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记者研究案例集锦

刘海明

【案例】

郎永淳、柴静、杨澜、鲁豫……这些优秀媒体人离职后去哪儿了？

以下文章来源于庖丁解news ，作者段世炜


时代的潮水涨涨落落，有的人转身离去，有的人仍在坚守。


马东、郎永淳、柴静、杨澜、鲁豫、刘建宏、张泉灵、王青雷、庄慎之、范洪涛……这些媒体人耳熟能详的名字纷纷选择离职。



▲图为马东在奇葩说法国粉丝见面会上发言。中新社记者  李洋 摄


这似乎是新闻，每次知名媒体人离开都伴随着刷屏讨论。媒体人自己担纲了新闻的主角。


这也似乎不再是新闻，声浪归于沉寂，离职渐渐被认为是媒体人正常的选择，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职业生涯到一定阶段资源整合的优解。


只是在下一次看到相似新闻时，水面依然会泛起微澜：他们为何离开？他们又去向何方？


离职潮不是“新潮”


媒体人离职潮不是近年才有的产物。事实上，媒体人的第一波离职潮距今已20余年。
离职潮1.0：千禧年前后，伴随着搜狐、新浪等门户网站的成立和壮大，部分媒体人凭借敏锐的嗅觉选择拥抱门户网站。
离职潮2.0：大约在2007年前后，部分媒体人看到广告行业的前景，出走从事公关、广告以及品牌等工作。
离职潮3.0：大约从2013年前后开始，随着新媒体的冲击等因素，不少媒体人选择出走创业。


“为什么离开？”


“如果你在印刷媒体做记者，那你的饭碗岌岌可危。”（《认知盈余》作者克莱•舍基）
“为什么离开？”
近几年，越来越多媒体人不再选择“轻轻地我走了”，而是选择留下一篇篇“离职告白书”——或者说是再启程的“出师表”。透过这些文字，可以看到他们出走时的所思所想。
传统媒体光环被分割
公众号、微博、短视频等新媒体层出不穷，三三两两结成传播矩阵，分割着流量，分割着人们的注意力，也分割着传统媒体曾经的光环。
光环不再的传统媒体，营收压力随之而来，尤其是纸媒，还要受制于纸价等成本。多重冲击之下，不少纸媒选择“瘦身”，降低出刊频率，挺不过寒冬的，只能选择休刊 。
身为媒体人，灵敏的嗅觉使得他们真切地感受到新技术对传统媒体带来的冲击，在他们的自述中，类似“黄金时代过去了”的表述比比皆是：“传统媒体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下一个黄金时代一定是互联网的了”“身处夕阳行业”“沉没的巨轮”…….
收入，收入，还是收入
互联网上流传着马云关于离职的一个经典段子：离职的原因无非两个，一是受委屈，二是钱没给够。
据楚天新媒体发起对离职媒体人的调查显示，传统媒体式微并不是受访者离职的首要因素，大多数受访者表示离职原因第一条是“传统媒体待遇差，留不住人”。
媒体人收入多少？不妨先来看一则新闻。
去年，一则“留学生因生活费不足辱骂父亲”的消息登上微博热搜，后据网友爆料，这位留学生的父亲是北大毕业、上海某财经媒体的主编。从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这位媒体主编月薪约万把块钱。 根据麦可思研究《就业蓝皮书》中公布的相关数据，对比新闻传播类本科毕业生在毕业半年后的平均月工资金额可以看出，从2015届到2019届，本科生毕业半年后月工资从4172元提升到5443元。

此外，超负荷的工作压力也成为“劝退”不少媒体人的因素之一。对媒体人来说，加班赶稿子跑新闻是家常便饭，工作节奏快，饮食没规律，“革命的本钱”早早透支……


“羊毛可以出在猪身上，而狗死了”


离职后的媒体人去哪儿了？
他们有的创业，有的进入大厂，有的转型从事公关，有的另起炉灶投身自媒体。
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创业。“羊毛可以出在猪身上，而狗死了”，这是前央视主持人张泉灵在其辞职日记当中的一句话。
彼时她感受到了外界“全新的逻辑和想法”。和她一样对外界变化保持敏感的媒体人不在少数，他们选择改变赛道，追赶创业风潮，比如：


罗振宇，前央视主持人，创办“得到”App
张泉灵，前央视主持人，加入“少年得到”
马东，前央视主持人，创办“米未传媒”
李勇，前网易门户事业部总裁，创办“猿辅导”
赵何娟，前《财经》杂志资深记者，创立“钛媒体”
李珉，前《中国企业家》执行总编，创立“虎嗅”





▲图为逻辑思维和“得到APP”创始人罗振宇。中新社记者  杜洋 摄


转型从事公关也是媒体人出走一大选择，例如：前《21世纪经济报道》资深记者徐继业，现任北京一亩田新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曾任百度公关总监）；前《南方日报》记者陈亮，曾任支付宝公关总监……
从离职媒体人选择中不难看出，他们选择的领域大部分并没有脱离传媒领域，但比起之前的工作领域更宽广。
近年来，随着媒体融合的不断推进，媒体人面临的机遇也越来越多。
不可否认的是，上述所说投身创业的前媒体人们，他们的成功离不开在媒体生涯中积累的能力和资源。
正如媒体人陶舜在接受“传媒派”采访时所说，“媒体人在离职时，其实也没有改行，无论是去做公关还是做品牌，他们还是在依赖媒体行业的经验”。


参考资料：
栾春晖：《媒体人的几次离职潮》，《青年记者》2015年第3期

陈敏&张晓纯：《告别黄金时代：——对 52 位传统媒体人离职告白的内容分析》，《新闻记者》，2016年第2期

全媒派：《媒体人离职潮：在一万个逃离的理由之后，是什么让我们坚守？》

楚天新媒体：《媒体人为什么离职？当然是没钱啊》


来源：传媒见闻（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XHmw1mvsiRmg3iYRSnPm_g

编辑：邓秋雨

刘海明

【案例】

资深媒体人杨海鹏去世，享年55岁

知名媒体人杨海鹏去世。今天（6月30日）上午，杨海鹏先生的百余名生前好友已开始组织治丧事宜。

资料显示，杨海鹏，男，1967年生，上海人，毕业于西北政法大学，做过教师、法官等职，曾任《财经》杂志高级记者、《南方周末》高级记者。
杨海鹏是一位资深调查记者。早年成名于《南方周末》，尤擅法制类调查，长期在新闻调查一线工作。2002年9月，《南方周末》人事巨变，十余名记者集体辞职，杨就是其中一员。
2004年，杨海鹏参与创办《新周报》，后随着《新周报》的解体而离职。

杨海鹏朋友圈更新时间至6月28日。
多位与杨海鹏相熟的媒体人表示，杨海鹏性格刚烈。据了解，杨海鹏猝然去世时没有家人在身边。
较为知名的事件是杨海鹏为自己妻子申冤。据南方都市报早年的报道：2010年7月，杨海鹏妻子因“私分国有资产”罪名被抓。他为妻雪冤，开始在微博上发布自己对该案的调查记录。同时，为了避嫌，他请所供职的《财经》杂志不介入报道。
有人说，“蟹妈案”对杨海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些朋友也因他的公共发言而疏离甚至断绝往来。
2011年，杨海鹏进入《南方人物周刊》中国魅力50人评选候选人，在入选评语中这样说：
法官出身，《南方周末》全盛时期的法治调查记者，《财经》杂志华东新闻中心主任。作为一个上海人，他熟谙这座城市最隐秘的沟通方式。用他的话说，除了“地上的上海”，还有“地下的上海”。
评语中还写道：妻子跳槽前夕，突然因遭到“私分国有财产”的指控被带走。曾做过法官的新闻工作者杨海鹏决定，“用肉身挡在威权的枪和民粹的矛之间，用常识说服他们”。为给妻子洗清冤屈，杨海鹏在微博以一己之力对抗庞大的“风车”。
他在微博上写“上海异闻录”，揭露官商勾结的“地下上海”咬住徐汇区检察院和徐汇区人民法院，从高层到侦办办案人员，都被他写了个底朝天。杨海鹏此番救妻之举，其意义也并不仅仅是谋求一己私利的合法不受侵犯。如果法律失去了公平，那么每个人都会成为它的牺牲品。
杨海鹏去世的消息传出后，多位知名媒体人在朋友圈进行了悼念。
知名调查记者白兆东与杨海鹏相识多年。听闻消息后，白兆东表示很意外很震惊。白兆东说，他是一位值得尊重的老媒体人，且做过不少的优秀的调查报道。

中国新闻周刊高级记者周群峰表示，世事无常，月初他还因为一个选题与杨海鹏通话。

原中国经营报编委、现征探财经创始人周远征说：您在南方周末，财新等留下的稿件是您留下的丰碑，一个个被XX的微信号是您墓志铭上无声的褒奖，泪泣难以言表。

华夏时报副总编辑陈锋说：当年杨大侠救妻，令所涉公检法人员心惊胆颤。其人脉广博，文字带刺，极具杀伤力。可惜了。

前知名调查记者王克勤在朋友圈说：上午新闻界多位朋友告知，海鹏离世了，非常突然，难以接受。海鹏作为南方周末曾经的代表性记者，做过不少非常有影响力的调查报道。我们相识有20多年了，他来北京、我去上海，总会聚一聚，他善饮酒，喜美食...人正壮年，撒手西去，令人痛心。敬酒一杯，海鹏走好！

   

来源：传媒特训营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s4_8g1JxsMvHeGxEWlvZvA

编辑：邓秋雨

刘海明

【案例】

河北日报原总编辑林放逝世

河北日报报业集团离休干部、河北日报原总编辑林放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7月8日14时在石家庄逝世，享年98岁。

林放同志1925年6月出生于河北辛集，1938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1942年至1945年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44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4年2月离休。历任八路军129师385旅政治部宣传员、干事，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晋冀鲁豫中央局人民日报、冀中导报、河北日报记者、副科长、科长、总编室副主任，河北省委宣传部报刊处副处长、处长，元氏县委副书记，河北医学院党委宣传部常委、部长兼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中央党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教研室毛泽东思想研究小组秘书、领导小组成员，河北医学院政治部副主任，河北日报社党委副书记、副总编辑，河北日报社党委书记、总编辑，河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河北日报总编辑，河北省记协主席。

林放同志是一名由战地记者成长起来的优秀新闻工作者，为河北省新闻宣传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来源：编前会（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_n9yL--8AfQeCeGpp5iUAA

编辑：陶鹏辉

刘海明

【案例】

钱江：面对浩大近现代新闻人传记工程感想

《中国名记者》丛书，人民出版社出版

      继柳斌杰、李东东担任主编的《中国名记者》丛书，计700余万字20卷，于2020年出齐之后，新的上下卷70余万字的《百年百位党的新闻巨子一一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出版问世了。

      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于2022年8月24日下午召开新图书出版座谈会，两部工程性人物传记的主编柳斌杰和李东东到会讲话，负责出版事务的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陈鹏鸣介绍了丛书和新近出版的上下卷新书的出版情况。

这两部工程性图书都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批准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新华社新闻研究院新闻史研究室主任万京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王润泽，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邓绍根，河北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乔云霞，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陈开和，原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新闻史研究室主任郑德金，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哈艳秋，还有本文作者在座谈会上发言。

发言者都是丛书和两卷本新著的编辑委员会成员，参加编辑事务并分别承担了新闻传播人物传记的撰写。

本文作者的发言主要内容为：

       柳斌杰，李东东主编的20卷本《中国名记者》丛书在2020年出齐，是中国新闻史著述中的一件大事。这部700万字的丛书展现了从19世纪中期至新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共400位中国著名新闻传播人物的生平，也包括他们的主要成就。

这项规模巨大的工程性丛书工程，从2007-2008年间开始酝酿，2012年着手组织实施，整整历时8年完成。这项工程的提出和完成，体现了主要组织者的远见卓识及规划组织力，在他们的组织领导下，开展了对百年中国近现代新闻传播人的整体和具体研究，为今后继续开展中国新闻传播人的传记著述和研究，奠定了扎实基础，提供了续进的台阶。

《中国名记者》丛书涉及400人，包括早期纸媒的创业者，也包括在20世纪逐渐发展起来的广播电视业界的新闻传播人，因此这部丛书不仅是新闻传播人传记的总汇，也为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的撰著提供了扎实的史料基础。

     在完成了《中国名记者》丛书之后的2020年，两位主要组织者柳斌杰、李东东又提出，在2022年建党百年之际完成两卷本的《百年百位党的新闻巨子一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从丛书到新的两卷本是自然延伸，组织领导者将这项工程作为中国红色新闻史上的一件大事，克尽心力。作为先后参与过这两卷书编撰工作的作者，在编撰进程中加深了对两部大著述工程的积极意义的认识。

      刚刚出版、摆在面前的两卷本《百年百位党的新闻巨子》，选写了100位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至改革开放时代的 100位中共党员新闻传播 人，他们是承担领导职务的记者、编辑，或是播音员，或是广播电台或电视台的创建者。

       这些人物涵盖了20世纪整整100年间新闻传播业界中的中共党员代表，起自陈独秀、邵飘萍、李大钊，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仍然担任新闻传播业界领导人的张广友、范敬宜、郭超人，可以从中看到中国红色新闻传媒人的百年奋斗、百年历程。有浩荡潮头，也有曲折回流，海河溪流，汇成大图景。

       本文作者有幸先后参与这两部工程型图书的编撰事务，承担部分文稿的撰写，深感荣幸，感到在柳斌杰、李东东两位领导率领下，历时10年，从事了一项开创性的事业，为今后中国新闻传播人列传的整理和著述，参与完成了有益的基础性工程。

       深感荣幸的地方，不仅在于包括本文作者在内所有10年来参与了这项浩大工程的作者、编辑和专家学者们终于看到了成果，而且在于10年编撰进程中，参与者更加切身体会到百年来中国新闻传媒界前辈们、我们党的红色新闻传媒领导者们，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展现的时代风采。

      拿到书以后先看了目录，上下卷中100位我党新闻前辈的名单，发现本文作者生也有幸，亲眼见到过其中的19位，他们是夏衍、张磐石，刘尊棋，胡济邦，徐盈，温济泽，吴冷西，刘时平、缪海稜，甘惜分，邢方群、安岗、戴邦，陈春森、蒋齐生、田流、李庄、穆欣、范敬宜。

和其中的一些前辈甚至相当熟悉，其中有一些是我的老领导。如安岗、田流、李庄、范敬宜。

还有若干位，虽然未曾谋面，却做过比较专门的材料收集和研究，撰写过相关文稿，他们是杨刚，范长江，邓拓，魏巍、杨西光、王亢之。

两者相加25位，正好是百人之数的四分之一。

这些前辈中，比较熟悉也是最早给我教导的是夏衎。笔者和他的交往从1978年8月开始，先是接触到他的电影著述，接着是戏剧，然后是报告文学、杂文，循着这样的路径逐渐来到同样是新闻大家的夏衍身边。

这样一位当代文化巨匠、新闻前辈，在身边出现的时候，看去却是普通的，随和的，由于文革的摧残，他已经身带残疾。他带着深刻的思考梳理过去，考察当前。

笔者撰写的夏衍新闻报业历程《与电影和话剧并行的报坛巨匠》

他的启迪和榜样作用是巨大的。看到了他，我才知道，原来新闻人可以这样生活。那时，我没有想到会有一天为夏衍这位文化巨匠作传，否则在那时就应该特别地关注他，听他讲述，认真记录。这一点，现在想来是很有遗憾的。

这两卷书中的百位前贤，确实是20世纪百年中国历史中的传媒英华。“百位巨子“中的人物在《中国名记者》中都出现过。出现在“百位巨子”中的时候，介绍他们的文字明显增加了，从《中国名记者》编撰要求的3000字扩展到后者时增加了大约一倍的字数，每人每传可达5000-6000字，并且增配照片。这样，就有可能更多地关注传主的经历，文稿的史料性增加了。

写好这些人物，是讲好中国新闻传播故事的基础。

讲好新闻传播人的故事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原本是做得很不够的。

从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视角来看，新闻传播人关注社会的故事、关注别人的故事，永无止息，这原本是传播人自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但是，由于工作视野的原因，新闻传播人对自身经历、自身故事的描述和积累往往做得不够，他们总是放低身段，总在关注四周的工作和生活，结果往往忽视了自身。

做夏衍研究的时候就发现，对于夏衍的历史资料，由于跨越几个领域，在进行领域交叉的时空中，不同领域对他的历史记载比较丰富，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对夏衍作为一个新闻出版家的记载的不足。但是在做另外一些专门的新闻人的时候即可发现，他们长期在专门的新闻领域工作，自身记载和他人所作的历史记载往往不充足，尤其是对他们的事件性经历记述不足，因此写起他们的传记来感到有难度，不容易写。

考察人民日报史的时候也发现，即便像人民日报这样历史悠久、包容性很大的新闻传媒机构，在自身工作记录包括档案分类归档留存方面，也是不够充足的，甚至在许多时候是不够职业化的。在早期、特别是文革中尤其是这样。这使得今天的新闻史研究者和新闻人物研究者，在从事这方面工作的时候，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要付出更强的耐力，长期投入，长期积累，对发现的史料进行辨别分析，把多方面的材料综合起来，才能取得一些进展，或者说成绩。经历了《中国名记者》丛书和现在出版的”中共新闻巨子“两卷本著作的编撰，可以对此得到印证。

《中国名记者》丛书和新近出版的“”中共百位新闻巨子“这两卷本大著作，是对过去一百年中400位著名新闻传媒人的传记总汇，这些人物都是属于20世纪的纸张印刷媒体和今天看来渐渐成为传统方式的广播和电视媒介时代，都是前辈人物，基本上没有经历20世纪即将结束时涌现出来的、以互联网平台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新闻传播手段和方式——这种新的传媒方式进入21世纪以后很快发展起来，正渐渐成为新闻传播的主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越来越多的新闻从业者在这个领域里面取得了成绩，取得了经验，如何及时地反映出他们的工作业绩和新的工作特点，是今天和今后从事新闻史料和人物研究的人们进行新的努力和探索的着眼点和动力。

任何事物和人物都不可能完美，即便是规模浩大的《中国名记者》丛书，还有新的两卷本新书，也会存在不足。

既然是百位重要新闻历史人物，他们的历程跨越百年，经历了许多历史节点，有顺畅也有起伏，有探索也会有争议，有些探索可能当他们在世的时候还没有结论。对于这样的问题和现象如何表述、如何评价？已经出版的丛书和大著作对于今天的人们将是很好的启迪。

事实上，人的聪明才智，人的突出成就，都是在克服了困难，弥补了不足、修正了错误之后才会获得。经验之所以宝贵，历史之所以需要记忆和研究，道理正在于此。这也为今天和今后的人们留下了继续求索的空间。

现当代新闻人物与当代中共党史的关系极为密切，常被党史研究者视为中共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受到广泛关注是题中应有之义。

上述工程性著作持续了10年。10年间，人民出版社编辑雍谊始终为此工作，他还投入了此前《中国红色记者》一书的编辑。这些工作是一脉相承的。

（2022年8月27日）

钱江：罗瑞卿大将挺身站在“真理标准“大讨论前沿——胡耀邦与人民日报（14）

钱江：罗瑞卿大将人生绝唱——审定“真理标准”关键续篇——胡耀邦与人民日报（15）

钱江：（下篇）今日看邓拓捐献的苏轼《潇湘竹石图》——豪举也罢痴举也罢，千秋仰高风

钱江：（下篇）今日看邓拓捐献的苏轼《潇湘竹石图》——豪举也罢痴举也罢，千秋仰高风

钱江：鲁瑛，悲剧人物的红色前半程 （之一）

钱江：更名换姓鲁瑛从山东到上海——悲剧人生红色前半程（之二）

钱江：鲁瑛怎样从上海到北京，进入人民日报——悲剧人生红色前半程

来源：钱江说当代史（微信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cwe_3Sb3md9StWoI1I9xBA

编辑：屈妍君

刘海明

【案例】

雷颐 | 从写社论到写言情小说：小记范荣康

从写社论到写言情小说：小记范荣康

文 | 雷颐

本文刊登于《随笔》2023年第1期

范荣康是谁？知道的人恐不多，但说起他的夫人谌容，知道的人肯定多得多，著名女作家，当年以《人到中年》名动一时，虽然如今80后可能不太知道了，但比范荣康，她的名气依然大很多很多。如果说起他的孩子梁左、梁天、梁欢、女婿英达，大名鼎鼎，可说是无人不知。这一家子都是靠笔吃饭，范荣康也不例外。尽管他的那支笔最不出名，但他的那支笔其实最厉害，许多年来，影响了亿万人的命运。了解他手中的这支“笔”，对20世纪下半期中国的某一个方面的了解将更为真实、深刻。

范荣康（右二）与家人

范荣康本名梁达，江苏南通人，1930年生，1946年6月年仅十六，就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毕业于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第二次就入华中新闻专科学校学习。

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国共大决战中，他曾任上海青年文艺联合会会刊、上海联合晚报、上海学生联合会《学生报》编辑、记者，上海军管会文管会联络组组员，西南服务团宣传干事。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工业组组长，1952年12月到《人民日报》社工作，从记者、编辑做起，几十年认真勤勉，兢兢业业。进入报社不久，他还是普通编辑就开始撰写社论，随着地位“步步高升”，他参与撰写的社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重要。“文化大革命”中他先是评论组的编辑，参与起草撰写了不少“两报一刊”社论。

改革开放以后，他担负了更重要的工作，先后担任《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和主管理论、评论、文艺等部的副总编，撰写重要社论，组织重大报道。几十年来，参与撰写《人民日报》社论的人委实不少，林林总总，数不胜数。但报社老人公认，认真数下来，几十年一以贯之地浸润其间，把自己毕生的心血和才智都化作了那“神圣名号”下一行行铅字的，唯范荣康一人。他做得最久的工作，就是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因此了解新中国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决策过程，知晓许多《人民日报》社论出台的前因后果，甚至说得出哪篇社论中的哪句话、哪个词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要这么用。

《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其社论自然是向全中国全世界公开表明中共中央治国的方略方针和对国内外大事的立场、观点、看法。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一篇又一篇《人民日报》社论，就串起了一部共和国的历史。《人民日报》一直备受关注，但社论毕竟是执政党政策和策略的公开表达，其后往往有着更为深刻、复杂却鲜为人知的背景，对此，广大读者则一无所知。社论代表的是中共中央的声音，但具体的起草者、执笔者对社论之后复杂、深刻的“背景”甚至“言外之意”自然深有了解。一些重要的社论，范荣康先生作为主要执笔人，列席了相当高级别的会议，一些社论的初稿与上级返回的修改稿，从一个层面反映了上层的思路。不必说那些万众瞩目的“重大社论”，就是一些看似并不引人注意的“平常”社论，背后往往也与政坛风云紧密相连。

20世纪80年代，他“荣升”为主管文艺部的副总编，对文艺的繁荣和多样化，尽力而为，勇担风险。鲜为人知的是，中国摇滚的“合法化”也与他有直接关系。80年代是坚冰初破的时代，文学艺术许多领域都有新突破和新潮的引进。但这些突破和引进，每每引起激烈的争论，甚至严厉的批判。“流行音乐”引起了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争论和批判。“流行歌曲”、“靡靡之音”、“港台歌曲”、摇滚乐和带有现代派色彩的作曲手法，都被当作“资产阶级”受到批判，屡屡被禁。《乡恋》的演唱者李谷一和作曲家张丕基、海政歌舞团的苏小明演唱的《军港之夜》、海政歌舞团的程琳因演唱《小海螺》等，都受到严厉批判，歌曲一度被禁。《小海螺》的词曲作者，即曾以创作《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闻名的付林，此时被批判为毒害少年儿童，受到党内处分。

李谷一在1983年春晚上演唱《乡恋》

摇滚乐，绝大多数人更是闻所未闻，完全居于“地下”状态。当时是《人民日报》文艺部年轻编辑陈原在《一九八八，〈人民日报〉为崔健和〈一无所有〉正名》（《纵横》2018年第6期）中回忆说：“面对这样一种文化环境，身为党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其文艺版站在思想解放的最前列，从文学、戏剧到电影、美术、音乐、舞蹈，一再冲破旧观念的束缚，在关键时刻发声，推动前行的步伐，引导并改变了文艺创作的社会环境，在当代中国文艺发展史上留下了难忘的一笔。”“为了给那些遭受非议的音乐人物和作品正名，《人民日报》文艺版可谓费尽了心思。”

《纵横》2018年第6期

1987年7月25日，《人民日报》第八版发表了陈原写的《一个青年作曲家的追寻》，专门介绍叶小钢。那时叶与瞿小松、陈怡等一批新锐作曲家写出的音乐被称为“新潮乐派”，时不时还要被点名批判，指责他们赶西方音乐的时髦、远离人民大众、以杂乱无章为美、追求的是资产阶级唾余，给他们戴上背离民族文化等严重的“大帽子”。为发此文，编辑部进行了一番认真讨论，如标题出不出现叶的名字，文字的分寸，全文多少字为宜，还详查了叶的家庭家族史，以免授人以柄。从1988年开始，《人民日报》更是连续发表多篇流行歌曲的评论文章，这是对流行歌曲的正面评论首次在党报出现，虽仍有反对意见，但党报正面肯定流行音乐的评论影响更大。

陈原记忆最深的是“老范”亲自为崔健正名。80年代中期，摇滚初入中国，但一直被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被批判，崔健的《一无所有》是中国摇滚的代表，更在批判之列。这时崔健的《一无所有》在德高望重的“老鲁艺”王昆支持下已经问世登台两年，然而他的演出仍然阻力重重，总是横遭干涉。针对这种现象，《人民日报》1988年3月23日第八版刊登了陈原署名“顾土”的文章《文化管理的随意性》。文章非常尖锐地写道：“有这样一件事。一位演员因演唱自己写作的歌曲《一无所有》而出了名，几乎每次演出都引起全场观众的兴奋，涌来阵阵热浪。不料，这竟招致许多麻烦。有些人不时跑来干预，或是斥责演员，或是警告演出主办单位，而干预者既不属文化管理部门，也不在演出公司任职。如果干预的问题牵涉法律倒也无可非议，但多是些诸如《一无所有》的演唱次数、某个演员能否上场、表演风格是急是缓一类的事情。”文章还批评说：“从这件事来看，目前的文化管理的随意性是很大的。”“管理缺少章法，个人好恶、主观判断往往能够左右一切。”“过去在文化内容和形式的审定上一向没有具体的标准，常常依据的是些极抽象的条文和随时都可变更的通知，使得审定人员的目光可伸可缩、可左可右。一部作品、一种艺术、一名艺术家，只要某个人物说了一句话，或荣或辱，从此决定了命运。根据呢？天知道。”这篇文章反应强烈，范荣康承担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虽有压力，但老范作为《人民日报》主管文艺的副总编，仍认为应当进一步对摇滚乐和崔健表示支持。1988年7月初，陈原在报社大院遇到范先生，没想到老范竟主动说应该登一篇介绍崔健的文章。陈原听后一愣，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老范，这行吗？”范荣康斩钉截铁地回答：“行，没问题。文章直接送给我看，要快，现在正是时候！”陈原当天就约了一位音乐评论家写了篇文章，范荣康看后颇不满意：太学术化、专业化，力度不够。老范当场决定就由陈本人来写，并提出应加上崔健的歌为什么受人们欢迎，尤其要描写几笔现场演出情景的内容。根据他的意见，陈原很快写成了一篇1500字的文章，题目就叫《崔健的歌为什么受欢迎》。经范审定后，仍用笔名“顾土”，作为文艺版头条发表。临刊出前，他又指示将《一无所有》的曲词配在旁边全文刊出！这篇评论加曲词刊出后，轰动许久。

《人民日报》1988年7月16日第七版

刊发当天夜里，陈原与崔健的父亲通电话，他哭了，说一直为儿子担惊受怕，现在好了，放心了，党报替崔健说话了。过了一个多星期，陈原乘坐出租车，司机一听他是《人民日报》的记者，立即从座椅下抽出一张报纸，陈原一看，就是7月16日刊登崔健文章的那期。这位司机说：《人民日报》太棒了，登出了崔健，我一直保留着这张报纸。过了两年，陈原收到一位在美国留学的朋友来信，说在当地遇见几位曾在中国留学的美国人，他们清楚地记得《人民日报》刊登崔健的事情，认为那是文艺开放的一个信号。《人民日报》趁热打铁，1988年秋与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联合举办“新时期十年金曲和1988年金星评奖”，开幕式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冲，中宣部、人民日报、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广电部的领导一起坐在主席台上，压轴的是崔健演唱的《一块红布》。在这种评奖中，董文华、刘欢等获“金星”奖，崔健与田震等获“优秀歌手”奖。对摇滚和崔健的支持，的确显示了范荣康先生的开明与担当。80年代一个又一个禁区的突破，文化艺术初现繁盛，与范先生和与他一样的一批开明又有担当的“老干部”不无关系。

90年代初，范先生荣休，如释重负，高兴地说，这下子可以不写命题作文了，可以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了。不幸的是，长期的高负荷工作、巨大的精神和心理压力，让他几年中连得几场大病。他的部下的部下，我的老朋友袁晞、李辉，知道他的大脑是中国新闻史乃至整个中国当代史的一个宝藏，动员他写回忆录或口述历史，把自己经历的和知道的都说出来、写下来、记下来，留下宝贵的历史遗产。但他说先要了却自己一辈子的一个心愿，写言情小说。着实出人意料！1992年《十月》杂志第3期发表了他的言情小说《梦中的女孩》，不久《时代文学》第6期又发表了他的一篇言情小说《不了情》。平心而论，拜读完《梦中的女孩》，感到水平真的是太一般，委实不敢恭维，难怪反响平平，坦率说是毫无反响。《不了情》已难找到，水平比《梦中的女孩》可能还等而下之。“言情”虽仍是他的梦想，其实已非他所能为了。或许，他一直未认识、正视这个对他来说颇有些残酷的事实。

《十月》1992年第3期目录（局部）

2000年年初，袁、李二位仍不放弃希望，先后去看范先生。谌容老师对他们说老范又大病一场，但恢复得还可以，头脑也很清楚。完成“言情”的范先生此时也表示，正想找人帮助写回忆录，于是袁晞开始了和范先生的合作。由于范先生患有六七种严重的疾病，多次抢救，屡次化险为夷，只能听从医生的意见，慢慢来。袁晞知道范先生身体不好，劝他想到哪儿就说哪儿，先拣有意思和重要的事情说，把最重要的事情尽量先说出来。但范先生为人严谨，认为应严格按时间顺序讲，说中国是从50年代走到了“文化大革命”，又是因为有对十年内乱的拨乱反正才有了改革开放，中国的几十年有其必然的联系和发展，提出按时间段写四个部分，并为四个部分拟定标题，分别是“探索”（1952—1957）、“遵命”（1958—1966）、“灾难”（1966—1977）和“改革”（1978—1989）。

这期间由于范先生多次住院而暂停，肺部的疾病使他呼吸不畅，每次谈话也不时停顿，但他的记忆相当清晰，能清楚地告诉袁晞许多重要文章的标题和刊发日期，清楚地说出文章的重要性和写作过程。谈话和记录断断续续，进行得很慢，到2001年3月下旬刚刚开始谈到1966年的人与事，范先生突然再次发病住院，不久就溘然长逝。回忆正好到1966年，暴风骤雨的前夜就戛然而止，极其重要的“文革”十年和改革开放十几年社论背后的复杂历史，范先生永远地带走了。2009年，袁晞兄将访谈的“探索”（1952—1957）、“遵命”（1958—1966）两部分整理成书，名为《社论串起来的历史——从范荣康先生的讲述中回首往事》交由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

《社论串起来的历史——从范荣康先生的讲述中回首往事》袁晞 著

回忆虽然只到1966年，后面更紧张更重要的内容付之阙如，但仅此内容也足够精彩。许多看似平平常常毫不起眼的社论，一旦“说破”，也会“惊煞人”。比如1956年秋冬《人民日报》发表的《不要蛮干》《不要随风倒》和《勤俭办企业》这三篇范先生起草的社论，全都是就事论事，作为社论，既不深刻，更不宏大。当时引起的注意就不多，此后更少有人提及。然而，经他回忆口述，才知道背后的“背景”还真不简单。那时，他还是“跑工交口”的年轻记者，一方面为全国热火朝天、“大干快上”的建设热情所鼓舞、感动，但同时又看到其中的一些问题，为此担忧，于是主动写了社论，对一些不顾科学、不顾安全、不顾群众生活的做法和倾向提出批评和建议。

这些社论，并非奉领导之命而作，而是他在跑基层中看到了问题，自己找的选题，向领导汇报后得到领导的认可才作为社论发表。这三篇社论都不长，每篇只说一个当时的具体问题，却是《人民日报》在1956年发表的多篇“反冒进”社论和报道中的一部分。此时他还是一个年轻的小记者，只是对自己看到的一些具体问题提出意见，认为应当引起重视、纠正。后来他才知道，“反冒进”事关最高层的分歧、争论。1956年周恩来等看到不顾现实条件而要提前实现工业化、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扩大建设规模、加快建设速度等“冒进”思想和行为给工作和建设事业带来的危害，于是提出要“反冒进”。周的意见得到了刘少奇的赞同，并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国民经济建设方针。

范荣康先生的回忆口述，终于让我们知道当年那些曾经深刻影响我们生活的许多“社论”的出台秘辛。这些曾经的秘密，终于能够公开，成为“公共知识”，成为值得我们珍视的“公众记忆”的一部分。

我曾多次跟袁晞、李辉两位老友感叹，可惜范先生没有认识到自己价值的真正所在，他的价值就在于这一段历史，而不在与自己“隔绝”已经几十年的言情小说。写了几十年社论，再有灵性，也会被磨炼得难以“言情”了。如果他先做口述历史，再写言情小说，留给历史的“宝藏”肯定会多得多。他们二位，亦同感此憾。

当然，我们的感叹遗憾终归只是他人的感叹遗憾，生命的价值、意义，最重要的毕竟是每个人自己的认知和选择。范荣康先生如此首选，自有他的道理。写了几十年的命题作文，一旦解脱，首先要了却、完成、实现的自然是自己最长久、最迫切的心愿和梦想。什么文学水平的高低、什么历史的价值与意义，统统扫地出门，完全不在他的考虑之列。此时此刻他唯一想写的就是言情小说，这就是他认定的自己最重要的生命价值与意义。如果不写，将是他的终生遗憾。年过六旬且身体欠佳，如此迫不及待要写几十年从未写过的言情小说，竟然真就一口气连发两篇！足见他要写言情小说的欲望之强烈，这是被压抑已久生命本能的爆发释放，真真切切地反映了他生命本体中的文艺青年底色。

来源：随笔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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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马源

刘海明

【案例】

92岁传媒大亨官宣第5次结婚！

据外媒报道，92岁的美国传媒大亨默多克与新任女友安·莱斯利·史密斯于3月17日订婚，两人将于今年夏末完婚，而这将是他的第五次婚姻。

据默多克自家旗下的媒体《纽约邮报》透露，史密斯一共结过两次婚，两任前夫均已离世。第一任丈夫亨廷顿家世显赫，是一位加州的律师，第二任丈夫切斯特是美国乡村音乐明星，在加州拥有大面积农场和牧场，并在高档社区拥有多套豪宅。

而默多克此前已经历过四段婚姻。

1956年，默多克与第一任妻子帕特里夏·布克结婚，于1967年离婚，两人育有一女。

1967年，默多克与安娜·玛丽亚·托夫结婚，两人育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于1999年离婚。

1999年，在与安娜离婚仅17天后，默多克与第三任妻子邓文迪结婚，也是默多克最受关注的一段婚姻。2013年默多克与邓文迪分手，两人育有两个女儿。

2016年3月4日，默多克和霍尔结婚，两人在结婚六年后最终离婚。

公开资料显示，默多克家族坐拥两大媒体集团——“新闻集团（News Corp）”和“福克斯公司（Fox Corporation）”。仅新闻集团在全球就拥有数百家地方、国家和国际媒体。包括《华尔街日报》、《纽约邮报》、英国《太阳报》和《泰晤士报》等国际一线媒体都由其家族控制。此外，默多克还拥有电视台“澳大利亚天空新闻Sky News Australia”和“福克斯新闻Fox News（隶属福克斯公司）”和出版集团“哈珀柯林斯 (HarperCollins)”，以及其他资产和业务。

此前，默多克前任妻子与子女们因遗产问题而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据路透报道称，默多克的这次婚礼不太可能改变他所持有的企业的所有权结构，包括福克斯公司和新闻集团。

来源：传媒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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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铭麟

刘海明

【案例】

《不止不休》主角原型韩福东：希望你能保持理想

电影《不止不休》的火爆，让很多没有经历过媒体黄金时代的人们有机会可以重新认识，记者代表着什么。

正如影片中的那句话：记者改变不了什么，只需要把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

《不止不休》电影人物韩东的原型，是前知名媒体人韩福东。为什么选择韩福东为原型？影片导演王晶接受采访时曾这样说过，“回看03年那个年代，那是一个充满野心的年代。韩福东的故事在这些人的故事里面跳脱出来，是因为我觉得韩福东个人的人生经历在那个年代里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他身上的这些特点和我们电影里面核心讲述的乙肝群体的这些人，他们心里面经历的痛苦或者是煎熬，其实是相似的。所以选择了他作为我们影片的原型人物。”

影片中的记者韩东，并不仅仅是韩福东的单纯还原，主角身上体现出来的，其实是那个媒体黄金时代的记者群像。

一个人被歧视，你再怎么努力都没有用

韩福东生于1977年，20岁以后，他曾计划以一个高中未毕业的民工身份参加自考去当律师。2002年，进入《华夏时报》评论部——报社内部最为强势的两个部门之一（另一个是影响力周刊）。

韩福东这样描述自己的那段经历：“那是2002年，这份北京排名靠后的日报，每周一到周五却领先全国推出两个版评论——一版国内评论，一版国际评论。就当时而言，恐怕还没有一家纸媒给予时评这样大的空间。评论部主任是莫之许，副主任黄章晋。”

然而，《华夏时报》评论部命运多舛，新的领导者将报纸转向为北京都市生活服务，时政分析多少有点不合时宜了。

2002年下半年，韩福东转型做记者，随即跳槽到《21世纪环球报道》，开始切入时政报道领域。2003年，21世纪环球报道停刊后，他进入《中国新闻周刊》，成为一名调查记者。

在这里，韩福东采访了化名为“松月”的张先著，他就是电影《不止不休》中张博的原型，彼时，大学毕业生张先著因体检查出乙肝小三阳，落选公务员考试。

2003年11月24日，《中国新闻周刊》刊出封面报道《中国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反歧视主张》，包括三篇报道《乙肝歧视诉讼第一案》《HBVER维权运动》和《为乙肝病原携带者“平反”？》，以及一篇评论《宪法还他们平等》。

在《中国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反歧视主张》这篇文章的开头，韩福东写道

一个人被歧视的后果是什么？就是你再怎么努力都没有用。

因为你的某一种身份(血缘、籍贯、身高、疾病)可能是与生俱来的，与你的自由意志和个人奋斗都无关。

歧视的意思等于否定一个人的自由意志和个人奋斗，因此歧视在本质上是一种令受歧视者绝望的力量。

松月和中国的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已经将这场诉讼看作是面对无处不在的社会偏见与就业歧视而进行的一场“战争”。

其实，关于乙肝病毒携带者受歧视问题，韩福东并不是第一个报道者。2003年11月13日，成都晚报记者周牧以《起诉！以宪法的名义》为题，独家报道了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周伟以法律援助的方式帮张先著打行政诉讼官司的事件。

此后，周牧持续采访报道。接着，央视、中国青年报、中国经济时报、人民法院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解放日报、民主与法制杂志、每日新报、江淮晨报等相继进行了报道，人民日报、南方周末、新京报等媒体发表了评论。

张先著一审胜诉，但问题没有真正得到解决，随后，又有一大批记者开始继续追问、追踪，直到2005年初，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取消了对乙肝携带者的限制。

这件事成了影片《不止不休》中浓墨重彩的片段，影片将中国媒体的努力浓缩在了主角韩东和京城时报身上，但还原的却是媒体黄金时代推动社会进步的经典案例。

正如导演王晶在一篇报道中所说，《不止不休》中出现的90%以上的故事都有真实人物原型，但不一定是一个人，现实生活没有那么多戏剧性，但是每一个人的感受是真实的。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进入媒体行业3年4个月的时候，韩福东入职到第6家媒体机构《南方都市报》，在他的叙述中，当时的情景是“圈内同仁咸皆称奇，我也感受到自己的浮躁，知道是时候沉潜下来了。”

事后来看，他也确实这样做了。

2013-2014年，韩福东采写的两篇、被其视为代表作的报道刊出，《蒋介石的朋友圈》和《李步云口述：“依法治国”是如何脱敏的》，正应了《南方都市报》首席研究员南香红梳理南都深度报道十年经历时公开对团队记者的评价，“从2005年开始，南都开始搭建这个特殊的深度报道平台，这个平台给整个团队非常特殊的政策，让其成为南都新闻的特区。这里集合了最优秀的调查记者，可算是南都的“梦之队”。你可以看看那些名字，喻尘、韩福东、龙志、李军、杨传敏……这些人各有特色，比如韩福东擅长于做历史和时政报道，李军关注社会公共话题，龙志和喻尘是典型的调查记者。这些记者因为各自的学历、背景和关注领域的不同，也为日后南都深度拓展报道领域和关注视野提供了基础。”

采访经历的影响随后辐射到韩福东的评论内容中。2015年，他参加搜狐评论年终策划活动时写下了“时势，选择比努力更重要”一文，文中称“这两年，我的评论方向又有变化，时评之外的历史评论占据了我大半的精力。这个转向和我的采访取向变化相合拍。我对旧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且相信，我通过采访和爬梳档案等行为所发掘出的历史信息，其价值会超过新闻采访所发掘出的信息价值。我相信自己有能力发掘出包括有些专业历史学者也尚未发现的大量历史细节。我去过的那么多的地方档案馆现在仍在支撑我的信心。”

在韩福东的讲述中，他曾被朋友笑称为“南都首席历史学者”，并认为这个称谓在近几年的确比“南都首席记者”更契合他的职业定位。

虽然评论在韩福东的职业生涯中占据着很大的比重，但在他的认知中，评论是作为副业的存在。

韩福东成为记者之后，他原本有一次机会可再以评论为主业，当时，《新京报》评论部创办时曾邀请过他加盟，但他彼时的兴趣已转为探寻事件真相与细节，便婉拒了邀请，副业的认定或许便是生于那时了。

即便如此，韩福东仍被业内认为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时评人之一。

2014年记者节时，韩福东应邀写过一篇文章，“致敬记者节：最坏的年代，也是最好年代？”文中写道：自中国记者有了自己的节日以来，没有哪一天像这个11月8日，被那么强烈的沮丧感所笼罩。很多人选择了转型，或准备转型。但仍然有坚守下来的人，他们或者发自内心爱这个职业，或者只是因为尚未有更好的跳槽机缘。除了劝大家珍重，还有什么更值得要说的么？

文章的最后，他又写道：“记者节给传统媒体和自媒体人一个沉思的契机。或许我所说的“中国记者的坏年代”是过于悲观了。狄更斯那句老套得不能再老套的话语或许仍是最恰当的：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废墟，同时意味着新生。这一次，大家几乎在同一起跑线上，机会平等。”

我希望你能保持理想

2017年，韩福东在自媒体冰川思想库上发表评论文章《孙志刚死后14年，为什么雷文锋仍须死》，在文末他这样写道：

从2002年进入媒体，十多年的光景里，我和同行们亲历了调查报道在中国的兴起，以及它的衰落。与其说，我在为新京报的扒粪行动鼓与呼，毋宁说我在凭吊一个刚风华正茂就迅速老去的媒体年代。这心中的块垒，岂是一篇打苍蝇的调查报道所能浇平？

调查新闻报道的日渐式微，终于让调查记者开始调转船头，纷纷离开新闻浅滩。韩福东也是其中的一个。

2017年7月，《阿里铁军》一书出版开售，该书的副标题是“阿里巴巴销售铁军的进化、裂变与复制”，编辑推荐词这样写道：互联网地推天团，马云口中的中国电商“黄埔军校”，是如何铸造的？超强执行力来自何处，价值观如何创造万亿价值？阿里铁军的团队建设、销售技巧、文化与价值观的创建与传播，深度剖析与分享。

韩福东的名字出现在作者一栏，与同为媒体人出身的宋金波共同写下此书。

《阿里铁军》出版的前一年，韩福东曾在中国传媒大学开过一场名为“众神喧哗：专业新闻式微与自媒体崛起”的讲座，探讨新闻报道与自媒体，讲座的开场他引用了吴晓波的一句话，“突发记者还在，深度报道的记者变少”。

他在讲座中说，“早期媒体最繁盛的地方是南方报业，引领着门户的走向。而现在门户都落伍了，都选择自媒体了。有些酒席上，主办方会把自媒体的大V放在主桌，传统媒体放在次桌，真的是三百年未有之变局对于传统媒体来说。”

前往公司任职后，韩福东鲜少再公开发表对新闻媒体的评论。《不止不休》里的那句话，成了他最近一次送给年轻媒体人的忠告：很多人把记者仅仅当成一个职业，我希望你能保持理想。

来源：传媒特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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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屈妍君

刘海明

【案例】

打假记者高勤荣案重大转折：中央高度关注，或将迎来再审

编者按：

被誉为打假英雄记者、曾服刑8年的新华社山西分社原记者高勤荣，25年后在中央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下，目前，山西省高院已经受理了其申诉材料，正在审查再审的可能性。如果该案决定再审，高勤荣一案将可能成为全国新闻界最富有轰动性的媒体人申诉案。

从山西方面获悉：被誉为打假英雄记者、曾服刑8年的新华社山西分社原记者高勤荣，25年后在中央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下，目前，山西省高院已经受理了其申诉材料，正在审查再审的可能性。如果该案决定再审，高勤荣一案将可能成为全国新闻界最富有轰动性的媒体人申诉案。

01

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

1998年，时任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观察》杂志社记者高勤荣，奉命去山西运城采访耗资两亿八千万的渗灌工程。高勤荣发现这是一起典型的欺上瞒下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该区主要负责人为迎接全国22个省市的水利现场会代表，把渗灌池不管地势高低，全部修在代表们即将参观的公路两侧，达到“沿路看得见”的恢弘场面。

高勤荣遂向中纪委进行举报，时任中纪委副书记批示：“山西省纪检委先行查处。”

1998年4月，山西省相关部门对高勤荣展开了长达半年的调查，最后因实在查不出问题而撤案。

5月，高勤荣署名的一篇题为《山西省运城搞假渗灌浪费巨额资金》的文章刊登在《人民日报》的读者来信内部版。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焦点访谈》《南方周末》等全国上百家主流媒体，相继跟踪报道。

也许正是这些报道触动了某些人的奶酪，12月，高勤荣被捕。次年（1999年）4月，山西运城市中院以介绍卖淫、诈骗、受贿三个罪名，判处高勤荣有期徒刑12年。

2001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常委、中央电视台前台长杨伟光，文化部副部长高占祥等7人在提案中指出：“这是一起明显的打击报复、有罪推定，甚至是涉嫌栽赃罪名的恶性枉法冤案。”然而很遗憾，代表委员的呼吁没有把高勤荣从监狱中解救出来。

2006年12月，因多次立功减刑，实际服刑8年的高勤荣获释。

2008年《法律与生活》杂志一篇《穷的只剩下钱的煤老板》一文提到原山西运城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世贤离休后，出版了一本《公仆梦·公仆情》的书，该书多以化名的方式记录了他在任时所看到的原运城主要领导的腐败现象和官场的权钱交易，以及谋害高勤荣的经过。在书中，以化名高荣的名字，提到了此案：

1998年，一方闹洪灾，河东地区却闹旱灾，假渗灌的问题都一一露馅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专栏播放了河东地区的渗灌，把吕高成的像也给亮出来啦。

随后省里又来了一个叫高荣的记者，在河东地区采访了一个月，写了一篇在《人民日报》《内部参考》发表。

这可是一盘残棋，这盘棋如何下？吕高成又和王明月商量着对策，王明月说“先下手为强”，吕高成问“怎么个下法？”，王明月说“杀鸡叫猴看”，吕高成问“杀谁？”，王明月说“高荣”，吕高成说“人家是省里的，不好下手。”，王明月说“找几条罪状还不好找！”，吕高成说“行，那就得动公检法啦。”

于是，吕高成便授意公、检、法的心腹，罗列了三条罪状，一下判了12年徒刑。

以上公开出版物的记述，与高勤荣的遭遇不谋而合。甚至可以说，正是高勤荣被人没计入狱的内幕。

高勤荣出狱后，多名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以及多家权威主流媒体不断为其呼吁、鸣不平。

02

欲加之罪，何时来纠

2007年10月，凤凰卫视的《文涛拍案》栏目，为其做了专题报道，题目为《一个不敢出狱的人》。

2013年2月21日，《中国青年报》以题为《让那些欺负老百姓的人无处躲藏》和《英雄并不孤独》的通讯、评论，报道了高勤荣的案情。2014年，东方卫视又为高勤荣做了《举报之后》的视频。

2016年7月，澎湃新闻又以《高勤荣：一个前新华社记者的申诉18年》为题，等等。

这些年，高勤荣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人在做天在看，正义必将战胜邪恶。”这句话也成了高勤荣始终坚持申诉的动力。

中央领导曾引用过北宋王安石《周公》里的一句话“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高勤荣冤狱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至今已有25年，期间，中纪委和两高高度关注，却音信皆无，疑窦重重：

一、《人民日报》发表内参后，中纪委领导批示查处运城耗资2亿8千万的假渗灌工程，为什么不查运城的这个腐败工程，反而查了高勤荣半年时间呢？

二、高勤荣批捕后公安机关到其家收查，竟然扣押了《南方周末》曾公开报道运城假渗灌工程的10份报纸。这与高勤荣所谓的罪名又有什么关系呢？

三、判一个人是否有罪，要经过公、检、法三级监督处理。在一二审中，案件里疑似多处出现篡改笔录，疑似伪造证据的情况，这些情况相关部门是否应该认真核查，弄清楚里面的各种疑问，还真相给社会呢？

四、高勤荣入狱后，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全国100多名知名人士为其提案、呼吁、鸣不平。20多年过去了，为什么相关部门却置若罔闻、置之不理？

五、高勤荣事发后，不仅他本人被抓捕，而且把为记者提供采访线索的人也以莫须有的罪名判了7年，最后因证据不足而平反。更为残酷的是，此人一出监狱大门又被3个蒙面歹徒暴打致残，至今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背后的黑手又是谁？此案为何久侦不破呢？

国家领导人曾告诫全国司法人员说，一个错案的负面影响足以摧毁99个公平裁判积累起来的良好形象，人民群众每一次经历冤假错案，损害的都不仅仅是他们的合法权益，更是法律的尊严和权威，是他们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信心。

来源：简划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o8Rsg3CYc3z_XJuet7Zb3g

编辑：屈妍君

刘海明

【案例】

傅晓田的“前世今生”

傅晓田，1983年生于重庆北碚。

就读于西南师范大学附中的傅晓田在高考前的重庆市全市联考中排名第四。

据一位自称傅晓田校友兼邻居的网友介绍，傅的中学时期样貌出众，皮肤与身材尤为惹眼，是个远近闻名的美人儿。

傅晓田在填报高考志愿时确实显示出了一股锐气。她先是在提前批单填了外交学院，第一志愿也只填了人民大学新闻系，并且豪气十足地勾选了“不服从专业调剂”。

如果不是父母的警告，她甚至不会填北京语言大学英语专业。

她直接在提前批单填了当年收分超过北大的外交学院。

高考分数揭晓，傅晓田女士“未进入外交学院提档线；人民大学没达到专业分数线”。而北京语言大学又有不收第二志愿考生的要求，不过巧合的是，当时重庆的招生政策突然更改，傅晓田最终进入北京语言大学。

2006年，傅晓田本科毕业后，申请到了英国剑桥大学的研究生，就读于英国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

丘吉尔学院是以培养工程师为目的建立的，学院的学生多数都具有理工科背景；换言之，一个文科生真的只想“水”一个硕士，那么根本不需要申请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

傅晓田作为一个文科生，却获得了理工科背景扎堆的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获得硕士学位。

后来剑桥大学专门为傅晓田建了晓田花园，成为剑桥历史上第二个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花园，上一位是徐志摩。

2008年，傅晓田硕士毕业，当时她已经获得了一家世界知名银行的offer，她原本是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银行家的；可是一直有媒体梦想的傅晓田在一个偶然机会知道了凤凰卫视伦敦站招募实习生的消息，为了“圆梦”，傅晓田果断放弃了银行的工作，成为了凤凰卫视伦敦站的一名实习生。

香港往事

晓田2009年加入凤凰卫视，此后任驻伦敦记者站首席记者及站长，2011年两度前往利比亚进行战地报道；同年底调升总部任高级记者。2013年起担纲《风云对话》的主持人，两年后兼任制片人。2017年，她获授意大利总统颁发的意大利之星骑士勋章，成为全球最年轻获此荣誉者。2020年，她获得“十大杰出新香港青年”称号。

而老板刘长乐，1951年出生于上海长乐路，就此取名“长乐”。2年前，刚满70岁的他，不得不退居幕后。他被乘龙快婿坑了，贺鑫搞的P2P凤凰金融闯了大祸。

2021年4月18日，凤凰卫视发布公告，主要股东今日亚洲有限公司与紫荆文化(香港)集团有限公司、信德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附属公司Common Sense签订框架协议，将有条件向两者分别出售10.49亿股及8.45亿股股份，约占公司已发行股本的21%和16.93%。

按披露的交易价格，老板可套现超11亿港元；但这也意味着，老板也辞去董事会主席，彻底退出创办并掌控了20多年凤凰卫视。

2012年，经姜姓友人的特意安排下，在某老总铜锣湾的地下会所，傅晓田参加了一场私密性强的高端交际花活动，大多为财阀权贵名流，在这个场合结识了原为教授后来通过发光姐空手套白狼的某总，当时某总有自己的知音发光姐（过于高调不便于展示全名，爱好书画和发光）私底下又与女主拉拉扯扯。

某总曾是大学讲师,因长得高大帅气练就了一身令女人魂不守舍的本领。从商见过世面后，经过包装，寒酸气没了，唯有成熟潇洒，风流倜傥，成为商界有名的师奶杀手。在发光姐的加持下，五年间由一个普通商人成为了资产几十亿的大富豪。

香港的富豪圈对于女性友人的年龄十分看重，可以说对于女性来说年轻就是最大的优势，一起聊的开心、玩的好，则可以解闷或延续香火，不匹配则可以轻松甩锅，比如给女性友人报个商学院的班，让其重归森林…但是如果年龄大了，聊着聊着就黏上了…

女主和多数在香港智慧与美貌并存的女性一样，爱好健身，身材很棒，开得起玩笑，想得开，也放得开，不纠缠不黏人，眼光长远，不因小利烦人，这不就是正常男性的梦中天使吗？如此，时间久了富豪反而会想是不是自己的魅力不够，此女子不会是没被我征服吧，男人的征服欲一旦被激发出来，理性随之也就消失了…

交往时间久了，某先生送了一套九龙市价过亿港币的大平层给女主，这对绝大数打工仔来说是一生也无法实现的。

2020年，获得“十大杰出新香港青年”荣誉，并登上“2020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50人”榜；同年，获得凤凰卫视最佳主持人大奖；同年，获邀担任2020年国际艾美奖颁奖嘉宾。

内地媒体人眼中的傅晓田

一个叫宋押司的内地媒体人，这样回忆他眼中的傅晓田——

他在南京担任凤凰卫视旗下一本杂志的主编期间，曾向她约稿，撰写海外城市见闻，当时她是驻伦敦记者站首席记者及站长。结果发现她文笔细腻靓丽，就为她开设了专栏。

后来她回国，一个弟兄约上她，去长兴县太湖边游玩。傅晓田是坐着军用吉普去的，才知道当时她家人在浙江某部队任职。其曾祖父、曾祖母都是老红军，爷爷奶奶随部队南下，到重庆北碚定居。

晓田是80后，据押司所知，她有八卦，但并不足信。去年，百度上有消息说，傅晓田的老公是石宝峰，她明确表示：“我从来不知道石宝峰是谁。认识的人里就没有一个叫石宝峰的。”

美国豪宅曝光

其在内地和海外的社交媒体账号均出现过一个美国的豪宅，那么年纪轻轻的傅晓田为何能拥有如此豪华的府邸，这背后又有什么秘密呢？今天我们就一探究竟。

根据傅晓田个人社交媒体所发布的照片，有美国网友通过搜索，发现她的房子坐落在加州纽波特海岸（Newport Coast）的社区，3 Tidecrest。

根据Zillow网站所提供的公开信息，这座壮丽的独立别墅建于2005年，占地11,882平方英尺，约合1100多平方米，其内部拥有令人惊叹的奢华生活空间。它提供了8间卧室和9.5间浴室，为舒适的家庭生活和奢华的娱乐提供了充足的空间。

该豪宅物业位于半英亩的大型地块上，拥有水疗中心，同时还能欣赏到令人惊叹的水景和城市景观。共有10个停车位可供客人使用。这个大家在傅晓田晒的照片也不难发现。

纽波特海岸社区以其杰出的海岸景观、高端的便利设施和高生活水准而闻名。附近可体验到加利福尼亚州美丽的海滩、世界级餐饮和奢华购物场所近在咫尺。

傅晓田所在物业的具体信息如下：

地址：3 Tidecrest, Newport Coast, CA 92657

物业类型：独立别墅

建筑年份：2005年

卧室数量：8间

浴室数量：9.5间

室内可居住面积：11,882平方英尺

地块面积：0.50英亩

停车位：10个

根据房地产交易数据显示，该物业的目前非上市估价为14796700美元，约合人民币1亿多元。更加令人惊叹的是该豪宅的月租金为48,518美元，换算称人民币约合35万多元每月。这个数据在国内肯定远超大多数家庭的年收入。

在傅小田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自己将离开美国后的2023年4月，该物业开始挂牌出租，从2023年6月进入被租赁状态，目前居住者未知。当然也有可能并未出租，因为目前傅晓田去向成谜，其究竟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没有人知道。

神秘消失

她的社交媒体的消息还是停更在2023年4月。

从她今年3月4日发布的其子满百天的微博倒推，小生命应降生在去年11月24日左右。

而在2022年2月24日，傅小姐曾在自己的社交媒体留言：对我们来说都是历史性的一天。

留言所言的“我们”是谁不得而知，但对傅小姐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天，因为10个月后，她成功诞下一名男婴。

其后，她经常在微博等晒一些生活照片，但这些消息停更在今年4月，她似乎就此消失了，尽管网友千呼万唤，她也迟迟没有回应。




来源：读书使人进步1（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6oawcDGy9GKGkIT-Ct28hg

编辑：郑程程

刘海明

【案例】

年鉴品读 | 学人自述：李金銓

李金銓

1982年至2004年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教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台湾国立政治大学讲座教授、香港城市大学讲座教授、“中央研究院”客座教授、国际中华传播学会（Chinese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的创始会长。

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传播、媒介政治经济学、传播的社会理论。曾在美国、英国、加拿大、韩国、马来西亚和华人社会（包括香港、台湾、大陆）的50多所高等院校讲学。

致力于传播学研究30多年，硕果累累，其中有影响的著作（包括主编）包括《Media Imperialism Reconsidered》（1980）、《Mass Media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1991）、《Voices of China: The Interplay of Politics and Journalism》（1990）、《China's Media, Media's China》（1994）、《Power, Money, and Media》（2000）、《Global Media Spectacle》（2002）、《Chinese Media, Global Contexts》（2003、《大众传播理论》（1980）、《传播帝国主义》（1987）、《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2004）、《文人论政》（2008)等等。

治学自述
Artical

跋
傳播縱橫——學術生涯五十年

從1978年走上講壇起，到2018年退休，整整四十年的歲月從指尖溜過去了。四十年很久遠，也很短暫。回頭看，怎麼剛剛才開始就要結束了？四十年的道路可以走得很平坦，也可以走得很崎嶇，入行的時候是預測不到的。我這四十年，走得還算平坦，最感謝的是我太太的相伴與支持。彷彿「白頭宮女說天寶舊事」，我是「退院老僧」，要談「廟裡」四十年的人與事，該從哪裡說起？——我本來只準備回顧教書的四十年，但想想要是錯過求學階段，難以瞭解從何而來，到何處去，那麼說來我就得涵蓋五十年了。有些片段以前曾經零星說過或寫過，今天我試著把它們串成一個故事。[1]

我且從1969年政治大學新聞系畢業說起。我在畢業後服了一年義務兵役，1970年考入中央通訊社做大夜班。什麼叫做大夜班？那是凌晨一點鐘到四點鐘，一個人獨守編輯部，像貓頭鷹守望著從天外傳來的外電，遇有要聞立刻翻譯成中文，傳送臺北各報。這麼古怪的時間，英文裡稱為graveyard shift （守墓班）。它起源於肯尼迪總統被刺那年，因為太平洋兩岸的時差，臺北各日報翌日全體「獨漏」，沒有隻字報導，被廣播電臺輕易打敗，一群尷尬的報社社長慫恿中央社，你是名義上的龍頭，有責任二十四小時發稿。中央社因此成立了大夜班。我去上班，主管說我年輕力壯，就派我做這個「守墳人」。

圖1　我的啟蒙書《大眾媒介與國家發展》。

好了，話分兩頭。一頭是：我白天有很多時間，想讀點書，所以回去政大問我的老師徐佳士先生讀讀什麼書好。他從書架上面取下本他老師施拉姆（Wilbur Schramm）的著作《傳播媒介與國家發展》借給我。施拉姆被尊稱為傳播研究的集大成者，他的文字淺顯而有味道，我很快就把那本書讀完。回去還書時，徐先生要我留意勒納（Daniel Lerner）的現代化理論和羅傑斯（Everett M. Rogers）的創新擴散理論，這些都是當時備受矚目的「發展傳播」（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範式。另外一頭：1970年春節的除夕夜，破曉時分，雞已鳴，鞭炮聲此起彼落，我孤零零上班不禁自憐，在編輯室不安地踱步，突然看到報紙極不起眼處登了一欄題，說夏威夷大學的東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er）招生，被錄取者都可以獲得全額獎學金。我告訴徐老師，我想申請，他很支持。東西方中心下面有五個研究所，傳播研究所列為其首，正是施拉姆所創立的；其他三個所包括人口所、科技所、文化學習所，另外有「開放項目」容納剩餘的學科。我申請的研究主題是什麼？當時臺灣派了不少農耕隊在非洲各地做技術示範和支援，我以這個主題為研究綱要，完全符合「創新擴散」的旨趣。

1971年夏天，颱風勁掃臺灣過後，我這土包子第一次離開生長之地，搭乘氣流顛簸的飛機到香港，瞥見「東方之珠」動人的容貌，三天後在偉岸的尖沙咀碼頭登船——搭的竟是威爾遜總統號豪華郵輪。它已經在新加坡接了一批東南亞和南亞學生，接著來香港接我們，再一道去橫濱接日本韓國學生。東西方中心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在跨越太平洋的郵輪上舉行新生介紹儀式，我平生未曾與眾多不同國家、膚色、文化的學生相處。兩周後，郵輪施施然抵達檀香山，開啟我的留學生活。

一、這些作者從書本裡跳出來

東西方中心是在 約翰遜總統時由美國國會撥款，借夏威夷大學校園的一個角落所建立的。名義上是為了促進國際的文化交流，三分之二學生來自亞太地區，三分之一來自美國本土；用現在時髦的話來說，其實就是推銷美國制度和生活方式的「軟實力」。我們平時在夏威夷大學上課，課餘則在東西方中心的學生宿舍生活，並參與傳播所的演講活動。第一任所長是美國農業部退休的專家，他的重點不在學術研究，而在第三世界的「行動」項目，例如以傳播手段在印度、巴基斯坦、菲律賓推廣節育和農業知識。繼任者曾任日本文部省長官（教育部長），從政以前是《朝日新聞》主筆；他是公共知識人，想推動的是廣義的「文明對話」，不是狹義的學苑式研究。他公然嘲笑那些在書齋做「內容分析」的人只懂「分析」，不懂「內容」，即使把報紙的關鍵詞數得再精確，對內容（例如他寫的社論）卻如隔靴搔癢，一竅不通。他大概水土不服，不到期滿就掛冠離去了。

施拉姆即將從 斯坦福大學退休，準備接長他所創立的東西方中心傳播所，頻頻往返於舊金山和檀香山之間。他公然批評傳播所的學術成果貧瘠。傳播所成立一個臨時委員會，請他帶頭診斷學術「不孕症」的原因，並提出改進之道。我不知道為何有幸被推為學生代表，居然能近距離觀察施拉姆，他在談笑盈盈之間，認真地指點江山，品評人物，這是我這個毛頭小子連做夢也不敢想的機會。最後他寫了一份不太客氣的評估報告。等他離開檀香山回去舊金山，傳播所裡的氣氛好像鬆了口氣，而又人人自危。之後，他正式接掌傳播所，大刀闊斧整頓，招聘有分量的學者，企圖在座落於太平洋中間、聯繫美國與亞洲的美麗之島夏威夷，建立世界級的傳播研究重鎮，但那時我已到密西根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了。

1970年代初，美國傳播研究是什麼樣態？美國傳播研究有國內傳播和國際傳播，這兩個傳統是分道揚鑣的。國內傳播在一戰到二戰期間以芝加哥大學社會系為主，但二戰以後（尤其是1950和1960年代）則是由哥倫比亞大學拉扎斯菲爾德 （Paul Lazarsfeld）和默頓（Robert K. Merton）以及他們的學生領風騷。他們從社會心理學出發，提出「兩級傳播」的說法，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他們一再發現媒介不太能夠改變人們的態度和行為，反而鞏固他們的預存立場。許多學者因此普遍焦慮，對這個新興領域產生認同危機。當時的教材很少，最流行的是施拉姆所編輯的《大眾傳播》和《大眾傳播的過程與效果》，雖然力圖從其他老資格學科引進思想的元素，這兩本書的脈絡還是以接續哥大的旨趣為主。國際傳播主要是圍繞在麻省理工學院的幾位政治社會學家，由勒納發其端，接著又有白魯恂（Lucian W. Pye）和普爾（Ithiel de sola Pool）等重要學者。這是冷戰的知識產物，他們認為大眾傳播是促進第三世界現代化的利器，以防止國際共產主義的蔓延和鯨吞蠶食，統稱為「發展傳播」。我要說的有兩點。第一，國內傳播以問卷調查得到的結論是傳媒沒有太多短期微觀的效果，國際傳播卻以個案和預測性的主張，渲染傳媒在社會變遷的長期宏觀作用。這個落差值得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加以分析。第二，施拉姆不僅活躍於國內傳播，也企圖把國際傳播發揚光大，他是在兩邊搭橋的樞紐人物。他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寫的《大眾傳媒與國家發展》（1964），是當年徐老師介紹我入門的書，儼然被第三世界官學兩界視為「聖經」。施拉姆力圖綜合國內傳播與國際傳播的文獻，協調它們的矛盾，是否成功則是見仁見智了。

圖2　施拉姆（1907-1987）從書本跳出來。

前面說到，我在夏威夷讀碩士的兩年，整個傳播所的研究庸庸碌碌。越戰打掉美國財庫的幾個洞，但還不至於鬧窮，東西方中心有錢邀請許多名學者去開會，書本上那些作者一個一個跳到眼前。先是施拉姆，其次是勒納。勒納的《傳統社會的消逝》（1958）是「發展傳播」的奠基之作。1971年我初到校園，即抱著敬仰之心去聽勒納演講，但見他醉醺醺地兀自在夜晚的燈光下老調重彈；學界對他的著作褒貶已是不少，他似乎無動於衷。刹那間，我恍然覺得有些作者「一見不如百聞」，還是留在書本裡不見為好。第三個，是以「創新擴散」成名的下一代學者羅傑斯——大家形容夏威夷是人間天堂，春光明媚，四季如春，聽起來像是陳腔濫調；但每到冬天，知名學者就像候鳥，紛紛降臨東西方中心做訪問教授，以逃避北美洲的冰雪封天，其中一位就是羅傑斯。

在夏大首次見到開架式圖書館，我活像飢餓的饕客，把施拉姆和羅傑斯的著作搬回宿舍，兩年內一一讀遍。他們兩人都以綜合見長，我因此從他們的著作中掌握了美國傳播研究的脈絡。羅傑斯從各種文獻中提出條理分明的「通則」，我尤其覺得「很科學」。我在夏大的導師搜集了幾十份羅傑斯的油印本會議論文，篇篇都注明是密西根州立大學的「擴散文件中心」（Diffusion Documents Center），我不禁油生憧憬之心，想去他的中心「朝聖」，後來聽說這個中心只是一堆收集論文的鐵櫃子。就在那時，我讀到杜賓（Robert Dubin）剛出版的《理論建構》，初生之犢不怕虎，於是鸚鵡學舌，把羅傑斯的創新擴散理出個有層次的「頭緒」，貌似一個「嚴謹」的理論結構。我初識羅傑斯的時候，他邀我陪他和他的新婚印度太太（後來離異）駕車環島旅行，停在海邊散步，共度他的四十二歲生日，他頗訝異於我這麼熟悉他的東西，還聽說我曾參加施拉姆的學術把脈委員會。

我說，羅老師，我下定決心要跟你學習。他立刻表示歡迎，但他說要從密西根州立大學（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轉到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問我想不想跟他去。原來密西根大學剛剛成立一個跨科系的傳播博士課程，由新聞系、政治系、社會系和心理系的相關師資合組而成。我當然有興趣。然而申請期限已過，他幫我打電話，說了一番好話，對方破例通融我遲交申請。另外一個問題又來了，我沒有考過GRE，我辯說GRE有文化偏見，能不能先收我，進去了再補考？他們居然綠燈開到底，我成為被錄取的四人之一，人人都有獎學金，其中有位同學更是福特基金會派在尼日利亞的代表。密西根大學後來問我什麼時候補考GRE，我反問道：既然讓我進來了，還要我考GRE，豈不是多此一舉？結果不了了之。我這輩子沒有考過GRE，不知道它長成什麼樣子。還有一件事差點忘記講：1973年暑假，我從夏威夷畢業，在去密西根就讀之前，隨著羅傑斯和他早年的學生，三人一起去韓國做田野訪問，研究人口節育的傳播策略，算是「師父引進門」了。

另一位從書本跳出來的就是卡茨（Elihu Katz），他和拉扎斯菲爾德 合寫的《親身影響》，是繼乃師的《人們的選擇》以後另一塊里程碑。他的大名如雷貫耳，一看卻才四十多歲，原來卡茨與老師合寫《親身影響》時不到三十歲。他去東西方中心演講，並會晤在那裡短期訪問的亞洲各國教授，因為他正在研究第三世界廣播制度，徵求他們提供協助，這個研究後來成書，即是《第三世界的廣播》。短暫的邂逅卻結下難得的緣分，1980年我的博士論文成書出版，他慨允賜序。2010年，他已然高齡，卻不辭勞苦，應我的邀請從以色列僕僕風塵到香港城市大學開會，發表主題演講，憶述此生在國際傳播的貢獻。起初他堅持是國際傳播領域的外行，我歷數他的《媒介事件》和《意義的輸出》都是經典著作，他在離開香港時說，他已被說服，承認自己也是國際傳播的學者。

這些前輩學者從書本跳出來，實在是靠「幸運吉星」在閃爍，眷顧於我，使我早年就見識到他們的風采。

二、「你不要喪失文化特色！」
好了，我到密西根大學去了。這是美國數一數二的公立大學，很多科系都排在全國前面，社會科學各系的實力很強。密西根大學也是我畢生最感恩的學府，我的學術基礎、風格和方向都奠定於此。

我的老師克萊恩（F. Gerald Kline）雖然相對資淺，但他的行政力和溝通力特別強，憑著魅力居然凝聚起一批世界著名的政治學家、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成立跨學科的傳播研究博士課程。他還創立《傳播研究》（Communication Research）期刊，如今在實證研究領域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他又聯合另外一位老師克拉克（Peter Clarke），共同編輯《Sage Annual Review of Communication》，除此還編輯一套叢書。他們匯聚以中西部為主嶄露頭角的中生代傳播學者，形成一個新銳的社群，發表大量現在大家熟知的「議程設置」、「知識鴻溝」、「媒介使用與心理滿足」、「認知共同適應」（co-orientation）等研究。如果以往的研究說媒介無力改變態度與行為，這些新的研究則似乎強調媒介發揮「認知」（cognitive）功能。

說到克萊恩建立的人際網路，還有兩件事值得記一筆。第一，他號召密西根大學、密西根州大、威斯康辛大學和明尼蘇達大學等中西部新聞傳播學院（後來還有別的學校加入），舉行研究生的年度會議，讓他們在無拘束的氣氛下宣讀尚未成熟的論文。每年春假我們開車輪流到其他校園，自帶睡袋在當地同學家裡打地鋪。透過這種非正式的「社會化」交往，我們不啻與前前後後五六年的未來學者共同成長，等到進入職業生涯時，並不怯生，因為許多師友已成熟人了。第二，我在密西根大學讀書那五年，儼然是天之驕子。博士班每年只取一到四人，規模小，財力雄厚，人人不虞斷糧，而國內國外來訪的學者更川流不息。克萊恩常常招呼學生去他家烤肉，喝啤酒，吃他烘焙的法國麵包（當地報紙介紹過），我們得以面對面和這些學者接觸，眼界自然擴大很多。

圖3　導師克萊恩（1937-1986）。

圖4　業師羅傑斯（1931-2004）。

另外一位老師是羅傑斯。他留著灰白短鬍子，鮮豔的頭帶綁住散飛的長髮，穿故意洗得半白皺皺的牛仔褲，頗有嬉皮之風。起初我只敢恭稱他「羅傑斯教授」，不習慣直喚他的小名，幾次以後他笑著喊我「李學生」，我只好從此改口。我做他的助理兩年，研究大學教授教學方法創新的擴散過程和因素。首先我們寄發問卷給三千個全國樣本，每份問卷貼上25分錢硬幣，邀請函劈頭就說：「請你喝一杯咖啡，在喝咖啡的時候請你填寫這份問卷。」我去銀行提滿袋子沉甸甸的銅板，又提著貼了銅板的問卷到郵局寄。經過三波的催促，問卷回收率高達百分之七十五。除了問卷調查，我們開車或搭飛機到各地，面訪有代表性的「創新者」。我學會了量化與質化研究如何互參。奈何功課壓力大，有看不完的書，出遠門我總擔心；羅傑斯安慰我，畢業出去找事，沒有人會看你的成績單，你發表什麼論文才重要。羅傑斯動輒飛來飛去，有時一去歐洲就整個月，留下我兀自摸索，如今想起頗慶幸有機會從冤枉路中學教訓。兩年後，他決定離開密西根，去 斯坦福大學接任施拉姆原來的「佩克（Janet Peck）國際傳播講座教授」。

我有六成的課程選自政治系和社會系的交叉介面。回想起來，對我影響最深的，一位是社會學家蓋姆森（William A. Gamson），一位是政治學家康沃斯（Philip Converse）。蓋姆森以研究權力、社會運動和話語分析聞名。他和另外一個老師合開社會心理學的討論課，很奢侈，兩個老師只教我們六個學生，五個是社會系的，加上我。整個學期用三種理論，反覆討論五個社會問題。其中一個問題是報業大王赫斯特（一百多年前他和普利策掀起「黃色新聞」之戰）的孫女派翠西亞（Patricia Hearst）在加州大學伯克利校園突被綁架，綁架者是反建制的暴力集團。等她再度現身時，顯然已被洗腦，自願參與暴力集團搶銀行。我們在課堂上，用三種理論——犯罪心理學、結構功能論和象徵互動論——反覆討論這個案例，「人為何成為反社會的歧異分子？」這樣不斷變換角度，觀察自然不同，結論也因之有異。我體會到理論是相輔相成的，社會科學沒有絕對的對與錯，往往是觀點和角度的問題，轉個彎就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景象。（若干年後，轉益多師，從閱讀和思考中我逐漸摸索出「條件性」的重要，主張不要把理論說死，不要絕對化，而是看在哪一種「條件」下什麼理論比較合理。）

圖5　社會學家蓋姆森（1934-）。

圖6　蓋姆森《談論政治》。

美國政治系的學生不可能沒有讀過《美國的選民》，這是康沃斯等四位密西根大學政治學家寫的經典著作。我選修康沃斯的課，因為他的名氣太響亮了，但我未必對美國的選舉行為感興趣，而是一心想揣摩他怎麼思考，看他從哪些角度切入問題，又怎麼回應不同視野的人。換言之，我學的是他的針法，而不是他繡的鴛鴦。他能夠抽絲剝繭，從簡單的資料引出深意，成一家之言。他有一篇文章說，使用媒介與態度變遷的關係是曲線的：接觸媒介少的人，態度少受影響；接觸媒介多的人，選擇性吸收資訊以強化固有的立場，態度很少因而改變；反而是接觸媒介不多不少的人，態度容易受媒介影響。這篇文章看似簡單，卻啟發了一連串重要的研究，影響力擴散到其他領域。我在全國電視上聽到評論員引述他的研究，說明碰到四年一次總統大選時，會有大批民眾跨黨派支持有魅力的候選人，但在兩年一次的國會中期選舉時，他們可能懶得投票，或回去投給本黨候選人，因此總統的執政黨在中期選舉通常失利。康沃斯從選民的黨籍、意識形態和候選人的條件分析制勝的原因，為美國的選舉行為解開一個大謎，也為整個研究設置基本議程。我體會到開創性的傑作如同涓涓流水，由溪成河，匯江河入海流。

圖7　政治學家康沃斯（1928-2014）。

圖8　康沃斯《美國選民》。

密西根大學是量化研究的大本營。克萊恩是行政長才，但我稱他是「認知的實證化約主義者」，彷彿整個世界可以化約為用數位表達的認知結構。這不是我看世界的方法，我拒絕走他的道路，好在他不阻攔我選課的自由。我知道他是不太看得起國際傳播的，他在言談間暗示，只有二流的人做國際傳播，所以對羅傑斯的路徑自然有微詞。這是極端實證主義者的傲慢與偏見，他們批評國際傳播「太軟」（不夠量化，不夠「科學」），潛意識裡更以為美國是世界的答案。在他們的心目中，數學無國界，所以學好統計，研究國際傳播只要加些國家的變項就是了。先不說這在知識論和方法論是霸道而窄狹的，即以量化技術而言，一般資料多半以個人為單位，而國際傳播以國家為單位，很多資料得不到，得到的品質也不夠精細可靠，難道因此不做國際傳播研究了？我讀過上個世紀60年代著名的政治學家以各種指標和變項研究世界各國的現代化程度，經過因數分析和回歸分析的多層複雜處理，用牛刀殺雞，原來面目已不復見，如陷入迷魂陣，但所得到的洞見卻極為有限。我相信材料不夠好，加多少調味品，也煮不出好食。

羅傑斯轉任斯坦福，我這時開始覺得「創新擴散」太淺了，所以無意跟他轉學。克萊恩成為我的導師。我去密西根時，要求不要計算我在夏威夷的碩士學分，寧願從頭讀起，所以碩士加博士共讀了七年，幸虧全程都有全額獎學金。在密西根讀完第三年課業，必須考通盤筆試，才有博士候選人的資格，進入寫論文的階段。克萊恩好像一直不怎麼看好我，因為我沒有和他亦步亦趨。但他沒有料到我的資格考試表現上乘，跌破了他的眼鏡，從此對我另眼相看，甚至到處向人宣揚我的「潛力」。密西根有舉世聞名的「社會研究調查所」（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簡稱ISR），我自己也接受過嚴謹的實證主義訓練，我說索性統計分析ISR的二手資料，以檢測若干傳播理論的正誤。他突然說：「你一個外國人，做美國的選舉研究，不就喪失了文化的特殊性？」哈哈，我要的就是他這句話，從此我走自己的路，做自己的事，永遠不要喪失文化特色。克萊恩為何有這樣戲劇性的轉變？他是加拿大人，有一年休學術假，他回去渥太華當加拿大政府文化部的顧問，思索如何對抗美國的文化侵略。我猜這個政策研究的經驗給他帶來很大的衝擊，原來世界之大，社會組成和文化意義之複雜，何止於幾個統計模型？

我敘述克萊恩獨尊量化研究，並不是孤例。我考過候選人資格那年暑假（1976），興沖沖長途開車前往華府近郊的馬里蘭大學，第一次到新聞與大眾傳播教育學會年會看熱鬧，見世面。克萊恩向鼎鼎有名的查菲（Steven H. Chaffee）提到我，查菲特地跑過來問我論文要寫什麼，我脫口說可能是傳媒與國家發展，屬於國際傳播的範圍。他看我一眼，失望地說：「『發展』是什麼玩意兒？」講完就跑掉了。我愣在那裡，不知怎麼回應，等回過神來，後悔沒有問他：「『態度』是什麼玩意兒？」如果他嫌「發展」是模糊的概念，他所研究的態度變遷豈不更是看不到的黑箱？他是施拉姆在 斯坦福的得意門生，顯然對施拉姆的國際傳播是不以為然的。查菲已故世多年，生前成就斐然，我提起這件往事，只為說明邊緣學科的那一輩領袖獨沽一味，只想模仿自然科學的範式研究「人」，卻丟掉了人文學科恆久的價值關懷。難道兩個範式不可以和平共處，甚至互相滲透嗎？在我看來，不但可以，更應該鼓勵。以飲食為喻，人不應該偏食，不應該廢食，唯有雜食才能維持營養的平衡。我不喜歡偏枯而狹隘的學術，學術最高境界是藝術境界，縱橫自如，不拘一格。

我逐漸走出傳播研究的那道窄門，接觸外面的天地，閱讀許多政治社會學的重要著作，再也不能忍受那些以科學為名而「畫地自限」的瑣碎傳播研究。英國社會學家坦斯多（Jeremy Tunstall）到美國巡迴宣講新著《媒介是美國的》，我們在克萊恩老師家裡喝印第安人啤酒的時候，我的美國同學問他到底是做社會科學還是做歷史，他回說社會科學不是歷史的一部分嗎？我對這段話記憶猶新，此後數十年每到倫敦我都設法和他吃頓午餐。至少在我們這一行，一般歐洲人似乎比美國人更有歷史感。然而真正塑造我學術旨趣和志業的是米爾斯（C. Wright Mills）。我在博士班讀到大約一半時，偶然在書店邂逅他的《社會學的想像力》，讀後大受啟發，感覺有點相見恨晚。他強調兩點：第一，我們要不斷聯繫個人關懷到公共議題；第二，任何重要的問題必須放在一個時空座標，也就是兼具歷史脈絡和全球視野。這本書我不知讀過多少遍，剛開始教書時，每年重讀一遍，叩問自己有沒有把握好方向，久而久之就內化成為意識了。米爾斯其他專著都沒有《社會學的想像力》長壽，出版至今六十年仍歷久不衰，而且還會繼續流傳下去。除此，我讀了文化人類學家格爾茲（Clifford Geertz）在印尼做的農業生態史研究，他的「深描法」（thick description）迥異於實證主義的「淺描」，田野筆記竟有優美的文學筆觸，如同徐志摩說的「濃得化不開」，必須細品才能體會出它濃郁的醇味，卻又條理清晰，沒有以詞害意。我遍讀了以現象學為主的社會學家伯格（Peter Berger），他求取因果規律和文化意義的平衡，著作深入淺出，很有說服力；他不只是停在知識論層面說事，更有許多經驗性分析研究，是可供模仿的範例。這些都是促使我從實證主義轉向到現象學的契機。

米爾斯對我的影響不止於建立研究旨趣與風格，《社會學的想像力》有一篇四十七頁的附錄——〈論知識的工藝境界〉，這是我畢生受益最多的具體治學竅門。他舉了大量的例子現身說法，從做讀書卡片，到如何開拓對概念、對人性的敏銳度，由歸類到成型，「抓兩頭看中間」，時刻在歷史脈絡和全球視野的座標交叉比較，以至於寫作明曉暢達，每一帖藥都是刺激想像力的良方。他立足於古典的社會分析，宣示知識人與社會、政治、歷史的關係，最終是要達到學術獨立而自由自在的藝術境界。這篇附錄我讀過幾十遍，而且不斷在實踐中揣摩，直到內化為自己的思考習慣。除了開拓想像力，還要與學術紀律取得平衡；想像力引入某些聯繫，引出某些問題，最後必須接受嚴格的邏輯和證據檢驗。以後我教書，總一再推薦給學生讀這本書，尤其是這篇附錄。

前面說過，我對勒納、施拉姆和羅傑斯以「現代化理論」為依託的著作本來就非常熟悉。他們一致肯定傳媒是促進第三世界的政治整合、經濟發展與文化自主的觸媒，所以必須維護「資訊的自由暢通」。我對這個理論有贊成有懷疑。接著我開始接觸美國左派的政治經濟分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席勒（Herbert I. Schiller），他說美國傳媒其實就是美國海外霸權擴張的馬前卒，致使國際資訊秩序嚴重失衡，無論是內容輸出或體制外銷，它們灌輸著資本主義的消費意識，是文化侵略的表徵。此外，普爾自稱是「軟性的」科技決定論者，他說，國際資訊之所以分配失衡，歸咎於科技瓶頸，如今新媒體載量多，速度快，失衡的問題當可迎刃而解。席勒卻說新媒體其實為虎作倀，使得美國和跨國公司更進一步支配全球的資訊。兩種觀點與立場不但南轅北轍，簡直針鋒相對，到底孰是孰非？我也為此困擾很久。很多年以後，我悟到若以《易經》的道理來理解，這兩種說法如同一陰一陽，然更有趣的應該是「陽中有陰，陰中有陽」，它們有互涵互斥的關係，所以不要把理論片面化或絕對化。這是後來我從體驗中不斷強調社會科學「條件性」的緣故。

我從傳播的著作，回溯源頭去閱讀「現代化理論」，同時仔細廣泛閱讀拉美激進學者提出的「依賴理論」。依賴理論是現代化理論的對立面，它要解釋為什麼拉丁美洲（乃至第三世界）經濟發展遲滯？第一派以政治經濟學家法蘭克（Andre Gunder Frank）的外因論為代表，他受到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影響，認為第三世界所以無法發展，是因為第一世界長期強取豪奪，剝削殆盡。他的方法是實證主義式的，有簡單化之嫌；他的立場與「現代化理論」對立，方法論上卻異曲同工。第二派是韋伯式社會學家卡多索（Fernando H. Cardoso）的內因論，他從內部階級的合縱連橫開始，聯繫到國際政治經濟結構產生的制約條件，也就是外因要透過內因才能起作用。他提出「依賴發展」的視野（他不願稱之為形式化的「理論」），認為有些國家（如巴西）一方面依賴國際結構，一方面經濟獲得發展，既依賴又發展同時並進。卡多索後來當選巴西總統，「依賴發展」對於後來的學者研究「半邊陲」國家（如墨西哥、阿根廷和「亞洲四小龍」）很有啟發。我以這些理論文獻為基礎，不斷聯繫到國際傳播的主題和案例，成為構思博士論文的養料。

第三年考完資格試，第四年我到處旁聽課，並開始閱讀大量的書籍、期刊和資料，做了滿滿兩大箱的讀書卡片，不斷排比，而且反覆琢磨米爾斯提示的方法，以開拓想像力，力圖在這些卡片中建立聯繫和脈絡。我從《美國社會學期刊》找到一篇極佳的通論（review essay），然後按圖索驥，自擬詳細的書單，包括現代化理論和依賴理論的各重要派別和作者，以及「國際資訊與傳播新秩序」辯論雙方兩造的著作，一本本一篇篇讀下來，每隔一陣子便檢查進度，務求避免漏掉重要的文獻。我自勉全面掌握這個領域的文獻，要與社會系最好的學生比肩。我的書架上保留著一些當年在冰天雪地夜闌人靜燈下苦讀的書，捨不得流失，大概是為了捕捉年輕時代的記憶，但這次退休大搬家勢必要割捨了。在這以後的學術歲月裡，但凡要進入不熟悉的領域以前，我總是先找一篇好的通論性導讀，以便瞭解各種理論場域的邊界和相互關係。

第四年結束第五年開始，猛然有點心慌，再不動筆寫論文怕畢不了業了。擰上寫作的發條以後，鐘錶就滴滴答答動起來了。我從第三章開始寫，然後寫第二章。寫完第二章，克萊恩教授說，你這篇論文可以出書。論文委員會上的社會系和政治系教授也鼓勵有加。我不止吃了定心丸，簡直像吃了鴉片煙；我沒有吃過鴉片，不曉得它怎樣令人飄飄然，反正我的世界大放光明，彷彿怎麼忙都不會累。在這以前，論文必須戰戰兢兢地打字，研究生院派人一張一張檢查，只要打錯一個字就得整張重打，是吃力不討好的勞動。碰巧我那年開始，大學開始接受用電腦寫博士論文。個人電腦尚未出現，我只能午夜時分跑到電腦中心，在角落占領一個終端機，由終端機連通碩大的電腦，整夜在那邊寫作，直到清晨那些「早鳥」來報到我才回家睡覺。因為我已積存兩大箱卡片，思路想得差不多了，每天平均固定寫作二十頁，寫完以後不斷修改，整篇論文歷時三、四個月完稿。

我要插幾句話，與各位同學分享我的寫作經驗：你們寫論文，最好攔腰一截，從中間寫起，因為那些是最具體的材料，平鋪直敘，好寫。等寫完中間部分，再寫結論，最後回去寫第一章，這時要你交代全篇的旨趣和問題，自然駕輕就熟。要是硬從第一章寫起，思路沒有理清，還要絞盡腦汁想擠出一些「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話，保證你想整晚也寫不出一段言之有物的東西；何況寫到後面幾章，觀點和分析必然和當初預想的不同，那就勢必動搖第一章的基礎了。請你們記住：文章不是「寫」出來的，是「改」出來的。所以你們起初稿時，不要抱著「完美主義」的心態字斟句酌，最好一氣呵成把整個想法寫下來，別管它是好壞精粗。有了第一稿以後，再慢慢琢磨、修改、增刪，這樣分段作業，可以減低你的心理壓力和腦力負荷。有了蹩腳的第一稿，就可能磨出較不蹩腳的第二稿，因為你已經知道哪些地方不好，哪些地方該怎麼改了。寫作有如西洋油畫，可以一筆一筆添改顏色，不像中國傳統文人在宣紙上寫水墨畫，一旦落筆就難以改動。在改文章的時候，眼看著模糊的東西愈改愈清晰，脈絡愈梳理愈有致，以至文從字順，這是令人享受而著迷的過程。（莫扎特和貝多芬同為千古不朽的作曲家，但上帝通過「神人」莫扎特寫的樂稿一片明淨，而貝多芬的樂稿則千錘百煉，改了又改，潦草凌亂。在寫作的道路上，我無力跟隨莫扎特，寧願一步步勉強學習貝多芬。我的腦中也常浮現曠世雕塑家米開蘭基羅一刀大砍一刀小琢「大衛」的景象。這種「想像」常給我一種精神鼓舞的力量。）

圖9　我的第一本著作《媒介帝國主義再商榷》（1980），脫胎自博士論文，承卡茨賜序。

回到我的博士論文《媒介帝國主義再商榷》，到底寫些什麼？我參加自由多元派的「資訊自由流通」和激進派的「媒介帝國主義」的辯論，把它們的論旨加以排比，提出下面三個問題，以為分析全球廣播電視同質化的綱領：

　　（一）跨國媒介擴張的「引擎」：自由派認為美國以其市場優勢向外尋求最大利益，激進派認為是先進資本主義的內部矛盾，產生「軍事工業複合體」。
　　（二）媒介依賴的後果：自由派認為初期必須依賴外國，然後從學習中加強自身實力，達到相對自主的目的；激進派認為，一味依賴下去，只能造成更根深蒂固的依賴而無法拔除。
　　（三）媒介政策：自由派倡議第三世界與西方國家保持開放互動，激進派主張第三世界從國際資本制度及其主流文化撤退。

這兩個貌似水火不容的論旨，在我看來其實是一種「悖論」（paradox）：我不相信哪個說法是壟斷真理的；我認為，對不同處境和不同條件的國家而言，兩邊的說法各自言之成理，各有各的解釋力。我還做了幾個個案研究來闡述這個道理。從辯證的角度來說，「資訊自由暢通」是「正」，「文化（媒介）帝國主義」是「反」，合起來的話，我的結論是必須營造自由而平等的國際資訊新秩序，兩者缺一不可。同一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馬克布萊德委員會發表一份報告，提倡「多種聲音，一個世界」，我的結論與它的精神不謀而合。這篇博士論文的取徑，事後想起來，應該受到米爾斯、蓋姆森和伯格這一脈風格的潛移默化。論文完成於1978年，系裡出資複印五十本，廣寄行內著名學者，徵求修改意見，得到他們正面的評價；系裡還資助我去紐約和好萊塢，訪問各大影視公司負責外銷的副總裁。兩年後書正式出版，承卡茨惠賜一序。這本書開啟我的學術生涯。

密西根大學是研究當代中國的重鎮，據我所知前後至少有四位政治學家曾在白宮制訂對華政策。我念書那五年，懷庭（Allen S. Whiting）和奧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教授在學官之間。各位大概想不到，密大東亞圖書館收藏全世界最多的紅衛兵小報。在那個騷動的特殊年代，我沒有跟上時髦的列車研究中國。「中國通」有專家的傲慢，但其實這是相當危險的行當，因為我靠直覺常懷疑他們的判斷是錯誤的。「文革」期間，「中國通」只能霧裡看花，挖點《人民日報》的東西捕風捉影，上線上綱。周恩來1976年去世後，華國鋒接任總理，出乎外界的意外，密大的一位權威向《新聞週刊》解釋，鄧小平讓位給華國鋒，自己等著接毛澤東做黨主席。鄧小平在「反擊右傾翻案風」被打下臺，直到他第三度復出，這兩位「中國通」對局勢的闡釋完全相反，簡直是信口開河嘛。他們對中國政局的感覺還不如一般香港的觀察家。我對中國發生興趣，是「文革」結束到香港教書以後了。

三、馬料水的「雲起軒」大學

1978年8月，我們抱了兩個學位（夫婦同獲密西根大學博士）、一個出生八週的男嬰，加上滿腹希望，到沙田馬料水向香港中文大學報到。我原來想回去政大，但母校沒有空缺，我乾脆轉進到香港追隨施拉姆。他在東西方中心再度退休，願意到香港中文大學任胡文虎講座教授，應承三年合同。他信以為可以在香港成立跨亞洲第一個傳播學博士課程，到達以後才知道香港的學制僵硬，人家先前「誤導」他的條件根本不可能存在，事與願違，僅僅十四個月便悻悻然打道回檀香山了。

我在寫博士論文的時候，向中大投函，申請講師（英制）教職，一切說得好好的。眼看畢業的腳步愈來愈近，卻久久沒有音信，查問也不得要領，過了一陣子突然又接得聘書。原來這裡面另有文章。施拉姆應聘時，大學當局召開記者會大肆宣揚，豈料他不到半途就要離開，校方十分尷尬。系裡的人事結構又相當「異常」，除了一個講座教授高高在上，中間沒有教授和高級講師，剩下的幾乎是清一色沒有實任（可以隨時被解聘）的講師和副講師，校方頗為不悅，因而扣留我的講師任命。為了這件事，施拉姆親自出面去見李卓敏校長，告訴他「我認得這個學生，他是很優秀的」，校方終於放行。這是事後施拉姆跟我不經意透露的內情，我也未曾為外人道也，這是第一次公開。

我們和施拉姆重疊兩個多月，還寄宿過他家。他早起在蜿蜒起伏的校園慢跑，早餐豐盛，但中午就是一個橘子一個蘋果，數十年如此。晚飯喝點紅酒，八點開始工作忙到半夜。（我剛到密西根大學時，也曾寄宿羅傑斯的地下室，他過了午夜還在勤奮寫作，常聽到他的腳步聲，去開冰箱倒廉價的紅酒喝。我可以見證，成功的學者沒有不用功的。）施拉姆總是第一個到辦公室，最後一個離開。只見他念念有詞，手指在IBM打字機鍵盤上飛舞，我手寫我口，文字淺顯易懂，口語化，卻優美而有味道。他年輕時寫短篇小說，得過歐亨利獎，被選入中學教材，幾十年後還偶爾接到版稅。他一邊埋頭寫作，有時從打字機抬起頭，以他那在教會唱詩班雄渾男中音的歌喉低哼一曲。他告訴我，他成功的要訣是選對了題目。我問他怎麼看待批評者？他說：「我心坦然，我已經向學術的高峰邁進了一步。」學術批評是常態，他的反應也是坦蕩蕩的。

施拉姆從東西方中心退休的時候，各階段門生故舊合撰一本書——《傳播研究：半個世紀的評估》，從不同領域闡釋他的卓越貢獻。他送我這本書，署上1978年9月9日，正與我們的結婚紀念日巧合——1972年9月9日，我們在夏威夷東西方中心優雅的日本花園結婚。他在書上題詞說：「贈給李金銓，但望他和中文大學增進彼此的偉大與快樂，並建議他的妻子立即為其傳記做筆記（見頁297）。」翻到第297頁，是施拉姆夫人對他充滿溫馨的回憶。1987年，在他去世以前一週，我還接到他的信。我常懷念他。如今，美國學生已茫然不知施拉姆、勒納、羅傑斯和查菲是誰了。在無涯的學海面前，人人都是渺小的泡沫，所以只能求心安理得罷了。生前盛名是速朽的，各領風騷三十年就不錯了，後浪推前浪是擋不住的定律。

圖10　初抵香港，與施拉姆合影（1978）。後排右起是朱立和作者。

圖11　施拉姆給我的贈言手跡（1978）。

圖12　在啟德機場送施拉姆返美（1978）。

香港開埠以來只有一所香港大學，是培植殖民地官員的搖籃。港英政府公然在華人社會歧視中文，英文是唯一的法定語言，法庭用英文，港大用英文，政府公告用英文。上個世紀60年代，終於爆發一場中文合法化運動，總算逼使港英政府從善如流，合併崇基學院、聯合書院和新亞書院成為香港中文大學。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在英文沒有問題，但在中文有很多歧義（中國人、華人、中文、華文、中華、華夏），最後採納錢穆的建議以「香港中文大學」命名。中大號稱雙語並重，上課畢竟以中文為主。大學初創，成員書院品流複雜，人事傾軋，最近我陸續看到一些新出土的回憶錄，記敘當年大學整合過程之艱辛。我分配到錢穆創立的新亞書院，洋溢著士大夫花果飄零的氣氛，著重中國文化的海外傳承。新亞校歌說「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現在校友高呼維護中大精神，何嘗不是維護艱苦卓絕的新亞精神？我在新亞書院的時候，金耀基院長力圖奮進，請來許多名家演講，我親炙過錢穆、李約瑟（Joseph Needham）、狄培理（William Theodore deBary）、小川環樹、錢偉長、劉海粟諸先生的風采。

在中大四年期間（1978-1982），一幕又一幕的中國政治變化在眼前展開：「四人幫」垮臺，「文革」結束，鄧小平復出，香港回歸開始逐漸走上議程，風聲益緊。新亞書院的「民主牆」上，天天都貼滿了各種嚴肅的政治辯論——中國何去何從？在一種論調旁邊貼著另一種論調，今天的大字報明天就被新的大字報糊上，駐足圍觀、熱烈討論的人很多。位處偏僻而清淨的中大校園內，到處有各種演講活動，師生充滿了激情與理想。《人民日報》空前絕後，精彩絕倫，一邊打擊極左遺毒，不斷刊登老幹部（包括鄧小平）在文革期間被「四人幫」蹂躪的回憶文章，一邊又批評頂著教條為令箭的所謂「凡是派」，高潮起伏。我對中國研究的興趣肇始於此。香港當年有幾十家報紙，左中右立場都有，加上狗經、馬經、娛樂甚至黃色報充斥。我每天看七、八份立場鮮明的報紙，十分過癮。日後我研究中國媒介和香港回歸，是和這段因緣與氛圍息息相關的。這些報紙如今關的關，併的併，能存活下來的很少了。

施拉姆離開中大，留下的碩士課程由朱立和我兩位資淺講師承乏接替。說「承乏」不是客氣，而是實況。我因緣際會，從1978到1982年，先後指導李少南、陳韜文、蘇鑰機等人的碩士論文。他們留學美國歸來以後，青出於藍，先後出任該院前三屆院長。（第四屆院長馮應謙，是我在明尼蘇達大學指導的博士。第五任的李立峰與我有兩段因緣，90年代中後期我回到中大客座時教過他，本世紀初他學成歸來，我聘他到城市大學成為同事，後來他又回中大。）我的年紀略長於學生，又剛出校門，有用不完的精力，和他們鎮日打成一片，爾後幾十年誼兼師友。我非「伯樂」，很少人像我這麼幸運，一畢業就與「千里馬」有教學相長之樂。還有一件趣事：上個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英出版界突現奇葩，一連串「傳播社會學」的著作紛紛問世，是60年代「新左運動」餘波蕩漾所醞釀出來的學術成果，而新亞圖書館這些傳播社會學的書都是我推薦的，每本書後面的借書單都只蓋一個圖章，因為只有我借閱。

中大當時只有五千學生的規模，每班不超出二十五人，多年以後我幾乎還叫得出早年學生的名字。港英政府嚴格控制學額，兩家大學學生是挑了又挑的精英，他們畢業以後多數有很好的機會。我教「大眾傳播理論」，第一年與人合教，我逐週寫出後半部的講稿；第二年單獨再教，寫出上半部；第三、四年單獨教時，又兩次修訂，最後出版為《大眾傳播理論：社會，媒介，人》，「用廣角鏡或『新藝拉瑪』攝影術的方式作為起點來探視大眾傳播的景象」（業師徐佳士先生語），有別於施拉姆《人，信息，媒介》的取徑。出版社一再印刷，至今仍是臺灣學生的主要教科書。我當然是認真寫的，但教科書只是供人踩過的踏板，不能代表我的學術成就。專門著作的學術價值高得多，卻是訴諸小眾的，我這本教科書遠比我任何學術專著知者更多；連晚一輩的大陸學者都告訴我，他們在「港臺特藏室」看到此書而受到啟蒙。猶如我自己讀了徐佳士老師沿著施拉姆的路子所寫的《大眾傳播理論》，而對傳播學萌生興趣。歷史真是充滿了偶然。

圖13　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雲起軒。

新亞書院位居校園的山頂，大概是香港的「最高學府」。新亞有許多外省老師，不會說粵語，吃不慣廣東飯，書院要工友供應簡單的麵食午餐，他們也小賺外快。同事們聚在「雲起軒」，掛的匾是饒宗頤先生的題字。我們在進門處長期霸占一張檯子，號稱「天下第一桌」。創校的李卓敏校長剛退休，繼任的馬臨校長在一個場合告訴我們，書好好教，研究多做少做沒有關係。研究壓力小，大家多的是時間，在「天下第一桌」高談闊論，針砭人事，每頓飯擺起龍門陣至少兩個鐘頭，令初出茅廬如我者茅塞頓開。縱然是天南地北閒聊，文人不可能完全言不及義，總要觸及學問的邊和角，舉凡西方漢學、中國政局、儒法之爭、審判「四人幫」、資治通鑑、宋代書院、西學東漸、李約瑟問題、哈伯馬斯、後現代、分析哲學、自由主義、朱熹、胡適、錢穆、陳寅恪、馮友蘭、費正清、費孝通、殷海光、《金瓶梅》、壯族、地方誌，簡直形形色色，無所不包。凡是聽不懂的，我回去立刻找書補課。四年下來，不啻獲得一個無形的通識學位，深感美國主流的傳播研究格局未免太小器了，等我回去明尼蘇達大學任教，已是胸有成竹，我的路數蓋上了「雲起軒大學」的烙印。「天下第一桌」的常客包括勞思光、劉述先、金耀基、孫述宇、林聰標、金聖華、孫國棟、魏大公、李弘褀、朱立、閩建蜀、逯耀東、喬健、謝劍等。不知當年的桌友怎麼想，至少對我而言那是一段不回頭的美好記憶。

我在中大教書第三年，明尼蘇達大學已決定聘我為實任副教授，在中大校園是大新聞。我繼續在香港等待移民簽證，又拖了一年才啟程。1978年我們抱著兩個月大的兒子居安到香港，1982年抱著八個月大的女兒居明去美國。太太顏嘉琪也是密西根大學博士，原在中大教育學院任教，但為了我自私的選擇，放棄她的事業跟我遠渡太平洋彼岸，並決定居家四年，全心照顧兒女。四年後她考上專業執照，在明大成為出色的心理師。她這輩子不斷為我而奔波而犧牲，這只是剛剛開始而已。而居安和居明長大以後，也都堅持要念密西根大學，全家四口都為密西根的足球隊加油，這是我們家庭的佳話。

四、明尼蘇達：北國的故鄉
明尼蘇達大學為我破了兩個例。一是提早三年聘請我為實任副教授，主要是看重我從博士論文脫胎出版的《媒介帝國主義再商榷》。第二個破例：新聞與大眾傳播學院成立五十年，所有教員只有我的母語不是英語。早年美國新聞傳播學界四大重鎮為威斯康辛、伊利諾、明尼蘇達和斯坦福，1982年風氣仍未大開，聘請非英語系的外國人來新聞系任教彷如天下大事，相信大家眼睜睜打量我到底行不行。

我匆忙去明大報到，距離開學只剩兩週。研究生的傳播理論討論課教些什麼好？我本想教新興的媒介社會學，但已有同事捷足先登了。我海運的書還在太平洋途中旅行，我又要安家，急急忙忙憑著印象寫出一個教案。我以前讀過很多結構功能論，後來又陸續涉獵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各流派，不如就聚焦在社會理論和媒介研究的交光互影。第一學期教下來，口碑一旦建立，此後每年吸引不少本系和外系的學生選修。這門課我連續教了二十多年，不斷擴充、細化和加深內容，回溯芝加哥學派的指導思想實踐主義、哥倫比亞學派的結構功能論，又探討左翼政治經濟學和英美文化研究內外派別的異同，旁及各種知識論和方法論。我開另一門國際傳播的研究生討論課，也是從國際政治和區域研究找了大量的閱讀材料，再聯繫到傳媒研究。我與這兩門課一起成長，隨時警戒自己莫因做專題研究而眼光變窄。

圖14　明大資深同事蒂奇纳（左）與兩位鄉村社會學家合作數十年。

克萊恩和我同年離開密西根，接掌明大新聞與大眾傳播學院。他鼓勵我去申請教職，但為了避嫌他完全不介入遴選過程。我在三十二人中脫穎而出，全靠資深教授蒂奇納（Phillip Tichenor）在委員會上一錘定音，據說他細讀我的書後，頗贊許我的結構分析。後來我們成為同事，來往密切，我向他學習很多。他是我平生所見最講程序正義和公平原則的人，而且身體力行。美國是高度個人主義的國家，最崇拜白手起家的英雄，傳播研究的主流也是以個人為導向。蒂奇納和另外兩位鄉村社會學的同事以結構功能論為基底，1970年代初從社區研究提出結構模式。他們的成名作是分析結構因素（社會經濟地位）擴大「知識鴻溝」，有如經濟學上「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原理。光這樣說似無驚人之處，但他們另有一篇重要的文章，命題是知識鴻溝固然可以擴大，然而在特殊的「條件」下（例如衝突性議題、社區結構）也可以縮小。這個「條件說」對我很有啟發。然而有一次我問他，你動不動講結構，人跑到哪裡去了？他說人已經被結構吸納了。我不能接受結構這樣抹煞個人的能動性，這是結構的「過度決定」（overdetermination）。我寧可相信現象學，注意「人」（能動性）與「勢」（結構）的互動關係，而結構又是多層次互相重疊的，解決一層的結構未必解決另一層的結構或整體結構。

這個階段對我最有吸引力的是薩依德（Edward W. Said）。我先接觸他一語雙關的《報導╱遮蔽的伊斯蘭》，他分析西方國家的媒介以國家利益為依歸，既「報導」又「遮蔽」伊斯蘭教及伊斯蘭國家，把複雜矛盾的現實簡單化約、本質化甚至妖魔化，彷彿整個伊斯蘭世界都凍結在幾個永不改變的特徵（例如保守宿命，以致無法自贖），然後形成與西方二元對立的敘述。接著我開始反覆閱讀《東方主義》和《文化與帝國主義》，他從英法美文學藝術的文本出發，聯繫到政經結構和意識形態的歷史脈絡。他的視野寬廣宏富，既批判又不自憐，始終以世界精神和人文關懷為立足點，而以「啟蒙」和「解放」為宗旨。他是專業學者、文學批評大家、文化人、公共知識人和政治活動家，其理論視野受到早期傅柯（Michel Foucault）關於「話語」（discourse）以及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闡釋葛蘭西「霸權」（hegemony）的影響，開啟「後殖民主義」的先河，影響遍及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各個領域。儘管他分析的許多西方文本（包括文學、小說、歌劇、藝術）我並不熟悉，我還是不斷揣摩他的立論和方法，對我研究國際傳播有長遠而深刻的影響。我對心儀的作者，一向幾乎讀遍他們的著作，所以薩依德的其他書、論文、自傳、政論乃至樂評，我都讀得津津有味。

我是1982年到明大的，2004年才正式退休離職。人生沒有幾個22年，何況正當黃金壯年，子女都在那邊長大，我們交了很多朋友，留下各種難忘的記憶，能不認為這是我們在北國的家鄉嗎？其實這22年間，我先後離開過三次：第一次是1986年，放一年學術假回臺北；第二次在香港回歸前後，到中文大學三年（1994-1995，1996-1998）；第三次，先到香港城市大學客座兩年（2002-2004），試探水溫以後才決定「落戶」。我在明大期間，多數碩士博士生都修過我的傳播理論或國際傳播討論課，我教過和指導過的學生來自美國、日本、韓國、馬來西亞、印度、瑞典、挪威、德國、波蘭、伊朗、南斯拉夫、突尼西亞、約旦、沙特阿拉伯、伊索比亞，當然也包括中國大陸和臺灣、香港，煞像一個「迷你聯合國」了，這是我在亞洲不可能複製的經驗。最哀痛的是失去我的老師兼好友克萊恩（1986），他因病英年早逝，歿於四十九歲生日，老天未免太會開黑色的玩笑了。若假以天年，他在學術行政上必有更大的建樹。在他以後，沒人有他的魅力，學院領導難以為繼，長期陷入不穩定狀態。

1986年舉家回臺一年，我在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客座，兒子就讀胡適國小三年級，女兒進幼稚園，太太在臺大醫院做兒童心理治療師。這是我1971年離臺以後回去住得最久的一年。臺灣正在解嚴蛻變前夕，新舊勢力交鋒，我的朋友多已位居報館高層，紛紛要我撰寫政評，我把十五年來累積的話一吐為快，引出不少漣漪，許多知識人和新聞人讚我說出他們的話，但兩家軍報卻撰文圍剿我。好在政治土壤鬆動了，帽子店的生意愈做愈淡，如春耕以前的翻土，連軍報和國民黨政府內部的人都私下打電話鼓勵我再接再厲，不要洩氣。這些政論文章最後結集為《新聞的政治，政治的新聞》，獲選為《中國時報》年度十大好書之一。

《中國時報》是當時最好的報紙，創辦人余紀忠先生是國民黨中常委，黨內的開明派，它的社論是測量政治氣候變化最敏感的溫度計。余先生以愛才出名，只問才幹，不計背景。他盡其所能，與情治單位周旋，保護有「反骨」的政治記者。他重金從別的報紙挖角，不次拔擢，甚至去同仁雜誌和大學社團刊物探勘人才。但也有人批評他太精明，愛才而不惜才，新人換舊人的速度很快，以致「時報退除役官兵」遍布社會各界。余先生倒是一直寬容待我，而且有恩於我。我那陣子寫的政論有三大要旨：一是譴責某些媒介違背事實，蒙蔽真相，破壞公信；二是鼓吹政治順應時代潮流，加快言論開放的速度和範圍；三是呼籲在解除報禁以前，應該立法限制市場壟斷，以建立公平競爭的遊戲規則。當時兩大報系合占報業市場的三分之二，而三家電視臺又分別是黨政軍三股勢力的禁臠。余先生對我的言論不以為忤，他說《中國時報》報系的市場擴張是時局造成的。他還多次請我去他府上吃常州的家常飯。

他老人家曾經四度紆尊降貴，慫恿我加盟《中國時報》。第一次，我還在密西根大學念書，碰到福特總統競選連任失敗，回母校擔任一個月的短期訪問教授，他與十多位教師做了小範圍的早餐座談。（侍者端來一盤安檢過的美式早餐，福特總統幾乎整盤未動，只抓一片麵包咬在口裡，其他人取用簡單的歐陸早點。）我忝為唯一的學生代表，事後寫了一篇通訊稿〈福特總統的一堂早課〉，寄給總編輯歐陽醇老師。余先生讀後深為嘉許，當即希望我畢業後去報館當副總編輯。第二次，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書時，他要我兼任駐港特派員，我以違反大學規定婉辭。第三次是1986年在中央研究院客座一年，他要我期滿以後留下來。1991年我回臺做研究，有一天深夜去看他，他又舊議重提。我既然進了學術界，就不好隨便轉移跑道，但幾十年來我始終在學術界看新聞圈，而未曾忘情於新聞。余先生的好意我無以為報，整個1990年代期間，我只能多寫評論文章報答他。臺北編輯部來一通電話，提供背景資料，我就開工寫一篇評論傳真回去。

1980年代初，我剛剛從香港到明大，余先生在紐約創辦《美洲中國時報》，因為言論開放，立場開明，發展勢頭相當火旺，竟觸怒國民黨內部保守派的政敵，他們聯手在中常會以莫須有的罪名圍攻他。當局執意派黨部「信得過」的人去當總編輯，余先生寧願打落牙齒和血吞，斷然結束該報的生命，財務和人才損失慘重，每當和我們後輩提起這件事仍憤憤然。1986-1987年間，眼看解除戒嚴、開放報禁在即，他以老邁之年，卻像年輕人一樣野心勃勃，志氣昂揚，一心想回北美洲大顯身手，可能也有雪當年之恥的意味，可惜後來不知何故未遂。1989年他突然主動提議，要捐助我一筆經費，在明大成立「時報社會與媒介研究中心」。我提三項合作的條件，他都爽快一口答應：一是學術獨立，按照美國大學的方式辦事，不能干預；二是言論自由，要信任我的判斷力，不能限制我講什麼，不講什麼；三是文化中國，不是政治中國。

圖15　我在明大主編的叢書之一：《中國的聲音：政治與新聞的交光互影》（1990）。

圖16　叢書之二：《中國的傳媒，傳媒的中國》（1994）。

圖17　叢書之三：《錢、權力與媒介：文化中國的科層控制與傳播形態》（2000）。

圖18　叢書之四：《中國傳媒，全球脈絡》（2003）。

「時報中心」維持十二年，做了一些事，最重要的是拓展中國傳媒研究的疆域，提高它的學術能見度。美國有「門羅主義」的文化孤立傳統，而又睥睨天下，凡是探討外國的學問皆被編制在化外的「區域研究」（如東亞研究），而不是放在主流學科建制（如社會學）之內。國際傳播是邊緣的，中國傳媒更是邊緣的邊緣，根本不足為奇。在我讀書期間，由新聞傳播出身的學者研究中國傳媒的，做得好的不多，做得比較好的是政治學家，但他們回到政治學的範圍卻也是邊緣的。這是特殊政治文化的產物，在學術上沒有道理可說。但我這個人一旦認定對的事，就不管它是中心還是邊緣，總是勇往直前，因此盡心盡力辦了幾次高品質的會議，邀請研究中國的著名政治、社會、歷史、法律學家來剖析傳媒。我一向反對傳媒研究關起門蠻幹，有意引進其他老資格學科的理論視野，至少在早期可以救濟傳播領域的貧乏。以別人的肥料灌溉自己的園地，這個「周邊包抄」的迂迴策略，把中國傳媒研究帶出傳統的窄圈，成為人文與社會科學風景線的一環。

將近十五年，時報中心結集會議論文，出版了四本主題連貫的叢書。第一本書《中國的聲音：政治與新聞的交光互影》（1990），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院長黃煜教授當時在英國念書，他事後告訴我，初見此書時，大有驚豔和觸電的感覺。第二本書《中國的傳媒，傳媒的中國》（1994），延續第一本書的特色，結合學者和記者的對話，一個主題是分析改革開放以後傳媒結構和內容的變化，另一個主題是回顧美國媒介報導中國所呈現的歷史映射。第三本《錢、權力與媒介：文化中國的科層控制與傳播形態》（2000），則更加深入探討媒介的政治經濟互動，作者群中增加不少同輩和下輩華裔學者的面孔。第四本《中國傳媒，全球脈絡》（2003）與時俱進，分析中國進入世界貿易組織與全球化接軌以後，傳媒如何因應新情勢。這套叢書在我的學術生命史上——尤其是在明尼蘇達的歲月裡——是不可磨滅的印記。我有幸在某個歷史階段發揮觸媒作用，為學術發展及時搭幾座堅固的橋梁，飲水思源，這是余紀忠先生給我的機會。

這四本書對於美國的中國傳媒研究具有指標作用，也至少有五個階段性的貢獻。第一，它們代表學者與記者別開生面的對話。作者群的層面廣泛，赫赫有名的學者不說，美國頂尖媒介（如《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和《華盛頓郵報》）派駐中國的記者也撥冗參加，參與者還有對華政策的制訂者，也有同政策者打交道的智庫學者——這些大忙人，五湖四海，要會合起來做一件事，有賴精心策劃，鍥而不捨溝通，絕對是心力交瘁的考驗。第二，作者的背景不同，但我們特別強調緊扣深刻的問題意識，這套叢書早已超出簡單敘述，也超出以往僵化的冷戰思維，共同把中國傳媒研究的境界推上另一個臺階。第三，它們代表跨文化、跨學科的交流，一方面涵蓋有代表性的美國和華裔學者與記者，一方面又橫跨新聞、政治、歷史、科技和法律各領域。無論橫通或縱貫，都聚焦在特定的問題上面，不能如脫韁野馬各說各話。第四，這四本書不啻記錄了時代變化的一鱗半爪，關注的深層問題始終聚焦於新聞媒介的政治經濟生態與影響，但分析議題則緊跟國內國外國際情勢的發展而變化，也隨著中國日漸開放而加深。第五，這四本書自成一系列，在美國著名出版社連續密集出現，既為中國傳媒研究在英文世界建立基本文獻，更是提高它在學界的普遍認受性（legitimacy），一般學者再也不能嗤之以鼻了。今天中國傳媒研究行情陡漲，比起我入行時的冷遇不可同日而語；中國傳媒研究的地位上升，當然與中國崛起息息相關，但我相信我們這一代人的努力沒有白費。

我在明大時期，還無意中做了一件「前人種樹，後人乘涼」的事。1990年國際傳播學會（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CA）在明尼亞波里斯召開年會，參加會議的華裔學者不消雙手就數完了，我記得不出十五人。我們坐下來聊天，好像是張讚國說不如趁機成立「國際中華傳播學會」（Chinese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CCA），聯絡情誼，甚至開拓學術合作的可能。大概是因為在我們的地盤開會，又以我最年長，所以被推上去做了兩任光桿會長，四年後才交棒給更能幹有為的朋友們。歷任會長的名單串起來，就是一個光鮮傲人的譜系。最初的通訊主編是普度大學劉端裕，印刷和郵寄費用由明大的時報中心資助。尤其值得一提的「功勳」是：我們積極遊說國際傳播學會、新聞與大眾傳播教育學會，以及後來的全國傳播學會，爭取到每年年會撥專場給CCA宣讀論文。會後大家依照慣例，抽空聚餐，舊雨新知，彼此結緣，行之有年。這個出身寒微的「丫頭」，不期然已經廿八年華了，婀娜多姿，開枝散葉，不僅數代人才輩出，更像一條無形的文化臍帶，跨越並聯繫著太平洋兩岸的學府與學人。專屬的「微信群」已滿五百人，熱鬧非凡。現在CCA輪流與各大學合辦接待會，除了財源有保障，也是大學宣傳和個人求職的好平臺。國際傳播學會在布拉格開2018年會，參加的華人學者很多，和1990年的稀疏相比直如天壤之別。CCA趁著ICA開會外會，頒賜給我「終身成就獎」，這是對「資深公民」的溫馨獎勵了。

五、再續香港因緣，見證回歸

上個世紀80年代初離港赴美時，香港前途的陰影已經開始浮現。市場最怕不明朗，我們買的物業跌價一半，我們分期付出的款項是另一半，血本無歸，兩人在港工作四年的積蓄完全付諸東流。我們在美國從頭開始。香港主權從談判到回歸，提供活生生的社會實驗室，是研究者難逢的好機會。陳韜文和我合作寫了不少論文，最後成書在紐約出版，題目是《大眾傳媒與政治轉型：中國勢力範圍下的香港報業》（1991）。這本書聚焦於權力結構改變與傳媒互動的關係：
　　（一）從港英獨大的一元權力結構，轉變為港英政府與新華社（港澳工委,代表國務院港澳辦）勢均力敵的雙元權力結構，這個改變對香港報業的定位與認同有何影響？我們發現右派報紙逐漸式微，中間偏右的向中間靠攏，中間派各打五十板，左派應該抬頭但元氣尚未恢復。
　　（二）港英政府和新華社角逐權力，贏取民心，在這個的過程中，它們用什麼手段、有什麼資源對報紙展開統戰攻勢？立場各異的報紙如何回應中英雙方軟硬兼施的壓力？報紙的外部關係和內部作業有何改變？
　　（三）中英談判跌宕起伏，雙方不斷展開宣傳戰，報紙歷經「過山車」的心理試煉，如何在社論反應出來這種微妙的變化？

圖19　與陳韜文合著《大眾傳媒與政治轉型：中國勢力範圍下的香港報業》（1991）。

圖20　與陳韜文、潘忠黨、蘇鑰機合著《全球媒介奇觀：香港的新聞戰》（2002）。

我在1994年放一年學術假，回到中大。高錕校長聘我為講座教授，他希望我多駐留幾年，於是我1994-1995年按原計畫在中大，次年回明大，再請假兩年回中大，因此親眼見證香港回歸的前後。中英當局對峙甚至對罵不已，一幕連環戲在眼前不斷演出，數年後更是鬧到幾乎翻臉，這點點滴滴都變成我們觀察研究的對象。九七回歸的不確定性引發沸沸揚揚的移民潮，師資顯得青黃不接，一直到回歸以後，局面逐漸穩定下來，情況才陸續改善。高錕校長是科學家，謙謙君子，在那種騷動不安的大環境下堅定掌舵，特別重視學術研究，他把中大的國際地位提升了好幾個臺階。中大的崛起，固然拜賜於香港經濟社會高度成長，但高校長無疑建立了一塊重大的里程碑。他退休以後，榮獲諾貝爾獎，無論識者與不識者都引以為榮，可惜那時他已患病，不能享受這個終身的至高榮譽了。

時局變化迅速，觸發很多感想，每每發而為文，這是我寫政論的另一個高潮。我的主題一以貫之，總是圍繞著政治與新聞的互動關係。我在校園晨運時醞釀想法，邊散步邊打腹稿，上班時坐在電腦前一口氣寫出來，就傳真給報社。寫政論幫助我清理一些學術問題的關節，而學術觀點的發展也自然會滲透在政論之中。我寫報紙文章，不愛掉書袋，能夠直白講，就不繞圈子，也避免引述這個或那個權威以壯膽。我自期是學術與新聞的兩棲動物，有時也胡思亂想，倘若回報館當總編輯會怎麼樣。可惜因為一再拖延，這些文字錯過結集的時機，已成為過去式，即使再出版也沒有當年迫切的節奏感了。

那幾年，我體會到什麼是「滄海桑田」。沙田迎風搖曳的稻禾不見了，大片海域填得剩下一條城門河，政府宣傳在打造「新市鎮」，處處聳立一棟一棟高樓，擁擠如市區。從大學火車站旁邊的馬料水，已經不能悠哉悠哉划艇過吐露港，到對面的烏溪沙露營；而馬鞍山移山倒海，平添幾十萬人，蝸居在密密麻麻遮天蔽日的樓宇內。貝聿銘設計的低調和諧中大校園，逐漸夾雜了高聳突兀而色調不協調的大樓。電氣化火車呼嘯而過，取代了每小時一班燒煤炭、放黑煙的鐵皮火車。中大不斷擴招，班級人數膨脹，很難對得上學生的名字和面孔了。新亞書院舊貌不再，而雲起軒昔日「天下第一桌」的風光已成歷史。「民主牆」稀稀落落，不是國家發展、民主前途的宏大敘事，而是食堂校車等身邊生活瑣事。師生分拆到其他書院，這一回我配到校園另一角落的逸夫書院，形式大於實質，沒有太深的參與。

在這三年間，過從最密的是陳韜文、潘忠黨和蘇鑰機，我們幾乎每天碰頭一起吃中飯，談學術。九七年香港回歸，距離八九年風波記憶猶新，這也是柏林牆倒塌、冷戰結束以後東西方陣營第一次意識形態對壘，引得數千名各國記者前來這個彈丸之地採訪。其實，「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外國記者感興趣的是中國，不是香港。正當外國記者追逐新聞的時候，我們追逐這些記者。我們深度訪問了八個國家地區的七十六個記者，收集他們3900篇的報紙和電視報導，以抽絲剝繭的方式歸納其「意識形態束叢」（ideological packages），進而聯繫新聞視角到各國的國家利益與外交政策。這個碩大工程最後以英文寫成《全球媒介奇觀：香港的新聞戰》（2002）。回歸之前，外國記者假定「東方之珠」必然動盪不安，回歸之日發現平靜無事，他們反而必須找雞毛蒜皮的事填補。

我們發現整體光譜形成一場國際意識形態的話語角逐：中國強調雪洗自從鴉片戰爭以來150年的民族恥辱，香港和臺灣的報導以「文化中國」沖淡「政治中國」的調門；英國媒介緬懷昔日帝國的榮光，宣稱香港是「具有英國特色的中國人成功的故事」，但絕口不提鴉片戰爭，反而諷刺香港的難民源自動盪的中國；美國報導惋惜「東方之珠」送入「虎口」，美國必須挺身護衛香港的「自由民主」與生活方式，美國既非宗主國，卻有國際霸權的意識形態；澳大利亞媒介呼籲要採取獨立的外交政策，但報導充滿了反對中國的偏見，幾乎與美國無異；加拿大有大量香港移民，聲言香港回歸直如國內新聞的延長；日本最關心的是經濟，不是政治，以第三者旁觀的角度報導中美英的爭執，自己不介入其中。我在〈傳播研究的時空脈絡〉（2017）一文，即是以這個個案為引頭，進一步結合現象學，闡述（一）真實的多重建構，（二）局內人與局外人的辯證關係，以及（三）歷史脈絡和全球視野下的常與變、同與異。

正如東坡居士所形容的：雪泥鴻爪，各奔東西。九八年我如期返回明尼蘇達大學，不久潘忠黨也去了威斯康辛大學，陳韜文和蘇鑰機留在中大，但多年來我們一直懷念這個合作。在中大的第二段因緣中，我直接間接教過的李立峰（現任院長）和邱林川（副院長），已是蔚然有成的學者了。而我在明大指導的兩位博士馮應謙（第四任院長）和張詠（現任教於密蘇里大學，剛剛獲得美國新聞與大眾傳播教育學會的傑出教師獎），都曾有中大求學的背景。中大的傳承是溫暖的，有序的，也是源遠流長了。

六、最後的學術驛站：香港城市大學

我第二次到中大，家人留在明州，只要北國飄大雪下冰雹，我在香港不但惴惴不安，甚至有罪惡感。1998年合約期滿，中大留我常駐，我以家庭理由堅持要回明大；女兒還有兩年念大學，再不及時回去她都不認我了。中大極寬待，建議我請假兩年，等女兒讀大學再回來，但我不敢貿然接受。我回歸明大，香港城市大學立刻就伸出橄欖枝，我說剛回來沒有興趣。沒想到城大耐心「追」了我兩年。一直拂逆人家的好意，未免太無禮，所以2002年我答應來看看，以為是緩兵之計。但我終於熬不過張信剛校長的魅力，因此回去明大要求請假兩年。我從中大回去明大四年，又要到城大兩年，明大抱怨我怎麼老想往外跑，我答應下不為例。

翌年（2003）4月1日愚人節，SARS肆虐，我戴著口罩以嗡嗡聲告訴張校長，明大催我速回甚急，我可能無法依約做滿兩年。他突然說：「明尼蘇達這麼冷，別回去了！」因為這句話，我留下來了，而且一留十六年。雙子城的文化人情生態樣樣都好，然而西伯利亞的冷風從加拿大平原長驅直入，比同緯度的哈爾濱還冷，一年有半年嚴冬，遙遙看不到盡頭，而在北國我的文化情懷也得不到慰藉。這是為什麼張校長的話發生威力。當我們決定留在香港，子女萬般不捨，但只能尊重我們的意願。其實我的淵源一直在中大，卻偶然地來到城大，更宿命地在城大退休，人生的道路冥冥中自有安排。2008年新校長郭位上任，對我尤其支持有加。我原本2012年到退休年齡，郭校長一再禮遇，特例延聘三次共六年，直到2018年正式告別。
（1）媒體與傳播系
我到城大是傳播學講座教授，兼英文與傳播系主任。英文（文學）與傳播拼湊在一起，在英國有先例。在香港這是歷史的特殊邏輯，城市理工學院尚未升格為城市大學以前，許多系都是這樣「拉郎配」的怪異組合。我的朋友祝建華和何舟已先我而至，所以我毫不以為意。真正到了城大，才發現「英文系」不是文學系，而是教外國人英語，系內近親繁殖的傳統甚深。我既來之則安之，中大那時還要我回去，我也沒有動心。前兩年相安無事，我替同事頂住上面的壓力，他們對我不錯。但一旦香港政府突然決定抽資，把英語教學的資助項目從城大轉給香港教育學院，而傳播這邊卻發展得風風火火（為此獲得校方的嘉許），矛盾就全面爆發了。兩邊的想法、利益和素質簡直南轅北轍，校方高層心知肚明，卻投鼠忌器，一味和稀泥。我們經過三年的艱苦奮鬥，終於在2008年獲准成立媒體與傳播系。

我們在喘定之餘，必須重起爐灶，捲起袖子做事。我對行政已意興闌珊，但新任的郭位校長態度誠懇而堅定，執意要我出任系主任，我想想也有義務挺身而出，開創一個新的局面。一個新系急著要做的事很多，片刻不能等，例如設置課程、教學設備、招聘師資；有些規範需要碰到實際情況時一一建立，例如教師分工、研究獎勵、招生策略、學生外訪；而學術文化更需要時間醞釀才能成熟，但一開始就必須端正風氣。

在輕重緩急的考慮中，要永遠保持一個長遠的願景，我們自始就是以國際前沿的標準自期的。在招聘師資方面，我的原則是不預設領域，只要做得出色的就要，我相信好的學者碰到好的學者就會擦出火花。除了在美英港各地登招聘廣告，我透過溝通網路請各地師友推介傑出的人材。我邀請美西潛在的候選人到伯克利，請美東潛在的候選人到芝加哥，和他們面對面溝通，然後鼓勵他們正式申請。決定聘任以後，我以高於大學起點兩級的標準敘薪。報到以後，第一學期不用上課，要他們去企業界實習，學點本事回來教學生。我也隨時留意其他學校的才俊，主動延攬並說服他們加盟。我相信有了好的人，再配以好的環境，同事會裝上自動馬達運行不已。認真做學術研究是我們的底色，不出幾年，我們在港府的學術研究評估便獨占鰲頭了。這當然是大家的努力，我不敢邀功，但我願意相信我用「赤子之心」打下的基礎是不錯的。

學術界不像商界或政界，能爭的權奪的利不多，但凡是有人就有事，故稱「人事」。「學術政治」不可怕，怕的是「只問立場，沒有是非」。有人說學堂和教堂內部紅起眼惡鬥，除了凶狠，人人更振振有詞，但那絕對是殘害生命、兩敗俱傷的悲劇。學術行政只能靠「軟實力」，無法硬壓，我希望同事之間可以有親疏，不要有派系，共同營造一個優良的學術生態。其實，文人相輕，教授的自尊心特別強，同事之間利害關係又不斷改變，彼此未必做得上朋友，但至少要有專業態度，對事不對人，能坐下來討論問題。在這個基礎上再結交朋友，那是真朋友。我在任內儘量開誠布公，不斷努力向大學爭取資源；我為同事送出去的升等、實任和續聘案幾乎都順利通過；我號召同事全面參與系裡各種會議和活動；若有什麼機會，我往往讓渡給他們。當然，「豈能盡合君意，但求無愧我心」，我做不到人人滿意，但若偶有小摩擦也能化解，基本上杜絕派系，互相尊重，這是其他系同事羨煞的文化。

課程設置方面，我們充分發揮「後發優勢」，一開始就抓住先機，注重新媒體的發展，而且得到校方的支持，投資大量先進設備。這對學生的就業很有好處。如今媒體與傳播系座落於「邵逸夫媒體創意中心」，這座後現代建築的設計師丹尼爾•里布斯金（Daniel Libeskind），也是負責紐約世貿大樓被911恐怖襲擊重建計畫的主腦，CNN選出全世界十大校園建築，我們名列第七名。在拓展對外關係方面，我們牽頭與復旦大學、臺灣大學、中國傳媒大學組成華人四校聯盟，又與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韓國延世大學組成亞洲三角聯盟，輪流召開年會，讓研究生發表論文，並借機開拓眼界，熟悉別人在做什麼。

有學生好奇地問我，行政工作似乎並未太干擾我的研究，每年照常有論文發表，原因何在？我想想，大概歸納出四個原因，一是專注，我明知做行政會吃掉很多時間，所以更加保護時間，善用時間，心無旁騖。二是我的心境很容易「換檔」，不會因為要處理行政事務或死等開下一個會而浪費光陰；開會前要是有點空隙，我會修改一篇文章的幾個段落，或從書架上取下薩依德的書溫習若干章節；開會後很快轉換心境，回到原來的節奏。第三，施拉姆夫人有一段憶述，我初讀時就很感動，以後常會回想當初的感動。她說，有一次他們回去俄亥俄州老家，探望施拉姆的母親，但見婆婆繫上圍裙滿臉通紅忙裡忙外，收拾屋外繩子上給太陽晒乾的衣服，廚房的爐灶起了好幾個火頭，每個鍋子都在冒煙。為什麼同時可以做好幾件事？婆婆說：「開了幾個火頭，我就得一一照顧它們」。這正是施拉姆一生的寫照。我不敢自比施拉姆，但的確有意模仿他，我只要先起了頭，就必須及時完成這些研究。第四，我不是「完美主義者」，不太患得患失，凡事盡其在我，上天給我的能力就這麼多，只要付出努力，就算做得不夠好我也認了。

國際傳播學會（ICA）在西雅圖開2014年年會，頒發年度「費雪導師獎」（B. Audrey Fisher Mentorship Award）給我，據說是美國以外第一人。2019年又獲選為國際傳播學會「會士」 (ICA Fellow)，以及獲頒中國新聞史學會的「卓越學術獎」。為此，常有人問我是如何指導學生的。其實，我和學生亦師亦友，互相切磋。我為李紅濤和黃順銘的《記憶的紋理》（2017）作序時說：「回顧教學研究四十載，我從未企圖把博士生塑造成為自己的翻版。他們有不同的個性、才情和機遇，我做的是觸媒劑，盡量讓他們發揮出最好的潛能」。我的觸媒角色大致包括四個方面。第一，我幫助他們找到學術興趣。有了興趣就會有熱情，有了熱情就會像裝上馬達的機器，自行運動不已。第二，我幫助他們提高學術境界。發現興趣是「知己」的功夫，而提高境界是「知彼」的功夫。學生應該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取法乎上，又不好高騖遠。第三，我幫助他們提出好的問題。問好的問題，就成功了一半。我常開玩笑說，好的博士論文題目應該要像一隻八爪的章魚，每個觸角伸出去，都能接觸到其他的新問題，然後從理論上關照它們，達到觸類旁通的地步。第四，敦促他們養成好的工作方式和習慣。如今看到我在明大、中大以及城大的學生陸續卓然有成，青出於藍，不但感到欣慰，而且彷彿覺得他們替我延續學術生命。

我提醒學生，論文是學術生涯的里程碑，不要等閒視之。選的題目最好畢業五年以後那把火仍在「腹中燃燒」，所以必先嚴肅叩問自己關懷什麼。我尊重他們的選題，有時候也給他們出題目，他們可以不接受。我在城大一直開一門「社會科學工作坊」，實際動手做，訓練學生在理論與證據的抽象階梯上下自如，每一立論便旁敲側擊試圖駁倒它，直到邏輯無懈可擊、證據充分有效為止。有一陣子，我召集我的博士生舉行定期圓桌分享會，他們最怕的問題是：「能不能用兩句話表達整篇論文的題旨？」經過這樣反覆練習，抽象思考的能力自然提高。他們交給我的英文論文初稿，我總會挑一兩章仔細改，被形容為「祖國江山一片紅」；然後，我要他們照著我的路子，不但一章一章改，而且一遍一遍改，他們不免叫苦連天。我說，別抱怨，將來你們會感謝我。現在有資格「憶苦思甜」的，包括李紅濤（浙大）、黃順銘（川大）、宋韻雅（香港浸會大學）、劉璟（香港大學專上學院）、陳楚潔（中山大學）和曾苑（英國利茲大學）等人。

我相信潛移默化的力量，建議學生選幾本與自己性之所近的經典著作（不一定在傳播領域）反覆研讀，認真揣摩作者提問題和答問題的方法與境界。這些著作每讀必有所得，得暇隨時翻閱，直如智者在眼前對話一樣親切，最富啟發和勵志的功效。其次，在相關的研究領域內，有幾個特別心儀的作者和一批重要的著作，值得仔細讀，讀到相當熟悉的地步，以便學習其中的問題意識、語言表述、邏輯思考和證據鋪陳，直到他們看世界的方法逐漸內化為自己看世界的方法。進一步說，現代學術轉益多師，在加減損益之間要慢慢培養自己的看法，甚至塑造個人的風格——學術是需要講風格的，要不然就是一個平庸的匠人。立志無妨大些，然而實踐起來務求篤實自信，一步一腳印，下工夫，不要浮誇，更不要急於成名。畢業以後，把大的關懷好好規劃一下，一篇一篇文章從容地做，裡面有內在聯繫，初時外人未必知道，但等到它們匯流在一起，就顯現一脈相承的力量了。好的學者應該「吾道一以貫之」，不是東抓一點西抓一點。我說，要有定力，不怕寂寞，等到哪天這裡在說你，那裡也在說你，你已經成名還不知道。但做學術最要緊的是有趣，成名與否是次要的，也不在個人控制的範圍內，我就不羡慕某些前輩學人的「盛名之累」。

媒體與傳播系創立十年，我們在QS排名攀升到全球第27，當然值得欣喜。我覺得排名遊戲如選美競賽，這種事最好以平常心對待，既不可以不看重，也不可以太看重。要看重，因為亞洲的校方、學生和家長都看重，城大正因為排名不斷扶搖直上（十多年由全球198升到47），外面捐款源源而來。但不要太看重，因為排名的指標粗糙甚至粗暴，因噎廢食，窄化和扭曲整個學術評價體系。教研評估是必要的，問題是怎麼評；排名現在是一盤龐大的生意，全世界的大學跟著它的魔棒團團轉，根本是「新自由主義」統治學術場域的表徵。

（2）傳播研究中心：聯繫東西，走進歷史
我在2005年創立傳播研究中心，並負責主持十年。香港是中西會合的樞紐，我認為傳播研究一方面必須深入華人社會的特殊文化肌理，一方面要能在普遍理論上和西方對話。面對媒體融合和全球化的挑戰，尤其應該站穩立場，做出獨特的貢獻。

剛到城大時，我選了一束20世紀90年代在明大時發表的英文論文，改寫成中文，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名為《超越西方霸權：傳媒與文化中國的現代性》（2004），內容分成社會理論、歷史經驗和世界脈絡三部分。其中有許多華人社會傳媒與社會變遷的個案研究，最後寫成開首之篇：〈視點與溝通——中國傳媒研究與西方主流學術的對話〉，延續我一向的關懷。可惜香港市場太小，此書中國大陸流傳不廣，有人告訴我（我也親見）他們從「淘寶網」買到的竟是複印的贗品。

圖21　傳播研究中心集體合著《都市中國的傳播、公共輿論與全球化》（2013）。

我們的研究受到國際同僚的注意，以致2011年承美英同時出版的期刊《新聞學研究》（Journalism Studies）主編垂青，邀請我寫一篇文章，概述城大的傳播研究中心。我以〈來自亞洲的聲音，並超越之〉為題，介紹傳播研究中心所做的新聞史、中國傳媒生態與政經互動、中國記者的角色與意識、媒介話語與公共影響，以及跨文化的媒介話語比較分析。這些研究在這裡無法細說，只能舉三個例子說明。一，我會同何舟、黃煜在京滬廣深四地，帶著研究生，深度訪問媒介機構高中下層一百多人，以瞭解中國面對全球化格局，媒介生態的外部和內部條件有何變化。二，我和宋韻雅、李紅濤、李立峰分別合作，做了一系列研究，分析美國精英報紙在各歷史階段、以及對當前事件如何報導中國。三，我策劃並主持北京、上海、西安和成都四個城市的問卷調查，正值我主持系務，聘請不少新人，所以建議提供數據，邀請姚正宇、沈菲、林芬和張讚國各寫一章，由李立峰總其成，在英國出版《都市中國的傳播、公共輿論與全球化》（2013），算是一份系裡的集體獻禮。（我從中大投奔城大，李立峰從城大回歸中大，學術界的流動很正常，但我深以李立峰的離開為憾。）

城大給我很大揮灑的空間，使我有機會涉足新聞史的領域。我對新聞史有興趣，但做新聞史研究必須坐上十年冷板凳，我沒有下過這種功夫。我也沒有受過正規的史學訓練，但畢竟讀過好的歷史分析。我從余英時先生的各種著作中得益最多，特別佩服他的選題都擊中關鍵性的要害，論旨層層推進，證據旁徵博引，結合中西古今，每每在其他學者不注意處出新意，其文字之優美而娓娓道來則猶其餘事耳。取法這個標準，我自然對坊間一般以中文書寫的新聞史相當有保留。

圖22　我自認是余英時先生的私淑弟子，但他不知道。

我以傳播研究中心搭個平臺，兩次邀請二十多位治民國史的著名學者來分析報刊；他們研究民國史，必定繞不過報刊的材料，讓他們來談報刊不啻是另闢蹊徑。我以前在明大，請政治、社會、歷史和法律學者來分析中國傳媒，這次也借助民國史家，為中國新聞史的研究注入新觀念，新理論，新方法。由於辦會的需要，我自己動筆試寫新聞史的文章，用社會學概念勾勒並燭照歷史材料，而又不能喧賓奪主，把歷史材料變成抽象概念的附屬。在出書寫導讀時，我都做過獨立研究，以延伸並聯繫各章的主題。此外我也和新聞史行家張詠合作，向她學習，研究過好幾個題目。承若干新聞史學者不見外，居然引我為同道，這是我在學術道路上意外的收穫。

圖23　《文人論政：知識份子與報刊》（2008）。

圖24　《報人報國：中國新聞史的另一種讀法》（2013）。

第一本書是《文人論政：知識份子與報刊》（2008）。文人論政是近現代中國報刊的主旨，為的是啟蒙、救亡圖存、現代化和革命，本書聚焦於知識分子（尤其是「胡適派」）的理念之分與合，報刊與社會文化的互動，民國時期報刊鼓吹的憲政、自由和平等觀念，以及報人與當局的關係。第二本書《報人報國：中國新聞史的另一種讀法》（2013），是《文人論政》的姐妹篇，一方面推進文人論政的主題，另一方面涉及更廣闊的題目，例如報刊成長與公共輿論的形成，公共輿論與清議、宣傳的異同，新聞職業意識的興起，報刊對於自由和個人主義的闡釋，報人以「真相」為名成為新聞檢查員，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的矛盾，知識人和報人在政權變化的抉擇等等。不論單篇的由小見大，或合起來鋪陳成面，都是另一種新聞史的讀法。（退休以後，我冀望能夠披閱原始檔案，追溯臺灣幾十年來前仆後繼爭取新聞自由的歷史，並進一步探討解除戒嚴、開放報禁以後，為何媒介的立場撕裂至此，而且內容瑣碎化甚至「嬰兒化」到不忍卒睹的境地。這個課題等於「反芻」我此生的經歷。）

圖25　召開國際會議，為「國際傳播的國際化」努力。

圖26　《「國際傳播」的國際化》（2015）。

在學術生涯中，我一直對國際傳播最感興趣，從《媒介帝國主義再商榷》（1980），到《全球媒介奇觀》（2002），到《超越西方霸權》（2004），關懷始終如一。傳播研究向以美國傳播稱霸，國際傳播相對邊緣化。這是「美國中心」的世界觀作祟，不是國際傳播沒有價值。學界假定「國際」是美國理論在海外的延長，也是美國理論的試驗場，而不看重他國、跨國、跨文化和跨邊界的主體性。為消弭西方理論的霸道與偏見，必須從知識論和方法論的源頭下功夫。我邀請了十四位來自各國的著名學者召開會議，由卡茨發表主題演講，這是西方學者（美、英、荷蘭、義大利、瑞典）與第三世界學者（印度、阿根廷、以色列、匈牙利、華裔）的「南北對話」，最後由我母校密西根大學出版社出版，題目是《「國際傳播」的國際化》（2015）。我多年來的思索也寫成〈在地經驗，全球視野——國際傳播的文化性〉一章。從1980年到2015年的漫長學術旅程中，我一貫保持這個宏大的關懷，並以它引導個別問題的專題研究。我很喜歡這本書，正由李紅濤、黃順銘、宋韻雅、陳楚潔和袁夢倩諸友生迻譯為中文，將由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印行。

圖27　學術生涯有幸與許多前輩學者結緣。卡茨曾為拙著（1980）賜序。此幅合影於1998年耶路撒冷，左起為蘇鑰機、陳韜文、卡茨、作者和潘忠黨。

圖28　卡茨偕同夫人（以色列希伯來大學音樂系教授），應邀到香港城市大學發表主題演講（2010年12月）。

（3）多聞雅集：中國大陸青年傳播學者到訪項目
城大歷史短，必須迎頭趕上，多交朋友。我到城大兩年後，即以傳播研究中心的名義，在2004-2005年成立「中國大陸新聞傳播青年學者到訪計畫」，促進與大陸高校新聞傳播院系學術交流。我們著眼於青年學者，因為他們可塑性大而機會少。每年分兩期，各駐校一個月。第一年準備匆促，專邀我剛剛走訪的幾所大學，第一期是武漢大學和浙江大學，第二期是南京大學和華中科技大學組成。後來逐漸擴展版圖，先「南征」，再「北伐」，第一步是容納華南的廈門、深圳、暨南和中山大學，再向華中和華北有序發展，到我退休時（2018）時已經有217位，幾乎遍布大江南北的重要高校。

他們來自不同高校，年齡相若，完全沒有利害關係，更無所芥蒂，他們互稱「多友」，不必勾心鬥角。尤其是他們共同進出、活動、遊玩、覓美食、學習一個月，好像回到大學時代那樣單純，所以很容易變成好朋友。其情之篤切，我形容為「不計利害，只有交心」。很多同期「多友」會自行在各地聚會，友誼長存。他們駐校時，和城大同事密切交流，打成一片，走了以後經常聯絡，甚至合作。最有趣的是週末參加我們的「行山」——說起這個「行山隊」，必須回溯到SARS肆虐（2003）那陣子，人人自危，出門戴著口罩，大學怕細菌傳染關閉兩週，大家悶得發慌，於是響應張校長的號召，到郊外的嘉道理山頂農場踏青。在這以後十多年，腦中有導航器的鄭培凱教授當領隊，帶一批教授好友行遍香港的山嶺，享受山水之樂，並趁便找家好餐館把失去的卡路里補回來。每週張隆溪、張宏生兩位文學教授輪流選一首古詩，先用普通話朗誦，再用巴蜀、粵語和各地方言朗誦；記得我們「多友」中有吳儂軟語的，有豪情萬丈的山東腔，有學北朝鮮播音員朗誦的，也有把唐詩翻成蒙古語的，大家笑成一團，其樂融融。

圖29　多聞雅集書籤，沈國麟刻章，黃順銘設計。

為什麼互稱「多友」呢？因為2006年在我赴美前夕，朱麗麗、陳先紅和黃順銘等人說，來城大一個月以後，不能說走就走了，應該有個機制讓大家保持長期的友誼，發展學術活動。於是，我從《論語》取「友直，友諒，友多聞」之意，成立「多聞雅集」，象徵由「博學多聞」的「新聞人」組成的「無形學府」（invisible college）。當年八月「多聞雅集」首次聚首於深圳和大梅沙。2008年南大多友推動首屆「中華青年傳播學者論壇」，接著遊覽皖南徽商建築，上黃山，不僅談學論藝，並無拘無束盡情嬉戲，喚回青春。其後，每年仲夏由不同院校舉辦論壇，足跡所至包括昆明到大理、鼓浪嶼與客家土樓、臺北、香港、從河西走廊到敦煌、川西藏寨、內蒙草原、珠三角下川島、北京熱河以及西安秦嶺。「多友會」打破上下各期的隔閡和陌生，平日「多友微信群」互通聲息的名字頓成真實；現在「多二代」也紛紛參加，與同齡人年度「約會」，這種共同成長的經歷將是一段佳話。

無心插柳柳成蔭，十五年下來，「多聞雅集」熔友誼和學術為一爐，成為一面重要的旗幟。許多「多友」已經是中年學界翹楚。全國各地召開學術會議，走到哪裡都會看到許多「多友」的身影，彼此見面如家人，選擇聚坐在一起。這是一個形式鬆懈、向心力強的學術網路。於淵淵「多友」在讀完本文初稿以後說：「我從『多聞雅集』看到克萊恩的影子。」這是善解人意的觀察。然而以我系之小，中國之大，遺珠之憾實在太多。現在每年申請者多達150人，而我們的經費只能邀請12人到16人，還要考慮學校、性別平衡、專長和地區分布等因素，最後只能用「緣分」來解釋了，我始終對向隅者感到抱憾。

2014年11月南京大學多友鄭欣帶我們去揚州玩，我感嘆李白詩「煙花三月下揚州」會是何等光景，他立刻說明年三月在南京和揚州開個「多聞論壇」。說到做到，轉年清明節左右，第一屆「多聞論壇」誕生，選定主題，以三十人為限，有充裕的時間交流討論。這個「多聞論壇」規模小，有別於暑假大規模的「中華青年傳播學者論壇」。第一屆和第二屆的「多聞論壇」都是南大多友精心籌備的，2018年第三屆在浙大，西湖湖畔煙雨濛濛，遊人如織，可說「煙雨三月會杭州」，2019年第四屆在南京師範大學，（按：目前已決定2020年在雲南大學，2021年在安徽大學召開），以後煙花三月我都將有所期盼。

圖30　《遇見CC：致我們的燃燈者》（2018）。

佛家說人生萬物都是因緣的聚合生滅，兩百多人結成「多友緣」是我極大的福分。特別是在我大病期間，隨時感受到各地「多友」的溫暖問候和衷心祝福。為了我的退休，他們居然瞞著我，又捐款，又寫文章，編輯一本限量而精美的《遇見CC：致我們的燃燈者》，內收117篇文章，有的文章還配上各地方言的語音版，他們更推三位代表來香港參加系裡為我辦的告別會，使我既吃驚又感動。

正當為《遇見CC》感動不已之際，香港的溫情又吹拂另一個驚喜。將近四十年前在香港中文大學教過的學生25人，在尖沙咀的帝苑酒家設宴歡送我們。席間，蘇鑰機和陳韜文兩位教授展開「突擊」，推出另一本「祕製」的紀念冊——《結緣相知感恩情》，他們串聯我在中大、明大、城大各階段的學生以及數位多友寫文章，記述具體生動的點滴往事，全無空話，真摯感人。接著大家輪流回憶和我相知的片段，嘉琪更出其不意透露我的三個私密，「短短數分鐘將CC由笑容滿面變得熱淚盈眶，再以一個擁抱作結，令他再展笑顏」（陳鐘坤在臉書的形容）。我何德何能，我又何幸？我把這兩本紀念冊放在臺北和芝加哥家中的心臟位置，以無限感恩迎接人生的新階段。

七、 小結
我這一輩子，大約在臺灣、美國和香港各三分之一；而在學術生涯當中，又是美國和香港大約各占一半，一直遊弋於太平洋兩岸之間。這種遊牧生活辛苦了家人，我卻享受別人少有的學術機緣，能夠以親身體驗直接關懷、觀察、參與兩種文化的互動。

清華大學的老校歌有幾句說：「東西文化，薈萃一堂。……新舊合冶，殊途同歸。……立德立言，無問西東。」這是宏偉的終極目標，但如何「殊途」而「同歸」卻是幾代人所面臨的共同挑戰，而「薈萃」和「合冶」也不純是理論問題，最終還得靠幾代學術社群在實踐中慢慢總結經驗，共同摸索出一些有效可行的道路。

我幸運有機會扮演「溝通」的角色，宛如飛舞在花叢之間採蜜的蜜蜂，大概也塑造我成為「半桶水」，自慚蜻蜓點水，學殖太淺：
　　•溝通傳播研究與人文學科、社會科學
　　•溝通華人社會的傳播研究與西方學術
　　•溝通學術界與新聞圈的藩籬
　　•溝通新聞史研究與社會學的互相滲透
　　•溝通傳播研究的歷史脈絡與全球視野

四十年間，我又有幸在明大創立時報社會與研究中心、國際中華傳播學會，在城大創立媒體與傳播系、傳播研究中心，以及「多聞雅集」。

五十年來，我有很好的老師、朋友和學生。我有我最愛、也最愛我的家人。我也算自知努力，自從1978年獲得博士學位以來，可以說年年都有學術論文發表，沒有間斷。但自愧像學術工蟻一樣辛勞，此生建樹不多，等下輩子繼續努力。我在本書的〈自序〉說：

陶淵明在臨命之前，猶且引用《左傳》的話慨歎「人生實難」。像我這樣無足輕重的小人物，在退休前夕更體會到「學問實難」的道理，縱使窮盡畢生之力，欲獲得點滴寸進，也未必有太大的把握。回顧這一段既漫長卻又短暫的歲月，不禁欣喜愧怍交集；欣喜的是一輩子能做自己愛做的事，愧怍的是學海無涯，而生命與才情有限……想到莊子說的「如鼴鼠飲河，不過滿腹」，不禁唏噓、悚然而汗顏。
在浩瀚的學海面前，怎能不謙卑？就以這段話結束我的報告。
[1] 根據2018年4月6日在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演講的錄音改寫而成，學生志願者謄寫為文字初稿，初稿寫成以後承數位友人（劉鵬、於淵淵、陳楚潔）提供修訂意見，一併致謝。本文首刊於《新聞記者》（上海），2018年7期，總425期，頁18-41。繁體字版交《傳播理論與實踐》（臺北）刊登，2019年1月，9卷1期，頁131-163。




来源：新闻与传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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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郑程程