，否则就说不过去了。
另外，要允许自由贸易，不要一过去就是叛国，更不要从香港带一桶食用花生油都要没收，带一袋泰国大米也要没收。如果不采取这种办法，宝安县再次发生大逃亡就不可能得到扼制和从根本上解决。
这种观点在现在恐怕是老生常谈了，但在当时，这确实是石破天惊的大胆设想。连云山想到这儿，还没敢说出口，自己先吓得心砰砰乱跳。这，这不是歌颂香港的资本主义了么?崇洋媚外，诬蔑社会主义等等等等，任何一顶帽子都可以很合适地扣在脑袋上。
在连云山离开深圳之前，宝安县委书记李富林把在家的几位常委找到一块，又征求连云山的意见。这一个多月，连云山跟农民一般，早出晚归，香港、深圳两边跑，两边的天壤之别全被他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他是《人民日报》的记者，能通天啊，他是会向中央反映的。宝安县这几位左右为难的领导，害怕连云山向中央告他们的状，就没完没了地检查，对不起祖国说对不起人民，开口闭口失职。
连云山接触到的宝安县和一些公社的干部，全都愁眉不展。连云山的思考并没有成熟，本来他是不想说的，但他最后还是给了当地官员一个底，一个结结实实的底。
连云山说，我千言万语归结一句话，请你们放心，我回到北京后，只有两个可能，要么我什么都不说。要说的话，我只能说，宝安县大逃亡的责任不能由你们县委承担。你们县里也承担不了，这是政策问题。
连云山这话一出口，宝安县委书记李富林立即流下了眼泪。广东省公安厅的边防处长也哭了，在场的人全都热泪盈眶。
1986年深圳特区蓬蓬勃勃发展的时候，连云山第二次去了深圳。这时，当年的宝安县委书记李富林已经担任了广东省乡镇企业局长，连云山没碰见他。
但碰见了当时的一位县委工作队长，名叫杨克，他担任过深圳市的副市长，已经退休。
他是在一个偶然的场合一下子认出了连云山，马上去和他握手，说我认得你，几十年前就认得你，你在深圳住了一个多月，好多次去九龙都是我安排的。
杨克说，当时李书记和我们基层干部成天提心吊胆，不知道上面会怎么整我们，而那位能通天的记者也不知会怎么告他们。等待结局的时间实在漫长。终于有一天李书记从省委开会回来传达说，你们放心好了，《人民日报》的那位老连记者向中央写了情况反映。
省委领导讲了大意，说老连给我们说了公道话。老连说根本原因在边境政策应当改变。所以根本原因不在于我们省里、县里阶级斗争观念不强。省委、县委都是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勤恳工作的。老连向中央反映说，关键在于应当有一个不同于内地的边境政策。我们是扛不住的，广东省也扛不住，老连给中央的这个反映，给我们扛了一肩膀。
他用生命写出4份内参其实，那时候的连云山也相当矛盾，看到的一切要不要如实地向中央反映?他苦思了很久才下定了决心。
因为如实反映情况风险太大太大。
但是，凭一位记者的良心，他又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写成内参呢?当时新华社内参有好几个层次，有给县团一级的，有给部长、省委一级的，有给中央政治局的。连云山跟《人民日报》领导胡绩伟谈过。
胡绩伟说，你这个情况恐怕是只能给最高层的领导反映，面不能大。
连云山去找了当时新华社的内参组组长夏公然。
《人民日报》的内参系统创办于1953年5月，是中央掌握社会情况的重要渠道。毛泽东曾强调记者写的内参不用送审，不管地方官员是否喜欢，都要如实反映，中央怎样判断，是中央的事。虽然有最高指示，但经过1957年反右运动后，老记们的胆子小多了。连云山是从朝鲜战场上直接调到《人民日报》社的军事记者，一上任就挑起了大梁，担任《人民日报》国际评论员，主要写政治、军事评论，他胆子大一点儿。
夏公然也是参加革命很早的老干部，离休前他是新华社驻浙江分社的社长。因为他在去内参组之前在军事组，和连云山同事，又一起在小汤山治疗胃溃疡。两人年龄差不多，又都有战争经历，同在一间病房里住了3个月，自然熟上加熟。但是因为谈话内容过于重大，不敢在屋里，怕隔墙有耳。连云山约夏公然去了爆肉馆吃爆肉。在那种阶级斗争十分敏感的情况下，再好的朋友也不敢直通通地说，连云山先拿话慢慢试探他，然后才一步一步地交了底。
夏公然说，你说的这个情况，我第一次听说，由《人民日报》反映不太好。
连云山说，你说可以反映就反映，不行就当我没说，你也没有听见。
夏公然说，这事不那么简单，风险很大。任何一个领导都可以说你是站在阶级敌人的立场上说话，是为美蒋特务和地富反坏右辩护。这样吧，让我考虑两天。
两天之后，夏公然对连云山说，我考虑好了，可以反映。你写好内参，我送中央政治局，注意棱角不要太厉害。
90年代，已经在杭州离休的夏公然还记得这回事。
连云山连夜写了4篇宝安县大逃亡的见闻，并且详细介绍了香港是世界第一自由贸易区的特点和其免税政策等等，同时，写了自己的一些想法。
写完，连云山又反反复复地思考送不送。他先悄悄地拿给胡绩伟看。
胡绩伟严肃地思考了良久后说，你自己看着办吧。
连云山知道，胡绩伟当然不能公开表示支持和同意，不反对就很不简单了。
他想，即使豁出性命送，也要争取把风险减到最小。他拿着这4篇沉重的稿子去找夏公然。无论如何，老朋友总不能拿大帽子扣我吧。
夏公然一看，很感动，说中央肯定不完全知道。这事万万不能声张，人多嘴杂，一传就要坏，就送中央政治局的10名正式委员，其余一概不送。
夏公然很快编出清样，让连云山过目。
4篇内参的大致内容是这样的。
一、香港的富裕情况。
二、大逃亡的深层原因是多方面的。香港的经济吸引力以及人民的高工资的富裕和物价便宜等等，同我们这边实行的统购统销政策，还有大锅饭等等形成鲜明对比。连云山亲眼目睹的边境人民的苦难和贫穷，跟内地一样几年没吃没喝，家无余钱，无余粮，白薯条子什么的都是吃食。他看到留下的都是走不动的老人，谷仓早已见底，锅里的食物是那边黑夜偷偷送来的。
三、连云山建议划一个地带，大致是沙头角、大鹏湾、蛇口、深圳一线，沿香港九龙纵深的100华里，列为特殊区域，给予各种优惠，争取物价与香港大致相等，取消一切购物券，自由买卖。这样可以收回一批人来。
四、如果不这样，会有如何的趋势，理由以及根据。
这4篇内参送上去了。
接下来连云山开始等待倒霉。
连云山对夏公然说，一有风吹草动马上通知他。他对家属说，我要是身遭不测，你要把孩子带好。但是什么人也没说，也没有批示，也没有批判，也没有戴帽子。是凶是吉呢?不挨整恐怕就是吉了。
一直是沉默，没有人对深圳大逃亡说一句话。
直到半年以后，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省委召开的一次县委书记会议上，提到《人民日报》有个记者反映的情况是符合实际的，但建议是极其荒谬的。全党要服从中央，你们大家要提高警惕。
连云山往上送内参时就下了决心。他知道他这一生经历了太多的风险，战争幸存者嘛!至今，他的身上还有好几块弹片呢。不知道死过多少回了，不怕这个，再风险也就那么回事了。
改革开放以后，连云山任中国国际跨国公司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来源：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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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程正元

刘海明

【案例】 来源：微信分享 编辑：程正元

刘海明

【案例】

美国十多个州发起诉讼：指控TikTok导致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机

鞭牛士报道，10月9日消息，据BBC 报道，美国十多个州已对 TikTok 提起诉讼，指控该社交媒体平台导致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机。

来自全国各地的 14 名两党总检察长组成的小组指控，该公司使用令人上瘾的功能让儿童沉迷于该应用程序，并故意误导公众关于长期使用该应用程序的安全性。

TikTok 称这起诉讼令人失望，并表示认为其中许多指控不准确且具有误导性。

该平台已经在与美国国会 4 月份通过的一项法律进行抗争，该法律将禁止该平台进入美国，除非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同意出售。

周二在纽约提起的诉讼称：TikTok 知道其平台的强迫性使用和其他有害影响正在严重破坏数百万美国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尽管有这些证据，TikTok 仍不断歪曲其平台的形象，称其‘安全’、‘适合儿童和青少年’。」

纽约州总检察长莱蒂西亚·詹姆斯 (Letitia James) 表示，全国各地的年轻人在进行 TikTok挑战时死亡或受伤，还有许多人因为 TikTok 的令人上瘾的功能而感到更加悲伤、焦虑和沮丧。

她提到了一名 15 岁男孩的例子，他在曼哈顿地铁冲浪时死亡——乘坐在行驶的地铁车厢顶上。她说，他的母亲后来在他的手机上发现了这种活动的 TikTok 视频。

詹姆斯女士在宣布这一行动的声明中表示：TikTok 声称他们的平台对年轻人来说是安全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诉讼中指出，某些功能存在问题：干扰睡眠的警报；消失的视频，迫使用户频繁查看平台；以及允许用户增强外貌的美颜滤镜。

诉讼称，尽管 TikTok 宣传了旨在帮助人们限制屏幕时间或重置内容的工具，但它歪曲了这些工具的有效性。

这些诉讼由 13 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分别提起，哥伦比亚特区总检察长还指控该公司通过其虚拟货币产品经营未经许可的汇款业务。

TikTok 周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强烈反对这些说法，我们认为其中许多说法是不准确和误导的。我们为保护青少年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并将继续坚定地致力于此，我们将继续更新和改进我们的产品。

该诉讼请求法院禁止 TikTok 从事此类行为，并寻求经济处罚。

监管机构已对 Facebook 和 Instagram 提起了类似的诉讼，指控它们影响了年轻人的心理健康。

这些诉讼加剧了这款广受欢迎的应用程序所面临的法律困境，据估计，超过一半的美国青少年每天都会多次使用该应用程序。

德克萨斯州和犹他州等州此前也曾针对 TikTok 提起过类似的诉讼，诉讼焦点是儿童安全问题。

政府监督机构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今年 8 月指控 TikTok 违反儿童隐私法。

非营利组织反数字仇恨中心首席执行官伊姆兰·艾哈迈德表示，他希望法律行动能够提高家长对平台风险的认识，并迫使公司改变其做法。

但他说，华盛顿还需要加强法律，才能实现重大改变。

他在谈到这些诉讼时表示：这表明，人们越来越沮丧，因为没有其他可用的机制……可以追究这些平台的责任。

他说，总检察长正在利用有限的工具尽其所能，但司法系统追究这些公司责任的能力确实有限。

来源：鞭牛士  

链接：https://new.qq.com/rain/a/20241009A018CB00

编辑：刘诗扬

刘海明

【案例】

知名报人周瑞金：新闻要和人站在一起，而不是和流量站在一起

日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官方视频号发布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系）创建95周年系列口述访谈。

其中，知名报人、1957级复旦新闻系校友、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原《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在谈到他眼中的新闻时强调，“新闻要和人站在一起，而不是和流量站在一起。内容为王，我认为这才是新闻强大生命力的所在，不管会有什么变化，我觉得新闻人就应该是在现场反映真实的、有价值的、对社会进步起了作用的新闻。要有这样的职业精神和专业的水准，以及自律的意识和公信力，我认为这个才是应该追求的。”

视频见链接

来源：传媒见闻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wTr54BqROP5MevISsYrtZA

编辑：刘诗扬

刘海明

【案例】

这名“新闻工匠”10获中国新闻奖：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在工人日报，做一名“新闻工匠”

王金海

作者简介：工人日报社编委、经济部主任，高级编辑。历任工人日报社要闻部主任、融媒体中心主任，中工网副总编辑。第十四届长江韬奋奖（韬奋系列）获得者，曾获得10次中国新闻奖。担任中国记协新媒体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新闻奖——融合报道奖及中国经济新闻人物奖评委。

2016年，王金海获第14届长江韬奋奖

多年以后，我总会不时想起在新华社举办的采编高级研修班上，中国青年报《冰点》主编讲述“怎么做稿子”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当时，我刚进报社不久，那堂课给我打开了一扇窗：新闻原来可以这么做！当编辑居然能这么精彩！

三十年弹指一挥。我相信，那堂课和我已经走过的新闻之路存在着某种联系……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新华社的采编高级研修班是我参加的第一个新闻业务培训班。之后的30年间，我又参加过很多新闻培训班、论坛：一是为了开拓视野，掌握前沿信息；二是为了与同行交流，解决现实问题；三是为了不断精进，巩固“道心”。这期间有两个培训班受益较大：一个是2008年至2009年，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举办的“清华—花旗EMBA奖学金媒体培训课程（第四期）”；另一个是2019年在复旦大学举办的高级研修班。这两个培训班的授课老师均是国内顶尖的学界大师、业界大咖；授课内容从经济、金融、政治、外交、社会、民族、媒体融合到新闻实务，结构完整、真材实料。复旦的培训班，课程都安排在周六、周日，我需要在北京和上海之间乘高铁往返，虽然辛苦，但乐此不疲。在做新媒体之前的20多年里，我一直保持着读书的习惯。做了新媒体之后，阅读的载体从纸质换成了手机。一直以来，书读得很杂，学的也很杂，古今中外都看。其中，有几本新闻学领域的书，对我产生了一些影响：一本是《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作者是时任央视评论部主任孙玉胜，他叙述了《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等节目的创办经历，大型特别节目运作的过程、背景、追求和反思，以及一些电视新闻改革事件。这本书充分满足了我对这类节目“后厨”的探究欲望；另一本是新华出版社的《新闻学名著译丛》，研究记者在新闻现场如何采访以及编辑与记者如何互动。这些经典著作，对我日后的新闻实战颇有助益。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贯穿我的新闻生涯。无论是持续性报道，还是单篇报道；无论是遭遇突发事件打“移动靶”，还是策划主题报道打“静态靶”：无论是“神经绷紧”的值夜班，还是“事无巨细”的上白班……我都能沉浸其中，享受实战的全过程。和一线记者、编辑、技术人员在一起协作完成某个项目，和有才华的年轻人在一起“磨”稿子、剪视频，是我人生的快乐时光。30年间，我在工人日报社转战经济新闻部、要闻部、融媒体中心、中工网等几个岗位，始终围绕着“编辑”这件事，但并不觉倦怠，究其原因无非“热爱”二字。
专注“战术”，形成标准推动量化做新闻要求内外兼修、术道并用。我在工人日报社长期负责内容建设，更专注于战术层面，着重于实际应用与技能发展。战术即匠心，而匠心需要时间浇铸。这些年来取得一些“战果”，形成一些“战术标准”。令我欣慰的是，这些“战术标准”青年编辑们至今仍在沿用……制定“工作稿”见报标准。在经济新闻部做主任时，经常处理各类工作性稿件。当时有29个国务院系统部委局办的宣传都归在经济新闻部，平均每个记者要负责好几个单位。在部门例会上，我多次与负责记者切磋工作稿的不同写法，严格把关，常让记者感觉发稿艰难……于是，制定了三条见报标准：第一，要有读者意识、要有针对性。稿子是写给读者看的，见报稿子要以能够回答三个问题为佳：部委局办说了什么或决定了什么？为什么这么说或做出这个决定？这个决定带来的影响是什么？第二，植入“新闻背景”。有些稿子过于简单，缺乏因果关系。因此需要植入“新闻背景”，它可以是一些数据、一些过去的事件，甚至是事件的动机与目的，是新发生事实的组成部分，是事实间的关系，是更多的事实。第三，标题要做成实题。尽量避免使用“成效显著”“高度重视”这类虚化表述做题。如果做不到，就说明稿子本身缺少新闻价值，不发。这三条发稿标准，严格执行了很多年。效果是：跑口记者新闻判断能力增强了，责任编辑把关水平提升了，版面变干净了。建立突发事件报道范式。突发事件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因其突发性、不确定性和社会性为公众所关注，是工人日报的重点报道领域。经过不断复盘与总结，我们提出“三个阶段”报道范式：第一个阶段报道全面信息，第二个阶段聚焦本报特色，第三个阶段做深度分析。2008年发生汶川地震，经济新闻部第一时间派出记者抵达灾区核心位置。那段时间，办公室墙上挂着汶川军用地图，后方编辑按照前线记者的作息值班。前线记者发回第一波报道，主要关注灾情的剧烈程度、救援的实际困难，目的是引导各种力量对灾区展开有针对性的支援；第二波报道则放在工人日报关注的群体上——工厂、工人、工会如何展开生产自救；第三波报道则对救援协调的科学性等热点问题进行深度报道。“三个阶段”报道范式，规划了报道节奏、明确了报道方向，简单实用，一直沿用至今。有了这个范式，即使新记者出现场也清楚每一步该做什么。梳理头版版面“定式”。我的新闻生涯与头版有着不解之缘。刚进报社就接触头版，离开头版多年后又回到头版，第一个中国新闻奖也是因头版而获得。哪条稿子放头条、放报眼？头条标题是做横通栏还是竖通栏？若干重要新闻摆在面前，如何妥当安排、各得其所？——头版的年轻编辑在刚上夜班时，经常会碰到这些问题，且往往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这些问题，既体现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也体现业务水平、职业素养。我在要闻部主任岗位上，经过深入研究、领导审定，梳理出《工人日报头版版面规范》，基本解决了年轻编辑的困惑。这份《规范》的核心是对“要闻”进行分门别类，类型不同处理也不同。《规范》梳理出10种版面情况，每个种类又按不同层次分出不同的版式。《规范》并非一成不变，需要与时俱进，目前还在不断增补、修订。这些年，我和同事们在实战中提炼、总结、制定的“战术标准”，还包括新媒体端，如《工人日报社客户端微信微博等平台重要稿件发稿要求》《工人日报社演播室及采编器材使用管理规定》等。还有一些没有形成文字的“工作法”，如新媒体平台舆情预警、舆情处置方法等，是以口传身教等方式，存在于日常工作的应用之中。坚持创新，开辟工作新局面创新是媒体的内在气质、本质需求和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对于创新，我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兴趣。有几件事或许还算得上是创新，在此做个分享。“开放式创新”，创办一档“好看”的栏目。在融媒体中心做主任时，我一直想做一档“好看”的视频节目。几经酝酿，在2022年推出“职业总动员”职业体验类栏目，每期10分钟左右。以其中一期《石化工人24小时》为例，主播（工人日报记者）与一线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体验石化工人日常工作和生活，真实展现一线工作情景，让网民直观了解石化行业，促进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些抽象概念直接落地。节目自带综艺感、烟火气，实现了对正能量的有效传播，获得第33届中国新闻奖融合报道三等奖。新栏目从创办之初，我们就采取开放式的探索：第一是主创团队起用年轻人，将每一期节目的拍摄方法和表现形式的选择权都交给年轻记者编辑。他们的创造力和天赋，在这档栏目中得到充分发挥；第二是节目打造要求“手工化”，在短平快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为了“好看”，一直坚持高成本投入，每期节目的制作周期较长，前期拍摄1周左右，后期制作需要2-3个月；第三是营造自由的创作氛围，对新想法采取开放和接纳态度，而不是过早地否定或限制。每次开创作会，大家都畅所欲言，经常“火花四溅”“眼前一亮”，使栏目每一期都在变化、成长。栏目推出不到一年，即引起业界同行关注，几乎每期都被同行在朋友圈转发，直接的反馈来自网络留言与评论，那些“热辣滚烫”的话是我们期待的真实互动。“求解式创新”，用“笨办法”为平台凝聚用户。在运营新媒体时，我对创新的理解也在变化。更多的时候，解决实际问题才是真正的创新；如果不解决问题，再好的创新也没有价值和意义。为提升工人日报新闻客户端的影响力，我和同事们开了多次专题会、研究了多种求解方案。最后确定的解决路径是立足“三工”（工会、工厂、工人），结合工会和企业的重点工作、职工的实际需求，在客户端上策划一系列互动式活动。互动式活动主要有三类：一是对接全国总工会的资源，如与全总某个部门合作举办“职业健康达人”show微视频征集活动，等等。全总的动员能力强，其中一场活动做下来，客户端下载量就高达120万。二是对接各地省总工会、市总工会资源，如与河南省联合举办职工歌手大赛评选，等等。三是根据企业需求进行个性化定制，如与中海油举办“我为一线职工打call”活动，等等。每一场活动的背后，都是一个生动的策划故事。做活动推广，开始时是融媒体中心单兵作战，后来多方力量都发动起来——5年间做了60多场活动；方式虽然略显“笨拙”但十分有效，工人日报客户端的下载量达到1200万。
“组装式创新”，建有价值的大数据中心。我虽是做内容出身，但和技术团队也打成了一片；在主持融媒体中心期间，参与多个技术项目。其中，“三工”资讯智能大数据中心项目，还获得中国新闻科技奖王选奖一等奖。我是这个项目的见证者、参与者，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学习者。工人日报社建设的“大数据中心”可以说是一个“组装式创新”。它将中国工会丰富的沉淀数据、工人日报社的内容优势、领先的人工智能技术这三个已有的要素，重新组合起来。“大数据中心”打通内容生产与管理侧资源，实现了工会宣传信息资源的全面整合，这是前所未有的。它的“智能化”体现在：不仅能实现对外服务——提供智能智库、舆情等服务，而且能实现运营服务——提供内容运营、数据运营两类服务。“大数据中心”已成功通过权威研究院的查新认证。报社编辑部、记者站的一线采编人员关心的是：这个技术项目应用价值在哪？简单来说，它为新闻的“策采编发存管析”全流程提供AI工具，如智能视频生产、智能审核，加速内容创作，提升编辑效率。“大数据中心”项目属于创造性的重新组装，解散了旧的模式，再聚合出新的价值。
回到30年前那个遥远的下午，重温“怎么做稿子”那堂课——这件事对我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首先，它让我建立了对新闻的初心；之后，背着行囊就“上山”了，至今都没回过头……曾多次问过自己：求道多年，修成正果了吗？

我的回答是，还在路上……

来源：长江朱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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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诗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